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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情·疏離·對抗  ——臺灣女性主義文學中的兩性關系
無情·疏離·對抗  ——臺灣女性主義文學中的兩性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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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之間的關系問題,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最大問題,是一切社會關系的基礎。在父權社會中,最早確立的社會形態,即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細胞,也就是私有制家庭。以父權為中心的私有制家庭,淘汰了以母子血緣關系為核心的自然形態,將女人作為延續男人的姓氏、財富、血緣、生命的“存種”的工具,以及享樂的玩物,納入男人的私有財產的范疇。這時候,男女之間的關系是主人與奴仆的隸屬關系。臺灣早期的女性文學或曰新閨閣文學,展示的就是這樣一種男女關系。林海音《金鯉魚的百裥裙》、《燭》、《殉》等篇中的女人們,盡管對自己的處境不滿,心有不甘,但從不否認自己與男性家長的物化的隸屬關系。她們不過是想讓這種關系更穩固更牢靠罷了。金鯉魚要穿大紅百裥裙的目的,不是為了好看,而是想要顯示自己是這個家庭的繼承人的生母,身份、地位與太太小姐們相仿,享有家族一分子的殊榮。啟福太太以裝病吸引丈夫注意,以免納了新歡的丈夫把她完全拋在腦后,失了自己在家中的位置。方大奶奶朱淑蕓則終生屬于一個死了的男人以及他的家庭。
  女性身受這種隸屬關系的制約,但卻憧憬著、向往著一種兩性之間平等的、和諧的相屬關系。臺灣言情文學充分地表達了這一理想,那種兩情相系、平等相愛、相互忠誠、至死不渝的故事確實打動人心。在這樣的作品中,男性都尊重女性、愛護女性,懷抱一腔深情對待女性,為了愛情可以犧牲一切。女性從這種相屬關系中得到的當然是幸福、滿足、快樂一生。然而,理想并不等于現實。且不說女性得到了美滿的愛情并不代表著實現了美好的人生價值,即便是美滿的愛情本身,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亦不多見。在父權制仍然強大的今天,男女相屬關系的真正建立似乎還很遙遠。
  在今天,女性對男性的隸屬或從屬關系已經打破,可是,由于時代、社會條件、社會觀念的局限,新型的、健康的男女關系一時間還建立不起來。在這個新舊交替的夾縫中,女性“拜社會現代化之賜”,有了更多受教育的機會,“大量地加入臺灣經濟生產行列,掌握了一部分經濟實權,因之,逐漸有了反抗的力量,這種力量呈現在社會現象上,便是女權運動的勃興以及新女性主義的抬頭”(注:吳錦發:《論季季小說中的男女關系》,見《季季集》,[臺北]臺灣前衛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59-360頁,第365頁,第365頁,第359頁。)。但是,仍占據統治地位的男性卻不甘愿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封建的、落伍的男性沙文主義也不肯輕易退出歷史舞臺。于是,兩性之間有史以來的戰爭不得不擴大化并呈現出新的樣貌。反映在臺灣女性主義文學中,一言以蔽之,就是男女關系的無情、疏離與對抗。
   一、無情時代
  “無情時代”是借用臺灣女作家蔣曉云的一本小說集的名字。夏云說:“蔣曉云所寫當代青年的愛情中,很缺真情與純情。作家朱西寧說她寫的是一個‘無情時代’。夏志清教授說‘蔣曉云小說里的臺北知識青年都相當自私,不肯為愛情犧牲一點自己的利益的。’時代如此,他們是特定環境的產物。他們生長的社會中,舊傳統道德摧毀了,新的理念價值觀又未建立,經濟驟變下形成一個一切以金錢為第一的天地。生長其間的一代,自然而然商業化,看重物質,自私自利,對屬于精神性的都不沾邊,事事只為自己打算。不管是在愛情上,或其他事情上,總是先把自己保護好。在爭吵不安,哭哭啼啼的眼淚下,卻始終是不動心也不動真情。他們的世界鬧哄哄,充滿聲音動作,骨子里則是孤寂冷漠的。青年們個個都是戴了盔甲的戰士,驍勇無比。”(注:夏云:《序》,見蔣曉云《無情時代》,[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年10月版,第4-5頁,第3頁。)這段話既是對蔣曉云小說的總結,也十分透徹地概括了年輕一代兩性關系的狀況及其原因。
  蔣曉云的獲獎小說《姻緣路》中,林月娟在通往婚姻的“姻緣路”上一次次地受挫:先是被談了七年戀愛的未婚夫吳信峰隨隨便便拋棄,繼而互有好感的陳清耀為了種種利益娶了日籍女子,后來,與小她幾歲的程濤來往毫無結果,相親又始終無法成功,使她“一定要結婚”的目標遲遲不能實現。其實,林月娟本人在這條“姻緣路”上付出的也不是愛情,而是“女大當嫁”的觀念,終日為“立定了志向要嫁”的唯一人生追求心急如火、凄凄惶惶地奔忙。《隨緣》中的“我”,根本不愛“長相不夠英俊,身材恰是五短”,又無情趣的牙醫林冀民,在他委婉求婚的、通常是最浪漫的時刻,“第一件想到的不是好或不好,竟是結婚的時候該穿什么鞋子,才能不高過他,又能顯得體態輕盈”。可是,她仍然高高興興地結婚,因為在婚齡女子比男子多了五萬人的臺北,能把自己嫁出去就算很不錯了。他雖然不是她喜歡的那一類型,但是“肉邊菜的滋味不見得差過肉呢,這就是‘隨緣’”。《宜室宜家》中金明英有了能養她的丈夫就心滿意足,對丈夫的尋花問柳不管不問,也毫不在乎。這不能說是愛情,只是可悲的人生依附。《驚喜》里外表端莊、清高的女中學生曾純純輕易委身于男學生程大鵬。他“只一通電話,她就來了。什么都不跟他談,人生道理,苦悶,甚至戀愛全不談。到他要她走,她就走了,竟也無留戀”,“他冷落她,侮辱她,她也逆來順受”。無愛,卻有性,而且是予取予求的性。《閑夢》中,男主角“一面說我愛你,一面要分手”,女主角則“即使是一場夢,亦要有憑有據”,連夢境都不脫離現實。這些作品中的人物“關心的范圍很窄,僅及于本身的幸福。他們不談政治,連社會問題也不關心。他們精于計較,行為和社會的脈絡一致,在通往婚姻的愛情道路上,處處流露出斤兩分明的交易心態。其中看不到美麗的純情,也沒有纏綿繾綣的場景”(注:夏云:《序》,見蔣曉云《無情時代》,[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年10月版,第4-5頁,第3頁。)。
  不僅蔣曉云,其他女作家蕭颯、季季、袁瓊瓊、蘇偉貞、廖輝英等人筆下,也有大量的男女關系描寫,但是也很難找到幾個浪漫的、令人陶醉的、唯美的愛情情節。例如,袁瓊瓊的作品里,有很多夫妻、戀人、情侶的故事,但我們看到的盡是情變、背叛、同床異夢、一夜情、母性救贖,等等,唯獨看不到男女雙方的傾心相愛、相濡以沫、相互忠誠。蘇偉貞、廖輝英小說中的愛情是女主角單方面的,如蘇偉貞《陪他一段》中的費敏,晶瑩剔透,情感專一,但費盡氣力也得不到男友真正的愛,只不過填補了他失戀階段的空白,滿足了他的情欲需求。當他的許諾、他的誓言都成為昨日黃花的時候,她絕望地自殺而亡。這種“癡情女子負心漢”的故事,從古演繹至今,在臺灣女性主義文學中染上了現代色彩,展示出男女雙方在“無情時代”的心路歷程。
   二、疏離意識
  臺灣作家吳錦發在評論季季的作品時說,如果把一個社會結構視為一個抽象的圓的話,那么,當社會中的每一個分子都具有向心力的時候,這個圓就呈現一種緊密的結合,這便是一個健全的社會,它的各個部門就能和諧地運作;而相反的,當社會中的許多分子開始向外逸散時,它結構上的功能將逐一喪失,整個圓甚或因之崩潰。這種社會分子向圓的外圍逸散的現象,就稱之為“疏離”。他還說,疏離現象也可以縮小為個體來看待。當一個人的心理狀態可以接納外來的各種刺激,而在心理上形成某種完整的概念判斷,并作出適當之反應時,便是一個健全完整之個體;而當一個人的心理狀態,無法或有意拒斥外來的刺激,躲避正當的反應時,這便是一種“疏離”。
  吳錦發認為,在季季那么大量有關男女關系的小說描寫中,“我們似乎只清晰地感受到一種難以捉摸、充滿不信任以及疏離感的男女關系。這樣的感覺尤其是在我們讀到她《杯底的臉》以及《塑膠葫蘆》兩篇小說時,就顯得格外強烈與透徹了。”(注:吳錦發:《論季季小說中的男女關系》,見《季季集》,[臺北]臺灣前衛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59-360頁,第365頁,第365頁,第359頁。)《杯底的臉》中,一對男女在酒館里坐了一天,女的居然連對方的名字都記不起,還懊悔道:“這種陰沉落雨的天氣,在家睡覺多好?卻把一天都交給了你。”《塑膠葫蘆》中,女主角在繼母死去的那天早上,穿一身紅衣服去赴男朋友的約會。當年,她的生母被父親拋棄自殺而死,如今繼母又步生母的后塵。在約會中,她根本就忽視男朋友的存在,專心致志地撫弄一個氣球,發出刺耳難聽的聲音,嘴里還哼著歌,以至于男友委屈地想:“在我們互相遠程而來見面的時候,她竟以那氣球作為快樂的中心而忽視我的存在么?我比那個氣球還不如?”季季其它作品也都相仿佛,“我們看到季季在處理這些男女關系時,無論男女雙方是已婚、未婚、或已婚后‘離婚’再重逢,所有的男女關系,她都不知不覺的一概賦予一種低沉的基調,似乎在季季的筆下我們很難看到歌頌‘愛情’與‘婚姻’的描寫,我們看到的只是對于‘愛情’與‘婚姻’充滿了懷疑、惶惑以及極度無安全感的描寫。”(注:吳錦發:《論季季小說中的男女關系》,見《季季集》,[臺北]臺灣前衛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59-360頁,第365頁,第365頁,第359頁。)
  其實,何止是季季熱衷于男女關系冷漠、疏離的描寫,相當的臺灣女作家在作品中都是以極度的不信任及疏離感來安排、表現男女關系的。例如,曹又方的《超級夏娃》中的一對情人,互相進入不了對方的心里,互不理解,“他是一堵男墻,她則是一堵女墻。盡管人們嘗試在墻與墻間搭起一座橋,比方說那種慣常用的基本的性的橋梁。然而,它的結果不過是形成了象形上的一個字母H。H,雖然是英文‘希望’的第一個字母,但是,可以預見地,似乎在我們男女主角的情史上,是永遠不會再有希望了。”蘇偉貞的《雨天》里,女人愛上一個已婚男人,兩人交往、幽會。男人終于離成了婚,兩人有了結合的可能,反倒失去了“共同的目標”。男人終日躲在醉中,女人“對他的愛愈多,非議之感便愈強,就更溫柔不起來,一切太患得患失”。她寧愿走回從前他沒離婚的時候。各自有家回是件好事,結合在一起,心情不對時,便都無處可歸,“翻云覆雨的,何止天氣,人的性情和關系亦然。她不相信朝夕相處的情趣,人們在長短左右間被齒磨,直一把自我磨出傷口”。另一篇《迷途》中的男女,萍水相逢,互相連是誰都不知道就結伴而行、同室而居、同床而眠,當然也必然會有性關系。男人原以為女人失去了部分記憶,到最后才弄清她是個有婚姻的人,并且懷了孕。她并未失憶,“全部都知道卻不愿意認命”。她離家出走、徘徊街頭幾天只是因為她太害怕了,“我不知道下一代要怎么證明他們的出生,他們不應該被生出來。”蔣曉云《掉傘天》中的云梅,對丈夫吳維圣沒有愛,只因為她心中暗戀著方一止。她嫁給吳維圣之前,方一止雖然沒有正式追求過她,卻“常常要生個三言四語來撩撥她”。她對他很癡心,有一次找到他要攤牌:
  “你說,只要你一句話。”她逼他;只要他有一句切實的話,她就——她就怎樣?
  忽然她害怕起來,她竟是第一次發現自己是有責任的。如果一止真的表明了愛她,要她……。管太太的一番話兜頭兜腦的上了心。
  “你想嫁給我?”一止的語氣聽來是懷疑和譏誚。
  “你能等我嗎?”他嘲弄地笑起來。
  云梅竟沒有勇氣作任何承諾。這不是一個談話的所在;她想。心里給馬路上的車聲人聲攪得亂七八糟。
  云梅很愛一止,但卻對他是否能夠給予自己一樁穩定的婚姻充滿了不信任,愛情也不能拉近他倆之間原本就有的距離,消除隔膜,讓雙方都敞開心扉。所以云梅拼了命地想要一止表明愛她的態度,自己卻沒有勇氣作出承諾,不能面對婚姻的責任。
  在這些女作家的小說中,就連最應該浪漫的約會、幽會,也似乎嗅不到一絲浪漫氣息。如袁瓊瓊的《白發》中,女主角秀麗與情人鳴渠在一次幽會中,被鳴渠頭上的些許白發弄得心神不寧,“無名地興起了難熬的感覺”。她覺得自己又似在做某種扮演,“那樣浪漫如夢,絕不是她自己的感覺”。一個24歲的女子,與已婚的中年男子交往才一年,一周幽會兩次,卻沒有浪漫的感覺,沒有心心相印的甜蜜,也沒有如膠似漆的不舍,反倒覺得“難熬”,自始至終不曾進入魚水交融的狀態,只有清醒的算計:“她盤算跟鳴渠維持一年的關系,然后兩人好來好散”,后來果然“決定對鳴渠的愛要結束了”。如此實際、果斷、有心計,哪像是青春女子在經歷愛情?當然,鳴渠有妻有子,家庭美滿,他“希望維持現狀,他對他的家很滿意。對秀麗大半也是滿意的”,兩人誰也沒有天長日久的念頭,“兩個人是沒有以后的”。跟鳴渠分手以后,“秀麗打算結婚,她身邊也還有幾個人在追她,結婚不難”。由此看來,秀麗的婚姻是不考慮愛情因素的,“疏離”與“無情”相互關聯。
   三、兩性對抗
  用吳錦發的話說:“由于臺灣光復初期的社會結構中,仍遺留有相當程度的因被殖民而殘存的封建理念,在這些封建理念中最明顯的便是男女地位的不平等。臺灣社會除了承受封建中國的傳統男性沙文主義的觀念之外,經過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男性至上觀念非但沒有改變,反而更受到當時日本民族‘武士風’的推波助瀾,更加地變本加厲,于是臺灣的女性在三從四德的固有持守之外,更加上了跪坐低首,@①聲不絕。”(注:吳錦發:《論季季小說中的男女關系》,見《季季集》,[臺北]臺灣前衛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59-360頁,第365頁,第365頁,第359頁。)后來,隨著社會現代化進程,女性主義覺醒,女權運動勃興,反映在文學領域里便是女作家在自己作品的各個層面,對于以往封建、落伍的男性沙文主義提出了相當程度的反抗與抨擊,這其中又因為每一個作家個性、氣質上的差異,呈現在作品中的反抗姿態有所不同。“疏離”可以視為個人對巨大的社會事實一種無力感的表現,也可以被視為是一種“自棄”。再深入地追究下去,“疏離”更可以被視為一種“社會反抗”,反抗傳統婚姻制度及人際關系里男性對女性的不公平,但這種反抗采取比較溫和、迂回的姿態,季季、心岱、施叔青多持這種態度。
  在作品中采取正面的、單刀直入的反抗姿態的女作家為數也不少,主要有李昂、曾心儀、蕭颯等人,袁瓊瓊、蘇偉貞、曹又方等則是兩類作品皆有。李昂的《殺夫》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讓飽受摧殘的女人舉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在象征意義上,可說是代表了對于女性遭受物化的反抗與控訴,將女性分崩離析、飽受切割的自我主體,投射到男性的肉體上。”(注:張惠娟:《直道相思了無益》,載鄭明@②主編《當代臺灣女性文學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55頁。)蕭颯的《唯良的愛》、袁瓊瓊的《燒》都從正面表現了對父權傳統的激烈反抗態度。
  換一個角度看,反抗亦是一種兩性間的對抗。《殺夫》如果不是赤裸裸地見證了在傳統架構下男性權力的猙獰面貌,呈現了女性被物化的悲慘景況,展示出一個獸性和血腥的世界,就不會有陳林市的殺夫之舉;《唯良的愛》如果沒有男人的背叛、棄絕,也不會有女人的毀滅全家、玉石俱焚的可悲結局。李昂的《迷園》中,朱影紅與林西庚之間的對抗雖沒有如此慘烈,但也是白熱化的。朱影紅起初完全處于下風,強霸、陽剛的林西庚占據主位,似乎無往不勝。但是,朱影紅充分施展媚悅、柔順的特長,排出純陰的、最女人化的陣勢,一步步蠶食林西庚自以為固若金湯的“陣地”。當這場陰陽大對決處于膠著狀態時,求勝心切的朱影紅為了穩住陣腳,隨時保持清醒的臨戰姿態,不得不找不相愛的男人解決性欲的負担,甚至犧牲了此生也許是唯一的一次生育的機會。另一部小說《北港香爐人人插》所涉及的話題是女人以性和身體作為向男人取得權力的渠道,“用女人的身體去顛覆男人”。
  兩性對抗不僅表現在夫妻情侶之間,母子之間也存在著有形無形的對抗因素。李仕芬在《亦親亦疏:臺灣女作家小說中的父與子》一文中指出:“男性由血緣關系,組成父子聯盟,靜靜地進行對抗女性的、顛覆女權的任務。”(注:李仕芬:《亦親亦疏:臺灣女作家小說中的父與子》,[廈門]《臺灣研究集刊》1998年第3期,第81頁,第82頁,第82頁。)文章舉了袁瓊瓊、廖輝英、蕭颯、蘇偉貞的小說為例,說明盡管父子之間也有對立、沖突,但是,一旦父母的矛盾不可調和,兒子總是自覺不自覺地站穩了父親的立場,即使兒時認同母親,成人后也會倒戈相向。
  袁瓊瓊在《春水船》中,用天生的相親傾向去解釋父子關系的融洽,更從理芬身為妻子、母親的角度,來審視丈夫、兒子之間的關系,“從理芬清楚意識到兒子與丈夫的親密關系及自己的被無形疏離,隱隱帶出了男性聯盟,對抗女性的反女權意識。”在《又涼又暖的季節》中,父親有了外遇,兒子本來很自然地站在母親一邊,還暗地里打算教訓第三者,還父親以顏色。可是,挑釁并未成功,父子之戰無端成就了父子同盟,不知不覺間,兒子竟以挑剔的眼光去批判母親的過度完美。而在《談話》中,父親的不負責任導致母親的自殺,兒子原本看不起父親,可遺傳基因的作用使他的性格酷似父親,不可抗拒地步父親的后塵。此時,他便能從一個新的角度審視父母關系,認為母親因重病無力支撐家庭經濟重担而棄世的作法,“雖無奈,實在也有陰毒的成份”。
  廖輝英《浮塵桃花》里的祝逢春,其父將妻兒棄之不顧,是母親將他撫養成人。可他在言語之間,一意維護的卻是對他沒有盡過責任的父親:“……我父親年輕時候的荒唐不顧家,全是我母親跟我說的。……我說男人絕對不能做錯事,不然會被女人記一輩子、念一輩子,只做一件錯事,卻好象做了千萬件一樣。”李仕芬說:“‘全是我母親跟我說的’一句,反映的自然是其母親的個人主觀成分。祝逢春擴而大之,把母親的個人問題提升為女人的普遍問題,進而指出女人往往喜歡以小夸大、以偏概全。由是把男性的責任輕輕卸載,并轉嫁到女性身上。”
  蕭颯的《廉楨媽媽》也是這樣。傅成對父親的外遇視若無睹,卻對媽媽迷上其它男人不能接受,不時從父親的立場提點母親:“這傳出去像什么話呢?你也該為我和爸爸的面子著想。”傳統父權思想又一次得到落實,“父子儼然同一戰線,為捍衛傳統觀念而努力。”(注:李仕芬:《亦親亦疏:臺灣女作家小說中的父與子》,[廈門]《臺灣研究集刊》1998年第3期,第81頁,第82頁,第82頁。)
  蘇偉貞的《流離》,父母分分合合,兒子從旁觀看,“字里行間反映的盡是兒子對父親的同情……父子同心,兒子同情父親之余,更非常明白他的心情”,“兒子與父親的聯系,便是通過這種深切了解表現出來。對母親暗地里的反抗,更看出兒子如何偏從父親。”(注:李仕芬:《亦親亦疏:臺灣女作家小說中的父與子》,[廈門]《臺灣研究集刊》1998年第3期,第81頁,第82頁,第82頁。)蘇偉貞的《沉默之島》、《大夢》中的男主角,母親都有各自極端的個性,父親都從家中逃離,一去不返。兒子在母親身邊長大,即使連父親的相貌都記不真了,可他們在與母親的相處中,仍然能夠拼湊出父親的心情。父親的缺席并不妨礙他們對父親的了解、與父親的親近、對母親的排斥,因為父與子精神相系、心靈相通,天然地組成性別聯盟,抗衡女性。
  如果要問,在女性主義文學的兩性對抗中,勝利屬于哪一方?我們不能不遺憾地回答:沒有勝者,不是同歸于盡,就是兩敗俱傷。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口右害
   @②原字左女右利
  
  
  
江蘇社會科學南京143~14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紅林20022002男女之間的關系,是一切社會關系的基礎。在今天,女性對男性的隸屬關系已經打破,可是,由于時代局限,新型的兩性關系還不能完全建立起來。在這個新舊交替的夾縫中,女性“拜社會現代化之賜”,有了反抗的力量。這種力量呈現在社會現象上,便是女權運動的勃興以及新女性主義的抬頭。但是,仍占據統治地位的男性群體卻不甘愿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封建的、落伍的男性沙文主義也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臺。于是,兩性之間有史以來的戰爭不得不擴大化并呈現出新的樣貌,反映在臺灣女性主義文學中,一言以蔽之,就是兩性關系的無情、疏離與對抗。臺灣女性主義文學/兩性關系/無情/疏離/對抗劉紅林,江蘇省社科院文學所副研究員 210013 作者:江蘇社會科學南京143~14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紅林20022002男女之間的關系,是一切社會關系的基礎。在今天,女性對男性的隸屬關系已經打破,可是,由于時代局限,新型的兩性關系還不能完全建立起來。在這個新舊交替的夾縫中,女性“拜社會現代化之賜”,有了反抗的力量。這種力量呈現在社會現象上,便是女權運動的勃興以及新女性主義的抬頭。但是,仍占據統治地位的男性群體卻不甘愿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封建的、落伍的男性沙文主義也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臺。于是,兩性之間有史以來的戰爭不得不擴大化并呈現出新的樣貌,反映在臺灣女性主義文學中,一言以蔽之,就是兩性關系的無情、疏離與對抗。臺灣女性主義文學/兩性關系/無情/疏離/對抗
2013-09-10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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