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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致散文啟示錄
格致散文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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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致的散文是略嫌混沌的新世紀散文天宇中閃電般劃過的光芒,只要目睹過的人就不可能將它忘記。那扭曲的光芒仿佛是深渺穹蒼靈魂的絕叫,但又分明與遍布塵世眾生身上的道道傷痕相感應,不可抗拒,刻骨銘心。格致一再用她利刃般的語言,劃破生活表面的色彩,還原出世界和生命的令人驚嘆的真實。在現實與歷史、世俗與天堂、肉體與靈魂之間,格致用語言的黑色綢緞,鋪出了一條迷人而詭異的道路,堅韌而孤獨地尋找遺失在時間深處的生命之根和存在的真義。她僅僅借助語言這只沉靜而又法力無邊的手,擋住現實的喧囂,拂去生活的浮塵,或工筆細描,或濃墨重彩,無比清晰地勾繪出原本已鏤刻在經驗底板上的無不與自我發生關聯的具有強烈戲劇性的種種生活細節。這些細節并不孤立,因為女性心靈的流水將它們貫串起來并反復洗濯,一遇到目光的敲打便鏗然有聲,樂音轟鳴,旋律深沉而又飄逸,直逼靈府。可以說,不是格致選擇了散文,而是散文選擇了格致。在這個不可測知、不可把握、充滿了太多的突變因素的世界上,散文選擇了格致的跨文體寫作來展現心靈的恐懼與迷惘、思索與體認。不時加入的小說因素和一以貫之的詩性氣質,為以散文形式書寫的女性心靈秘史增強著典型性和象征意味,賦予了語言世界超越現實世界的更多的可能性。
  女性的武器:為了人的自由和尊嚴
  在一個處處潛伏著危險的世界里,女性的生命顯得更為脆弱。對付這個世界,女人的手里不得不拿著兩頭尖銳的武器。這武器,一頭是愛、同情與悲憫;一頭是警覺、憤怒與質疑。當情不自抑地講述感受和應對這個世界的經驗時,格致與眾不同,多了幾近夸張的恐懼:對汽車的恐懼(《不敢遠行》),對生孩子的恐懼(《體育課》),對孩子會被災害奪走的恐懼(《救生筏》、《軍用行李繩》)……總之是對死亡的恐懼。這或許是原始本能所致。而只有生命的感覺沒有被外部世界磨鈍的人,才可能“擁有準確地截獲來自冥冥之中的‘暗示’的能力”(《格致答〈文學界〉問》),在人們習以為常之處表現出極度的敏感甚至“精神病癥候”。格致寫作的特征及其獨特價值在這里得到了體現和強調。所謂“寫作對于我是一種浮力,我在水里,我依靠這個浮力活著!寫作使我不下沉,使我的頭露出海面,使我能夠呼吸”(同前),正說明現實世界讓人窒息,寫作因而是對沉淪的一種拯救:既自救,也惠及他人。如果說對死亡的恐懼感源于個人內在體驗的話,那么,格致用她的文字魔法揭露出來的世界真相,更多的是人的被異化和遭受的不應有的摧殘。對人進行摧殘、使人異化的力量有多種因素:傳統、習慣、政治、戰爭、金錢、科學思維、僵化的觀念以及人的某些本性。格致用經驗到的事實,一一做了指證。
  出生于60年代的格致,經歷了革命時代和后革命時代兩種不同的社會失序和精神潰敗,但又在自我精神成長期受到文學的滋養,發展了天性中豐沛的女性激情和與生俱來的生命關愛,形成了與干澀、僵硬、物質化的文化環境難以相容的心性、氣質與價值觀,因此與現實發生沖突就勢所難免。這是多數人已經被馴化的族群中的一個異類,最突出的莫過于在她短暫的教書生涯中表現出來的與蔑視生命尊嚴的行為進行的消極反抗。如在《紅方塊》里,她深為要求整齊劃一,泯滅人的個性,將人標準化,以虛榮掩蓋精神蒼白的教育感到憂慮,指出小學生“頭的里邊被灌注了相同的算式、相同的句型、相同的答案、相同的信念;他會不再不洗手就吃東西,不再沖著小樹的根尿尿,不再大哭大鬧;他會越來越聽話,越來越像樓上張家、樓下李家、樓前趙家、樓后孫家的孩子;越來越像蘭州的孩子,福建的孩子,青島的孩子,烏魯木齊的孩子……”的可悲現實。她更不能容忍“白著一張臉,衣服幾乎看不出性別”的高瘦的女校長,不放過一個男生由他的“善于在孩子身上做記號的母親”設計給他的漂亮的長頭發,野蠻地將學生拖進辦公室,按在凳子上強行剃掉的暴虐行為,而敢于示威般地公開站在學生一邊,為孩子減輕恐懼,“甚至能和孩子一同形成一個消極反抗的力量”。為了維護自己的學生、自己的孩子和自己做人的自由和尊嚴,面對學校的種種不合理規定,她寧愿讓孩子一次次轉學,自己最后也憤而辭職。《減法》也寫到幾個學生從辦公室偷了一位教師的5元錢和在老師的茶缸里撒尿,結果遭到校長施加的在課間操時當著全校學生喝尿的懲罚。這幾名學生從教育的路途上被粗暴而不負責任的減掉,根本問題還在于人的尊嚴壓根兒沒成為普遍的社會意識。這是造成生存環境惡劣兇險的最重要的原因。一個具有自由精神的作家,不可能忍受“我們的隊伍橫看成行,縱看成列,斜看也有一條由人體構成的直線。我們消失在一個方形的隊伍里。我們努力調整自己的位置,力爭把自己完全地隱藏在一條直線里”式的規訓,就只能用寫作繼續她的“絕望的反抗”。
  格致以女性作家的人道情懷,覆蓋了那些在不同時代和環境中遭受創傷的不幸者。這里有淪為四類分子,為了逃離目睹妻子受革命群眾侮辱這出殺向自己尊嚴的戲,不得不在那戲開演的前夜鉆進自己挖好的菜窖里上吊,徹底閉上了眼睛的大姨夫(《逃生之路》);有當過軍醫,留下了老是跳車撿石子的怪癖,患了難以醫治的“戰爭后遺癥”的李援朝(《在道路上》);有患脊髓灰質炎后遺癥造成一條腿殘廢,后又飽受科學思維的摧殘,永遠無法站立的“我”(《站立——或一位病人的疾病治療史》);有將全部心血和熱情傾注于種香瓜,想贏取獨身女人李大辮,但最后還是輸給了有權利操縱有線廣播者的單身男人陳化學(《草木香瓜》)……對這些不幸者,女作家投以深切的關注與同情,同時對挫傷他們的力量,表示憤怒或提出質疑。
  當然,最能體現女性寫作的自我關照和深沉思索的,還是對女性遭遇不公的隱約詰問。格致的女性心靈史的追述,總是跟對女性命運的展示交纏在一起,給人以宿命感,此時格致筆下的女性生命必然如美麗柔軟的藤蔓花枝一般,凄艷地在隱秘歲月中游走,寂寞而無賴地開放。格致以最富有想象力的筆觸,點染青枝綠葉上安靜的熱情。《打開衣柜》在這方面是無可替代的杰作。在母親的講述停止的地方,女兒對女性的生命姿態和命運軌跡的闡釋開始了。“當我展開母親的結婚幔帳,上百朵姿態各異,色彩紛呈的花朵隨著我的手的展開依次出現在我的面前。我突然意識到,這些花朵和葉片是母親記錄生命的隱秘符號。”對符號進行解讀的過程,是依次重溫母親的有著巨大遺憾,也結滿了生命果實的生命史。母親考上了省城中學,卻被剝奪了學習機會,“我的地主姥爺認為,15歲的姑娘,應該呆在家里,繡上兩年花,就該出嫁了。”母親就此陷入了漫天的黑暗。埋葬母親過人的天賦和另一種人生的,是有著幾千年歷史的男權文化。男權觀念的陰影甚至拖曳到了作者這代人身上。《第三個平面》寫女方僅僅因為用火柴點煙,就冒犯了男權,遭到暴力,“血從皮膚里流出來,流到身體的外邊”。在《減法》里,中學女生和他們的父母在放學女生躲避橋上的裸體男人與退到鐵軌上被火車軋死之間,一致地選擇了后者。“他們認為,火車只能攆碎孩子的肉體,卻不能掠奪女孩的貞潔。男人是沖著貞潔去的,而火車是直指生命。雖然火車拿走的更多、更徹底,但我們還有我們的父母都認為在貞潔面前,生命很渺小。生命是從屬于貞潔的。一個女孩的貞潔被拿走了,單單留下她的生命是個惡作劇。”在這樣的觀念面前,任何反抗的武器都顯得力量微弱。
  然而,格致散文呈示的私秘經驗的另一面告訴我們,在女性常常成為攻擊對象的世界上,女性特有的魅力和人格力量常常可以出乎意外地不斷贏回做人的尊嚴,并且能用它感化乃至改造企圖對他們施加危害的主體。名作《轉身》中的26歲的“我”,用超常的冷靜和女性的善良,不僅成功地化解了一場已經降臨到身上的災難,還改變了那位已走到懸崖邊緣的大男孩兒的道路。《醫療事故》里的“我”也是靠精神的力量顛覆了物質的壓迫。格致仿佛在講述一個個不可能在常識內發生的奇跡。但它的確是真實的故事。其實,創造奇跡的是女性生命特有的柔軟性和優良的精神質地,它們不僅是女性自我的保護神,也將以同情、理解、悲憫甚至大愛,融化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使世界變得溫暖。《陽光下的囚犯》中“管教”對“我”的表揚,與“我”為一時緊張中未能答應別人的懇求而后悔并執著尋找那位信賴自己的年輕囚犯,兩者在人的觀念上存在的巨大差異,顯示出改變人與人之間的緊張關系,或許應當對女性身上的特殊力量寄予更多的希望。
  生命本體論:來自天堂的逃犯
  格致對女性在分崩離析的世界中的凝合作用,比絕大多數具有女性意識的作家有著更為堅定而持久的期待。在遇到人的尊嚴受到怠慢和損害時,格致會不由自主以接近戰士的姿態挺身而出進行抗爭,但是當女性在性別分野下受到委屈時,格致并沒有表現出女權主義式的怨懟與憤激。她無意在兩性分野中談恩論怨。這或許因為格致生來就浸染在松花江流域自古形成的兩性文化格局中早已習以為常,集體無意識的麻醉使他們感覺不到男權壓迫的疼痛,相反,經驗世界里的女性悲屈給受虐者以更多的精神快感。若是這樣的推測成立,那么它或許是農業文明時代給現代社會留下的一份頗為適用的饋贈。不過我更樂于探討格致的女性書寫超越兩性文化紛爭的那種重構女性特質歷史生成圖景所具有的生命哲學內涵,那一定是具有恒久意義的對女性存在本質的悉心呈現。
  格致并不是受某種女性主義理論的引導參加形象化的文化論辯的,毋寧說,格致純粹從自我和家族的經驗出發,進行完全本土化的寫作。她從記憶中喚醒的女性存在的那些繽紛鮮活的經驗碎片,經過想象的修復和情感的熔鑄,變得如此真切,搖曳生姿,具有十足的東方魅力。格致是個不知疲倦的講述者,熱烈而誠實,叨絮而質樸,順著生命輪回的軌跡,追溯女性生命的源頭。幫助格致解答女性生命的謎團的,不是現代理論,而是原始宗教在民間的慘淡遺存。格致用細膩而流暢的敘事,對民間巫術的精神作用進行了詮釋,表達了作家對女性存在的獨特理解。《替身——帷幕下的人間生活》(以下簡稱《替身》)系列,就是格致關于女性生存本體論的最有價值的文本。
  《替身》是作者講述她十八歲那年患“癔癥”,母親帶她求“大神”醫治,垂危的生命得到拯救的故事。文章當然不是要宣傳原始巫術的治病功效,而是借巫術的人神溝通原理,揭示生命內部的二元結構以及精神之于生命存在的作用,最終表達女性生存意愿及生命價值取向。在《替身》的巫術活動中,人的生命被看成是肉體與靈魂的統一體,靈肉既合二而一,又可以分離。人的生命是個存在個體,但他的存在需在另一個二元結構即人間與天堂(或地獄)的關系模式中才能得以實現。生命個體的靈與肉完全統一時,生命也就存在;二者分離,就意味者死亡。生死是由最高的統治者——神,來決定的。不論生還是死,靈魂都是不滅的。生命個體放置在外部世界即宇宙結構中,最理想境界是生命終止后,靈魂能夠升天(天上不需要肉體凡胎)。地上的生命的時間有限,而天上的靈魂永恒。前者是感覺形式,后者是形而上世界。人間/天上,生命可以在其間得到轉換而至于無窮。天人殊分,天主宰地,人不可通天,但從遠古開始,在原始想象里,人可以通過神的化身、代言人——巫(《替身》中稱作“大神”),進行溝通。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神,并非蠻不講理,僅從維護統治秩序考慮,它也得偶爾考慮考慮人間的合理要求,以體現它的寬仁。——這種沒有科學依據、不受科學支持的劃分與解釋方法,其實是人的精神活動的產物。它對生命現象的解釋在精神世界里才有存在的位置。然而它在精神現象學中的地位,恰好可以為同為精神現象的文學提供最堅實的結構形式。《替身》的生命思考,就從中獲得了邏輯力量,并進而為人的生命選擇獲得了倫理支持。
  “我”在十八歲這個如花似玉的年齡,突然得了無藥可醫的重病,信神的母親只有奔波找大神,希望依靠神奇的力量挽救女兒的生命。“大神”查出“我”是天上王母娘娘的侍女,為了既不違逆天規,又能滿足人間母親的心愿,于是有了造一“我”的替身帶走“我”的部分靈魂歸位于天宮繼續司職(給王母娘娘端茶打扇),給人間母親留下至親的女兒的兩全之策。如果說這次求仙活動完全有真實的生活依據的話,那么,母親通過“大神”成功拯救女兒的全過程在創作活動中已經是記憶和想象的產物,作者的意向植入使故事原型從文化人類學意義,向生命哲學作了重大的偏轉。作者通過“我”的成功分離,要作出對于生命的一無怨悔的選擇:逃離天上,居于人間。盡管“我在地上的肉體生命是一個違法行為,是一個錯誤”,“但地上的、人間的肉體生命是我刻意追求的,是我的一個重大的、思考后的選擇”。“我”早就受了自然界里“柳樹”、“海棠花”等生命的美好姿態的“誘惑”(應該是啟發),“對地上的生命產生了信心和好感”,經過慎重思考,選擇了“人間生活,泥土上的生命”。而當她再次選擇了人間生活,她的信念和態度是:“我的生命是自主的,自愿的。由此帶來的一切,我都樂于承受,并做好了承受一切的準備。”
  作為女性的格致,在這里表達了對人間生活也就是感性生活的積極認同,對于感性生命來說,人間生活才值得留戀,雖然它短暫。但是天上神仙的漫長存在又有什么樂趣!“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早就道出了仙界的寂寞無聊。古老的牛郎織女的傳說,也表明了人類對凡俗生活的價值取向。但人類常常會偏離這一取向,由于感性取價導致欲望泛濫,因而不得不否定世俗生活的要求。有偏離就有回歸。上世紀80年代,舒婷寫出宣言式的詩句,“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愛人的肩頭痛哭一晚”(《神女峰》),就是對革命時代否定人的凡俗生活的藝術反動。格致《替身》再次提出生活選擇問題,仍然有對歷史進行反思的意義。在《替身》里,格致多次以詩的語言寫到絲綢,柔軟而光滑的絲綢。絲綢無疑是女性生命質地和特性的象征,猶如柳樹是女性生命姿態的象征。作者這樣謳歌絲綢:
  絲綢是最讓我癡迷的人間創造,它讓一個平面散發出立體的光芒。還有它的質感,比任何細膩的肌膚更滑軟,那是人間無法承受的一種柔軟和光滑,是對人間女子美好迷人的肌膚的充滿激情的模仿。它又涼又暖,又滑又澀,集矛盾于一身,卻又舒緩而自然。絲綢是從什么時候來到人間的?它來自何處?擁擠嘈雜,泥水和血水橫流的人間用什么來托住一塊驚人的絲綢?它是如此的細膩,一只粗糙的手的撫過,足以釀成它的災難。然而,這樣的絲綢,卻頑強地存留在人間上千年。它的柔軟,無與倫比的光澤,在人間深處閃光。絲綢給予人間的啟發是巨大的。它不語,卻無時無刻不在傾訴。絲綢使人間處處閃著不是由火發出的閃光。這樣的光,不能燒毀家園,也不吞噬生命;它包裹發抖的肉體,并使它們慢慢地溫暖。
  之所以迷戀絲綢,是因為“我的少女時代,就是一個絲綢無法存在的年代。我在幼小的時候,沒有得到一塊絲綢的擁抱和安慰,這使我成年后,加倍地迷戀絲綢”。絲綢是女性美的象征,它是溫柔、善良、寬容、同情、悲憫的化身。失去了它,世界就由干枯變得兇惡。我們曾經用“天堂”——烏托邦,否定有鮮花和絲綢(母親只好將其深深藏匿)的世俗生活,才演變為今天的“危機四伏,虎狼遍地”。所以,人間需要女性,需要蒙拉麗莎的微笑所代表的女性的溫柔與愛,去燒滅爭斗的火,去消弭層出不窮的罪惡:格致是根據自我經驗,在歷史視野里為當下提出以女性本體美來修復革命文化和經濟主義造成的心靈的千瘡百孔的。逃離天堂,并不是要墮入物欲,因為生命的價值是以本體的追問——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作為邏輯起點的。而這樣的問題,沒有神的幫助,我們難以回答,所以,保持對神的敬畏是必須的,正如格致所寫:“任何一個人都將在一個神的注視下惶惑不安。人是有原罪的,誰敢說自己干凈,誰敢說自己從沒生過邪念?我們——人,是不愿意有那些罪惡的,我們很想把那些不潔之物摘除下去,而摘除又不是我們人自己能做到的,就像一輛汽車,雖然時速可以高達多少,又如何智能,卻不能清洗自己。它需要天上的雨水或高壓水槍。我們也不能清洗自己,這時候,我們需要神的關懷,而神也從不嫌麻煩。”不應誤解的是,即使求助于神靈,我們最后需要擁抱的還是美好的生命:這大約是格致散文給我們的全部啟示。

文藝爭鳴:理論綜合版長春69~7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畢光明20082008
畢光明,海南師范大學中文系
作者:文藝爭鳴:理論綜合版長春69~7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畢光明20082008
2013-09-10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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