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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回避的崇高  ——關于建設新的人文精神的爭論及其評價
無法回避的崇高  ——關于建設新的人文精神的爭論及其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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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中國文化一個引人注目的走向是世俗化。文化人自覺與平民為伍。以游戲人生和語言粗鄙為時尚。世俗化也構成90年代文藝(包括嚴肅文學)的基本精神內涵。
  基于對這種文化現象的憂慮,一些知識分子提出重建人文精神的主張,試圖確立市場經濟文化語境下文化人新的價值觀,他們強調道德重建,終極關懷和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感。對此王德勝有一段較為恰切的表述。
  90年代以來,隨著大規模的經濟改革,帶來了中國文化的一種新的重建可能性。不可否認,從文化重建的核心人文價值領域來看,現在存在很多人文價值、精神失落的現象,人們現在似乎很少談論價值、理性,而完全沉浸到一種享樂主義的氛圍中,關心現實利益甚于關心歷史和未來。在這種情況下,當代中國文化所面臨的,應當說是一個當代性的文化價值精神重建任務。[(1)]
  重建人文精神的話題在文化界引起廣泛的興趣,也引發了一些相反的意見,王蒙的觀點具有代表性。在《人文精神偶感》一文中,他從“應該承認人文精神的多元性與多層、多面性”出發,認為:
  “人文精神似乎并不具備單一的與排他的價值標準,正如人性并不必須符合某種特定的與獨尊的取向。把人文精神神圣化與絕對化,正如把任何抽象概念與教條絕對化一樣,只能是做繭自縛。”王蒙論述道,關注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和人文精神的多元化、多層性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而人文精神的設計:“它的假設——人類經濟生活的自覺性、計劃性與高尚性不但是令人鼓舞的,甚至于,我要說是充滿詩意的,可惜,最終證明又是自欺欺人的。”[(2)]在王蒙看來,人文精神與市場經濟具有不相容性,提倡人文精神即意味著拒絕人的物質欲求,拒絕多元化、多層性,并必然隱含著導向神圣化和絕對化的危險,從而根本否認重建人文精神的可能。這種將市場經濟的多元化趨勢與理想設計相對立,將人的物質欲求與精神要求相割裂的質疑,自身的立論基礎和論辯邏輯便值得懷疑。承認市場經濟(包括文化市場)的巨大的歷史進步意義,并不意味著對市場經濟所包含的一切不加拒絕地接受;關注人的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承認個體選擇的自由,并不意味著對一切追求物質滿足的行為,對個體的任何選擇都無條件地認可。反過來,指出文化市場的種種弊端,并不意味著對文化市場,乃至市場經濟的拒絕;同樣,指出游戲人生和粗鄙傾向的弊端,也并不意味著在一般意義上對尊重人的基本欲求和對個體差別的拒絕。
  毋庸懷疑,世俗化傾向反映了文化人對過去長時期里只講精神,漠視人的基本欲求,只提社會責任,否定個體選擇自由,只承認群體性,無視個體之間差別的棄絕。這種與經濟多元化俱來的文化自決要求,有其合理性。但也應看到,這種新的文化景觀既是歷史自然生成的結果,也就包含歷史自成的所有的復雜性:對既往文化走向極端化的逆反。
  誠如王蒙在他的文章中所言,我們曾有過片面地夸大精神作用的慘痛記憶,但是,這給予我們的啟示應該是究竟需要提倡什么樣的精神和理想,而不是對精神和理想的擯棄。我們固然要警惕歷史悲劇的重演,但畢竟,文化語境已經發生了變化,“人文精神”,是在市民文化迅速興起,知識分子(包括文藝家)如何在轉型時期順應新的歷史情境,確立其階層性的基本的行為準則,以求更好地發揮積極作用,這一新的文化語境下提出的主張。實際上,人文精神倡導者們也從來沒有將某種理想設計放至獨尊地位,更不是旨在將這種理想設計“神圣化和絕對化”。
  王曉明這樣解釋建設新的人文精神的立足點:
  在中國,從古至今,絕大多數對終極價值的闡釋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闡釋者以社會代表、精神導師自居,認定自己那一套是絕對真理,人人都該接受,甚至為此弄出許多可怕的事情來。因此,今天,我們談論終極關懷,我就更愿意強調它的個人性。[(3)]
  我們固然應該承認個體之間的差別,但這并不等于市場經濟不存在公眾共同遵守的法則;也不意味著市場經濟喪失了整個社會共同追求的理想,盡管我們不能要求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來關心終極價值,參與精神層次的設計,但精神性探求卻是知識階層無法推卸的責任。即使普通市民階層也應該具有最低限度的人類的同情心、職業道德,并承担一定的社會責任。這就要求在充分尊重個體行為自由的同時,也要求個體履行超越個體的普遍準則,包括道德律令。
  實際上“人類經濟生活”的“計劃性”固然是與個性的自由發展相悖,市場經濟也并不必然帶來個體的充分自由。市場經濟為個性的發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但也并不必然帶來這種現實。將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有賴于諸多綜合因素所構成的合力。市場經濟不是完美無缺,就文化而言,眼下的文化市場就普遍存在著文化產品的商品化、標準化制作,誘使人們崇尚時尚,簡單劃一的情形。西方也是如此。阿多爾諾這樣評價“在文化工業中,個性之所以是虛幻的,是由于文化工業生產方式的標準化,個人只有當自己與普遍的社會完全一致時,他才能容忍個性處于虛幻的這種處境。”[(4)]在當代中國,文化市場在顯示其積極意義的同時,負面效應也同樣明顯。粗鄙化和游戲人生的態度與其說顯示著個性不如說是在個性化的名義下對形成時尚的市俗的人生態度的趨同。相反,在整個社會以認同市俗相標榜的潮流中,倡導新的人文精神,才真正是追求階層性,乃至個體性獨立話語的努力。
  富有歷史責任感,企望人心向善,企望社會朝著更加健全(不是單一化)的方向邁進是知識分子階層與生俱來的天職。在市場經濟時代,知識分子作為時代的代言人,作家作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也許成為歷史,但是,知識分子作為社會肌體的清洗劑和“警戒系統”,文藝活動最終旨在鑄造更加美好的人性,卻永遠也不會過時。
  在近代歐洲“知識分子”這個概念或者用來指那些堅持超然獨立地護衛人文主義價值的文化人;或者用來指那些懷疑傳統的意識形態,并試圖重新審視的文化人。
  當代一些西方知識分子,包括倡導“后現代主義”的知識分子也并未放棄這一傳統。
  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敏銳地分析了當代西方社會的劇烈變化所帶來的傳統價值觀念(尤其是宗教性的終極關懷)的淡薄,貝爾透辟地剖析了這種變化的必然性,也以學者的責任心試圖確立自覺自愿、自我領悟和奉行的信仰作為填補宗教缺失所遺留下來的精神空白。哈貝馬斯認為,西方現代社會的公共領域走向商業化,從而喪失了原有的、在社會整合和政治參預方面的積極意義,帶來“文化的貧困”:精神的貧乏和空虛。基于這種判斷,他提出“交往理論”,勾劃了一種相互共存的社會關系。利奧塔一方面展示了消解著現代性啟蒙敘事的后現代景觀,一方面又強調“呈現無法顯示的崇高”的意義,他從藝術的角度這樣論及崇高的價值:
  “無法顯示的東西是唯一值得一生為其奮斗的,也是下個世紀全世界為之思索的問題。否定這個問題就構成威脅——一個不容忽視的威脅,因為它有松馳繪畫行為與繪畫實質間的張力的危險,而正是這個張力才刺激出西方繪畫最英勇的世紀之一”。[(5)]
  上述學者的理想設計,也未必一定是醫治社會弊病的良藥,但開辟了觀察現實的另一向度,幫助人們對所處其中的生存環境的更深入的體察,同時也為社會走向合理化和健康化提供選擇的可能。盡管當代中國有著與西方不同的情 形,但這并不構成放棄人文精神的理由,勿寧說,在肯定人對物質欲求的關注的合理性,肯定個體選擇的多樣性以后,對適合于當代文化語境的新的價值觀,以及一切精神層次的探討,尤顯得迫切。實際的情形是,文化人在世俗化和滿足物欲的追求中,泯滅了是非標準,喪失了批判的銳氣。多元化成了掩飾平庸、追求所謂瀟灑人生的盾牌。郭宏安針對一些作家將文藝活動比作绱鞋補鍋爆米花攤煎餅發表如下評論:
  作家藝術家不自以為高人一等,自然令我們這些藝術品的消費者感動,但是我們怕這種自貶中看到的不是民主化的努力,而是“玩忽職守”的另一種說法。文學藝術工作作為職業無所謂高尚,是從業者使它高尚的,當然也是從業者使它低賤的……某些從業者自己喪失了崇高感自豪感甚至使命感,那是這些從業者個人的悲哀;若是所有的從業者都喪失了崇高感自豪感甚至使命感,那就是時代的悲哀,因為在這個時代里精神的活動已經混同于物欲的滿足。[(6)]
  根本意義的喪失,使文藝批評在一些評論文章中論為無原則的捧場。《從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到《廢都》眾多的文化熱點中,這種情形屢見不鮮。對于作家和批評家的“玩忽職守”,僅僅把它歸結為市場經濟的多元化,或歷史生成的結果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問題不在于是否把作家視為一種職業,而是這一提法實際包蘊的內涵。就文藝而言,從一般意義上,作家為滿足讀者的需求而寫作并無過錯,娛樂和消遣也從來就是文藝的功能之一。梅林在《馬克思傳》中談到,馬克思業余所喜好的消遣是閱讀驚險小說和幽默作品。[(7)]不同文化背景,人生經歷,不同的文化修養水平,以及每個個體不同精神需求,會要求不同類型的文藝,這本來是不言自明的常識。但,這并不等于藝術沒有優劣之別,精神需求沒有高下之分,盡管馬克思在業余時間常以通俗小說作為消遣品,他所欣賞的仍然是莎士比亞、巴爾扎克揭示社會現實的偉大作品。
  在市場經濟時代,文藝的批判現實的功能也仍然不可缺少。正如馬爾庫塞所說:
  “真正的藝術作品,我們時代的真正的先鋒派,完全不遮掩藝術與現實之間的這種疏遠,完全不減弱兩者之間的差異而是擴大差異,并且強化它們自己同所給予的現實之間的不可調和性,其強化的程度達到使藝術不能有任何(行為上的)應用的地步。它們以這一方式履行了藝術的認識功能,……讓人類面對那些他們所背叛了的夢想和他們所忘卻了的罪惡”。[(8)]
  今天,許多文藝家們并不缺乏藝術才華,他們缺乏的正是馬爾庫塞所說的批判現實的精神。眾多的文藝家不去表現我們這個歷史轉型期極富意蘊、充滿矛盾也充滿危機的現實,而是熱衷于從宮閨秘事之類“歷史”中尋找題材。這種回顧歷史的熱情并不是如新時期初“反思”文學、“尋根”文學那樣,關注歷史只是探究現實問題的另一種形式,而是把“歷史”作為消費對象,作為可以隨意把玩的娛樂品。而那些本來就為數不多的表現當代生活的作品,也很難發現如托爾斯泰、妥斯妥也夫斯基那種作品中所包蘊的博大的胸襟和對人類的深切關懷。
  應當承認近些年文藝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就,而且,這些成就是在極其艱難歷史條件下取得的。就嚴肅文藝而言,很長時間里,我們一直試圖設法使知識分子農民化,嚴肅文藝通俗化。傳統藝術程式被視為最優秀的藝術法則,大眾口語被視為典范的藝術語言。知識分子與農民精神差別的取消導致的一個惡果是知識分子人格的萎縮。新時期以后,在短暫的時間里,要求整體上精神萎縮的知識分子在缺乏豐厚的創造性的文化背景上創造高水準的嚴肅文藝,實在是一種奢望。
  嚴肅文藝的生成和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它是建筑在一代代藝術家創造藝術的努力和其成果之上。這些努力和成果所豎立的一座座界碑,構成了嚴肅文藝的獨特的藝術世界,形成嚴肅文藝內部變遷的動力,也是激勵后來者創造嚴肅文藝的土壤。在前蘇聯、東歐和一些西方國家,經常開辦一些免費的帶有講解的嚴肅的音樂會,并經常為青少年舉辦專場。西方各國普遍成立了私營文藝資助機構,以幫助那些創造嚴肅文藝的作家們。如法國的“工商業文化發展資助協會”,英國的“工業藝術資助協會”,荷蘭的“藝術資助基金會”,德國的“文化俱樂部”,美國的“全國藝術基金會”。各國制定了鼓勵資助嚴肅文藝的法規,如資助文藝可象對慈善機構捐款一樣免稅。相反,對商業文藝則課以重稅,有的高達90%,以此資助嚴肅文藝,凡此種種,旨在保證在現代商業社會里,嚴肅文藝的正常、連續性的歷史發展。
  在當代中國,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嚴肅文藝的藝術世界并不完整,內部變遷的線索是中斷的,它所提供的創造性的文化背景稀薄無力。新時期以來,我們對本土和西方從古至今經典文藝的大力介紹對于創造新時代的文藝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任何“補課”都無法達到文化自然沉淀所產生的效果。經典藝術對藝術家的浸濡是長期的、不間斷的過程,這種過程一旦被外力剝奪,短時期內是難以補償的。我們看到,從1984年“尋根”文學開始,當文藝家漸漸與政治游離,更多地關注藝術自身以后,當代文藝思潮(如果能稱得上是“思潮”的話)大都是對域外文學現象的借鑒(“尋根”文學與拉美文學、先鋒小說與西方現代主義等)。從整體上說,這些作品仍然缺乏深厚的歷史內涵。它說明了文化背景的稀薄所造成的歷史后遺癥。
  同我們這個時代的任何一個階層一樣,創造嚴肅文藝的藝術家們還面臨著一個更為現實的問題:必須迎接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現代商品社會的挑戰。現代商品和技術社會無情地蕩滌著既定的一切,極大地開拓著人們的視野,在現代社會,文藝家們能夠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得多的速度吸取人類的文明成果,更新觀念;但另一方面,現代商品社會也在改變著藝術與現實的聯系,經濟關系成為制約藝術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此外,在商品社會改變著文藝與現實的關系的同時,現代技術與參與其中的和商品規律一起在彌合著精神與物質的鴻溝。在現代社會,偉大藝術被現代技術從心靈、理想的地域拽到物質活動中,貝多芬音樂與商品廣告奇妙地混合,放蕩不羈的孫悟空成為馴服的推銷員,如此等等,藝術的完整世界被現代技術無情地分解,最具個性的藝術創造成為最無個性的商品化形象。對商品時代文化語境的順應和挑戰,并真正產生屬于新時代的偉大藝術,也許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
  建設新的人文精神的意義之一就在于,確立知識分子帶有普遍性的(當然不是唯一的)價值觀和行為規范,清除長時期里從政治層面上對知識分子階層性特點的漠視,同時抵御現今商品化觀念的消極因素對知識分子的侵蝕,為精英文化(包括嚴肅文藝)營造健康的生存和發展的氛圍。這種新的人文精神既不是將自己無保留地融進商業變化之中,也不是大拒絕,它屬于時代的新型文化的一部分,又卓然獨立。毫無疑問,建設這種新的人文精神不僅是歷史的必然要求,也是現時代的需要。
  注釋
  (1) 《關于文化現狀道德重建的對話》,《東方》1994.5,P71
  (2) 王蒙《人文精神偶感》,《東方》1994.5,P46,P48,P47
  (3) 王曉明《人文精神是否可能與如何可能》,《讀書》,1994.3,P87
  (4) 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啟蒙辯證法》重慶出版社,1990年7月版,P145
  (5) 利奧塔爾《呈現無法顯示的崇高》,《后現代主義》,中國社會文獻出版社,P77
  (6) 郭宏安《文藝家何以進退失據》,《東方》,1994.4,P14
  (7) 參見梅林《馬克思傳》,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8) 馬爾庫塞《藝術作為現實的形式》,《現代美學新維度》,北京大學出版社,P255 
  
  
  
文藝爭鳴長春012-017J1文藝理論祁述裕19951995 作者:文藝爭鳴長春012-017J1文藝理論祁述裕19951995
2013-09-10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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