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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同盟的“再定義”及其未來趨勢
日美同盟的“再定義”及其未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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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戰結束后,曾以遏制蘇聯為主要目的的日美同盟失去了存在理由。然而世人卻看到近年來日美兩國通過“再定義”進程正大力強化安全同盟。如何減少乃至消除日美同盟“再定義”帶來的負面影響,已成為維護東亞和平與穩定的重要課題。
  日美同盟“再定義”的背景
  日美同盟“再定義”,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國際環境變化和日美兩國戰略調整合力的產物。
  90年代初期,美國成了惟一的、但處于衰退趨勢的超級大國,蘇聯的后繼者俄羅斯勢力萎縮,日本的崛起勢頭最為強勁,中國處在西方的制裁體制之下。在這種狀況下,日美同盟失去了內外動力,處于要么走向解體、要么需要重新解釋的“漂流”狀態。(注:日本外務省1991年版《外交藍皮書》(第20頁)指出:“隨著東西對立的消失,同盟關系這一迄今為止規定日美關系的政治條件在輿論中的說服力減弱。”著名記者船橋洋一寫了《同盟漂流》一書,詳述了日美同盟的動搖狀態。)
  90年代中期,東亞局勢出現了新的局面,即美國恢復了景氣并形成了東亞新戰略,俄羅斯從向西方一邊倒轉為“全方位外交”,日本因“泡沫經濟”破滅而喪失了自信,中國的快速崛起引起世人矚目。在新的國際環境下,日美兩國開始聯手對雙邊同盟進行“再定義”。
  從美國方面看,推動美日同盟“再定義”是出于如下幾種原因:
  1.受到“尋求敵人”戰略心態的驅動
  二戰后,美國已習慣于在冷戰條件下率領西方陣營遏制蘇聯,以至于當冷戰勝利突然來臨之際,它在雀躍歡呼的同時,卻又對失去敵人的局面感到無所適從。這種心態,被霍克稱為“缺乏敵人綜合癥”(evemy deficiency syndrome)。(注:[澳]霍克:《東亞的經濟安全與中國的使命》,載《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1期,第5頁。)在冷戰心理推動下,美國不斷尋找新的敵人,欲以圍堵這一假想敵為中心目標來確定新的戰略。
  2.謀求在東亞確立美國主導的霸權體系
  基于“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理念,經過貝克的“扇形戰略”和“耐設想”,美國確定了以保持10萬駐東亞美軍和強化美日安全同盟為中心內容的“新東亞戰略”。其主線是:美國繼續利用駐日軍事基地,并得到日本的大為強化了的“后方支援”,美日聯手對這一地區可能發生的“周邊事態”形成更強有力的平時預防威懾能力和戰時軍事干預能力。
  3.謀求強化美日同盟的多重功能
  近代以來,美國的一貫政策就是防止任何其他勢力獨霸東亞。在現階段,美國在東亞地區所要防范的潛在挑戰勢力依次為中國、日本、俄羅斯。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謀求通過美日同盟“再定義”收到既強化對中、俄的戰略威懾能力,又抑制日本脫美傾向的雙重效果。
  無獨有偶,此期日本也對大力強化日美同盟十分積極。日本經過90年代上半期的戰略調整,從90年代初謀求建立“日、美、歐三極”世界的“直接大國路線”回歸到輔助美國、依靠日美同盟來強化自身地位的“間接大國戰線”。日本對美日同盟“再定義”的戰略考慮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保持良好的對美關系
  日本的安全政策、防衛體制、軍事裝備與信息等方面都高度依賴美國。在對外戰略上,日本尚不具備徹底擺脫美國控制的能力與意志。在經濟領域,日本的海外運輸通道依靠美軍保護,其海外經濟利益立足于美國市場和日美國際協調之上。因此,日本把對美關系視為最重要的對外關系,惟恐這一關系受到損害。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社會曾出現擺脫對美依賴的強烈呼聲。然而,在其后“泡沫經濟”破滅和美國經濟強勁復蘇的現實面前,日本收斂了對美挑戰的鋒芒,作出了繼續作為對美同盟者和支持者的自我定位和繼續依靠美國的支持來實現本國利益的戰略選擇。因此,日本朝向擴大全方位外交、增強外交自主性的步伐減慢,轉而采取在美國的支持下增強國際地位與作用的“借船出海”路線。
  2.保持對華戰略優勢
  在90年代的長期經濟蕭條中,日本以往那種躊躇滿志的心態發生了動搖。(注:日本外務省的一個專家小組于1998年末提出的題為《21世紀日本外交的課題:挑戰21世紀》的報告指出,從中長期看,日本在世界中的地位上升趨勢可能出身停頓。)恰好在此期間日本又看到了中國自近代以來重新崛起的前景,對此難以坦然相待。于是,到了90年代中期,“中國威脅論”取代此前風行一時的“中國崩潰論”而充斥于日本的各主要新聞媒體、書刊雜志之中。除此以外,日本一些勢力把強調“日美共同價值觀”和“中國威脅論”相結合,試圖把中國推向對美“挑戰者”的地位,以此防止美國重新回頭“敲打”日本。基于此,日本把中國視為對日本在東亞地區的地位與利益的潛在威脅,把強化日美同盟視為保持對華戰略優勢的最好手段。為了防止美國拋棄這一同盟,日本不惜以暗示“核武裝”的可能性作為防止美軍撤退的手段。(注:日本前首相宮澤喜一稱:“美軍從亞洲撤退將導致中國的軍事超級大國化,其結果日本只能選擇核武裝。”([日]《選擇》,1996年第4期,第46頁。)新井弘一指出:“如說出‘日本要核武裝’,美國就只能維持日美同盟了。”([日]《新國策》,1999年9月1日號,第14頁。))
  3.借助日美同盟增加保險系數
  日美同盟不僅是聯合對外的雙邊安全機制,而且也早已成為規定和協調日美相互關系的內在調節機制;遏制日本軍國主義東山再起的所謂“瓶蓋”作用,就是這一機制的主要功能之一。(注:關于同盟的對外、對內兩重功能的論述,參見[日]田中明彥:《安全保障和同盟——以日美關系為中心》,載[日]添谷芳秀編:《21世紀國際政治的展望》,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1999年,第96~97頁。)美國推動雙邊同盟“再定義”的直接目的在于在地區軍事行動中得到日本的“后方支援”,但并沒有要求日本發揮超越憲法第九條等自我約束框架的軍事作用,更不愿看到日本的自主軍事能力增強到美國難以控制的程度。(注:國防部長佩里等美國高官多次表示,美日同盟“再定義”不會超出日本憲法范圍。這一“再定義”的始作俑者約瑟夫·耐也堅持這種看法。(參見約瑟夫·耐談訪,載[日]《世界周報》,1999年10月26日號,第9~10頁。))而日本也自愿接受了“瓶蓋論”邏輯,承認日美同盟的存在是防止自身軍事大國化的有效機制。(注:如日本外務省1990年版《外交藍皮書》(192頁)稱:“日美安全條約是給日本不成為威脅他國的軍事大國的基本政策提供國際信賴性的東西。”)日本把此作為消除周邊國家疑慮的手段,同時謀求在日美同盟的容許范圍內盡量增強自主軍事能力。另外,長期以來日美雙方在各種政策領域的合作與協調、軍事裝備生產、各界各層次的人際關系等方面已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體結構,這也是維系和強化美日同盟的強大慣性動力。(注:陳東曉:《美日加強軍事聯盟的背景分析》,載《國際問題論壇》,1998年第1期,第53~58頁。)當然,隨著日美關系內外環境的演變,兩國在軍事裝備生產等領域中的控制與反控制的爭斗也正變得日益激烈。(注:吳寄南:《冷戰后日本防衛產業的調整》,載《國際問題論壇》,1998年第2期,第47~48頁。)
  日美同盟“再定義”的進程
  經過90年代頭幾年日美同盟的“漂流”期,從1994年起,日美兩國都啟動了有關冷戰后東亞安全戰略和日美同盟重新定位的新一輪研究。1994年2月23日,細川首相成立了以財界人士@①口廣太郎為會長、各界人士參加的私人咨詢機構“防衛問題懇談會”,委托該會就冷戰后日本的新防衛大綱提出基礎研究報告。該懇談會于同年8月份向當時的村山內閣提交了題為《日本安全保障與防衛力量的應有姿態——面向21世紀的展望》的研究報告(世稱“@①口報告”)。(注:該報告的主要內容發表于1994年8月12日。(參見[日]共同社1994年8月12日電。))該報告的突出特點是強調了日本的自主防衛能力和多邊安全合作的重要性。這一報告發表后,在日美兩國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被人們視為日本追求自主防衛和脫美路線的跡象。
  “@①口報告”發表前后,美國國防部也在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耐的首倡下開始了新東亞戰略研究。美國安全專家們從“@①口報告”的字里行間讀出了日本的脫美傾向,這是促使約瑟夫·耐加緊制定新東亞戰略的重要原因。(注:參閱[日]《世界》月刊1997年10月增刊《手冊:新指針是什么?》,第255頁;[日]小川彰:《安全保障政策的參與主體和決策過程》,載[日]外交政策決定因素研究會編:《日本的外交政策決定因素》,PHP研究所,1999年,第127~178頁。)據說當時美國政府的“疑慮”有三:(1)日本在“周邊事態”時如不能配合美國,美日同盟的存在理由將在美國國內受到懷疑;(2)“@①口報告”顯示出了自主防衛和脫美路線的傾向;(3)如何對待中國的崛起。(注:[美]Mike Mochizuki(ed.),Toward A True Alliance:Restructuring U.S. - Japan Security Relations,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7,p.12.)“@①口報告”的起草者渡邊昭夫承認,該報告確實包含著“亞洲志向、自立志向、多邊志向”,但這并不等于脫美傾向,而是主張在冷戰后有必要以這些因素來改變日美同盟。(注:[日]渡邊昭夫:《日美安全保障關系的新展開》,載[日]《國際問題》,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1998年第3期。)
  約瑟夫·耐于1994年11月到日本,其他有關人員也相繼來到日本,廣泛接觸了日本政府官員和各界人士。耐發現,日本的精英們對日美同盟的前景普遍持有懷疑,并表現出脫美和把經濟與安全重點轉向東亞的跡象。耐本人起初傾向于推動亞洲多邊安全機制,但其后改變了方向,定下了以強化美日同盟為核心的新東亞戰略基調。(注:[日]小川彰:《安全保障政策的參與主體和決策過程》,載[日]外交政策決定因素研究會編:《日本的外交政策決定因素》,PHP研究所,1999年,第158頁。)他向政府建議就美日同盟舉行會談以便“消除疑慮”。1995年2月28日,美國國防部發表了以“耐設想”為基礎的《東亞戰略報告》,對布什政權時期的以收縮兵力為特征的東亞安全戰略思路作了修改。其要點有三:(1)提出在未來20年內保持10萬駐東亞美軍;(2)強調美日強化安全合作的重要性;(3)提出了亞太多邊安全合作的必要性。
  以“耐報告”為基礎,日美兩國著手為雙邊安全同盟進行“再定義”,并商定于1995年11月克林頓訪日時發表《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然而,同年9月發生了3名美軍士兵強奸日本少女事件,頓時在沖繩及整個日本列島激起了抗議浪潮,克林頓以國內問題為由取消了11月的訪日計劃。于是,原定在聯合宣言之后發表的日本《新防衛大綱》(舊《防衛大綱》制定于1976年)于1995年11月28日先行發表。這一據說花費5年時間制定的新防衛大綱強調了在“周邊地區”強化日美同盟的作用,并提出有必要對1978年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以下簡稱《指針》)進行修改。美國的《東亞戰略報告》和日本的《新防衛大綱》是兩國安全政策部門相互溝通的產物,這兩個文件為美日同盟“再定義”鋪設了軌道。(注:在這兩個文件起草過程中,美日雙方相互提供了草稿,交換了意見。)
  1996年4月16日克林頓總統終于訪日,日美首腦于17日發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這標志著美國的對日政策以及美日關系從90年代初期的經濟優先重歸以安全為中心的軌道。根據《聯合宣言》精神,日美安全協商委員會(兩國外交、國防首腦的“2+2委員會”)于1997年9月23在紐約發表了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以下簡稱“新《指針》”),日美安全同盟的“再定義”由此告一段落。1999年4~5月間,日本國會眾參兩院通過了這一新《指針》的3個相關法案。至此,旨在落實新《指針》的日本國內立法程序也已基本完成。通過一系列的“再定義”步驟,日美雙方重新強調,日美關系是由安全同盟、政治合作、經貿關系三大支柱組成的整體,而安全同盟是其基礎。從表層看,日美把如下兩點作為加強安全同盟的理由:一是影響國際視聽。日美稱:鑒于亞太地區潛在著各種“不穩定因素”,有必要確立起維護地區穩定的防范體制。朝鮮涉嫌開發核武器,試射“勞動1號”彈道導彈和研制更新式的“大浦洞”導彈等動向,成為美日加強安全同盟的公開理由。二是影響各自國內輿論以及兩國間相互說服。美方威脅道:如果日方不加強對美防衛合作,美國政府則將很難勸解國內“反對防衛日本”的強硬派輿論。日本決策層則接過美國的這種言辭,不斷向國內輿論透露“如不加強對美防衛合作,就難以留住駐日美軍”的風聲。
  除了上述表層原因以外,美日加強安全同盟還有著如下深層原因:
  體制及意識形態原因。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蘇聯走向改革乃至解體,“歷史終結論”和經濟中心主義曾在美國風行一時。當時對中國這個改革開放中的社會主義大國,美國雖然在“人權”問題上已在頻頻施壓,但還沒有把中國視為猶如蘇聯那樣的強勁對手。因此,美國把恢復經濟競爭力作為頭等大事,在經貿摩擦中不斷加大“敲打日本”的力度。然而,以1992年以后西方各國出現的“中國威脅論”為轉機,日美兩國在防范社會主義中國方面形成了共識。
  美國的對外戰略利益原因。即使撇開意識形態原因不談,美國也不愿看到東亞出現任何可能動搖其主導地位的力量,其長期目標是把中國和日本都約束在自己主導的地區秩序之中。在眼看多極化趨勢日益進展的局勢下,美國謀求以美日同盟為核心維持足以抑制中國的亞太安全架構,從而達到約束中日兩國的雙重目的。“北約東擴”和美日同盟“再定義”,體現了美國旨在東西兩半球確立“美國治下的和平”的完整戰略。?
  日美相互需要的原因。面對中國的強勁發展勢頭,美日增強了共同制約中國的意圖。鑒于美國仍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日本軍備和中國迅速崛起的局面,現階段日本決策層所作出的選擇是,力圖通過支持美國的霸主地位和擴大日美安全合作范圍來增強其在地區安全秩序中的地位。
  日美同盟“再定義”的實質是什么?對此,渡邊昭夫一針見血地指出,“概而言之,(再定義)就是把以日本對美出借基地義務和美國對日防衛義務的交換為基礎的以往的日美安全關系,改換為立足于在亞太安全問題上的防衛合作精神之上的東西。”如用筆者的語言重新解釋,其實質就是日本由過去只需把基地借給美軍改換為參與亞太安全中的對美合作以及日美共同構筑聯合干預亞太安全事務的體制。
  概言之,新《指針》的要害,就是把日本以外的“周邊地區”發生“緊爭事態”時的美日軍事合作方式加以確定下來。新《指針》出籠的直接的、主要的后果可以概括為如下三點:
  其一,日美安全合作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即由原來美國保衛日本、日本借基地給美國的“單向”防衛體制開始向日美“雙向”軍事合作體制轉變。通過新的支援內容,日本在所謂“周邊事態”時已有可能直接卷入地區沖突。
  其二,美日共同防衛范圍發生變化。《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和新《指針》都把“亞太地區”納入美日安全合作的視野,以“周邊事態”這種模棱兩可的概念劃定了美日安全合作的廣闊范圍,為美日共同干涉地區事務奠定了基礎。
  其三,以新《指針》相關法案在國會通過為契機,日本的安全戰略和對外政策發生了重大轉折,其戰后長期堅持的“放棄戰爭”、“不做軍事大國”、“專守防衛”、“不向海外派兵”等基本原則已發生動搖。
  日美同盟的未來趨勢
  未來日美同盟如何演變,歸根結底將取決于在內外環境的新變化下日美雙方作出何種戰略調整。
  在世紀之交,美國內的對日認識與政策處方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從中仍可以歸納出幾種最具代表性的見解。90年代中期以來,主張“敲打日本”的主張和輿論已平息下來。如今美國人大多認為日本不大可能在短期內重新恢復強勁的發展勢頭,但卻認為中國經濟將保持高速增長,中國的崛起乃大勢所趨。因此,美國人的關注焦點從日本轉移到了中國,有的主張遏制中國發展,有的主張加強與中國這個未來“超級大國”的合作。
  美日同盟“再定義”的始作俑者約瑟夫·耐的觀點,典型地反映著近年來美國的對日、對華政策思路,即以美日同盟為依托實施“防范與接觸”的對華政策,同時繼續以美日同盟這個“瓶蓋”封住日本軍事大國化這個“魔鬼”。他認為:美日同盟是東亞穩定的關鍵,但美日各自也應與中國發展雙邊關系。(注:[美]約瑟夫·耐:《競爭、牽制、平衡的力學——日美中不等邊三角關系》,載[日]《讀賣》月刊,1999年1月號。)他還指出,如果增強自衛隊的攻擊能力,則既將與日本憲法相抵觸,又將引起鄰近各國的疑慮。(注:[日]《世界周報》,1999年10月26日號,第9頁。)
  布熱津斯基對日德兩國的地緣政治條件進行了比較。他指出,德國同北約的關系使其同歐盟國家和美國處于平等地位和承担對等的防衛義務,而美日安保條約卻規定著美國對日本的“保護性關系”。過去曾遭受德國侵略之害的歐洲鄰國已不再把它視為威脅,而亞洲國家對日本的看法則遠非如此,這種情況大大限制了日本地緣戰略上的選擇。日本成為“國際性大國”的最好途徑是:通過美日軍事同盟保障遠東穩定而又不使自己卷入反華聯盟。對于美國來說,削減駐日美軍是不可取的,而擴大日本軍事努力也同樣是不可取的。日本應該是美國的“全球性伙伴”,中國則應成為美國的“遠東之錨”,在這方面大中華和歐洲的作用同等重要。(注:[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中譯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6~251頁。)
  基辛格認為,緊密的美日關系將成為日本保持穩健路線的關鍵,因為中國和亞洲各國担心日本的單獨武裝甚于日本在軍事上的對美依賴。他認為,美國在促使日中兩國在相互猜疑中平穩共存方面可以發揮關鍵性作用,美國只有和中國保持良好的關系,才能保持美日中三者關系的穩定。(注:[美]亨利·基辛格;《外交》,第31章。)
  如何看待中日兩國的實力變化趨勢,是美國人十分關注的問題,也是其調整東亞戰略的重要依據。埃茲拉·沃格爾認為,美中日三國同時成為亞太強國,這還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我們經不起這三國發生沖突的打擊。(注:[美]《國際先驅論壇報》,1998年9月18日。)羅伯特·羅斯則認為,21世紀的東亞將是美中兩極結構保持穩定的時代。(注:[美]Robert S.Ross,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wenty-First Century East Asia:The Stability of the Bipolar Structure,a paper for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eld in Beijing,Oct.PP.22~23,1999.)美國的不少文章認為,“東亞地區的經濟和地緣政治領導國家已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國”。(注:[日]《讀賣》月刊,1999年第1期。)美國參議員杰夫·賓加曼提倡以多邊合作取代美日同盟。(注:[日]《產經新聞》,1998年5月9日。)芝加哥外交學會于1998年底以約400名專家和學者為對象進行了調查,對“10年后起更大作用的國家”的提問,被調查者有97%都回答說是中國,回答說是日本的只有46%。(注:[日]《朝日新聞》,1999年5月5日。)杰拉爾德·卡迪斯則認為,中美兩國其實并沒有把日本視為對等交往的對象,因而并不存在日美中三角關系,追求建立三角關系的只有日本。(注:[日]《東京新聞》,1999年6月7日。)
  在90年代后半期美國對日政策的調整過程中,上述現實主義觀點構成了美國對日政策的重要基礎之一。在上述觀點的周圍,是與之不同的各類主張,這些見解也同樣對美國的對日政策產生著重要影響。根據其側重點予以分類,可以把這些見解分為地緣政治派別、意識形態派別、經濟主義派別。
  在現階段,日本關于未來戰略的主流思想和政府的決策已倒向了強化美日同盟的一邊,日本各界圍繞日美關系的論爭處于低谷,但并沒有銷聲匿跡。90年代后半期,日本各界精英圍繞日美同盟的見解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類型:(1)以“脫亞入美”為集中表現的親美派政策傾向;(2)以“脫美入亞”為集中表現的亞洲派政策傾向;(3)以“入美入亞”為集中表現的平衡派政策傾向。
  各界精英的意見分歧還表現在“靠美”還是“自立”的論爭層次上。在現階段,前者顯然居主流地位。其共同看法是:目前日本除了“靠美”,別無其他選擇。岡崎久彥認為,最高的價值并非“自立”,而是“安全”和“繁榮”,因此在與日本利益無關的問題上采取“自立”于美國的立場是毫無意義的。(注:[日]《呼聲》,1998年第1期。)大濱裕認為,日本已在美國主導的體系中自我定位,這個體系不容許日本冒尖,不準出現任何日美地位倒置的局面。(注:[日]大濱裕:《解讀日美中新三角關系》,載[日]《呼聲》,1999年第3期,第154頁。)添谷芳秀認為,日本無法單獨與中國在同一層次上展開政治權力斗爭;(注:[日]添谷芳秀:《日美中關系結構與日本外交戰略》,載[日]《外交論壇》,1997年秋季增刊號。)對于日本來說,不論美中出現何種對立或協調也決不能動搖日美基軸路線。(注:[日]《日本經濟新聞》,1999年6月17日。)
  后者的共同看法是,一味追隨美國對日本并無好處,因而應實現“自立”。如飯田經夫指出:“十分遺憾的是,日本至今未能‘自立’”,“今后日本最大的中長期課題,就是實現‘脫美’”。(注:[日]《呼聲》,1998年第1期。)
  日本作為日美關系的追從方面,其日美同盟路線是由以“強權政治(power politics)論”為基礎的現實主義判斷和以“普遍價值論”為基礎的意識形態表現以及以“瓶蓋論”為基礎的自我約束邏輯所構成的混合物。
  基于“強權政治論”,日本自感尚不具備與中美俄展開對等“戰略游戲”的能力,(注:如添谷芳秀認為,日本不具有單獨與美、中展開“戰略游戲”的能力,因而只能采取以日美安全同盟為基礎,同美、中都搞好關系的路線。([日]添谷芳秀:《中國的對外關系》,載[日]《東亞》,霞山會,1998年第1期,第43頁))從而固守著“與強者為伍”的傳統信條,認為日本只能與某個大國結盟,目前惟有日美安全同盟才是最佳選擇。日本急于改善對俄關系,就是要在“大國游戲”中獲得對等角色的地位。(注:[日]田久保忠衛:《日美俄新時代的曙光》,載[日]《呼聲》,1998年第1期,第198~199頁。)
  基于“共同價值論”,日本把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因素合二為一,在那些不直接影響本國利益的國際事務中,通常采取以美國的是非為是非的方針,以所謂“國際社會”、“共同價值”的名目對美國的外交舉措和軍事行動大都采取推崇、追隨或默認的態度。這種做法以不與日本的根本利益直接發生嚴重沖突為限度。
  基于自我約束邏輯,日本以如下兩難推理公式來論證日美同盟路線的合理性:即日本必須由日美安全體制約束自身的軍事大國化傾向,否則就有可能走上軍事大國道路。其潛臺詞是:日本無法選擇“日美安全同盟”和“軍事大國化”這兩條道路以外的第三條道路——“非武裝中立路線”。這從一個方面反證了,日本二戰后所走的和平發展路線是以美軍的安全保護為前提的。很多日本人對這種“瓶蓋論”邏輯感到難堪和不滿。他們指出:認為日本是個“惡魔”,只有在美國的管束之下才能成為讓他國放心的和平國家,這未免有失體面和太缺乏自主決定能力了。(注:[日]西脅文昭:《精神分裂癥狀的日本》,載[日]《世界周報》,1999年8月10日號,第26~27頁。)
  近年來,有些日本人熱衷于以“海洋勢力對大陸勢力”的模式來論證日美同盟的合理性,并把日英同盟作為日美同盟的理想范本。前者旨在為高度依賴海上進出口通道的日本經濟尋找相應的保障,其中顯然包含著抑制其他國家向海洋國家發展的意圖;后者旨在為日美關系描繪出以共同利益和對等交往為基礎的理想狀態,這種設想一廂情愿地割斷了日美關系與其他未來影響因素之間的聯系,因而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日益暴露出其脆弱性。
  除了上述諸因素以外,日本堅持日美同盟路線,還取決于這一路線的強大慣性作用以及日本決策層是否具有作出重大戰略調整的能力。如果美日雙方都認為這一同盟十分必要,那么除非雙方或其中一方的其他重大利益與日美關系出現嚴重沖突局面,日美同盟顯然還不大可能走向解體。
  二戰后數十年來,日本政府已形成了易于接受美國壓力的決策慣性和政、官、財、學各界中強大的親美集團。每當日本決策層表露出一些脫美或自主傾向時,美國馬上通過駐日大使、國務院、總統乃至其他各種渠道對日施加壓力,從而在萌芽狀態打掉日本的這種念頭。日本在90年代對“東亞核心論壇”、“亞洲貨幣基金”及東北亞經濟合作的態度,如實地反映著這種“美國施壓,日本讓步”的影響機制。
  從“合理決策”模式的觀點看,今后可能促使日本選擇脫美道路的必要前提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在安全領域有無擺脫對美安全依賴的能力與意志;第二,在對外經濟領域能否降低對美依賴程度;第三,在政治領域是否具有轉向獨立自主外交的條件和意志;第四,東亞地區是否出現了美國無力控制的多極化和多邊合作局面。(注:入江昭認為:“在軍事、政治意義上,日本不可能回歸亞洲。看來日本并沒有這樣的戰略,即便有,亞洲各國也不可能接受它。”[美]入江昭:《日中關系》(日文版),巖波書店,1995年,第186頁。))
  日本是否在為日美同盟萬一破裂的局面做準備呢?其實,當前日本在加強日美同盟的名義下所采取的一切舉措,都是以“借船出海”的手法增強自主防衛與外交能力。待到羽翼豐滿,日本就將不再對解除日美同盟過于担憂。正如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兩篇報告中的結論那樣,日本“正在兩面下賭注”,一方面加強其與美國的安全關系,一方面又在準備應付完全靠自己時將面臨的局面。(注:[美]《洛杉磯時報》,1999年8月25日。)
  在未來近期和中期內,在日本決策層中占主流地位的對美基本態度,將是以“入美入亞”為理想目標,基于現實利益考慮繼續維持“脫亞入美”,同時逐步擴大“脫美入亞”的傾向。
  綜上所述,日美同盟在未來可預見的相當長時期內不會走向解體,而是將繼續得以維持;在近期乃至中期以內,這一同盟甚至將繼續得到強化;在這一時期內“美主日從”仍將是框定日美關系的最基本架構。
  在21世紀的頭十年,日美同盟的強化趨勢將繼續惡化日美與中俄及其他東亞各國的安全困境。如何消除周邊國家對美日同盟“再定義”的疑慮,如何在東亞地區促進基于平等合作之上的安全秩序,不能不是本地區每一個國家所面臨的緊迫而重要的課題。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木加通
《世界經濟與政治》京13~18D7國際政治金熙德20002000“再定義”后的日美同盟由美國保衛日本、日本借基地給美國的“單向”防衛體制開始向日美“雙向”軍事合作體制轉變,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為日美共同干涉地區事務奠定了基礎。日美同盟在未來可預見的時期內不會走向解體,“美主日從”仍將是這一時期日美關系的基本架構。日美同盟/再定義/未來趨勢金熙德,1954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對外關系室主任。北京 郵編:100007 作者:《世界經濟與政治》京13~18D7國際政治金熙德20002000“再定義”后的日美同盟由美國保衛日本、日本借基地給美國的“單向”防衛體制開始向日美“雙向”軍事合作體制轉變,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為日美共同干涉地區事務奠定了基礎。日美同盟在未來可預見的時期內不會走向解體,“美主日從”仍將是這一時期日美關系的基本架構。日美同盟/再定義/未來趨勢
2013-09-10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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