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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格物致知論的科學精神及其歷史作用
朱熹格物致知論的科學精神及其歷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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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的思想體系以格物致知論最為重要,且最有影響。分析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思想與科學活動的關系,有助于理解集宋代理學之大成的朱熹思想對當時正處于發展高峰的中國古代科技乃至后來的科技發展所起的作用。
   一
  朱熹的格物致知以“理一分殊”為基礎。“理一”即是“總天地萬物之理”的“太極”,但天地萬物又各有本于“理一”且互不相同的理,這即是“分殊”。朱熹較多地強調“分殊”,他說:“圣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①]且不論他如何能將自然之理與社會倫理道德之理總合為“理一”,就強調“分殊”而言,他實際上承認自然之理的特殊性。
  就自然之理而言,朱熹不只是抽象地談論自然界整體的一般的理,更多的是把自然界整體劃分為部分和個別事物,討論自然界各具體事物的理。他說:“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個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②]又說:“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③]在這里,朱熹對自然之物進行了大致的分類。朱熹還論及自然界中個別事物之理,他說:“如這片板,只是一個道理,這一路子恁地去,那一路子恁地去。如一所屋,只是一個道理,有廳、有堂。如草木,只是一個道理,有桃、有李。如這眾人,只是一個道理,有張三、有李四;李四不可為張三,張三不可為李四。”[④]又說:“雖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豈不可以格,如麻麥稻粱,甚時種,甚時收,地之肥,地之磽,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⑤]可見,朱熹的理實際上也包含了具體自然規律的內容。
  朱熹的格物致知,就其目的而言,是為了達到“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⑥];就其過程而言,必須去“理會那萬理”,就是去研究具體事物之理。至于格物的具體內容,朱熹說:“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⑦]可見,格物的內涵是非常廣泛的,讀書、應事、格自然之物等等均屬格物之列。
  關于格物致知的方法,朱熹強調廣泛深入地研究外部事物,“以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⑧]。他又十分強調“以類而推”。他說:“今以十事言之,若理會得七八件,則那兩三件觸類可通。若四旁都理會得,則中間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如此。”[⑨]在歸納、類推的基礎上,朱熹把創造性思維過程描述成“豁然貫通”,“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對待前人的知識,朱熹主張要有疑,要見新意。他說:“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里方是長進。”[⑩]“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①①]
  必須指出的是,朱熹的格物致知所包含的格自然之物并非僅僅從整體上探討自然界一般的理,還具有格具體的自然之物,對自然之物進行分門別類研究,把握具體自然事物之理的含義;同時,格物致知過程中還包含著歸納、類推、創造性思維的科學方法,體現出懷疑、創新的科學精神。可見,朱熹的格自然之物不僅是自然哲學的研究,也包括自然科學的研究。這樣,朱熹實際上把科學研究納入他的格物致知的范疇。
  然而,科學研究在朱熹的格物致知中所占的地位是較為次要的。他說:“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后之序,豈遽以為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為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①②]朱熹認為,格物有“緩急先后之序”,科學研究屬緩而后的事。他還說:“歷象之學自是一家,若欲窮理亦不可以不講。然亦須大者先立,然后及之,則不至難曉而無不通矣。”[①③]所謂先立的“大者”,即是“窮天理、明人倫、講圣言、通世故”。他又說:“小道,不是異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農圃、醫卜、百工之類,卻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①④]在他看來,科學所求索的也是道理,但只是小道理,僅有科學研究并不能窮盡事物之理。
  朱熹把科學研究放在格物致知中較為次要的地位,這是由于其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窮盡事物之理,在“明明德”,在“入于圣賢之域”,而僅僅通過科學研究是難以達到這一目的的。盡管如此,朱熹基于對當時科學發展狀況的把握,畢竟把科學研究納入他的格物致知的范疇,在中國古代學術的發展中,為科學爭得了一席之地。
   二
  朱熹不僅在理論上把科學活動納入他的格物致知的范疇,而且還身體力行,進行廣泛的科學研究。朱熹的科學研究涉及天文學、地學和生物學等諸多領域,根據其研究方式的不同,可概括為如下三種類型:
  第一,深入觀察各種自然現象。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曾經說過:“朱熹是一位深入觀察各種自然現象的人。”[①⑤]在天文觀測方面,據《宋史·天文志》記載,朱熹家中有過渾天儀。他曾在講論歷法時說:“歷法恐亦只可略論大概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窮也。”[①⑥]他也曾請人用竹尺“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測其日中之影,細度其長短”。[①⑦]在地理學研究上,朱熹通過親身實地考察,指出地理學經典《山海經》、《禹貢》中的不少錯誤之處,并對后人盲目相信經典而沒有實地考察驗證,以訛傳訛的做法表示不滿。他認為,地理學研究必須重視實地考察,而不能僅憑書本,并說:“《禹貢》地理,不須大段用心。……理會《禹貢》,不如理會如今地理。”[①⑧]他非常重視地圖的作用,并用膠泥自制立體地圖模型。他還考察過高山上有牡蠣殼化石的自然現象;親自觀察潮汐現象,觀察風、云、雨、霧、露、霜、雪、雷、虹等自然現象的形成;親自觀察佛光;觀察不同季節開的花凋謝的難易,等等,或以此驗證以往的知識,或據以提出新的見解。
  第二,運用類推,獲取新知。朱熹在科學研究中經常運用“以類而推”的方法,用已知的東西對自然現象進行類推解釋。在宇宙演化方面,朱熹說:“造化之運如磨,上面常轉而不止。萬物之生,似磨中撒出。……天地之形,如人以兩碗相合,貯水于內。以于常常撣開,則水在內不出,稍住手,則水漏矣。”[①⑨]從這一現象,朱熹推出:“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個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渣滓;里面無處出,便結成個地在中央。”[②⑩]在地質形成上,朱熹說:“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腳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為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時凝了。初間極軟,后來方凝得硬。”[②①]朱熹認為,大地形成后,處在不斷的變遷中。他說:“常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卻變而為高,柔者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②②]又說:“今高山上多有石上蠣殼之類,是低處成高。又蠣須生于泥沙中,今乃在石上,則是柔化為剛。天地變遷,何常之有。”[②③]這是他用觀察到的自然現象推得大地變遷的結論。在生物起源問題上,朱熹說:“天地之初,如何討個人種?自是氣蒸結成兩個人后,方生許多萬物。……那兩個人,便如而今人身上虱,是自然變化出來。”[②④]此外,他還用類推方法解釋其他許多自然現象。例如:他認為月中黑影“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②⑤]在解釋雪花為什么呈六角形時,他說:“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于地,泥必@①開成棱瓣也。又,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棱,蓋天地自然之數。”[②⑥]
  第三,闡發前人的科學成果。在朱熹格物致知的活動中,讀書是最為重要的一環。朱熹的科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研讀前人的科學著作,對其中的科學思想予以闡發而展開的。他閱讀了包括宋代著名科學家沈括的《夢溪筆談》在內的大量科學論著,被認為是宋代學者中最熟悉《夢溪筆談》內容并能對其科學觀點有所闡發的人。[②⑦]除此之外,朱熹對宇宙結構理論上的渾天說也予以發展和完善。朱熹認為,在以地為中心的宇宙結構中,天圍繞著地運轉,而且天的運轉才使得地不下墜。他說:“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què@②在中間;使天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②⑧]又說:“地則氣之渣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于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②⑨]朱熹還設想地在宇宙中央有自轉運動。他說:“天運有差,地隨天轉而差。今坐于此,但知地之不動耳。安知天運于外,而地不隨之轉耶?”[③⑩]至于天繞地旋轉的方向,朱熹吸取張載的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的思想,并用以解釋太陽、月亮的運行規律。
  朱熹的科學研究,就其目的而言,是為了體認超自然的天理,這顯然超出了科學的范疇。他的科學研究明顯帶有古代科學的經驗性、直觀性和思辨性的特點,他對自然的觀察與近代科學意義上的觀察、實驗有著明顯的差異;尤其是他的科學研究主要圍繞著前人的科學知識而展開,這有明顯的局限性。但又必須看到,朱熹的科學研究是在中國古代科學背景下進行的,應當予以歷史的評價,切不可簡單地用近代科學的標準去衡量。需要指出的是,朱熹在科學研究中重視對自然的親身觀察,并以此驗證前人的科學觀點,或據以提出自己的科學見解,這無疑是具有科學精神的。尤為可貴的是,朱熹的科學研究是富有成就的。他關于宇宙結構中處于中央的地何以不墜的獨特見解,彌補了張衡以來渾天家所謂地“載水而浮”、“天表里有水”的嚴重缺陷,把渾天說提高到新水平。[③①]對于前面所引朱熹語:“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和“常見高山有螺蚌殼……”,李約瑟認為,這在古生物學史和地質學上都具有重大意義。[③②]李約瑟還認為,“朱熹是第一個辨認出化石的人”[③③],比西方早出400多年。對于朱熹在解釋雪花何以呈六角形時將雪花與太陰玄精石的比較,李約瑟稱之“預示了后來播云技術的發展”[③④]。正是由于朱熹進行了長期的科學研究,且取得了不少科學成就,有學者認為,朱熹是歷史上一位有相當成就的自然科學家。[③⑤]
   三
  朱熹通過他的格物致知論,在學術上為科學爭得了一席之地,并且還身體力行研究自然,而在這之前,科學是被排斥在學術之外的。因此,朱熹對中國古代科學的發展是有貢獻的。朱熹的思想后來被當作官方學術思想,在從南宋后期到晚清的700年間占主導地位,他的格物致知包括科學活動在內的思想對后世的科學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
  朱熹的格物致知包括科學研究在內的思想曾一度受到明代王陽明的責難,“格物”被闡釋為“格心”。王陽明說:“先儒解格物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③⑥]他用亭前格竹不得其理反而勞思致疾的事例,來譏諷朱熹的格自然之物,索性把科學排斥于格物致知的范圍之外。但是,仍不乏有識之士實踐著朱熹的格物致知包括科學研究在內的思想,在格物致知的旗號下開展科學研究。
  明代杰出的醫藥學家李時珍說過:本草“雖曰醫家藥品,其考釋性理,實吾儒格物之學”[③⑦]。明代著名的音律學家、數學家朱載@③說:“天運無端,惟數可以測其機;天道至玄,因數可以見其妙。理由數顯,數自理出,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③⑧]這里的“理”并不是指朱熹的“理一”之理,而是其“分殊”之理中的自然之理,亦屬于朱熹格物致知的范疇。
  明清之際,正值西方科學傳入中國。那些主張吸取西方科學之精華的科學家把西方科學與中國傳統的格物致知聯系在一起,進一步發展了朱熹的格物致知包括科學研究在內的思想。明末科學家徐光啟認為,西學中“更有一種格物窮理之學,格物窮理之中,又復旁出一種象數之學。象數之學,大者為歷法,為律呂,……”[③⑨]。他把西方科學包括在格物窮理之學中。方以智則融中西科學于一體,并稱之為“質測之學”。王夫之說:“密翁(指方以智——引者)與其公子為質測之學,誠學思兼致之實功。蓋格物者,即物以窮理,惟質測為得之。”[④⑩]他認為方以智為質測之學,即科學研究,是格物致知的重要手段。
  至清初,科學研究仍然處于格物致知的框架之中。被譽為清初“歷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說:“且夫治理者,以理為歸;治數者,以數為斷,數與理協,中西匪殊。”[④①]他強調數學與“理”的密切關系。清康熙皇帝推崇程朱理學,在自然科學方面也有所研究。他把研究中國傳統科學的心得匯編題名為《康熙幾暇格物編》,把科學研究看作是格物致知的重要內容。清乾嘉時期的科學研究主要表現為對古籍中科技史料的考證。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實際上是朱熹格物致知方法的進一步發展,他們強調實地考察、比較歸納,強調實證,發揮了朱熹格物致知中的科學精神。
  明末清初的格物窮理之學與朱熹的格物致知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別,前者已有較為明確的探求科學知識的內容,而與后者以體認“天理”為目的的科學研究不同。但是,前者是從后者發展而來的。正是在格物致知的名義下,許多科學家研究中國傳統科學,介紹、學習和研究西方科學,從而逐步推動中國科學近代化的進程。直到近代,科學仍被稱作格致之學,盡管這時的科學已經脫離了傳統的格物致知的框架。從朱熹把科學研究納入格物致知的范疇到明末清初包括科學在內的格物窮理之學的提出,直至近代的格致之學,中國科學的這一發展過程表明了朱熹的格物致知包括科學活動在內的思想對科學發展的積極影響。
  但也必須看到,朱熹把科學活動納入格物致知的范疇,實際上是把科學活動當作“明明德”的途徑之一。而且在他看來,格自然之物只是“小道”,“須大者先立”;若離開“窮天理”之類,格自然之物就只是“炊沙而欲其成飯”,科學本身仍處于從屬地位,受到格物致知框架的限制。朱熹之后的科學發展一直是在這種背景中進行的。大多數科學家只能在格物致知的框架中,把對科學的研究與對自然之理的把握以及對“天理”的體認結合在一起,否則就會被視作“玩物喪志”;那些與體認“天理”無關的科學發明被視作“奇技淫巧”。在科學研究中,傳統的科學研究只能在陰陽五行說的思維模式中進行;科學家的研究方法雖然含有科學的成分,但主要是運用于研究前人的科學知識,研讀古典科技文獻成為主要的研究內容;實地考察、歸納類推,主要是為了驗證、修訂前人的科學知識,至多只是稍加發揮。西方科學傳入中國后,那些主張接受西方科學的科學家也只有在格物致知的名義下才能學習和研究西方科學。他們甚至是用中國傳統的科學知識闡釋西方的科學,并以此匯通中西科學,實際上是試圖把西方科學也納入到格物致知的框架之中。把科學限制在格物致知的框架中,把科學當作實現“明明德”這一目的的手段,這本身就給科學發展造成不利的影響。
  朱熹一方面把科學納入格物致知的范疇,承認科學的合理性,從理論上為科學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另一方面又把科學限定在格物致知的框架中,束縛了科學的發展。從中國古代的學術發展看,科學經歷了從被排斥在學術之外到被納入格物致知的框架,再到從這一框架中獨立出來的歷史發展過程。而朱熹的格物致知包括科學活動在內的思想,正是這一發展過程的一個重要關節點。評價朱熹的格物致知論對于中國科學近代化過程的歷史作用,應當看到這一點。
  注:
  [①] [②] [④] [⑤] [⑦] [⑧] [⑨] [⑩] [①①] [①④] [①⑧] [①⑨] [②⑩] [②①] [②②] [②③] [②④] [②⑤] [②⑥][②⑧] [③⑩]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677、1496、102、420、295、286、407、186、186、1200、2025、8、6、7、2367、2369、2380、20、23、6、2212頁。
  [③]《答余方叔》,《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四部叢刊本。
  [⑥]《大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上海書店1987年版,第6頁。
  [①②]《答陳齊仲》,《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
  [①③]《答曾無疑》,《朱文公文集》卷六十。
  [①⑤] [③④][英]李約瑟:《雪花晶體的最早觀察》,《李約瑟文集》,遼寧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第521、522頁。
  [①⑥]《答蔡季通》,《朱文公文集》續集卷二。
  [①⑦]《答林擇之》,《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三。
  [②⑦] [③⑤]胡道靜:《朱子對沈括科學學說的鉆研與發展》,《朱熹與中國文化》,學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40、39頁。
  [②⑨]朱熹:《楚辭集注·天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頁。
  [③①]杜石然等:《中國科學技術史稿》下冊,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頁。
  [③②]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5卷,科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266頁。
  [③③]李約瑟:《中國對科學和技術的貢獻》,《李約瑟文集》,第115頁。
  [③⑥]《語錄三》,《王陽明全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頁。
  [③⑦]李時珍:《本草綱目·凡例》,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年版,第34頁。
  [③⑧]朱載@③:《圣壽萬年歷·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
  [③⑨]徐光啟:《泰西水法序》,《徐光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頁。
  [④⑩]王夫之:《搔首問》,《船山全書》第12冊,岳麓書社1992年版,第637頁。
  [④①]梅文鼎:《梅氏叢書輯要·筆算序》,龍文書局,清光緒十四年。*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氵加替去日加貝
   @②原字為扌加榷右部
   @③原字為土加育
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54-58,64B5中國哲學樂愛國/高令印19971997朱熹 格物致知 格物窮理 科學活動(樂愛國 廈門大學哲學系講師 高令印 哲學系教授) 作者: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54-58,64B5中國哲學樂愛國/高令印19971997朱熹 格物致知 格物窮理 科學活動
2013-09-10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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