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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譯小說與林紓的文化選擇
林譯小說與林紓的文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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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紀末,林紓開始了他的著譯生涯,從1899年發表譯著《巴黎茶花女遺事》開始,至今剛好一個世紀了。
  在一個世紀中,對林紓的功過評說似乎是一個相當矛盾的問題。盡管林譯小說在20世紀中國文學發端階段有著不可忽略的前驅者的功績,可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林紓卻一直以文化保守主義代表的身份出現,尤其他在與“新文化運動”者的論爭中所表現出來的激烈認真,使人覺得他實在是一個頑固的保守主義代表。他的態度,也真正地惹怒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他們甚至把他作為舊文化的象征進行猛烈批判。
  林紓在“五四”前后的思想言論直接影響了他以后的定位。不過,對20世紀初林紓在中國文學和文化上的意義做出判斷,有必要對他譯著的思想動機進行考察,并由此觀察一個轉折時代知識分子在文化選擇上的思想歷程。
  一
  林紓所處的時代,正是中華民族處于一個敏感的歷史文化選擇的時代,中國向何處去,中國文化如何重新定位,成了這個時代知識分子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處身于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只要對民族的生存處境尚有一點責任感,都會對民族的出路進行思考。然而,由于各人所依據的價值準則不同,他們的選擇就會出現差異,甚至互相沖突,而這恰恰意味著,文化選擇的多元化和各種可能性都會在歷史的大舞臺上展現出豐富的內容。
  林紓對中西方文化有自己的看法,這是他在從事翻譯時首先遇到的價值選擇問題。作為一個受過中國文化深深浸潤的文人,林紓對中國文化的態度是相當復雜的。他看到了中國在數十年歷史中的劫難衰落,也體會到由此而帶來的文化危機,從一開始翻譯小說,他就自覺地把自己的翻譯工作與現實社會聯系在一起。1901年,他談到了自己從事譯著的直接動機,“觸黃種之將亡,因而愈生其悲懷耳。”“余與魏君同譯是書,非巧于敘悲以博閱者無端之眼淚,特為奴之勢逼及吾種,不能不為大眾一號。”他認為自己的譯著雖然俚淺,“亦足為振作志氣,愛國保種之一助”(注:林紓《〈黑奴吁天錄〉跋》,武林魏氏藏板,1901年。)。這種譯著動機,幾乎貫穿了他以后的翻譯生涯。直到1908年翻譯《璣司刺虎記》,1911年翻譯《保種英雄傳》,仍是由這樣的情感所驅動。這種情緒,也符合當時眾多讀者的感情需求。讀者從中也可以讀出,林紓和魏易當時翻譯《黑奴吁天錄》,“蓋非僅悲黑人之苦況,實悲我四百兆黃人將為黑人續耳”(注:靈石《讀〈黑奴吁天錄〉》,《覺民》第8期,1904年。)。
  林紓譯著,首先以有助于救亡圖存為目的。時值八國聯軍戰勝中國,與清政府簽定了《辛丑條約》,象林紓這樣一個富有血性的中國人,有一種強烈的民族情感縈繞心中,林紓的譯著正是在這個時候開始的。他看到了民族生存的危機,體會到了民氣士氣的盛衰。一方面是“今有強盛之國,以吞滅為性”,“以強國之威凌之”;一方面又是“庚子之后,愚民之媚洋者尤力矣”,“偷安之國無勇志”(注:林紓《單篇識語》,《伊索寓言》,商務印書館1903年版。)。時局的氛圍,直接地影響到他對譯本的選擇。他對列強的凌辱耿耿于懷,并從美洲黑人的命運看到了黃種人的命運。黑奴、華工在美洲的悲慘遭遇,與他們所處國家的“民生貧薄不可自聊”相關。“國力既弱”,便是保護也是艱難的。
  林紓對種族、民族間的侵犯事件極為敏感,為此,他大量地翻譯了有關反侵略的作品,對受到侵略的弱小國家和民族寄予同情,并對他們頑強的反侵略精神予以贊賞。更重要的是,他想以異國人民反侵略的精神來激勵本民族的志氣,使民族振作起來,能夠自立自強。這才是他翻譯此類作品的真正目的。他對域外種族和民族存亡的故事尤為用心,其中如《黑奴吁天錄》影響最大,這部小說的翻譯傳播,確實達到了很好的效果,包括魯迅在內的許多讀者深受感動。魯迅感嘆道:“曼思故國,來日方長,載悲黑奴前車如是,彌益感喟。”(注:魯迅《致蔣抑卮》,《魯迅全集》第11卷第32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關于民族性格的比較,林紓的觀點開始時也沒有超出這樣的思路,“吾華開化早,人人咸以文勝,流極所至,往往出于荏弱。……英法二國均蠻野,尚殺戮”(注:林紓《〈劍底鴛鴦〉序》,商務印書館1907年版。)。為此,他相當熱衷于翻譯諸如司各德的《劫后英雄略》、《十字軍英雄記》等作品,他認為把異域的勇武好斗介紹進來,雖然“亦幾幾得罪于名教矣”(注:林紓《〈劍底鴛鴦〉序》,商務印書館1907年版。)。但是對振奮民族精神有益。在他看來,中國的衰落,尚文輕武是重要的原因,以勇武彌補缺陷,可以振興民族志氣。“故究武而暴,則當范之以文,好文而衰,則又振之以武”(注:林紓《〈劍底鴛鴦〉序》,商務印書館1907年版。),所以,他在選擇譯本時,十分注意選取描寫豪俠內容的作品,尤其“多譯西產英雄之外傳”。林紓把中國的衰落主要看成文氣過盛,武氣衰落,未免過于膚淺。但他希望能以此激勵國民,振奮民心,抗擊外侮,也是對民族振興的一種愿望了。1903年,他譯《埃司蘭情俠傳》時,便有以情俠之氣慨激勵“坐受人侮”的中國人。“顧余之取而譯之,亦特重其武慨,冀以救吾種人之衰憊,而自厲于勇敢而己。”他進一步強調:翻譯這部小說,“實則吾意固但取其俠者也。”(注:林紓《〈埃司蘭情俠傳〉序》,1904年刊本。)以俠氣鼓動民心,實在是林紓的一種天真想法,這大概與剛剛結束的義和拳運動有關。林紓在緊接著所譯的戰爭小說《利俾瑟戰血余腥錄》(1903年)、《滑鐵廬戰血余腥記》(1904年),更希望讀者從中悟出“人人咸厲學問,人人咸知國恥”的意思,希望“讀是書者,當知畏廬居士(即林紓)正有無窮眼淚寓于其中也”(注:林紓《〈滑鐵廬戰血余腥記〉序》,上海文明書局1904年版。)。
  一個未能入官的人,以譯作盡自己的力量,也是他當時所能做的事情。他曾經為此感嘆:“余老矣,無智無勇,而又無學,不能肆力復我國仇,日苞其愛國之淚,告之學生,又不已,則肆其日力,以譯小說。”(注:林紓《〈霧中人〉敘》,商務印書館1906年版。)林紓選擇譯本相當嚴肅,1915年,他總結多年的翻譯經歷,對自己的翻譯態度作了肯定,以為“至今十五年,所譯稿已逾百種。然非正大光明之行,及彰善癉惡之言,余未嘗著筆也”(注:林紓《〈鷹梯小豪杰〉序》,商務印書館1916年版。)。當然,林紓選擇譯本有他的道德標準,這些標準有它自身的局限,但是,他不以嘩眾取寵為目的,而以嚴肅的態度一以貫之,這是他譯著的非常重要的前提。
  林紓不同意那種過激的對待中國文化的態度,認為西方人為了進攻中國,已經在詆毀中國文化,本國的人,大抵不應該火上加油地把自己的文化否定得一無是處,而應該有選擇地進行鑒別。“歐人之傾我國也,必曰:識見局,思想舊,泥古駭今,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淪弱,漸即頹運。而吾國少年強濟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詆其故老,放棄其前載,唯新是從。……悉新于中國者,則亦譽人增其義,毀人益其惡耳。”(注:林紓《〈吟邊燕語〉序》,商務印書館1904年版。)這其中,包含了一種相當復雜的民族主義情緒。他也感覺到了民族文化在現代世界的競爭中出現了問題,日漸衰落的國勢使民族落入了受辱的境地,他對國格的喪失極為敏感,在天津時聽到入侵者的軍號鼓樂之聲,便有置身于異邦的感覺,使他難以接受。對國勢衰落的原因,他也不得不思考,但是,對于千百年形成的,支撐民族精神的文化,他不甘心于因此而徹底否定。文化的變化革新他不一概反對,激烈的文化變革他也不敢茍同,這種態度,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想法。“余老而弗慧,日益頑固,然每聞青年人論變法,未嘗不低首稱善。惟云父子可以無恩,則決然不敢附合。”(注:林紓《〈美洲童子萬里錄親記〉序》,商務印書館1905年版。)
  林紓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國家觀念和民族觀念主要還是從中國傳統的價值觀中直接承繼下來,其中不乏接受了西方的國家觀念,這就造成了他在辛亥革命和“五四”時代在關于國家問題和文化問題上的矛盾沖突。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盡管他難以接受這樣的事實,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認,人民不得已而起來革命,也是專制制度所造成的,這種情況在國外也同樣發生過。1912年他所譯的《殘蟬曳聲錄》便有此相似的內容。小說描寫了羅蘭尼亞人民不能忍受專制暴政,爆發革命的過程。中國此時的局勢,正合了小說內容。可見林紓翻譯作品,針對性極強,更是有感而作。“惡專利而覆之”(注:林紓《〈殘蟬曳聲錄〉敘》,《小說月報》3卷7期,1912年。),便合了現實的必然趨勢。但是,林紓又不贊成革命,以為革命會引起戰爭、暴力和流血,對社會破壞很大,而他所希望的立憲,又由于清政府的頑固而不能實現。辛亥革命前后,是林紓處在社會立場選擇的極為艱難的時期。他也看到了清政府走向滅亡的必然結果。在無可奈何之中,他懷著觀望的態度看待“共和”,然而,辛亥革命后的幾年里,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以及文化價值的混亂,使他最終又回到了認同傳統文化的戰壕中,甚至,以他特有的固執頑強地堅守著自己的信念。盡管歷史的波濤蕩滌了種種似乎不合時宜的行為觀念,但是,林紓那種不畏潮流,堅持己見的人格精神,倒是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某些特征。
  相對而言,林紓也并非是那種觀念上的絕對守舊者,以他近二十年的翻譯經歷,他比一般人更早,也更多地接受了外來的思想文化,他所翻譯的作品,在內容上涉及了歐美多國的社會生活。這些內容與中國社會生活迥然相異,尤其是價值觀與中國傳統價值多有沖突,在當時的中國,翻譯者如果沒有超于一般人的文化寬容態度,是很難這樣長期地堅持翻譯的;同樣,象林紓這樣一位將西方文化引進中國的先行者,也漸漸地磨練了先于一般人所具有的預見和敏感。
  林紓譯文,不囿于原著。總體上,他不會離開原著的框架,但是文中的繁簡,他有時是根據現實需要而定。1913年,他談到自己14年的翻譯經驗時說,對于“名人救世之言,余稍為渲染,求合于中國之可行者”(注:林紓《〈深谷美人〉敘》,北京宣元閣1914年版。)。這就包含了林紓的為我所用的選擇標準。他的選擇重心,傾向于有益于民族振奮的內容。可見,作為翻譯者,他也不能避免譯著中出現不合“需要”的內容,總還是按照原著的內容翻譯出來,至于讀者“轉以艷情為病”,他就管不到了,“亦無所伸其辯矣”。
  林譯小說之獲得讀者的歡迎,顯然在許多方面都較符合于當時讀者的需求,許多人主要就是通過林譯小說了解域外世界的社會生活。在20世紀,他的翻譯數量還是首屈一指的。林譯小說有170余種,盡管翻譯質量有所不同,但是,它對國民精神影響之巨大,卻難以估計;他在翻譯中所表現出來的種種觀念,也反映了歷史轉折時期知識分子價值選擇的歷程。
  二
  在世紀初的歷史變革中,道德變革一直成為重要而敏感的問題,諸多維新者,如康、梁等人所主張的新民內容之一,就是在政治道德上啟蒙維新,以使國民的道德素質適合于現代社會的發展。這其中,康有為的《大同書》,可以說是維新者設計的國民道德的最高理想了。至陳獨秀主辦《新青年》,更是對國民尤其是青年的道德進行了一番批判設計。參照域外的道德標準設計中國國民的道德圖景,是啟蒙者所熱衷的事情,然而,西方技術雖然強大,中國道德精神卻優于西方的觀念在世紀之交的中國仍然占據重要地位。西方列強的侵入,更使國人覺得西方民族是野蠻好斗的民族,道德文明處于低劣的水平。林紓對道德問題一直十分關注。盡管林紓的道德觀仍然以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為基礎,但他通過譯著較多地接觸了西方的社會生活,觀念卻比當時禁錮的思想要寬容而開闊,能夠根據自己接觸的材料做出判斷。在他關注的道德內容中,孝與悌,是他最為注重的基本范疇。他所選擇的譯本,以及對譯本價值的評價,便主要從這一角度入手。
  中國的孝文化是不是應該否定,他以為不然,西方人同樣存在孝的典范,他相當注意尋找這方面的論據。他1904年翻譯《美洲童子萬里尋親記》,1905年翻譯《英孝子火山報仇錄》等作品,便有渲染西方人也重視孝道的意思。他說,以歐美人的文明,“不應念其父子如是之初”,歐美人都做到對親情的重視,以中國的文明,更應該把親情作為立國立家之本,中國文化是以宗法倫理為基礎,但“中國圣人固未嘗許人之虐子也”(注:林紓《〈美洲童子萬里尋親記〉序》,商務印書館1905年版。),所以新文化,也不必“以仇視父母為自由”。林紓對中國倫理文化的認識,固然有較為持平的態度,但是,在透視中國文化的內在根柢時,他又實在不如魯迅認識的深刻。魯迅是從整體上認識到中國文化在現代社會發展中所暴露出來的內在問題,并指出中國積弱,與這文化的根柢密切相關,所以,他致力于挖掘中國文化的病根,以引起療救的注意。林紓的思路,卻是要保留一點文化的“種子”,用以抗衡西方的入侵。不過,林紓又不象其他文化守成者那樣以貶損域外文化為野蠻文化來說明自身文化的優越;相反,他反復論證西方文化同樣具有中國文化的素質,中國文化更應該保持已有的文化根柢,才能在紛亂的世界中立足。1915年,他在翻譯《鷹梯小豪杰》的序中認為,天下的豪杰就是以孝悌為根柢的,1918年翻譯《孝友鏡》時,他提出以“此書為西人辯誣也。”該書所描繪的“父以友傳,女以孝傳,足為人倫之鑒矣”。翻譯該書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讓讀者了解城外也有如此孝悌的楷模,“亦以醒吾中國人,勿誣人而打妄語也”(注:林紓《〈孝友鏡〉序》,1918年。)。對孝文化的熱衷關注,并極力論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林紓在世紀初致力的工作,也表明了他的文化選擇是深深地扎根于這一基礎之上。這也是他在“五四”時代與“新文化運動”者分歧的焦點之一。1919年3月18日在《公言報》上發表的《致蔡鶴卿書》中,他以自己“積十九年之筆述,成譯著一百二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實未見中有違忤五常之語”,證明以推翻孔子為革新文化的手段不足取。對于孔子的態度,不僅僅是因為感情的依戀,主要還是因為文化精神的依托。在林紓看來,中國文化的根柢便在孔子的學說中,舍此,則民族的精神支柱將崩潰。這也是林紓經過文化選擇之后,在晚年愈來愈堅持維護孔子學說的重要原因。
  由于林紓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使他在接觸外來的思想觀念中經受了不同價值觀沖突的考驗。這是他在特定的時代中難以回避的問題,從他的選擇中就可以看到這樣的矛盾。林紓在對自己所譯作品的思想進行評價時,也多有從中國的政治道德出發,對異國思想及引進中國的利弊作出判斷。例如他譯《紅礁畫槳錄》,其中出現了“女權”問題,這就面臨了西方女權與中國女子傳統定位的矛盾,對此,他不得不站出來折衷地解釋一番:“因欲提倡女權,必講女學,凡有學之女,必能核計終身之利害。”對于接受,應當先有條件,象女權這樣的事情,如果“無學而遽撤其防,無論中西,均將越禮而失節”。這是當時中西道德結合的典型觀念。不過,林紓仍然對女權持肯定態度,以為“倡女權,興女學,大綱也”,不要因為“軼出之事”,便指責“西俗之淫亂”,絕了女子的教育,仍以女子無才為德,便是落伍了,也有違于他翻譯的初衷。類似于女權這樣的問題,林紓在大量的翻譯中很難避免,這就給林紓有了中西文化比較的機會,他依據所掌握的資料,在許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在林譯小說中,內容最為豐富,也最為激動當時讀者的,大概是男女之間的情愛故事了。《巴黎茶花女遺事》曾經以曲折動人的愛情故事感動了眾多讀者。情愛在小說中的分量,林紓心中有數,他認為“小說一道,不著以美人,則索然如啖蠟”(注:林紓《〈英孝子火山報仇錄〉序》,商務印書館1905年版。)。小說以情動人,尤其以愛情動人,林紓深諳其中原理。他說自己譯《巴黎茶花女遺事》,“擲筆哭者三數”(注:林紓《〈露漱格蘭小傳〉序》,普通學書室1902年版。),更何況,由情愛所引出的關于社會道德的種種事跡,更有助于國人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思考。西方人的愛情觀和婚姻關系與中國有許多差別,通過譯著,國人可以了解到域外的情愛奇觀。例如哈葛德的26種小說,所言男女之事,林紓歸之為有兩法,即兩女爭一男,或兩男爭一女,此類作品,大抵敘西人的風俗,可作一觀。不過,林紓也常常提醒讀者,讀此愛情小說,還應該注意故事后面的意味。他在1913年翻譯森彼得的《離恨天》時,便指出:“森彼得之意不為男女愛情言也,實將發其胸中無數之哲理。”(注:林紓《〈離恨天〉譯余剩語》,商務印書館1913年版。)林紓的這種關注,應該說深得其中之意。林紓在所譯的此類小說中,還歸納出中西理想女性的類型,中國女子,以出身于士流之家為上,其知書達禮,恪守婦道,便是女子之楷模;外國女子,當為牧師之后裔,可知愛護靈魂,“慎守十戒”,“娶之往往足資為助”(注:林紓《〈深谷美人〉敘》,北京宣元閣1914年版。)。這實在可以表現出林紓的中國道德觀念的根柢了。
  從林紓翻譯和評價的小說的態度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基本的社會道德傾向是在經歷了反復地比較選擇逐漸確定下來,而一旦為他所確認,他就會堅持不懈。
  三
  面對域外小說介紹的形形色色的內容,那怕是荒誕不經的內容,林紓并不一概加以排斥,盡管其中有與其道德準則相沖突者,林紓大抵還是以寬容的態度對待,我以為,這主要得益于林紓十分注重以藝術的眼光對待域外作品。
  林譯小說在藝術方面明顯地選擇了中西藝術融合的方式,而且更為講究“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路。
  林紓的譯本多以長篇作品為主,即使如《伊索寓言》的短篇,也以集子整體推出,這大體符合中國人的閱讀習慣。魯迅在重印本《域外小說集》的序言中總結過他與周作人的譯本在推廣方面失敗的原因:“初出的時候,見過的人,往往搖頭說:‘以為他才開頭,卻已完了!’那時候短篇小說還很少,讀書人看慣了一二百回的章回體,所以短篇便等于無物。”這是當時中國讀者在欣賞方面對作品篇幅的要求,林紓把握住了讀者的欣賞特點,以長篇為主,便在選本上占了頭籌。
  林紓在翻譯中相當注意異國的藝術情調與中國藝術的審美習慣暗合,并力圖把它完美地表現出來,他自己也常常陶醉其中,得出許多體驗。他極為欣賞迭更司的作品,以為他的作品與中國文章的講求韻味有相通之處。他贊嘆其小說的藝術技巧:“迭更司先生臨文如善弈之著子,閑閑一置,殆千旋萬繞”(注:林紓《〈冰雪因緣〉序》,商務印書館1909年版。)。所以,他在翻譯時,對作者的細微之處不敢掉以輕心,“惟其伏線之微,故雖一小物,一小事,譯者亦無敢棄擲而刪節之,防后來之筆旋繞到此,無復叫應。”這種體會,是林紓在翻譯中漸漸悟出,他還反復地告知與他合作的譯者,兩人口述神會,自先領略了作者的神韻。所以林紓對把握譯著相當地自信,這種自信甚至影響到他對原著的刪改。在翻譯中,他往往把自己認為不符合脈絡氣韻的“多余”之處刪掉,留下符合中國讀者欣賞需求地方,甚至加強渲染,這實在是把“意譯”推到了極致。
  應該說,林紓的藝術感覺相當好,體會也很細膩,這其中,得益于中國式的藝術品味方式,他以為,對異域作家作品情性的體會諳熟,也要靠漸漸地品味,就如同辨別戶外家人的足音一樣,久之,便能“區別其文章之流派”(注:林紓《〈孝女耐兒傳〉序》,商務印書館1907年版。)。所以,司各得小說的“綿褫”,小仲馬小說的“疏闊”,迭更司小說的“千旋萬繞”(注:林紓《〈冰雪因緣〉序》,商務印書館1909年版。),便是林紓總結出來的藝術特色,沒有深入的體會,很難細致地得出這樣的理解。
  林譯之優勢,得益于譯者深受過中國古典藝術的熏陶,他幼時家境雖貧,但刻苦讀書,于古文尤著力,20余歲從師學畫,40歲前遍覽唐宋小說,1897年撰有《閩中新樂府》,此后還從事小說創作。他對唐宋大家的文章,更是專心揣摩,深得其中神韻。這樣的古文功底和藝術修養,對他的譯筆極有助益,無論敘述方式的選擇,還是語言的運用,都相當自如地融匯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氣韻,這也是林譯小說得到讀者歡迎的重要原因。濤園居士對此有過評說:“余友林畏廬徵君,治《史記》、《漢書》廿五年,文長于敘悲,巧曲哀梗,人所莫言,言而莫盡者,徵君則皆言,而皆盡之矣。”(注:濤園居士《〈埃司闌情俠傳〉敘》1904年刊本。)以史漢之筆譯文,林紓的確開了當時的譯風,包天笑說“林琴南深于史漢,大家以為很好,靡然成風學他的筆調”(注: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見香港大華出版社第325頁。)。這種開一代譯風與文風的影響,在一個文化的探索選擇時期,其意義不可忽略,他把中西方藝術的表現方法融為一體,不失為中西文化交融的一種范本。
  在林譯小說中,哈葛德的小說占了相當大的數量,雖然哈葛德小說所表現的內容與中國文學大相異趣,“然其文心之細,調度有方”,卻與司馬遷和韓愈的筆法有所相似。其中的“伏流沈沈,尋之無跡,而東云出鱗,西云露爪,不可捉捫”,以及“著紙之先,先有伏線,故往往用繞筆醒之”(注:林紓《〈洪罕女郎傳〉跋語》,商務印書館1905年版。)的手法,是司馬遷和韓愈的絕技,而哈葛德的小說,用法頗為相同。林紓對此稱贊不已,以為西人文章的妙處,亦應該好好地領略。所以,他在講學時極力策勉諸生恣肆于西學,“以彼新理,助我行文”(注 :林紓《〈洪罕女郎傳〉跋語》,商務印書館1905年版。)。當時有人担心域外文化在中國昌盛,會導致古文的衰落,林紓對此不以為然,他希望中外能夠互補,認為“將洋漢兩門,分道揚鑣而指授,舊者既精,新者復熟,合中西二文熔為一片”(注:林紓《〈洪罕女郎傳〉跋語》,商務印書館1905年版。),才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理想境界。
  林紓十分關注中西方文學之間藝術性的異同,他認為,在藝術性方面,中西方還是有共同要求的。諸如“高超拔谷,駕清風,抱明月”的境界(注:林紓《〈旅行述異〉〈畫徵〉篇識語》,商務印書館1907年版。),為中西方所共有,他譯歐文的作品時,便指出了中西有此一致的地方。此外,在作家與作品的關系上,由人品而文品,也是中西藝術創造的共同特點。作品中諸如“高厲者、清虛者、綿婉者、雄偉者、悲梗者、淫冶者,要皆歸本于性情之正”(注:林紓《〈孝女耐兒傳〉序》,商務印書館1907年版。),中國傳統中極為看重的道德文章的關系,也被林紓作為重要的藝術評價的切入點了。
  林紓評價其所譯作品,有一種中國文人的品味之道,他的藝術評價多從中國藝術美學的基礎闡發,在藝術審美的起點上倒是有著東方美學的自信。
  林譯小說流暢易讀,富于文采,顯然是當時贏得讀者的最為重要的原因之一。“何以崇拜之者眾,則以遣詞綴句,胎息史漢,其筆墨古樸頑艷”,而占了文學界一席地位,使其成為“今世小說界之泰斗也”(注:覺我:《余之小說觀》,《小說林》第10期,1908年。)。許多譯者愿意與他合作,在經過他執筆或潤色之后才把作品推出來,也與他們認同林紓的文筆極為相關。言之盡意,是林譯小說的一大特色,他的譯文盡管有別于直譯的忠實原著,但是,他實在是抓住了小說的傳神之外的。林紓的語言駕馭功力與他的古文功力和藝術修養一致,不過,林紓對語言文字的看重,與他把語言文字作為中國文化根柢的觀念緊密相關。他說:“吾中國百不如人,獨文字一門,差足自立,今又以新名辭盡奪其故,是并文字而亡矣。”(注:林紓《〈拊掌錄〉跋尾》,商務印書館1907年版。)的確,過去幾十年的列強的接觸,中國在軍事、政治、經濟乃至道德精神方面似乎處于弱勢,這個民族賴以存在的物質系統和精神系統遭遇了嚴峻的考驗,在林紓看來,固守民族語言文字這一基本的文化標志,似乎還能夠維持民族文化的延續。正如但丁以意大利本土語言進行寫作,使民族意識得以延續和復興,林紓把保留民族語言文字的意義提到了文化存亡的程度。他在臨終時發出“古文萬無滅亡之理”的呼聲,便是植根于對中國文化命運的憂慮上。這一觀念恰好與“五四”時代錢玄同諸人提出置換民族文字以拯救中國文化的思路相反,這也是林紓在“五四”時代批評白話文的重要原因。民族語言文字之作為文化信息密碼的重要載體,自有其不可替代置換的地位,尤其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文化的民族,其語言符號所負載的內容更為豐富,不是輕易能夠改變得了的。
  在文言與白話之間的選擇,既有人為地提出雅俗之分、深淺之分的表面理由,更應該有諸如“文人結習過深”(注:姚鵬圖《論白話小說》,《廣益叢報》第65號,1905年。)的傳統語言文化觀念的影響。這一原因可以說是力主文言者的潛在動機。林杼這一代知識分子所受的文言教育和確立文言為正統的觀念,會深深地影響到他們恪守文言領地的決心。林紓以為,領略民族文化的意蘊,得有一定的閱歷和功力,否則就會出現領會不透而輕言改變。領略古人的元氣,“必人到中年,方能領解”(注:林紓《〈拊掌錄〉跋尾》,商務印書館1907年版。)。對此,林紓相當自信,他認為自己是深得中國傳統的精氣的,所以,對那些輕言改變傳統的觀點相當謹慎反感。實際上,林紓與“新文化運動”者的根本沖突也在這里。文化價值觀的選擇,才是文化沖突的根本。錢玄同等人提出廢除漢字,目標便是針對漢字所負載的傳統價值觀:“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字,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注:錢玄同《致陳獨秀》,1918年3月4日,《新青年》4卷4號,1919年4月15日。)“漢文”,作為一種民族特定的文化符號,成了導致民族衰亡的罪魁,也算是“新文化運動”者的文化評判之一說了。在文白之爭的背后,實際上是選擇何種文化體系為中國未來根基的爭論。在歷史選擇的十字路口,雙方都有理由為自己的選擇辯護,而歷史最終選擇了哪一種方向,則不是林紓所能把握的了。
  象林紓這樣受過中國文化深深地浸潤的傳統知識分子,在自己所依據的文化價值系統遭受抨擊,面臨瓦解的時候,挺身而出,捍衛自己的精神支柱,就其個人或者文化慣性而言,是可以理解的。更何況,他以文言翻譯的域外小說在當時又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文言的功用,在他那里可以說是被發揮到了極致,以古文而名高一時的成就,更使他認同了自己的價值以及古文作為民族文化標志的意義,他自己也相當陶醉于這樣的成就中。他的譯著,在客觀上對中國文化的建設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他一生所用心的事情,遭到了質疑和瓦解,自然要站出來反擊。
  在歷史的轉折時期,一個有思想、有血性的知識分子,都會對自己乃至對民族的出路進行選擇,這種選擇與他們的知識、思想背景緊密相關。林紓從自己的條件出發,選擇了改良民族文化,振興民族信心,為救世圖存貢獻微薄力量的途徑,也不失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心,至于他努力的客觀效果如何,歷史已經在逐漸地將這凸現出來。而且,他所做的事情,也的確為摸索前行的人們提供了豐富多元的參照點,影響了一個時代的思想文化風氣。
《文學評論》京60~67J4外國文學研究蘇桂寧20012001本文從林紓翻譯小說的基本動機透視20世紀初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在文化選擇上的價值傾向。林紓的文化選擇代表了傳統知識分子在歷史轉折時期尋求精神依托的心態和思想歷程,林紓的文化藝術觀也在這樣的選擇中逐漸形成,并對世紀初的文學文化風氣產生了影響。暨南大學中文系 作者:《文學評論》京60~67J4外國文學研究蘇桂寧20012001本文從林紓翻譯小說的基本動機透視20世紀初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在文化選擇上的價值傾向。林紓的文化選擇代表了傳統知識分子在歷史轉折時期尋求精神依托的心態和思想歷程,林紓的文化藝術觀也在這樣的選擇中逐漸形成,并對世紀初的文學文化風氣產生了影響。
2013-09-10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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