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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雜文概觀
新時期雜文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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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當代雜文的發展幾經起落,從1949年10月新中國建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7年間,是雜文創作沉寂和掙扎得特別艱難的時期。在這17年里,僅出現過1956—1957年、1961—1962年兩次短暫的有限的雜文創作高潮[①]。“文革”10年,雜文被扭曲異化,成了面目可憎、令人生厭的“幫八股”,真正的雜文卻萬馬齊喑。
  但是,正如雜文家秦牧所說的:“無聲的時代,必然有地火在奔突,有風暴在醞釀。”[②]粉碎“四人幫”后,雜文創作開始復蘇。初期的雜文“往往還留有不少‘文革’的痕跡,提法上也還有不少不妥之處”[③]。1978年夏天,通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在全國上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從根本上否定了“兩個凡是”的框框,雜文家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大解放。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標志著中國進入了一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時期,雜文也迎來了全面復興和繁榮的新時代。
  在這百花怒放的“雜文之春”,雜文發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新氣象:
  雜文創作隊伍“日見其斑斕”。如果說,30年代的雜文作者“只是亭子間里那幾個人”(唐韜語),五六十年代的雜文作者主要局限于高中級知識分子和黨政領導干部,那么,新時期雜文創作大軍則蔚為壯觀,呈現出多元化的人文景觀。在這支浩浩蕩蕩的雜文隊伍里,有文章老更成的雜文宿將夏衍、巴金、廖沫沙、林放、嚴秀、秦牧、黃裳,有風華正茂的中年雜文家牧惠、藍翎、舒展、陳四益、章明、老烈,有長江后浪推前浪的雜壇新秀鄢烈山、朱鐵志、王向東、司徒偉智、陳小川、米博華,有巾幗不讓須眉的女雜文家鄒人煜、袁成蘭、陳飛、汪義群,他們組成了新時期雜文創作的生力軍。還有一大批客串雜文而在雜文界享有盛譽的雜文作家,如詩人邵燕祥、公劉、流沙河、劉征、葉延濱,小說家王蒙、馬識途、李國文、蔣子龍,劇作家陳白塵、吳祖光、魏明倫、沙葉新,畫家黃永玉、方成、韓羽、高馬得,學者施蟄存、張中行、金克木、王元化、何滿子、鄧偉志、王春瑜……這些“破門而出”的雜文作家“由于厚積薄發,比一些雜文專業戶寫得更好”[④]。新時期眾多雜文作家如點點繁星,在20世紀中國雜文的天空熠熠生輝。
  雜文園地迅速擴大。長期以來,由于極左路線的摧殘和迫害,雜文成了“不祥之鳥”(林放語),“無雜文不成運動,無運動不整雜文”,導致許多報刊對雜文敬而遠之,雜文的園地日趨萎縮。到了新時期,“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出現了“無報刊不登雜文,無雜文不成報刊”的可喜局面。許多報刊紛紛開設雜文專欄,著名的有《人民日報》“大地”副刊、《光明日報》“東風”副刊、《文匯報》“筆會”副刊、《羊城晚報》“花地”副刊、《中國青年報》“求實篇”專欄、《文匯月刊》“自由談”專欄、《現代作家》“亂彈”專欄。1984年10月2日,我國第一家專門刊登雜文的報紙《雜文報》在河北石家莊創辦,臧克家稱它“為雜文開路,打響了第一炮,響應之聲,不絕于耳”[⑤]。果然,在1985年2月中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期間,嚴秀、邵燕祥等21位雜文家提議創辦雜文刊物,他們認為“五四”以后,曾有過《語絲》、《太白》、《野草》等多種雜文刊物,而解放后此類雜文性的刊物完全絕跡,這是很不正常的現象,因此,他們建議創辦一種“以發表質量較高的雜文創作和雜文的研究與評論”的雜文刊物[⑥]。1985年5月,柯靈在《關于上海城市文化發展戰略的意見》中,也提議創辦一份“反應靈敏、目光敏銳而確有水平的雜文刊物,對文化、社會乃至政治上的病態,進行經常性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針砭”[⑦]。在雜文家的熱情呼喚下,1988年吉林省出版了《雜文家》雙月刊(現改名為《雜文選刊》),1994年安徽淮南出版了《雜文》雙月刊(現改名為《語絲》)。
  雜文總集和雜文叢書相繼出版。為了檢閱當代雜文創作的成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了《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1966)·雜文集》和《中國新文藝大系(1976—1982)·雜文集》,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四輯40本《當代雜文選粹》,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中國雜文大觀》。此外,從1980年開始陸續出版的還有三聯書店的雜文叢書,廣州出版社的“思想者叢書”,成都出版社的“當代名家雜文系列”,湖南文藝出版社的“中國當代著名雜文家漫畫家幽默小品”叢書,寧夏人民出版社的“中國當代名家雜文精品叢書”,甘肅人民出版社的“名家最新雜感力作”叢書,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稻草人雜文隨筆叢書”。這一大批雜文總集和叢書的出版,表明了新時期雜文獲得了全面豐收,顯示了新時期雜文家的創作實績。
  雜文組織的建立和雜文作家群的形成。自1983年11月4日河北省率先成立雜文學會以來,各省市區也紛紛成立了雜文學會、雜文研究會和雜文創作委員會。它團結了廣大雜文作者,結束了雜文作者單兵游勇、孤軍作戰的分散狀態,形成了頗具特色和規模的雜文作家群,如“嶺南雜文作家群”、“江蘇雜文作家群”、“湖南雜文作家群”、“四川雜文作家群”。各省市區雜文學會為了展示實力,還出版了各自的雜文合集,如《燕山新語》、《京都札記》、《求實雜談》、《幽燕縱橫》(北京)、《上海雜文選》、《津門雜文選》(天津)、《嶺南雜文選》(廣東)、《江蘇雜文選》、《湖南新時期10年優秀文藝作品選·雜文卷》、《花邊一百三》(湖南)、《閩潮錄》(福建)、《門檻邊上的風景》(江西)等。江蘇省雜文學會連續推出“江蘇雜文十家”兩輯,在全國引起了很大反響。
  雜文理論的深入探討和雜文研究的不斷拓展。建國后,只在50年代初中期有過關于“雜文復興”和“小品文的新危機”兩次短暫的雜文討論,雜文理論極為貧乏[⑧]。新時期以來,伴隨著雜文創作的興起,雜文理論也得到廣泛關注。1980年2月,《文藝報》開展了“如何繁榮雜文創作”的討論,廖沫沙、嚴秀、陶白等人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他們認為“需要對雜文有個正確的看法,要給雜文恢復名譽”,并“希望雜文創作出現新的生氣”[⑨]。1981年4月,《南方日報》“南粵”副刊邀請廣州部分雜文作者秦牧、蘇烈、岑桑、柳嘉等人,就如何提高雜文的質量、發揮雜文的功能等問題舉行座談,秦牧呼吁:“我們必須進一步提倡和鼓勵雜文,進一步探索和發展雜文,使雜文藝術這枝花更加絢麗燦爛。”[⑩]這些討論對于消除偏見,繁榮雜文,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1985年1月,雜文理論刊物《雜文界》在河北石家莊創辦,它呼吁老中青雜文家“為建立系統的豐厚的雜文理論”和“開創出雜文理論研究的一代新風”而齊力奮進[①①]。此外,在雜文史的研究和雜文寫作的探索方面也取得了豐碩成果,邵傳烈的《中國雜文史》、姚春樹的《中國現代雜文史綱》、張華主編的《中國現代雜文史》、姜振昌的《中國現代雜文史論》以及杜文遠主編的《雜文百家專訪》、趙元惠主編的《雜文創作百家談》、樓滬光主編的《中國雜文鑒賞辭典》、牧惠的《雜文雜談》、姚春樹的《怎樣寫雜文》、林帆的《雜文與雜文寫作》、李庚辰的《雜文寫作瑣談》、徐乘的《雜文學》、王保林的《雜文的寫作藝術》就是明證。
  1988年《人民日報》“風華雜文征文”和中國作協舉辦全國首屆優秀散文(集)雜文(集)評獎,更是將新時期雜文發展推向高潮。1988年7月11日至9月30日,《人民日報》為繁榮雜文創作、高揚魯迅精神而舉辦的“風華雜文征文”,收到7000多篇稿件,其數量之巨,聲勢之壯闊,接觸面之廣,作者面之普及,形式之多樣都是空前的。雜文家黃裳稱之為“一次新時期雜文成功的大檢閱”[①②],更有論者認為“《人民日報》‘風華雜文征文’將雜文熱推向極至,奏出了1988年雜文熱中最輝煌的一章”[①③]。在中國作協舉辦的全國首屆優秀散文(集)雜文(集)評獎中,共有邵燕祥、牧惠、舒展、馮英子、陳小川、曾敏之、藍翎、章明、林放、吳有恒10人的雜文集獲獎,這“是建國四十年以來的第一次,可能也是五四以來新文學史上的第一次,這不能不是令人興奮的大事”。[①④]
  總之,從70年代末雜文開始復蘇,到80年代雜文全面繁榮,直至90年代雜文隨筆熱持續升溫,新時期雜文無論從創作到理論,從思想內涵到藝術形式,都大大突破了舊的模式,整體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因此,唐韜認為:“新時期的散文和雜文確實達到了非常高的水準。可以這樣說:比起魯迅時代,比起建國后至1978年這一時期,新時期的散文和雜文都有突破。我個人認為雜文又比散文突破得更多一些。”[①⑤]柯靈更指出新時期“散文和雜文有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雜文,明顯地超越30年代的一般水平”。①⑥]新時期雜文創作無愧于歷史,無愧于時代,無愧于社會,無愧于人民,它是世紀之交中國文壇上空一道最鮮艷奪目的彩虹!
   二
  新時期雜文不僅在作者陣容的強大、發表園地的拓展以及作品數量的繁多等方面,在當代雜文史上居空前水平,而且,“更可貴的是批判精神的復活和高揚”[①⑦]。這種自覺的、徹底的、執著的批判精神,“不是小打大幫忙的搔癢癢,不是‘寧彎不折’的變通靈活,也不是盲目莽撞的隨幫唱影。而是要像魯迅那樣,‘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以最硬的骨頭,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封建主義、官僚主義以及我們民族和人類一切丑惡的東西,進行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徹底、最不懈的戰斗。……魯迅雜文所體現的精神特質,便是鮮明的社會批判和文明批判精神。”[①⑧]因此,雜文家葉延濱指出,“雜文是批判的藝術和藝術的批判,是沒有媚骨的散文。”[①⑨]
  建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我們曾陷于“左”的迷誤和狂熱,認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天生通體光明,無須在自我批評和自我揚棄中求得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這種近乎天真幼稚的愚昧想法,窒息了雜文的發展。另一方面,由于極左文藝指導思想的影響,在雜文界一再重復的并不是“言者無罪”的寬宏大度,而是“以言治罪”的歷史悲劇,使我國現代以來的一些革命和進步的雜文家屢遭厄運,有的甚至為雜文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真可謂“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鄧拓詩)雜文家林放回顧建國后20多年來的雜文史,認為:“倘從消極方面吸取教訓,那末,可以得到一條‘經驗’:寫雜文是要担當一定的風險的。為了個人的安逸和太平,洗手不干是上策。”[②⑩]因此,長期以來雜文的批判精神嚴重失落。
  隨著新時期思想解放熱情的復蘇,中國知識分子固有的自覺的憂患意識以及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又驅使大批雜文家積極參與這場偉大的歷史變革,他們大膽直面現實人生,用雜文革故鼎新,激濁揚新,匡正時弊,張揚真理,在與封建愚昧、腐敗專制、教條僵化、抱殘守闕的思想行為以及種種歪風邪氣作斗爭中,比較集中地發揮了雜文批判戰斗的作用。
  被喻為“重振雜文旗鼓的代表作”——秦牧的《鬣狗的風格》打響了第一炮。這篇雜文從傳說中鬣狗搶吃猛獸吃剩的殘肉碎骨說到人類社會中“人吃人”的種種世相,揭出“文革”中某些“看到氣候差不多的時候就奔上前來咬點骨頭”,事后又“會立刻裝成個文明人、沒事人的樣兒”的現象,批判了這類具有鬣狗性格的人物兇殘又怯懦、卑鄙而猥瑣的丑惡嘴臉和無恥行徑,在新時期最初引起了廣泛的反響。宋振庭的《馬尾巴、蜘蛛、眼淚及其他》,針對當年江青一伙通過電影鏡頭把教師在課堂上講授“馬尾巴的功能”當作“笑話”來嘲諷,并借此宣揚“知識無用”的惡劣行徑,在文章中旁征博引,講述了蝌蚪、兔子、牛和馬的尾巴各有特殊的功能,然后筆鋒一轉:“馬尾巴并不像江青的假發一樣,僅僅是一種騙人的裝飾,沒有其他‘功能’。”這篇雜文在對待知識和知識分子問題上起到了撥亂反正的作用。
  在雜文中大量揭露和批判“四人幫”之后,雜文家開始對那場史無前例的歷史悲劇進行深深的反思。巴金從1978年12月到1986年8月,用了8年時間寫作《隨想錄》,他的目的就是“給‘十年浩劫’作一個總結”[②①]。巴金在1979年2月12日所寫的第11則隨想《一顆桃核的喜劇》里,從沙俄時代皇太子吃剩的一顆桃核的喜劇命運,談到“文革”中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敲鑼打鼓半夜游行的荒唐鬧劇,他認為:“我們有的是封建社會的破爛貨,非常豐富!五四時期這個舊貨店給沖了一下,可是不久就給保護起來了。”巴金又一次想起孩提時代在廣元縣衙門旁觀審案的見聞,他鄭重指出:“封建毒素并不是林彪和‘四人幫’帶來的,也不曾讓他們完全帶走。我們絕不能帶著封建流毒進入四個現代化的社會。”“沒有辦法,今天我們還必須大反封建。”巴金在他的《隨想錄》中不斷地重復“反封建”這一主題,直到1988年4月22日他在給《巴金譯文選集》作序時,仍然表示:“我寫作只是為了戰斗,當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東西進攻,跟封建、專制、壓迫、迷信戰斗,……在今天擱筆的時候我還不能說是已經取得多大的戰果,封建的幽靈明明在我四周徘徊!即使十分疲乏,我可能還要重上戰場。”真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果然,巴金在1995年又出版了《再思錄》,在“沒有神”的宣言之下,一個無畏的無神論者和直面人生的堅強戰士繼續著自己的“再思考”。
  巴金的雜文創作給人們提出了一個真正發人深省的命題: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自覺地運用現代文明知識來戰勝我們這塊古老土地上的封建意識殘余,促進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因此,當大亂之后,人心思治,巴望有一個“現代唐太宗”時,邵燕祥于1980年寫下了《切不可巴望“好皇帝”》,他犀利地指出,這實際上是“封建社會中暫時還沒有做穩奴隸的人們對暫時做穩了奴隸的人們的歆羨”,他主張“不要皇帝,哪怕是‘好皇帝’,白給也不要”,并說:“我們不是要在‘好皇帝’和‘壞皇帝’之間作選擇,我們是要在真正社會主義與封建主義之間,在民主與專制、法治與人治之間作選擇。”在80年代后期,他又從一些人鼓噪所謂“開明專制”和“新權威主義”的喧囂中,看出“巴望‘好皇帝’”的皇權意識,于是,邵燕祥在《為新權威主義補充幾條論據》中,從《我的奮斗》一書里摘抄出幾段希特勒對人民群眾的蔑視、對議會民主制以及共和制的仇恨和他所肯定、推崇、頌揚的“朝綱獨斷”的語錄,便活生生地揭穿了這種“主義”的封建法西斯本質。可以說,反對封建愚昧,呼喚科學民主,是邵燕祥雜文創作的一個重點。
  封建愚昧之所以得以暢通無阻,很大程度上與它以革命、“左”的面孔出現有關。舒展從他1979年復出重寫雜文的第一天起,就和極左思潮展開了堅韌不拔的斗爭。在《論扯皮》、《論拍馬》、《論無恥》、《論愚昧》、《論腐敗》、《論凍結稿酬的偉大革命意義》等一系列凌云健筆意縱橫的雜文里,從各個角度揭破極左的可惡、可憎。在他筆下,那些“左得利”、“左傾投機分子”、“革命左派”、“封建極左的鴟鳥”、“左爺”、“左家莊莊主”一一現出原形,露出“麒麟皮下的馬腳”來。
  隨著改革的深入發展,雜文家意識到,某些精神上的“惰性”對改革的阻礙往往甚于有形的力量,于是,他們不僅驅散社會上的“毒氣和鬼氣”,而且也反省自身心理和性格中歷史文化積淀的劣根性。正如雜文家牧惠所說的,“我們的任務,仍然主要是同這種種封建愚昧的惡德作戰。而要成為一名眼明心亮有戰斗力的戰士,首先就得清除自己靈魂里的毒氣和鬼氣,像魯迅那樣嚴格地解剖自己。”[②②]
  新時期雜文所高揚的理性批判精神,是以現代的科學、民主、自由、平等、人道為思想基礎,包含了雜文家對現實和歷史中的社會現象、思想現象、文化現象、國民性格以及雜文家自我的分析、批評和解剖,有著廣闊豐富的內涵。可以說,理性批判精神是雜文家社會審美理想的核心,是雜文家進行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的標尺,是雜文的靈魂,從中我們看到了新時期雜文希望的曙光。
   三
  新時期雜文在藝術追求上同樣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雜文家黃裳指出:“人們大膽地打破了數十年來形成的理論模式與寫作模式,逐步爭取到個性創造的精神心態。形式和內容都有了新的突破。”[②③]
  古人說“文無定法”,雜文本來是一種非常靈活自由的文體,在取材、對象、抒寫情性、表達方法、文體樣式上是最不受局限,雜文家可以在尺幅之間揮灑自如,曲盡心意。然而,長期以來雜文創作卻存在著某些不成文的框框套套,認為雜文的寫法只能是針對某一現象和問題發表議論,議論中引經據典,千字內起承轉合,這樣的雜文多了,難免會使人產生“千人一面,萬眾同腔”的感覺。新時期一些優秀的雜文家擺脫了傳統的束縛,破套而出,雜文創作鮮活多樣,如閑云在天,舒卷自如;似清泉出谷,緩急隨勢。
  新時期出現了大批高質量的史論性的歷史雜文。雜文的取材,首先是來自現實生活,但往往也涉及歷史。從根本上說,雜文家筆下的歷史,是他對現實的一種曲折反映,他解剖歷史就是解剖現實。雜文家常常借議論歷史,以諷喻現實,即所謂“借古喻今”。在新時期,黃裳、牧惠、王春瑜是寫作此類雜文的佼佼者。黃裳熟悉并酷愛晚明史,寫了許多明清易代之際人物的雜文,如《關于柳如是》、《陳圓圓》、《關于吳梅村》等。他知人論世,能將人物的靈魂深處顯示于人,將世相的復雜顯示于人。尤其是他的雜文集《筆禍史談叢》,深入挖掘中國“文字獄”的根源,提醒人們記取歷史的教訓,避免悲劇再次發生。王春瑜是明清史專家,著有《明清史散論》等學術專著,也出版了雜文集《“土地廟”隨筆》等。他的雜文《“語錄”考》、《燒書考》、《“株連九族”考》、《“萬歲”考》,都是挖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祖墳的力作,于史實的索引鉤沉、旁征博引中探幽發微,頗得“太史公曰”的真精神。
  新時期還出現了大批高質量的評論中國古典小說名著的雜文。這類雜文的寫作要求作者在學養、見識和藝術表現上都具備相當功力,在執筆為文時,既評論小說又借題發揮,嬉笑怒罵,縱意而論,沒有一般文藝評論的學究氣和枯燥味。牧惠是位著名雜文家,又是個古典文學專家,他的兩本雜文新作《金瓶風月話》和《歪批水滸》,以現實的眼光觀照古典名著,將《金瓶梅》這部“天下第一奇書”扯得有聲有色,有滋有味;將《水滸傳》“歪”出許多感慨,“批”出許多新意。兩本書融知識性、學術性、趣味性于一爐,沖破了雜文創作的“形格勢禁”,營造出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形式。青年雜文家王向東也以《紅樓夢》和《水滸傳》為對象,創作了《紅樓絮雨》和《水滸國風》兩部雜文集,賦予了古典名著以新的生命力。這類獨辟新路、別出機杼的作品可謂雜文創新的成功范例。
  談到新時期雜文創作上文體格式和藝術表現的創新,劉征和葉延濱的“故事新編”式的雜文不能不提到。這類雜文同史論性的歷史雜文有所不同,用廖沫沙的說法是“取一點歷史的‘因由’,‘隨意點染’”[②④],作者把他對現實的批評融化在故事的鋪演中,少發議論,甚至于不發議論,而以故事的邏輯來表現作者議論的邏輯,以審美判斷來表現邏輯判斷。劉征的雜文名篇《莊周買水》活用了《莊子》中的濠梁觀魚和涸轍之鮒兩個典故,通過學者莊周棄文從商,想養魚致富,卻接連遭受打擊的故事,揭露了現實生活中“官倒爺們”以權謀私、投機發財的罪惡行徑。黃裳認為:“《莊周買水》之于《故事新編》,都是注入了新內容的對魯迅的繼承與發展。”[②⑤]葉延濱的雜文《包公鍘了陳世美后秦香蓮還在喊冤》、《請教馬克·吐溫先生》、《林黛玉小姐收到聘書》,都跳出了借古喻今的寫法,直接讓古人跑出來發表見解,看似荒誕,卻收效奇佳。
  此外,80年代以來,黃永玉、流沙河等人的“世說新語”體雜文,陳四益的寓言體雜文,邵燕祥的詩話體雜文,聶紺弩、荒蕪、劉征的雜文詩,等等,都在雜文的文體格式上,為當代雜文的百花園增添了新品種、新風采。
  90年代新隨筆的興起,更是給新時期雜文的發展開辟了一個廣闊的前景。隨筆這一雜文形式曾在20、30年代興盛一時,后來由于時代政治思潮的需求不同,漸漸式微。早在1982年,唐韜就建議:“應該把雜文的形式更擴大些。……我們可以提倡寫隨筆式的雜文。”[②⑥]但是,唐韜也指出:“凡是能以這種文體風動一時,名聞天下,甚至壓過他的其它作品而為人稱道者,大都學殖豐富,才情橫溢,對人生現象有敏銳而深刻的洞察力。”[②⑦]因此,我們才在季羨林、金克木、張中行、蕭乾、施蟄存、王元化、余秋雨等一批學貫中西的學者筆下,感受到了新隨筆的智慧之美、知識之美和趣味之美。*
  ①參見拙作《建國十七年雜文發展概觀》,《文教資料》1995年第4、5期,人大復印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6年第1期。
  ②秦牧:《不拘一格出雜文》,見《阿Q真地闊了起來》,人民日報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
  ③嚴秀:《中國新文藝大系(1976—1982)·雜文集·導言》,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2月第1版。
  ④牧惠:《中國雜文大觀(第四卷)·序言》,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
  ⑤臧克家:《夸〈雜文報〉》,《雜文報》1986年12月16日第1版。
  ⑥見《雜文報》1985年3月5日第1版。
  ⑦見《文心雕蟲》,百花文藝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
  ⑧參見拙作《變異與傳承——建國十七年雜文理論管窺》,《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96年第2期,人大復印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6年第6期。
  ⑨見《文藝報》1980年第3期。
  ⑩秦牧:《探索和發展雜文藝術》,《南方日報》1981年4月22日第4版。
  ①①《〈雜文界〉創刊綴言》,《雜文報》1985年2月5日第1版。
  ①② ②⑤黃裳:《繼續走魯迅的路》,見《阿Q真地闊了起來》一書。
  ①③劉建民、孫珉:《民主盛雜文興》,《工人日報》1988年12月15日第2版。
  ①④唐達成:《散文雜文的繁榮時代必將到來》,《散文世界》1989年第7期。
  ①⑤唐韜:《我觀新時期散文和雜文》,《散文世界》1989年第7期。
  ①⑥柯靈:《散文的新走向》,《散文世界》1989年第7期。
  ①⑦邵燕祥:《批判精神與雜文的命運》,《散文與人》(第五集),花城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①⑧朱鐵志:《雜文的政論 政論的雜文》,《甘肅社會科學》1995年第2期。
  ①⑨葉延濱:《“對號入座”》,見《阿Q真地闊了起來》一書。
  ②⑩林放:《雜文之春》,《文匯報》1981年5月3日。
  ②①巴金:《探索集·后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
  ②②牧惠:《驅除靈魂中的毒氣和鬼氣》,見《牧惠雜文隨筆自選集》,群言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②③黃裳:《雜文的路》,見《雜文創作百家談》,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②④廖沫沙:《鹿馬傳·后記》,見《廖沫沙文集》(第四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
  ②⑥唐韜:《對雜文的幾點意見》,《新觀察》1982年第24期。
  ②⑦唐韜:《王友琴作〈女博士生校園隨筆〉序》,見《唐韜文集》(第五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福州78-8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袁勇麟19971997新時期雜文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雜文隊伍蔚為壯觀,雜文園地迅速擴大,雜文總集和雜文叢書相繼出版,雜文組織的建立和雜文作家群的形成,雜文理論的深入探討和雜文研究的不斷拓展。這些都表明了新時期雜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更重要的是,隨著雜文理性批判精神的復活和高揚,雜文形式的突破和創新,讓人們看到了世紀之交中國雜文希望的曙光。 作者: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福州78-8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袁勇麟19971997新時期雜文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雜文隊伍蔚為壯觀,雜文園地迅速擴大,雜文總集和雜文叢書相繼出版,雜文組織的建立和雜文作家群的形成,雜文理論的深入探討和雜文研究的不斷拓展。這些都表明了新時期雜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更重要的是,隨著雜文理性批判精神的復活和高揚,雜文形式的突破和創新,讓人們看到了世紀之交中國雜文希望的曙光。
2013-09-10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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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元首清廉不阿至情至性
林森(1868年—1943年8月1日)字子超,號長仁。福建閩侯人。1868年出生于福建省閩侯縣尚干鄉,1884年于臺北電信局工作。1902年到上海海關任職,其間參加反清活....
憲政專家民主理論大師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鈍初,號漁父,生於中國湖南省桃源縣,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是中華民國初期第一位倡導內閣制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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