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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朝鮮詩話是在中國詩話的直接影響之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但是在長期的流變過程中,它又結合朝鮮詩歌體裁的創作實際,推陳出新,點石成金,逐漸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朝鮮式詩學體系,因此就具有其獨立的歷史地位和研究價值。朝鮮詩話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基本特征:第一,朝鮮詩話反映了強烈的民族主體意識;強調寫詩必須有自我發現;詩話詩論的對象主要放在本國、本民族的詩人詩作上面;詩話論詩的內容充滿著民族自豪感。第二,朝鮮詩話深深打上儒家文化的印跡。第三,朝鮮詩話具有歐派氣質,善于論事而采用語錄體、隨筆體、史論體相結合的創作方法,道出了精辟的詩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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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話,是東方獨具特色的一種詩論載體。在中國,自北宋歐陽修的《六一詩話》(公元1072年)問世以來,詩話就成為古代詩歌理論批評的一種主要樣式。時隔138年之后,在中國詩話勃興之勢的影響下, 在睦鄰友好之邦高麗也出現其最早的一部詩話《破閑集》。再過一百多年之后,與華夏一衣帶水的列島之國日本也首次出現了以詩話命名的《濟北詩話》。從此,在古老的中國、朝鮮、日本、東南亞,在世界的東方,詩話文學便蔚為風尚。勿庸置疑,朝鮮詩話是在中國詩話的直接影響之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但是在長期的流變過程中,它凝聚著朝鮮歷代文學精英的聰明智慧,又結合朝鮮詩歌體裁的創作實際,推陳出新,點石成金,逐漸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朝鮮式詩學體系,因此就具有其獨立的歷史地位和研究價值。
      一、詩話的概念
  何謂詩話?“詩話”之名的由來以及這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是什么?這是研究朝鮮詩話首先必須解決的研究課題。
  詩話之稱,起源于歐陽修的《六一詩話》。在此之前,中國文學史上早已出現了《詩品》、《詩評》、《詩論》、《詩說》、《詩式》、《詩格》之類的詩論著作或詩論體裁。從詞義學看,《詩品》、《詩評》、《詩論》側重于詩歌的評騭議論,風格過于嚴肅;《詩說》、《詩式》、《詩格》則側重于詩句的詮釋,內容過于單調。這些都不符合歐陽修的創作本意,因此他不愿意步人后塵,拾人牙慧,而是獨辟蹊徑,標新立異,創造出了一種閑談性的、隨筆性的、輕松活潑而又富于彈性的新的詩論體系,即詩話。
  歐陽修所創始的“詩話”,其最初的含義是“以資閑談”,論詩及事,重在詩本身的掇拾。但是,這種“以資閑談”的關于詩的隨筆,后來發展成為詩歌理論批評的一種特殊形式,從而跨進了古代文論的宏觀領域,其內容大致包括標舉論詩宗旨,推溯詩派淵源,評論作家作品,摘錄詩歌佳句,漫談詩歌技法,記述詩人軼事,考證詩意掌故,詮釋詩句僻典等,凡是牽系到詩歌的言論,均可囊括其中。這樣一來,詩話的概念也隨之擴大了。著名文藝批評家郭紹虞先生指出:“詩話之體,顧名思義,應當是一種有關詩的理論的著作。”〔1 〕這個論斷較為中肯,將詩話的性質、內容和形式都顧及到了。顯然,這是演變和擴大了的“詩話”,是廣義的“詩話”,是對詩話所作的現代意義的解釋。
  朝鮮人對詩話概念的理解,也有個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詩話,按其內容來說,是詩歌之“話”,就是關于詩歌的故事;按其體裁而言,就是關于詩的隨筆體,以“資閑談”為創作宗旨。廣義的詩話,乃是一種詩歌批評形式,凡屬評論詩人、詩歌、詩派以及記述詩人議論、行事的著作,都可以叫做詩話。從這個意義來說,朝鮮詩話概念的認識,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
  早期詩話即中古詩話,大都是屬于狹義的詩話,如李仁老的《破閑集》、李奎報的《白云小說》、崔滋的《補閑集》、李齊賢的《櫟翁稗說》等,均采取“閑談”隨筆體式,以“記事”為主,寓詩論于閑談述事之中,雖無“詩話”之名,卻存詩話之實。李奎極、李齊賢將自己的詩話以“小說”或“稗說”命名,也都含有“故事”之意。顯然,這是狹義的詩話,是詩話之體發展的初級階段。如果詩話之體僅僅停留在“閑談”、“記事”的初級階段,那就沒有更大的學術價值和理論意義了。
  到了近古時期,以徐居正的《東人詩話》為標志,朝鮮詩話以新的面貌姿態進入了詩話發展的高級階段——廣義的詩話。廣義的詩話,不再以“資閑談”為目的,也不再局限于“記事”,詩話的重心從記詩事轉到詩論,從說詩轉為詩評,從詩本事轉向詩學、美學論了。可以說,這種廣義的詩話,是對原來那種狹義詩話的概念上的超越,是詩話之體逐漸發展、成熟、完善的重要標志。在朝鮮,《東人詩話》是第一部正式以“詩話”命名的著作,它初步實現了詩話由“閑談”、“記事”向談詩論詩為主的質的轉變,而且從觀念和形態上擺脫了稗說的影響,實現了朝鮮詩話的自覺革命,為后期朝鮮詩話之體的發展樹立了一個典范。據不完整統計,《東人詩話》問世之后,朝鮮時代刊印的以詩話命名的專著共有43部〔2〕,如《清江詩話》、《松窩詩話》、 《惺叟詩話》、《霽湖詩話》、《百家詩話抄》、《象村詩話》、《壺谷詩話》、《詩話叢林》、《嚴叟詩話》、《屯庵詩話》、《東人詩話》〔3〕、 《東國詩話匯成》、《龜@①詩話》、《詩話類聚》、《詩家諸話隨錄》、《海東諸家詩話》、《海東詩話》、《東國詩話》、《詩話抄成》、《秋齋詩話》、《楊梅詩話》、《研經齋詩話》、《綠帆詩話》、《青邱詩話拾遺稿》、《寧齋詩話》、《海東詩話》、《天喜堂詩話》、《東詩話》、《榕燈詩話》、《西京詩話》、《訓蒙詩話》、《彝敘詩話》、《云窗詩話》、《別川詩話》、《桐隱詩話》、《青樓詩話》、《西涯詩話》、《東游詩話》、《詩話》、《朝鮮古今詩話》、《朝鮮詩話》、《玉liú@②山莊詩話》等。除此之外,雖不以詩話命名,但實際包含詩話內容的專著有67部,如《慵齋叢話》、《筆苑雜記》、《秋江冷話》、《師友名行錄》、《xiǎo@③聞瑣錄》、《龍泉談寂記》、《思齋摭言》、《稗官雜記》、《雜言》、《詩法源流體意聲三字注解》、《松法漫錄》、《海東野言》、《鶴山樵談》、《月汀漫筆》、《遣閑雜錄》、《艮翁疣墨》、《五山說林》、《聞韶漫錄》、《涪溪記聞》、《芝峰類說·文章部》、《山中獨言》、《於于野談》、《效顰雜記》、《晴窗軟談》、《溪谷漫筆》、《畸翁漫筆》、《學詩準的》、《玄州懷恩錄》、《潛谷筆談》、《詩文清華》、《小華詩評》、《終南叢志》、《菊堂排語》、《旬五志》、《壺谷詩評》、《西浦漫筆》、《水村漫錄》、《玄湖瑣談》、《囚海錄·論詩文》、《農巖雜識》、《晦隱瑣錄》、《南遷日錄》、《左海裒談》、《旅庵詩則》、《平仄韻互舉》、《證正日本韻》、《東音解》、《二旬錄》、《星湖shì@④說·詩文篇》、《樗湖隨錄》、《梅翁聞錄》、《巴人識小錄》、《楓巖集話》、《筆苑散語》、《清脾錄》、《蟾泉謾筆》、《yì@⑤葩談苑》、《東人論詩絕句》、《聲韻說》、《籜翁閑談》、《林下筆記》、《讀國朝諸詩》、《東詩叢話》、《詩所》、《韻學本源》、《青韻雜叢》、《韶@⑥堂集·雜言》等。
  綜觀這些書名,便可了解朝鮮詩話名稱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朝鮮詩話命名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幾種:
  (一)以作者姓名、字號名書。如《清江詩話》、《惺叟詩話》、《象村詩話》、《天喜堂詩話》。
  (二)以仕宦名書。如《稗官雜記》。
  (三)以地名名書。如《海東野言》、《小華詩評》、《東詩叢話》、《西京詩話》。
  (四)以時間名書。如《旬五志》、《二旬錄》。
  (五)以論詩宗旨名書。如《詩則》、《詩所》、《論詩準的》、《壺谷詩評》、《菊堂排語》。
  (六)以筆體名書。如“破閑”、“小說”、“稗說”、“雜記”、“瑣錄”、“摭言”、“漫錄”、“謾筆”、“筆談”、“筆記”、“日錄”、“雜識”等。
  有些書并不是詩話專集,如《慵齋叢話》、《芝峰類說》、《星湖shì@④說》等,按其體裁,均為隨筆、小說、漫筆或雜錄;按其內容,既有詩話又有文話,既有史話又有野談,題材非常廣泛,具有百科全書的性質。
  根據18世紀朝鮮詩話作家洪萬宗所編《詩話叢書》一書,可以肯定近世朝鮮詩論家對詩話概念的理解是相當成熟的了。洪萬宗在《小華詩評·自序》中,就《詩話叢林》的編寫動機寫道:“余聞無不求,得無不覽,第于其間并載朝野事跡、閭巷俚語,篇帙浩汗,難于記覽。于是合諸家所著而專取詩話,集成一編,名之曰《詩話叢林》。”又在《詩話叢林凡例》中,進一步闡明道:“如《破閑集》、《補閑集》、《東人詩話》,專是詩話,當以全書看閱,故茲不抄錄。如《櫟翁稗說》、《於于野談》等十余書,乃記事之書,而間有詩話,故今只拈出詩話,別作一編,以備吟玩。”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洪萬宗在一般記事書中“只拈出詩話”是有明確的標準的,將詩論之體的記事與非詩論之體的記事嚴格區別開來。顯而易見,洪萬宗所選編的詩話,是近乎廣義的詩話。
  南文始的《龜@①詩話》(公元1772年),則用形象的比喻,一語道出了詩話的定義。“大凡人必以所業者話。業于酒者,彈冠杏壚。相逢以酒話;業于農者,死táo@⑦松燈,相對以農話;業于@⑧技者,獵纓屠門,相與軒眉以@⑧話。莫不以己所業者,名話其話。業于詩者亦然,水樓朋zūn@⑨,山寺僧榻,景物晴姘,更鼓遲遲,相與揮塵,尾碎壺口,屑于眉捷,動以口吻,霏霏如玉屑者,無一話非詩也。”〔4 〕這雖是一段很平凡的語言,但也確實概括出了詩話的一些基本特征,即詩話是指一切關于詩歌的閑談瑣語。
  那末,今人對詩話的概念又作何種解釋呢?據韓國忠南大學詩話研究專家趙鐘業教授稱:“‘詩話’者,詩之批評也。凡詩之批評,今人謂之‘詩論’,而古人則謂之‘詩話’。……茍以廣義概念之詩評言之,自詩之品第、詩格、詩法以至詩之解釋、詩文故事等,莫不可以在詩話范圍之內。”〔5〕當然,這里所指的是一種廣義的詩話。 按照趙先生的這種解釋,凡是一切論詩之言、之文、之著,不管其形式是否采用隨筆體,全都可以納入詩話之列。
  筆者認為,這種意見雖然不是沒有道理,但是把詩話的范圍劃得太寬了,自然而然地會掩蓋它的一些本質屬性,如閑談性、隨筆性,論詩及事、論詩及辭,等等,從而使它的存在失去意義。這是因為詩話這一體裁概念具有其相對的確定性,它是特定歷史時期產生的一種特殊的詩論體裁,是一種隨筆形式的詩論,而與一般的非隨筆形式的詩論有著本質的差別。既然存在著差別,那么詩話與筆記小說、單篇詩論、詩格、詩條等不能混為一談,應當根據它們各自的本質屬性,確定其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并以此來判斷哪些是詩話,哪些不能算作詩話,這才有利于詩話研究。
  關于詩話必須具備的基本要素,今人蔡鎮楚教授指出:
  第一,必須是關于詩的專論,而不是個別的論詩條目,甚至連古人題序跋記中的有關論詩的單篇零札,也不能算作詩話。
  第二,必須是由一條一條內容互不相關的論詩條目連綴而成的創作體制,富于彈性,而不是自成一體的單篇詩論。
  第三,必須是詩之“話”與“論”的有機結合,是詩本事與詩論的統一。一則詩話是閑談隨筆,講詩歌的故事,故名之曰“話”;二則“詩話”又是論詩的,是“論詩及事”與“論詩及辭”的契合無垠,屬于中國古代詩歌評論的一種專著形式。〔6〕
  蔡先生提出的這三個標準,對確定詩話的范疇提供了科學的依據。根據這三個標準,詩話的界說就比較容易分辨清楚。只要符合這幾條標準,具有三大要素,不論是標名“詩話”的,還是未標名“詩話”的,都可以視為“詩話”。同時也只有具備這三條標準者,才能稱之為“詩話”,缺一不可。這樣,既可以避免失之過寬,也可以避免失之過窄。
      二、朝鮮詩話的起源與演變
  朝鮮詩話產生于13世紀初即高麗中葉,以后經歷高麗、朝鮮兩個朝代,并可分為中古、近古、近世三個發展階段,與中國詩話發展史上的元、明、清、近代基本吻合。
  中古時期,是朝鮮詩話的初創階段,即高麗朝的中葉至末葉。此時的朝鮮詩話,是采用“閑談”隨筆形式,以記事為主,寓詩論于閑談述事之中。主要代表作有李仁老《破閑集》、李奎報《白云小說》、崔滋《補閑集》和李齊賢《櫟翁稗說》。這是朝鮮最早的四部詩話。雖無“詩話”之名,卻存詩話之實。
  詩話是一種獨立的詩論體裁,它的產生必然具有特定的環境和條件。那么,朝鮮詩話所以能誕生的特定環境和條件是什么呢?一是由于高麗中葉封建科舉制度的建立和初步完善,使得人們對于詩、賦、頌、策等文體重要性的認識和關于詩歌的批評意識迅速提高;二是高麗時期出現一種稗說體的文學樣式,充任詩話之母體的作用,開始孕育出了一部分詩話內容;三是在北宋歐陽修《六一詩話》的直接影響下,高麗中葉出現了為詩話之體接生的一位能干的“助產婆”——李仁老。
  李仁老的《破閑集》,是朝鮮最早的詩話之作。關于這部專著性質,李仁老在《破閑集·后記》中寫道:“吾所謂閑者,蓋功成名遂,懸車綠野,心無外慕者,又遁跡山林,饑食困眠者,然后其閑可得而全矣。然寓目于此,則閑之全可得而破也。若夫汩塵勞役名宦,附炎借熱,東騖西馳者,一朝有失,則外貌似閑而中心洶洶,此亦閑為病者也。然寓目于此,則閑之病亦可得而醫也。若然,則不猶愈于博奕之賢乎?”〔7〕一言以蔽之,其基本性質便是“破閑之資”。 這同北宋歐陽修在說明《六一詩話》的寫作動機時所云“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也”是一脈相承的。它足以證明,李仁老的《破閑集》是效法歐陽修的《六一詩話》而創作的稗說體作品。
  李仁老倡導的“破閑之資”的新的文學樣式具有強大的藝術生命力,在它誕生之后,很快為當時的文壇乃至整個社會認同和效仿,緊接著就出現《白云小說》、《續破閑集》(即《補閑集》)、《櫟翁稗說》等等一批詩話作品,與《破閑集》相呼應。從此,詩話之體便以不可遏止的力量崛起于朝鮮半島,蔚為風尚,效者云集,作家作品輩出。可以說,《破閑集》是朝鮮詩話之嚆矢。
  朝鮮詩話之溯源,可能比這還要早。這里所謂溯源是指促成某一事物誕生的多種因素,因此它不是單一化的、而是多元化的,是多渠道、多層次、多方面的,它與某一事物的起源有著本質區別。朝鮮詩話的溯源或來源,既有其內部的因素,又有來自外部的因素。自統一新羅以后,朝鮮已出現崔致遠、樸寅亮等漢詩名家,并伴之以簡短的詩歌批評。如《三國遺事》云:“羅人尚鄉歌者尚矣,蓋詩頌之類歟?故往往能感動天地之鬼神者非一。”〔8 〕又如高麗赫連挺序《均如大師傳》云:“詩構唐辭,切磋于五言七字;歌排鄉語,磨琢于三句六名。……八九行之唐序,義廣文豐。十一首之鄉歌,詞清句麗,其為作也,號稱‘詞腦’,可期貞觀之詞。精若賦頭, 堪比惠明之賦。 ”〔9 〕此序寫于1075年,比高麗第一本詩話書出世還早一百多年。可見,朝鮮古代詩歌批評意識早在詩話誕生之前就已經產生。在本民族作家中詩歌批評意識不斷發生壯大,這是朝鮮詩話產生的重要的內部因素。除此之外,還有不可忽視的外部因素,那就是我國宋代興起的詩話專著源源不斷地傳入高麗。它像及時好雨澆灌高麗詩壇,直接助長了高麗詩話的萌發。
  中古時期誕生的高麗詩話,在漫長的發展演進過程中,由于無數詩話家的創造性實踐,按照自身的規律性,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由輕松到嚴肅,不斷進化,不斷革新,終于出現了新的演變和飛躍。
  近古時期詩話之體的新的流變,主要表現在詩話以記事為主向“論詩及事”與“論詩及辭”有機結合與和諧統一的方向發展。徐居正的《東人詩話》,是朝鮮詩話之體由記事向論詩轉變的重要標志。《東人詩話》雖然論詩必言事,但是其言事也必論詩。“記事”是作為論詩的根據和事實而存在著,正如姜希孟在《東人詩話序》中所言,它和中國的詩話選集《詩話總龜》、《苕溪漁隱叢話》、《詩人玉屑》一樣,是“詩家之良方”,“其有補于詞學豈淺淺哉?”《東人詩話》不僅完成了詩之體從以記事為主向以談詩論詩為主的質的轉變,而且在觀念和形態上擺脫了稗說的影響,實現了朝鮮詩話的自覺革命,表現了鮮明的民族文化的主體精神,為后期朝鮮詩學的發展樹立了成功的典范。
  到了李氏朝鮮中、末葉即近世時期,朝鮮詩話進入了第三個發展階段。這是朝鮮詩話創作鼎盛的黃金時代。處于這個階段的朝鮮詩話,大致經歷了兩個方面的變化。
  一是詩學崇尚的流變。自新羅至高麗之初,朝鮮詩壇崇尚唐詩,推崇李白、杜甫、韓愈和柳宗元。到高麗中、末葉則轉而宗宋,崇尚蘇軾、歐陽修、梅圣俞之詩,尤其是尚東坡之學聲勢浩蕩,直至李朝初期,飲譽甚久。到了近世,與明代七子“詩必盛唐”相呼應,崔慶昌、白光勛等又轉而宗唐,由尊崇東坡回復到崇尚杜甫。正如李zuì@⑩光《芝峰類說》中所言:“我東詩人,多尚蘇黃,二百年間,皆襲一套,至近世崔慶昌、白光勛始學唐。”在詩歌理論批評史上,首先打起“崇尚唐詩”旗號的是許筠。他指出:“詩至于宋,可謂亡矣。所謂亡者,非其言之亡也,其理之亡也。詩之理,不在于詳盡婉曲,而在于辭絕意續,指近趣遠,不涉理路,不樂言筌為最上。乘唐人之詩,往往近之矣。宋代作者不為不少,俱好盡意而務引事,且以險韻窘押,自傷其格。”〔10〕他借用嚴羽所言:“不涉理路,不樂言筌”為依據,對宋詩的“筋骨思理”提出了嚴厲的批評。經過宗唐與宗宋之間的幾次反復與交替之后,到了李朝英祖、正祖年間,朝鮮詩壇受清代乾嘉詩風影響,又轉向“兼宗唐宋”,極力推崇清代詩論家王士zhēn@①①和袁枚之輩。《弘齋全書》、《韶@⑥堂集》所論及的神韻說、性靈說、格調說,全面地引進和繼承了清代詩話的三大學說,并具有自己的理論個性和方法論體系。由于中國詩壇的直接影響,朝鮮詩苑自近古至近世,大凡經歷了宗宋→宗唐→兼宗唐宋的三個主要階段。
  二是從論事為主到論詩為主的轉變。早期朝鮮詩話多半以論事為主,注重于詩人詩句、詩壇軼事、傳聞的掇拾,而不重在詩論。而進入近世以后,逐漸擺脫稗說文學的影響,詩話的重心就由記事為主轉向談詩論詩為主,開始注重于詩歌評論。諸如許筠之《惺叟詩話》、梁慶遇之《霽湖詩話》、南龍翼之《壺谷詩評》、洪萬宗之《小華詩評》、金昌協之《農巖雜識》等,皆偏重于對中朝歷代詩人詩作的評論。當然,這種評論依然是評點方式,但較之初期詩話中的“閑談”、“記事”,其評論性大大增強了。如金昌協《農巖雜識》云:
  詩者性情之發,而天機之動也。唐人詩有得于此,故無論初盛中晚,大抵皆近自然。今不如此,而專欲模象聲色,黽勉氣格,以追踵古人,則其聲音面貌,雖或仿佛,而神情興會都不相似,此明人之失也。
  宋人之詩,以故實議論為主,此詩家大病也。明人攻之是矣,然其自為也,未必勝之,而或反不及焉。何也?宋人雖主故實議論,然其問學之所蓄積,志意之所蘊結,感激觸發,噴薄輪寫,不為格調所拘,不為涂轍所窘。故其氣象豪蕩淋漓,時有近于天機之發,而讀之猶可見其性情之真也。明人太拘繩墨,動涉模擬效顰學步,無復天真,此其所以反出宋人下也歟?〔11〕
  這則詩話以極簡潔明了的語言,概括出唐詩、宋詩、明詩的長短與優劣,對比強烈,立論有力,給人以深刻的啟迪。
  此外,進入近世之后,也出現了比較完整的詩歌理論專著,如申景jùn@①②的《旅庵詩則》(公元1734年)等。這部專著假托回答童子之問,詳細闡述了詩歌的體裁、內容、聲律、素材、詩格、詩例、詩法、風格等,條分縷析,自成體系。全書先以體、意、聲三者為大綱,分別講述了體有五言、七言、辭、歌、行、歌行、操、引、怨、嘆、吟、曲、謠、詠、篇、律詩、絕句;意有主意、運意;聲有商、角、征、羽、宮。然后講詩以情、物、事三者為描寫對象,運用鋪陳、影描、體用、主實、靜動、長短、廣狹、重輕、賦比興等各種創作方法,將自己的感情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這是一部具有強烈的個性文學觀的理論專著。它將詩歌創作作為一種獨立的藝術活動,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進行深入分析,揭示了漢文詩歌創作的內在規律,成為李朝后期詩歌理論的規范。
      三、朝鮮詩話的基本特征
  現存的朝鮮詩話,有110多部。綜觀這些詩話之作, 可以發現朝鮮詩話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基本特征。
  其一,朝鮮詩話反映了強烈的民族主體意識。
  朝鮮李朝后期,由于朝鮮文字的創制、國語體詩歌的繁榮和民族意識的覺醒,詩話創作的民族色彩較以前更鮮明了,因而詩話詩論的民族性也隨之增強。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點:
  首先,強調寫詩必須有自我發現。金昌協在《農巖雜識》一書中寫道:“詩固當學唐,亦不必似唐。唐人之詩,立于性情興寄,而不事故實議論,此其可法也。然唐人自唐人,今人自今人,相去千百載之間,而欲其聲音氣調無一不同,此理勢之所必無也,強而欲似之,則亦木偶泥塑之象人而已。其形雖儼然,其天者固不在也,何足貴哉?”〔12〕金昌協認為,寫詩若勉強效法唐詩,形則似之,實則沒有自我天情,因此寫出來的作品只不過是“木偶”或“泥塑”。洪萬宗在《小華詩評》里更明確地指出:“世之言唐者斥宋曰‘卑陋不足學也’,學宋者斥唐曰‘萎弱不必學也’。茲皆偏僻之論也。唐之衰也,豈無俚譜;宋之盛也,豈無雅音?只在吾自得之妙而已。”〔13〕其所言“貴在吾自得之妙”,這正是朝鮮詩人對待外國文學遺產所采取的基本態度。北學派的主將樸齊家也主張要從以前的尊唐、宗宋之爭里擺脫出來,廣學博采一切時代、一切優秀的文學遺產,吸取其精髓,以開拓新的境界。這種開放意識,在朝鮮后期實學派代表人物身上表現得更為突出。丁茶山在《與猶堂全書》里直截了當地說:“我是朝鮮人, 甘作朝鮮詩”。 這是19世紀進步思想家發出的喚起朝鮮詩界革命的一句響亮的口號。在這種民族主體論思想的帶動下,朝鮮后期的詩歌創作進入了民族化、個性化的新的境界。
  其次,詩話詩論的對象主要放在本國、本民族的詩人詩作上面。如李zuì@⑩光的《芝峰類說》、柳夢寅的《於于野談》、許筠的《惺叟詩話》、南龍翼的《壺谷詩評》、洪萬宗的《小華詩評》等詩話,都用絕大多數的篇幅去評論朝鮮詩人及其詩歌。近世朝鮮詩話論詩重點的轉移,正標志著朝鮮詩話創作中的那種可貴的民族意識的覺醒。如果沒有朝鮮民族這種覺醒的民族意識,幾乎就沒有朝鮮詩話的存在。
  最后,詩話詩論的內容充滿著民族自豪感。近世朝鮮詩話,特別注重于對朝鮮本國詩人、畫家、音樂家以及政治家、軍事家等民族英雄、一代英才的記載和頌揚,對祖國的歷史和民族文化抱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例如申欽《晴窗軟談》云:“我朝文章巨公,非不蔚然輩出,務為傳家,至于取法李唐者絕少。沖庵、忘軒之后,崔慶昌、白光勛、李達數人最著。”并認為沖庵的詩膾炙人口,“置之唐人集中,辨之不易”。〔14〕從該時期的詩話著作中,還能發現有些詩論家從民族主體意識出發,對用事用典作出了新的解釋。如丁茶山說:“我邦之人,動用中國之事,亦是陋品。須取《三國史》、《高麗史》、《國朝寶鑒》、《輿地勝覽》、《懲毖錄》、《燃藜述》及其他東方文字,采其事實,考其地方,入于詩用,然后方可以世而傳矣。”〔15〕他們的這種基于民族傳統文化的樸素的文學觀念中,已經包含著有民族色彩的文學“倒容易成為世界的”〔16〕的真理。
  朝鮮近世詩話卷帙浩繁,眾彩紛呈。然而,進入20世紀初葉,隨著朝鮮國語文學的普及和漢文文學的退位,朝鮮詩話便日趨衰落,寥若晨星,終于走完了它的長達七百年的光輝歷程。
  其二,朝鮮詩話深深打上儒家文化的烙印。
  朝鮮自古以來就屬于儒家文化圈的范圍之內,尚儒尊孔是朝鮮古代文化的基調。因而,在朝鮮人的傳統文學觀念中特別強調“文以載道論”,出現諸如“文者,蹈道之門”〔17〕、 “文者, 載道之器”〔18〕、“文者,貫道之器”〔19〕、“文者末也,道者本也,文者流也,道者源也”〔20〕、“文章者,道之英華也”〔21〕等觀點。這些觀點都是直接或間接地繼承、發揚中國傳統儒家和道學家的文道觀,如韓愈的道統論、柳宗元的明道論、李漢的貫道論、歐陽修的文與道俱論、周敦頤的文以載道論、朱熹的道主文從論等,是用來宣揚儒家的宇宙觀,維護封建倫理道德的。與此對立,朝鮮近世有些進步思想家們曾打起了另一面旗幟,標榜“文道為二”或“以文為戲”(樸趾源語),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個性文學觀和脫離朱子學的傾向。縱觀朝鮮七百年詩話史,除新舊儒學外,也曾出現過像李仁老那樣的佛家詩論,像許筠那樣的道家詩論,又像金時習那樣的表面上“削發為僧”而內心則不愿“以異道顯示”的方外文人〔22〕,但大多數的文人是集結在儒家“文以載道”這面旗幟下,借以達到“歸正”、“明道”、“正德”的。在詩學方面,朝鮮詩話重儒家“詩教”,強調詩歌的“美刺”功能,重詩品人品,追求詩歌的人格之美。如崔滋《補閑集》卷中引人之語云:“詩三百篇,非必出于圣賢之口,而仲尼皆錄為萬世之經者,豈非以美刺之言,發其性情之真,而感動之切,入人骨髓之深耶?”而對詩歌本質特征的認識,朝鮮詩話一再強調“詩者言志”〔23〕,認為“詩關風教,非直吟詠物色耳”。〔24〕基于這種詩學觀和審美觀,朝鮮詩話特別推崇中國詩人杜甫。徐居正《東人詩話》將杜甫視為“詩圣”,贊許杜甫詩作勤于推敲,云“古人詩不厭改,少陵詩圣也。”李zuì@⑩光《芝峰類說》比較全面地論及唐代詩人之后,特別突出了杜甫“詩史”的崇高地位:
  古人謂李白為仙才,李賀為鬼才,又謂李白為詩仙,杜子美為詩史。胡宗愈言杜子美,凡出處去就,悲歡憂樂,一見于詩,讀之可以知其世也,故謂之“詩史”。余謂詩而為史,亦詩之變也。
  在中國,杜甫作為“詩圣”的形象,卓然屹立于詩歌王國的群峰之巔。朝鮮詩話承儒家“詩教”之旨,推崇杜甫為“詩圣”、“詩史”,恰好說明儒家文化對朝鮮詩話創作的影響之深。
  其三,朝鮮詩話具有歐派氣質,善于論事而采用語錄體、隨筆體、史論體相結合的創作方法,道出了精辟的詩論。
  朝鮮詩話大多以歐陽修的《六一詩話》為宗,以“閑談”、“記事”為創作旨歸,風格輕松、活潑,體制自由、松散,語言平易、淺近,很少單獨發議論,很少直接了當地闡述個人的詩歌理論見解,多半是寓詩論之見于“閑談”、“記事”之中。在朝鮮詩話史上,詩話創作的這種“歐化”傾向,從高麗詩話到李氏朝鮮詩話,從第一部以“詩話”名書的《東人詩話》到近世的《榕燈詩話》、《青樓詩話》等等,幾乎沒有什么變化。沒有像中國詩話那樣,出現“以論事為主”的歐派詩話向“以論辭為主”的鐘派詩話的質的飛躍和超越。正因為這樣,朝鮮詩話多半是“記事”,即重在對詩人行事、詩本事、詩歌創作的記述,重在詩壇奇聞軼事的掇拾,評論詩歌也只是就詩論詩,就詩評詩,三言兩語,點到即止,不作任何引申、生發,注重微觀的考察,而不注重宏觀的把握。
  朝鮮詩話論詩的風格特色,由此可見一斑。而在朝鮮后期詩話中,如申欽《晴窗軟談》、許筠《惺叟詩話》、洪萬宗《小華評詩》、金昌協《農巖雜識》那樣,略具宏觀氣勢者,也并不鮮見。
  朝鮮詩話一般很少有長篇大論,很少有抽象空泛的詩論。它沒有奇妙的布局謀篇,而采用松散的論詩體式,有話則長,無話則短,隨筆掇拾,體制靈活,然而其字里行間卻蘊藏著豐富的詩歌理論之見,不象西方詩學那樣受到作者的思維機制和嚴密的構思行文之束縛,而使作者完全進入擺脫一切束縛的充分“創作自由”的境地。這種“創作自由”,是其他文藝評論樣式所沒有的。這樣的理論,講真話,抒真情,述真事,偶感隨筆,片言中肯,富于親切感。
  有些鄙薄東方詩話的人們,往往只崇拜西方的“名派”理論著作,崇尚長篇大論,看不到有些人雖有名氣,而其言論常常無實質。錢鐘書先生說得好:“倒是詩、詞、隨筆里,小說、戲曲里,乃至謠言和訓詁里,往往無意中三言兩語,說出了精辟的見解,益人神智,把它們演出來,對文藝理論很有貢獻。”又說:“許多嚴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學系統經不起時間的推排銷蝕,在整體上都垮塌了,但是它們的一些見解還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時效。”〔25〕這也是對詩話的稟性和氣質所做的公允的評語。*
  注釋:
  〔1〕郭紹虞:《清詩話前言》。
  〔2〕〔4〕〔5〕〔8〕〔9〕〔11 〕引自趙鐘業《中韓日詩話比較研究》,臺灣學海出版社1984年版。
  〔3〕撰者未詳,寫于1743年,與徐居正《東人詩話》同名。 今存講魯齋手抄本。
  〔6〕蔡鎮楚:《詩話學》第31、32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
  〔7〕《破閑集》卷下,韓國太學社1983 年刊印《韓國詩話選》第77、78頁。
  〔10〕許筠:《惺叟覆瓿稿》卷四文部一《宋五家詩抄序》。
  〔12〕金昌協:《農巖集》卷三十四《雜識》。
  〔13〕洪萬宗:《詩話叢林·附證正》。
  〔14〕洪萬宗編《詩話叢林》第221頁,漢城亞細亞文化社刊版。
  〔15〕丁若鏞:《與猶堂全書》卷二十一《寄淵兒》。
  〔16〕魯迅:《致陳煙橋》,《魯迅書信集》上卷第528頁, 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
  〔17〕崔滋:《補閑集序》。
  〔18〕鄭道傳:《三峰集》卷三《陶隱義集序》。
  〔19〕徐居正:《東文選序》。
  〔20〕徐命膺:《保晚齋集》卷六《答鄭子正昌朝書》。
  〔21〕洪良浩:《耳溪集》卷十六《御定八家手圈跋》。
  〔22〕方外文人:指李朝時期具有擺脫朱子學文學傾向的現實主義作家。
  〔23〕〔24〕柳夢寅:《於于野談》。
  〔25〕錢鐘書:《七綴集·談〈拉奧孔〉》。
                   作者單位:延邊大學出版社
                       責任編輯:全國權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石加間為左右結構
  @②原字為王加留為左右結構
  @③原字為讠加叟為左右結構
  @④原字為亻加塞為左右結構
  @⑤原字為日加易為左右結構
  @⑥原字為艸下加淮下加又
  @⑦原字為纟加陶的右半部為左右結構
  @⑧原字為钅加刃為左右結構
  @⑨原字為缺的左半部加尊為左右結構
  @⑩原字為日加卒為左右結構
  @①①原字為礻加真為左右結構
  @①②原字氵加睿為左右結構*
  
  
  
延邊大學學報:哲社版延吉37-44J4外國文學研究金東勛19961996 作者:延邊大學學報:哲社版延吉37-44J4外國文學研究金東勛19961996
2013-09-10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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