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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淵:一群仙鶴飛過——有感章詒和女士的回憶
朱學淵:一群仙鶴飛過——有感章詒和女士的回憶
朱學淵     阅读简体中文版

    最近,中國文字族又出了一件大事,那是章詒和女士寫了若干民主圣徒的回憶,它們的傳播引起了震撼。詒和的父親章伯鈞先生和母親李健生女士,在那為人類不齒的背信棄義(“引蛇出洞”)的事件中,雙雙被“邪惡”的鐵鉗夾住,釘上了十字架。在旋踵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年僅二十六歲的詒和,也于一九六八年被囚入了大牢,判了二十年徒刑,在川西的一間勞改農場受難。次年,名人章伯鈞就在中國“第一號大右派”的位上,郁郁而終。
    然而,“邪惡”萬萬沒有料到,那個被提前釋放,卻已被折磨了整整十年的女囚,胸中竟藏有一支不世的銳筆。今天,這位自稱“無父、無母、無夫、無后”的孤女子,竟拿它來為父母和他們的友人立傳,那“無畏、無懼”的正氣,再一次敗壞了“邪惡”的名聲。早知章、李夫婦有此豪杰女,“邪惡”也絕不敢把他們打做“右派”的。既然天下冤怨相報,當初沒有拿她開膛,今天就得要在她的筆下煎熬。
    章詒和寫的故事一篇篇地傳來,以優美的文字,貫通的情理,訴說那個時代人性的殘忍和文明的墮落,人們大都一氣讀完后才喘息。有人說,女囚徒的才氣來自父母的高貴或家境的優裕,我說那都是蓄積已久的洪水,沖決牢籠的思想,是沒有力量能阻擋的。她說:“人怕傷心,樹怕剝皮。”“邪惡”在中國“關管殺斗”了無數無辜的人,也戳破了章家兩代人的心,她的文字,就是從那些心洞里噴張出來的鮮紅的血。
    《越是崎嶇越坦平》是回憶她的父親章伯鈞;《一片青山了此身》和《正在有情無思間》,分別是未成眷屬的羅隆基和史良的故事;《最后的貴族》是康有為的次女康同壁和她的女兒羅儀鳳;《斯人寂寞》著的是鐵骨錚錚的詩人聶紺弩,《君子之交》中的君子,是執著而淡泊的文士張伯駒。這些回憶是一群“可殺不可辱”的人們的屈辱,是從骷髏般可怕的中國現代史的骨架上,剝下來的血和肉。
    章伯鈞是政治家,一九二二年在柏林大學攻哲學,由室友朱德介紹入了共產黨,而朱德又是周恩來親自介紹的,說來章伯鈞應該是個真資格的“二手貨”。受哥哥的影響,章伯鈞的兩個弟弟也都是共產黨,長弟操勞早逝,次弟在斯大林清洗中被槍決,都沒有嘗到共產主義的甜頭。章伯鈞本人完成學業回國參加北伐,后來又參與組織南昌起義。失敗后,追隨國民黨激進派鄧演達創建“第三黨”(即“中國農工民主黨”)。
    至于,章伯鈞為何脫離共產黨?詒和說是“大革命失敗后,我的父親對當時共產黨內連續出現的‘左傾’路線極為不滿。對第三國際亦大有看法。他作為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也深感自己不能適應” 。這大概都是事實,那時陳獨秀、毛澤東、張國燾也都對第三國際很反感;而且中國共產黨內斗成風,很不成氣候。那個激烈反對第三國際的何孟雄,就是被從莫斯科回到上海的王明告了密,操了國民黨的刀,殺了自己的人。而中共永遠也不敢去追究這件大白事,因為王明的后臺是斯大林。
    章伯鈞有進出共產黨的背景,羅隆基則是個“白丁”;他是一個鋒芒畢露的“政治學者”,美式的“民主個人主義者”。臺北《傳記文學》是這樣為羅隆基立傳的:“[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出任出席‘政治協商會議’民盟代表;十一月,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民盟’決不參加國大。三十六年一月,發表演講,贊成共黨提出之和談先決條件;二月民社兩黨斥羅為中共辯護之演講;七月,與‘民盟’黃炎培、張東蓀、章伯鈞三人訪晤美國杜魯門總統特別代表魏德邁將軍,表示反對內戰,為共黨張目;……三十七年二月,逃往香港,公開宣布參加共黨叛亂,其后北上投共。”說來,羅隆基很幫了點共產黨的忙,國民黨因此很記恨他。
    一九五七年,共產黨說要民主黨派幫助它整風,主張開“政治設計院”的章伯鈞,建議設“平反委員會”的羅隆基,和說共產黨搞“黨天下”的儲安平,是出洞的三條大毒蛇。說來真正刺激了毛澤東的,可能還是儲安平的“黨天下”;但他名聲地位都不如章、羅,于是毛澤東就親自羅織了“章羅聯盟”的罪名,發表在人民日報上。詒和女士回憶,讀了《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章伯鈞立即“從文筆、語調、氣勢上一口斷定,這篇社論必為毛澤東所書” ,還說“老毛是要借我的頭,來解國家的困難了”。
    而與章伯鈞不融洽的羅隆基,卻不知內情,兩次來到章家,質問:“伯鈞,憑什么說我倆搞聯盟?”章伯鈞答:“我也不知道,我無法回答你。” 詒和女士回憶:“[羅隆基]第二次去我家的時候,特意帶上一根細木手杖,……臨走時,發指眥裂的羅隆基,高喊:‘章伯鈞,我告訴你,從前,我沒有和你聯盟!現在,我沒有和你聯盟!今后,也永遠不會和你聯盟!’遂以手杖擊地,折成三段,拋在父親的面前,拂袖而去。”
    此般的淋漓痛快,亦使我們可以想及,當初羅隆基被周恩來統戰于股掌之間,罵起蔣介石、國民黨來的擲地有聲。說來,中國的“民主黨派”中,最有實際能力和操作才干的就數這章、羅二人,共產黨讓他們當學非所用的“交通部部長”和“森林工業部部長”,也算是“論功行賞”;而將他們逐出政治殿堂,則是為“防備未然”而“消除隱患”了。
    羅隆基兩次去章家罵街的魯莽,與其說是無知,還不如說是暴于其外的忠厚。事實上,無論“內行外行”或“陰險善良”,在“一黨專制”的惡劣環境中,一個皇帝式的領袖要與臣民玩“兵不厭詐”的游戲,那天下就沒有一人不是“白癡”了。而皇帝的“詐術”玩得所向披靡,其樂無窮時,舉國上下就鴉雀無聲,餓蜉遍地了。
    掃清外圍,“邪惡”就開始整肅自家人,莫說心胸坦蕩的彭德懷、連造神有功的劉少奇,忠實不過的羅瑞卿,和精明有余的鄧小平,統統一起遭殃。邪惡的毛澤東,就是這么一個中國歷史上“最惡、最惡的惡皇帝”。而今天無恥地瓜分著公產的共產黨,還高舉著“毛澤東思想”這面“大王旗”,無非說明它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強盜窩”。
    在中國,人得勢,別人的面孔是熱騰騰的;落難了,就冷冰冰了。那些搞政治的人,又是喜歡熱鬧的,共產黨先把他們在火上烤紅了,然后用冷水潑上去,再往角落里一扔,入了“歷史的垃圾堆”,就很寂寞了。說來,古今都難脫這炎涼俗;而中國共產黨卻將把它發揮盡致,因為它有一個極端刻薄的領袖,教會了黨徒們“站穩立場”的功夫。章氏夫婦高高在上時,未必能交到俠義的朋友;落難后卻結識了康同壁、張伯駒這樣一些“最后的貴族”。
    康同壁女士早年游學世界,在印度大吉嶺寫下過“我是支那第一人”的名句,連毛澤東也記得清楚。文革前,某日章氏夫婦路便去看康同璧。見一些老人坐在院中。章伯鈞只認得其中的載濤。康同璧指那開著白花的樹木,對章伯鈞說:“這是御賜太平花,是當年皇上(即光緒皇帝)賞賜給先父的。所以,每年的花開時節,我都要叫儀鳳準備茶點,在這里賞花。來聚會的,自然也都是老人啦!”接著,羅儀鳳把張之洞、張勛、林則徐的后人,以及愛新覺羅家族的后代,逐一介紹給章氏夫婦。
    而在文革的風聲鶴淚中,康同壁聽說章乃器被紅衛兵打得半死,而章伯鈞又想見見他,便毅然邀請二章在自己家中會面。她在那場“反革命串聯”中,盛裝出場,詒和說:“康老,您今天真漂亮!是眾里挑一的大美人。”康說:“我不是大美人,但我要打扮。因為今天是貴客臨門啦!”詒和又說:“他們哪里是貴客,分明是右派,而且還是大右派。”老人道:“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這就是她的政治立場。
    中國的舊傳統是尊重人的,康同壁母女與前清遺老及其后人往還,是人之常情;但她尊重與她沒有故舊的,被“邪惡”糟蹋了的“賤人”,才體現一種不畏強暴的“貴族氣質”。這兩個聚會的故事,也引起了我對歷史的反思,辛亥革命后,孫中山到北京,先就去故宮拜會了前清皇室;袁世凱接任總統,還把他們留在了紫禁城中。這些對“被推翻者”的尊重,與法國大革命處死路易十六相比,我以為中國歷史上確實有過高于西方的理智。而這些文明卻被一個湖南村夫牽引的共產革命,掃蕩一空。
    張伯駒是一個文物鑒賞家,熱中詩文和戲劇的文士。父親張鎮芳是袁世凱的項城同里,北洋的名人,當過直隸總督。富貴的家世,使他早早就成了與張學良等齊名的“民國四公子”。解放后,他被“新氣象”征服了,把收藏的無價的文物盡數捐給了共產黨,換來一張獎狀。可是,為了如何在京劇中“推陳出新”這樣一件小事情,共產黨也要把他打成“右派”,畫家夫人潘素還要靠畫書簽來補貼家用。
    張伯駒的行路快捷,處事淡泊,都在詒和女士的筆下栩栩如生。而他的仗義行為卻最令人感動。那位鼓動父親稱帝,而在“政治上”犯了大錯誤的袁克定,后來非常潦倒,靠章士釗在文史館給他弄了個名義,每月只有五、六十元的工資,當年一念之差的準太子,已是個十足的貧下中農。張伯駒、潘素夫婦無怨地養了他一世,最后終老在他們家中。
    最后,張伯駒夫婦可能也是一貧如洗,才到長春去謀生,但又遇上了文革,只因寫了兩首“金鏤曲”,就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人世的沉浮,貧富的交替,都令人扼腕。詒和女士聽說,張家后人在“皇城根”下開飯館,重新起頭。
    這些中國金字塔頂上的人,又是有血有肉的。而羅隆基則是一顆“情種”,若說是一位“lady's man”,也再恰當不過了;特別是對上層美麗女性,他又有特殊的磁力。那些高不可攀的鳳凰,都被他的學識風度和情場無礙的辯才,從枝頭上誘得下來。
    抗戰時,羅隆基已經與史良定了情,但見了才女蒲熙修就移了心。我雖沒有見過蒲熙修,但見過她的妹妹,彭德懷夫人蒲安修的照片。那是彭德懷與她坐美軍飛機到重慶開會,在機場上拍的,蒲安修身著延安大襖,頸纏粗毛圍巾,可依然是個絕代佳人。中國“蒲氏三姐妹”很有名氣,大姐蒲潔修在“工商界”,二姐蒲熙修是“名記者”,小妹則入了“共產黨”。
    一日,多情郎與史良女士約會,忽然想起那天是劉王立明女士(早年留美,長期從事婦女福利運動,后來也是一個“右派”)的生日,便匆匆趕到她家。只見她坐在地上流淚,拿著剪刀在剪一塊衣料,那是他去年送她的生日禮。他去扶她,拉她,求她。但她不語,也不看他,只是剪,剪,剪,慢慢地把它剪成了一綹一綹的細條。這簡直是一出現代的“黛玉葬花”。
    而羅隆基又負了高雅的史良,卻執意留下了她的情書。文革前,他辭世后,這些書信都“歸了公”。一九六六年底,在“民盟”斗爭史良的會上,居然有人當眾宣讀這些纏綿的情話,來羞辱一位六十六歲的上流婦女;更驚人的是,多年追隨黨的史良竟昂首抗爭道:“我愛他!”這又是章伯鈞先生的目睹,他感慨“民盟”竟墮落到這般“下作”的程度。
    或許羅隆基有不少人性缺陷,然而他又一定是個非常出色可愛的人,否則何至于有此多的高尚仕女傾慕他?即便成了“右派”,他依然風流倜儻,為了情事的挫折,還要找周恩來評理。詒和女士的這些真切記載告訴人們,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除了虛假的“階級愛”,實在的“斗爭痛”,還有被專制捉弄的戀情的尊嚴。
    這些回憶,如一群仙鶴飛過,驚起了健忘的人們的注目;那原本只是一幫文明的信徒,卻無端被專橫的“邪惡”處罚,于是脫俗成仙。他們早早就在西天凈水邊棲息;可是東方濁泥上,又長出了綠草和高樓,把他們喚了回來。他們是那么的潔白,那么的飄逸,只瞟了一眼這曾經是非常冷酷,于今又十分淫亂世界,他們不屑一顧,又淡然地歸去了。
    這些回憶,又如一個女子在一尊巨大丑惡的雕象下,對著無數的聽眾,訴說著它的邪惡。這沒有靈魂的“邪惡”煩透了,恨不得一腳把她踩死,可是無奈,它只是一具水泥制品,只得任人評說。記得過去有一首煽動世界革命的歌詞問道:“東風吹,戰鼓擂,今天世界上究竟誰怕誰?”那“邪惡”心想:“我是流氓,我怕誰?”而那弱女子則坦然以為:“我是囚徒,我怕誰?”看來,正義和邪惡,在中國還有一場惡斗。 
  
本文責編: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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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11 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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