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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中的田園  ——論廢名、沈從文小說的人性美母題
夢中的田園  ——論廢名、沈從文小說的人性美母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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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4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5226 (1999)06-0051-07
      一
  在今天寬松自由的時代氣氛中,以平和寧靜的心態重新審視中國現代小說,便會發現在直接描寫革命斗爭的主旋律小說之外,還存在著反映人生百態的各種小說,與主旋律合弦重奏(或是變奏)匯成了氣勢磅礴而又悠揚柔美的交響樂,書寫著文學與人生世態、宇宙自然的“大和諧”。人生世態有殘酷的一面,也有慈愛的一面;宇宙自然有太陽的溫暖,也有月亮的涼爽;有大海的驚濤洶涌,也有小溪的微波蕩漾。現代小說也以其多樣化的主題和藝術形式與人生世態、文學與宇宙自然相合一。在主旋律之外的小說中有一種小說格外引人注意,這就是描寫人性美的小說。這種小說曾因不合“階級斗爭”的時宜,不僅不被重視,而且曾遭受到粗暴的批判。今天看來,這類小說盡管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點和不足,但是,人性美這一創作母題對反思人性的丑陋殘酷、凈化人們的心靈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它從倫理道德的角度加速著人類文明的進程。
  中國現代小說描寫人性美始于魯迅,由于時代原因和作者的“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1](P512)的創作目的, 人性美的描寫在魯迅的小說中不占主要地位,但魯迅畢竟開了這方面的先河。
  魯迅之后,遵循人性美母題進行創作的是廢名、沈從文、艾蕪、孫犁等。由于生活經歷的不同,審美情趣的差異,他們的田園小說、湘西小說、“流浪”小說、“荷花淀”小說呈現出不同的特色。在這些作家中,沈從文和廢名的風格比較相似,他們同為京派作家,有共同的藝術傾向和審美追求,孜孜探索作品的藝術形式,執著于“純粹的文學”。他們重視作家的主觀感受和直覺在創作中的作用,反對創作自覺地有目的地告訴讀者什么。他們往往從人性和道德的角度去觀察和表現人生,其作品強調表現人生形式而不重意義的探索。他們反對文藝緊貼人生和時代,主張文藝與政治、文藝與社會現實保持一定距離。廢名的田園小說與沈從文的湘西小說,在總體風格上比較突出地體現了京派小說的藝術風貌。雖然他們也屬于鄉土作家,但在題材的選擇與主題的開掘上與其他鄉土作家明顯不同。其他鄉土作家描寫農村經濟的蕭條,破產農民的困苦,控訴封建禮教壓迫下農村婦女的悲慘命運;反映封建宗法農村的陳規陋習,以及農民的愚昧麻木,其思想內容與社會現實緊密相連,不僅有鄉土氣息,而且具時代色彩。廢名、沈從文則在悲慘感傷的農村中尋覓詩情,極力在小說中表現農村美麗的自然環境,淳樸的鄉風民俗,純真、善良、友愛、無私的人倫道德。應該說這樣的描寫有一定的現實依據,但又被作者大大理想化了。廢名追求與現實生活“隔了模糊的界”的藝術,他小說中的人物“與其說是本然的,毋寧說是當然的人物;這不是著者所見聞的實人世的,而是所夢想的幻景的寫象”[2](P302)。沈從文認為小說是“用文字很恰當記錄下來的人事”,“因為既然是人事,就容許包含了兩個部分:一是社會現象,是說人與人相互之間的種種關系;一是夢的現象,便是說人的心或意識的單獨種種活動”。[3](P114)他說《邊城》那本中篇小說是將自己某種受壓抑的夢寫在紙上的故事,是純粹的詩,與生活不相粘附的詩。他為小說已經消失的蠻荒歷史、人類的記憶和夢幻里的世界辯護:“只看他表現得對不對,合理不合理,若處置題材表現人物一切都無問題,那么,這種世界雖消滅了,自然還能夠生存在我那故事中。這種世界即或根本沒有,也無礙于故事的真實。”[4](P45)沈從文通過小說創作構筑了一個理想的倫理世界,期待另一時代心與心的溝通。這樣看來,廢名、沈從文的田園可謂之“夢中的田園”,與其他鄉土作家的現實的田園相輝映,以對原始、純樸的人性美、人情美的贊頌從另一角度進行著改造“國民性”的思考。
      二
  現實生活是復雜多樣的,人對它的感受千差萬別,夢的世界便豐富多彩。盡管廢名和沈從文的小說都描寫人性美、人情美,都運用了詩意的抒情的表現手法,可其“田園夢”仍呈現出迥異的色調。就其思想內涵來說,廢名的小說中藏匿著禪趣,沈從文的小說里顯現出神性。
  廢名從小受傳統詩藝的陶冶,喜歡魏晉文章,崇尚魏晉之際流行的莊禪思想。20年代初,他也致力于新文學運動,反對“文以載道”的舊文學傳統。但是,大革命失敗后黑暗殘酷的社會現實給廢名帶來了嚴重的思想危機,他不滿現實,也不甘心隨波逐流,可不明方向,又缺少勇氣,無奈之中到禪宗那里去尋找安慰和寄托,達到迷戀的程度。他性格“孤僻”,不講穿戴,喜歡靜處,篤信佛教,常常坐禪,曾言說自己能“入定”,并欣喜地告訴友人他悟到了很深的道理,“自以為正合馬克思主義真諦”。 [5](P5)其妙悟滲透進作品便成佛禪底蘊。在《橋》以前的小說中,廢名以隱含禪趣的筆墨,寫自己領悟了的自然美景,繪出了“拈花微笑”的境界。廢名親近自然不重向自然尋求慰藉,而重在自然中尋覓頓悟,似具有古代文人墨客超然塵外的莊禪人格。作者在竹林、桃園、陶家村、史家莊等古樸、純真、幽靜的景物中洞見世間萬物生命本體的躍動。比如《菱蕩》從多方面渲染了一種亙古的寧靜,可就在這靜中,四季交替,樹木生長,“花籃”變幻顏色,魚聲唧唧說著菱蕩的深淺,太陽照出了陶家村的“興旺”,林茂藏不住伐木聲,蕩水映出了垂釣人,溶進了調笑打趣聲……一切生命活脫脫,水靈靈,又那樣自然和諧,這是靜中的極動。動而不破壞其靜,靜中包容著動,這正是禪的心靈狀態。“菱蕩人”德性優美:主仆關系融洽,人與人之間熱心相待。陳聾子身為長工,沒有家室,卻安于平淡、達觀自足,在洗菜、摘菱角的勞作中優哉游哉、陶然自樂。不僅陳聾子,洗衣婦也順之自然,河水干了,就到菱蕩洗衣,毫無怨天之意。他們雖然不懂得虛靜無為、執守太和的人生哲學,卻極其自然地照此生活著。這種古樸寧靜、澹泊和悅的生活方式不正是廢名田園夢的寫照嗎?!
  《橋》是廢名對禪趣的有意追求,但又不露痕跡,存在著美學禪蓋過佛學禪的態勢。《橋》中的小林是集詩禪于一身的獨特人物。他周旋于妙齡女子琴子和細竹之間,前者是他青梅竹馬的未婚妻,后者是具有他神往性格的女友。小林把琴子、細竹當作美好的事物欣賞,當成禪題參悟,對她們進行純審美的等距離觀照,沒有一點欲念的閃現,沒有一絲情愛的牽連。這兩個女子好似專為小林悟道而設,特別是琴子更為突出。琴子因小林與細竹一起玩而傷感,便引起了小林關于戀愛觀、人生觀的宏談闊論:小林把“情感”視為與生俱來的“盲目的本能”,而愛情種種是因為“同類”才生出的“許多題目”。人生的故事千姿百態,人們的命運千差萬別,關鍵是我們怎樣去認識它,對待它(即“渲染”這故事的手法),如何追求人生的意義。小林的觀點是不能“因一人之故制伏了生活”,不能因一個題目被困于情感的羅網。他所師造化,所師天地,所師自然,豁達生活,超脫世俗,“無所謂悲歡”。縱觀小林的內心世界,他沒有因系念琴子或細竹帶來的相思愁痛,而只有不能解脫世俗之事的苦悶。小林游山逛寺,觀賞風景,嬉戲賦閑,悠然自得,又不時地沉入把玩色相的苦思冥想之中,他從座座墳頭萌生出對死亡的認識:“墳對于我確同山一樣是大地的景致”,“‘死’是人生最好的裝飾”,這里雖然沒有死后去西方“極樂世界”的理想,可其泰然、樂觀、超脫也是常人所不能具有。在黃昏中看不見遠山,可他覺得“山倒沒有在他的心上失掉”,從而又聯想到“多少地方,多少人物,與我同存在,而首先消滅于我?不,在我他們根本上就沒有存在過。然而,倘若是我的相識,那怕畫圖上的相識,我的夢靈也會牽進他來組成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夢──可以只是一棵樹。”小林的這番感慨,從超越時空的觀念道出了宇宙的浩茫無際和人之所識之間的無法比較的巨大距離,表明了小林對執著于自己的“所識所見”無法接近真理已經有所思考。總之,小林是從審美和哲學兩個角度參禪悟道,其睿智和雅興,其“古怪”與“難于推測”,都拉開了他與讀者的距離,破解的艱難中藏著詩美和禪趣。不僅小林,小說中的其他人物,包括作者都在參悟,諸如“記憶不出現顏色”、“夢中的雨無聲”、“夢中的雨不濕人”、“無量的色相難以描畫”等等,使小說禪趣神韻十足。只要讀者以悟性思維觀照小說,自會“云開霧散、明月當空”。
  沈從文的小說從倫理道德的角度透視人生,以表現人性為中心內容,以探討民族品德的重造為旨歸,熱衷于表現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牽的原始古樸的人生的審美理想。作者這樣表述自己的文學主張:“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杰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筑。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4](P42)這種文學主張源自沈從文與“城市人”對照的“鄉下人”的心理素質與思維定勢:“我實在是個‘鄉下人’。說鄉下人我毫無驕傲,也不在自貶,鄉下人照例有根蒂固永遠是鄉巴佬的性情,愛憎和哀樂,自有它獨特的式樣,與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頑固,愛土地,也不缺少機警卻不甚懂詭詐。他對一切事照例十分認真,似乎太認真了,這認真處某一時就不免成為‘傻頭傻腦’……。”[4](P43)沈從文身居現代都市,卻懷抱頑固的“戀鄉”情結,這種巨大的內心矛盾、對立化的情緒,導致了他精神的流浪與逃亡,急于尋找棲息之所。古老湘西的幻夢撫慰了他疲憊的靈魂。他以湘西的眼光觀察城市,極易捕捉到都市道德淪落、人性泯滅的嚴重癥結。那黑暗的現實,腐敗的政治,丑惡的人際關系,被扭曲變態的靈魂,使他驚呼:這是“神之解體的時代”!沈從文鄭重聲明:“我還得在‘神’之解體的時代,重新給神作一種贊頌。在充滿古典莊嚴與雅致的詩歌失去光輝和意義時,來謹謹慎慎寫最后一首抒情詩。”[6](P294)由此可見,沈從文的“神”即是人性,在他那里“人性”與“神性”相通。他以虔敬的心情描寫和歌頌人性美,用湘西小說供奉他心中的神。他所構筑的湘西世界,是他馳騁想象、弘揚美好人性的精神舞臺,是一個亦真亦幻的藝術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不論貧富,不講地位,沒有欺詐壓迫,人與人之間友好相處,互幫互肋,互敬互愛。走進這一世界,受傷的精神會得到撫慰,垢污的俗念會被滌蕩,凡胎之靈魂會經受洗禮而升華。且不說叔遠的母親那“寬厚慈善”鄉下老太太的“母性的體貼”(對叔遠的同學);且不說賣梨老婦人不計較斤兩價錢,待買主如久別的客人的金子般的心地;且不說老船總忠于職守,寬厚大度,屈己待人;且不說老船總慷慨豪爽,輕錢財重義氣;且不說儺送天保的勇敢義氣,平易近人,刻苦耐勞,手足情深;……就是妓女和土匪的靈魂中也有美的閃光。沈從文以極大的勇氣描寫了妓女深厚質樸、情有獨鐘的人性美,為妓女鳴不平,扭轉了世俗觀念的偏見。在盛贊邊地淳樸風俗時,說這些人既重義輕利,又能守信自約,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講道德和羞恥的城市中的紳士還更可信任。沈從文寫土匪也注意表現他們的人性可愛之處,諸如對愛的執著追求和無比忠誠,平易近人、公正無私等。《在別一個國度里》的山大王執意要娶宋家大妹妹作壓寨夫人,多次送信,軟硬兼施,最后甚至不惜向官兵妥協。婚后對妻子百般愛護,大妹妹在給朋友的信中稱贊山大王年輕、標致、彪壯、聰明、溫柔、體貼,馴善如一只羊。《嘍@①》則通過“我”對幼年被綁上山所目睹的土匪世界與當時北京社會相比較,抒發了“我”的情感臧否:“山上大王氣派似乎并不比如今的軍官大人使人害怕,嘍@①也同北京洋車夫差不多;和氣得你一見了他就想同他拜把兄弟認親家。”對搶來的財物,山大王也不獨吞,而是“按功勞分派”,但是,“從中國有官起,到如今,錢是手下人去找,享用歸一人。”
  值得提及的是在湘西世界中,一組少女形象尤為動人。如天真純潔、好奇任性的“碾房”女兒三三;單純質樸、渾然不覺的小童養媳蕭蕭;溫順嬌乖、多情執著的“邊城”精靈翠翠;謹慎心細、熱烈大膽的如姊姊般的阿黑;美麗善良、機敏無畏的黑中俏夭夭……她們似一溪碧水,澄澈無染,潺潺自由地流淌,清純寧靜,又柔情蕩漾。單純自然而又執著于愛是她們的共同秉性,體現了一種向善的美的感情和美的情操。而不同身世和生活環境,又造就了她們不同的生命形態:原始蒙昧的三三,自在形態的蕭蕭,自為形態的翠翠、阿黑、夭夭。這三種形態交織成一個莊嚴神圣、活力充盈、和諧優美的生命世界。翠翠等一組少女形象集納了湘西自然山水、古老民俗、世故人情中最優美的成份,體現了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她們不正是沈從文審美理想的化身嗎?!
  愛情是沈從文描寫人性美的重鎮,其題材新穎,思想內容獨特。他的愛情描寫包括兩類:一類是原始民間傳說,一類是現實題材。前者多是寫男女主人公超凡脫俗的靈魂,他們把愛情看得至尊無比,愿以生命換取愛的純潔、神圣和完美(《月下小景》、《媚金,豹子與那羊》等);后者側重表現人的自然本性,男女主人公愛得真摯、熱情、活潑、勇敢,躍動著旺盛的生命力(《連長》、《柏子》、《雨》、《雨后》等)。沈從文從他的人性觀出發,一直肯定人的自然健康的情欲是人性美的體現,任其小說的主人公生命本能盡情恣肆,導演著生機勃勃的愛情場面。這兩類題材雖不同,但都表現了湘西人天生的戀愛觀:愛必須以愛為前提。湘西人的愛情不受權勢、名利、金錢等物欲的污染,具有一種自然的愛與美的情感。無論是帶有原始民間傳說色彩的青年男女,還是現實生活中的男女,都不分尊卑貧富,不飾任何假面,甚至不受一般“道德”、“婚姻”的拘禁,勇敢無畏地袒露赤裸裸的一顆愛心,雖不乏蠻性和不可取之處,但那愛必須以愛為前提的“自然道德”卻是值得首肯和贊頌的。沈從文對湘西人愛情方式的展示具有重要意義:一是呼喚恢復愛情的純潔、真誠、神圣,向以金錢、權勢、地位為內容的“城市人”的違反自然人性的戀愛觀提出了挑戰;二是包含著作者的民族憂患意識,希望如湘西人“勇敢”、“發狂”地追求愛情那樣去塑造起一個自由強大、生機勃發的民族。
  另外,他們“夢中的田園”的疆土也有寬廣和狹窄的區別。沈從文作過這樣的比較:“同樣去努力為仿佛我們世界以外那一個被人疏忽遺忘的世界,加以詳細的注解,使人有對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認識,馮文炳君只按照自己的興味做了一部分所喜歡的事。使社會的每一面,每一棱,皆有機會在作者筆下寫出,是《雨后》作者的興味與成就。”[4](P100-101)廢名注重的只是“自己的興味”, 表達的是故鄉個人的生活經驗,地方色彩不濃,他呈現給讀者的世界是主觀的和不完整的,旨在引起人們審美上的“憧憬”。他小說的視野相對狹窄,一個家庭,幾戶鄰居,或者一間私塾,一座祠廟,幾乎概括了全部的廢名小說的世界。就在這小小的平凡世界里,“經驗”卻開出了絢麗的花,那別具韻味的情趣帶給人巨大的審美快感。
  由于社會閱歷相對豐富,沈從文小說的題材要比廢名小說的題材廣泛,且奇異、新鮮。沈從文確實在“詳細注解”,他的小說描寫出了頗為完整的可以認識的湘西世界,并且地域色彩濃郁。讀者從他的作品里看到的是一個原始氏族遺風與封建宗法關系并存的湘西社會。雖然湘西世界比廢名的田園世界面目清晰,但它也不是現實社會的客觀再現,而是沈從文所向往的“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4](P45)的載體,作者正是想以其載體喚起人們生命中的“神性”,從而提高人之生命的品位。
  不同色調的“田園夢”,也反映出作者不同的“戀夢情結”。廢名越到后來越沉迷于夢境,到《橋》達到頂點,不愿出離,以出世來逃避黑暗腐敗的現實。沈從文則是寫夢卻不沉溺于夢,常常游離在夢的邊緣,流露出夢境難圓的悲涼,夢與現實的對接傳達出作者積極入世的民族憂患意識。廢名的田園夢誕生于禪境,深奧空靈,頗為難解。沈從文的田園夢基于培養理想的人性,容易闡釋。無論是超凡脫俗的“禪趣”,還是十全十美的“神性”,都是夢中的田園。夢界與現實的阻隔是這類小說無法逾越的時空鴻溝,限制了這類小說難在思想方面企及令人驚羨的深度和廣度。但是,這類小說也自有其思想意義和歷史價值,它可以給人帶來精神的慰藉和寄托,凈化人的心靈。夢在宇宙的多維空間中是客觀存在,沒有夢的宇宙也會失去絢麗的色彩。
      三
  優秀的文學作品是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的完美結合,沈從文、廢名“田園夢”的不同內涵也正是與寫夢的不同手法相伴隨的。初讀作品,會覺得他們的藝術風格極為相似,都具詩情畫意和深邃的意境。語言皆生動傳神,表情方法同屬委婉含蓄之列,都呈現出濃郁的抒情色彩。反復閱讀品味便會覺出他們同中有異,而且其異還十分明顯。
  其一表現為意境之主宰不同:一偏重于“趣”,一偏重于“情”。(廢名之“禪趣”、沈從文呼喚美好人性之“真情”前文已有論析,在此不做具體展開。)廢名小說意境的主宰是“趣”,即莊禪人格理想,“趣”在把玩、欣賞、皈依,表達出的是不染紅塵的“如如不動”的“平靜”心態。他筆下的人物“有一點憂郁,一點向知與未知的欲望,有對宇宙光色的眩目,有愛,有憎,——但日光下或黑夜,這些靈魂,仍然不會騷動,一切與自然諧和,非常寧靜,缺少沖突。”[4](P100) 到了《橋》連這一點憂郁也沒有了,有的只是寧靜、優美、和諧。廢名以自己深厚的文字功力把這種和平寧靜的美表現到了極處,在現代小說發展史上有其意義,但也讓人感到他審美風格的單調。
  沈從文小說意境的主宰是“情”,即對完美人性的呼喚。“情”在贊頌、向往、追求。他的審美境界比廢名寬廣,他小說中人物性格的美、藝術風格的美呈現出多樣性:不僅有善良,而且有雄強;不僅有溫柔,而且有潑野;不僅有聰明,而且有憨厚;不僅有豪爽,而且有誠實;不僅有清麗,而且有神秘;不僅有單純,而且有繁復。這種種美雖色彩紛呈、目不暇接,但那隱于其中的作者的赤子之情仍是不難捕捉的。另外,在沈從文那里哀傷之情卻不以哀傷之形現之,以“二律背反”的藝術架構,極現哀傷對人心靈的熬煎蹂躪。由于作者所呼喚的美在現實中已經逝去或正在消解,盡管作者含著微笑平靜地敘述,讀者仍能從其中感覺到作者的哀傷和焦慮。沈從文說:“神圣偉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攤血一把眼淚,一個聰明作家寫人類痛苦或許是用微笑來表現的。”[4](P303)沈從文便是這樣的聰明作家,他以平和淡遠的藝術手法,傳達出對人類文明淪落的深沉憂患。
  其二表現為達意境之道路不同:一路途有“間隔”,一路途頗“融通”。廢名說自己“寫小說同唐人寫絕句一樣”,“寫小說乃像古代陶潛、李商隱寫詩”[7](P394-395),因此, 對“詩化效果”的執著追求成為他小說創作的獨特風格。他熱衷于“純粹的詩的雅致”,為突出小說的意境,他重細節不重情節,重場景不重故事,重生活情趣不重人物命運性格;他努力渲染景物與人物的雅味,就是俗者也被雅化(如《橋》中三啞送小林的描寫);他為帶給讀者詩的感動驚喜,用詞造句新穎而奇僻(如“草是那么吞著陽光綠”、“這時一對燕子飛過坡來,做了草的聲音”、“這個鳥真是飛來說綠的”、“不管天下幾大的雨,裝不滿一朵花”等);他為激發讀者的想象力,采用跳躍的語言形式,留下藝術空白讓讀者去填充……這種種努力為他的小說贏得了“詩化小說”的美稱,卻也留下了“比詩還難讀懂”的遺憾。特別是他小說中的雅味常常與禪味并存,神韻靈氣更為充盈,可也愈增深奧。請看《橋》對黃昏的描寫:
  頭上的楊柳,一絲絲下掛的楊柳──雖然是頭上,到底是在樹上呵,但黃昏是這么靜,靜仿佛做了船,乘上這船什么也探手得到,所以小林簡直是搴楊柳而喝。
  “你無須乎再待明天的朝陽,那樣你綠得是一棵樹。”
  “真的,這樣的楊柳不只是一棵樹,花和尚的力量也不能從黃昏里單把它拔走,除非一枝筆一掃,──這是說‘夜’。”
  “叫它什么一種顏色?”
  他想一口說定這個顏色。可是,立刻為之悵然,要跳出眼睛來問似的。他相信他的眼睛是與楊柳同色,他喝得醉了。
  這段描寫用詞凝練,意象新穎繁多,彼此之間缺少過渡,跳躍極大,造成了一種“間離效果”,破解起來頗為困難。可當你越過道道阻隔,走進作者的藝術世界,便會明了其中所蘊含的深奧禪悟:黃昏的寧靜與躍動,顯示出“動靜不二,直探生命的本源”[8](P156)的哲思; 黃昏渾然一體的楊柳綠與明天的朝陽“綠得是一棵樹”,傳達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9]的禪宗妙理。應該說廢名的“間隔”破解的艱難中藏著詩美和禪趣,能帶給讀者審美和開悟的雙重愉悅。
  與廢名田園夢的“間隔”不同,沈從文的田園夢顯得“融通”。沈從文往往把“人事哀樂,景物印象”作“綜合處理”,追求“散文效果”。盡管沈從文也不追求故事的曲折離奇,其小說情節極為簡單,盡管沈從文也不刻意描寫人物性格的復雜性、挖掘人物的社會意義,但他畢竟比廢名注重小說的故事性和人物刻畫,容易與人們傳統的欣賞心理溝通。而且,他那以清淡的散文筆調敘述出的美麗而略帶哀傷的故事,別具一種吸引力;他那具有原始美德、缺乏時代色彩的人物,也格外能滿足人們對純真、無私的感情的渴求,具有凈化人的心靈、陶冶人的情操的作用。另外,在自然景物描寫方面,沈從文棄廢名“拈花微笑”的哲理沉思,取其物我渾一的形象流動,追求人與自然的融合,雖然有時“天人合一”(如《邊城》中老船夫、翠翠與白塔、清溪、綠竹不可分割,難分主客)的意味也難以體會,可絕沒有廢名之風景禪韻的晦澀,讀者有線索可尋,雖深淺不同,都能領悟。請看下面《邊城》的一段描寫,足可見出沈從文與廢名達意境之道路的不同。
  翠翠哭倦了也睡了,……夢中靈魂為一種美妙歌聲浮起來了,仿佛輕輕的各處飄著,上了白塔,下了菜園,到了船上,又復飛竄過懸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
  在這里,翠翠的哀樂、夢境和湘西茶峒的自然景物疊印在一起,意象如廢名小說一樣新穎、美妙、繁多,含蓄地寫出了儺送歌聲之美妙動人,但無跳躍感,沒有“隔”的感覺,而是緩緩流出,委婉誘人但不晦澀難解。這段描寫以相似的短句為主,間以長句,造成了回環復沓、起伏跌宕的優美旋律,如一支小夜曲韻味悠長。沈從文受湘西沅水的影響,具有“流動而不凝固”的情感,因此,他不追求靜態的畫面感,而刻意于流動的音樂感,這也有助于他小說的“融通”。李健吾這樣細膩地感覺他小說的“融通”:“他連讀者也放在作品所需要的一種空氣里,在這里讀者不僅用眼睛,而且五官一齊用──靈魂微微一顫,好象水面粼粼一動,于是讀者打進作品,成為一團無間隔的諧和,或者,隨便你,一種吸引作用”[10](P55)。廢名之“間隔”提醒你要意識到在欣賞藝術,以示其作品之高雅脫俗;沈從文之“融通”則在引起讀者共鳴,以尋求心與心的溝通。
  縷析二者迥異的藝術風格,可以幫助我們開啟他們的夢幻之門,識別他們“田園”那不同的色彩和格調。也許藝術風貌本來就是他們“夢中的田園”的組成部分。
  〔收稿日期〕1999-05-16
沈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51~5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杜秀華/許金龍20002000廢名和沈從文的小說中都滲透進了“夢”的成分,以對人性美的充分展示,營造起“夢中的田園”。廢名的田園中藏匿著禪趣,沈從文的田園呈現出“神性”。相比之下,狹窄者個人體驗開出了絢麗的花,寬廣者承載起理想的“人生形式”。二人的“戀夢情結”表現為出離紅塵的沉迷和夢境難圓的悲涼。寫夢手法:一偏重蘊蓄禪趣,一偏重呼喚真情;一刻意制造“間隔”,一執著追求“融通”。“夢中的田園”價值在凈化心靈、陶冶情操。沈從文/廢名/小說/禪趣/神性/間隔/融通杜秀華,許金龍,沈陽師范學院 中文系,遼寧 沈陽110031  杜秀華(1946-),女,河北阜城人,沈陽師范學院中文系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從事現代文學研究。 作者:沈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51~5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杜秀華/許金龍20002000廢名和沈從文的小說中都滲透進了“夢”的成分,以對人性美的充分展示,營造起“夢中的田園”。廢名的田園中藏匿著禪趣,沈從文的田園呈現出“神性”。相比之下,狹窄者個人體驗開出了絢麗的花,寬廣者承載起理想的“人生形式”。二人的“戀夢情結”表現為出離紅塵的沉迷和夢境難圓的悲涼。寫夢手法:一偏重蘊蓄禪趣,一偏重呼喚真情;一刻意制造“間隔”,一執著追求“融通”。“夢中的田園”價值在凈化心靈、陶冶情操。沈從文/廢名/小說/禪趣/神性/間隔/融通
2013-09-10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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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亭,號容庵,河南項城人,故又稱袁項城,清末民初的軍事和政治人物,北洋系統的領袖。袁世凱出生於清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
憲政專家民主理論大師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鈍初,號漁父,生於中國湖南省桃源縣,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是中華民國初期第一位倡導內閣制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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