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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逸民——記“文革”中的康同璧母女(上)
亂世逸民——記“文革”中的康同璧母女(上)
章立凡     阅读简体中文版

“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始終沒讓我搞明白誰是敵人;但總算是領悟到一點,在那個年月能與你相濡以沫、患難與共的人,一定可以成為真朋友。不過這種朋友,當時在中年以下的人中不可多得。因為立國十幾年來所提倡的,都是一種斗爭的文化,一種背叛的教育,如果算得上文化和教育的話。相比之下,反不如封建文化培育出來的老年人可靠,起碼他們懂得禮義廉恥,講究忠恕仁愛。

  多年來一直想寫一點文字,作為對康氏母女的紀念,但苦痛之深難言述,幾番握管未成文。
自章詒和女士發表《最后的貴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談及在康老府上與我父子的往還后,不斷有朋友向我詢問當時情況。現從撰寫中的先父章乃器先生晚年生活回憶中,提出相關文字加以增補,結綴成文以作紀念。

  因為年齡上的差異,我與康氏母女的往來比小愚姐(章詒和)要晚上幾年,見聞也有所不同。又因性別上的原因,我不具備她那種女性特有的視角和情感。本文只是那個風雨如晦的歲月中,一名十七歲的少年對于前輩們的記憶。這篇續貂之作,如能使讀者更立體地觀察近代中國知識女性先驅的高貴品德,我將十分欣慰。


故人零落


 1966年被“革命小將”掃地出門以后,我成了父親與老朋友們聯絡的“信使”,這任務是從1967春天年開始的,先后拜謁了康同璧、陳銘德、鄧季惺、仇鰲、章士釗、章伯鈞等一批前輩。父親每次都寫上一封極簡單的信,大意是說自己已搬家,現派小兒趨前聆教云云。

 先去看望的,是康有為的次女康同璧先生。康老在“反右”后敢于主動與父親及章伯鈞、
羅隆基“大右派”來往,是我早就知道并十分欽佩的。她住在東四十條豁口的北新倉,還有一個老地名叫何家口二號,據說最老的地名是羅家大院。康老的夫君羅昌,早年是康有為門生,曾游學日本、英倫,歷任北洋政府國務院秘書、外交部駐倫敦、新加坡總領事等職,后執教于多所著名學府。這所大宅,曾是京師名流會聚之地,宅名因之成為地名。不過老宅此刻已風光不再,門前冷落車馬稀。

 我像一位地下工作者,先在樸素的棕色小門前環顧四周。那時城根一帶皆是僻靜之地,見四下無人,便小心翼翼地按動門鈴,開門的是其家人老郭。1949年以后北京的大宅已多用保姆,有男仆的家庭,必是世家。走進花木扶疏的庭院,沿著石板鋪陳的曲徑,進入金銀花藤拱繞的大門左轉,便是康老和她的女兒羅儀鳳的住所。

羅儀鳳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一直沒有你們的消息,我們都担心死了!有人傳說章先生被趕回青田老家去了,也有說是不在了,我母親總是掛念章先生……”她馬上跑進內室用廣東話向老人稟報,不多時康老從室內走出,慈祥地望著我,臉上露出笑容:“令尊大難不死,真乃萬幸!以他的剛烈之性,我一直担心他度不過這一劫!”

從康老和羅儀鳳那里,我知道了許多父親老友的境況。

余心清在他家的后院上吊自殺,章伯鈞、陳銘德等皆被抄家批斗,所幸人沒有死。黃琪翔也被抄家,夫人郭秀儀被打傷,手落下殘疾。龍云在北京和昆明的家都被抄了,當時龍太太不在北京,她家的一位老公務員指著一些東西對紅衛兵說是公家的,才算是給龍家保全了一部分財物。

葉恭綽曾是北洋舊交通系魁首,后又追隨孫中山先生。他曾是著名的“毛公鼎”的收藏者,且擅長書畫,是我家在燈草胡同時的近鄰。記得家中有一把畫有竹子的折扇,就是他送給父親的。他原是中央文史館的副館長、國畫院院長,1957年被劃了“右派”。此時是半盲之八旬老人,老妻腿已殘廢,聽到抄家的風聲,老先生孤立無助,急中生智,將毛澤東當年給他的親筆信裝入鏡框,高懸于客廳,紅衛兵闖入后,見到“最高指示”,唯唯而退,兩老算是幸免于難。

此外像章士釗(行嚴)、
馬連良都有阿芙蓉膏的老嗜好,過去一直是靠“特供”維持。行嚴先生家被北大的紅衛兵抄了一次(他當時的女婿洪鈞彥在北大任教),煙槍被抄走了,行老馬上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第二天煙槍就送回了,家也被保護起來。可馬連良就沒有這么幸運,抄家后不久就去世了,原因是入黑籍已久,斷了嗜好就等于斷了生路。不過羅儀鳳又說,馬宅的大門是“白虎門”(進門后右行),風水不好。

黃紹纮小雅寶胡同的住宅被抄,本人也打得奄奄一息,存款現金全被抄走,家中連開伙的錢都沒有了,他讓身邊的一位老公務員到政協,請求預支一點薪水,這時政協已被造反派奪權,把老公務員訓斥了一頓后辭退,薪水當然也沒有領到。老公務員回家向黃訴說經過,黃紹纮沒有再說什么,上樓后用剃刀割頸身亡。反右時他曾兩次服安眠藥自殺,都被搶救過來,這一次終于成功。說起老舍自殺的原因,羅儀鳳的敘述與現在通常的說法有所不同。她還強調黃紹纮因為沒有家庭溫暖,走上了絕路;而章伯鈞有夫人李健生相濡以沫,才能挺過來。

至于康家自己,羅儀鳳只輕描談寫地說也被抄過,冰箱被搬走了,沒有提及年近九旬的康老,被紅衛兵以墨涂面批斗的事,也許是為了僅存的一點自尊。

后來父親感慨地對我說,我有兩位黃姓朋友都是軍人,一個黃琪翔,一個黃紹纮。軍人生殺太多,冤冤相報,難免死于非命。但黃琪翔斯文儒雅,黃紹纮面有橫肉,結果一生一死,人之面相大有講究。

羅儀鳳還談及
張伯駒、張效彬、關祖章等人的情況,這幾位與父親是文物收藏上的朋友,平生心血所聚,都被整卡車地抄走。大收藏家伯駒先生的故事,無須我在此贅述了。記得曾聽父親談起,效彬老先生精于碑帖考據,收藏內府書畫頗豐,還在自己家里辦了一所“志仁私立博物館”。但他自奉甚儉,冬天連煤火都舍不得生。

早年讀李清照《金石錄序》,便知做收藏家是極苦之事,豈是當今附庸風雅的暴發戶所能想象。戰爭、動亂、盜賊,都可能毀了你的收藏。《莊子·胠篋篇》說“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担囊而趨”,若碰上執政者“以革命的名義”席卷一切的年代,誰都無可奈何。


大隱于市


結識康氏母女后,我大約每周要去康同璧家一次。一是康氏母女膝下沒有兒孫,喜歡有個男孩作伴,我去了也總能幫忙一些她們自己難辦的事情(比如修剪園中果樹枝杈、整理舊物等等);二是我自己喜歡康家的文化氛圍,并有機會向康老請教詩畫,可以說是我精神上的世外桃源。有一個時期章伯鈞的女兒小愚(章詒和)也在康家借住,我倆成了好朋友,后來又分別遭受牢獄之災。

先說這座老宅的歷史。據羅儀鳳講,此宅原是明代陳圓圓家的后花園,康老和夫君羅昌先生定居北京時,從一對旗人兄弟手中購得。經她這一介紹,令我頓生思古幽情,遙想起三百多年前鬢影衣香、美人如玉的畫面。查書得知陳圓圓的公公吳襄(吳三桂之父)府第就在鐵獅子胡同,與北新倉相去不遠。由是推想此地可能是吳三桂的一處外宅,用以金屋藏嬌。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輪番拷問前朝百官,追比錢銀,那場景當與“文革”抄家相去不遠。吳襄遭拷掠酷甚,圓圓被擄,致使三桂為紅顏沖冠一怒,引清兵入關。一段大歷史,肇端原來就在我腳下。

康老夫婦學貫中西,營造宅第,自然不同凡響。老宅建筑和庭院外觀仍沿用中式,但室內基本上采用西式裝修和陳設,有壁爐、木地板和英式家具,不過康老的紅木書桌仍是考究的中式傳統制品。羅儀鳳說,老宅易主時已十分殘破,大塊的透雕木飾,縫隙中全是臭蟲,只好拆卸下來,用了不少進口滅蟲藥才消滅干凈。但他們不忍將這些精美之物棄置,改成了西式席夢思床的床頭擋板。

康氏母女現在的住房,系由宅邸(當時應為羅府)的馬號改造而成,后面還有兩進院落,規模宏大。大宅的精華部分是內宅的正廳,除保留了雕梁畫棟的傳統風格外,地面全部用人字地板鋪設,可容百十人翩翩起舞,舊時北京社交界的名流淑女、遺老遺少,大多在此留下履印芳蹤。1949年以后,內宅先是租給蘇聯專家,后來被一位外交部的高官租用,平日重門鎖閉,令人不得窺其堂奧,小愚姐沒進去過,我也只進去了一次。康老母女本來按月收取房租貼補家用。“文革”爆發后私房充公,這部分收入就告吹了,加之羅儀鳳在美國的兄長接濟中斷,生活已經變得相當拮據。

其實最讓我喜歡的,還是康家前宅的庭院。因為地處偏僻的城墻腳下,大約當年曾是一塊空地,有兩三畝面積,用矮墻圍起,種植了數十株桃、梨、柿子、核桃等果樹和太平花,頗具田園風光,仿佛是古人的“市隱圖”再現,令人產生一種“大隱隱于市”的遐想。

老人每天到庭院中練功,她的養生之道中有一條很特別的習慣,就是每天要對著太陽望上一兩分鐘,據她說,這樣不但不會傷目力,反而會吸收日之精華,有助于保護視力。她的眼睛的確一直很有神,在窗下讀書時不戴眼鏡。

有次她讀書讀得厭倦了,對我說道:“聽說你最近一直在學詩畫篆刻,拿來給我看看。”于是我下次去看望她時,就帶上了自己的習作。老人先翻閱畫卷,邊看邊點評。老實說,我那時只是愛好繪畫而已,沒有多大長進,立在一旁很緊張。她禮節性地稱贊了一番,即說:“可惜我現在手抖不能作畫,不然可以教你。我以前的畫,在香港可以賣到六百美金一幅。”

及至讀起詩作,老人精神一振,邊看邊點頭。她挑出其中一首七絕說:比較起來,這首我最喜歡,信手拈來,飄逸不群,有太白之風。但要規范心胸,還須多做律詩,對仗是基本功。律詩中又以五律最難,你看毛主席做了那么多詩,沒有發表過一首五律。她又勉勵我,琴棋書畫,是一個人的基本素養,不可不有。先父南海先生(康有為)的詩和書法,獨步古今,自成一家。但做詩人只能抒發個人胸肊,要兼濟天下,還須博覽群書,研究經世致用之學。我家的書,你可隨意借閱。

她還當場背誦了一首康有為晚年的七律“草堂萬木久蕭蕭”。據老人說,南海先生逝世前曾到北京,由梁啟超等弟子和她陪同,憑吊了菜市口刑場,想起“戊戌變法”失敗,乃弟廣仁及譚嗣同等“六君子”在此取義成仁,以及自己半生顛沛流亡的經歷,不禁放聲痛哭,并作此詩紀念。他還有一聯挽譚嗣同曰:“復生不復生矣,有為豈有為哉”(譚字復生),既悼亡友,亦是自悼。

對于我的篆刻,老人認為金石味很重,只是刀法不夠老辣。事后羅儀鳳還請我為她刻了兩方印章,一為“羅儀鳳”,一為“羅文佩”,于是我才知道她的字與母親的一樣,都是文佩。

此后我除學做律詩之外,又重新閱讀儒家經典。而我手頭的一些西方文學書籍,則常常借給羅儀鳳看。記得其中有一套鄭振鐸編的四卷本《文學大綱》,插圖十分精美,有不少是當時禁閱的裸體繪畫。羅通讀之后,將其中幾十處翻譯錯誤,一一訂正,我才知道她的外國文學修養非同一般。

記得那年太平花盛開時節,康老邀我陪父親到家中作客,觀賞“御賜”太平花(我推斷這賞賜來自宣統而非光緒)
。濃郁的樹陰下,康老身著白色夏布旗袍,手搖團扇,羅儀鳳照例是一襲剪裁得體的藍地白花中式衫褲,閑適地坐在藤椅上與父親一起品茗,仿佛是一幅二三十年代的風情畫。

康同璧對父親說:“如今正當‘紅羊劫’
,大家在劫難逃。不過你我都算是‘在劫不在數’,若是在數,就一命歸西了。我現在是‘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父親則說:“我更欣賞諸葛孔明的另外兩句——‘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一片沁人心脾的花香中,老人忽然哦吟起她舊年的一首詩作:“太平花放太平年……”

按照儒家學說,社會形態分為“據亂之世”、“小康之世”和“大同之世”三種類型,康有為托古改制的“大同”學說,即由此發軔。此時與這座幽深庭院一墻之隔的,仍是那場人人一身毛式制服,手舉小紅書“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據說目標也是為了解放全人類。

“寧做太平犬,勿為亂世人”,對垂暮的老人而言,“太平之年”至多是小康社會,但已是很遙遠的企盼了。面對身著舊時衫履、口吐珠璣的康氏母女,我不禁黯然神傷,聯想起莫泊桑的小說《曼律舞》中那對被時代遺忘的老年皇室舞蹈家,在巴黎郊外寂靜無人的林間墓地,忘情地舞起已成絕響的宮廷舞蹈,直跳到彼此熱淚盈眶……

三十多年過去,當時的場景仍舊歷歷在目。在那個時代里,保皇黨后裔的康同璧,是絕對的落伍者。但她活得絕對真實,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和尊嚴,從不“與時俱進”地附和潮流。


濟困扶危

  
  康老一生經歷四朝,飽經憂患,如今過著“亂世逸民”的日子,居然還敢跟章伯鈞和父親這樣的“大右派”來往(詳章詒和文章),大約與康家的傳統有關。

近代史上頗多爭議的人物中,我認為最具個性的有一文一武,文則康有為,武乃吳佩孚,都是至死不服輸的怪杰。康有為在大清朝就是個“不同政見者”,半生流亡海外;民國時又堅持存亡繼絕,恢復帝制,一直是在野的反對派。志大言大,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是“康圣人”的一貫作風。康家懸掛的一張康有為晚年照片,仍是一副睥睨一切、傲視古今的氣勢。且不論其政見如何,士大夫我行我素的狂狷之氣,總是有遺傳的。

康同璧除我行我素之外,最樂于做的事莫過于濟困扶危。黃紹纮自殺后,他的寡妹(我們稱為“黃姑太”)失所憑依,無人敢于收留。康氏母女憐老惜貧,把她接到家中,解衣推食,直到政協在西皇城根給了她一間平房,才搬離康家。

1968年春節前夕,羅儀鳳托我給黃姑太送去一個包裹。那時黃姑太和她的孫女住在一間陰冷的偏房里,室內雖有一個蜂窩煤爐,但還是冷得象冰窖,幾件不成套的高檔舊家具胡亂擺放著,與零亂的衣物藥瓶、鍋碗痰盂為伴,暗示著主人家昔日的榮華。

姑太是女人男相,長得頗像乃兄。她患有肺氣腫,白發披散,衣衫不整,蜷縮在被窩里不住地喘氣。小孫女是個美人胎子,見到生人不免羞澀,躲在一旁望著我默不出聲。我把包裹交給姑太打開,里面除了送給姑太的棉毛衫褲和藥物外,羅儀鳳還給小孫女縫制了一件藍色棉襖。臨行前她囑托我,一定要讓她試一下合身與否,不合身就帶回去改制。于是我只好站在一旁,尷尬地看著女孩更衣。

試衣完畢,姑太哆哆嗦嗦地捏著我帶來的羅儀鳳便函,有些惶惑地問是否還帶了錢來?我接過中英文“合璧”的便函一看,內有隱語提及帶來了姑太最需要的東西。經過一番緊張查找,我從女孩的棉襖口袋里翻出夾帶的二十元錢,大家都松了一口氣。對于沒有收入的黃姑太而言,這可是過年的救命錢。

從姑太家出來,我心情沉重,覺得自己真正懂得了“老來苦”是怎么回事。更令我感慨的是,她可是國民黨桂系領袖之一、北平和談代表的黃紹纮親妹妹。翌年開春后羅儀鳳告訴我,黃姑太已不在人世了……

俠義慈悲的康老和羅儀鳳,關照的故人家屬還不止黃姑太。北京一位有名的外科專家莫大夫,打成右派后又加“反革命”罪名,被判刑送到山西的煤礦勞改,康氏母女多年來對他的孩子們一直有物質幫助(后來我在被關押時聽說,莫大夫于刑滿釋放前十一天,在獄中上吊自殺)。長年寄住在康家的,有章詒和文章提及的那位神秘的林女士,她面上有幾個麻點,除了會卜卦外,還懂得醫道,有時給康老針灸和拔火罐;還有一位小腳的孤老太太,經常坐在康同璧客廳外小過廳的一張床上,從不與客人打招呼。猜想起來,她們可能是康家收留的一些落難故舊的親屬。

父親曾向我談起,“文革”前經常在康家見到一位中年仆傭,似乎是被收留的一位敗落世家的遺少。冬天他會穿上一件做工考究的老式貂皮領大衣,但油污破舊程度非同一般。客人們有時會取笑他的大衣,但他從來不以為忤。

總之,這座老宅里充滿了神秘的氣氛,或許每張面孔的后面,都有不止一個的悲慘故事。不過我從不打聽她們的來歷。在那個年月,知道旁人的事情越少越好。

除林女士有一份菲薄的工資外,這么多人口(包括兩名老仆)過日子,如今全靠文史館每月發給康老的一百五十元薪水。燕京大學家政系畢業的羅儀鳳,如何精打細算才能維持沒落貴族的生活和體面,我始終猜不透。不過據我所知,府上的衣物乃至窗簾椅套,全是她一手剪裁縫制。

據羅儀鳳講述,1949年以前,康老的社會身份是慈善家。她特別向我解釋,慈善家自己是沒有錢的,但會向有錢人募集善款救助窮人。康老也經常向我談起,1948年北平圍城的時候,這一帶的城墻外堆滿了死尸,于是她發動紅卐字會、藍卐字會等慈善團體,募集錢米棺木施舍,救活的,埋死的。有一回她誤說成“救死的,埋活的”,惹得羅儀鳳咧嘴大笑,康老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她認為當年自己保古都免遭兵燹,拯生民水火之中,是平生最足以自豪的功德。按乃父的佛學思想傳統,她其實是一位佛教徒。


稱謂掌故

  
  康老有氣喘多痰的毛病,據她說是從“南海先生”(她習慣于這樣在客人面前稱呼乃父,形諸文字則為“先君”)那一代起,家族傳下來的“火體”,容易上火生痰。有次羅儀鳳托我買阿司匹林,買得越多越好。她說母親和自己有個習慣,像吃菜一樣,每天要吃上一兩片。我心想:這肯定是她們從洋人那里學來的怪癖,美國不就是一個吃藥的社會么?據說這種藥吃多了會有依賴性,北京一般藥房不肯賣這么多,多買就有癮君子之嫌。我在一家小雜貨店里找到九瓶半,斗膽全部買下,羅儀鳳很高興,說可以吃上幾個月。直到近幾年我才懂得,每天服用少量阿司匹林,可以預防心臟病,但不知究竟與“火體”有何種制衡關系。

老人叫羅儀鳳時,稱呼她的英文名字“Andy”;羅儀鳳談及康有為及康同璧,輒稱“我外祖”、“我母親”。康老和她對我一般都呼小名,但有一段時期我不知道該怎樣稱呼羅儀鳳。大約是一直沒有出閣的原因,過了不惑之年的她,平時仍只許人稱她“羅小姐”,這是父親早就告訴過我的。但以我的年齡而言,如此稱謂實難啟口。

我雖年紀不大,但由于父親的關系,在很多場合的輩分不低。前些年一位年長我二十歲左右的老“右派”跟我論輩分,希望我叫他“叔叔”。我抗議道,毛主席教導說:“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是右派的老祖宗”,我的輩分,本應比你高,至少是平輩。于是他后來稱我“小弟”。章士釗長父親十七歲,父親派我給他送信,信封上寫著“面呈行嚴宗伯”(章士釗字行嚴),指的是行老與我的輩分關系。康同璧長父親八歲,我跟著父親胡亂叫“康老”也就過去了,但如何稱呼羅儀鳳,我始終沒想好。羅儀鳳似乎察覺到這一點,有天小愚姐悄悄告訴我,羅阿姨叫我告訴你,可以稱她“姑姑”。我想了一下,她曾與羅隆基戀愛,如果嫁了過去,我的輩分肯定比她小,于是便默認了。

說過人類的稱謂,再說動物之得名。“上天有好生之德”,老人的仁愛,不僅施與無依無靠的孤寡,還澤及禽獸。老宅中有一老貓,是毛色黃白相間的波斯貓,名喚“前來”,已經十六歲,在同類中屬于高齡。平日行動遲緩,冬天經常偎在客廳的壁爐旁打瞌睡。羅儀鳳說它之得名,是因多年前先后有兩只流浪貓到此投奔寄食,為分別起見,一名“前來”,一名“后來”,不過“后來”先歿,“前來”猶存。近年家中經濟緊張,“前來”之名又添新義,取其諧音“錢來”。

康同璧有時會抱著“前來”,喃喃地對它說話。如果我在場,她會吩咐老貓“跟章少爺去說說話”,于是“前來”會轉移到我膝上,請求按摩搔癢,并以舔手作為回報。貓有靈性,老貓更被視為“成精”物種。康老逝世前的那個冬天,“前來”失蹤,貓很懂得主人的感情,一般不會死在家里。對此康氏母女都很傷感,我更有一種不祥之兆。

老人在有訪客或仆人的場合,也往往稱我“章少爺”,令我很不習慣,總是聯想起電影中那些提籠架鳥的公子哥兒。但由于平生只被康同璧這樣稱呼,倒成了一種獨特的記憶。


女界先驅

  
  康同璧比較自豪的事情,是建國之初毛澤東對她這個婦女解放的“支那第一人”的尊重。她時常繪聲繪色地談起五十年代毛澤東、周恩來接見她時的情景。那天她一走進房間,就聽見周恩來說:“‘第一人’來了!”毛、周等人趨步上前與她握手,態度十分恭敬。毛澤東一邊握手,一邊對老人翹起大拇指,朗誦起康老十九歲那年偕父同游印度時所作的名句:“若論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說到此,老人還會翹起大拇指對自己比畫一下,顯得十分得意。

新政權草創之際中共領導人敬老尊賢的風范,使不少遺老都有知遇之感,愿為新朝效力。毛澤東早年曾是康有為“大同”思想的信徒,當政后自然對康氏后人心存敬意。他注意到法國資產階級的國民議會里至今還有保皇黨的代表人物,中央文史館館員康同璧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毛澤東提倡“從孔夫子、康有為到孫中山,我們都要認真地加以總結”,但他又認為“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其實在這點上,“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大躍進”道路,也是一條失敗之路。

康同璧作為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支那第一人”的稱號的確當之無愧。女權思想本是其父康有為思想體系重要組成部分,在《大同書》中,女權思想部分約占全書七分之一,從天賦人權理論出發,主張“男女同為人類同屬天生”,壓迫婦女是“損人權,輕天民,悖公理,失公益”。1883年,康有為在家鄉成立中國第一個不纏足會,他要求從女兒做起,帶頭不纏足,因此康老姐妹都是天足。不纏足運動逐漸成為中國最早的女權運動,到戊戌變法時,不纏足會在全國已經擁有三十萬成員。康同璧和姐姐同薇,在父親的影響下,也成為中國婦女界最早倡導女權的先驅。她是中國早期赴美的女留學生之一,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以家學淵源,學貫中西。曾担任萬國婦女會副會長、山東道德會會長、中國全國婦女大會會長等職務。

康同璧以才學膽識,深得父親寵愛。關于她1902年從北京出發西行入疆,越帕米爾高原長途跋涉到印度大吉嶺省父的故事,當時被國外報紙炒得沸沸揚揚。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也說,康有為之第二女公子同璧,“以十九歲之妙齡弱質,凌數千里之莽濤瘴霧,亦可謂虎父無犬子也”。其實這是誤傳,連梁任公都被蒙蔽了。據康老自己記述,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有為的母親妻女避居香港。1901年康有為在南洋檳榔嶼患病,“同璧以髫齡弱女,遠涉重洋,天倫重聚”。同年夏歷十月隨康有為乘船至印度,居大吉嶺。事見其所撰《南海康先生年譜續編》。

但梁任公所記同璧與父同游舍衛祗林(釋迦牟尼曾居此弘布佛法)時所作兩首絕句無誤。其中最著名的一首是:

舍衛山河歷劫塵,布金壞殿數三巡。
若論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康同璧由是以“支那第一人”聞名中外,我曾見到她有一方白文印章,文曰“康一人”。

她在1902年遵父命“赴美演說國事,為提倡女權之先聲”,康有為寫了十首詩贈別女兒,并以“女權發新韌,大事汝經營”勉勵。據說她的兩個弟弟庸碌無才,弟子徐勤私謂康氏曰:“師弟不賢何以傳父業?”康氏笑曰:“子孫賢,明吾德;不賢,猶我身生一虱蟲而已,何必細問。”

康老早年隨父游歷歐美各國,由于康有為是保皇黨,各國王室都歡迎他們,結識了不少王公貴族和名流政要。康同璧曾對我說:“我一生主張和平,反對暴力。歐戰后期荷蘭女王呼吁和平,北洋政府曾借重我與歐洲王室的友誼,作為和平使者,游說各國王室政要,表達中國人的和平愿望。”

康老的和平反戰主張,也曾對古都北平的和平解放及文物古跡保護,起了重要作用,這是毛澤東都承認的。


2004年2月25日 風雨讀書樓

 




戊戌變法時,康有為客居北京城南米市胡同南海會館之汗漫舫,于京師無宅第,不久亡命海外。彼時光緒恐無賜花閑情,縱有賞賜亦難留存。宣統復辟時,康被任命為弼德院副院長,曾“陛見”溥儀,例應有所頒賞。時康同璧夫君羅昌已在北京供職,當有栽種之地。

“紅羊劫”是一種歷史讖緯之說。南宋柴望在《丙丁龜鑒》中認為:在每一甲子的六十年中,凡逢丙午、丁未之年,社會上就要發生一次大劫難。據其統計,自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公元前255年)至五代漢天福十二年丁未(公元947年),共經歷二十一次丙午、丁未之年,均發生了動亂或天災。因丙屬火色赤,未為羊,故稱“紅羊劫”。近代的太平天國起義,雖未發生在這兩個年份,但由于領導人洪秀全、楊秀清的姓氏關系(洪、楊),亦被附會為“紅羊劫”。 “文革”發動之年(公元1966年)正值夏歷丙午,康同璧認為也是“紅羊劫”。

任啟圣:《康有為晚年講學及其逝世之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一輯,第245頁。

毛澤東曾在為新華社寫的述評《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中提及此事,見1949年2月3日《人民日報》。






作者簡介:

章立凡 1950年生,近代史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北洋軍閥史、中國黨派史、中國現代化問題及知識分子問題等。
撰有《第二次直奉戰爭和北京政變》、《先父章乃器往事聞見錄》、《風雨沉舟記——章乃器在1957年》、《章乃器與中共領袖們》、《西學的第一次沖擊》、《毛詩漫品》等;合著有《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變遷》、《七君子傳》、《民國著名人物傳》、《中國大資本家傳》等,曾長期參與多卷本《中華民國史》的撰稿;編有《章乃器文集》(上、下卷)。




本文轉載于陶世龍先生個人主頁五柳村
 

2011-04-11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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