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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同盟與冷戰后日本的軍備擴張
日美同盟與冷戰后日本的軍備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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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政府曾為實現“富國強兵”的國家發展目標,在“大陸政策”的牽引下大力擴充軍備、不斷對外侵略,直至1945年戰敗。戰后,受國內“和平憲法”的限制,日本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遵循“專守防衛”原則,曾一直采取漸進式的軍備發展路線。
  冷戰結束后,伴隨著日本政治軍事大國化進程的加速,在日美同盟的拉動下,日本自衛隊的軍事裝備正朝大型化、遠程化、尖端化、攻擊化的方向發展。1993年至2006年間,日本已連續10余年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防衛費用支出大國。據統計,從1993年至2007年,日本的年度防衛預算案分別為46406、46835、47236、48455、49475、49397、49322、49358、49553、49560、49530、49030、48564、48139、47815億日元。① 根據《2005年度以后的防衛計劃大綱》規定,日本將建設一支“多功能而靈活有效”的防衛力量,以提高應對新威脅和各種事態的能力。與戰前及冷戰時期相比,日美同盟的強化是冷戰后日本軍備擴張的主要平臺與重要促因,并對東北亞地區安全造成了諸多消極影響。
  一、日美軍工合作與日本的質量建軍
  質量建軍的思想是日本政府在20世紀60、70年代進行防衛力量擴充時提出來的,其核心內容就是在保持一定規模的自衛隊人數的情況下,努力追求防衛力量質量的提高。不斷更新武器裝備,是日本政府推行質量建軍的最主要措施。早在1995年11月,日本安全保障會議和內閣會議共同決定的《防衛計劃大綱》中明確提出,將進一步推進防衛力量的“合理化、效率化、精銳化”,謀求防衛力量“質的提高”。從1991年至2005年,日本政府先后制定并實施了3個五年度“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重點就是改進與更新自衛隊的武器裝備水平。
  在此過程中,加強與同盟國美國之間的軍工合作,是日本政府實現“質量建軍”的有效途徑。眾所周知,美國作為世界上頭號的武器生產與出口大國,其軍事技術水平在諸多領域均領先于日本。因此,為了深化日美兩國在武器裝備與技術領域的合作關系,實際上,從1980年9月起,日美兩國的軍工部門一直連續舉行“日美裝備技術定期磋商”會議,至2006年9月已先后舉辦了25次。
  目前,日本自衛隊中裝備的高技術武器裝備,大多在不同程度上與美國相關聯:它們或是完全依賴從美國訂購及有償援助(即FMS,Foreign Military Sales),或是根據美國的許可證進行生產,或是日美兩國共同研制的。
  首先,對于本國尚不具備技術研發能力、且自衛隊需求量小的武器裝備,日本基本上采取完全依賴從美國訂購及有償援助的方式,并主要體現在運輸機、預警與控制飛機、火控雷達、監視雷達、多管火箭炮、艦對潛導彈系統、近防武器系統、艦空導彈系統、登陸艇等武器裝備領域。
  例如,在1990年代先后編入海上自衛隊現役的四艘“金剛”級宙斯盾驅逐艦②,雖然艦體為日本國產,但其高速電子計算機系統完全從美國購入。該高速電子計算機系統可以綜合處理有關敵方艦艇和飛機的信息,并對如何反應作出判斷;從1998年3月至1999年3月先后編入現役的四架E-767型早期預警管制飛機,也是從美國整機購入或由美國有償援助的。該飛機的活動半徑為1850公里,高空目標探測距離達780公里,低空及水面目標探測距離達400公里,并可與日美兩國的地面雷達站及先期獲得的E-2C早期預警機(由美國有償援助獲得)聯網,從而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大縱深的預警和空中指揮系統。
  其次,對于本國自行研制周期長、且耗資多的武器裝備,日本基本上采取經美國許可引進生產線或是與美國聯合研制的方式,并主要體現在直升機、電子情報飛機、戰斗/教練機、戰斗機、預警機、海上巡邏機、運輸機、空空導彈、反坦克導彈、地空導彈、艦炮等武器裝備領域。
  至1990年代初,日本已先后從美國引進的武器裝備生產線主要有:F-4EJ戰斗機生產線、F-15J戰斗機生產線、P-3C反潛巡邏機生產線、AH-1S反坦克直升機生產線、CH-47J運輸機生產線、UH-60J直升機生產線、SH-60J反潛直升機生產線、“愛國者”地對空導彈生產線,等等。其中,日本根據美國許可證生產的F-15J在21世紀初期仍是其航空自衛隊的主力作戰飛機(裝備有200余架),它的最大速度為2.5馬赫,戰斗中可上升到20400米高空,最大航程為4600公里,主要用于高空和遠程防空攔截作戰,是世界頂尖級的全天候型戰斗機。
  從1991年度至2005年度,根據日本政府所制定的3個“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以經美國許可引進技術生產線方式獲得的主要武器裝備詳情如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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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日美兩國在武器裝備領域的聯合研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例如,由日本三菱重工業公司負責設計和制造,美國通用動力公司和日本川崎重工公司、富士重工公司作為合作廠家參與研制的F-2支援戰斗機,從2000年開始裝備航空自衛隊(計劃最終裝備130架),該機以美國F-16戰斗機為基礎,采用了先進的航空電子設備和“隱形”材料,具備極強的制空能力和對地對海作戰能力,以及空中加油能力。
  另外,日美兩國還注重發揮民間企業的技術優勢,于1996年4月簽署了《日美民間企業聯合研究軍民兩用技術協定》,并著手嘗試以開發民用產品的方式來提升軍用產品的技術水平。例如,2006年5月,據日本媒體報道,日美兩國決定聯合研制新型超音速飛機,預定設計飛行速度為2馬赫(普通客機的飛行速度為0.9馬赫左右)。④ 由于該飛機的生產技術與工藝可全面轉用到軍事領域的高速大型航空器上,必將提升日本的軍事運輸能力。
  根據《2006—2010年度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未來5年日本防衛預算總額約為24.24萬億日元,其武器裝備的具體整備也必將與美國之間展開密切的軍工合作。這不僅大大縮短了日本自衛隊主要武器裝備的更新換代周期,而且提高了自衛隊武器裝備的質量水平,促使其相當一部分武器裝備的作戰性能處于世界前沿水平。
  二、日美聯合開發彈道導彈防御系統
  日美聯合開發彈道導彈防御系統,不僅是兩國在軍事高技術領域合作的典型代表,而且將大幅提高日本軍事裝備的整體攻防水平。
  彈道導彈防御系統的開發,源于1983年3月美國總統里根提出的戰略防御計劃(即“星球大戰”計劃)。但至1993年5月,美國政府終止了戰略防御計劃,并以開發戰區導彈防御系統(即TMD)的計劃取而代之。稍后,1993年12月,設立了“美日TMD工作小組”;1996年2月,日美兩國交換了關于美國無償向日本提供戰區導彈防御情報的公文;1998年2月,日美兩國就聯合進行戰區導彈防御系統技術研究問題達成了基本協議。
  由于政治和經濟原因,日本國內部分勢力對建立日美聯合戰區導彈防御系統原本存有疑慮。恰在此時,1998年8月31日,朝鮮用其自行研制的三級運載火箭發射了人造衛星。但日本政府卻堅持認為朝鮮發射的是“大浦洞1號”彈道導彈,并借此加快了與美國聯合開發戰區導彈防御系統的步伐。1999年8月16日,日美兩國在東京正式簽署了“共同研究開發戰區導彈防御系統協議換文和列有具體研究項目的備忘錄”,標志著日美聯合開發戰區導彈防御系統的計劃正式啟動。根據日美兩國的協議,雙方聯合開發的是“海基彈道導彈攔截系統”(NTW),計劃依靠美國早期預警衛星提供的情報,在海上自衛隊的宙斯盾驅逐艦上配備“標準-3”導彈,以實現公海上空攔截。在技術研究領域,日美兩國的合作范圍主要體現在新型“標準-3”導彈的研發上,包括新型導彈頭鼻錐、動力彈頭、紅外線跟蹤傳感器、3級火箭中第2節火箭推進裝置等四部分。其中,日本方面主要負責開發第一和第四部分,剩余部分由美國負責開發。為此,日本政府在1999年度的防衛預算中追加了9.6億日元,此后又分別于2000年度、2001年度、2002年度撥款20.5億日元、37.1億日元、69.4億日元,用于實施上述四個導彈構成部分的設計及試驗。
  至2001年底,美國政府又將戰區導彈防御系統(TMD)和國家導彈防御系統(NMD)合并為統一的彈道導彈防御系統。
  盡管如此,日美兩國的聯合開發,仍促使日本政府部署導彈防御系統的進程加速。2002年12月,在美國國防部宣布將從2004年開始部署導彈防御系統之后,日本防衛廳長官石破茂也隨即聲稱,日本將把日美兩國正在研制中的彈道導彈防御系統推進到開發和部署階段。2003年6月21日,日本政府正式決定出資從美國購入彈道導彈防御系統,該套系統將由在大氣層外截擊導彈的宙斯盾艦載“標準-3”型(SM-3)導彈系統和在地面附近截擊導彈的地對空“愛國者-3”型(PAC-3)導彈系統兩部分組成,從而構筑起由海基中段防御系統和地基末段防御系統組成的雙層防御體系,并計劃于2008年3月前初具實戰能力。
  為落實上述決定,日本政府在2004年度的防衛預算4.96萬億日元中,專項撥款1068億日元用于部署戰區導彈防御系統,以便改造宙斯盾艦和“愛國者”導彈系統,并購進艦載“標準-3”型導彈和“愛國者-3”型防空導彈。該項支出在2005年度的防衛預算中為1442億日元,漲幅達35%;⑤ 在2006年度防衛預算中又增至1500億日元。至2003年夏,即在日本開始部署彈道導彈防御系統之前,日本自衛隊已配備有120部“愛國者-2”型導彈發射裝置和4艘裝備“標準-2”型防空導彈的宙斯盾導彈驅逐艦。今后幾年里,日本若要具備全面的反彈道導彈能力,至少新增4艘宙斯盾導彈驅逐艦、4架大型空中預警機、新型地對空監視雷達以及大量的“愛國者-3”型導彈與“標準-3”型導彈等。另據日本國內的保守估計,導彈防御系統從技術研究到實戰部署完畢,費用將高達10000億日元。⑥
  在“愛國者-3”型導彈的部署方面,日本政府計劃在2010年前部署124枚“愛國者-3”型導彈,其中,首批32枚將由美國制造,其余92枚將根據協議由日本三菱重工制造。⑦“愛國者-3”型導彈主要是對宙斯盾驅逐艦發射的攔截導彈未能擊中的來犯導彈實施再次攔截,其攔截距離為40千米到50千米。與“愛國者-2”型導彈相比,它增加了多功能搜索雷達、增程導彈發動機、新型戰斗部和垂直發射系統。日本將先在東京周邊部署,隨后擴展到其他主要城市。
  在“標準-3”型導彈的部署方面,13本政府計劃從2007年開始至2010年,將以每年9枚的速度從美國購買總共36枚“標準-3”型導彈,并在2007年末實現首艦配備“標準-3”型導彈的驅逐艦部署工作。與有效打擊距離只有80公里的“標準-2”布洛克3B型導彈不同,“標準-3”布洛克1A型導彈的有效打擊距離為450公里,并且增加了第3級脈沖發動機,其“大氣層外射彈”動能攔截器(LEAP KKV)采用直接碰撞方式摧毀目標,最小攔截高度為80千米,最大攔截高度為150千米。
  此外,日本在已經采購了“標準-3”型導彈的情況下,依舊購買了性能相對較低的“標準-2”型導彈。例如,2006年6月,美國國防部宣布將向日本出售44枚“標準-2”布洛克3B型導彈,合同總價值達7000萬美元。這也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構建彈道導彈防御系統的迫切心情,力求盡快具備初步的防御能力。
  在新型預警雷達系統的部署計劃方面,日本正在加緊研制和部署一種新型的“未來警戒管制雷達”(“FPS-XX”雷達)。至2006年末,日本全國有28部FPS-3型監測雷達,但其監測對象只限于來犯的軍用飛機。為了應對“導彈威脅”,根據日本改造預警雷達網計劃,從2008年開始,日本將每年部署一座“FPS-XX”雷達,部署地點分別是青森縣的大湊、新潟縣的佐渡、鹿兒島縣的下甑島和沖繩縣的與座島,共計4部。這種雷達可以探測并跟蹤速度為10馬赫(約11000公里/小時)的彈道導彈,探測能力將是日本現有固定雷達站(共28個)所主要配備的“FPS-3”雷達的3倍。
  2007年3月30日,日本航空自衛隊在位于埼玉縣的入間基地首次部署“愛國者-3”型導彈(共兩座發射架,每座發射架最多可搭載16枚“愛國者-3”型導彈),這標志著日本正式開始部署導彈防御系統。2007年12月18日,日本海上自衛隊“金剛”號宙斯盾驅逐艦在美國夏威夷附近海域發射一枚美國“標準-3”導彈,成功地偵探并攔截了美方發射的一枚中程導彈。此次攔截試驗獲得成功,使日本成為繼美國之后第二個掌握海基導彈攔截技術的國家。對此,美國太平洋艦隊發言人指出:“從技術操作上,兩國之間的海軍對話已經從四星上將互動級別擴展到艦隊對艦隊級別。很多海員也可以共享戰略戰術、專業技術。”⑧
  這樣,隨著日本彈道導彈防御系統的部署進入實質性階段,日本通過從美國購入先進的導彈攔截及指揮系統,以及加強自身的早期預警、導彈技術方面的研發能力,導致自衛隊對傳統武器裝備的依賴度進一步降低,其軍事裝備的數字化、信息化程度顯著提高。
  三、同盟戰略需求與日美軍事裝備的“相互通用性”
  在冷戰后日美同盟強化的背景下,日本自衛隊如何在海外向美軍提供后勤支援以及保障日美聯合作戰的有效性,成為日美同盟拉動日本軍備擴張的根本戰略需求。為此,日本自衛隊極力謀求日美軍事裝備的“相互通用性”。所謂“相互通用性”,是指日美兩國軍隊“在遂行共同任務之際,部隊及系統互相提供服務與支援,具備有效地聯合作戰的能力”,其關鍵在于后勤補給及兵器的互通、情報信息的共享。⑨
  2000年12月,日本安全保障會議和內閣會議共同決定的《2001年度—2005年度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提出,主要從改編自衛隊體制、更新裝備、提高自衛隊的快速反應能力及與美軍聯合作戰的能力等三個方面來加強防衛力量的建設。對此,日本社會輿論認為,“新防衛力量整備計劃”是“以具體形式體現了《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和《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精神”。⑩ 從近年來日本防衛力量整備實踐來看,日美軍事裝備的“相互通用性”主要表現在自衛隊遠洋運輸能力的提高、信息作戰能力的加強、美式武器裝備的購入等方面。
  首先,為了自衛隊在海外向美軍提供后勤支援,日本通過配備大型化、遠程化武器裝備來提高自衛隊的遠洋運輸能力。
  1998年3月,“大隅”級運輸艦開始在海上自衛隊服役,以滿足自衛隊向海外運兵支援美軍行動的需求。該級運輸艦標準排水量為8900噸,長178米,寬25.8米,一次可運載330名登陸兵、2艘LCAC氣墊登陸艇、10輛90型坦克,或是裝載1400噸貨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級運輸艦備有130×23米的飛行甲板,可同時作業6架CH-47J型直升機,可謂是“變相的輕型航母”。毫無疑問,自衛隊計劃配備的3艘“大隅”級運輸艦,不僅具備將大量的人員與物資運至遠方的能力,而且具備短時間登陸、形成橋頭堡的能力。此外,作為現役運輸機C-1的后續機種,在新的“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中航空自衛隊計劃采購8架新型運輸機C-X。該運輸機的續航距離為6500公里,最高巡航速度可達890公里/小時,最大凈載重量約為26噸,可搭載大型戰斗車輛。由于運輸機C-130、C-1均無法搭載大型戰斗車輛,因此,C-X的引進將徹底提高航空自衛隊的投送能力。
  2001年12月,日本安全保障會議又正式決定未來五年內采購4架由波音-767型客機改裝的KC-767型加油運輸機,裝備一個航空團基地,其目的顯然是為了滿足向美軍“提供物資(武器彈藥除外)及燃料、油脂、潤滑油”的需求。隨后,日本不僅租用駐沖繩美軍基地的美空軍KC-135空中加油機進行訓練,而且派遣空中加油機的候補駕駛員到美國本土接受培訓。2003年6月,在由美軍太平洋空軍司令部主持的“合作對抗”多國演習中,6架參演的日本航空自衛隊主力戰機F-15J就首次以空中加油的方式飛越太平洋(接受美軍空中加油機的加油)。日本采購的第一架空中加油機從2006年起正式担負作戰任務。據分析,航空自衛隊現役的F-15J、F-4EJ、F-2型3種主戰飛機在實施空中加油后,其作戰半徑可增加一倍以上,達1600公里,能覆蓋整個朝鮮半島、大部分亞太國家和地區;在得到空中加油的支援下,不僅C-130運輸機可將部隊和物資投送到全球任何地方,E-767預警機、E-2C預警機和RF-4EJ偵察機的預警及偵察巡邏等作戰行動時間也將大幅延長。
  其次,為了保障信息化戰爭條件下日美聯合作戰的有效性,日本以美軍武器裝備的技術水平為標準來加強自衛隊的信息作戰能力。
  美軍作為冷戰后世界新軍事變革的引領者,其信息化作戰的軍事理念對日本自衛隊的軍備建設方向產生了諸多深刻影響,促使自衛隊的武器裝備以適應信息化戰爭需求為目標,不斷加大改進力度。例如,P-3C反潛巡邏機是于1980年代裝備海上自衛隊的,后受美軍新軍事變革的影響,日本在1990年代對該機進行了新的技術改進,相繼改裝了新型的CP-2044型機載計算機、HLP-109型電子對抗設備、GPS衛星導航裝置、APS-135型雷達等,進一步強化了反潛作戰能力;日本航空自衛隊也從1997年度開始對F-15J戰斗機進行改裝,主要項目包括換裝新型火控雷達、中央計算機系統,配裝綜合電子戰系統,加裝紅外搜索跟蹤裝置。另外,2003年8月,在日本防衛廳決定加緊部署彈道導彈防御系統之際,其理由在于“若不統一日美軍事技術水準的步調和確保互動性,安全保障的同盟關系將不被信賴”(11)。
  在加強自衛隊信息作戰能力的過程中,日本尤其重視情報共享系統的建設。例如,1990年代末期美國海軍提出名為“CEC”(12) 的情報共享擴大計劃,日本海上自衛隊隨即表示關注,并探討如何加以引進。進入21世紀后,日本為了實現艦艇間、艦艇和陸上司令部之間的情報共享,成立了裝備有IP通信網的海上作戰部隊IP通信基地。
  最后,滿足同盟戰略需求與實現日美軍事裝備的“相互通用性”,最為簡單且有效的方式便是自衛隊大量購進美式武器。關于此點,從前述日美軍工合作中可以看出,日本自衛隊所裝備的美式武器種類多、質量高,這無疑為提高日美軍事裝備的“相互通用性”奠定了基礎。
  目前,在軍事裝備的“相互通用性”方面,日本海上自衛隊與美國海軍結合得最為緊密。例如,海上自衛隊的潛水艇所搭載的遠程魚雷雖為日本國產,但與美國海軍潛水艇搭載的魚雷直徑相同;水面艦艇及直升機所搭載的短程魚雷為國產型或美國制。同時,日美兩國海軍之間頻繁的聯合軍事演習,更有利于提高“相互通用性”。
  另外,即使是日本從第三國購進武器裝備,前提條件之一也是該國的武器裝備同樣為美國軍隊所采用。例如,日本在90式主戰坦克的研發過程中,原計劃在該坦克上安裝本國制造的120毫米滑膛炮,后來卻決定采用聯邦德國萊茵金屬公司研制的120毫米滑膛炮,其原因就在于美國的M1A1主戰坦克采用了該型火炮,這樣,便可以保障日美兩國主戰坦克的火炮具有通用性。
  值得指出的是,僅就軍事戰略而言,日、美兩國之間仍存有較大距離。日本至少在形式上尚堅守“專守防衛”原則,而美國的軍事戰略則是全球性的,美軍裝備也必然要謀求保持世界最高水平。但是,以日美同盟的戰略需求為借口,日本自衛隊大量配備日美相互通用性軍事裝備,自然使得日本的軍備水平不斷提升、作戰能力大幅增強。
  四、日美同盟、日本軍備擴張與東北亞地區安全
  同盟框架下的日本軍備擴張,既是日美同盟強化的結果,更是日本軍事大國化的表現,并對東北亞地區安全造成諸多消極影響。
  第一,在安全互信領域,日本擴張軍備,必將導致東北亞地區各行為主體之間的安全互信度進一步降低。
  日美同盟的強化是日本軍備擴張的拉動力之一。冷戰后,東北亞地區的安全問題有兩類:一是冷戰遺留問題;二是未來秩序競爭問題。(13) 對此,日美兩國依然基于“冷戰思維”,采取了強化雙邊機制、提升盟友作用的方式,促使日美同盟在美國的亞太同盟體系中逐漸居于核心地位。為了應對所謂的“周邊事態”,日美同盟對朝鮮半島、臺海局勢等地區熱點的介入程度也不斷加深。此種“劃分陣營、設定威脅”的做法,既是日美兩國對地區安全關系極度不信任的表現,反過來又促使地區內其他國家對日美同盟的戰略意圖極為關注,對日本軍備擴張所帶來的安全壓力更加敏感。
  與此同時,由于冷戰后日本的國家發展戰略正處于轉型之中,日本國內政治右傾化趨勢明顯,且對侵略戰爭歷史缺乏深刻認識,因此,亞洲各國出于對日本國家未來發展道路的高度關注,無疑會對日本的軍備擴張持有疑慮與担心。
  第二,在力量平衡領域,日本擴張軍備,就是對東北亞地區安全力量平衡的直接挑戰。毋庸置疑,經過多年的軍備擴張,日本一旦由“軍事大國化”轉變為“軍事大國”,這本身就是在打破東北亞地區固有的安全力量平衡。近年來,日本大力擴張軍備對地區內其他國家在相當程度上形成了“刺激”。例如,針對2003年3月日本向太空發射的兩顆情報收集衛星,朝鮮外務省發言人就指出:“日本發射針對朝鮮的偵察衛星違反了《朝日平壤宣言》精神”,“日本必須對由此在東北亞地區導致的軍備競賽負全部責任”。(14) 另外,由于日本正在推進的彈道導彈防御系統是個攻防兼備的作戰系統,它的機載激光攔截系統和攔截導彈均具有強大的攻擊能力,因此,導彈防御技術的擴散,將誘發新一輪地區軍備競賽。
  并且,在日美同盟內部,伴隨著駐日美軍整編的進行,日本的軍備擴張與日美軍事一體化是同向并行發展的。在戰略態勢上,以應對“朝鮮威脅”為借口,日本的防衛戰略重點進一步轉向“西南諸島”,從而對中國的國家安全造成了更大壓力。
  第三,在機制構建領域,日本擴張軍備,不利于多邊合作安全機制的構建。冷戰后,以“東盟地區論壇”為代表,亞太地區一度出現構建多邊合作安全機制的新動向。對此,日美兩國雖然也積極推動東北亞地區的多邊安全合作,卻都把同盟機制作為解決東北亞及亞太地區安全問題的首要選擇。對于日美兩國而言,多邊合作安全機制僅僅是雙邊軍事同盟機制的一個補充,旨在建立信任措施而已。結果,日本擴張軍備,成為日美兩國試圖以雙邊機制來主導地區安全的強力支撐,多邊合作安全觀被淡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軍備擴張的進程中,日本的同盟機制卻在某種程度上出現“外溢化”傾向。尤其是在日本安倍內閣執政期間,日美兩國重視加強與東北亞地區外的澳大利亞、印度的安全合作關系,試圖構建所謂的“四國同盟”,這反而進一步增加了東北亞地區多邊合作安全機制構建的復雜性。
  事實上,日美兩國依靠同盟機制及軍事力量并不能解決東北亞地區內的所有問題。在朝鮮核問題上,日美兩國通過軍事施壓、經濟制裁的辦法未能迫使朝鮮放棄尋求核武器的努力,只有通過“六方會談”的方式才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出路。此外,能源安全、環境保護、公共衛生等非傳統安全問題凸現,這為地區內各國展開多邊安全合作奠定了新的基礎。
  為此,中國政府很早就提出“安全不能依靠增加軍備,也不能依靠軍事同盟。安全應當依靠相互之間的信任和共同的安全利益”(15) 的主張,希望通過建立信任措施、推進共同利益來維護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注釋:
  ① http://www. mof. go. jp/seifuanl8/yosan0l4-3.pdf。
  ② 第一艘“金剛”號于1993年編入現役,第二艘“霧島”號于1995年編入現役,第三艘“妙高”號于1996年編入現役,第四艘“鳥海”號于1997年編入現役。另外,2005年9月,最新型的宙斯盾驅逐艦——“愛拓號”已在長崎造船廠下水,它具備了更強的信息作戰、海面作戰與反潛能力。
  ③ 該表格根據[日]《防衛手冊》(朝云新聞社2003年版)第112、124、135頁整理而成。
  ④ [日]《日本經濟新聞》2006年5月7日。
  ⑤ http://news.163.com/2004w09/12684/2004w09_1095911016068.html。
  ⑥ 于庭:《日本導彈防御計劃解析》,《外國軍事學術》2004年第2期,第40頁。
  ⑦ [日]共同社2005年11月12日電。轉引自《環球時報》2005年11月14日。
  ⑧ 《日美模擬攔截朝鮮導彈》,《環球時報》2007年12月18日。
  ⑨ [日]江畑謙介:《日本的軍事體制——自衛隊裝備的問題點》,東京:講談社2001年版,第69頁。
  ⑩ [日]《每日新聞》2000年12月16日。
  (11) [日]《讀賣新聞》2003年8月30日。
  (12) 簡單而言,某一海域的艦艇與飛機能夠共享彼此的警戒情報,互相融合,并能采取非常有效的迎擊行動。
  (13) 金熙德:《東北亞安全結構與中國的應對》,《世界經濟與政治》2007年第9期,第6頁。
  (14) 李殿仁主編:《世界軍事形勢分析(2003—2004)》,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頁。
  (15) 《錢其琛就亞太形勢闡述我觀點和立場》,《人民日報》1997年7月28日。

國際政治研究京17~26D7國際政治徐萬勝20082008
日美同盟/日本/軍備擴張/自衛隊/東北亞地區安全
日美同盟是冷戰后日本軍備擴張的主要平臺與重要促因:日美軍工合作是日本政府實現“質量建軍”的有效途徑,自衛隊配備的高技術武器裝備大多在不同程度上與美國相關聯;日美聯合開發彈道導彈防御系統,將大幅提高日本軍事裝備的整體攻防水平;日美同盟的戰略需求,導致自衛隊通過謀求日美軍事裝備的“相互通用性”來擴張軍備。與此同時,日美強化同盟、日本擴張軍備對東北亞地區的安全互信、力量平衡及機制構建等造成了諸多消極影響d7s502
作者:國際政治研究京17~26D7國際政治徐萬勝20082008
日美同盟/日本/軍備擴張/自衛隊/東北亞地區安全
2013-09-10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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