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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能否兩立:二十年代《小說月報》對于整理國故的態度轉變
新舊能否兩立:二十年代《小說月報》對于整理國故的態度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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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反傳統”著稱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向“孔家店”發起激烈攻擊后不久,又轉向對傳統持相對肯定態度的整理國故,當時在新派內部就未形成充分的共識(注:關于新派對整理國故缺乏共識,參見羅志田《古今與中外的時空互動:新文化運動時期關于整理國故的思想論爭》,《近代史研究》2000年6期。本文是接續該文的系列論文,對相關既存研究的簡述,參見該文第一部分,此不贅。)。從1923年起,新派內部就整理國故問題展開了一場整合觀念的論爭(詳另文),有意思的是本來與整理國故相對疏遠的文學界新人物也對此發生了較強的興趣,參與到這一論爭之中。尤其是文學研究會所掌握的《小說月報》專門刊發了一組旨在為整理國故正名的文章,但到1929年,該刊又發表一組完全站在對立一面主張推翻國學的文章。本文即嘗試論述文學研究會這兩次對整理國故截然相反的主張,因這些面相過去較少受到研究者的關注,故偏重于敘述;復因時人用語有其時代風格和個人特性,凡轉成第三者敘述可能走樣(因而有可能造成無意識的“曲解”)時,皆盡可能讓當事人自己說話,故引用時人言論相對較詳。
  一 引言:雜志的興起
  五四后的中國,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現象是雜志的興起。熊十力觀察到,“今日優秀之才,多從事于雜志;以東鱗西爪之學說鼓舞青年,對于精深之學術,不能澄思渺慮,為有系統之研究。默觀今日各校學生,每日除照例上課外,人人讀雜志,人人做雜志(此舉大數言,不能說無例外)。長此不改,將永遠有絕學之憂”(注:熊子真致蔡元培,1920年春,《新潮》2卷4號(1920年5月),上海書店1986年影印本,828頁。)。這也是前有淵源的,鄧實在1903年論述《政藝通報》發行之趣意時提出,以學術思想養成國人之政治思想是“今日之急務”,其途徑則“養之于新聞雜志”(注:鄧實:《論政治思想(《政藝通報》發行之趣意)》,《光緒癸卯政藝叢書·政學文編卷一》,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94頁。)。既然“雜志”的功用和目的都落實在“政治思想”之上,則不論其怎樣借助于“學術思想”,終與學術本身有相當的距離。王國維便指出:“庚辛以還,各種雜志接踵而起。其執筆者,非喜事之學生則亡命之逋臣也。此等之雜志,本不知學問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雖時有學術上之議論,不但[?]剽竊滅裂而已。”(注: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靜庵文集》(《王國維遺書》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94頁。按最后的“不但”二字與上文不洽,或當為“不過”,或“不”字衍而當僅留“但”字。)
  且當時辦雜志和讀雜志者漸有形成一個社群的趨勢,不甚注意雜志之外的讀物。抗父(樊少泉?)注意到,20世紀前20年的“中國義理之學,與書畫諸技術,即群眾普通舊學之程度,在今日誠為衰頹。然昔人所謂考證之學,則于最近二十年中,為從古未有之進步。特專門之事、少數個人之業,世人鮮有知之者,而閱雜志之少壯諸君則知之尤鮮。”抗父所謂的中國舊學的進步,主要體現在古器物古書籍的發現及與此相關的以羅振玉、王國維“為中心”的新式研究,同時也包括“由固有之學派發生”的孫詒讓的《周禮正義》、柯劭mín@①的《新元史》、王先謙的《漢書補注》以及楊守敬的《水經注疏》等前此二十年中未見的“大著述”。他的結論是“今日專門舊學之進步,實與群眾普通舊學之退步為正比例”(注:抗父:《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東方雜志》19卷3號(1922年2月10日),33、38頁。)。
  則當時一方面是人人讀雜志,另一方面是中國舊學與“社會”的疏離,那些“由固有之學派發生”的專門著述尤其不為“閱雜志之少壯諸君”所注意,整個社會似乎呈現一種分解疏離的狀態。這里“專門”與“普通”的對應關系最可見時代的變遷,抗父所舉的多數新舊學者,在政教密切關聯的傳統社會,應該都是可以獲得廣泛承認的人物;但在四民社會解體之后(注:關于四民社會的解體及其影響,參見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的相關內容。),其著述便成為“專門舊學”,逐漸疏離于“群眾”,因而也難得社會的“公認”。
  身處國學范圍之外的張彭春(時任清華學堂教務主任)那時便發現,“中國所謂‘學’的都偏于史,所謂‘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現在公認的學問家如同梁、胡,也是對于古書專作整理的工夫”(注:張彭春:《日程草案》(即日記),1923年8月12日。原件藏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我所用的是臺北中研院近史所的微縮膠卷。)。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梁啟超和胡適取代抗父所提到的諸位成為當時“公認的學問家”,本身就是時代變遷的表征;他們的主要讀者聽眾恐怕即是“閱雜志之少壯諸君”,且有可能正是這些人的擁戴造成了梁、胡的被“公認”,而其被“公認”也提示著“學術”及學術的社會評估正由個人長期積累的著述方式轉向相對頻繁快捷的“雜志”文字的發表(注:梁啟超與胡適1921年春的通信可為此一轉變的注腳,梁去信說:“學問之道,愈研究則愈感不足;必欲為躊躇滿志之著作乃以問世,必終其身不能成一書而已。有所見則貢諸社會,自能引起討論;不論所見當否,而于世于己皆有益。故吾亦盼公之《(墨辯)新詁》,作速寫定;不必以名山之業太自矜慎,致同好者觖望也。”胡答復說:我的稿本“先生勸我早日整理出版,這話極是。我常說,我們著書作事,但求‘空前’,不妄想‘絕后’。但近年頗中清代學者的毒,每得一題,不敢輕易下筆。將來當力改之,要以不十分對不住讀者的期望為標準。”《胡適文存二集》卷1,亞東圖書館,1924年,252、253頁。胡適提到的清代學者與時人的區別正體現了治學取向的時代轉變。)。
  同時,被“公認”的梁、胡等既然“對于古書專作整理的工夫”,許多人自然會追隨摹仿。在這樣的情勢下,中國的“專門舊學”雖然疏離于“群眾”,由當時“做雜志”的胡適等人提倡的“整理國故”卻又能不脛而走,很快風靡全國。胡適在1923年說,“這四五年來,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詢問‘治國學有何門徑’的信”(注:胡適:《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胡適文存二集》卷1,165頁。)。此語如果屬實,很能表明當時青年中欲治國學者甚眾。學者研治的對象基本未變,而其社會反應適成對比,充分體現了“話語權勢”的轉移。而整理國故的迅速流行,部分也因為只有國故才是中國新舊學者相對得心應手的治學對象,其間國學的科學化(這樣便不再是“舊學”甚至不那么“中國”)更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注:參見羅志田《走向國學與史學的“賽先生”》,《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
  梁啟超雖是胡適的先輩,但在整理國故方面卻不能不追隨那時更受“閱雜志之少壯諸君”擁戴的胡適,他于1923年初在東南大學說,“近來國人對于知識方面,很是注意。整理國故的名詞,我們也聽得純熟。誠然整理國故我們是認為急務,不過若是謂除整理國故外遂別無學問,那卻不然”。與胡適不同的是,梁啟超明確指出“我們中國文化比世界各國并無遜色。那一般沉醉西方,說中國一無所有的人,自屬淺薄可笑”。梁并贊揚東南大學的同學“從不對于國學輕下批評,這是很好的現象。自然,我也聞聽有許多人諷刺南京學生守舊,但是只要舊的是好,守舊又何足詬病?”(注:梁啟超:《治國學的兩條大路》,《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114、119頁。)
  不過梁啟超和胡適對國故或中國文化的根本態度畢竟不同,而梁氏演講的東南大學恰于1922年辦出了一份以“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宗旨的雜志《學衡》(注:參見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臺灣大學,1984年。),這份似舊還新的雜志的出現以及1925年章士釗創辦新的《甲寅周刊》,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整理國故活動的走向,甚至可能是導致其衰落的重要因素。兩份雜志的主事者都具備不比一般新文化人差的西學素養,而其對國故的態度頗接近上引梁啟超的主張,這就給新文化人以有力的挑戰:眼看其倡導的整理國故事業如日中天,自難放棄,但繼續推動整理國故則有與這兩份雜志“同流合污”的嫌疑。
  新派內部對整理國故本缺乏充分的共識,面臨這樣的挑戰更導致其不同觀念的重新碰撞與競爭。本來與整理國故相對疏遠的文學界新人物也參與到新派內部整合觀念的論爭之中;尤其是文學研究會所掌握的《小說月報》專門刊發了一組論證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關系的文章,旨在為整理國故正名。如果放棄傳統的“文苑”與“儒林”之分,而依照前引熊十力和抗父的分類,這些文學界人其實也都屬于“做雜志”或“閱雜志”的人這一大類;不僅他們,從新派人物所欲與之區別的《學衡》和《甲寅》到后來也參與論爭的《創造》社同人以及在當時各報副刊上立說諸人,大致都可列入與“雜志”相關的新興群體;思想上對立或歧異的新舊群體在社會分野上卻大體接近,這是一個溢出本文范圍卻非常值得探討的現象,此不贅(注:陳以愛先已注意到報刊雜志與整理國故得到普及的關系,參見其“‘整理國故’運動的普及化”,“五四運動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政治大學,1999年。)。下文先討論文學研究會為整理國故正名的努力。
  二 正名的努力: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
  在經學已走向邊緣的民國初年,整理國故實際上更多偏重于史學,然其對文學界也產生了較大影響。1921年《小說月報》改由文學研究會的沈雁冰編輯,新設“研究”欄,專以“介紹西洋文學變遷之過程”和“整理中國文學變遷之過程”為要歸;同時該刊發表的《文學研究會章程》也宣布“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鄭振鐸在其《文藝叢談》中復明確提出,“現在中國的文學家有兩重的重大的責任:一是整理中國的文學;二是介紹世界的文學”(注:《改革宣言》、鄭振鐸:《文藝叢談(一)》、《文學研究會章程》,《小說月報》12卷1號(1921年1月),2、4頁,附錄欄1頁。)。三者皆以整理中國文學為新文學的主要目標之一,大致反映了整理國故風潮鼓蕩下文學研究會同人當時的愿望。
  但后來《小說月報》實際仍以介紹外國文學為主,整理中國文學卻基本未見實行。讀者陳德徵于1922年5月來信,重提整理中國文學的要求。陳以為,“中國夾以偉大的國民性,在幾千年歷史當中,可說充塞了文學的天才或天才底作品,徹底質既厚而量又富,難道不值得研究?就使中國民族是被損害的民族,也應有彼特有的長處,難道不值得研究?”總之,“中國文學,有彼自己底位置,我們除非有意蔑視,終當引為急宜研究的一件事”。但他也特別“鄭重聲明”說:“我并不是希望專研究外國文學者轉向以復古”,尤其不贊成“和《學衡》派一樣”復辟式的復古。“我以為應拿現在的眼光思想去窺測批評中國文學,我以為應拿現在的運動和文字去反證和表述中國文學”(注:陳德徵來信,1922年5月6日,《小說月報》13卷6號(1922年6月),通信欄1-2頁。)。
  沈雁冰復信表示原則贊成,指出“研究中國文學當然是極重要的一件事,我們亦極想做,可是這件事不能逼出來的。我的偏見,以為現在這種時局,是出產悲壯慷慨或是頹喪失望的創作的適宜時候,有熱血的并且受生活壓迫的人,誰又耐煩坐下來翻舊書呵。我是一個迷信‘文學者,社會之反影’的人,我愛聽現代人的呼痛聲、訴冤聲,不大愛聽古代人的假笑佯啼、無病呻吟、煙視媚行的不自然動作。不幸中國舊文學里充滿了這些聲音。我的自私心很強,一想到皺著眉頭去到那充滿行尸走肉的舊籍里覓求‘人’的聲音,便覺得是太苦了。”值得注意的是沈雁冰說他“去年底曾也有一時想讀讀舊書,現在竟全然不想了”(注:沈雁冰復陳德徵,《小說月報》13卷6號,通信欄2-3頁。)。可知當他籌備改革《小說月報》時還受到整理國故風氣的影響,確曾試圖回頭整理中國舊書。但他何以短短幾個月就改變初衷呢?一個重要原因恐怕正是陳德徵自己也想劃清界限的《學衡》派提出了類似主張。
  另一讀者也來信指出文學研究會的章程上有“整理中國固有文學一項,迄未見有何表現”,沈雁冰答復說:“文學研究會章程上之‘整理中國固有文學’,自然是同志日夜在念的;一年來尚無意見發表的緣故,別人我不知道,就我自己說,確是未曾下過怎樣的研究工夫,不敢亂說,免得把非‘粹’的反認為‘粹’。今年提倡國粹的聲浪從南京發出,頗震動了死寂的空氣;我拜讀了好幾篇,覺得他們的整理國故有些和孫詒讓等前輩同一鼻孔出氣——是表彰國故,說西洋現今的政法和思想都是我國固有的。這其間,難免牽強附會,往往有在‘中籍’里斷章取義以比附西說等等毛病。就算都不牽強附會,究竟‘述祖德’的大文章和世界文化之進步有什么關系,那我可真不明白了。我覺得現在該不是‘民族自夸’的時代,‘民族自夸”的思想也該不要再裝進青年人的頭腦里去罷?我對于這樣的‘整理國故’真不勝其懷疑了!”(注:萬良jùn@②來信,1922年5月24日,沈雁冰復萬良jùn@②,《小說月報》13卷7號(1922年7月),通信欄2-3頁。)很明顯,正是南京“提倡國粹的聲浪”導致了沈雁冰對整理國故的懷疑。
  不過,沈雁冰也表示,“照現在‘假古董’盛行的情勢而論,我反極盼望懂得真古董的朋友們出來登個‘謹防假冒’的廣告呢”!這一點他在為其所編的《小說月報》寫的《最后一頁》中再次提出:“現在‘保存國粹’之聲又很熱鬧,但其中恐怕難免有許多被誤認的‘粹’;我們覺得若以‘非粹’的東西誤認為‘粹’,其罪更甚于‘不保存’。這一點我們要請大家注意,特于七號起加辟‘故書新評’一欄,發表同人的管見,并俟佳篇;兼以為小規模的‘整理國故’的工夫。”(注:沈雁冰復陳德徵,《小說月報》13卷6號,通信欄3頁;沈雁冰:《最后一頁》,《小說月報》13卷6號。)這是一種試圖暗中修改“整理國故”運動方向的努力,即側重于指明國故中“非粹”的成分。后來這一專欄實際只刊出兩期,均俞平伯評《紅樓夢》的文字;到次年《小說月報》改由鄭振鐸編輯,則以“讀書雜志”欄目刊登“樸社”(詳后)之人的更小規模的整理國故小文,但基本不以甄別“非粹”為導向了。
  到1922年10月,鄭振鐸在《文學旬刊》上發表《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文章的題目明顯可見“整理國故”的影響。他提出,“我們要明白中國文學的真價,要把中國人的傳說的舊文學觀改正過,非大大的先下一番整理的功夫,把金玉從沙石中分析出來不可”。不過鄭氏的基本精神仍是站在“現代”立場上破舊立新,他認為“研究中國文學,非赤手空拳從平地上做起不可。以前的一切評論、一切文學上的舊觀念都應一律打破。無論研究一種作品,或是研究一時代的文學,都應另打基礎。就是有許多很好的議論,我們對他極表同情的,也是要費一番洗刷的功夫,把它從沙石堆中取出,而加之以新的證明、新的基礎。”(注:鄭振鐸:《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文學旬刊》51期(1922年10月1日),1-2頁。)
  1922年底,《小說月報》的讀者潤生來信,再次強調“整理我國文學尤為今日切要急需之圖”,其理由有二:一是中國“立國數千年,書籍簡冊,汗牛充棟;思想學說,繁雜混亂。其中自有精華,未能一筆抹殺;惜乎沙金混淆,且遭前儒迂謬的注解,使真像湮沒。致學者無從,教者無力,以訛傳訛,反使先進的中國沒有明晰的文學思想,這是很可悲的!挽救這種流弊,必需趕緊將我國雜亂的文學,用科學的方法、實驗的態度、現在的思想、平等的眼光,整理研究一番,各給他個真價值,以后研究的學者得許多利益。”二是世界文學思潮變遷不已,“我國隨時只管盲從的吸收,自家的精神在什么地方?病癥是什么?也認不清楚”。人云亦云,只知追隨,“是大不好的。應當先整理洞悉了自家的產業,再取他人之長,補己之短;再發揮光大,與世界思潮互相補助、互相競爭,做到圓滿的地步。總之要想吸收歐洲文學,治愈我國的病癥,非先整理我國文學不可。因為這兩個理由,整理國故實不容緩了。”(注:潤生來信,1922年12月21日,《小說月報》14卷2號(1923年2月),通信欄1頁。)
  該刊的新編輯鄭振鐸答復說:“尊見極贊成!我們在前年的時候,就已有刊行《中國文學研究號》的計劃,因為此事比較的不容易辦,所以就此延擱下去,現在正積極進行,大約在今年明年之間,此特刊必可出版”(注:鄭振鐸復潤生,《小說月報》14卷2號,通信欄1頁。)。實際這一特刊到1927年始以第17卷號外方式出版,但《小說月報》在1923年1月號先刊發了一組“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的專題討論,鄭氏的按語說,“這個討論的發端,是由幾個朋友引起的。他們對于現在提倡國故的舉動,很抱杞憂,他們以為這是加于新文學的一種反動。在這種談話里,我們便常常發生辯論。究竟整理國故對于新文學運動有什么影響呢?到底是反動不是呢?抱這種同樣懷疑,想必不少。所以我們便在此地把我們的辯論寫在紙上公開了。所可惜的,就是那幾位持反對論調的——便是主張整理國故是對于新文學的一種反動的——人,都未曾把他們的意見寫下來。所以此地所發表的大概都是偏于主張國故的整理對于新文學運動很有利益一方面的論調。我們很希望讀者們能夠把他們的意見也告訴給我們知道。尤其歡迎的是反對的意見。”(注:《小說月報》14卷1號(1923年1月),1頁。)
  這里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懷疑或反對整理國故的人是在新文學運動陣營內部,他們認為整理國故對新文學運動的影響是負面的,是一種“反動”;而鄭振鐸等顯然認為有必要予以澄清,應正面支持整理國故的努力。從雙方的關懷中可以見到1919年那次關于國故論爭的持續性,即整理國故是否是“正當”的學術活動這一問題仍未解決,所以這一次討論也可視為新派為整理國故“正名”的持續努力。而且,正因為有《學衡》派類似主張的出現,新派中這些支持整理國故的人更加感覺到為自己的活動正名的必要。
  討論的發言人大致為參與文學研究會活動的商務印書館人士,本來整理國故的具體活動更偏向史學,這些人卻多數以文學為主要興趣,他們忽然對整理國故有了這樣的興趣,主動出面為之正名,很可能受到北大國學門主力顧頡剛的影響;顧氏那時因家事請長假暫居南方為商務印書館編教材,頗參與文學研究會的活動,并與其中一些人組成“樸社”,后者的名稱提示著其學術旨趣遠超出文學的范圍而更接近時人所說的國學(后來實際更多落實在史學)(注:參見顧潮《顧頡剛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71-89頁。按文學研究會在整體上與整理國故的象征胡適等人的文學觀有相當的差異,此次的公開支持整理國故尤可見樸社的作用。)。錢玄同1923年2月致顧頡剛的一封信中說,從胡適處得知“先生們將藉商務來發表些‘整理國故’的成績,這是我想希望先生們干的事。”(注:錢玄同致顧頡剛,1923年2月9日,《小說月報》14卷5號(1923年5月),通信欄,按此信后收入《古史辨》1冊時刪去了這一段。)可知文學研究會諸君的確是有意識地參與整理國故的活動。
  實際上,顧頡剛也是討論者中惟一具體參與了胡適倡導的整理國故活動的人,所以他的言論或較多反映了以北大為中心的整理國故運動的“內部”觀念,而其余人則更多屬于“外部”的支持者。顧氏以為,前人與今人對于國故有一個“實行”和“研究”的區別。“從前人對于國故,只有一個態度,就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棄之’。他們認定了一個自己愿入的家派,就去說那一個家派的話。一個家派中最早的人的說話,就是一個家派的學問基礎”。所以這些人治學和整理國故都有門戶之見,“還是宗教的態度”。但“我們是立在家派之外,用平等的眼光去整理各家派或向來不入家派的思想學術。我們也有一個態度,就是‘看出它們原有的地位,還給它們原有的價值’。我們沒有‘善’與‘不善’的分別,也沒有‘從’與‘棄’的需要。我們現在應該走的路,自有現時代指示我們,無須向國故中討教誨。所以整理國故之故,完全是為了要滿足歷史上的興趣,或是研究學問的人要把它當作一種職業。”(注:本段與下兩段,顧頡剛:《我們對于國故應取的態度》,《小說月報》14卷1號,3-4頁(欄頁,下同)。)
  這一見解大致是胡適幾年前給毛子水信中提出的觀念的發揮和完善,但顧氏提出的區別在那時仍是少數人持有的觀念,一般“沒有學問興味的中國人”卻不明白這一區別,“他們以為新與舊的人截然兩派,所用的材料也截然兩種:研究了國故就不應再有新文學運動的氣息;做新文學運動的也不應再去整理國故。所以加入新文學運動的人多了,大家就嘆息痛恨于‘國粹淪喪’了。他們不知道新文學與國故并不是冤仇對壘的兩處軍隊,乃是一種學問上的兩個階段。生在現在的人,要說現在的話,所以要有新文學運動。生在現在的人,要知道過去的生活狀況,與現在各種境界的由來,所以要有整理國故的要求。”
  與1919年《新潮》同人特別是毛子水對國故的認知相比,這樣一種對待國故的態度明顯要溫和得多。顧頡剛進一步解釋說:“國故的范圍很大,內容也很雜,所以要整理到科學的境域,使得我們明白了解古人的生活狀況,對于他們盡心力造成的成績有確當的領導與處置。國故里的文學一部分整理了出來,可以使得研究文學的人明了從前人的文學價值的程度更增進,知道現在人所以應該做新文學的緣故更清楚;此外沒有別的效用。”這里顧似乎是在針對害怕“國粹淪喪”者立言,而他的老朋友王伯祥據同理則更多針對懷疑整理國故的新派。
  王伯祥觀察到同樣的現象:“現在研究文學的人,往往把‘整理國故’和‘新文學運動’看作兩件絕不相涉的事情,并且甚至于看作不能并立的仇敵。其實這是絕大的冤屈!因為他們倆在實際上還是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真價,盡有相互取證、相互助益的地方。”他認為兩者“在學術研究上的地位,實在同樣的重要”。前者是“歷史的觀念”,后者是“現代的精神”,今日都“不可偏廢”。蓋“無論什么事物,必有他歷史上的過程,我們在歷史上尋究他的來源,觀察他的流變,當然也是分所應為的事,決不致一做這些工夫,生活便會倒向退步,仍舊回到從前的老路”。所以,“歷史觀念非但不會損害現代精神,而且可以明了現代精神所由來,確定他在今日的價值”(注:王伯祥:《國故的地位》,《小說月報》14卷1號,5-6頁。)。
  王伯祥本來就主張“新舊調和”,而“歷史觀念”在這里也支持了文學的區域性和民族性(注:參見羅志田《古今與中外的時空互動:新文化運動時期關于整理國故的思想論爭》。)。故他認為,“介紹外國文學作家的生平,固然是切要而且有益的事業”,但“中國的文學作家為什么就不應介紹呢”?“各國自有各國的精神,也可說各國自有各國的國故。譬如研究法國俄國文學的人,要想察出一個現在的法國俄國來,便不能不略究法國俄國的國故。那么要在中國民族頭上建設一種新的文學,怎么可以仇視自己的國故呢!”中國文學“假使還有一線可傳的價值,那就不能不先求真相的了解。但中國歷來的文學精神,都散附在所謂‘國故’之中,我們若要切實地了解他,便不容不下一番整理的工夫。”那些“宣傳新文學的人一見到人家談到‘國故’,便痛斥‘關門自絕于世’,便指笑以為‘獻媚舊社會,沒有奮斗的精神’,”這其實也是在治學上自設樊籬的表現(注:王伯祥:《國故的地位》,《小說月報》14卷1號,5-6頁。)。很明顯,王伯祥和幾年前《國故》派的張煊一樣,正是要為中國的“國”與“故”爭地位。
  另一位討論參與者余祥森提出,“舊文學底實質,和新文學底實際是一樣的;因為他們同是文學,同是普遍的真理表現;所以凡是真正的文學作品,都有永久的價值。不過他們的范圍廣狹不同罷了;舊文學的范圍是局于小部分的人民小部分的土地;新文學的范圍是及于全人類、全世界。所以舊文學中思想有不適用于現時代;這并非舊文學自身錯誤,實因為范圍太少[小?]的緣故。這種的關系不單國故是這樣,就是外國舊文學也是這樣的。所以新文學的基礎,[不]當單建在外國舊文學上面,也不當單建在國故上面,須當建在外國舊文學和國故的混合物上面。這種的新文學,才算是真正的新文學。”因此,“整理國故就是新文學運動當中一種任務,他的地位正和介紹外國文學相等”(注:余祥森:《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小說月報》14卷1號,7-9頁。)。
  本來文學研究會的宗旨即是在介紹世界文學和整理中國文學的基礎上創造“新文學”,當時人普遍認為新文學應該是“世界的”而非一國的,但這里要介紹的是“世界”的而非“外國”或“西洋”的文學,再次體現了許多人心目中“世界”與“西洋”的共同性;復由于新文化人那強烈的面向未來的傾向,“西”本是“新”的代名詞,很多人似乎不知道或以為不必考慮西方也有“故”;結果,在常規“世界”范圍里“外國舊文學”與中國“國故”的相似性被忽視了。外國也有“舊文學”與當時思想界流行的“西方也有臭蟲”的思路其實是類似的,都是“西方分裂”的表征;幾年前《國故》雜志已論及此,這一次《小說月報》的討論者感到有必要就此再次提醒讀者,提示著過去“舊派”的主張現在已變成新派中一部分人的觀念(注:參見羅志田《古今與中外的時空互動:新文化運動時期關于整理國故的思想論爭》;《西方的分裂:國際風云與五四前后中國思想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3期。)。
  余祥森以為,任務可以有分工,但“立在新文學運動旗幟之下的人們,無論他選擇何種任務,大家須要互相敬重、互相補助,方才能夠收運動的效果”。正如王伯祥所說,研究學問“只有一個公開的態度。我認為相類的,固應采取;即我認為反對的,也應一究他們的真相”。這樣才“可以尋出為什么必須采取,為什么應當反對的道理來,一切問題才有了解決。決不應摻雜絲毫宗教的精神,只顧壁壘森嚴地自己說話,絕不容納他人的意見。”余氏注意到,當時“許多的青年們感于吾國千年以來思想之桎梏、進步之遲鈍,由是對于國故的信任心變為薄弱,甚且有的因懷疑而至斷定他沒有文學的價值”,其原因就在于他們“只有籠統的感情作用而沒有精確的理性觀察”(注:余祥森:《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王伯祥:《國故的地位》,7-9、5頁。)。“籠統”本是新文化人攻擊中國傳統的口頭禪,以“宗教精神”說“家派”的話也是當時受到攻擊的中國舊相,而“理性”則是時人所謂“現代”的重要成分(今日亦然);如此看來,那些反傳統的“青年們”的思想方式不僅不夠“現代”,根本就仍是“傳統”的,這真是絕妙的諷刺。
  不過,“青年們”對傳統(國故)的不信任也非無因,鄭振鐸即發現“近來日報及雜志”上“許多討論國故的文字”有三項“通病”,一是“沒有新的見解”,二是“太空疏而無切實的研究態度”,三是“喜引歐美的言論以相附會”。他提倡以“切實的研究”來補救,即“以誠摯求真的態度去發見沒有人開發過的文學的舊園地”,并“采用已公認的文學原理與關于文學批評的有力言論,來研究中國文學的源流與發展”(注:本段與下段,鄭振鐸:《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小說月報》14卷1號,1-3頁。)。所謂“已公認的文學原理”,當然是外來的,鄭氏反對的主要是對歐美言論的“附會”而主張實際的“采用”。
  鄭振鐸明確提出,“我主張在新文學運動的熱潮里,應有整理國故的一種舉動”。而其“整理國故的新精神”,即“‘無征不信’,以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前人未開發的文學園地”。他認為新文學運動不僅要創作翻譯,而且“更要指出舊的文學的真面目與弊病之所在,把他們所崇信的傳統的信條,都一個個的打翻了”。他強調:“我們懷疑,我們超出一切傳統的觀念——漢宋儒乃至孔子及其同時人——但我們的言論,必須立在極穩固的根據地上”;同時也要“重新估定或發現中國文學的價值,把金石從瓦礫堆中搜找出來,把傳統的灰塵從光潤的鏡子上拂拭下去”,而將“正統派文人所不齒的”文學作品發掘出來。鄭氏對中國文學的態度雖然是破壞與開發并存,但原來儒家“正統派”所珍視的“傳統”是明確不被認可的。他的主張大致與胡適的觀念相近,不過他所攻擊的對象也包括把“賈寶玉的說話也都當做白話詩看”這種“舊的文藝觀念”,又體現了他與胡適在具體文學見解上的歧異。
  此次討論雖因對整理國故的懷疑所發,刊物的編者顯然充分利用了其對言論表述的“控制”力量,并未發表任何反對的言論;鄭振鐸雖然在按語中說歡迎讀者的意見,尤其是反對的意見,實際上此后該刊基本未曾發表任何反對或贊成的意見(注:直到1929年《小說月報》再次討論“國學問題”,那時鄭本人的態度有了根本的轉變,轉而大力反對“國學”,詳后。)。這提示著此次討論根本就是要為將整理國故擴大到文學領域而“正名”,未能發表進一步支持的言論可能意味著新派中對整理國故持明確贊同態度的人恐怕不多,或其表述并未能超出此次討論的內容。實際上,這次發表的言論中有些并不特別支持整理國故,說明一開始這一正名的努力就未必特別成功。部分或因為文學研究會在整體上與整理國故的象征胡適等人的文學觀有相當的差異,所以支持而稍帶勉強便成了部分討論者的特征。
  三 疑惑的產生:整理國故與復古運動
  嚴既澄就發表了一篇抽象支持整理國故而實際反對胡適等人的具體整理方式的批評文字,直接針對胡適關于白話詩的觀點。他知道“我這些意見,自許多人的眼光看來,是很陳腐無卿的”;但他表示,“我覺得振鐸既然在《小說月報》上辟出這一欄討論來,我著實有說幾句話的必要,以表示我對于振鐸此舉的同情和欣悅”。可知他有不得不說話的勉強感,顯然是支持鄭振鐸個人勝于支持整理國故。由于胡適和整理國故的明顯關聯,支持整理國故而不支持胡適所從事的“整理”是比較困難的。嚴氏以界定“整理”為開端,提出“所謂整理,就是從浩如煙海、漫無端緒的載籍中,理出一條道路來,使誦習的和學作的人得一條便利的可以遵循的正路”。但他此后的論述則力圖表明胡適以白話來理解和詮釋“韻文及詩歌”,并以“現在的標準”來“評判古人所作的東西”,實在就是一條“歧路”(注:嚴既澄:《韻文及詩歌之整理》,《小說月報》14卷1號,9-12頁。)。
  沈雁冰的言論其實并未正面支持整理國故,但也沒有反對,只針對新文學引起的“反動”說了一些模棱兩可的話,最多可以算做很勉強的支持。他認為中國社會上一般人往往用物極必反的循環論來觀察事理,比如新文學運動本是“一件對于學術思想史上極有關系的革新運動,卻被他們看作喜新厭舊的心理的表現”,視為文言文太盛的反動;其實“四五年前突興的新文學運動,顯然含有深湛的社會的意義,說他僅僅是舊有的文藝思想的反動,尚嫌失之膚淺”。同理,他們先就預料新文學運動不久也會有舊的反動,而“最近一二年來的整理國故聲浪,就被他們硬認作自己的先見的實證了”(注:本段與下段,玄珠(沈雁冰):《心理上的障礙》,《小說月報》14卷1號,12-13頁。)。
  循環論的“最大的作用,就是使得一般人不以嚴肅態度去對待任何重大的事情。凡一種新運動初發生,不怕頑強的反抗論,卻怕這種既不反抗又不研究而惟以游戲態度相對待的阿諛曲解者。反抗必爭辯,爭辯的結果就會有真理出來,而第三者——尤其是青年——便能從中抉擇出是非來。所以反對論是間接有益于新運動的”。而阿諛曲解“對于創造新文學與整理國故的本身,原無十分損害,但對于第三者——尤其是青年——卻有絕大的惡影響”。所以他“希望努力創造新文學和整理國故的人們除低頭用功外,還要多用些消毒工夫,先打破一般人心理上的障礙——誤謬的循環論”。
  沈雁冰的曖昧態度除了前引他自己在1922-1923年間觀念的轉變外,更多可能與當時重新受到重視的文言與白話之爭相關。他在1923年4月注意到,“自從三月以來,《民國日報》的《覺悟》登載了十幾篇關于‘文言白話之爭’的文章。這是春季國內文壇上一件極可喜的事,這也是宣傳‘白話’的一個好機會”。把文言白話之爭的復興看做可喜的事情與他當時對新文學的整體樂觀看法相關,因為“一年多前,國內文學定期刊物還只有《小說月報》一種,那時的《小說月報》孤獨地在那里攻擊中國舊有的‘文以載道’思想,提倡創作……那時候,文藝界真不勝寂寞之感”。但“半年來國內文壇最可喜的現象是自動的文藝刊物之增多。據我們所知,新文學的定期刊物凡有十七八種,其中有十五種是自動的刊物……半年的短時期內竟增加了十幾種的文藝定期刊物,實在是新文學日益發展的證據”(注:茅盾:《雜感》(1923年4、7月),《茅盾全集》1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351、371-373頁。)。
  在這樣的樂觀心態下,他在1923年底還針對“近來對于整理國故的一種異議”發表了反對意見。沈雁冰指出,“近年來整理國故運動的方法對不對,成績好不好,原是極該批評討論的;即使是過分嚴格的批評,也是社會所樂聞。但是現在有的批評整理國故,卻不肯據理討論,而徒憑主觀,說整理國故的人們,不是老秀才乘勢出風頭,便是不通西文的人以此為藏拙之道、自炫之方;那種武斷的態度、謾罵的口吻,幾使讀者疑是歇斯底里的患者。”(注:茅盾:《雜感》(1923年12月),《茅盾全集》18卷,405頁。)
  但他對形勢的觀察很快逆轉,不久即感到“這一年來,中國處于反動政治的劫制之下,社會上各方面都現出反動的色彩來。在文學界中,這種反動運動醞釀已久,前年下半年已露朕兆,不過直到今年方始收了相當的效果,有了相當的聲勢。和其他反動運動一樣,文學上的反動運動的主要口號是‘復古’。不論他們是反對白話、主張文言的,或是主張到故紙堆尋求文學的意義的,他們的根本觀念是復古。他們自然不肯明明白白說自己是復古的,他們一定否認自己是反動的”,所以要予以揭發。特別是第二種反動,“要到中國古書——尤其是‘經’里面去找求文學的意義。他們的標語仍舊是‘六經以外無文’。他們以為‘經’是文之極則,子史已不足觀……這一等反動家,頭腦陳腐,思想固陋,實在不值一駁;他們本不敢如此猖獗的,卻因一則主張文言的一支反動派呶呶不休,引起了他們攘臂加入的熱心,二則近年來‘整理國故’的聲浪大盛,‘古書原來也有用處’,引得這班糊涂蟲因風起波,居然高唱復古了。”這“兩種反動運動,現在已經到了最高潮”,故“我們應該立起一道聯合戰線,反抗這方來的反動惡潮”(注:茅盾:《文學界的反動運動》(1924年5月),《茅盾全集》18卷,436-438頁。)。
  兩種“反動運動”的互相支援似乎印證了陳獨秀關于所有舊事物皆是相互關聯的“一家眷屬”的名論,沈氏觀察到,“在白話文尚未在廣遍的社會里取得深切的信仰,建立不拔的根基時,忽然多數做白話文的朋友跟了幾個專家的腳跟,埋頭在故紙堆中,作他們的所謂‘整理國故’,結果是上比專家則不足,國故并未能因多數人趨時的‘整理’而得了頭緒,社會上卻引起了‘亂翻古書’的流行病”,導致了復古運動。換言之,正是整理國故使他原感樂觀的文言白話之爭發生了攻守勢易的轉變,雖然他“知道‘整理舊的’也是新文學運動題內應有之事,但是當白話文尚未在全社會內成為一類信仰的時候,我們必須十分頑固,發誓不看古書;我們要狂妄的說,古書對于我們無用”(注:本段與下兩段,茅盾:《進一步退兩步》(1924年),《茅盾全集》18卷,444-445頁。)。
  這樣,當新舊之間實際存在著“話語權勢”的爭奪時,新派的旗幟鮮明是非常必要的。針對有的白話作家“自己先懷疑白話文是否能獨力担負發表意見抒寫情緒的重任,甚至于懷疑白話文要‘做通’,是否先要文言文有根基”這樣的觀念,沈雁冰強調:“當白話還沒有奪取文言的‘政權’,還沒有在社會中樹立深厚的根柢的時候,我們應該目不旁瞬地專做白話運動”。我們“必須相信白話是萬能的,無論表現什么思想什么情緒,白話決不至于技窮,決不要文言來幫助”。他其實“知道新文學運動不是單純的白話運動”,但為了避免引起“復古運動”,此時卻不能退步。
  不過,當時新派眼中所謂“目前的頗占優勢的反動運動”恐怕有相當程度的虛擬意味,沈氏在1924年看到一年來“反動派卻令小學生讀文言做文言了”,這與胡適看到的北洋政府教育部下令在中小學使用國語的政令(1920年命令小學三年內全用白話教材,1923年中學國文課本也都采用國語)適相矛盾(注:按沈雁冰的眼光有時確實獨特,一般都同意五四后幾年中國思想傾向有從個人轉向團體的趨勢,胡適便明確以1923年為轉折點(參見羅志田《胡適與社會主義的合離》,《學人》4輯),但沈氏卻看到“新文學運動的短促的四五年內,好像已有了由社會的傾向轉入個人的傾向這一形勢”。而且他還是根據“把四年前的小說和現在的小說”比較后得出的結論:“四年前的小說,十篇里總有九篇是攻擊社會中某種舊制度,現在的小說,十篇里總有九篇是作者發自己的牢騷……近來的議論竟以為非如此便不能算是文學作品,把其余不關個人牢騷的作品一概視為功利主義,在深惡痛恨之列。”(參見茅盾《雜感》,1923年5月,《茅盾全集》18卷,362頁)除視角不同外,這樣迥然不同的觀察也充分說明當時社會現象的錯綜復雜。)。對新文學不甚滿意的曹慕管就正式指控胡適利用政府的力量推廣白話文,他說,清季已有人提倡白話文,但當時士大夫不過偶為之“以便通俗普及云爾。自適之新文學之一名詞出,天下乃大響應。近更聯絡巨子,改革學制,憑藉部令,益肆推廣”;新文學所以能“不脛而走天下”,正靠胡適以“政治手腕助之長也”(注:曹慕管:《論胡適與新文學》,《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24年3月25日。)。
  與幾年前林紓與蔡元培論爭時相類,新舊兩造都認為(或實際看到)對方利用了超出文學或學術的勢力,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現象(注:參見羅志田《林紓的認同危機與民初的新舊之爭》,《歷史研究》1995年5期。)。或許胡適此時大力提倡整理國故正與他看到的樂觀現象有關,則沈雁冰等看到的“反動派”或更多是“民間”力量的反映(沈氏在1924年春已云“一年來”,應與主張讀經的章士釗當年入閣長司法部無關,而章氏長教育部更在次年五卅以后)?何以一些民間的言論比政府的命令更使新派學人憂慮?是近代越來越強的“憂患意識”使然?還是“道統”的余威仍在?胡適在北伐后也轉向自己主張的對立面,強調治學的材料與方法同樣重要,希望青年不要走整理國故的“死路”(詳后),這又是因為民間“反動派”的影響被看得越來越嚴重,還是新當政的國民政府在文言白話方面態度比北洋政府更守舊?這些問題已溢出本文的范圍,但顯然還值得仔細思索求證。
  而當時的情形也確有令新派不樂觀之處,傾向于《學衡》一邊的張彭春在1925年就認為“文言白話的爭一時不能分勝負。兩個最大分別:一個是寫出給人看,一個是說出給人聽。寫出人看的,說出人未必懂。只要人看了可以懂就夠了。所以字句盡管往古潔處鍛煉……說出人聽的,自然要人一聽就懂。近來寫白話的,有時所寫的,人聽了不能懂,那末,白話的活氣脈他沒尋得著,同時文言的簡煉他已經丟開,這類白話文是現在最常見的。《學衡》、《甲寅》不滿意的白話十之八九都是這樣的。所謂白話的活氣脈是白話文能不能常久的主要關鍵。”(注:張彭春:《日程草案》,1925年7月23日。)
  按張氏的思想資源正從《學衡》和《甲寅》而來,說明這兩個刊物對新派的挑戰或比過去認知的更加有力。但他關于“文言”的認識其實并不傳統,很可能即是新文化人“創造”出來的。因為真正的文言恰要上口,所以決不僅僅是“寫出給人看”;當時的白話文反更多是在“寫出給人看”的方向上努力,在“說出給人聽”方面其實相當欠缺——最注重民歌的顧頡剛在抗戰前夕帶領一批讀書人寫通俗的大鼓詞,就發現與“民眾的口語不一致”,只好請一個原業鼓書的藝人來校正(注:《顧頡剛自傳》(1),《中外雜志》(臺北)47卷1期(1990年1月),21頁。)。不過張所謂缺乏“白話的活氣脈”的確是當時白話文的重要弊病,因為許多白話作者根本就在追求國語的“歐化”;對多數識字者而言,歐化的“白話文”可能比文言更難懂(注:這與新文化人的“啟蒙”心態有關,他們并不特別去順應民眾的語言,而是想要改變民眾的思想。五四后的兩三年,許多人表示看不懂新小說,所以曾出現語體文是否應該歐化的討論。沈雁冰承認許多人覺得“新式白話文”的小說“干燥無味”,但他明確指出:“民眾文學的意思,并不以民眾能懂為惟一條件;如果說民眾能懂的就是民眾藝術,那么謳歌帝王將相殘民功德、鼓吹金錢神圣的小說,民眾何嘗看不懂呢?所以我覺得現在一般人看不懂‘新文學’,不全然是不懂‘新式白話文’,實在是不懂‘新思想’。”沈雁冰:《答梁繩yī@③》,《小說月報》13卷1號(1922年1月),通信欄2-3頁。)。這樣的白話后來竟然戰勝了文言,真是典型的“功夫在詩外”,而其戰勝的原因,自然也當往其他方面去尋找。
  不知是因為整理國故的流風太盛還是社會轉型時期許多既存的界限漸失制約效力,“文苑”之人關注“儒林”之事似乎成為當時的共相(注:傅斯年的一句話則大致代表了“儒林”一方的看法,他明言“國故的研究是學術上的事,不是文學上的事”(《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附識》,《新潮》1卷5號,1919年5月1日,744頁)。他所說的“文學”雖未必即與幾年后《小說月報》這些人所說的“文學”概念完全相同,但大體是接近的。)。同樣以文學為主要興趣,但又以攻擊文學研究會著稱,并特別強調其與北大為中心的新文化派全無淵源關系的創造社同人也對整理國故發生了較大的興趣,《創造周報》在1923-1924年間連續刊出好幾篇評論整理國故的文章。與《小說月報》的討論一樣,這些文章的觀念和主張并不一致,有的對整理國故基本持否定態度,但主要是有保留地容忍。
  創造社同人都注意到整理國故的風行,郭沫若觀察到,“整理國故的流風,近來也幾乎成為了一個時代的共同色彩了。國內人士上而名人教授,下而中小學生,大都以整理相號召,甚至有連字句也不能圈斷的人,也公然在堂堂皇皇地發表著作。這種現象,決不是可慶的消息,所以反對的聲浪也漸漸激起。”(注:郭沫若:《整理國故的評價》,《創造周報》36號(1924年1月13日),1頁。)鄭伯奇也說,“新思想與白話文學發生不一兩年,國學運動就隱隱地抬起頭來了。到現在,國學運動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隨聲附和的固然很多,而持強烈的反對意見的亦頗不少。我以為我們于此當持一種批評的態度。”(注:鄭伯奇:《國民文學論(下)》,《創造周報》35號(1924年1月6日),6頁。)
  成仿吾則視此為學術退步的一個新階段,他說“我們的學術界自從所謂新文化運動以來,真不知經過多少變遷了。變遷本是進步的一個條件,可惜我們所經過的變遷,不幸而是向退步一方向去的。最初,我們有所謂國語運動,這與我們這不三不四的革命一樣,總算成功了。其次,我們有所謂學術運動;許多關于社會經濟與哲學的書籍,真如雨后的春筍露了出來,不幸投機的商人雖多,好貨完全沒有……最后我們現在有所謂國學運動,這種運動怎樣奇怪,與參加這種運動的人怎樣無聊,我覺得沒有適當的語言可以表出。”(注:成仿吾:《國學運動的我見》,《創造周報》28號(1923年11月18日),1頁。)
  鄭伯奇對此有同感(創造社同人的一個共同點即是對以文學革命享譽全國的北京新文化人不滿),他說,“我們自有文學革新運動以來,已有四五年了。其初,也頗有些新鮮氣象,到了四五年以后的近日,早已暮氣深沉,日趨衰運”。但他認為“文學界的衰運,不一定全是從學文學的人們所招致的。第一呢,提唱新文學的,對于文學的使命,不大了解,其提唱的態度,頗有些不很好的。再呢,新文學的興衰,實在與新思想是相關連的,而現在思想界是銷沉極了。但是我們不能始終受新文學提唱者的支配,我們也不能使新文學作思想界的應聲蟲。我們應該認定新文學的使命,自己決定新文學應走的方向。劈頭第一最切要的,我們不得不提唱國民文學。”(注:鄭伯奇:《國民文學論(上)》,《創造周報》33號(1923年12月23日),1-2頁。)這里最明顯的意思是后輩不承認前輩高明,且明言要沖破“新文學提唱者的支配”。
  有意思的是,鄭伯奇要提倡的“國民文學”其實早已被當年的“新文學提唱者”所提出。陳獨秀在1917年的《文學革命論》中已提及與“貴族文學”相對立的“國民文學”,不過那時他所說的“國民”注重的是“民”或民國之民(以區別于帝國之民);而鄭伯奇此時所說的“國民文學”顯然更注重“國”,這里的“國民”已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或時人常說的“國民性”方面的含義了。名詞未變,意思卻已大變,與五四學生運動后群體傾向的國家意識上升的世風是相適應的。
  盡管鄭伯奇的國民文學更注重“國”,他還是傳承了新文化運動時的“世界民”意識,故特別要說明“國民文學絕對不是利用藝術來鼓吹什么國家主義或新國家主義的。主義的信從是各人絕對的自由……國民文學與國家主義毫無必然的關系,而提唱國民文學,更不一定要贊成國家主義”。不過他認知中兩者的不相關聯是基于藝術與政治的區別,雙方在觀念上的相近卻是不容否認的,所以他也必須申明國民文學不致與世界文學沖突:“我們是世界市民,我們是Cosmopolitans,這是我們的理想;我們是中國人,是漢人,這是現實”。既然“是個中國人,他便要觀照中國人的生活,感觸中國人的性情,關心中國人的運命,這才是真正的藝術家、文學家”(注:鄭伯奇:《國民文學論(上)》,3、5頁。)。
  由于“我們是中國人”這一不可逃避的“現實”,國民文學與國學運動便有了不可分的關聯:“國民覺醒了以后,必對于它自己先下一番研究工夫。或由歷史回顧既往,或用理智解剖現在;其目的都是一樣的……我愿——我并且假定——這國學運動也和國民文學同樣是中國國民自覺后的一種反省、研究,或自己解剖的運動。”因此“國民文學不是國學運動的分體,但是它有待于后者的地方……一國民也如一個人一般是個生命的持續體,生命之流是前波注入后波的。我們先民的傳說、神話,都是先人所遺精神上很豐富很寶貴的遺產,是國民文學家許多感動的源泉;但這些傳說和神話都須待國學家的整理……埋沒在時間的暗窟中的,全待國學家把它顯放出來。歷史上的偉大人物是一國民精神的支配者。國民文學家在這已死了的人物中發現國民靈魂,而把它們再現出來。但這人物的真正評價卻有待國學家的研究。歷史上的大事件亦復如此。”同時,國學家對先人遺傳語言中優美瑰奇的語匯的整理和地方方言的搜集與研究,以及地方風俗的研究等,都是“國學家可以補益國民文學”之處(注:鄭伯奇:《國民文學論(下)》,7頁。)。
  因此,鄭氏表明,“國學家若不僅以抱殘守缺為職志,則他們與國民文學家可以合作的事業正自不少。所以,我不僅不反對國學運動,我反很希望國學運動在正當的路徑為很圓滿的發達”。正是在這一點上成仿吾與鄭伯奇尖銳對立,他激烈地指出:“國學運動!這是怎樣好聽的一個名詞!不但國粹派聽了要油然心喜,即一般的人聽了,少不了也要點頭稱是。然而他們這種運動的神髓可惜只不過是要在死灰中尋出火燼來滿足他們那‘美好的昔日’的情緒,他們是想利用盲目的愛國的心理實行他們倒行逆施的狂妄。所以假使國粹派稱新文化運動為清談,我們當稱這種國學運動為清談中之清談,遺害更加百倍的清談。”成仿吾顯然具有更加徹底的“世界主義”觀念,他根本不允許“中國”有“美好的昔日”存在,若有人去尋找便是倒行逆施。換言之,民族主義使“一般的人”支持國學運動,卻恰恰導致成氏的反對。所以他呼吁“從事這種運動的人能夠反省,我尤切愿他們不再勾誘青年學子去狂舐這數千年的枯骨”(注:成仿吾:《國學運動的我見》,1-3頁。)。
  成仿吾指出的考據學者勾誘青年學子去舐枯骨這一點的確是當時不少人的担憂,將此觀點表述得最徹底的是吳稚暉,他那將國故“丟在毛廁里三十年”的名論相當流行(注:參見羅志田《機關槍與線裝書:從“國學書目”論爭看民初科學與國學之間的緊張》,待刊。)。然而同屬創造社的郭沫若卻不甚同意這種看法,他認為“吳稚暉的態度我覺得最難使人心服,仿吾亦失之偏激”。郭氏對整理國故的評價不算高,以為其“只是既成價值的估評,并不是新生價值的創造”,所以“在一個時代的文化的進展上,所效的貢獻殊屬微末”。但他大致還能維持一種“以不齊為齊”的開放觀念,主張“人生的行路本自多殊,不必強天下人于一途。一人要研究國學必使群天下的人研究國學,一人要造機關槍必使群天下的人去造機關槍”,這既辦不到,辦到也無用。國學家自己可以盡力研究國學,但如果“向著中學生也要講演整理國故,向著留洋學生也要宣傳研究國學”,就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侵犯了他人的良心了”。同理也適用于像吳稚暉那樣厭棄國學主張制造機關槍的人(注:郭沫若:《整理國故的評價》,2-3頁。)。
  這樣一種溫和開放的觀念出自創造社同人之口,在那時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吳稚暉、成仿吾及其支持者也相當不少,并自有其持論的理由。他們的立場更堅定、態度更鮮明,且經常援引“科學”以為助。的確,當時一個較通行的觀念是整理國故即使可行,也非中國的急務,還不到提倡的時候。即使少數專家現在就要整理國故,也不應誘導青年參與此事。沈雁冰即認為,“這三五年來,多數新文學的朋友們忘記了他們的歷史的使命,竟要把后一代人的事業奪到自己手里來完成,結果弄成了事實上的‘進一步退兩步’,促成這一年來舊勢力反攻的局面。”(注:茅盾:《進一步退兩步》,445頁。)
  當初勉強支持鄭振鐸提倡整理國故的嚴既澄在“已經隱忍了許久”之后,終于在1924年4月“忍無可忍”地發言了,而且他的觀念實代表文學研究會參與為整理國故正名的努力那些人中相當一部分人的意見。嚴氏說,他們在閑話時,“(葉)圣陶、(王)伯祥、(沈)雁冰諸君都說現在的學界里似乎又鼓動了‘國故研究’的潮頭,恐怕再過不久的時候,國故的風頭也要出個十足,也要蓬蓬勃勃地像五四后的新文學一般,這真是駭人聞聽的惡消息啊!細細想來,也覺得近日真有這樣的一種趨勢”。若此趨勢“果真應了圣陶等人的話,胡適之和梁任公兩位先生當然不能辭其咎”。他自己決定站出來揮灑“老少年”吳稚暉的余唾,以“拯救那些已經失足或快要失足而沉溺于‘國故的孽海’里的有用的少年”(注:本段與下三段,嚴既澄:《國故與人生》,《文學(周報)》118期(1924年4月21日),2頁;119期(1924年4月28日),1頁。按文學研究會這些人(特別是王伯祥)的轉變如果屬實,也許和顧頡剛在1923年12月離滬返京有關。顧氏為整理國故的健將,又是王、葉的老友,他在1923年曾深入參與文學研究會刊物《文學》的編輯撰稿工作;如前所述,這些同人對整理國故的支持很可能受他影響,那時要公開表述對此的憂慮恐怕會有所“忍讓”。)。
  嚴既澄同意吳稚暉關于國故的“界說”,他強調,“必要是在現代的或將來的人生上有價值的”學問,才值得研求。故“我們的最切要的、最根本的學問,則第一要數那些足以幫助我們走上‘合理的人生’或‘豐富美備的人生’的途路上的學科。而我們目前能夠看得出的最富于這種助力的學問,也便是我們最要研求、最要推廣使普及于一切的人的學問。至于那些我們明明知道它是沒有這種助力的、或現時尚未能證明它具有這種助力的學問,便不當讓它們來霸占著我們的腦力,至少也不當讓它們受著提倡鼓舞,使它們的勢力得普及于最有希望的青年的身上。”但“所謂國故的無益于人生”這一點,當時的名儒(指胡適和梁啟超)卻未能看到。
  他表示,國故中“有許多可以占一席地于我們的文化史上的東西,那是我們也愿意承認他們不是沒有相當的價值的;但是我們所不能承認的是:一切用我們的方體字寫成的書本都是能夠在文化史上占有相當的位置的東西”。比如古今文人的專集,“即在四庫所收的一部分里,也已經有十分之七八是沒有多大價值的廢材,就拿來付之一炬,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此外,“經史子三部以內的和中國文化史沒有特殊關系的東西”,也都是可供專家研讀而不必讓一般人看的。他因此“斷定,所謂國故的載籍,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可算得是尋常的學者所應讀的書。而尋常的學者所以要去讀他們的緣故,也不過因為想明了我們自己的過去的文化而已,并不是他們對于我們今日的生活還有什么直接的價值”。
  嚴氏進而認為,“等到中國有了很詳細的、很完備的文化史以后,這些國故的載籍對于普通的學者便連他們在今日所占有的地位也要從茲失卻。過去的時代所產生的文化,也跟著時代過去了;只要有人去把他綜合起來,扼要地保存于詳略得宜的文化史上”,普通學者便可以讀了。“現代的學者所必需具備的現代的知識,已經夠費盡他的畢生的精力與時光而有余”,沒有什么充足的理由讓“現代的人拋棄了現代的必要的智識而回過頭去希求千百年前的不適用的智識”。總之,“我們的國故,是過去的時代的人生的產品,和今日的人生沒有多大的關系,實不應再捧出來占據少年人的有限的腦力和精神。”中國文化“到今日已成了古董,只可陳列在有錢人的家中,而不能拿出來給大家享用了”。嚴氏坦承,其“現時對于所謂國故的見解”是“比兩三年前的見解已經進步了許多的”。
  最后一語非常明確地表述出文學研究會那些曾經為整理國故正名的人在1923年前后態度有一個明顯的轉變,他們本來不過希望將國故中有價值的成分從沙石中“整理”出來,結果發現由于前有當世“名儒”的提倡,后有他們這些文學新秀的呼應,整理國故獲得了始料未及的廣泛影響,竟然有可能“蓬蓬勃勃地像五四后的新文學一般”形成風潮,這卻是他們不希望看見的。他們更不愿意見到的是,這樣的風潮如果形成,客觀上很可能會支持被認為是“新文學”對立面的《學衡》等派別。
  且當時整理國故的風行并不僅僅見于公開的提倡和支持這類形式的表態,由于多數中國學人耳熟能詳的治學對象只有國故,整理國故實際已成為“科學”在中國的主要落腳地(注:參見羅志田《走向國學與史學的“賽先生”》。),許多并未表態支持甚至公開反對過整理國故的學者暗中也都曾有整理國故的個人計劃,魯迅即是其中的一個。表面主張青年人不讀中國書的魯迅其實視鄭樵、顧亭林等人的學術甚高,他私下曾說“漁仲、亭林諸公,我以為今人無從企及。此時代不同,環境所致,亦無可奈何。中國學問,待從新整理者甚多。即如歷史,就該另編一部。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此種物件,都須褫其華袞,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烏煙瘴氣、莫名其妙。其他如社會史、藝術史、賭博史、娼妓史、文禍史……都未有人著手”。他自己“數年前曾擬編中國字體變遷史及文學史稿各一部,先從作長編入手”,終因許多具體困難而未能實行,“直到現在,還是空談”(注:魯迅致曹聚仁,1933年6月18日,《魯迅全集》(12),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184頁。)。
  這是魯迅1933年說的話,這里的“數年前”不應早于1923年,可知他在許多人對整理國故的態度已轉為消極后,暗中還在籌劃“從新整理”中國學問,不僅有自己的計劃,而且有較全面的思考。這樣一個魯迅與按照社會對其定位而發言的“魯迅”是相當不同的,恐怕更加實在,也充分反映了整理國故那隱而不顯的深入影響。與上述文學研究會中人一樣,魯迅希望經過“整理”的國故能使青年人更清楚地了解過去的“本相”。雖然不無“揭露陰暗面”的含義,到底也還有相當程度的建設意味。
  鄭振鐸在1923年初曾提出,“我的整理國故的新精神便是‘無征不信’,以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前人未開發的文學園地。我們懷疑,我們超出一切傳統的觀念——漢宋儒乃至孔子及其同時人——但我們的言論,必須立在極穩固的根據地上。”(注:鄭振鐸:《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3頁。)這里雖然包括開發與破壞,但原來的“正統派”所珍視的“傳統”是明確不被認可的。換言之,整理國故那“開發”的建設一面正建筑在重新詮釋“傳統”的基礎之上。但是他后來卻發現,無論怎樣界定,不論取什么態度和方法,只要主張研究“國學”便等于是支持舊派(詳后)。
  前面說過,當文學研究會這樣的新派在試圖為整理國故正名之時,曾經包容或繼承了1919年那次國故論爭中“舊派”的一些觀念,這似乎體現出新派中部分人有從破壞走向建設的趨勢。然而這一趨勢未能持久,新舊之間強烈的互相不信任使得這一剛剛萌芽的建設性很快枯萎。文學研究會諸人在短短的兩三年間對整理國故從基本支持到逐漸反對的態度轉變,很大程度上恐怕受到陳獨秀關于所有舊事物皆是“整體”的“一家眷屬”、因而新舊之間從形式到內容皆不能共存這樣一種觀念的影響(注:參見羅志田《機關槍與線裝書:從“國學書目”論爭看民初科學與國學之間的緊張》,待刊。)。鄭氏自己到1924年8月便明確反對“新的思想不妨裝在舊的形式里”的主張,認為“新酒必須裝在新皮袋里”,舊皮袋實“不合于現代的人裝進新酒之用”(注:鄭振鐸:《新與舊》,《文學(周報)》136期(1924年8月5日),1頁。)。
  結果,前引顧頡剛觀察到的從使用的材料或研究的對象來劃分派別的看法越來越得到強化,新舊既然不兩立,“新派”對任何“舊事物”都必須采取鮮明一致的態度。不僅因為“國故”本身帶有明顯的不合時宜的“舊”意味,同時也因為《學衡》、《甲寅》等正提倡類似的主張。曹聚仁稍后觀察到,“自《甲寅》周刊行世,‘思想復辟’之聲又盈乎耳。袒護之者,以為新思潮之末運已屆,為時代中心者必將屬之于搖首搖尾之冬烘先生;排擊之者,則以為時代落伍之丑類,原不足揚已死之灰,第恐青年受其蠱惑,遂欲策群力以排去攔路之虎;甚焉者,以整理國故者‘貌似陽虎’,亦以‘思想復辟’目之。”(注:曹聚仁:《春雷初動中之國故學》,許嘯天輯《國故學討論集》1集,上海書店影印群學社1927年版,83頁。)不幾年后,包括鄭振鐸在內的大部分新派都實際認同了從使用的材料或研究的對象來劃分派別的觀念,并在此基礎上站在新派這一“家派”的立場來反對研究國故。
  四 隨世風而轉變:“推翻烏煙瘴氣的國學”
  本來整理國故的主要提倡者胡適在最初論證其正當性和必要性時,基本不存“打倒舊文化”之意,但他自己在北伐時期卻轉變了態度,將整理國故與“打鬼”聯系起來(詳另文)。那時胡適的影響力雖已不如往昔,但仍然相當大,他的態度轉變立刻引起反響。最有意思的是曾經正面支持整理國故的《小說月報》也在1929年1月刊發一組激烈反對整理國故或國學的文章,完全站到自己六年前立場的對立面上。本來文學研究會與胡適在許多方面的觀念并不十分一致,但胡適兩次關于國故截然對立的觀念都得到該會主持的《小說月報》有力的支持,這或者不完全是巧合,恐怕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世風的走向,后一次很可能與北伐造成的政治權勢轉移帶來的思想傾向轉變相關。
  北伐后的中國思想界可見民族主義情緒的明顯上升,何炳松觀察到,“我國近來‘國’字的風靡一時,好象中國無論什么一種丑東西,只要加上了一個國字,就立刻一登龍門,聲價十倍的樣子”。鄭振鐸同意這樣的觀察,他也發現“所謂‘國’什么、‘國’什么,近來似乎更為風行了。自從欲將線裝書拋到廁所中去的吳老頭子不開口了之后,‘國學’便大抬起了頭;自從梁任公先生誤入協和醫院被‘洋人’草草率率的無端割去了一個腰子之后,‘國醫’的信徒便一天加多一天!自從某先生開列了他的無所不包的國學書目以后,便大眾都來開書目……于是便有英雄豪杰,乘時而起,發揚國光于海外”,如太虛和尚與陳煥章便分別在歐洲講中國佛教和大同理論。“猗歟盛哉!一切‘國’產的思想與出品萬歲!”(注:何炳松:《論所謂“國學”》、鄭振鐸為此文所寫的編者按語,《小說月報》20卷1號(1929年1月),4、1頁。)
  何炳松認為這種傾向是自大精神的表現,“現在我國凡百物事,只要加上一個國字,就好象完美異常,我們可以不再加以改良了。我們中國近百年來所以沒有進步,最大的原因本來就是自大。現在的國字,豈不就是自大精神的表現么”(注:本段與下兩段,何炳松:《論所謂“國學”》,2-4頁。)?本來中國士人自清季以來最缺乏的就是自信,沿西學為用的方向一步一步走上了中學不能為體的不歸路;何氏此時卻看到國人的自大,這與前引胡適所說“要大澈大悟地承認我們自己百不如人”的新心理所針對的現象非常接近。或許是北伐時國民革命軍能在“機關槍對打”的基礎上收回部分租界對國人起到了鼓舞作用,也可能是新當權的國民黨以弱勝強的成功具有某種啟示意味(在許多激進士人心目中國民黨戰勝的正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且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本附帶有較強的民族主義傾向,而在“西方分裂”之后一些中國人的尊西心態也有所下降,這些因素都可能增強了國人的自信,不過多數士人恐怕仍以不自信的一面為主(注:參見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48-68頁;《西方的分裂:國際風云與五四前后中國思想的演變》。)。無論如何,當時中國思想界不少人的確存在既缺乏自信而又“自大”的現象,許多反對“國學”的人其實也多少具有類似的心態,不過其“自大”的一面表現得不那么明顯而已。
  實際上,何炳松充分承認“整理”和研究中國學術的必要性,他說,“學術是世界和人類的公器。我們中國在國際地位上,常常以毫無貢獻受人家責備;我們正應該急起直追,取學術公開的態度,把自己的學術整理起來,估定他的價值,公諸世界。這是很正大光明的態度”。在他看來,近年“國人對于所謂‘國學’的研究,非常熱心,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好現象。因為我國既然有了二千多年的學術,在世界的學術上應該占有相當的地位;那么我們自己就得負起這種研究的責任,不應該專讓西洋學者來代我們做整理的工夫,更不應該自己閉了眼睛,專去跟了西洋學者來研究我們自己的學術。所以我以為我們熱心研究國學,是一種正常的而且亦是應該做的工作。”
  但是他“覺得近來國人對于國學一個名詞,或者誤會他的意思,或者利用他的名義,來做許多腐化的事情”。關鍵在于,“國學的國字,顯然表現出一種狹小的國家主義的精神。這不但違反我國先賢所主張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種大同精神,而且亦違反西洋學者所主張的‘知識無國界’那種學術公開的精神”。若“高高標起國學兩個字,一面表出我們據為私有的狹量,一面表出深閉固拒的態度”;如此下去,“不但我國學術有永遠陸沉無法整理的危險,而且由國學兩個字生出的流弊層出不窮,將來一定要使我國的文化永在混亂無望故步自封的境界里面”。本來應該研究的中國學術就因為用了“國學”這一名目,便會帶來這么嚴重的后果,在學理上似乎不足以說服人,但這大概是當時反國學者的一個重要思慮。
  那時胡適也警覺到民族主義情緒的上升,他明言其“不認中國學術與民族主義有密切的關系。若以民族主義或任何主義來研究學術,則必有夸大或忌諱的弊病。我們整理國故只是研究歷史而已,只是為學術而作工夫,所謂實事求是也;從無發揚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近時學者很少能了解此意的”。他在1929年進一步指出:“中國的民族主義的運動所以含有夸大舊文化和反抗新文化的態度,其根本原因也是因為在外力壓迫之下,總有點不甘心承認這種外力背后之文化”。因為“凡是狹義的民族主義的運動,總含有一點保守性,往往傾向到頌揚固有文化、抵抗外來文化勢力的一條路上去”。可知胡適主要担心的是外來新文化的輸入問題,他到晚年仍說,“過分頌揚中國傳統文化,可能替反動思想助威”(注:胡適致胡樸安(稿),1928年11月,《胡適來往書信集》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497頁;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人權論集》,上海新月書店,1930年,127-129頁;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3年,233頁。)。這大約就是他一生反對頌揚中國傳統文化、警惕“狹義的民族主義”的基本思慮。
  如果輸入外來文化是中國的時代需要,則過分提倡“國”字號事物反可能對中華民族的發展不利。鄭振鐸就認為,“我們如果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而去觀察這些比‘國貨運動’還要狂熱的‘國’什么運動,我們便知道這種盲目的國產思想與出品的提倡,其害危于中國民族的前途,真是‘言之不盡’”!從“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發展”角度看,“我們要的是機關槍、飛機,不是百千萬的‘國士’、‘勇士’;我們要的是千百個科學家、專門研究者,不是幾萬萬個的‘國學大家’;我們要的是能拯救國民的貧乏與愚呆的人,不是狂熱的盲目的愛國者;總之我們要的是科學,是步武西方,以建設新的中國,卻不是什么‘國學’、‘國醫’、‘國技’。我們要的是發展,卻不是僅僅的所謂‘保存’。”(注:鄭振鐸為何炳松《論所謂“國學”》寫的按語,1頁。)換言之,中國要發展,就必須“步武西方”側重開發科學那“形下”的一面,而國學則與此沖突。
  何炳松完全同意這一觀點,他認為,“我們天天希望自己和民族能夠有長足的進步,天天鼓吹西洋科學的精神和客觀態度;而我們天天提倡什么國學,天天培養自夸自大的精神;這種南轅北轍的笑話,在二十世紀科學昌明的時代,恐怕只有我們中國人才鬧得出”!正是基于“西洋科學”與“國學”的對立,本來認為研究國學正當而且應該的何氏責問道,“現在我國全國的青年差不多都變成移山的愚公了,很可寶貴的光陰都虛度在一大堆的故紙里面了,這不是國學兩個字應該負的責任么”?所以他正式提出“中國人一致起來推翻烏煙瘴氣的國學”這一口號(注:何炳松:《論所謂“國學”》,3-4頁。)。
  “烏煙瘴氣”一語在當時是有特定含義的,如鄭振鐸所說,“現代的中國還充滿著中古世紀的迷信與習慣、生活與見解,即用全力去廓清他們還來不及,那里還該去提倡他們呢?一面去提倡‘國故’‘國學’,一面要廓清舊思想、舊習慣,真是‘添薪以止沸’,‘南轅而北轍’,決無可能性的”(注:本段與以下四段,皆見鄭振鐸《且慢談所謂“國學”》,《小說月報》20卷1號,8-13頁。)。其實正宗的國學恰不欣賞“怪力亂神”,但新學家卻總是將兩者并聯起來視為一體,這個傾向從新文化運動以來就持續存在(今日猶有隱約的遺風)。盡管晚清學術已呈較前更加多元之相,而稍后傳統的崩散曾導致舊學統中原本對立的流派部分融合或至少不那么強調其差異,新舊知識精英對“怪力亂神”仍未見明顯的容納,故“國學”與“迷信”兩者間的關聯恐怕更多仍是在“中西對立”這一大的文化區分下產生的虛懸想像的存在而已(注:參見羅志田《從科學與人生觀之爭看后五四時期對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歷史研究》1999年3期。)。
  正是基于對“傳統”影響力的懸想,鄭振鐸對當時國學的興盛并不感到特別“意外”。因為有“二三千年來的根深柢固的傳統的思想,又加之以人人所有的近乎天性的愛護鄉產國物的狂熱,當然的只要有人提倡便會蓬蓬勃勃的如硫磺棍的頭上一觸上小火星似的熊熊的大放光明了”。他所關心的是,“這樣一種‘國學’的蘇生,究竟是不是一種的‘文藝復興’,是不是今日中國所最需要的一種舉動;究竟所謂‘國學’的一種東西,是不是如今每個人所必要研究的學問;是不是每個要替中國辦事的專門家所必要涉獵的門徑書”。前面一問與清季《國粹學報》同人(以及梁啟超)提出的“古學復興”有直接的關聯,表現出士人對此問題的持續關注,而最后一點則直接針對胡適和梁啟超為青年開具國學書目的舉措,答案當然都是否定的。國學的興盛既然成為傳統影響力和民族主義“狂熱”結合的產物,其不值得提倡就不言而喻了。
  鄭氏雖曾為整理國故正名,現在卻也同意提倡國學會害了青年,“一般志趣不堅定的少年受了煤毒似的古書的誘害”,而“沉醉于”這些“破舊古物,卻忘記了他們自己是一位現代的人,有他們的現代的使命與工作,有他們的現代的需要與努力,有他們的現代的精神與思想”。等于“把他們拘禁于一所暗室之中,黑漆漆的不使之見到一點光明”。這些大致仍是吳稚暉觀念的發揮,而鄭用語尤刻薄(“煤毒”在這里隱喻著色情行業)(注:此時的鄭振鐸在許多方面分享著吳稚暉的觀念,但常有進一步的發揮。比如他也認為“古書少了幾個人談談,并不是什么損失。古書不于現在加以整理研究,也不算什么一會事。現在我們不去研究、不去整理,等到一百年一千年后再加以整理研究,也并沒有什么關系”。對比吳氏不過擬將國故丟入茅廁三十年的主張,鄭氏的“升級”的確驚人。)。以今日的后見之明看,即使在青年人讀古書能力仍較強的時代,“古書”或“國學”對青年的誘惑力是否真有那么強(今日大多數青年便不覺古書有多少吸引力,部分即因其已基本沒有閱讀古書的能力了),相當值得懷疑(如前所述,許多青年走向整理國故的事業恐怕更多是因為像胡適、梁啟超這樣被世所“公認”的學者提倡并從事于此)。實際上,幾乎所有的反對派都同意國故不妨讓少數專家去整理(因此他們并非根本反對治國學),但青年則無論如何應該走面向“世界”和未來的“現代”之路。這其實仍是魯迅當年提出的“救救孩子”的主張,不過以另一種形式再次表述出來而已。
  在鄭振鐸看來,如果“我們失去了一部分有作為的青年,便是失去了社會上的一部分的工作能力”。要是青年們“人人都去整理、研究、保存所謂‘國故’‘國學’,則恐怕國將不國,‘故’與‘學’也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了”。這顯然傳承了清季士人關于國不能保則“教”既不能保的觀念,是反對整理國故的言論中一個重要的新觀點。約十年前《國故》雜志的張煊曾力圖為“國”與“故”爭地位,鄭氏在這里則表述出北伐前后幾年新派中越來越普及的一個觀念,即中國如果不“現代”,便可能不國不故(注:有意思的是,鄭振鐸担心的是中國可能不國不故,傅斯年在約略同時曾正式喊出“不國不故”的口號,并以此為他所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旨趣”;不過鄭所指的是作為政治實體的“國”,而傅指的是學術的認同(詳另文)。)。
  與那時多數人一樣,鄭氏所謂“現代”仍與“西方”或“歐化”是同義詞。他指出,“人群社會的進化,其主因及誘因,都在于外來的思想事物的輸入與采用。所以每逢一次戰爭,每有了幾次的交通貿易之后,本國的文化便有了進展。”漢武帝開發西域和日本近年因歐化而有長足進步均是顯例。“我們如果提倡‘國學’、保存‘國故’,其結果便會使我們的社會充滿了復古的空氣而拒卻一切外來的影響。這種的阻拒,在文化與國家的生長上是極有妨害的”。鄭振鐸強調,“我們的生路是西方科學與文化的輸入與追求,我們的工作是西方科學與文化的介紹與研究”,故應集中力量于“全盤輸入、采用西方的事物名理,以建設新的中國、新的社會以及改造個人的生活”。
  “國學”與“現代”的沖突和對立正是當時反對國學的新派士人態度轉變的主要思慮所在,不論帶有多強的虛懸想像意味,“傳統”(作為一個整體)對同樣是整體的“現代”事業之阻礙和壓力是新文化人持續的認知。胡適和《小說月報》對整理國故的態度發生如此根本的轉變很大程度上正基于這樣一種整體性的新舊對立的認知。《小說月報》立場迥然不同的兩次參與整理國故的討論最具象征性地體現了新派人物態度的轉折,但這畢竟是外在的,更具本質意義的是整理國故的主要提倡者胡適自己在此問題上的大逆轉。“國學”既然與中國急需的“現代”相沖突,任何趨新人士都不能不暫時放棄個人的見解而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幟鮮明地表明態度。
  當面臨著國民黨和北洋兩種政治體系的權勢爭奪時,新文化人大體上是傾向于更“新”的國民黨一邊的;但與政治權勢的更替所伴隨的意識形態的轉移卻使他們中不少人又一次感到傳統壓力的卷土重來(當然也有相當一部分人轉到新興意識形態一邊),因而一方面從“學統”的立場對“政統”展開批評,同時也因世風的轉變而調整自身的立場,特意站在世風的對立一面(注:參見羅志田《南北新舊與北伐成功的再詮釋》,《新史學》5卷1期(1994年3月);《前恭后倨:胡適與北伐期間國民黨的“黨化政治”》,《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中許多人或公開表示對國故的個人愛好,或實際長期從事整理國故的事業(不過換了認同更模糊、更超越或更現代的稱謂,如史學、文學等),所以這些人的反對國故更多恐怕是在扮演他們認為應該的或社會需要他們做的批評者角色以“澄清天下”(更現代的表述是做“社會的良心”),這樣一種“社會人”和“個人”之間的“公私”分立或主張與實踐的不一致是民初學界思想界的普遍現象,尚存進一步探索的空間。
  新舊對立與中西對立在那時常常是互通互換的觀念,因而又與新文化運動以來便存在的“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兩種取向的沖突相關聯。隨著“九一八”后國難的一步步深重,越來越多的新文化人逐漸轉向民族國家的立場,其余繼續站在世界主義立場上反對“狹隘”民族主義之人則越來越感困難,雖然有人提出更進一步的“全盤西化”口號,實際是日益處于防守反擊的態勢。結果,在中西新舊之間的時空換位更加成為新派人物化解內心沖突的良方,使他們能在國家民族處于危機時仍向往“世界”而批判傳統(注:參見羅志田《古今與中外的時空互動:新文化運動時期關于整理國故的思想論爭》。)。1932年末,《東方雜志》社以“新年的夢想”為題向各方面的人物征詢意見,這已是“九一八”之后,但許多應答者仍以“夢想”的未來性為基礎而提倡“世界”而非“中國”的大同觀念,該刊文藝欄編輯徐調孚更說出“我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沒有國學、國醫、國術……國恥、國難等名辭”(注:《東方雜志》30卷1號(1933年1月1日),14頁(欄頁)。)。這固然可以理解為對天下一家的世界主義的向往,然所有以“國”字開頭的詞匯都在負面意義上運用,仍可見對中國“傳統”的強烈拒斥傾向。
  到1940年7月,時任職于中國文化基金會的朱家驊致函傅斯年,就該會資助學科的范圍擬增設“國學”一科之事征詢意見。傅回信竭力反對,以為今日“有近代訓練者,于‘國術’、‘國學’、‘國醫’諸問題,皆宜有不可搖動之立場”;而當時治“國學”者,雖“老幼不齊,要多反對近代化”。這與“年來復古運動,橫流狂奔”的趨勢有關,朱氏竟認為此舉“必不可少,似亦頗受流俗之影響”。傅“所望于兄者,在主持反對此等‘廢物復活’之運動,奈何貴會復徇流俗也”(注:傅斯年致朱家驊(抄件),1940年7月8日,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檔案”,承杜正勝所長惠允使用。)。傅斯年自己在“九一八”后治學頗從民族主義立場出發(如倉促趕出頗受苛責的《東北史綱》第1卷),然其到1940年仍特別強調國學與“近代”的對立,并觀察到“復古運動橫流狂奔”的現象而力圖反對;一個民族主義立場甚強的學人卻持有這樣一種看似與民族主義沖突的主張,最能反映新文化人在新舊中西之間進行時空換位的取徑,同時也提示著他們難以超越新舊中西之分的時空窘境。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文下加心
   @②原字為氵加睿
   @③原字為礻加韋
《歷史研究》京9~28K4中國現代史羅志田20012001整理國故的提倡者在最初論證其正當性和必要性時,基本不存“打倒舊文化”之意,但到北伐前后幾年間卻轉變了態度,越來越從破壞的角度詮釋整理國故。最具象征意義的是與整理國故活動有一定距離的文學研究會在1923年和1929年的《小說月報》上分別刊發兩組相關文章,前者力圖為整理國故正名,后者卻主張推翻國學。這一態度逆轉與世風密切關聯,許多新派學者正基于整體性的新舊不兩立的認知,為劃清與“舊派”的界線而走上反對自己前期主張之路。整理國故/國學/新文學/文學研究會/新舊沖突羅志田,1952年生,教授。四川大學歷史系 610064 作者:《歷史研究》京9~28K4中國現代史羅志田20012001整理國故的提倡者在最初論證其正當性和必要性時,基本不存“打倒舊文化”之意,但到北伐前后幾年間卻轉變了態度,越來越從破壞的角度詮釋整理國故。最具象征意義的是與整理國故活動有一定距離的文學研究會在1923年和1929年的《小說月報》上分別刊發兩組相關文章,前者力圖為整理國故正名,后者卻主張推翻國學。這一態度逆轉與世風密切關聯,許多新派學者正基于整體性的新舊不兩立的認知,為劃清與“舊派”的界線而走上反對自己前期主張之路。整理國故/國學/新文學/文學研究會/新舊沖突
2013-09-10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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