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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上大總統書》寫作時間、地點考辨
梁啟超《上大總統書》寫作時間、地點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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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啟超《上大總統書》是護國運動中一份相當重要的文獻,也是梁氏一生最飽滿酣暢的名文之一,它鮮明地表達了梁啟超對袁世凱帝制活動和復古倒退的強烈反對,同時也揭示了梁啟超與袁世凱本人的復雜關系。這封信當年在上海、天津、北京各大報紙全文刊載,傳誦一時,影響巨大,多數的關于梁啟超和護國運動的論著中都在重要的位置以相當大的篇幅引用了這封信,可以說在學界也流傳很廣。但是關于這封信的寫作時間,史學界卻長期存在著1915年4月底和1915年12月中旬兩種說法,惜都未做詳細考證,寫作地點則多認為南下動身前寫于天津。本文通過考辨,確證《上大總統書》寫于1915年12月12日,而且并非寫于天津,而是寫于大連。
    1915年從4月到12月,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除革命派一貫堅持反袁立場外,改良派、南方軍隊以及北洋派內部對袁世凱的態度都發生重大轉折。1915年4月袁政府正困于和日本的“二十一條”談判,暗中的帝制活動已經停止,公開的帝制活動還未展開,如果梁啟超在這種形勢之下能夠寫出這封激烈反對帝制的《上大總統書》,那么他就不像是一個妥協動搖、不輕言暴力革命的改良派,倒近乎孫中山中華革命黨的立場了,這等于模糊了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間的界線,考辨此信寫作時間、地點的意義就在于此。
      一、“四月說”和“十二月說”的分野
    1958年臺灣世界書局出版了丁文江、趙豐田編,胡適作序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其中將《上大總統書》系于1915年4月,經過增修、流傳最廣的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梁啟超年譜長編》對此也未作修正。由于《梁啟超年譜長編》是根據原件或抄件編成的關于梁啟超的基本史料,且編校質量較高,因此具有相當大的權威性,以后相當多的著述往往稍加辨析(僅據信中“省親南下”四字)甚至不加辨析就沿用此說,比如耿云志、崔志海著《梁啟超》、董方奎著《梁啟超與護國戰爭》、陳其泰著《梁啟超評傳》、董四禮著《梁啟超》和董方奎著《曠世奇才梁啟超》等都采用了“四月說”。
    臺灣張朋園先生1978年對“四月說”提出了質疑:“此信在丁編《梁譜》(頁452~454)中,謂四月下旬所撰,編者誤。按原信又見《中華新報》十二月二十一日,《時報》十二月二十三日。此信當成于十二月十六日前后,及任公抵上海,各報始揭載之。”[1](p.85)以后一些學者在提及此信時也采用了1915年12月的說法,比如李華興、吳嘉勛編《梁啟超選集》、李喜所、元青著《梁啟超傳》、孟祥才著《梁啟超傳》、楊天宏著《新民之夢——梁啟超傳》等,但未加詳細辨析。
    “四月說”源于《梁啟超年譜長編》,“十二月說”主要以發表時間為據。由于舊稿新刊的情形在當時并不罕見,因而僅以報紙發表時間為據還難以使“十二月說”成立,而“四月說”也僅以“省親南下”四字為據而不及其他,二說都未作詳細辨析。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出版的著述中“四月說”似乎更流行了,所以這一問題似乎確有加以考辨的必要。
      二、內證:信中內容所涉及史實發生在4月以后12月中旬以前
    該信中涉及的多處史實經過辨析,與1915年4月以后12月中旬以前,特別是11月至12月發生的事件一一對應,證實了該信不可能寫于4月第一次南下前,而只能是寫于1915年12月第二次南下之時。
    (1)“友邦責言”[2l(p.714)
    在該信的開始,談到國體問題的阻力時,首先提到的就是“友邦責言”。這與1915年10月28日英國、日本、俄國三國駐華公使正式向袁政府提出勸告,反對帝制相應。日本政府并且于11月6日召見駐日公使陸宗輿,表示如果袁世凱數月內仍改帝制,將是對日本的“欺侮”,并派海軍二艦南下,態度強硬。到11月12日,隨著法國和意大利的加入,三國勸告已經擴大為五國勸告,給袁世凱造成了極大的壓力[3](pp.775-776)。
    考慮到當時列強在華勢力,和袁政府對列強的極大依賴性,五國勸告無論在袁世凱心中還是在梁啟超心中,都具有極大的重要性,梁啟超在以后的一些重要文稿中對于五國勸告的提法與這封信是一致的。比如,《云南致北京警告電》一開始就是:“自國體問題發生,群情惶駭;重以列強干涉,民氣亦復騷然。”[4](p.1)又如《云貴致各省通電》:“自為帝制,卒召外侮。警告迭來,干涉之形既成,保護之局將定。”[4](p.3)因此這封信中所指“友邦責言”就應該是指1915年10月底到11月的五國勸告。
    反過來說,假如此信是寫于4月,則當時正是中日“二十一條”談判進行到最緊張的時候,帝制活動的暗中進行尚且暫時終止,更沒有什么公開的表示,當然更談不到針對國體問題的“友邦責言”了,所以“四月說”不通。
    (2)“黨人構難”
    信中提到的與“友邦責言”并列的帝制阻力就是“黨人構難”。“黨人”一詞在民初專指革命黨,這當然是指革命黨的起事了,而且與1915年12月5日轟動一時的上海“肇和之役”完全相應。12月初“國民代表大會”的國體投票已經接近完成,竟然發生了由著名革命黨人陳其美、楊虎等策劃的肇和艦武裝起義,而且是發生在中外視聽所聚的上海,對帝制的打擊之大可想而知,當時全國各大報紙如上海《申報》、《神州日報》、《中華新報》,天津《大公報》,北京《順天時報》等都用很大版面加以報道和評論,連篇累牘,逐日深入,一時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此后湖北、湖南、廣東、安徽等地黨人行將起事的傳聞幾乎無日不有。孫中山先生寫道:“上海發難而后,云貴踵起,豎討袁義旗,作共和之保障。”[5](p.247)十分恰當地把“肇和之役”作為云貴起義的先聲,因此梁啟超在事件發生幾天之后醒目地提到這件事,是非常合理的。
    而在4月以前,革命黨并無有影響的起義,更不用說是針對帝制的了,中華革命軍的組織到1915年夏末才成立,活動到下半年才真正展開,所以“黨人構難”的提法在4月是寫不出來的。
    (3)“全國一致擁戴”
    信中尖銳揭露“全國一致擁戴”是弄虛作假,這當然是實有所指。1915年11月下旬,全國各地所謂國民代表解決國體問題投票陸續完成,全部贊成帝制,1993名國民代表只差中央代表134名尚未投票,中央代表由袁世凱直接控制,當然更無問題。
    一時間勸進的文電如雪片般從各省飛來,全國各地的官方輿論都充斥著這種如醉如狂的無恥氣氛,甚至少數不滿于帝制的地方大吏也不得不屈服于這種壓力,比如后來護國軍重要領袖廣西將軍陸榮廷11月24日也發出勸進通電:“各省國民代表大會依法組織,全體一致贊成君憲,并推戴我大總統為中華帝國皇帝,可見人心所趨,天命攸歸。名位一日不正,則民志一日不安,時不可失,機貴立斷。應懇我皇帝陛下早登大寶,以順輿情,而維國本。”[6](p.131)不屬于北洋系的浙江將軍朱瑞12月29日也通電勸進:“近見各省、各特別行政區域投票,罔不贊成君憲,且罔不推舉陛下為中華帝國之主,尤征心同意同,不謀而合。”[6](p.132)其他的數以千計,率皆類似,就不必一一列舉了。
    1915年8月份籌安會才成立,才有公開的帝制活動,才有各種請愿團,9月份才有國民會議的說法,才有各省大員的勸進,10、11月才有國民代表的選舉和國體問題的投票,11月下旬才有各省一致贊成帝制的投票結果,4月份國體問題還沒有公開,哪里談得到“一致擁戴”呢。
    (4)其他的文意證據
    信中有“瞻對之期,不能預計”及“去闕日遠,趨覲無期”二句。梁啟超4月底南下本是臨時的省親祝壽,從沒說過不回京津。5月3日給女兒梁思順的信中,不斷提到北歸的事,而且還要向當局,也就是向袁世凱有所陳述,“吾離粵后,或在滬不甚淹滯,擬速歸京,有所陳述也”[2](p.712)。6月份,梁啟超果然和馮國璋一起北上面見袁世凱,并確實有所陳述,力圖遏止逐漸顯露帝制初瀾。所以這一句與4月底的情況全不相應,倒是和12月梁南下反袁,生死難料的情景相應:“我向來出門,我夫人從沒有送過我,這回是晚上3點鐘,他送我到大門口,很像是后會無期的感想。”[7](p.91)
    信中還有“國體問題已類騎虎”一句,與4月帝制活動還沒有公開的情況全不相符,倒是和12月從各界請愿、各省勸進到全國投票接近完成的情況完全相應。
    此信語氣之嚴厲,措辭之決絕,遠遠超過寫于8月下旬的名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以及9月1日的《致袁世凱函》[8](p.74)和10月7日《致袁世凱函》[9](p.1028),有些話已經是不留一點情面,如:“明誓數四,口血未干,一旦而所行盡反于其所言,后此將何以號令天下?”又如“不愿我大總統一身作中國過去舊奸雄之結局,”又如“不愿中國之歷數隨我大總統而斬。”梁啟超不會在4月帝制活動未公開時寫出這樣決裂的信之后,又在8、9、10月帝制活動公開之后反而寫出語氣較和緩的文字,所以這封信只能是12月最后決裂之際寫的。
      三、外證:標有“12月12日”的原函抄件、湯覺頓信和各報刊登情況
    (1)抄件和12月19日湯覺頓信互證
    袁世凱的檔案《洹上存牘》(社科院近代史所抄件)中存有一份梁啟超《上大總統書》的抄件,信尾標有寫作時間“十二月十二日”,這是關于此信寫作時間的直接證據[9](p.1029)。
    天津歷史博物館館藏袁世凱檔案中有一封1915年12月19日湯覺頓致袁世凱的短信原件:“頃得梁參政啟超途中寄來上鈞座一書,本擬捧呈,適偶感風寒,頭目昏眩,未能恭詣闋下,皇悚莫名,近日時局頃刻萬變,梁參政翩然海上,未悉近情,所陳多在成事不說之列,然quán@①quán@①孤忠,赤心可諒。ruì@②亦素荷知遇,茍有補時艱,何敢壅于上聽,用特由郵遞呈,伏愿萬幾之暇,zhé@③取披覽,大局幸甚。”[10](p.476)從此信可以看出,梁啟超離開天津后在途中將《上大總統書》寄給湯覺頓,并托其代遞。因為任中國銀行總裁且為梁啟超密友的湯覺頓,在1915年梁移居天津之后一直是梁和袁世凱之間的直接聯絡人,9月20日后袁致梁的親筆信中還提到“因未作復,僅托覺頓代達……尚望時惠箴言,醫我不逮,如有不便行諸紙筆者,可囑覺頓轉告”[10](p.475)。但是,湯覺頓鑒于12月12日袁世凱已經正式承認帝制,政治形勢異常險惡,湯自己亦準備南下參加反袁,所以并未將此信面交,而是托病附上一封短信將其寄給袁。
    湯書存于袁世凱檔案,說明袁確實收到了梁的上書,梁書原件做何處理不得而知,但可以大大加強上引袁世凱檔案《洹上存牘》中標有“十二月十二日”抄件的可信性,湯書的時間、提到梁書的內容、梁的行程及當時政治形勢都與1915年12月的實際情形完全吻合。
    (2)各報刊登時間皆在12月下旬
    上海《中華新報》1915年12月22日以《梁任公對于袁氏最后之忠言》為題全文刊發了這封信(張朋園說是21日,有誤),同日上海《申報》也以《梁任公途次上總統書》為題全文刊發此信,兩天以后即24日,天津《大公報》全文發表此信,7天以后即29日北京《順天時報》全文發表此信。
    可以清楚地看出,梁啟超12月18日到上海后托人把《上大總統書》交給上海各大報,同時刊出,然后再逐漸傳到天津,再傳到北京。《申報》還略加介紹:“梁任公在津養疴日久,昨忽呈請赴美調shè@④,不俟批出即束裝首途各節曾志各報,茲聞任公于赴美途次猶有一書寄上總統,其quán@①quán@①不忘故國之情,蓋猶有‘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之微意焉。”[11]各報均把該信當作12月份剛剛寫成的,而不是4月份的舊稿。
      四、“省親南下”四字可以存疑
    僅僅“省親南下”四個字作為“四月說”的根據是不充足的,但依據現有的材料,確實也無法解釋完滿,可以存疑。
    上海《中華新報》12月18日即刊登了《梁任公赴美養疴之呈報》全文,梁啟超12月18日到達上海,此文17日排印時梁還在船上,此文真偽尚待旁證,但可以說明梁到上海之前,將赴美養病的消息就已傳開。北京《順天時報》12月21日發表《湯化龍駕言出游》一則消息,中有“預擬來歲櫻花節后,偕梁任公同赴美洲考察政治云云”,可見,赴美的說法可能是梁在津、滬兩地的朋友策劃的。上引12月22日《申報》也說是赴美養病,12月31日《申報》又發表《梁啟超不日出洋》的消息,說“袁總統仍促任公入京畀以重任,而任公因急于赴美就醫,并往美洲游歷,故堅辭不就,不日即須乘輪出洋”。12月28日梁啟超派人到特派交涉員公署要求發給游美執照[12],編梁年譜的材料里有一份外交部特派交涉員公署兼上海道周某所發護照一張,日期為1916年1月17日[2](p.728)。
    綜上,梁啟超在上海公開宣稱的離津南下理由是赴美養病和游歷,這當然是用來迷惑袁世凱的。可以認為,從梁在《上大總統書》里寫下“省親南下”到“赴美就醫”喧騰于報端中間是有些曲折變化的,或者梁在秘密離津躲在大連寫《上大總統書》時,尚不知道朋友們策劃的“赴美養病”的宣傳,到上海后則順水推舟地承認已經造成的宣傳效果,詳情就現在發現的史料只好存疑,但這不足以動搖此信寫于1915年12月而不是4月的判斷。
      五、《上大總統書》寫作地點在大連而非天津
    《梁啟超年譜長編》說梁啟超1915年12月16日乘中國新濟輪離開天津,兩日后到達上海[2](p.725),諸家著述提到此處基本沿用這一說法,張朋園先生或者就是據此判斷此信寫于12月16日前后,但實際上梁是12月9日離開天津的。
    《梁啟超未刊書信手跡》第183號《致梁思順書》有:“登舟安睡,逾午乃起,船在沽淹留,明晨六時始行,吾決暫留大連,或一游青島,所至必有信歸,勿勞遠念。書房臥房中各物速一收拾,免使散亂。余續聞。九日晚寄。”此信編者系日在9月9日,但影印原件信尾未標明月份[13](p.391)。
    接下來第184號《致梁思順書》:“昨日風浪之惡乃為數年來航海之所未經,并吾亦不能起而就食,今已入吳凇口矣,越三時便當登陸,登陸后當即以電聞一切,容續報。十八日神戶丸舟中。”此信是用鋼筆而不是通常的毛筆寫在印有“DAIREN SHANGHAI LINER”的信箋上(DAIREN是“大連”的舊英文拼法),顯然是梁啟超用“神戶丸號”大連—上海班輪客艙中常備紙筆寫的,因此梁這次到達上海是從大連起航的,此信編者系日在9月18日,但影印原件信尾也未標月份[13](p.392)。
    緊接上述兩信的第185號就是系日12月19日的《致梁思順書》:“抵滬甚安,現暫寓理查客店……”[13](p.393)可以清楚地看出,第183、184號信編者系日有誤,梁啟超1915年離津南下只有4月和12月兩次,9月并未出航,所以183信號述登舟離開天津系日應在12月9日,184號信述抵達上海系日應在12月18日,這與《國體戰爭躬歷談》中“余到上海實十二月十八日也”吻合”[4](p.144),且有19日《申報》廣告欄中“神戶丸”18日到達上海(由大連)的消息可資印證。
    12月9日信中“吾決暫留大連”語,證之12月18日信箋印有“DAIREN SHANGHAI LINER”(大連——上海班輪)、《申報》“神戶丸”18日到港(由大連)消息,以及梁啟超1922年12月25日為南京學界演講“蔡公走了十日后,我也悄悄地搭船往大連,由大連轉上海”[14](p.307),可知梁是12月9日從天津出發赴大連,在大連稍作停留,再從大連出發12月18日到達上海的。
    梁啟超由大連到上海所乘的“神戶丸”,是日本南滿鐵路公司租于日本郵船會社的定期班輪[15](p.1227),每周往返于大連至上海之間,每星期三正午定時從大連出發,直航上海[16],18日這一周的星期三是15日,可知梁啟超是12月15日正午從大連起程赴上海的。輪船15日到18日從大連直航上海,梁啟超無法中途寄信,而18日到上海以后再寄,湯覺頓又不可能在19日以前就收到,所以此信一定是15日以前在大連寫成并寄出的。
    天津至大連的航程(218海里)不到大連至上海航程(552海里)[17]的一半,大連到上海一般只需要兩天,則天津到大連只需一天左右,因此梁啟超12月10日早6時從塘沽(或大沽)起航,11日肯定可以到達大連。
    綜合上述材料,我們可以大致重建當時的情景,1915年12月9日凌晨3時,梁啟超在天津家門口與夫人告別,上船后睡下,船行至塘沽(或大沽)停泊,直到10日早6時才起航開往大連,11日到達大連,12、13、14日三天停留在大連,并在12日寫成《上大總統書》,寄給湯覺頓請其轉交袁世凱,15日正午從大連乘船出發,18日到達上海。
      六、結論
    此信寫于1915年南下之前沒有疑義,而1915年梁啟超南下共有4月和12月兩次。綜上所述,信中多處內容與4月的情形完全不符,而與12月的情形相符,并且有信尾標有“十二月十二日”的原函抄件、湯覺頓致袁世凱的短信和12月下旬上海、天津、北京各大報發表情況作為有力的證據,雖然信中有“省親”二字成為疑點,但作為向袁世凱編造的理由,其落筆本有相當的隨意性,無法推翻由多種證據形成的大局,所以此信寫于12月12日是可信的,當日梁啟超在大連停留,故此信應是1915年12月12日寫于大連。
    在此日之前的民初政局中,梁啟超與袁世凱的關系是十分密切的,梁剛從日本回國就接受了袁世凱每月三千元的饋贈,并且積極組建進步黨大力幫助袁世凱打壓國民黨。即使在袁世凱解散國會、逼迫進步黨內閣下臺之后,梁啟超雖然對種種復古倒退的措施不滿,但是仍認為袁是唯一可以穩定中國的人物,繼續給袁世凱以消極的支持。1915年夏復辟帝制的運動興起以后,梁啟超公開反對,但是還希望袁世凱能懸崖勒馬、維持政局的穩定。直到帝制運動已完全不可逆轉,梁才終于決心反袁,這封標志梁袁決裂的信寫在12月12日并非偶然,因為這一天正是袁世凱公開背棄共和、接受帝位的日子,從此兩人關系徹底決裂。梁啟超以必死的決心南下策動討袁,一到上海就把這封信作為公開宣言發表于各大報紙,后來即使袁世凱于1916年3月被迫取消帝制以謀妥協,梁啟超仍始終堅持非袁下野決不息兵,最終導致袁世凱的敗死,所以梁啟超在這個特定日期寫成的信可以看作是梁袁關系從合作走向決裂的分水嶺。
    【收稿日期】歷史教學津44~48K3中國近代史張20042004梁啟超《上大總統書》是護國運動中的一份重要文獻,但此信的寫作時間、地點,在眾多著述中卻長期存在著兩種不同說法,本文通過詳細考辨認為此信寫于1915年12月12日而非4月底,是寫于大連并非天津。這一考證的意義在于清晰地揭示改良派從擁袁走向反袁的徘徊動搖的復雜歷程,進而區分其與革命派在反袁斗爭中立場的明顯差別。梁啟超/袁世凱/帝制/護國運動
    Liang Qichao/Yuan Shikai/Monarchy/National Protection Movement基金項目: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學“十五”規劃資助課題“湖湘文化的傳承與湖南教育現代化研究”(XJK01BZ006)的部分研究成果。賈淑榮/趙An Investigation of liang Qichao's "To President"Liang Qichao'S "TO President" is an important document of National Protection Movement,there were two different versions about when it was written,and most scholars thought it was written in Tianjin,through research I found the letter was written in December 12,1915 in Dalian.There were great changes in 1915,so it gives quite dieffrent meanings whether it was written in April or December.This research is to reveal the complex course of Liang Qichao' po1itical change from pro-Yuan to anti-Yuan,and it differs definitely from the revolutionaries against Yuan.張永,男,1971年生,遼寧沈陽人,歷史學博士,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主要從事民國政治史、中共黨史研究。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北京 10087 作者:歷史教學津44~48K3中國近代史張20042004梁啟超《上大總統書》是護國運動中的一份重要文獻,但此信的寫作時間、地點,在眾多著述中卻長期存在著兩種不同說法,本文通過詳細考辨認為此信寫于1915年12月12日而非4月底,是寫于大連并非天津。這一考證的意義在于清晰地揭示改良派從擁袁走向反袁的徘徊動搖的復雜歷程,進而區分其與革命派在反袁斗爭中立場的明顯差別。梁啟超/袁世凱/帝制/護國運動
    Liang Qichao/Yuan Shikai/Monarchy/National Protection Movement基金項目: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學“十五”規劃資助課題“湖湘文化的傳承與湖南教育現代化研究”(XJK01BZ006)的部分研究成果。
2013-09-10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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