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時代作品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字體    

讀章詒和《史良側影》——兼談名人的尷尬
讀章詒和《史良側影》——兼談名人的尷尬
簫 弦     阅读简体中文版

 章詒和的《正在有情無思間——史良側影》(載《五柳村》海外文存)是一篇好文章。反映了在波譎云詭的政治風浪中,章,史兩戶名門世家的興衰榮辱,悲歡離合。是20世紀歷史長卷中的一折。

建國初期,史良(1902-1985)是民盟副主席,司法部長;作者的父親
章伯鈞(1895~1996)是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民盟副主席,交通部長;其母李健生是民盟盟員,北京市衛生局局長


 
(一)作者筆下的史良阿姨

  作者以女性特有的溫情和細膩,活生生地描繪了“一代風流人物”——史良的風貌,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名人軼事。行文富有人情味,在政治逆流中,仍保持和平心態,不計恩怨情仇。情意綿綿,為人間留下一份真情。這是作者的文品,也是她的人品。

 作者從孩提時起,對史良的天生麗質,氣度,品格,一直是羨慕和崇拜得五體投地。解放初期,史良已五十多歲,而作者不過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女孩。女孩天生愛美。她寫道:“史良長得美,也愛美,又懂美。這三‘美’相加,使得她無論走到哪里,來到什么場合,都與眾不同”。“只要父親說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來。我聽了,頓時就血液沸騰,興奮不已”。“自已長得不漂亮,常對著鏡子自語:不是說女大十八變嗎?我啥時能變得有點像史良阿姨,就好了”。

史良與章伯鈞的私人關系很好,因而章史兩家親密無間。從幾件生活小事可見一斑:有一天,史良送來兩打雪白的洗臉毛巾,笑瞇瞇道:“我昨天去衛生間,看了你家用的毛巾,都該換了。一條毛巾頂多只能用兩周,不能用到發硬”。一次,伯鈞先生患重感冒,愈后人很虛弱。史良用宜興小罐悶好雞湯叫人送來,她還帶話給作者母親:“不管伯鈞生不生病,他今后吃雞都要像這樣單做。”

史良來章家總是單身一人,她的丈夫呢?她的婚戀是不美滿的。抗戰時期在重慶,她曾傾情于
羅隆基(民盟副主席,新中國農林部長),關系已基本默認。后又插進個浦熙修來。史便果斷地結束了與羅的浪漫史,找了一個年齡比她小,資質比她低得多的小女婿陸殿東結了婚(那時,史已是著名的大律師,陸只是上海巡捕房的巡捕,后掛牌當律師。新中國成立后,周總理安排他在外交部當一名專員。)所以,史的一切社交活動從不帶她的先生一道出席。伯鈞先生曾對女兒說:“我想史大姐一覺醒來,恐怕會發現自己的眼淚濕透了枕衾。”作者不無惋惜地寫道:“不想史阿姨地位那么高,每逢“三八”婦女節便要向全中國婦女大談或大寫女性解放問題的人,在內心深處同樣掩埋著一個普通女性在感情上的傷痛。”

但史良在感情問題上是嚴肅的。有一次,陪同蘇聯友人旅游。幾個蘇聯男士請史合照,她對翻譯說:“我今天來這里,如果是外事活動的話,我一定同他們合影。但在這樣的私人活動中,當有我的先生在場。遺憾的是,他今天沒有來。沒有他或者有他在場卻不被邀請的話,我一個人是不和誰照相的。”作者不勝景仰地寫道:“古書上說:‘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我面前的史阿姨,確讓我感受到有容、有執和有敬。”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么?》。伯鈞先生讀后,想不通,當晚就找史良說叨說叨。史良或許由于長期以律師為業,在判斷問題上要比章理性得多,或許已有人指點迷津,替她撥正了船頭。她掂出了事情的分量,覺得前幾天儲安平的“黨天下”發言問題的嚴重,已經超出了被容許的界線。史良的話,未能引起章的警覺,卻引發出他的對現實的不滿,大發議論。他說:“儲安平的話擊中了要害。……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歷史人物……。”在史良跟前,章把肚子里的話統統倒出來,覺得很痛快。

6月14日晚,民盟舉行中央小組會議。史良主持,作長篇發言。她首先推出費孝通說的“黨天下”,申斥這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又把6月8日章伯鈞向她發的牢騷抖落出來,說章是費的后臺;史良的結束語,是落在了曾與自己最為親密的人身上:“羅隆基現在出國,等他回來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夠有所交代”。史良的講話是按照上面要求,適時順勢而發。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藥,從內部炸開民主黨派的圍墻,炸出一條預先設計好的線路,使民盟這支進入反右運動祭壇的領頭羊,在這條路上蹣跚而行。

第二天,新華社的通稿是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態度劃清界限,質問章伯鈞是不是也有兩套做法”為通欄大標題,并將章伯鈞在史良家中說的那段話,作為內容摘要,以黑體字排印。

從此,章史二人再無往來。——80年代初,全國政協舉行委員活動,作者的母親李健生和史良在禮堂前廳談天。民進中央副主席徐伯昕見此情景,特意將作者的姐夫拉到一邊,憤憤地說:“你岳母怎么還能和史良有說有笑?當年就是她出賣了章先生,難道李大姐忘了?”

后來,有人告訴作者,在反右后期史良批判“章羅聯盟”的文章,皆出自胡愈之之手。連那個“六六六”會(即六月六日六教授會)也是胡布置的。只不過臨到開會時,他借故走掉。而運動的收尾時,胡怕泄漏天機,便把具體操辦這件事(即“引蛇出陣”)的干部也戴上右派帽子,全家調離北京,驅趕到大西北。(這就是在《五四》時期,主編《東方雜志》,大力鼓吹科學與民主的那個胡愈之!)作者聽了,先是震驚,后也不覺奇怪。在民盟中央,別看沈老(鈞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幟性人物,可中共黨員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反右后,史良向周恩來提出了入黨的要求。但毛澤東不同意。棄之如敝帚!

不難看出,作者在行文時設下許多寬容史良的“伏筆”,認為在她的位置上,受制于人,不得已而為之。作者始終是崇拜和愛護史良的,不愿毀了她心中的偶像。

1965年,羅隆基(1898~1965)因突發心臟病,猝死家中,那年他只有67歲。他的許多日記和一箱子情書被有關單位收走。文革中,一日,民盟的造反派勒令章伯鈞接受革命群眾的大批判。下午一點多,年邁的他徒步而歸。說:“我滿以為民盟今天是批斗我,到了會場才知道,我是個陪斗。原來批斗的對象是史良。她血壓高,那些民盟機關干部,偏要她把腰彎得低低的。他們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寫給老羅(羅隆基)的情書,拿出來當材料宣讀,并質問史良到底和這個大右派是什么關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愛他’。在中國,一個女人能這樣做,是很不簡單了,也可以說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象又回到了從前”。這是章伯鈞對史良的贊賞,更是作者對這位史阿姨的敬佩。章又說:“今天這個會,最讓我心痛的是,民盟會墮落成這個樣子,一個批斗會搞得如此下作”。而這個如此下作的批斗會,竟成了章史最后的會晤。1969年伯鈞先生病逝。享年74歲。


1978年,作者章怡和從四川省第二監獄釋放回京。她母親說,為了她的出獄,托了許多人,要帶她去面謝。第一家去拜謝的是史良。

在一樓客廳見到史良。幾十年未見,她身著白衫青褲,略顯老態,但依舊是儀態雍容。光澤的肌膚、白皙的面龐和清澈的目光,使人很難相信她已是78歲的老太太。吃午茶的時候,作者母親關切地問:“小陸(史良的丈夫)走后,你的生活還好吧?”不料引出史良眼淚無數。一邊拿出白手帕擦拭,一邊抽噎著說:“小陸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沒有好過。他的房間,他的東西,都原封不動地保留在那里。我每天都在懷念他,回憶從前的日子”。

告別時,母女倆走出大門,便聽見有人在喊 “健生!”,回頭一看,原來是上到二樓寢室的史良靠在臨街的窗前,手里左右搖動著那條擦拭過淚痕的白手帕。她倆走一段路,就回頭望一眼,那白色始終在陽光下晃動,閃耀。作者動情地寫道:“當我跨入老齡,我的生活之侶也撒手人寰的時候,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記憶,便愈發地生動起來,也深刻起來。”

1983年2月春節,作者母女去向史良拜年。此時的她已是83歲的老邁之人,稀疏的頭發,白多黑少。露出的手臂和手背分布著星星點點的老年斑,目光似乎也有些遲緩、冷淡。作者寫道:“我們不便久留。聽說我們母女要走了。史良用微顫的手從棉襖的口袋里,掏出一個小紙卷,遞到我的面前,說:“小愚,今天是春節,史阿姨要送你壓歲錢”。我接過來,展開一看,是5元的鈔票。剎那間,心頭泛起縷縷難以名狀的傷感:是傷感于史良的垂暮之態?還是傷感于她視為女童的我,已是中年婦人?——這一切,連我自己也無法辨析”。——在作者的筆下,對史良始終是情意綿綿。

1985年,史良病逝。作者的母親患有心梗,但她執意要去八寶山參加追悼會。進得大廳便痛哭失聲,站立在遺體前,幾乎跌倒在地,情緒難以自控。民盟中央的一個在職部長低聲問身邊的人:“她是誰?”一位老者答:“她叫李健生,是章伯鈞的夫人”。另一個民盟中央機關的干部,問:“章伯鈞是誰?”老者無語,一片沉默。

“此時無聲勝有聲”。歷史就這樣無情地翻過這辛酸的一頁,令人有一種蒼涼之感。有道是:“東邊日頭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

(本文著作權屬簫弦先生,Yu jinsong先生編輯校對,三秦記僅修改網頁并發布)


(二)名人的尷尬

我知道史良其人,是上世紀30年代,抗戰爆發前夕,我還是個15歲的初涉人世的農村少年,身處窮鄉僻壤,知識很閉塞。偶爾看到一本關于《救國會七君子》的書。鼓吹救亡圖存,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蔣介石逮捕了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史良等七人,關在蘇州監獄里。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書中收集了七君子的聲明和二十多名大律師的抗辯,義正辭嚴,鏗鏘有力,使少年的我受到了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啟蒙教育。書中還收入七君子在獄中的生活照片,美髯公沈老在獄中練太極拳的的威武不屈的形象,令我肅然起敬。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是巾幗英雄、女中豪杰,成為我心中的偶像。

讀完章怡和女士這篇約15000字的長篇,使我悵然若失。當年這位令我景仰的“民主斗士”,卻淪為裝飾“民主”的傀儡!充當“引蛇出洞”的打手!聳立在我心目中60年的這位自由女神的偶像轟然坍塌。但冷靜想想,也不能過苛地責備史良,這是時代的悲劇。

自古以來,在封建專制政體下,知識分子就是一個不能獨立存在的弱勢群體,筆桿子斗不過槍桿子已是不爭的事實。馬克思也斗不過拿槍的冒牌假馬克思。毛澤東的“皮毛說”只是重復了古人的見解。知識分子只能存在于群雄爭霸的夾縫中。“百家爭鳴”只能出現在春秋戰國時代。梁啟超、蔡元培這些大儒只能馳騁在民國初年軍閥混戰的局面中。一旦天下霸權定于一尊,知識分子就只能是依附在他這張皮上的毛。統治者需要的是那種“三忠于”“四無限”的知識分子,對那些“不三不四”的知識分子,說坑就坑,說閹就閹。說什么“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啦,什么“一言以興邦,一言以喪國”啦,什么“太史簡”“董狐筆”啦,哪有那么牛氣!不過是知識分子自吹自擂罷了。在抗日救亡,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中,中國的知識分子精英曾顯示出凜然正氣、錚錚鐵骨,成為中華民族的脊梁。如“救國會七君子”、“李聞慘案”、“較場口事件”、“反饑餓反內戰”中的“下關事件”、反美的“沈崇事件”等反蔣愛國運動,著名知識分子都挺身而出,不惜犧牲生命,成為進步的旗幟。這是因為當時正值國共逐鹿中華大地,他們精神上找到了個阿基米德支點。老百姓有首順口溜:“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處處不養爺,爺去投八路”,反映了其叛逆性,也透露其先天的依附性。此時,共產黨尚弱小,但它已成為受壓迫人們的精神支柱。那些著名的“民主人士”(社會活動家、文學藝術家、著名學者大師等)之所以一身正氣,滿腔熱血,其精神支柱也基于此。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徹底覆滅,共產黨終成大業。那個“阿基米德平衡”一旦傾覆,這些“民主人士”就只能接受“皮毛說”,成為依附在政權這張皮上的毛。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制”。其中都有“民主”二字。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南尼提出一個公式:“一個階級的專政必然導致一黨專政,而一黨專政必然導致個人專政(獨裁)。康生的解釋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過是一個形容詞而已”(李慎之《革命壓倒民主》)。而“人民民主專政”。“人民”這個概念是不確定的,你“老老實實”,就給你民主;你亂說亂動,就專你的政。這是多次運動所證實了的。

“民主人士”們滿懷著勝利的喜悅進入新中國。此時,毛澤東在七大上向黨內發出指示:“掌握政權以后,我們的斗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見《李銳訪談》,載《五柳村》)。其斗爭的策略是“團結、利用、改造”。“改造”是漸進式的。(很多人聽說過這個比喻:把一只青蛙扔到熱水鍋里,它馬上就會跳出來;但如果把青蛙放到涼水鍋里,慢慢將水燒熱,它就不會往外跳。等青蛙再想跳時,已無能為力了。)

首先,把這些人安排在各種名義的官辦組織里(民間結社是絕對禁止的),圈養起來,接受改造。給一個榮譽官銜,享受高級官員的物質待遇。每個組織都派共產黨員貫徹黨的領導,實權就操縱在這位共產黨員之手,這就是所謂的“互相監督”(例如民盟的主席是張瀾,副主席有沈鈞儒、史良、章伯鈞,而實際是民盟副主席、共產黨員胡愈之一手操縱——見《史良側影》)。

改造“民主人士”的第一步就是政治學習,學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學共產黨的文件。這些“民主人士”都是讀書破萬卷的學者,而在這里一篇簡短的文件卻要反復學習,反復討論,反復體會,不厭其煩,以磨掉你的棱角。這就像古代伊斯蘭初創時期的“一手持可蘭經,一手持寶劍”。

再就是寫自傳,一遍、兩遍、三遍、五遍地寫。交待歷史——要像竹筒倒豆子,一點不留;交待思想——要深挖狠批,把民主人士過去所追求的民主自由,批成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把人情、親情、友情批成反動的人性論,把個人奮斗、個人尊嚴批成反動的個人主義:一律批倒批臭。如挖得不深,批得不透,就開會“幫助”。人生如瓶,只有把瓶子倒空,才能裝進毛澤東思想。這就是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巴金在他的《說真話》中說:“我是認罪服罪的”。

名人們還要寫些阿時附世的文章,寫些圖解政治的文學作品,或修改過去的舊作,添個革命的尾巴。名家們都否定了自己,把全部精力用于“脫胎換骨”“重新做人”。致使半個世紀的文學史一片空白,沒有出過像《阿Q正傳》《駱駝祥子》《子夜》《雷雨》等傳世之作。

最可怕最痛苦的是揭發、批判。1953年毛澤東狠批梁漱溟。在政協大會的公開場合,毛指著梁的鼻子,居高臨下,霸氣十足,橫蠻無理,臭罵一頓。使梁無地自容,毛也有失“偉人“風度(參見《毛選》第五卷)。這是對這批大知識分子的“殺威棒”。郭沫若指斥沈從文為“反動文人”,逼得這位文學巨匠想割腕自盡。從此折筆改行,脫離塵世,躲進故宮,以研究古代服飾以避風雨。但他仍逃不脫“批判靶子”的命運,其中,最厲害的是常和沈來往的畫家范增。文革中范無中生有,揭發沈一百多條莫須有的“罪狀”,致使沈在劫難逃,揪入牛棚。胡風的萬言書,開頭就批朱光潛,把他上綱到“為蔣介石法西斯服務”。還有,巴人批聶紺弩,巴金批蕭乾;蕭乾批沈從文;老舍批吳祖光;吳祖光批叢維熙;錢學森批錢偉長;史良批章羅;吳晗更是批“章羅聯盟”的積極分子。胡風被欽定“反革命集團”的頭目后,名人學者聞風而動,萬炮齊轟,袞袞諸公中只有一個小小的呂熒不識時務,敢于唱反調,終被關入大牢。……若把這些資料收集起來,可編一本《20世紀名人混戰大全》。有一首民謠:“今天你整我,明天他整你。螳螂欲捕蟬,黃雀在其后。且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到文革橫掃一切,“落得個白茫茫的大地多干凈”。連以整人為專職的周揚也被掃入秦城監獄,成為最后一名殉葬者。  


(三)靈魂的畸變

知識分子經歷了長期的脫胎換骨的改造后,關節都錯位了。生存哲學降到道德的底線以下。從“士可殺不可侮”跌到“士既可侮也可殺”;從“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跌到“好死不如孬活著”。他們逆來順受,阿諛逢迎,造神者提出“三忠于,四無限”(“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澤東思想、忠于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四無限”即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要“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大名家進一步發揮:“相信毛主席要信到迷信的程度;忠于毛主席要忠到愚忠的程度”。顧炎武說:“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但不知顧老先生活到今日他會怎么樣?

在這種外加壓、內攻心的雙重煎熬中,名人也有不少自殺的。這是中國文化的巨大損失,使我們活著的人想起來就悲痛欲絕。現在人們為景仰死者,激勵來者,都稱他們是“以死抗爭”。其實死者并沒有抗,也沒有爭,只是想當“馴服工具”而不可得,委曲求活而無法活下去,只得一死了之。請讀讀一些死者的遺書吧:


文革中,著名史學家翦伯贊夫婦服毒自殺,在翦的中山裝的兩個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張二指寬的紙條,展開一看,只見一張上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出什么問題,所以走了這條絕路”,另一張上寫著“毛主席萬歲”。(《魯南信息港》2001-12-06)

著名翻譯家傅雷夫婦服毒自殺。傅的遺書是:“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余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了!”(《干干凈凈的傅雷》——劉水清 載品味網)

鄧拓的的遺書是“許多工農兵作者都說:‘聽了廣播,看了報上刊登鄧拓一伙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氣憤極了’。我完全懂得他們的心情。我對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對他妻兒的遺書寫道:“你們永遠不要想起我,永遠忘掉我吧,我害得你們夠苦了”;“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
(《鄧拓之死》——摘自《炎黃春秋》第9期)

革命元勛李立三自殺,留下的字條是:“敬愛的毛主席!我實在沒有什么可交代了”。
(出處未記)

彭德懷病死獄中,他的遭遇也夠凄涼的。


1965年彭曾向毛作了三條保證:1、在任何情況下不會當反革命;2、在任何情況下不會自殺;3、今后工作不好做了,勞動生產,自食其力。
1965年9月,彭被派往西南區工作。同年月12月被造反派揪回北京。
彭給毛寫過幾次信。1967年元旦,給毛寫了最后一封信。

主席:
您命令我去三線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負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抓到該部駐成都分部,23日轉北京地院東方紅紅衛兵。于23日押解到京,現被關在中央警衛部隊與紅衛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禮!
祝您萬壽無疆!
彭德懷 1967年1月1日


1967年9月17日,專案組建議:永遠開除彭德懷出黨,判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1974年11月29日,彭德懷含恨去世。骨灰運回四川,謊稱王川,32歲,成都人。

(《彭大將軍的遭遇》——摘自《老年時報》03/01/22)


這是千百自殺者遺書的中的幾份。沒有反抗,沒有憤怒,沒有怨恨。筆者讀這些遺書時,既悲且憤。白居易詩云:


獸中刀槍多怒吼,鳥遭罹弋盡悲鳴。羔羊口在緣何事,暗死屠門無一聲。
(白居易《禽蟲十二章》)

那些屠刀下連一聲呼喊都沒有的弱者,說明不但“身”被征服,而且“心”也被征服了。莊子云:“哀莫大于心死”;魯迅則說:“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在暴力重壓下,如果無力抗拒者尚可理解,無心抗拒者就不值得同情了。(《今晚報》副刊03/06/27廷獻點評)。

文天祥被元蒙統治者俘虜時,高唱《正氣歌》;岳飛抗金時;高唱《滿江紅》,成為千古傳頌的人間正氣。可是當岳飛被趙構、秦檜害死于風波亭時,不也是“暗死屠門無一聲”嗎?敵我,忠奸,自古就是一個說不清的模糊概念。


(四)十年前死為完人


對弱者、對受害者的指責并不是表明自己是一條硬漢。我也是從“萬家墨面”的泥潭中爬過來的人,我也曾求做“馴服工具”而不可得,我也曾一再“表忠心”想蒙混過關。假如我當時死去,也必是“暗死屠門無一聲”。

梁漱溟曾指責馮友蘭在文革中“謅媚江青”,馮的女兒宗璞針對這一指責說了段至為沉痛的話:“我們習慣于責備某個人,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國知識分子所處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地位!……最根本的是,知識分子是改造對象,知識分子既無獨立的地位,更無獨立的人格,這是最深刻的悲哀!”
(湖南人民出版社《梁漱溟訪談錄》)


在那“以階級斗爭為綱”紅色恐怖年代,有一句流行語:“堡壘最容易從內部突破”。突擊手們選中一個攻擊的目標,就認定是一個敵人的堡壘(如民盟、胡風集團等)。他們慣用的伎倆是:避免自上而下,單刀直入,而是尋找突破口。即找一個關鍵人物,施以重壓,讓其戴罪立功,站出來揭發,從而發動其他人,劃清界線,狠批狠斗。這叫“挽救大多數,孤立一小撮”。——史良不幸被選中為突破口。

1978年,作者
(章怡和)
由她母親偕同去拜訪史良,偶爾提起她去世的丈夫,她痛哭失態,淚如泉涌。此時她已78歲,夫妻間的感情并不甚篤。她哭的恐怕不單是失去了丈夫,更哭失去了知心朋友,而且也失去了自己。她的后半生是凄涼的、痛苦的。被迫違心批人者和挨批者心靈的創傷是相同的。(當然,那些乘風起舞,落井下石,踏著別人的尸體往上爬,至今毫無反悔的人,用季羨林先生的話說:“把他們稱為畜牲,那是對畜牲的褻瀆!”)

還有一位沉冤難申的舒蕪先生!他是胡風的至友,肯定是在劫難逃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干分子”。于是被突擊手們選定為“突破口”,他被迫交出與胡風的私人通信(那時,公民是沒有隱私權的,心都要交,信能不交?)。這些信中并無任何“反革命言論”,交出可能為冤案申辯,不交反可能成為“見不得天的罪證”。一經那位“頂峰”曲筆批注,捕風捉影,上綱上線,就成為“反革命”鐵證。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舒蕪也被戴上“胡風分子”后又戴上“右派分子”的雙重帽子,受盡折磨。

胡風冤案觸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1956年后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78人
(內黨員32人)
,其中骨干分子23人。1980年9月平反。25年中,阿垅死于獄中,方然自殺,盧甸悲憤病逝,路翎折磨成精神病。沒入獄的后來在“反右”和“文革”中也受盡苦難。

此最大冤案現已平反。熬過四分之一個世紀,含冤者死的死了,瘋的瘋了,幸存者都垂垂老矣。逝去的年華和才華都一去不回了!但舒蕪白發蒼蒼,至今仍不為他的朋友們和文壇諸公所諒宥。

“七斗八斗”之后,人間充滿仇恨、積怨、芥蒂、隔閡、猜忌、恐懼、戒備……這是以斗爭為樂的人生哲學,給我們這個敦厚和睦的民族造成的難以愈合的創傷。

對一些被迫違心地傷害過朋友的人,受害者不妨換位思考一下,你處在他的境地,你又能怎么樣呢?他的心靈所受的傷害并不比你輕,只是在這場曠古的大悲劇中,各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樣罷了。

1985年,一位記者去采訪83歲的沈從文先生。當記者無意中提到文革中沈老打掃廁所時,這位白發蒼蒼的老人不禁嚎啕大哭。當時,文革破滅已18年,他深埋在內心的創痛依舊無法彌合。晚年的沈從文再也無法恢復他的寫作能力了……

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力量,不是致力于剝奪人的財產、消滅人的肉體,而是致力于貶低人的尊嚴、摧毀人的信念、破壞人的親情。那射向柔石、瞿秋白和聞一多的子彈并不是人間最可怕的東西,更加可怕的是那股逼得胡風、路翎變成瘋子,逼得老舍跳湖、傅雷上吊的看不見的力量。魯迅說過,即便是“真的猛士”,也斗不過“無物之陣”。那個時代,被毀掉的是“尊嚴”、“個性”、“自由”、“親情”、“信任”和“文明”這些人類最值得珍惜的東西,直到今天,傷口依然沒有愈合。

在新中國,唯一沒有被批倒批臭的文學家只有魯迅,那是因為他早死了。但他投向敵人的匕首卻被用來投向人民。我曾設想:魯迅如還活著,他會怎么樣呢?他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走郭沫若的路,一條是走老舍的路。后來讀到周海嬰著《我與魯迅七十年》,我才發現他還有一條路——那就是胡風的路。

據《我與魯迅七十年》中載:1957年,羅稷南
(翻譯家)在一次座談會上向毛澤東提出一個大膽的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毛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估計,(魯迅)要么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么他識大體不做聲。”

有位作家的文章標題是《十年前死為完人》(從“反右”回溯),這句頗具哲理的箴言,適用于魯迅、胡風、郭沫若、史良………,也適用于毛澤東。


2003年4月2日初稿
2003年8月12日修訂


 
本文轉載于陶世龍先生個人主頁五柳村

2011-04-11 17:52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教育專家大學思想啟蒙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餘,浙江紹興山陰縣(今紹興縣)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
為傳統文化招魂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字賓四,江蘇無錫人,歷史學家,儒學學者,教育家。錢穆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有良好觀感,認為中國傳統政治非但不是君主....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新一篇] 近看章詒和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