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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小說創作論
林徽因小說創作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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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973(2004)05-0066-04
    提起林徽因,人們會想到她是中國第一代建筑學家。作為中國現代建筑學的先驅,她 曾參加設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和人民英雄紀念碑,在建筑學界做出了卓越貢獻。 林徽因生前未出過文學作品集,寫作只是她的副業,但她卻為我們留下了詩歌、散文、 小說和劇本等諸多體裁的文學作品,以致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成為不可忽略的存在。
    在現代文壇,林徽因通常被視為“新月派”的著名詩人。1931年陳夢家編選《新月詩 選》,她是入選的18位詩人之一。而在由學院派精英組成的京派作家中,林徽因其實是 “有實力有生氣的作家”[1]和京派組織者之一。1936年,她曾受邀主持編選了《大公 報·文藝叢刊小說選》(第1集),并曾任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志》編委,京派的后起 之秀蕭乾甚至稱她為“京派的靈魂”。
    作為京派小說家的林徽因,她留給讀者的作品,只有6個短篇。它們是《窘》、《九十 九度中》和總題為《模影零篇》中的4篇作品:《鐘綠》、《吉公》、《文珍》和《繡 繡》。這些作品創作于30年代,先后發表在《新月》、《學文》和《大公報·文藝副刊 》等刊物上。時隔半個多世紀,在歷史為我們提供了足夠的審視距離的今天,重讀林徽 因的這些小說,你會覺得,它們雖為數不多,卻可謂篇篇珠璣,不失為京派小說中的珍 品。它們負載著較豐厚的人文內涵,在藝術上作出了多方探索,既顯示了京派小說的一 般風貌,又體現出作者鮮明的文學個性,至今仍然以其獨特的文化品格和審美價值,散 發著誘人的藝術魅力。
        一
    京派的主要作家和理論家沈從文,1933年10月18日曾在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上 發表了引發“京派”與“海派”論爭的《文學者的態度》。文中,沈從文引導文學者要 以“誠實”的態度對待創作,他認為偉大作品的產生,“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作家誠實 地去做”。與此相應,林徽因在《文藝叢刊小說選題記》中明確指出:“作品最主要處 是誠實。誠實的重要還在題材的新鮮,結構的完整,文字的流麗之上。即是作品需誠實 于作者客觀所明了,主觀所體驗的生活。”從這一創作思想出發,林徽因在小說創作中 ,既著筆于她所熟悉的知識分子圈內的生活,又能突破自己生活的局限,去關注“窗子 以外”的大千世界,去描寫自己“在理智上所極明了,在感情上極能體驗得出的情景或 人性”[2]。她以精湛的文化觀照,表現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和生存狀態,展示人物的命 運圖景和情感活動軌跡,進而表達著對時代及現實社會的思考。
    刊于1931年9月《新月》雜志3卷9期的短篇《窘》,是林徽因小說的處女作。作品的主 人公維杉,是剛剛步入中年的單身知識分子。他在暑假“沉悶,無聊”的孤寂生活中, 感到自己是“四不像的落魄”。在朋友少朗家,他同少朗家的3個“活龍似的”孩子在 一起,彼此年齡的差異,使他明顯“覺著不自在——不自然”!在和孩子們的周旋中, 維杉覺得自己“和他們中間至少有一道溝”。由于“代溝”的存在,維杉處處感到“窘 極了”。同時,小說還寫到維杉在少朗的女兒芝面前“窘”的心理感受。目睹靈敏、秀 媚的芝“少女的豐神”,作品含蓄地表露了主人公朦朧的性意識的萌動,表現出人物的 意識和潛意識、“里比多”與自我、超我之間的矛盾境地。小說把主人公難以說出的“ 窘態”描繪得入木三分。而緊扣主人公暑假中在北京“窘”的心理感受,作品生動、細 膩地寫出了一部分知識分子在現實生活中的精神壓抑和生存尷尬,把未完的思索留給了 讀者。
    如果說,短篇《窘》著筆于知識分子圈內的生活,還只是作者表現自己身邊人物的“ 客廳題材”,那么,發表于1934年5月《學文》雜志1卷1期上的《九十九度中》,則是 林徽因“更熱誠地來刻畫這多面錯綜復雜的人生”,嘗試寫出“生活大膽的斷面”,“ 剖示貼己生活的矛盾”[2],具體表現廣闊的時代人生的佳作。《九十九度中》以近1.5 萬字的篇幅,全景式、立體地呈現了華氏99度(攝氏37度)下,北平市民階層“通常的人 生”。如果“把人生看做一根合抱不來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個人生的橫切面 。在這樣溽暑的一個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們的眼前”[3]:汗流浹背 的挑夫,奔走在被太陽曬得滾燙的馬路上担送筵席;裝束入時的太太,打著油紙傘坐在 洋車上去赴“闊綽的應酬”;機關人員閑坐在點心鋪借聊天以“消磨時光”;洋車夫僅 為14吊錢雙方扭打而被巡警彈壓;大戶人家設宴做壽,廚房、院內一派“華麗的景象” ;餓著肚子的小丫頭,耐著性子坐在老太太屋的門檻上“等候呼喚”;喜燕堂正廳內熱 鬧的婚禮上,心存疑懼的新娘“一鞠躬,一鞠躬地和幸福作別”;身染霍亂的窮挑夫“ 沉入嚴重的癥候里和死搏斗”,數小時斃命……這單純而又復雜的人生,貧富不均、哀 樂共存的世情,帶“原味”的生活和人生本真,大千世界中“所有的活動的顏色、聲音 、生的滋味”[4],都被作者攝取片斷,精心而有序地組織在作品中。從中,不僅表現 出作者“人類的同情”[3],鮮明的是非觀和道德感,也顯示了京派小說家積極的入世 精神和人生態度,實現著京派作家諷喻現實、關愛人生的共同理想。
        二
    如同沈從文認為創作“是當前‘一切官能感覺的回憶’”[5]一樣,林徽因則提出“創 作的主力固在心底”[6],而小說作者要想達到“活力真誠”的創作境界,他“在運用 文字的技術學問外,必須是能立在任何生活上面,能在主觀與客觀之間,感覺和了解之 間,理智上進退有余,情感上橫溢奔放,記憶與幻想交錯相輔,到了真即是假,假即是 真的程度”[2]。這一創作思想,正昭示著京派小說把寫實、記“夢”融于一爐的共同 審美追求。在總題為《模影零篇》的4個短篇中,林徽因從自己年少時的印象中拮取生 活斷片,在追懷和記憶中“體驗”情感,敘寫著普通人平凡而帶有傳奇色彩的人生故事 ,刻畫了一個個令人難忘的藝術形象。正是在這“傳奇”化的故事中,在對具體情景里 個體生命過程的展示中,林徽因傳遞著京派作家“純美”的理想追求,發掘和呼喚著美 好的人性、人情,進一步流露出對現實的文化批判和人文關懷,以及京派小說家觀照理 想人生的文化選擇。
    《鐘綠》的主人公鐘綠是一個有希臘血統的留美女學生,她是“我”“記憶中第一個 美人”,一生中所見到的“真正的美人”。隨著作者娓娓動情地追溯,一幅幅鐘綠的圖 畫——一張宗教畫,一張風雨中的村姑畫,一張古典的自畫像,一張現代美女畫——在 讀者面前漸次展開。于是,鐘綠在讀者面前,由隱隱約約的印象,終于成為實實在在的 人物。她簡單靜穆,純樸天真,自然和諧而又高雅脫俗。而作者還要進一步渲染:“她 的美當然不用講,我驚訝的是她所有舉動,全個體態,都是那樣的有個性,奏著韻律。 ”她的美,并非“淺顯的柔和及妍麗”,并非舞蹈班中美體的同學或人體畫班中最得意 的模特能比擬。在作者筆下,鐘綠這一形象無疑已成為美的化身,達到了美的極至。而 故事的結局卻出人意料:鐘綠的愛人在結婚的前一星期驟然死去,此后兩年多,鐘綠竟 死在一條帆船上。主人公悲劇性的結局,看似受偶然的命運支配,而細讀文本,你又會 覺得,與其說作者是在敘寫一個紅顏薄命的故事,毋寧說是表達著自己對人生命運的思 考和生命的感悟:青春是美麗的;美成于自然,歸于自然。小說究竟是要寫出生命無常 ,還是要讓鐘綠青春的美的形象定格,讓“美”永留在人們心中?林徽因把耐人尋味的 思索留給了讀者,也傳達著她對現實、人世的認知和理解。
    在《吉公》和《文珍》中,林徽因繼續任記憶浮沉馳騁,她以童年視角,回溯著“舊 家族中的宅第里面”“吸引我回想的”人物。吉公是外曾祖母抱來的兒子,中年的吉公 ,“是一個不喜歡做對子讀經書的落魄者”,所以“在人前時,他便習慣于慚愧,謙卑 ,退讓,拘束的神情”。但當回到他所住的跨院的舊樓上邊——“我”心目中“浪漫的 去處”時,他會“恢復過來他種種生成的性格”,顯露出內心的真率。在“我”和孩子 們的心目中,吉公是個有“科學的興趣”的人。他自學照相并對“照相職務”是那樣的 “興趣、勤勞和認真”,他所懂得的豐富而具體的知識——從自鳴鐘的機輪的動作、世 界地圖到油畫的外國軍隊軍艦,他“想到上海去看一次火輪船”的憧憬……無不開拓了 “我們”的眼界,給了“我們”新的知識,以至于讓“我們不止對他的感情總是那么柔 和,時常且對他發生不少的驚訝和欽佩”。“我”寄居了半年多的@①姊家的丫環文珍 ,是一個約摸17歲年齡的女孩子。在“混亂繁復”的大家庭生活中,“文珍隨著喊她的 聲音轉”,樓上樓下,忙個不停。當7歲的“我”被送到@①姊家暫住,感到“孤單、怯 生、寂寞”時,“我”視文珍為“我所需要的中心,和駱駝在沙漠中望見綠洲一樣”。 文珍和藹親切地招呼怕生的“我”去吃飯,拉“我”去喝熱茶,與“我”面對面坐在樹 蔭下教“我”拆舊衣,帶“我”到東書房去聽講詩……。她以一顆誠摯的心,給了“我 ”“所迫切需要的保護,溫暖,和慰安”。作品既敘寫著“我”同吉公、文珍的“特殊 的友誼”,也表現著醇厚、善良、美好的人性、人情。與此同時,小說還寫出了吉公和 文珍不愿屈從命運的安排、不與命運妥協的精神,以及他們共同的生命態度和生命中發 生的轉變。吉公終于舍棄了舊家族恩賜的生活,走出封閉的宅院和舊樓的小小角隅,去 開辟自己新的生活道路了。屬于“外江”人家的一位照相的姑娘,給他的沒有著落的日 子“驟然地點上希望”。他“忽然突兀地”決定了自己的婚事,毅然在世人眼中“很不 體面地”到外省人家去入贅。家里要把文珍嫁出去,已經說妥了人家。而曾目睹過同伴 不堪少爺凌辱而跳井身亡的文珍,對自己的命運有清醒的認識,她在與“我”的對話中 ,大膽地表白:“丫頭小的時候可憐,好容易捱大了,又得遭難!不嫁老在那里磨著, 嫁了不知又該受些什么罪!”文珍終于在中秋節后、快要出嫁以前逃跑了,始終沒有尋 著。“我”聽說,還是同那住在后院的“革命黨”跑的!吉公和文珍,各自以改變自身 命運的追求和行動,譜寫著對靈魂自由和生命意志的贊歌,他們并不似廢名等作家筆下 “不會騷動”的靈魂。在看似平靜和緩的敘事中,正飽蘊著作者對人物與傳統生命意識 抗爭的贊賞之情。
    《繡繡》敘寫了13歲的“我”同11歲的繡繡“一把鮮美的友誼”。作者筆下,繡繡依 然是愛和美的化身。她聰明解事、乖巧可愛,“我”在“又佩服又喜悅”地目睹了她同 換碗的販子一段交易的喜劇后,成為她的好朋友。“我總是暗暗地佩服她的能干,羨慕 她的經驗”。而繡繡卻生活在“灰黯”的生活環境中:“很闊綽”的父親已另有家眷住 在別處,繡繡同黃病的母親——一個“極懦弱無能的女人”一起,寄住在親戚樓下的小 屋子里,“好像被忘記了的孤寡”。繡繡不只“習慣于母親的無用”,更同情于有病的 母親的遭遇和不幸,對母親的“暴躁”,她報之以“溫柔和平”。對遠離自己的父親, 繡繡渴望著父愛,她“私下曾希望著她爹去看她們,每次結果都是出了她孩子打算以外 的不圓滿”。而當“惋惜著曾經領略過又失落了的一點點父親的愛”時,她沒有怨言, 甚至“追悔地感到自己的不好”。在互相仇視的父母的交鋒和糾紛面前,幼小的繡繡, 只能“抱著破碎的想望,無限的傷心”;“蒂結在繡繡溫婉的心底的,對這兩人仍是那 不可思議的深愛”!作品在借繡繡展示出童心的真誠,呼喚和贊美人性的愛與美的同時 ,還以動情的筆觸,表現了“漂泊不得于父母的寂寞孩子”心靈的無所皈依,寫出了繡 繡心靈上遭受的壓抑和傷害。特殊的生活氛圍,使年幼的繡繡在向“我”憶起往事時, 竟會“傷心地對我訴說著委屈”,“掙扎著心里各種的羞憤和不平”。終于在那年的冬 天,繡繡逝去在一個初落雪的清晨里。作品結尾,在對人物不幸命運結局的詩化言說中 ,傾注了對無辜而弱小生命被摧殘的無限同情。而從繡繡和“我”的“迷惑”中,作者 含蓄地表達了對現代人性缺失的憂慮,呼喚著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真誠與友愛,并且對 現存婚姻家庭關系作出了質疑,傾吐著對現實人生的不平。
        三
    林徽因的小說,不僅以文化觀照和表現普通的中國人生,顯示了內容的豐富性;而且 ,在藝術上體現了創新的勇氣,為我們提供了成熟的小說樣式。追求傳統與現代的有機 融合,講求結構的完整和精巧,是林徽因小說創作的鮮明藝術特色。這既體現出京派小 說家開放的眼光和試驗小說文體的熱情,也顯示著作者對藝術美的追求和探索性的實踐 。
    短篇《窘》成功地將現代主義藝術手法與傳統的寫實方法相結合,生動地描繪出了主 人公在現實生活中無處不在的“窘”態。小說開篇,即置主人公維杉于“四不像的落魄 ”境地。接著,從維杉到少朗家中一次次地“不自在”,在孩子們面前的“不自在—— 不自然”、“覺得窘極了”,到北海游船上一次又一次地“窘”,再到少朗家書房中和 芝接觸后的“非常之窘”、“窘到極點了”,主人公“窘”的心理,成為整篇小說結構 形式的主線。它重復迭現,層層推進,細膩地表現出人物的心理。“內心分析”、“感 覺印象”及西方意識流文學表現手段的成功運用,主人公的意識和潛意識的交織,生動 地揭示出人物的生存尷尬。與此同時,對人物窘態的言行舉止、外部形態等的白描,以 及用環境氣氛的烘托來刻畫人物心理等傳統藝術手法的運用,又使作品帶上了傳統文學 的鮮明印記。伴隨著主人公的心理流程,作者將不同場景、情節片斷自然聯綴在一起, 把小說的6個自然部分組織得縝密而有序,使通篇結構和諧而完整。誠如楊義先生所說 ,“它把京派從容自如而內里約束得體的表現風格發展到極致”[7]。
    《九十九度中》一改傳統小說縱剖式的結構形式,創造了立體的空間結構。它采用了 現代性的拼鏈式的片斷鏡頭重組的敘事方式,反映的是“人生的橫斷面”。現代電影、 攝影等藝術手段和技巧的運用,電影語言——蒙太奇式的鏡頭組接方式,將北平城內一 天中不同階層的人生片斷互相穿插、勾連在一起,不僅攝入了社會上不同階層的生活景 象,而且記錄了不同人物的內心活動、心理情感。類似電影、電視中的一幅幅活動畫面 的連續展現,一個個場景和人生片斷的互相對照和切換,巧妙的時空轉換和過渡技巧, 敘述格局的自然變化,以及“內心獨白”的意識流表現手法等等,將環境、氣氛和人物 全部有機聯系在一起。在看似紛繁、雜亂的小說結構中,隱現著貫穿全篇的主題線索, 顯示出結構的統一與完整。而作品中不同的場景引出不同人物的心理情感,又帶有中國 傳統文學中特有的時空感。難怪李健吾先生會稱贊它“沒有組織,卻有組織;沒有條理 ,卻有條理;沒有故事,卻有故事,而且那樣多的故事;沒有技巧,卻處處透露匠心” ,“達到一個甚高的造詣”。[3]
    如果說,在追求藝術完美形式和構架的營造上,《窘》和《九十九度中》較多地引進 了世界現代主義文學的經驗,并在整體和諧的結構中顯示著詩情畫意的自然流動;那么 ,《模影零篇》中的作品,則更多地體現出對中國傳統文學的承續和依戀,可以說是用 傳統的藝術傳奇手法,與現代的自敘傳體形式相整合,創作出的詩化小說。在《模影零 篇》中,作者以第一人稱“我”的敘述者身份,追溯著少時的往事和生活感受。鐘綠、 吉公、文珍等人物的命運,無不帶上了傳奇色彩。但小說雖以人物為著筆的起點,甚至 作品題目也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卻又突破了以故事或人物為主導建構敘事內容的結構 定式,而用“我”的意緒引領著作品情節的自然展開。作者筆下,昔日的印象,生活的 斷片,追懷的情感,仿佛不由自主地自然流淌。正是在看似隨意又充滿情韻的抒寫中, 小說結構形態的“自然”與現實人生的“自然”達到了契合,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趨向, 通過整個文本完整地傳達出來。《模影零篇》中的作品,既同樣體現著作者自覺的結構 意識和出色的藝術功力,又表現了京派小說趨向散文化和詩化的特征。
        四
    作為出身名門、留學西洋,“在雙重文化的教養下長大的”[8]林徽因,獨特的人生經 歷、知識結構和情感體驗,又使她的小說和其他京派作家的小說同中有異,顯得別開生 面。
    和京派作家懷著共同的文學理想,同是贊美“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 人性的人生形式’”[9],同是對普通人平凡生活的體驗和寫照,林徽因的小說在題材 選擇上,既不同于沈從文的“湘西世界”、廢名的“鄂東山野”,也不同于蘆焚的河南 “果園城”,以及汪曾祺的蘇北鄉鎮。作為道地的城里人,林徽因給讀者展示的,不是 “鄉村中國”的藝術世界,自在、自足的生存環境,而是帶有北京文化氛圍的都市風景 。在小說《窘》中,那均衡而莊嚴對稱的四合院建筑,夏日搭著天棚的大院子,院內的 金魚缸、蓮花、石榴,隔墻的棗樹、海棠,充溢著白玉蘭幽香的書齋,還有北海的牌樓 、白石橋、垂柳……都散發著北方古都特有的味道。而不論是《九十九度中》對胡同里 巷的形形色色人物生存狀態的展示,還是《吉公》、《文珍》中從孩子眼里看到的舊式 大家庭的生活剪影,也都體現著鮮明的時代地域特征,無不透露出老北京日常生活中現 實的文化內容。
    雖然與其他京派作家一樣,在審美世界的建構中,都把“靜穆”、“和諧”之境當作 始終的美學追求,在創作中注意到情緒的內斂、理性的節制,但生性直率、熱情的林徽 因,在小說創作中卻難以做到京派理論家朱光潛所主張的那樣,保持“超然物表”的心 理距離;難以如沈從文等京派作家一樣,始終保持恬靜隱逸的心態和超然塵俗之外的審 美心境。林徽因在以誠實、平靜的心態描述現實、回溯人生時,并沒有僅僅將情感蘊含 在客觀描繪中。她在含蓄蘊藉地抒情時,又時有難以抑制的沖動。于是,我們在林徽因 的小說中,看到了作者在寧靜與節制背后的熱烈的情感掙扎,看到了作者心情、性情的 不由自主地流露。這又是林徽因小說的獨特之處。
    《九十九度中》的阿淑受過新思想的影響,而舊式家庭的壓力,卻“觸碎她那一點脆 弱的愛美的希望”,她不得不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帶著疑懼出嫁。“五四” 自由戀愛的理論,留給阿淑的,只是一種空想,一種嘲諷。在看似不動聲色地對阿淑婚 事和心境的敘述中,人物的心理,作者的議論,自然交織在一起。從中,既表達了作者 對女性解放、婚姻戀愛問題的認識和思考,對現實社會中一部分知識女性“夢醒了卻無 路可走”的處境的深摯同情,也讓我們感受到了林徽因的直率和真誠。《鐘綠》中,作 者在得知鐘綠逝去的消息后,再難隱藏自己的一腔真情:“那天晚上對著一江清流,茫 茫暮靄,我獨立在岸邊山坡上,看無數小帆船順風飄過,忍不住淚下如雨,坐下哭了。 ”《吉公》以童年視角回溯往事、描繪吉公時,同樣時時自然變換敘述角度,自然地插 入作者的議論和感慨。在交待了吉公看似完滿的結局后,作者從對二三十年前的追憶回 到眼前,由衷地發出了“人事的感慨”:“我希望他這個兒子所生的時代與環境合適于 他的聰明,能給他以發展的機會不再復演他老子的悲劇。”吉公的命運,映現著時代的 面影。在看似冷靜地敘寫中,作者明確地袒露著自己的心聲,給予了那個壓抑人才、埋 沒人才,窒息生命力的舊時代和社會環境以批判,把思索和啟悟留給了讀者。正是在這 些傳遞著作者感情起伏的議論和感慨中,滲透著林徽因作為知識女性和學者的睿智,以 及對時代和社會生存狀態理性的思考,使小說自然流露出一定的社會批評性和思想傾向 性。
    收稿日期:200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濟南66~6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衍蕓20042004林徽因的小說創作,描繪了特定情景中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和生命過程,負載著較豐厚 的人文內涵;在藝術上追求傳統與現代的有機融合,體現了實驗中國小說文體的熱情; 她的小說既體現了京派小說的一般風貌,又顯示著作者鮮明的文學個性,具有獨特的文 化品格和審美價值。林徽因/小說創作/京派/Lin Huiyin/novel creation/Beijing school本文系山東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項目(項目批準號:J04U10)成果之一。邁夫段俊暉,男,四川外語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比較文學研Discussion On Lin Huiyin's Doctrine of Novel Writing
   Zhang Yanyun
   School of Humanities,Ningxia University,Yinchuan,Ningxia 750021Lin Huiyin's novels describe the subsistence state and life course of the average man under particular conditions,and they therefore are abundant with connotations of relatively richer humanism.The organic fusi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arts is her artistic pursuit,exemplifying her enthusiasm in experimenting on the forms of Chinese novels.As a result,her novels,with a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 and aesthetic value,have shown the popular features of the Beijing school fiction and have manifested the author's vivid literary personality as well.寧夏大學 人文學院,寧夏 銀川,750021
    張衍蕓(1946- ),女,山西清徐人,寧夏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作者: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濟南66~6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衍蕓20042004林徽因的小說創作,描繪了特定情景中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和生命過程,負載著較豐厚 的人文內涵;在藝術上追求傳統與現代的有機融合,體現了實驗中國小說文體的熱情; 她的小說既體現了京派小說的一般風貌,又顯示著作者鮮明的文學個性,具有獨特的文 化品格和審美價值。林徽因/小說創作/京派/Lin Huiyin/novel creation/Beijing school本文系山東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項目(項目批準號:J04U10)成果之一。邁夫
2013-09-10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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