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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新詩的“閱讀問題”
早期新詩的“閱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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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新詩的“發生”歷史,從新詩的發明人胡適開始,就有不厭其詳的講述,在這個“故事”中,有主角(胡適自己),有配角(美國的梅光迪、任叔永以及北大的陳獨秀、錢玄同等),有與反對派的激烈論戰,有個人的“實地實驗”,更有一批新詩人的響應。(注:有關新詩的發生史的經典描述,可參見胡適的《嘗試集》自序,《逼上梁山》等文。)后來的文學史描述也多沿用這種套路,主要從詩人、批評家的言論和實踐中,尋找“新詩”發生的歷史軌跡。然而,在這個完整的“故事”中,似乎漏掉了一個關鍵的因素,即:新詩的讀者。對于某一類文學體式而言,其興起或發展,都與一個讀者群的確立密切相關。(注:伊恩·瓦特就18世紀讀者大眾與小說興起的關系作過研究,見《小說的興起》,三聯書店1992年。)在新詩的發生期,新的讀者群的尋求,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新詩成立的決定性的環節,在談論“文學改革”的程序時,胡適就說:首要的任務是要“養成一種信仰新文學的國民心理”。(注:答盛兆熊書,《新青年》4卷5號。)只有得到了一定范圍內讀者的認同和閱讀,新文學(包括新詩在內)的成立才不是一句空話。對新詩發生初期,讀者問題的考察,也就是本文討論的起點。
   一、作為一種閱讀時尚的新詩
  具體說來,新詩“讀者群”的形成,是與新詩傳播的擴張相伴隨的。最初,胡適在美的白話詩嘗試,只局限于私人的討論和書信中,是《新青年》上的發表,確立了新詩的起點。(注: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說:“新詩第一次出現在《新青年》4卷1號上。”)發表無疑使個人的詩歌實驗得以進入公共的閱讀,也使一批北大教授參與到新詩的“實驗室”中來。但最初的發表、閱讀空間并不很大,主要作者無非胡適、劉半農、沈尹默、周作人等三四人,同人之間多次寫作“同題詩”現象,更是說明“新詩”交流的“同人性質”。(注:在《新青年》4卷1號上,就有胡適和沈尹默的兩首同題詩《鴿子》和《人力車夫》;4卷3號上,則有沈尹默、胡適、陳獨秀、劉半農四人的同題詩《除夕》。)新詩傳播空間的大幅度擴張,應是伴隨五四前后新出版物的激增而實現的。(注: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稱,有人估計在1919年中,至少出了400種白話報。)當時在各類新式雜志上,登載“新詩”成了一種風氣,“報紙上所載的,自北京到廣州,自上海到成都,多有新詩出現。”(注:《談新詩》,1919年10月10日《星期評論》“雙十”紀念專號。)在某種意義上,“新詩”成為了新文化的標記,一位批評者就諷刺說,當時“無論什么報章雜志,至少也得印上兩首新詩,表示這是新文化。”(注:張友鸞《新詩壇上一顆炸彈》,《京報·文學周刊》2號,1923年6月16日。)《新青年》外,《新潮》、《少年中國》、《每周評論》、《星期評論》等成為主要發表機關,培養出一批新的讀者和作者。(注:1919年的郭沫若就是因為在《學燈》上讀到了康白情的新詩,而投身于“新詩”寫作的,見郭沫若《創造十年》,《學生時代》5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3月。)《嘗試集》、《女神》、《草兒》、《冬夜》等新詩集的出版,更是擴充了讀者群,蘇金傘就回憶:“當時新出的詩集,如胡適的《嘗試集》,郭沫若的《女神》,康白情的《草兒集》,汪靜之的《蕙的風》,謝冰心的《春水》等等都買來讀。”(注:《創作生活回顧》,《新文學史料》1985年3期。)讀者的歡迎,也可由新詩集的發行量見出,《嘗試集》出版3年已出4版,印數15000冊,據汪原放統計到1935年亞東結業時,共出47000冊,數量驚人。(注:見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53頁、82頁,學林出版社1983年11月。)《女神》出版兩年內也出四版,至1935年也達12版之多,與《嘗試集》不相上下。《蕙的風》也“風行一時,到前三年止銷了二萬余部”。(注:此說法出自汪靜之《中學畢業前后》,1935年開明書店。)在當時,一本文學書籍的銷量超過一萬,就屬于最暢銷之列,(注:化魯曾言:“文學書籍的銷路,在中國至多不過一萬,而報紙行銷至四五萬,卻是很平常的。”(《中國的報紙文學》(一),1922年7月21日《文學旬刊》44期))其他幾本早期新詩集,雖不似這三本風光,但銷數都很可觀。
  誠如很多學者指出,新文化運動與新式教育的展開,有著密切的關聯,新知的普及是一個方面,同等重要的是,新學校也培養出了一個相應的讀者群。“以著名學者為領袖,以全國學生為中心,其傳播之主要媒介則為出版物”,就是新文化運動的構成方式。(注:李澤彰《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出版業》,《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編(下卷)387頁。)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新詩”的讀者群,自然也以“青年學生”為主,他們不僅閱讀新詩,而且主動模仿,既是最初的讀者,也是主要的追隨者,如茅盾所言:“初有寫作欲的中學生十之九是喜歡寫詩的”,(注:茅盾《論初期白話詩》,《文學》8卷1號,1937年1月1日。)當時在中學讀書的曹聚仁也回憶:“關于無韻自由詩,幾乎成為我們嘗試寫作青年最愛好的體裁。”在《覺悟》的編輯室里,他還看見成千份的詩稿,一位詩人,十天之內寫了三百多首白話詩,可見寫作與投稿之興盛。(注:《嘗試集》,《文壇五十年》146頁,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6月。)學衡派在攻擊新文學時,抨擊胡適等人投合一般少年的心理,(注:梅光迪就稱:“今之學者,非但以迎合群眾為能,其欲所取悅者,尤在群眾中幼稚分子,如中小學生之類。”(《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學衡》2期,1922年2月))這反倒暗示出一般讀者群的構成。
  然而,在新式教育培養出的“知識青年”中,真正趨近新文學的人數,不可過高估計,(注:后來王任叔就說,在大革命前新文學“還只能盤旋在幾個文學者和文學青年之間。仿佛一本新書出來,讀者的數目,大致早可決定的。”《新雙的蹤跡與其出路》,《文學》8卷1號,1937年1月。)具體數目曾虛白曾有一個估計:“也不過三四萬人吧!”(注:《一家言》,《給全國新文藝工作者的一封公開信》,轉引自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317頁,上海古籍書社2000年。)“新文學”的閱讀或許只屬于一小批“激進青年”,許多學生的閱讀空間仍是被通俗小說和流行雜志所占據,(注:譬如,陳廣沅《交通大學上海學校學生生活》一文記錄,讀小說是當時學生的首要娛樂,“差不多一種《禮拜六》在校內就有二百余本”。1922年7月5日《學生雜志》9卷7號“學生生活研究號”。)至于新詩以及新文學,在很多地方并不受歡迎,(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學生,更是出版一冊反對新詩的《詩學研究專號》,在《文學旬刊》上引發一場與鄭振鐸、葉圣陶等人的大爭論。)接受狀態的差異,與整個新文化傳播的不均衡有關,地域的差異,學校的基本氛圍,閱讀出版品的種類,多種因素往往會影響到青年讀者的取向,一般說來,在舊派文人把持的校園,學生的文學取向就趨于陳舊,而在新知傳播便利、思想活躍的地方,新式青年往往會得風氣之先。(注:杭州浙江一師學生對新文學的參與,就是一個可資討論的個案。五四前后,浙江一師成為東南新文化的一個重鎮,學生中涌現出湖畔詩人等一大批新文學作家。這首先與杭州的地理位置相關,杭州地當滬杭鐵路的終點,上海、北京出版的書刊容易先看到,接觸新人物的機會也較多。另外,劉大白、朱自清、俞平伯、劉延陵等新文化人物先后到這里任教,也帶動了學生的新文學熱情。同是在杭州的宗文中學,也很有名氣,但被舊派人物把持,學校中除了教科書中的古詩詞,能看到的只不過是林紓譯的小說和鴛鴦蝴蝶派的作品。在該校讀書的戴望舒、杜衡、張天翼、施蜇存等人組成“蘭社”,一同在鴛蝴刊物上發表小說,文學起點與汪靜之等迥然不同。)
  “新詩”的吸引力,當然與白話自然、清新的活力相關,(注:謝冰瑩就說“像胡適的《嘗試集》和俞平伯的《冬夜》等都是我喜歡看的書。其中以胡適的《除夕詩》和《我們的雙生日》,完全用通俗的國語寫成,不但易懂,而且非常有趣。”《胡適》,《追憶胡適》366頁,歐陽哲生選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也投合著年輕人追新逐異的心理,但更為重要的原因,還是在以“新”為價值尺度的閱讀時尚中,閱讀“新詩集”已經成為某種獲得共同的“代際經驗”的方式。依照文學社會學的觀點,參與某種“文學活動”的背后,其實存在著一種社會身份追尋的沖動,布爾迪厄就認為,獲得某種文學能力,是被允許進入某一精英文化圈的資本。這一點在“新詩”的接受中就表現出來,不僅是新式學生,就連舊派人物也嘗試新詩,“時髦”之中就包含著對成為“新人物”的渴望。譬如上海的鴛蝴派文人胡懷琛,就努力求新,不僅主動為胡適改詩,還出版一冊《大江集》,自封“模范的新派詩”,他的一位同情者也暗里諷刺說:許多人對新詩沒有十分研究,“胡湊幾句,就冒昧的刊在報上,以為可以借此得個新學家的頭銜,功名富貴,不難坐得。”(注:余裴山《給胡懷琛信》,《詩學討論集》71頁,新文化書社1934年再版。)顧頡剛也說當時,“凡能寫此白話文章的,人家都覺得很了不起,我參加新潮社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寫文章。”(注:《回憶新潮社》,張允侯編《五四時期的社團》124頁,三聯書店1979年。)而退位的宣統皇帝在與胡適會面時,還在炕幾上擺上康白情的《草兒》和亞東的《西游記》,并問起康白情,俞平伯,還問及《詩》雜志的情況,有意迎合這位新文學的領袖。(注:《宣統與胡適》,1922年7月23日《努力周報》12期。)宣統是否真的喜歡新詩,他人不得而知,但對自己閱讀取向的故意暴露,無非是要表明自己“趨新”的身份。胡適也曾說,文學家的養成“決不能說是看了幾本《蕙的風》、《草兒》、《胡適文存》之類的書籍就算可以了”。(注:《新文學運動之意義》,1925年10月10日《晨報副鐫》。)從這段話中不難揣測出“新詩集”,在當時作為新文學的范本,已成為獲得新“文學能力”的入門手冊。
  然而,將參與文學活動,看成是為了獲得某種“文學能力”,提高參與者的聲譽,但這種說法有可能簡化文學生活的多樣性。從一個更周詳的角度看,閱讀文學,就是一種“文化參與”的方式,它與多種動機聯系在一起,在閱讀中形成一種與“他人協作”集體性共同經驗就是重要的功能。(注:對此問題的討論,可見《機構和閱讀能力的社會分層》,佛克馬、蟻布思《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173~18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西方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將18世紀興起的小說和報刊,與現代“民族主義”的出現聯系起來,認為在小說和報刊的閱讀中,不同地域的人們會形成一種“想象的共同體”。這一思路也開始被引入現代文學的討論中。在近現代中國,每一次社會性運動往往伴隨著閱讀活動的興盛,這本身就說明了書刊閱讀對某一類“經驗共同體”建立的貢獻。五四前后,對于新一代知識青年來說,打破傳統的地域、血緣的聯系,在一種新的基礎上建立經驗聯系,是一種主動的構想。(注:傅斯年就說:“我們是由于覺悟而吉合的……我以為最純粹、最精密、最能長久的感情,是在知識上建設的感情,比著宗族或戚屬的感情純粹得多。”《新潮社之回顧了前瞻》,《新潮》2卷1期,1919年10月30日。)這種構想的實現,與書報的流通、閱讀有著直接的關系,有人就說:“報刊,書籍,已經翻閱得破破碎碎了,還是郵寄去,郵寄去。有了新出的好書,如果不寄給朋友看,好像是對不起朋友似的。友誼往往建筑在書籍的借閱、贈送和學術的討論上。”(注:欽文《五四時期的學生生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984~98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一些新的社團組織,也是圍繞“閱讀”形成的。(注:夏衍回憶五四后,諸種新雜志不僅在青年學生中起到了巨大的啟蒙作用,“而且還逐漸地把分散的進步力量組織起來,形成了一支目標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隊伍。”8月下旬,杭州一些青年“通過閱讀《新青年》和給這個雜志寫通訊的關系,開始聯合起來,打算出一份刊物(《浙江新潮》)”。(《懶尋舊夢錄》)增補本30頁,三聯書店2000年9月)。)共同的“閱讀”帶來了共同的代際感受和經驗構成,汪靜之就說過:“當時青年人是否閱讀《新青年》、《新潮》,看一個青年進步還是落后。”(注:汪靜之《愛情詩集<蕙的風>由來》,王訓昭編選《湖畔詩社評論資料選》292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新詩”的閱讀,也發生在這一背景中。艾蕪的一段回憶生動地記錄這樣的感受:在小學時代,他的國文教員十分嚴厲,在學生眼里并不親切,有一次卻看見他也在看《新青年》,“不知怎的,這一發展,使我們學生對他的感情,格外親近了好些,仿佛有什么東西,把師生間的距離縮短了。”而另一位教師打扮時髦,在休息時,“居然摸出新詩專號的《直覺》來看。我是第一次看見他,但在人叢中,他卻變為我最親近的人”。(注:《五四的浪花》,《五四運動回憶錄》(下)964~965。)閱讀“新詩”,在標志一種“新”身份的同時,也建構起一代人在經驗上的情感聯系。
   二、讀者分類與新詩的“閱讀程式”
  在早期新詩討論中,最早關注讀者問題的,應該是“新潮”社詩人俞平伯,他曾以分類的方式細致地勾勒出新詩讀者諸多面貌(反對的分三派,贊成的分兩派)。(注:《社會上對于新詩的各種心理觀》,《新潮》2卷1號,1919年10月。)俞平伯主要是從對待“新詩”的態度上著眼的,但從讀者的身份看,對新詩的讀者還可進行一種分類。
  如上文所述,新詩的發生,是從朋友、同人間的討論、實驗開始的,而發生的空間與閱讀的空間,往往是重合的,比如,在美國與胡適爭論的梅光迪、任叔永等友人,以及支持胡適的錢玄同、陳獨秀,替他改詩的周氏兄弟,作為后輩的俞平伯、康白情等,都可算得上胡適最重要的讀者。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他們一般都擁有相對自主的觀念和趣味,身份也多以能夠公開發表意見文人、批評家為主,或本人也是新詩人,寬泛地說,可以算得上是一類“經驗的讀者”,胡適自己就說,最初提倡新詩時:“讀者圈不大,但是讀者們思想明白而頗富智慧”(注: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第八章《從文學革命到文藝復興》,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這一“讀者圈”不只存在在胡適身邊,對于其他新詩人,情況也很類似。在日本留學的郭沫若,當時雖然身處異域,但通過投稿《學燈》結識宗白華、田漢,三人的通信結集成《三葉集》出版,其中很大一部分篇幅,就是圍繞著對郭沫若詩歌的解讀、評價而展開的,宗白華、田漢可以看做是標準的“經驗讀者”。除此之外,他的作品還在張資平、鄭伯奇等人中傳看,創造社的元老們形成另一個“讀者圈”,那時他們還嘗試過一種回覽式的同人雜志,即:將某人的作品訂成小冊子,在友人中傳閱,每人都在后面的空白上寫一些讀后的評語和感想。(注:可參見鄭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郭沫若先生與前期創造社》、《憶創造社》兩文中的相關回憶,饒鴻競編《創造社資料》752頁、844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相對于精英范圍內的“經驗讀者”,對于“文學”并無太多觀念和經驗,受風尚驅使、處于閱讀的“無名”狀態的“一般讀者”,卻構成著新詩接受的真正主體。當然,“經驗讀者”與“一般讀者”之間無法做清晰地劃分,許多“文學青年”也可投稿報章,發表自己的見解,成為“經驗讀者”中的一員;而批評家的言論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般讀者的觀感。但是作出這一寬泛的、“策略性”的劃分,目的在于分析新詩閱讀的某種基本狀態。
  如許多人所描述過的那樣,新詩的發生是處在“四面八方反對之聲”中的,攻擊之聲此起彼伏,即便是在持接受態度的讀者那里,打破既有詩歌規范的新詩,同樣也是一種令人困惑的存在。譬如郭沫若的《女神》出版后風行一時,激昂揚厲的詩風頗為符合五四青年的“閱讀心理”,但在這種公共化的說法之外,另外一些讀者的反應,也值得重視,聶紺弩的回憶就生動地記錄了他讀到《女神》時的困惑:
  一位老書記官拿著一本“怪書”給他看,嘴里說著:“不通不通,這算詩么?”“我呢,看著聽著,漸漸走進一種高度的迷惑的情境……這是詩么?這詩好么?我一點也不曉得,如果一定要我發表意見,也很簡單:豈有此理。”(注:《<女神>的邂逅》,《文藝生活》1卷3期,1941年10月。)
  “這是詩么”的疑問,與《女神》特殊的想象空間和泛神論背景當然有關,但也可能是從既有的詩歌觀念出發的,對新詩整體上“陌生化”效果的反應。俞平伯就說過,讀者反對新詩,是因不明“文學是什么?文學的作用是什么?詩是怎樣一種文學?”而這三個問題“本是有文學常識的人都該能解答的。”三個問題,已大致勾勒出閱讀新詩的一個常識性的框架。(注:《社會上對于新詩的各種心理觀》,《新潮》2卷1號,1919年10月。)這意味著,懂與不懂,接受與不接受,要取決于新的“詩”觀念的有無。然而,觀念的普及畢竟還有些抽象,對于“一般讀者”來說,觀念的接受,首先應落實為一種與新詩相應的“閱讀程式”的建立。
  “閱讀程式”一語,出自西方學者喬納森·卡勒,在卡勒看來,具有某種意義和結構的作品,之所以能夠被讀者當做文學來閱讀,原因在于讀者具有一種無意識中的、基于“約定俗成”的“閱讀程式”。這意味著,所謂“文學性”不僅是具體的文本屬性,它的存在還有賴于讀者間達成的一種協議。(注:見喬納森·卡勒《結構主義詩學》第6章《文學能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從這個角度說,“新詩”成立與否,也不只是寫作和理論上的問題,它還是一個閱讀上的問題,即能否在一般讀者那里,形成一種有效的“閱讀程式”。
  具體說來,雖然,無論“新詩”,還是“舊詩”,都含有普遍的文學共同性,(注:當時反對獨尊“新詩”一家的學衡派,就是站在某種普遍的文學立場,反對新舊的說法。吳宓就稱:“詩者,以切摯高妙之筆或筆法,具音律之文或文字,表示勝任之思想情感者也”,是世界古今的通例。(《詩學總論》,《學衡》9期,1922年9月);吳芳吉也說:“文學惟有是與不是,而無所謂新與不新”(《再論吾人眼中之新舊文學觀》,原載《湘君》2號,收入《吳芳吉集》451頁,巴蜀書社1994年10月。)但是相對于舊詩,新詩仍然是對另一種審美可能的追求,在形式特征上迥然不同,但很多讀者仍是以舊詩的“閱讀程式”來接受新詩的,詞句的精美,詩意的含蓄,音律的和諧,都是這一“程式”包含的因素,譬如,在諸多因素中,“音節”的有無,就是一個關鍵問題,如胡適所言:“現在攻擊新詩的人,多說新詩沒有音節。”(注:《談新詩》,1919年10月10日《星期評論》“雙十”紀念專號。)魯迅小說《端午節》,就描寫了一個教師捧著《嘗試集》搖頭晃腦、咿呀誦讀的滑稽場面,就是閱讀慣習的生動寫照,(注:見《吶喊》,《魯迅全集》第1卷。)而報章之上一些讀者的反應,更是說明了問題,譬如一位名為鄭重民的讀者曾致信西諦,說稍有舊式文學根底的青年,都不十分反對新詩,“但他們有個共通的不滿意于新詩的地方,就是舊詩可以上口吟誦而新詩不能。”(注:1921年1月1日《文學旬刊》24期。)閱讀的“失效”與“不滿”,就與“閱讀程式”的錯位相關。一位20年代讀者,在寫給胡適的信中,更為準確地談出了這種感受:“到底是我沒有讀新詩的習慣呢?還是新體詩不是詩,另是一種好玩的東西呢?抑或兩樣都是呢?這些疑問,還是梗在我心頭。”(注:友人致胡適,1923年10月7日胡適日記,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4冊,臺北遠流版1990年。)是不是“詩”的觀念,與讀詩的習慣,在這里是互為表里的。
  因此,在既有的詩歌閱讀程式之外,建立一種相應的閱讀習慣,就成為新詩成立的關鍵,有人曾言:“中國新文學創造者的第一職務,是在改變讀者的taste。”(注:傅東華對“冰”的《我對于介紹西洋文學的意見》的補充意見,見1920年1月23日《學燈》。)從這一角度看,“經驗讀者”與“一般讀者”的影響關系,也就顯露出來了,即:少數新詩人和經驗讀者間的先鋒性探討,必須從“同人圈子”向外擴散,影響、甚至塑造一般讀者的閱讀程式,新詩的廣泛接受,也就顯現為一個“教化”和普及的過程,這一過程包括許多環節:利用現代知識資源進行理論的建構,正確的“文學常識”的大規模介紹,新詩作品的廣泛閱讀,書報上的批評闡釋,詩集的序言,以及國文課堂上的教學實踐,都有所貢獻。譬如,作為一個“超級經驗讀者”,胡適的作用就不容小覷,喜愛“戲臺里叫好”的他,不僅忙于為自己的《嘗試集》定位,(注:譬如,在《嘗試集》再版自序中,針對守舊的批評家“一面夸獎《嘗試集》第一編的詩,一面嘲笑第二編的詩”,親自指出真正的“白話新詩”,以免讀者“誤讀”了自己的努力。)還熱衷于為他人作序(《蕙的風》序)或評介(《草兒》、《冬夜》書評),為讀者指點閱讀新詩的門徑,而新文學史上的兩部經典《三葉集》和《女神》,則為討論“經驗讀者”對“一般讀者”的影響,提供了一個更好的契機。
   三、從《三葉集》到《女神》
  上文已提及,暢銷不衰的《女神》,最初在某些讀者那里,接受起來并不如后來想見的順暢,下面幾條材料,也可說明這一點。鄭伯奇就談道:“郭沫若君的詩,據上海的朋友們講,一般人不大十分了解。”(注:《批評郭沫若的處女詩集<女神>》,1921年8月21、22、23日《學燈》。)謝康也說:“沫若的詩,頗有些人不大了解。”他自己1919年初讀郭詩時,就感到“如此雄放,熱烈,使我驚異,欽服,但是不大懂得。”并認為要讀懂郭沫若,至少要受過中等教育,因而“了解者是不及其他詩人的普遍的。”這一說法表明,要讀懂《女神》,某種通過教育得來的“文學能力”是必不可少的。更有意味的是,謝康還說道:讀者對于郭詩“不大了解”,“這大概是未曾讀過《三葉集》的……《三葉集》是《女神》Introduction啊!”(注:《讀了<女神>以后》,《創造季刊》1卷2期,1924年2月28日。)直接點明了《三葉集》在閱讀層面與《女神》的關聯(這一點也被《女神》的第一個批評者鄭伯奇指出)。
  在新文學的發軔期,《三葉集》與《女神》一樣,都是最初的創作實績,在當時就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注:《三葉集》1920年6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當時“引起了青年們的興趣和社會的關注,書銷售得很快,幾次重印”,還被田漢稱為中國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宗白華《秋日談往》,《宗白華全集》1卷316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另外,據汪原放統計,至“亞東”結業時,《三葉集》前后共銷出22950本,《回憶亞東圖書館》53頁。)它與《女神》在出版時間上,相隔一年有余,表面上看是彼此分離、各自獨立的兩本書,但如上文所述,《三葉集》可以看做是宗白華、田漢這兩位“經驗讀者”對《女神》的先期閱讀。重要的是,對于《女神》來說,“閱讀”是先于“寫作”結集問世,可以想象的是,當一位20年代讀者拿起《女神》時,他(她)的閱讀視野里可能首先會浮現出另一本書——《三葉集》。與同一時期動輒冠以“長序”的其他新詩集相比,《女神》“無序”似乎是個例外,但從某個角度看,作為“Introduction”(介紹)的《三葉集》,似乎可以看做是它的一份長序。20年代初的文學青年馮至,已開始接觸新詩,但不滿足于當時的樣本,處于迷惑之中:
  正在這時期,我讀到了郭沫若、田漢、宗白華三人的通信集《三葉集》……當時對我卻起了詩的啟蒙作用。我從這三個朋友熱情充沛的長信里首先知道了什么是詩……
  閱讀《三葉集》時,馮至住在故鄉的小城內,沒有一個朋友,“這個小冊子便成為我的伴侶”,“直到第二年《女神》出版了,我的面前展開了一個遼闊而豐富的新的世界。”(注:《我讀<女神>的時候》,《詩刊》1959年第4期。)從《三葉集》到《女神》,對于馮至來說,是一個“閱讀程式”塑造的過程,更是一個“詩”的啟蒙過程,是一個“什么是詩”的問題獲得解答的過程。當對新文學所知不多的聶紺弩,面對《女神》大呼“這是詩么?”“豈有此理”時,閱讀了《三葉集》的馮至則知道了“什么是詩”,這種比照本身就意味深長。
  在討論《三葉集》對《女神》的導引作用之前,有必要對《三葉集》作簡要的分析,表面上看,三人的通信你來我往,十分默契,但田漢、宗白華二人對郭沫若詩歌的閱讀反應是有所不同的,形成了微妙的“雙聲”現象:對于傾心于哲學研究的宗白華來說,他最感興趣的是,郭沫若詩中“清妙幽遠的感覺”,自然玄思是他主要的“閱讀焦點”,對“泛神論”因素的著名解說,就由此發生。(注:見《三葉集》3~4頁,亞東圖書館1923年3版,以下引文頁碼均出自此書,不再另注。)郭沫若對此雖然十分認同,但他真正關心的是“人格公開”的表白,這其實偏離了宗白華的閱讀焦點,形成某種對話的錯位。(注:對于宗提出的“詩人人格”的說法,郭的反應十分強烈:“可是,白華兄!我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你恐怕還未十分知道呢。”接著,便講述起自己“比Goldsmith還墮落,比Heine還懊惱,比Baudelair還頹廢”的真實人格。(8~9)這種“引申”其實已偏離了宗的重點,形成了對話的“錯位”。因為后者關注的并非是真實生活中的詩人,而首先是一種觀念領域中的人格造型,果然,宗白華對郭的坦率,似乎也不很積極:“你的舊詩,你的身世,都令我凄然,更不忍再談他了。”(24)后來,當郭四川的同窗魏時珍將郭過去的劣跡向宗和盤托出后,他也只是在信中敷衍了一下而已。(28))相比之下,在《三葉集》中,郭沫若與田漢更是一拍即合,首先吸引田漢的,正是郭沫若有關自己“人格”的講述:“我最愛的是真摯的人。我深信‘一誠可以救萬惡’這句話。”(30頁)進而大力標舉“人格公開”。郭似乎找到了一個可以傾訴的對象:“我現在深悔我同白華寫信的時候,我不曾明明快快地把我自身的污穢處,表白了個干凈。”(35頁)由此,郭、田的通信便以“人格公開”、“懺悔的人格”為契機展開了,田漢的介入改變了《三葉集》的重心,使它從詩歌觀念的討論移至詩人的自我。當“懺悔的人格”成為討論的重點,它也同時成為詩歌閱讀的前提。(注:田漢將自己的詩作《梅雨》與自己的家事聯系起來(59頁),郭沫若也順著如此的思路,把《獨游太宰府》一詩解讀為靈魂困境的寫照。(72頁)在讀到郭的《抱兒浴博多灣》與《鷺》后,田漢說尤喜愛前首,“因為既知道了你的career就知道你的詩,都是你的生之斷片啊!”(79頁))如果說宗白華欣賞的是郭的“抒情天才”,那么田漢卻說:“與其說你有詩才,無寧說你有詩魂,因為你的詩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淚,你的自敘傳,你的懺悔錄啊。”(79頁)
  從“泛神論”的哲理著眼,與以“人格公開”為閱讀前提,這就形成了《三葉集》中微妙的“雙聲”現象,隱隱包含著“情感”與“理智”的對立,并對后來的閱讀都發生了或隱或顯的影響。將《三葉集》說成是《女神》的“Introduction”的謝康,就說到自己讀過了《三葉集》,才知道“泛神論”是重點,沫若的詩“全是以哲理打骨子的”,由此解開了初讀時的困惑。(注:《讀了女神以后》,《創造季刊》1卷2期,1924年2月28日。)顯然,這里回響的是宗白華的聲音。“泛神論”的哲理解說,也成為《女神》閱讀的一個重要切入點,被后來的論述反復征引,宗白華的聲音回響在后來的文學史中。
  然而,宗、田二人的“聲音”在《三葉集》中并不是對等的:在186頁中,郭沫若的書信占84頁,田漢的書信占68頁,而宗白華只占了14頁。顯然,宗白華的文字所占比重很少,其聲音是相對微弱的,《三葉集》中主要的篇幅都留給了郭田之間的“人格公開”。相對于哲理的解釋,“人格公開”似乎更具影響力。聞一多就說:“我平生服膺《女神》于五體投地,這種觀念,實受郭君人格之影響最大,而其一生行事就《三葉集》中可考見。”(注:《致顧一樵》,《聞一多全集·書信》41頁。)郭沫若自己也向友人推薦《三葉集》,在致陳建雷的信中說:“不知道曾經蒙你鑒識過么?我的信稿大概是赤赤裸裸的我,讀了可以看出的大概。”(注:《新的小說》2卷1期,1920年9月。)不難看出,基于一種內在感性的“人格公開”,由是成為《女神》的閱讀參照,譬如鄭伯奇就認為,郭詩不大受人了解,“這原因大概就由于不曉得沫若君的境遇和個性所致。”他自己開始對郭沫若狂暴的詩歌形式,是不很接受的,在閱讀田、郭間的書信,“知道我所愛讀的那位詩人的身世”后,才改變了態度,因為“不久我很懷疑我對于詩形的那種成見”。(注:《批評郭沫若的處女詩集<女神>》,1921年8月21、22、23日《學燈》。)從“不接受”到“懷疑自己的成見”,《三葉集》的作用,其實是在為《女神》構造一種有效的“讀法”(“閱讀程式”)。謝康更是向讀者建議:“作者是一個possional,我希望讀者須用passion去讀才可以。要是求知識的根據,理性(狹小的)的滿足,讀這書的只有墮于不可解之淵而大叫失望罷了。”
  將“境遇個性”或“身世”作為有效閱讀的前提,方式本身無太多特別之處,甚至還是傳統詩學批評模式的延伸,但重要的是,從《三葉集》到《女神》某種“閱讀導引”被建立了起來,在《女神》天馬行空的體式面前茫然不解的讀者,找到了一種途徑和這本詩集間建立聯系,即:詩歌閱讀首先要從內在的主體性話語開始。這種“閱讀”上的導引,與新詩觀念的建立和普及,有密切的關聯。
  如果說胡適等新詩倡導者們,主要是從一種特殊的歷史意識出發(新/舊、文言/白話),去論述“新詩”的合法性的,那么,在后起一代對現代學術的專業分工有了更清晰的自覺的新詩人那里,(注:羅家倫就呼吁:最要緊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夠造詣的人,拋棄一切事都不問,專門研究基本的文學、哲學、科學。”《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新潮》2卷4期。)利用現代西方文藝理論,為“新詩”建立知識基礎的訴求(而非新與舊的歷史沖突)上升為中心。(注:康白情的《新詩的我見》、宗白華的《新詩略談》、俞平伯的《詩的自由與普遍》,發表在《學燈》上的郭沫若與宗白華的論詩通信、葉圣陶《詩的源泉》、王統照的《對于詩壇批評者的我見》、鄭振鐸的《論散文詩》《何謂詩》等是其中代表。)梁實秋曾將“型類的混雜”,當做五四新文學浪漫主義特征的一個表現,比如“用散文的方式寫詩”“用詩的方式寫小說”等。(注:《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梁實秋批評文集》41頁,徐靜波編,珠海出版社。)但其實,“型類的混雜”,不過是“型類重建”的一個環節而已。對“詩”而言,當外在的格律形式,不再成為合理的規定,其本質以及邊界,必須重新獲得詮釋。在相關的詩論中,詩的文類規定不是僅僅停留在字句、音律、章節之美的強調上,從發生學角度進行的,有關詩歌的“主體性”論述大幅度擴張,“情感”與“想象”代替形式上的規約,成為詩的根據。頗有意味的是,當新的“詩”觀念建構集中于發生學層面,作為詩歌的發生源泉的“詩人人格”,往往會被當做最終歸結點。俞平伯聲稱:“至于怎樣才能解放做詩底動機?這關于人格底修養,是另外一個問題。”(注:《作詩的一點經驗》,《新青年》8卷4號。)康白情的《新詩底我見》:“要預備新詩的工具,根本上就要創造新詩人;——就是要作新詩人底修養。”可以說對一種具有豐富內在感性的“現代人格”的向往,構成了新詩討論的一個前提,以至有人抱怨:近來國人的討論,“都偏重于詩的作用價值,及詩人的修養……卻于詩的形式,大概存而不論”。(注:李思純《詩體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見》,《少年中國》2卷6號。)
  “主情”的轉向與“詩人人格”的討論,共同交織在新的“詩”觀念建構中,構成了不拘平仄,不拘短長的“新詩”最初的合法性基礎。但應當注意的是,這種觀念必須與讀者的具體閱讀結合起來,“新詩”的成立才有社會性基礎。由《三葉集》及相關評論為《女神》閱讀所作的導引,所起到的正是常識化、普及化的功能,即:新詩的成立,不只是理論和形式的問題,而必須在“經驗讀者”對“一般讀者”的影響中,轉化成某種普遍的“閱讀程式”。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京182~19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姜濤20022002姜濤 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 郵編 100871 作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京182~19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姜濤20022002
2013-09-10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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