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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平庸性的回應  ——“新世紀文學”的一個側面
日常生活平庸性的回應  ——“新世紀文學”的一個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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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071(2006)04—0116—06
  一
  進入新世紀以來,當代中國文學發生了許多異常深刻的變化,一個“新世紀文學”的文學史階段已經開始[1]。這一時期的文學呈現出許多超越“新文學”形態和表征的新特點,這些特點已經清晰地標志了一個不同于整個“新文學”的新的文學經驗的生成。我們的豐富經歷與體驗是前人所難以想象的。實際上,這些變化的實質是中國“現代性”的歷史階段已趨于完成,而新的歷史形態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這些都在文學方面顯示出自己的獨特性。在“新文學”的發展中,有兩個命題一直處于文化的中心,并纏繞著我們的思考與探索:一是中國“新文學”的主流在文學與現實的關系上始終執著于文學對于“現實”的直接投射和反映,始終相信“現代性”能夠洞見生活的真相和現實本身。于是,文學的作用自然是對歷史發展趨向的反映,文學的價值與選擇也是固定的和絕對的。二是中國“新文學”的主流始終執著于宏大歷史進程的表現,執著于緊迫的民族和階級沖突下的社會狀況的探究及革命的激情,忽視日常生活本身不可縮減的具體與瑣碎正是“現代性”的另一面。這兩者都與中國現代性所面對的民族屈辱和社會危機緊密相連,是歷史的必然和中國“現代性”的歷史特點之一,也是20世紀中國歷史對文學所提出的強烈時代要求,其后果是,任何與這種主流相背離或有所差異的文學潮流與走向都遭到了否定。
  今天的“新世紀文學”則在這兩個方面都對“新文學”實現了超越。一方面,是對文學直接投射“現實”的可能性的反思,并導致了對于文學的復雜性的再認識。這種再認識,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實驗文學”開始,直到21世紀初有關“純文學”的討論,實際上已經完成了文學與現實復雜的想象關系的建構;另一方面,是關注現實生活的具體性,致使一種日常生活的特色開始呈現出來。在全球化時代,伴隨著中等收入者的崛起,他們的想象中往往強調日常生活的意義。日常生活的欲望被合法化,成為生活的目標之一。在現代性的宏偉敘事中被忽略和壓抑的日常生活趣味變成了文學想象的中心,賦予了不同尋常的價值和意義。這種日常生活再發現的進程,完全主導了新的文學想象。它通過對于日常生活的描寫,表征自我的存在和價值,而這種日常生活又是以消費為中心的。只有在消費中,個人才能夠發現自己,彰顯個體生命的特殊性,消費行為成為個性存在的前提。而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和消費的價值被凸顯出來,個體生命的歷史和個體生命的運行就被賦予了越來越大的意義。這并非是李澤厚式的宏大“主體”的展開,而是一種個人生存實在經驗的描述。這種經驗不是一種對于現實的徹底反抗,而是同現實世界的一種辯證關系的獲得。
  這兩種走向,其實都是對當下歷史境遇的投射和反應。但這種反應也將凸現一種持續的困擾和焦慮,即如何面對日常生活本身的平庸性的問題。這種日常生活的平庸性的感受,正是當下境遇的典型表征。由于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是“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系而不是相脫離的進程”;同時,“經濟全球化成全了中國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國無意于挑戰現存國際秩序,更不主張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顛覆它”[2],這就對于現代中國的歷史道路有了一個完全不同的選擇。中國“現代性”對深刻的歷史悲情的超越,是通過一種與全球化相聯系的進程來完成的,這的確是對于整個中國“新文學”主流的深刻超越。一種來自于平常生活的豐裕的期待,一種對于日常生活的滿足的愿望表達,往往成為這個時代的文化表征。但這種日常生活的平庸性又帶來了新的困擾,我們發現,這種平庸性的焦慮和不安仍然是新的語境下寫作所面對的挑戰。在此,筆者主要從“底層”和“打工”文學以及“新少年寫作”的現象入手,分析這一對于日常生活平庸性的焦慮所在。
  二
  “底層”問題一時間成了文學討論的熱點,盡管這一討論尚未引發廣泛的社會關注,但它顯然是一個與當下社會焦點密切相關的議題。文學界探討底層被損害的困局,期望底層命運的改變,尤其是嘗試用文學創作和理論關注底層生活、反映底層現狀。這些探討和思考都有相當的意義,也顯示了文學積極的社會作用。有些作品,如曹征路的《那兒》等都已經引發了大家的關注和思考。
  目前,有關“底層文學”的思考多停留在對這種文學意義的強調上。對于《那兒》這類作品的分析,也多強調該作品關切底層的重要性。最近,我們看到的往往是對于“底層”的被“忽視”的嚴重憤怒,對“底層”在文學中因未得到充分表現而強烈不滿。但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表現“底層”的重要性,而在于將“底層文學”與“中等收入者”文學的“空洞”“無聊”做戲劇化和尖銳的對比,由此顯示“底層文學”重大意義。
  這些討論,其實并沒有我們所想象得那么重要。實際上,“底層”在文學中并沒有被遺忘和忽視,而且一直是當代文學所關切的一個重要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文學中,有不少關于農村和城市普通人生活的作品;90年代的小說中,以談歌等人為代表的“社群文學”,以梁曉聲、白連春等人為代表的作品,都對于“底層”,或者在中國社會急劇變革中受到損害的階層有著相當深入的表現。但這些作品都沒有提出對當下現實及中國發展路向的新思考和深切的質疑,而僅僅是對于底層的現實的關切和對于貧困問題的關注。這種關注的基礎在于這些作品仍然相信這個社會有能力對貧困問題進行積極的回應,也相信處于底層人們的歷史創造力和改變自己命運的歷史主動性。《那兒》的有趣之處是它選擇了一個激情的表述,這似乎很好地接上了在20世紀中國一直是文學主流的左翼文學傳統。但這部作品其實是將當下的中國景觀加以戲劇化處理,用異常簡單的二元對立來處理當下異常復雜的問題,以強烈的沖突替代了中國內部存在的和諧與溝通的可能。在我看來,《那兒》里的弱勢群體根本就沒有試圖改變自己的命運,從來也沒有以自己的力量創造自己的發展空間。他們是無能為力地停留在回憶和抱怨之中的人,是被動地、無力地被歷史潮流席卷而去的人。其實,這部小說的局限和它的長處一樣明顯,是一部真正的失望之作,對于中國的發展,對于我們將近三十年的努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困惑和失望。我不認為這種失望足以表征它和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群文學”的鮮明差異,這部小說只有一個以自身的狹隘視野和片面的看法對當下現實實施的“想象”,而缺少對于當下現實的辯證和復雜的觀照能力。當年,劉醒龍、談歌等人的歷史探究意愿和表現現實的異常復雜與微妙的地方,這部小說用煽情的描述替代了具體的思考,激憤的情緒替代了深入的探究。對于這位作者所標舉的“現實主義”來說,這里的現實主義其實是“席勒”式的,是對于概念的衍生和圖解的結果。它當然有“批判”現實的豪邁,卻缺少觀照和切入的能力與遠見。它確實擁有對于底層的深厚的感情和誠摯的認同,卻難免墮入了“公式化”、“概念化”的誤區。這給了馬克思式的對于“現實主義”的思考一個有力的注腳:僅僅有“觀念”上的明確和思考并不能寫出有力的作品,而巴爾扎克式的深入需要對現實與歷史的深入把握和對于當下現實的敏感。我們處身其中的“后現代”境遇顯然并沒有否定“現實主義”存在的必要,但這“現實主義”卻不能簡單地回到當年的席勒式的“傳聲筒”處境中,而必須深入地切入當下復雜而多樣的社會脈絡之中。我愿意肯定《那兒》的激情和執著,但也不能不指出它的盲點和局限。《那兒》所引發爭論的根本問題是異常明晰的:首先,這里的多數作品似乎仍然將底層表現為我們在現代文學中常見的被動無奈的角色。他們沒有任何積極的歷史主動性,僅僅處于困境之中,而不可能改變個人命運。他們似乎除了被損害和被忽視之外就一無所有了。除了我們從外部對他們加以拯救之外就沒有任何自己的選擇了。其次,作者僅僅將底層的“苦”加以反復渲染,對于貧困問題進行了非常簡單的表現,似乎貧困僅僅是社會變化的結果,中國近年的高速發展除了給底層帶來苦難之外就一無所有了。這些想象似乎除了將底層構造成一個需要關懷和同情的對象之外,也就別無意義了。這種文學的關鍵之處其實在于它的某種消極性的存在。
  這里有兩個問題值得再思考。首先,這里有一項難以解釋的矛盾是在有關“底層”的討論中從未被提及的,這就是中國急劇的經濟成長使得中國的貧困狀況已經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無論是官方的統計還是國際性的統計資料都顯示中國的反貧困在最近的二十年中的成果是異常堅實的。從這里看來,貧困問題似乎并不像我們所想象的正在前所未有地加重。文學的焦慮與當下所顯示的現實之間的反差,確實是一個現實存在且不能忽視的問題。按照我們的文學所呈現的景觀,底層的存在乃是一種絕對的、具有異常重要意義的表征。但是,這一問題的現實性似乎變得并沒有當年那樣重要。這一文學和現實之間的裂痕從未得到有效的彌合。其次,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中國已經有了同百年的屈辱和悲情告別的歷史機遇。過去在我們的“新文學”傳統中,貧窮和底層生活都不會是僅僅是一個階層或一些個體的命運,而是整個中國悲劇命運的投射,每一個底層人民的命運都是中國命運的象征。但在今天中國“和平崛起”的歷史背景下,底層的生活好像已經和民族的困境脫鉤,變成了一個特定階層和特定個人的命運,是一個社會福利和社會公平的問題,而不再是民族屈辱的象征性問題。中國的崛起和發展正是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奮斗和努力的目標,底層的痛苦當然必須引起所有人的關切和真誠的幫助,引起社會對此的高度注意,但這并不能說明中國近三十年來的發展僅僅是讓少數富人掠奪了更多的財產,也并不能說明近三十年來中國積累的財富僅僅是肥了富裕階層。這場讓幾億中國人告別了貧困命運的變革,這個讓中國人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的變革不能被這樣漫畫化和片面化。這樣的描述,對于中國人民的奮斗和努力是不公正的,是對中國人民的夢想與追求的扭曲和片面化。這些問題,似乎仍然沒有得到大家的真正關注。
  問題在于,我們常常在想象底層的時候卻并不真正關心底層的所思所想,并未對他們的精神世界具有深切的了解和真切的把握。于是,我們看到了底層生活的苦和難,看到了無助和無奈,除了簡單地呼喚關切他們之外,卻沒有他們自己靈魂的表現。底層往往是我們習慣思維中的那種固定而刻板的形象,一種我們從文學史中耳熟能詳的形象。底層確實通過文學發出了聲音,但這是他者想象中的聲音,是一種從外部觀察和探究的聲音。
  另一類有關底層的表達,同樣值得關切,即打工文學。它是由打工者們寫作的作品。這種書寫打工者的心聲,表達打工者感情的創作已經在南方的一些都市如深圳和廣州等地有了十幾年的傳統,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這種文學的好處是打工者直接抒寫自己的生活,它所展現的世界似乎同我們看到的作家寫作的底層文學大不相同。這些出于打工者之手的作品,其文學價值和表現深度往往參差不齊,但十多年來,打工文學的發展勢頭不衰,打工文學作家也出現了好幾代。
  這些打工文學作品也寫到了打工生活的苦和累,寫到了生存的不易和對社會不公正現象的抨擊,同時也有最為強烈的渴望和最為實在的夢想。這些打工者并不認為自己的處境無法忍受,相反,他們仍然對生活懷有信念,對世界有一份堅定和樂觀的抱負。他們相信憑借自己的艱苦勞作和機敏的爭取,完全有可能為自己開創一個美好的未來。他們并不想絕望地走向社會的反面,也不激烈地抨擊當下的生活,而是在困難中互相慰勉,在挑戰中從容面對。在打工小說、詩歌和散文中出現頻率最高一個詞就是:夢想。
  在我看來,打工文學凸現了我們在思考底層或弱勢群體問題時的一個關鍵盲點。我們常常忽視,二十多年來中國發展的基本動力正是那個依靠自己來改變命運、追求美好生活的夢想。這個新的“中國夢”是一個成功的夢,一個憑勇氣、智慧、創造精神爭取美好生活的夢,一個充滿希望的夢。這是一個強者的夢想,一個每個人沖向未來的夢想。這正是中國社會盡管面臨巨大挑戰仍然能夠凝結成一個社群,而沒有分崩離析的基本前提。這個夢想的能量今天仍永動不竭,它賦予中國超常的認同和團結的力量。
  我們的判斷有時未必切合實際,有時又容易用一種民粹主義式的想法面對中國的高速發展和全球化的進程,簡單地強調民粹式的對于社會問題的簡單化解決而不是創造性解決;簡單地強調中國內部的階層矛盾和沖突而不能完全理解中國人民改變命運,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渴望;簡單地將社會福利與發展的可能對立起來,認為發展不可能帶來社會進步而將平均主義式的想象再度強化,從而忽視了發展對于社會公正和社會安全的巨大作用。毫無疑問,對于發展所帶來的問題必須有高度的認識和清醒的批判性思考,應該有新的發展觀和新的思路,同時也決不能忽視發展的作用和中國在全球化中的作用。打工文學確實給我們提供了新的啟示。20世紀90年代的“社群”文學所表現的那種“守望相助,互相扶持”,在不同的階層與群體之間尋找溝通和對話,創造和諧而不是分裂,上進而不是悲情,面向未來而不是營造怨恨,似乎更加值得所有關心中國文學和中國本身發展的人們深切關注。
  由此看來,回應日常生活的平庸性,在“底層文學”和“打工文學”中是以不同的方式出現的。在“底層文學”中,它是對于“他人”的想象和同情;而在“打工文學”中則是中國夢的展開。但這兩者都帶來了對于日常生活意義的再發現。
  三
  新一代少年作家的寫作最近已經被視為一種重要的現象,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切。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日常生活的合法性業已確立的現實,如何從中獲得新的可能性是他們的寫作不得不面對的狀態。21世紀初的青少年文化已經進入了“尿不濕一代”主宰的時代。所謂“尿不濕一代”,其實就是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中國嬰兒逐漸開始使用紙尿布之后生長的一代人。當時,“尿不濕”這種新產品的使用實際是一個消費社會降臨的標志。它一方面將“用過即扔”的文化建立在嬰兒階段,意味著一種便捷的方式為父母擺脫尿布的煩瑣提供了服務;另一方面也減少了父母同孩子交流的時間,放任了孩子自由宣泄的可能。“尿不濕”的逐漸被采用其實自有其象征意義,它說明了一個中國歷史上最豐裕的一代人的出現和中國的全球化與市場化進程事實上是異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尿不濕一代”現在已經長大了,他們已經顯示了一個物質豐裕社會中的青少年的趣味。他們現在已經成了文化消費的主力。由于成長在中國最豐裕的時代,沒有了過去的悲情和重負,他們的感情和情緒也沒有了那么多的沉重。憑借中國二十多年高速經濟成長帶來的財富基礎,這些青少年成了中國現代以來最敢于消費的一代。他們的趣味和愛好主導了文化消費的走向。他們買書,韓寒和郭敬明就變成圖書市場的主導力量;他們玩游戲,陳天橋就成了IT首富;他們崇拜偶像,周杰倫、F4就成了超級明星。這種力量的展現使得他們可以在文化趣味上充分地炫耀自己高度的豐富性和高度的游戲性。他們一方面有著生澀的成長煩惱,一方面卻是一股無法阻擋的支配創意性文化產業發展的力量。他們的寫作有兩個重要方向,一是“架空性”的寫作,二是表現一種“青春期”的現實焦慮和反叛情緒,可以說是一種“現世性”的寫作。兩者都是對于日常生活的平庸性的回應。
  “新少年寫作”所引發的震動有兩個有趣之處:第一,這種震動幾乎是同主流文學界沒有聯系,同文學批評的話語沒有聯系的情況下出現的。無論是主流的“純文學”還是與大眾文化相關聯的通俗文學,其實都同這種“新少年寫作”有著嚴重的斷裂。文學界幾乎沒有對這些現象做出反應,而文學市場的格局卻已經改變了。“新少年寫作”是同正統的文學話語方式和運作完全不同的新的存在。在受到市場支配的文學出版業對他們的追捧越來越熱烈的同時,好像文學界仍然保持沉默。他們是同主流文學的一種平行存在。第二,這類寫作通過與主流文學市場完全不同的空間來運作,其讀者就是這類作者的同代人。他們原來僅僅是作為成人主流文學邊緣的“兒童文學”的對象,是文學市場最邊緣的力量,常常被視而不見。而如今,這個巨大的青少年閱讀市場已經是任何人都不能視而不見了。它沒有動搖文學界的批評和閱讀機制,卻動搖了作為這一機制賴以生存基礎的出版機制。而這些自然同出版的市場化以及青少年成為文化消費主導力量緊密相關。一方面,出版的市場化使得任何出版社都強烈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少年寫作盡管得不到主流文學界的認可,卻受到市場的歡迎,出版業必然將它視為新的巨大利潤的增長點;另一方面,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中等收入者”家庭的收入大幅度增加,為青少年的消費提供了來自于家庭的保障,有了相當多的余裕來滿足子女的消費,極大地提高了他們的文化消費能力。青少年強烈的文化消費的意愿導致了電子游戲等新興產業的高度發展,也創造了一種青少年獨特的閱讀市場。于是,“小鬼當家”的文學低齡化的運動就一發而不可收拾地形成了巨大的新興產業。
  所謂“架空性”寫作是指大量神怪、奇幻、靈異小說的出現。這種“架空性”乃是創造一個和當下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架空性”。它們均不來自于現存的歷史,也不是對歷史的反映,而是在一種超越性的時空中展開自己幾乎隨心所欲的想象力。這種“奇幻文學”,以類似電子游戲的方式展開自身,郭敬明的《幻城》、韓寒的《長安亂》、陽陽的《時光魔琴》,以及網絡作家今何在等人的作品是其中的代表。
  這種“架空”小說的所謂“架空”是一種憑空而來的想象,是一種對世界的再度編織和建構。它們并不反映現實,而是創造一種現實。這種對于現實的超驗創造其實是一個類似“星球大戰”的世界。在中國“新文學”的整個傳統中,幻想文學一直是一個不受到重視的邊緣。在這里有兩個潮流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社會諷喻或教育類型的幻想文學,作家以幻想作為社會批判和“國民性”反思的途徑,老舍的《貓城記》和沈從文的《阿麗思中國游記》是這方面的代表。1949年之后,則將幻想文學作為教育青少年的工具,張天翼的《寶葫蘆的秘密》是其代表。二是科學幻想類型的幻想文學,即對科學的發展進行預測的小說。1949年以后,隨著蘇聯科幻文學的引進而有較大的發展。在“新時期”初期“科學的春天”里,這類文學曾有過一段興盛期。這兩類文學都是啟蒙時代思潮的表征,“國民性”的反思是為了喚醒民眾覺悟,而科學幻想則是為了開啟民眾的智慧。但它們實際上都處在文學主流的邊緣,無法與及時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相比擬。幻想文學一直被視為一種較為次要的文類,作為一個現實的“寓言”來處理的。這當然和現代中國緊迫的民族和階級斗爭歷史以及中國的“弱者”境遇相關。中國“現代性”已經有了一個關于國家富強和個人解放的異常具體而堅實的中國夢,也就不需要另外的幻想文學。伴隨著中國的全球化和市場化時代的到來,一個較為富有、較為優裕的時代已經來臨,中國的“脫貧困”和“脫第三世界”進程所創造的“新新中國”,使得中國的青少年開始成為消費的重要的力量。他們開始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物質性滿足。當日常生活的基本滿足不再成為問題,幻想文學也就有了自己更加堅實的物質基礎。而一個電子游戲所創造的逼真的“超現實”幻想世界,也為幻想文學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間。
  首先,這些“架空性”的作品是青少年自由聯想的感性的自由書寫,是無拘無束的幻想性的直接表征。這些作品,一方面在來自書本或故事的知識資源的基礎上調動一切想象的元素,將原有的邏輯性和歷史性打碎,變成一個新的奇幻空間來自由展現;另一方面,則通過電子游戲所具有的奇特靈感,跨越人與神、時間和空間、東方與西方的界限,通過幻想創造一個直接訴諸感性和想象的自由空間。因此,這些作品是極富想象力的產物,它們超出了現實世界的局限,僅僅來自于青少年的奇思妙想。于是,對于這樣的幻想文學來說,“架空性”的寫作才顯示了其長處。它不需要對于社會的常規和理性化的秩序做深入的表述,而僅僅依靠自由而奔放的想象力就可以了。
  其次,這些創造已經完全脫離了現代中國歷史的限定性,變成了一種同普遍性的“人類”想象相關聯的想象。這里已經沒有中國“現代性”的幻想文學那種強烈的感時憂國意識,也沒有作為“民族寓言”的沉痛宣告,而是非常輕靈自如的片刻想象的產物。于是,我們發現中國幻想文學原有的高度滯重性已經消失,幻想就是幻想,這個天地已經跨出了關于“中國”的一般性限定,青少年們已開始具有一種新的全球性視野。想象的世界已經不再僅僅依賴于單一民族文化的特殊經驗,而是依賴更為廣闊的自由想象。
  而反叛的青春的“現世性”寫作的風格則有所不同。這些作品的經驗范圍僅僅是個人的私生活的瑣碎事物。如對于長輩的不滿、青春期萌動的感情和不安的沖動。那些大量的對于成年人來說幾乎是沒有任何趣味和意義的抒情片段,以及來自青少年文化自身的文化符號和素材的自由調用,寫作業已完全私人化了。大量涉及性和私生活的想象片斷凸現了青少年亞文化對于成年世界既反抗又渴望的矛盾心態,也凸現了新的都市文化對青少年群體的沖擊。個體的日常生活的經驗和游戲式的感情體驗具有絕對的意義與價值,而社會主流價值似乎已無足輕重。小說對于成年人或者“新文學”傳統來說非常瑣碎和沒有意思的表達,但對于青少年讀者來說可能具有更大的意義。
  這些小說的情節和故事往往都是片段性的,是由情緒的片斷的連綴和流動來展現個人的私密世界。故事情節和線索都極不明晰,往往僅是一些生活斷片或感情起伏的模糊書寫。斷斷續續的故事,極短的段落和極短化的句子,將來自網絡寫作的片斷性展現出來,感覺、印象、情緒、記憶的流動是表達自身的基礎。
  從這樣的形式和內容透露的是某種叛逆性與順應性的混合。它們在內容方面表明了一種對于當下的全球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的某種反叛情緒,卻也在形式和運作方式上順應了這一邏輯。這使得他們受到諸如搖滾、“垮掉的一代”等西方青少年亞文化的影響,對于力爭上游的邏輯和教育規范有許多嘲諷,強調“自我”和“自由選擇”的意義,表現了一種強烈的浪漫情懷。這和20世紀80年代的劉索拉、徐星的反規范的文學不盡相同,那時的反規范乃是對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生活方式和價值系統的追問,而今天的反規范則是在一個完全成熟的市場化和全球化的“新新中國”出現的。但這種浪漫卻是完全按照市場的邏輯來運作的,是市場選擇的直接結果,它根本不可能將浪漫和反叛抽離市場,所以,他們表現的只是一種“物化”的感情。黎將的小說《在美麗間我們交換愛情》的標題中有“交換”一詞,交換不是一個超驗的概念,而是商品運行的基本形態。在這里,感情變成了交換的某種形態,它盡管是一種非物質的感性的東西,卻具有了某種具體的可量度的空間,如同電子游戲中的虛擬財產在現實世界中可以“交換”為實質性的貨幣財產一樣,感情在這里也是可交換的,也是市場的產品之一。最近,有關網絡游戲的虛擬財產的立法問題所引發的爭論,其實就喻示了新的市場邏輯的建構。這里的市場邏輯恰恰需要反規范的力量來獲得成功,這說明了文化市場和生產在新世紀的高度復雜性。當然,這也和新的資本邏輯從實物經濟具體的“物化”轉向了虛擬經濟的所謂“新經濟”的抽象和虛擬的“物化”時代有關。這里的消費主義已經超越了它原來的含義,消費不僅僅消費具體的物品,而且消費具有高度虛擬性的感情和私生活世界。在實在的生活世界與虛擬世界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的時刻,反抗市場邏輯和反映個人力爭上游價值觀的作品卻成了市場的新寵。網絡寫作與電子游戲有高度的相關性。網絡寫作的革命性在于它的高度的自由和高度的民主性。作家和出版這種過去一般人難以企及的“高端”行為,現在變成了任何人都可以在網上擁有的發表的自由。而“博客文化”的價值,在于將日常性的生活記錄變成了網上公開的“寫作”形式而合法化了。寫作的非神秘化已經變成了一個普遍的潮流。就像人人可以玩游戲一樣,人人也可以寫作。寫作成為可選擇的一種游戲,這從根本上動搖了有關寫作的許多宏偉的想象。
  當然,無論“架空性”的還是“現世性”的“新少年寫作”都是一種亞文學現象,它是大眾文化與純文學的高度混合,也是對于主流價值的反叛和認同的混合。它一方面以反叛的姿態發出不同于成人世界的聲音,展現激烈的姿態,吸引被消費趣味所支配的青少年;另一方面,卻由于閱讀與寫作在傳統上被認為是“學習”和“讀書”,而被家長或長輩視為一種相當積極的事情而受到了許多支持和認可。青少年購買這些作品往往不會被阻止,反而會受到某種肯定。同其他都市娛樂方式相比,家長和長輩對于閱讀與寫作的限制是相對寬松的。相對于一個對青少年具有高度“成才”期望的亞洲社會而言,成為作家和寫作顯然具有很強的合法性。這恰好平衡了當下社會對青少年所具有的矛盾性要求和想象。目前的社會往往一方面期望青少年努力學習,壓抑欲望以適應未來市場經濟嚴酷的競爭;另一方面卻又期望青少年能夠在一種享受與消費的氛圍中成為擴大需求和消費的主力。于是,要求他們努力學習和奮斗的壓力與希望他們享受人生、獲得青春期的快樂和滿足的要求幾乎同樣存在于社會的主流價值中。所以,對于青少年“追星”這樣的現象,一方面不斷受到媒體的抨擊,一方面卻又受到媒體的鼓勵,以至于在同一份報紙上,教育版面上的抨擊與娛樂版面上的鼓吹常常同時出現。這種矛盾性有其利益和價值上的內在的邏輯性,也不是僅憑感情的好惡和理性分析就可以化解的。“新少年寫作”已經成為這種矛盾要求的最明顯標志,而“新概念”作文就是這種矛盾性的最好的象征。“新概念”大量引進了時髦的反叛和自由自在寫作的概念來適應后者,同時又用與應試密切相關的“作文”來適應前者。這是很值得深思的。
河北學刊石家莊116~121J1文藝理論張頤武20062006
日常生活/平庸性/底層/打工/新少年寫作  daily life/everydayness/base level/odd-job/new juvenile writers
Response to the Everydayness
  ——One Aspect of the“New Century Literature”
The“new century literature”has surpassed“new literature”in two aspects: one is the possible reflection on the“reality”, which leads to the new understanding of literary complexity, and the other is the focus on the details of everyday life, which reflects a series of troubles and worries, namely, how to face everydayness. The felt everydayness is of literary characteristic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troubles that everydayness has brought about are embodied in such literary phenomena of“base level”,“odd-jobbers”,“new juvenile writers ”and others. This everydayness is one of the subjects in the new context of writing.
當前的“新世紀文學”從兩個方面對中國“新文學”實現了超越,一是對文學直接投射“現實”的可能性的反思,并導致了對于文學復雜性的再認識;一是關注現實生活的具體性,致使一種日常生活的特色開始呈現出來。這兩種文學走向都是對當下歷史境遇的投射和反映。但這種反映也凸現了一種持續的困擾和焦慮,即如何面對日常生活本身的平庸性問題。這種對日常生活平庸性的感受,正是當前境遇下文學的典型表征。在“底層”文學、“打工”文學及“新少年寫作”等文學現象中,顯示了這種日常生活的平庸性所帶來的新困擾,而對這種平庸性的焦慮與不安仍然是新語境下文學寫作的基本主題之一。
作者:河北學刊石家莊116~121J1文藝理論張頤武20062006
日常生活/平庸性/底層/打工/新少年寫作  daily life/everydayness/base level/odd-job/new juvenile writers
2013-09-10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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