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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聞一多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新時期聞一多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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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時期(以1978年為起點)16年來的聞一多研究,有很大進展,和中國現代文學其他作家研究基本上同步,研究成果的數量超過了此前半個世紀的總和。這里,我不擬對聞一多研究論著一一加以介紹[①],只就代表聞一多研究某一領域學術的成果作簡略的評述。限于個人見識,難免有遺珠之憾和偏頗之見,望方家指正。
  應該說明,作為某一領域研究最高水平的代表性論著,并不能囊括該領域研究成果的所有精華,不能因此掩沒或否定其他論著的光耀;同時,即使是代表性的優秀論著,也是在前人和同時代人研究奠下的路石上向高處邁步的,每一個人甚至是一代人都只是學術史上長鏈條中的一個環節,而且任何論著都不可能沒有弱點,我肯定一些論著只是將它與同類論著相比較而言。
    一                            
  聞一多先生是杰出的詩人、杰出的學者,不朽的民主革命戰士,無論從哪 一方面說,整理、出版聞一多遺著,是聞一多研究的前提,是基本工程,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聞先生生前,已出版了多種論著專集,發表了大量單篇作品和文章。1947年他被國民黨特務殺害后,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即聘請朱自清、雷海宗、潘光旦、吳晗、浦江清、許維yǜ①、余冠英諸先生組成“整理聞一多先生遺著委員會”;稍后,葉圣陶、郭沫若和清華大學中文系陳夢家、季鎮淮、何善周等先生都為1948年8月出版的四卷本《聞一多全集》付出了勞績。四卷本《全集》收入文字,雖然僅占聞先生遺著的1/4,但卻是最主要的部分。從1948年到1978年這30年內,由于種種原因,聞先生遺著整理和佚文發掘工作未被重視,成果極少。新時期這一方面的業績,真是燦爛輝煌。開始是一些研究者介紹、刊發聞一多的佚詩;1979年季鎮淮、何善周、范寧等先生投入聞先生遺著整理工作,繼而聞先生的親屬搜集、出版了《聞一多書信選集》。特別是季鎮淮先生,在年邁多病時,猶整理了聞氏四種遺著(《離騷解詁》、《九歌解詁》、《天問疏證》、《九章解詁》等),并使之面世,令人感佩。
  1984年,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關于整理出版聞一多著作的通知》,武漢大學成立聞一多研究室,負責整理、編輯《聞一多全集》。中國社會科學院撥專款支持,湖北省人民政府也對新編《全集》的出版給予資助。聞一多研究室同人“十年辛苦不尋常”,主編孫黨伯、袁謇正同志致力尤多。特別是袁謇正同志,1962年古代漢語研究生畢業,中國古代語言文學根底頗深;近10年內,他全力以赴,完成了約占《全集》70%的古代部分文稿整理工作。因無暇他顧,影響了個人職稱晉升和相應待遇,這種甘作犧牲的敬業精神,被傳為美談。
  也許有人認為整理遺著難度不大,其實不廖不然。聞氏的新詩手稿《真我集》,1984年7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將其中11首收入《聞一多詩集》中出版,新版《全集》主編之一孫黨伯同志,經過仔細校勘,發現《聞一多詩集》這11首從標題到字句、標點符號,錯漏及衍文共計152處,其中詩題嚴重錯誤的1處,漏一行詩的1處,同一首詩將其中幾行另列為一首的一處,錯得最多的是《志愿》,計36處。“《晚霽見月》共18行,就有21處錯誤,其中第二節是描寫雨后夕陽西下,月兒初升的景色,十分形象生動,原文是:‘忽地紫波銀了,遠樹沉了,竟是黃昏死了,白月生了,——但是崎嶇洶涌的云山云海,塞滿了天空!’可是詩集卻將這一節誤成:‘忽地波帶銀了,隨樹沉了,意是黃昏死了,白月生了,——但是崎嶇洶涌的云山云海,塞滿了天堂!’”[②]不同的學識水平和工作態度,其成果質量的差別如此之大。至于袁謇正同志負責的《全集》古代部分,難度就更突出。以《全集》第4卷中的《詩經通義乙》為例,共作注356條。《整理說明》言:“原稿引文出處,凡留有空當,待補篇名、卷次者,皆據引文查對原書,一一補足”;“原稿引文如疑有誤、脫、衍、倒等,則一一查對資料,作適當處理。凡能明斷者,據以校正;不能明斷者(恐著者另有所據),則仍其舊,或再加注加以說明。”《詩經通義乙》中屬這兩種情況作的注計197條,必查的古籍或參考書數以百計,包括《四部叢刊》、《二十五史》、《十三經注疏》、《新編諸子集成》和黃侃手批《白文十三經》等這些多卷本和大部頭著作。如《小星(召南十)》有注二條:                            
  1)原稿“燕”字作“考”,今據黃侃手批《白文十三經》改。
  2)原稿《魏公子列傳》作《信陵君傳》,誤,今據《史記》改[③]。接著,《江有汜(召南十一)》有注4條。
  1)“亦”字原稿作“或”,據《四部叢刊》本改。
  2)原稿無“見”字,據《論衡》補。
  3)“權”原稿作“榷”,誤。
  4)“罪”字諸本皆作“眾”[④]。
  僅這6條注,需查黃侃手批《白文十三經》、《史記》、《四部叢刊》,《論衡》以及《韓非子》的各種版本。要求整理者具有知識面之廣,付出勞動量之大,由此可見一斑。更有甚者,有些引文,聞先生未注明出處,又較生辟,即使專治該專題的學者也未必熟悉,需查大量典籍,有時最后未能查到,也惟有闕如。                              
  新版十二卷本《全集》,在紙張、封面設計、排版、印刷、校對、裝幀等方面仍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個別新增入的文字,尚有待進一步考證。如第2卷的《名譽談》,編者注云:                      
  原載清華學校《課余一覽》第1期第2號,1913年6月15日出版,(由)聞一多參與編輯。現據《聞一多年譜長編》(聞黎明、侯菊坤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編入本卷。據云:該號刊有聞一多的論說《名譽談》,小說《淚蕊》(與時昭涵合著)、雜俎《曹大鎬先生絕命詞》、《髯仙》、《人名妙對》五篇。原刊已殘,上文僅見目錄,唯存《名譽談》一篇,目錄署名聞多,然正文署名“shù②仙”,當是筆名。
  對這,我有幾點疑問:一,聞先生早年所用筆名均為“聞多”、“多”、“一多”,從未用過“shù②仙”。二,目錄與正文署名有誤,非此僅見,往往有三種可能,一是目錄錯了,一是正文有誤,一是二者均錯。并不是只有一種可能,用“當是筆名”說明,在事理邏輯上不足以服人。三,這篇文章中的主要觀點、習慣用語等,在聞先生的早期文言文論著中,找不到旁證(也找不到反證)。此外,不知什么原因,聞黎明著《聞一多》又說“這期上刊登了聞一多的四篇習作”,沒有再提《髯仙》。我個人認為,如果更謹慎一些,《全集》中這一篇以“附錄”為宜。                       
  雖然新編《全集》尚有不足之處,但它畢竟基本上是名副其實“全集”,為今人和后人研究聞一多,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材料,是功德無量的事。
  自然,除聞先生自己遺留的文字外,他的親友弟子的回憶錄,也不容忽視。已出版的如《人民英烈》、《談聞一多》、《聞一多紀念文集》等,可以說是集回憶錄之大成,散見于各書刊的文字還有不少。它們大都真實地記錄了所見所聞有關聞先生的言行事跡,對聞一多研究,有參考價值。但有些也還待細致的考證,需要像朱正同志的《魯迅回憶錄正誤》那樣的著作。應該指出,絕大多數回憶錄作者是嚴肅認真的,即使失誤也是無意中造成,但也有個別人,借回憶以牟私利,如有人在《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3期上發表的《追隨一多先生左右》,即是一例。據王子光同志在同刊1984年第2期發表的《對<追隨一多先生左右>一文的訂正》指出,至少有九處屬子虛烏有,最明顯的杜撰是說:“臨死前不久,聞先生對我預立遺囑,聯大復員后,要我不要離開云南……又叫我在他死后,同楊明同志接手主編他的《民主周刊》。”且不說聞先生是否會想到一定在昆明被特務殺害,正如王子光同志所說:“要說‘預立遺囑’的話,聞先生沒有給最親近的妻子兒女留下一句話,為什么恰恰對這位1945年春來昆明,秋天才正式轉學到聯大的人,接觸往來沒多久,就要預先立下遺囑呢?令人驚異的是,在黃石會議期間,有同志問到最后一期《民主周刊》是怎樣發稿、印刷、發行的?竟瞠目不知!那一期和誰一起合辦?也說不出來。”這一事實告訴我們,研究者對待“活材料”,須特別謹慎。
    二
  聞一多先生一生,雖然經歷了詩人、學者、民主戰士三個階段,思想上從民主主義進到馬克思主義,但愛國精神和執著追求精神(對詩、對學術、對革命)貫串始終。在新時期,出版了多種《聞一多傳》、《聞一多評傳》,就整體而論,劉xuǎn③同志的《聞一多評傳》水平較高(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7月出版)。我以為,對這一類論著,主要似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考察:是否全面系統地掌握了史料?選材和突出的重點是否得當?對傳主的言行,能否歷史地客觀地給以說明和評論,是否有獨到見解和一定深度?此外,最好能準確地表現傳主的性格。劉xuǎn③同志不僅盡可能地占有資料,且作了較深入細致的研究,即突出傳主的主要方面,又注意反映其復雜性;既敬重傳主,又不為賢者諱,基本上做到了以歷史的理性進行研究和評論。例如,對“五卅”運動時聞先生的“驚心動魄的愛國詩”,《評傳》在肯定之后指出:“和聞一多其它詩作比起來,它的生活氣息比較淡薄”;這些詩“歌頌正面理想的時候,卻顯得虛無縹緲,甚至是錯誤的。他在夸耀中國古代文明的時候,缺乏批判的鋒芒;詩人認為古代文明喚起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抵御帝國主義的侵略,顯然具有幻想的色彩。”言簡意賅,甚為中肯。這本《評傳》也有一些薄弱部分,個別細節還欠準確,如將《晨報副刊》主編徐志摩說成是《晨》主編;聞一多在武漢大學是文學院院長而非中文系主任,《評傳》說他“任文學院長兼中文系主任”。劉xuǎn③同志的這本《評傳》影響甚大,不少研究聞一多的論著都轉引了其中的一些材料。
  聞黎明同志的《聞一多傳》(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在資料上有不少新的內容,如朱自清先生在四卷本《聞一多全集·編后記》提及的篇目而未見全文的,《<詩經>中的性欲描寫》、《敗》等,《聞一多傳》均有引錄。聞先生言行細節方面,新資料尤多。作者除廣征博引回憶錄外,還訪問了許多與聞先生有過交往的人。但在史料上有些似近瑣碎,給人以選擇不夠嚴之感。關于此書的特點,作者在《后記》中說:“我盡力比較完整地敘述聞一多在不同歷史和不同環境下,是怎么想怎么說怎么做的,而且比較側重于他在政治方面的思考與活動。對于文學、學術、教育諸方面的成就,我也多從這個角度去觀察。”這是實事求是之言。應該說,這是此書的特長,也是它的局限性所在。文學、學術、教育固然與政治有聯系,但它們各有各自的特殊規律。例如聞先生在“五卅”時寫的愛國詩,他在編詩集時,刪而不收,至于先生當時取舍的標準,似主要從藝術性方面著眼。也許是這幾首詩較直露(聞先生有一段時間不喜愛這種詩),所以舍而不收。又如聞先生的新詩理論,包括重想象、幻象、意象,音樂美、繪畫美、建筑美等,不從詩美和新詩發展史的角度,就難以窺其堂奧。至于聞先生的學術研究,如唐詩研究,如果不以學術研究史的角度,也是不可能認識其真價值的。如所周知,中國現代有強烈愛國主義精神并以身殉國者,至少以百萬計,而聞先生之所以值得我們研究,為之寫傳,除了政治原因外,也還因為他是中國現代最優秀的詩人之一,又是大師級學者。
    三                            
  在聞一多研究隊伍中,聞一多新詩及其新詩理論的研究者最多,新時期發表這方面論著者有一百余人,其中如卞之琳、臧克家、薛誠之、吳宏聰、公劉、孫玉石、謝冕、劉xuǎn③、蘭棣之、俞兆平、陳山、江錫銓、凡尼、魯非、葉櫓、時萌、王富仁、林植漢、張勁、鄺維垣、翟大炳、盛海耕、李思樂、唐鴻棣等先生的論著,或多或少地有著自己的見解。
  對聞先生新詩的研究,雖然頗佳之作如林,但一般化的論文也不少,在整體上明顯地突破以前研究水平的論著未見,往往只是在某一問題或局部上提出創見或達到新的深度,如以聞一多、徐志摩為代表的新格律派在中國新詩史上的重要歷史功績,已為學術蜀所確認;長期被忽視的聞先生的愛情詩,以及聞詩與外國詩的聯系,已開始有人進行研究;聞詩的想象、意象及“三美”研究,也略有進展;對聞詩的單篇研究,有些很有新意。
  相形之下,對聞一多詩歌美學和理論的研究,大放異彩;尤為令人欣喜的是,代表性論著出自新時期獲碩士學位的俞兆平、陳山兩君之手。他們將這一方面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階段。俞兆平的《聞一多美學思想論稿》(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26萬言,作者力圖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分析問題。全書分七部分,較為系統:一、美學思想歷程。從縱的角度按時序分期論述聞氏美學思想。二、新詩創作論。三、新詩形式論。四、新詩發展論。五、審美教育論。六、藝術美丑論。七、藝術起源論。這樣分開論析中否科學還可討論,但確能涵蓋聞一多美學思想的方方面面。專著對許多問題,并非泛泛而談,淺嘗輒止。如對聞氏前期思想主導面傾向于現實主義美學觀,重視藝術的社會功利性,在作了較為細致的分析和肯定之后指出:
  過分地強調文藝的社會功利標準,有時也會給文藝批評帶來一定的偏誤。聞一多對汪靜之詩集《蕙的風》的非議,即屬于此類情況。雖然他解釋說:“我并不是罵他誨淫,我罵他只誨淫而無詩。淫是不可誨的,淫不是必待誨而后有的。作詩是作詩,沒有詩而只淫,自然是批評家所不許的。”表面上象是對汪靜之的質直明了、毫無矯飾做作的詩風的否定,將它貶為“無詩”。但實質上,仍是把過于森嚴的道德觀念作為社會功利標準的內涵,認為他是“只誨淫而無詩”,從而得出與魯迅、葉圣陶[⑤]等截然相反的評價。從這一側面,也可看出聞一多當年的思想弱點,及其與魯迅等人在對待封建道德觀念上的差距。
  這確實是透過現象看本質。在新詩初創時期的這場爭論,主要是因汪靜之的詩集《蕙的風》而引發。汪詩寫愛情,真切、熱烈、坦率、大膽,又不流于庸俗、猥褻。胡夢華因詩中有“一步一回頭瞟我意中人”一類詩句,斥它“輕薄”、“墮落”,“是有意挑撥人們的肉欲”,“是自己獸性沖動之表現”。魯迅、朱自清、胡適、劉延陵、周作人等都曾撰文駁斥了胡夢華的攻擊。爭論的實質是維護封建道德觀念與反封建道德觀念的交鋒。俞著從美的本質特征、美的理想、美感分析、審美鑒賞等幾個方面對聞一多的美學主張,作了尋根溯源的探討與分析,特別是聞一多美學思想與康德、王爾德、濟慈、克乃夫·貝爾、布洛、蘭費爾德等人美學思想的聯系,花了很大精力梳理,論述有理論深度并有說服力。可以說這是聞一多研究前所未有的創獲。正因為專著作者深知聞一多美學思想的復雜性和內在矛盾,所以對聞一多詩歌創作中既有大量的愛國詩和批判現實的篇章,也有宣揚藝術至上的《劍匣》、《李白之死》等作品,對聞一多一方面主張新文學運動和愛國運動結合,同時另一方面又倡導“純形的藝術”,能夠作出實事求是的論說,不是簡單地“非此即彼”地斷定聞先生是唯美主義者,或不是唯美主義者。                 
  俞兆平同志這本專著的不足之處,是有些觀點論據較少,說服力不強。作者第一次提出,聞一多的美學思想,分前期、中期、后期;而中期與后期以1931年為分界線,主要依據之一是1931年發表了新詩《奇跡》,二是1933年發表了《烙印·序》。對《奇跡》這首詩,如何理解,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如將它作為詩人美學思想巨變的標志,則頗牽強。對這詩,學術界至少有以下幾種理解:李廣田先生認為是“一種幻滅的表現”[⑥];季鎮淮先生說,是作者“脫離詩人園地的告白……,拋棄虛幻的理想即奇跡的追求,切實地走向平凡——目前現實生活即學術研究。”[⑦]臧克家先生說:“我看聞先生寫的是他認為的‘美的化身’。象是以女性為代表。這與《紅燭》里的《紅豆篇》所追求,所熱情歌頌的對愛人的愛情,似有相通之處,但又決然不同。一抽象,一具體。一現實,一象征。”[⑧]與這相近似的還有梁實秋先生,他指出:“實際上是一多在這個時候在感情上吹起了一點漣漪,情形并不太嚴重,因為在情感剛剛生出一個蓓蕾的時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內心里當然有一番折騰,寫出詩來仍然是那樣的回腸蕩氣。”[⑨]聞黎明同志在《聞一多傳》里逕直點明:“有人揣測,這詩大約與方令儒有關。”對于詩,探明作者創作契機雖然只能作為理解、研究詩的參考,而不能取代作品,但對弄明作品還是有助益的。而對于象《奇跡》這類較朦朧帶象征意味的詩,又不宜于作過實的注解。如果有人問我:這是愛情嗎?也許是的;這是寫理想的實現嗎?也許是的;這是寫神秘的奇跡出現?也許是的;俞著說,詩的最后“不禁令人想起了阿·托爾斯泰關于舊知識分子思想改造艱巨性的‘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堿水里煮三次’的著名題記。”這聯想實在令人感到奇怪。總之,無論怎樣拔高,《奇跡》也難以作為聞一多美學思想大變的證劇。至于1933年寫的《烙印·序》,高度評價了臧克家先生的《烙印》:“沒有一首不具有一種極頂真的生活的意義”,并說:“如果為保留這一點,而忽略了一首詩的外形的完美,誰又不能說是不合算?”俞著認為這“也透露出他的美學思想轉變的信息”。其實,在1930年之前,聞先生也有類似的觀點。如評《女神》的文字,《泰果爾批評》、《文藝與愛國——紀念三月十八》、《鄧以蟄<詩與歷史>附識》,都或多或少有所流露。1927年寫的《心跳》中,更有明顯的表現:
最好是讓這口里塞滿了沙泥,  靜夜里鐘擺搖來的一片閑適,如其它只會唱著個人休戚!   就聽不見你們四鄰的呻吟,最好是讓這頭顱給田鼠掘洞,  看不見寡婦孤兒抖顫的身影,讓這一團血肉也去喂著尸蟲,  戰壕里的痙攣,瘋人咬著病榻,如果只是為了一杯酒,一本詩, 和各種慘劇在生活的磨子下。
  這里的意思,與《烙印·序》幾乎完全一樣。還必須指出,在1933年以后,聞先生也還有側重從形體立論之作,如《論形體——介紹唐仲明先生的畫》,《匡齋談藝》,《宣傳與藝術》等。須知《烙印》在30年代初出現在詩壇,其最可貴之處確實是詩人的頂真的生活態度和詩中高度濃縮的生活內容。因此,聞先生說,詩有了這,即使外形的完美稍遜,也應受重視。
  研究聞一多詩歌理論的論文,最值得注意的是陳山同志的《聞一多詩學理論的結構與體系》。他認為,聞一多運用“精確化”的邏輯思維方法,采取“分割要素”的思維步驟,將詩的結構分為“四大原素:幻想、感情、音節、繪藻(語言)”然后再分別將這四大原素進行切分。陳文指出,聞先生的詩學理論結構,大致由四個層面構成:第一個層面是節奏,第二個層面是詩的語言,第三個層面是詩的意象,第四個層面是詩的總體性質(藝術觀念)。陳文說,聞先生受美國哲學家桑塔耶納的影響,將美感的形式分為“材料”、“形式”、“表現”三個層次。聞先生的詩學理論,處于由近代的“表現論”向現代的“符號論”發展的過渡階段,帶有轉折期具有的理論色彩和個人獨到的理論創造,為中國新詩理論的邏輯化、科學化、現代化作了重要貢獻。
  對于聞先生新詩理論批評中的偶然失誤,近年來學術界也開始注意。如聞先生有句名言:“艾青說‘太陽滾向我們’,為什么我們不滾向太陽呢?”這提問,脫離了《太陽》這首詩的實際。《太陽》是從太陽與生命的聯系中來寫,突出了太陽偉大、鮮活的生命力。它先于“我”而存在,從遠古、從黑暗、從無生物那邊滾來,它“飛旋”于遠處的沙丘之上(它正在上升),然后向“我”滾來。是太陽給無生物、給生物、也給“我”以活力,使“我”的靈魂再生并產生了對人類再生的確信。這是歌頌太陽是偉大的給予者,“我”在這里是受惠者。因此,這詩不能改為:“我向太陽滾去”。近年來不管是《太陽》的鑒賞文章,或者論艾青的論著,都糾正了聞先生的這一不當之論。
    四                            
  聞先生在青少年時代,打下了國學的基礎。但真正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則是從到武漢大學任教時始。后來,他成了大師級學者,40年代即為學術界所公認。對聞先生的學術研究成果的整理和再研究,主要是在他逝世后才進行。許多前輩學者留下了寶貴的業績。新時期以來,王瑤、季鎮淮、程千帆先生等仍致力于此。新中國成立后培養的學者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這方面論文質量最高者,當推傅璇琮、袁謇正、費正剛諸先生之作。我曾經說過,研究作為“學者”的聞一多,是一件難度很大的工作。一是他的研究涉及面較廣,有古代神話、《詩經》、《楚辭》、唐詩等,二是必須了解聞先生之前和之后的這一課題研究的全貌,比如要正確判斷聞先生在《詩經》研究史上的地位,就必須了解漢儒以來也就是二千年來學者們的見解,才能知道聞先生哪些方面吸取了前人的成果,哪些方面有新發現,或是在用以研究的方法和觀念上有創新。還有,聞先生逝世已經近半個世紀,這半個世紀內,學者們在哪些方面得益于聞先生的成果,繼續推進研究?哪些方面補正了聞先生的論說?一些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研究聞先生學術的論文,不具有學術品格和價值,主要原因也在這里。與這相反,如前輩學者程千帆先生的《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誤解》[10]一文,全局在胸,回顧了從唐到元,作者及其詩“被冷落了幾百年”。明以后,“由隱而之顯”。清末到聞一多先生對此詩理解進一步深化,但聞先生對此詩仍有誤解,即將《春江花月夜》“歸入宮體”。程先生在撰著此文之前,已撰有《張若虛<春江花月夜>集評》。傅璇琮先生的唐詩研究,也功力深厚,他的《聞一多與唐詩研究》是富有啟發意義的論文。它對聞先生以前和以后的唐詩研究,作了客觀的準確的評述,并指出:
  對于聞一多先生的唐詩研究,學術界存有不同的看法。特別是近些年來,聞先生論述過的好幾個問題,差不多都有過爭論;有的雖然沒有提到聞先生的著作,但很明顯,其基本論點與聞先生是不一致的。如初唐詩,是否就是類書的堆砌與宮體的延續;唐太宗對唐初的文學發展,是否就只起消極作用;盧照鄰的《長安古意》、劉希夷的《代悲白頭翁》、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是否就如聞先生所說的屬于宮體詩的范圍,它們在詩壇的意義用‘宮體詩的自贖’來概括是否確切;‘四杰’在初唐詩歌史上的出現,是一個整體,還是兩種不同的類型;孟浩然是否即是“為隱居而隱居”而沒有思想矛盾;中唐時的盧仝、劉叉,是否是“插科諢”式的人物;賈島詩是否就那樣的陰暗灰然,等等。以上的問題涉及到聞一多先生關于唐詩的專著《唐詩雜論》的大部分篇目。聞先生的另一部唐詩著作《唐詩大系》,是一部唐詩選本書中所選的作家大多標有生卒年。……但這些年來,有不少關于唐代詩人考證的論著,對書中所標的生卒年提出異議,另立新說。                   傅文不僅擺出了這些問題,還力圖合理解釋了這種現象。它著重從宏觀上把握和闡明聞先生的研究格局和學術體系。認為:聞先生對古籍和古代文學,“先做文字校訂和字義訓釋的工作,然后再進行綜合的研究”,“他是從整個文化研究著眼,因此對唐詩的發展就能把握大的方面。……他是站在一個新的高度,以歷史的眼光,觀察和分析唐詩的發展變化,沖破了傳統學術方法的某種狹隘性和封閉性”。“他的大膽懷疑的精神,敢于立異的新穎之說”,也給后世以積極的影響。但傅文有些看法也有待研究。比如說:“時過幾十年,再來具體討論某一人物、某一作品評介的得失,并不能對我們的思考有多大的意義”等,難免有將微觀與宏觀對立之嫌,并不足以說服讀者。         
  袁謇正先生的《聞一多<楚辭>研究的基本層面》和費正剛珠《聞一多先生的<楚辭>研究》,均集中探討聞先生在《楚辭》研究上的貢獻。袁文指出,“說明背景”、“詮釋詞義”、“校正文字”三者,是有聯系的三項課題,而且聞氏研究,也不限于這三項,但其主要成果是“校正文字”這一“最基本的研究”,和作出“說明背景”基礎工程的“詮釋詞義”。袁文較具體細致地論證了聞先生的嚴謹治學態度和求實精神,“其《楚辭校補》除引用王逸、洪興祖、劉師培、許維yǘ①、劉永濟諸家舊校材料和采用古今二十八家涉及校正文字的成說外,還有作者從六十五種書籍中搜集到的可資校勘的材料。”對舊說一般取審慎態度,但他同時又敢于創新和開拓,提出了不少“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對于一時難以明晰之處,不強加訂正和解釋,寧付之闕如。有些新見解,自己后來發現有待進一步考證,或有不同看法,即修正自己以前的結論。袁文還說明,聞先生“將傳統學問和近現代社會科學結合起來,開拓了《楚辭》研究的思維空間,這比他的成果本身更富有意義。”袁文并不諱言聞先生的《楚辭》校勘、詮釋工作的薄弱環節:“1)聞先生注解《楚辭》多所創獲,但有些新解大膽有余,實證不足……2)先秦古籍多通假現象,這是事實。但聞先生遇到疑難而求助通假,有時不免存在迂曲難通之嫌”。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費文與袁文論述同一問題,二者恰好是互補。
    五                            
  聞一多研究已有一支基本力量,各方面的研究也有了良好的開端,但中青年學者還不夠多,有待進一步研究的課題和問題尚多:        
  1)佚文發掘工作。新編《全集》的出版,并不意味這一工作的結束。可以肯定,尚有佚文未收入。如朱自清先生在四卷本《全集》的《編后記》中提到的幾篇聞一多佚文,似還有兩篇未找到。其一是《不許勝利變質》,據云原載1946年昆明某報。其二是《論宣傳》,說是原載1942年某月日《中央日報》。新編《全集》第二卷中的一篇《宣傳與藝術》,注明原載1939年2月26日昆明《益世報》,內容是談宣傳,但時間、發表處所與朱先生說的不同,因此,二者是否同一篇,還是一個疑問。據新編《全集》編者說,聞先生抗戰期間發表的一篇論文,因系土紙,印刷又差,很模糊,字跡無法辨認,故未收入,如能找到印刷較清晰者,則問題可以解決。聞先生給友人的書信,可能還有未收入《全集》者。至于佚文(包括個別已收入《全集》者)的考證工作,也有待進行。                        
  2)聞一多思想、生活道路研究和傳記、評傳的撰寫。起點已不低,如欲突破目前水平,并非易事,但有待研究的問題尚多。如早期愛國主義思想的特點,它和民族主義、“文化上的國家主義”的關系;作為新月詩派或者說格律詩派的領袖所起的作用;由詩人轉向學者的原因;后期思想質變的時間及標志;晚年思想的進展和復雜性,對革命忠誠仍缺乏政治家的素養和策略,對傳統文化等的看法有180度轉變,但有時又不免簡單、片面、偏激。
  這一課題,似應進一步注意客觀性和科學性,應注意從多方面觀察、分析,而不只是從傳主的角度著眼,應從新文化運動大背景中,從聞一多與魯迅、郭沫若、茅盾、胡適、蔡元培等比較中研究。孤立地研究個人,是不會產生高水平的論著的。                          
  3)聞一多新詩及其理論研究,空間仍很大。關鍵是研究者至少應精通英文,熟悉中外詩歌和聞先生讀過的書,有較高的理論素養和詩美敏感,并且能沉進去作較長時間的研究,在深度上下功夫,進一步豐富已有的精到見解,并提出新論。即使如《奇跡》這一首詩,也可寫一本專著。         
  4)聞一多學術思想和成果研究。季鎮淮先生等曾多次指出,這是聞一多研究的薄弱環節,應加強研究工作。無可諱言,迄今為止,這方面收效甚微。原因很多,主要大概是:對研究者的基本要求高,至少懂文字、音yùn④、訓詁,熟悉中國古代文學和其他古籍,了解中國近代學術發展史;集中幾年時間投入;免除出版難之慮等。                     
  學術研究不可能用“人海戰術”,任何時候都只能投入為數不多的學者。古今中外的學者雖然個別人可能是富豪,但大多數是相對清貧的。耐不住清貧者難以成為大學者。學術研究需要水磨功夫,難以“短平快”,也不能期望每年都有豐收。有些課題,需要三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至于高質量的聞一多研究成果的出版難問題,由于有聞一多基金會的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我想,在五年十年內,聞一多研究水平會有一個整體性的突破。
  注釋:                           
  ①江錫銓:《聞一多研究四十年》(原載《江漢論壇》,后收入清華大學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的同名論文集中)對1922年至1986年的聞一多研究作了較全面的述評。                     
  ②孫黨伯:《中國現代兩大文豪論》附錄《讀聞一多的遺詩<真我集>》
  ③④新版《聞一多全集》第4卷第45、46頁;49頁。
  ⑤“葉圣陶”應為“朱自清”,俞著有誤。            
  ⑥李廣田:《聞一多選集·序》,原載《人民文學》3卷2期。  
  ⑦季鎮淮:《聞一多先生事略》,《聞一多紀念文集》,三聯書店1980年8月出版。                          
  ⑧臧克家:《聞一多先生詩創作的藝術特色》,《聞一多研究叢刊》,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年4月出版。
  ⑨梁實秋:《談聞一多》,臺灣現代文化拓展社版。
  ⑩原載《文學評論》,后收入《程千帆詩論選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
                        (責任編輯 張炳煊)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橘去木加走之旁
  ②原字嫩去女加水
  ③原字恒去心加火
  ④原字音右加員
  
  
  
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版003-01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陸耀東19951995 作者: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版003-01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陸耀東19951995
2013-09-10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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