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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關系、師生關系與兒童入園第一年的問題行為
母子關系、師生關系與兒童入園第一年的問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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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號 B844.12
  1 問題提出
  從家庭進入幼兒園的第一年對兒童來說是一個充滿了挑戰的發展轉折期(developmental transition)。在此期間,兒童不僅每天都要面臨和父母家人的分離,還要學會適應陌生的教師、同伴以及幼兒園各種新的物理環境。因此,在入園的第一年中,兒童將面臨來自身體運動、認知語言和社會交往等各個方面的壓力,與此同時,兒童也極容易出現各種問題行為。對新入園幼兒的觀察發現[1],一些孩子常常表現出害羞、猶疑、焦慮、哭鬧、肌肉緊張、活動性下降、抗拒和遠離教師等各種情緒和行為問題。兒童早期的內隱和外顯行為問題與其以后的學業成績和學校適應有著密切的聯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預測青少年期與成人期的適應問題[2]。因此,對兒童早期問題行為發展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
  發展心理病理學的研究表明,兒童早期的人際關系是影響兒童問題行為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3]。隨著兒童從家庭進入幼兒園和學校,教師成為兒童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他人,兒童與教師建立的師生關系開始與親子關系一起共同影響著兒童在學齡前及學齡期的學業、情緒和社會性發展[4~11]。本研究以處于入園第一年這一發展轉折期和問題行為高發期的兒童為被試,采用短期追蹤設計,考察了早期母子關系、師生關系在兒童問題行為發展中的作用。本研究關心的主要問題有以下三個。
  首先,早期母子關系質量能否直接預測兒童以后的問題行為。
  Masten與Garmezy提出[3],親子關系是造成兒童發展問題和心理病理問題的最有影響力的因素。有研究者[12]對28~61個月齡兒童內隱問題的成因進行了研究,發現親子關系,尤其是母子關系對學前兒童內隱問題的影響非常大,過分依賴母親的兒童在學齡前常常表現出較多的退縮和焦慮問題。一篇有關親子關系與兒童問題行為的綜述[13]發現,母子關系中母親的控制和敵意可以解釋兒童外顯問題行為變異的10%~15%。Masten與Garmezy還提出[3],對兒童的全面保護作用也潛藏于父母之中。研究[14]發現,高質量的母子關系(表現為母親對兒童的積極情感支持和高質量的指導,母子間的親密感等)可以預測兒童在幼兒園和小學一年級時較少的適應問題。而且,親密、支持的母子關系對處境不利的兒童尤其具有保護作用。一項對貧困家庭兒童的研究[4]發現,問題解決任務中母親的低控制以及給予兒童的情感支持和幫助,可以預測這些兒童在幼兒園中出現較少的內隱和外顯問題行為。
  盡管很多研究都揭示了母子關系對兒童問題行為發展的消極和積極影響,但有研究[13]比較了母子關系對各類樣本兒童行為問題的相對預測力之后發現,母子關系質量對高危(high-risk)樣本(如貧困兒童)的預測力較高,而對常態兒童樣本的預測力則非常低。研究[15]發現,在常態樣本中,早期的母子關系質量只能夠預測兒童剛開始與陌生同伴接觸時的行為反應,而不能直接預測已經和同伴有了很多交往經歷之后的同伴關系和兒童行為。研究者[5]據此認為,常態樣本,特別是在較為富裕的家庭中長大的兒童,由于很早就開始接觸同伴,從而很早就擁有了大量與家庭之外的成人和同伴相處的經驗;對這些兒童來說,從家庭外環境中獲得的社會經驗很可能減弱了早期母子關系質量對他們后來行為適應的預測力[3]。但盡管如此,這并不意味著母子關系質量對這些兒童的行為適應沒有影響。研究者[5]提出,在母子關系對兒童行為適應的影響中可能包含了一些調節變量(如性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等)和中介變量(如母親對托幼機構的選擇和監控等)的作用,因此這種影響可能表現為間接作用。
  本研究關注的是較早就進入幼兒園的城市兒童,相對而言,這些兒童的家庭經濟狀況普遍較好;而且在對他們的問題行為進行第二次追蹤測查時,這些兒童已經在幼兒園中與同伴和教師相處了長達一年之久。因此我們預期在控制了兒童最初的問題行為之后,母子關系質量不能直接預測兒童入園一年后的問題行為;但是考慮到女孩往往對人際關系更為敏感以及性別可能在其中發揮的調節作用,我們預期母子關系會對女孩的問題行為有一定的預測力。
  其次,早期師生關系質量能否獨立預測兒童以后的問題行為。
  與親子關系一樣,兒童早期的師生關系也會表現出質量上的差異:有些幼兒與教師非常親密,有些則較為疏遠,還有一些幼兒則與教師有一定的沖突甚至敵意[6]。因此,很多研究者[5,10,16,17]都認為,早期師生關系也是一種依戀關系。研究發現,依賴教師的兒童容易出現退縮問題[9];與教師沖突程度較高的兒童常常被同伴評價為攻擊性太強[8],而且即使控制了兒童先前的問題行為,師生問的沖突程度仍然可以預測兒童以后的攻擊問題[8]和反社會問題[9]。作為家庭外支持系統[3]的一個重要方面,師生關系對兒童問題行為的保護作用也受到了研究者們的重視。研究發現,親密的師生關系可以減少兒童早期反社會行為的出現[9],師生間的親密程度對兒童問題行為的反向預測力甚至超過了用兒童早期的問題行為作為預測變量的預測力[10]。不僅如此,師生關系對兒童問題行為的保護還體現在良好師生關系對兒童適應不良的緩解和改善作用。研究發現-],攻擊性兒童如果處在一種情感親密的師生關系中,第二年后他的攻擊性就降低了;而對那些抗拒父母的攻擊性兒童來說,早期積極的師生關系有利于他們以后的行為適應。
  盡管上述研究揭示了師生關系對兒童問題行為發展的重要作用,但是一項以貧困家庭兒童為被試的研究[4]表明,當母子關系和師生關系同時作為預測變量時,師生關系對兒童問題行為沒有顯著的預測作用。然而另一項以普通兒童為被試的研究[5]則發現,師生關系對兒童行為的預測力甚至強于母子關系。因此,早期師生關系質量對兒童問題行為發展的影響極有可能依兒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不同而呈現出一定的差異:對于家庭經濟狀況較好的兒童而言,師生關系可能具有獨立于母子關系之外的作用;而對于家庭經濟狀況較差的兒童而言,師生關系的影響作用可能被母子關系所掩蓋。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預期在城市兒童中,早期師生關系質量對兒童入園一年后的問題行為有其獨立于母子關系之外的獨特貢獻,早期高沖突、低親密的師生關系可以預測兒童入園一年后出現較多的問題行為,而早期低沖突、高親密的師生關系可以預測兒童入園一年后出現較少的問題行為。
  再次,早期師生關系在母子關系對兒童問題行為的預測中是否存在調節作用。
  前面已經提到,雖然母子關系質量對常態兒童樣本的問題行為可能沒有直接的預測作用,但是研究者[5]仍然提出可能存在一些變量調節了這種預測關系。
  依戀理論認為,兒童對母親、父親以及專業看護人員等的多重依戀(multiple attachments)往往意味著兒童需要來自各方面的情感聯系,而這各方面的情感聯系可能在兒童發展中發揮著“累加”(additive)的作用[16]。也就是說,如果兒童能夠與其接觸的多個成人建立起安全的多重依戀關系,那么兒童的適應狀況可能會更好。而有關多重看護(multiple caregiving)的研究[17]則發現,在托幼機構中,如果專業看護人員對兒童的支持比母親少而控制比母親多時,兒童的幸福感就會降低。換句話說,如果兒童感受到與教師和母親的依戀關系在性質和質量上存在較大差異,兒童可能就會出現較多的適應問題。基于上述現象和研究發現,我們認為:師生關系很可能在母子關系對兒童問題行為的預測中發揮調節作用。也就是說,對于與教師關系質量不同的兒童來說,母子關系對其問題行為的預測力可能并不相同:對師生關系質量較高的兒童來說,母子關系質量越高,其問題行為可能越少;而對師生關系質量較低的兒童來說,母子關系質量越高反而會加大兩種關系之間的質量差異,從而造成兒童較多的適應問題。
  盡管如此,在對早期親子關系與師生關系的研究中,Pianta等研究者們[4]卻沒有發現這種調節作用的存在。考慮到Pianta等人的研究關注的是極端貧困家庭的兒童,而有研究[13]發現,母子關系對這類兒童問題行為的預測力較高,而對常態樣本的預測力則較低,因此我們認為,在Pianta等人的研究中,師生關系的調節作用之所以不明顯,可能是因為母子關系對貧困兒童這類樣本的影響作用過于突出,從而掩蓋了這一調節作用的效果;而與之相對應,在常態樣本中,這一調節作用很可能就會顯現出來。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預期對本研究所關注的城市兒童而言,師生關系在母子關系對兒童問題行為的預測中可能發揮調節作用:對師生關系質量較高(高親密、低沖突)的兒童來說,其母子關系質量能夠負向預測其問題行為;而對師生關系質量較低(低親密、高沖突)的兒童來說,其母子關系質量能夠正向預測其問題行為。
  綜上所述,本研究考察了早期母子關系、師生關系在我國城市兒童入園第一年的問題行為發展中的獨立作用和協同作用,并探討了在這些作用中可能存在的性別差異。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被試為北京市城區三所幼兒園(其中一所為一級一類園,另外兩所為一級二類園)的114名托班幼兒。他們均為2004年8~9月份入園,第一次參加研究時兒童的平均月齡為33.35個月(SD=3.05),其中男孩52名(占45.6%),女孩62名。母親的平均年齡為31.39歲(SD=3.12),受教育水平在大專以上的占75.4%,家庭人均月收入范圍為700~15000元(Mo=2000)。9個月后,對參加過第一次研究的102名兒童(另外12名兒童因轉到其他幼兒園上學而流失)進行了第二次研究,兒童平均月齡為41.47個月(SD=3.03),其中男孩48名(占47.1%),女孩52名。102名兒童中有92名都是初次入園,另外10名在進入目前所在幼兒園之前參加過短期的親子班。卡方及t檢驗顯示,流失的被試與繼續參加研究的被試在性別比例、年齡、母親年齡、母親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月收入等人口統計學變量上均無顯著差異。進入本研究數據分析的被試為參加過兩次研究的102名幼兒。
  2.2 測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了母子關系量表、師生關系量表和兒童行為核查表三個量表。前兩個量表均為英文版,因此首先由筆者本人將之翻譯成中文,之后由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的一名中國籍在讀博士生進行回譯,最后經雙方討論確定了量表的中文譯本。
  2.2.1 母子關系量表采用了Pianta的親子關系量表[18]。該量表共有26個項目,采用Likert五點量表形式記分,包含親密性、沖突性和依賴性三個維度,由兒童母親進行評價。進行該研究之前,我們在一個由408名幼兒與其母親組成的樣本中對該量表進行了修訂。采用Lisrel 8.70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根據修正指數逐步刪去部分載荷小的項目,保留了親密性的7個項目,沖突性的7個項目及依賴性的3個項目,得到的各項擬合指數為:B4S915.jpg/df=1.72,NNFI=0.92,CFI=0.93,IFI=0.93,GFI=0.95,RMSEA=0.042,說明數據對模型有較好的擬合。三個維度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0.69、0.67、0.15,間隔一個月的重測信度(n=43)分別為0.62、0.72、0.18。考慮到依賴性維度的信度較低,本研究僅使用了親密性和沖突性兩個分量表。
  2.2.2 師生關系量表采用了Pianta和Steinberg的師生關系量表[19]。該量表共有28個項目,采用Likert五點量表形式記分,包含親密性、沖突性和依賴性三個維度,由對全班兒童最為熟悉的主班教師完成自己與所在班所有兒童關系的評價。進行該研究之前,在一個由442名幼兒與22名教師組成的樣本中對該量表進行了修訂。由于各項目的跨級相關(ICC)較高,表明可能存在教師水平的因素,所以我們按照Muthen和Muthen提供的程序[20],采用Mplus 2.30對該量表進行兩水平驗證性因素分析[21]。由于組間水平的樣本量較少,如果同時對三個維度進行兩水平驗證會導致非正定問題,所以我們參考Heck和Thomas[22]的建議,對三個維度分別進行兩水平的驗證性因素分析。這種做法對各個維度的測量模型進行了嚴格的驗證,雖然未能對結構模型進行驗證,但由于本研究并不關心量表總分,所以這種做法是可以接受的。逐步刪去部分載荷小的項目,保留了親密性的6個項目、沖突性的6個項目和依賴性的3個項目,各維度的擬合指數見表1。
  B4S916.jpg
  可見數據對測量模型有很好的擬合。親密性、沖突性和依賴性三個維度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0.61、0.51、0.41,間隔一個月的重測信度(n=43)分別為0.72、0.59、0.55。考慮到依賴性維度的信度較低,同時為了與母子關系的測量維度保持一致,本研究僅使用了親密性和沖突性兩個分量表。
  2.2.3 兒童行為核查表采用Achenbach編制、陳欣銀修訂的兒童行為核查表(2~3歲版)。該量表已經在國內建立了信效度[23],問卷為3點量表,從0(不符合)到2(比較符合或非常符合)分別表示題目陳述與兒童行為的符合程度。施測時我們只保留了測量兒童焦慮、退縮、攻擊和違紀四種問題行為的41個項目,由母親和對全班兒童最為熟悉的主班教師進行評價,其中教師要完成對所在班所有兒童的評價。母親評價的四種問題行為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0.56、0.80、0.83、0.65,教師評價的四種問題行為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0.73、0.86、0.87、0.75。
  2.3 研究程序
  研究分兩次測查。第一次測查是在兒童入園3個月左右(即04年11月份),此時絕大多數兒童都度過了“新入園焦慮期”,并與教師建立了初步的師生關系。兩名研究人員進入幼兒園,當面指導所有教師填寫教師問卷,并對教師進行有關如何將母親問卷轉交給家長的指導語培訓。之后,教師將母親問卷轉交給兒童母親填寫,并在課余時間完成所有教師問卷的填寫。第二次測查是在兒童入園一年左右(即05年8月份),具體做法與第一次相同。第一次測查的工具包括母子關系量表、師生關系量表和兒童行為核查表,第二次測查的工具為兒童行為核查表。兩次測查均在一個月之內完成。
  3 研究結果
  由于母親和教師都報告了兒童的問題行為及自己與兒童的關系,所以在結果分析中采用二者報告的問題行為中的任何一個都可能導致潛在的方法效應(method effects)。為了減少方法效應的影響,在進行數據分析之前,我們首先對母親和教師報告的兒童問題行為分數進行了合成,計算二者的平均值,以此作為兒童問題行為的實際分數。
  3.1 母子關系、師生關系與兒童問題行為的相關分析
  對母子關系、師生關系與各種問題行為的描述統計及相關分析見表2。結果表明,師生關系親密性與兩次測查的兒童退縮、攻擊和違紀問題都有顯著的負相關,師生關系沖突性與第一次測查的焦慮、違紀問題以及兩次測查的攻擊問題都有顯著的正相關;母子關系沖突性與第一次測查的退縮問題以及兩次測查的焦慮、攻擊問題都有顯著的正相關。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母子關系親密性與各種問題行為的相關普遍較弱,這說明,在母子關系與兒童問題行為的關系中可能存在某些調節變量(如性別、師生關系)的作用。
  3.2 兒童問題行為對母子關系、師生關系的回歸分析
  我們采用Frazier、Tix和Barron提供的程序[24],運用層次回歸分析考察了母子關系、師生關系在預測兒童問題行為中的獨立作用,以及兒童性別、師生關系在母子關系預測問題行為中的調節作用,結果見表3(表中只列出了經統計檢驗顯著的交互作用項)。
  由表3可知,母子關系親密性和沖突性預測各種問題行為的主效應都不顯著;師生關系沖突性在反向預測退縮問題和違紀問題時的主效應分別達到了顯著和邊緣顯著水平,說明兒童與教師的沖突程度越高,入園一年時的退縮和違紀問題越少;性別在母子關系沖突性預測第二次測查的攻擊問題時具有顯著的調節作用,師生關系親密性在母子關系親密性預測第二次測查的退縮、焦慮、攻擊和違紀問題時也都具有顯著或極其顯著的調節作用。
  對性別的調節作用進一步分析發現:對男孩而言,母子關系的沖突程度不能顯著預測第二次測查的攻擊問是(simple slope=-0.44,t=-1.04,p>0.1);對女孩而言,母子關系的沖突程度可以顯著地正向預測第二次測查的攻擊問題(simple slope=0.83,t=2.00,p<0.05)。這說明,母子關系沖突程度低的女孩的攻擊問題明顯少于母子關系沖突程度高的女孩的攻擊問題。
  對師生關系親密性的調節作用進一步分析發現:對師生關系親密程度高的兒童來說,母子關系的親密程度可以顯著地負向預測第二次測查的退縮問題(simple slope=-0.48,t=-2.01,p<0.05)、焦慮問題(simple slope=-0.96,t=-2.68,p<0.01)、攻擊問題(simple slope=-1.03,t=-2.35,p<0.05)和違紀問題(simple slope=-0.46,t=-2.37,p<0.05);而對師生關系親密程度低的兒童來說,母子關系的親密程度可以顯著地正向預測第二次測查時的焦慮問題(simple slope=1.06,t=3.12,p<0.01),但不能顯著預測第二次測查的退縮問題(simple slope=0.20,t=0.90,p>0.1)、攻擊問題(simple slope=0.31,t=0.73,p>0.1)和違紀問題(simple slope=0.23,t=1.25,p>0.1)。這說明,師生關系親密度和母子關系親密度都較高的兒童的各種問題行為都明顯少于師生關系親密度高、母子關系親密度低的兒童,而母子關系親密度高、師生關系親密度低的兒童的焦慮問題甚至多于母子關系親密度和師生關系親密度都較低的兒童。
  4 討論
  本研究通過對托班幼兒的母親和教師間隔九個月的兩次測查,考察了兒童與其母親和教師的關系對其入園第一年中問題行為發展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在控制了兒童最初的問題行為之后,母子關系預測兒童入園一年時各種問題行為的主效應都不顯著,兒童性別調節了母子關系沖突性對入園一年時攻擊問題的預測;而師生關系不僅能夠預測兒童入園一年時的退縮和違紀問題,而且在母子關系對兒童各種問題行為的預測中都發揮了調節作用。
  B4S917.jpg
  4.1 早期母子關系與兒童的問題行為
  本研究沒有發現早期母子關系對兒童問題行為的直接預測作用,這與我們的預期假設是相符的。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Pianta等人對4歲兒童的母子關系、師生關系與其在園適應關系的研究[4],該研究發現,母子關系可以顯著預測幼兒一年后的問題行為。導致兩項研究結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本研究與Pianta等人的研究所采用的樣本有很大的差異。本研究的樣本所在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普遍中等偏上,而Pianta等人的樣本則是極度貧困家庭的問題兒童。一項研究[13]比較了母子互動質量對各類兒童樣本問題行為的相對預測力,結果發現,母子互動質量對那些處境最為不利的兒童有著最高的預測力。根據Howes等人的觀點[5],相對于家庭經濟狀況較差的兒童而言,家庭經濟狀況較好的兒童一般會較早地進入托幼機構,從而很早就擁有了大量的同伴交往經驗,這些同伴交往經驗可能會削弱早期母子關系質量與兒童以后的社會行為之間的關聯,從而使二者難以呈現出顯著的相關。結合本研究來說,在進行第二次測查時,兒童已經在幼兒園中與同伴和教師相處了長達一年之久,擁有了豐富的與同伴和教師交往的經驗,這些經驗很可能調節了早期母子關系質量與兒童問題行為的相關,從而降低了二者間的關聯程度。導致結果不一致的第二個原因可能是Pianta等人的研究沒有對兒童起始的問題行為進行測量和控制,一旦控制了兒童最初的問題行為對其一年后問題行為的影響,母子關系對問題行為的預測力很可能就會大大降低。
  雖然母子關系質量可能無法直接預測所有兒童的問題行為,但是母子關系的沖突程度卻可以正向預測女孩的攻擊問題。母子問的沖突常常是與母親對兒童的言語或身體懲罚聯系在一起的,根據社會學習理論,兒童常常模仿同性別父母的行為[25],也就是說,女孩可能比男孩更容易模仿母親對自己的言語或身體攻擊,這可能是母子沖突程度對兒童攻擊問題的預測作用在女孩身上表現得更為突出的一個原因。
  4.2 早期師生關系與兒童問題行為
  雖然師生關系與母子關系同時進入了回歸方程,但是本研究仍然發現了師生關系對問題行為的獨立預測作用。這說明對于兒童的行為適應來說,師生關系具有獨立于母子關系之外的貢獻。但是該預測作用的方向卻與我們的預期相反:師生關系沖突性對兒童退縮、違紀問題非但沒有正向預測作用,反而具有負向預測作用;也就是說,兒童入園三個月時的師生關系沖突程度越高,入園一年時的退縮和違紀問題反而越少。
  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兒童初入園時的暫時適應問題在其中發揮了第三變量的作用,也就是說,第一次測查的師生關系沖突性對兒童退縮、違紀問題的負向預測作用可能僅僅是在第三變量影響下呈現出的一種相關關系,而非因果關系;兒童在剛入園的頭幾個月中出現的暫時適應問題可能既是第一次測查的師生關系沖突性的原因,又是第二次測查的退縮和違紀問題的原因。具體來說,本研究中的絕大多數被試都是新入園幼兒,這些兒童初入幼兒園時大都會表現出短暫的適應問題,常常出現害羞焦慮、猶豫遲疑、謹慎小心等混亂行為[1],而有混亂行為的兒童常常招致教師的懲罚和批評,從而使師生之間的沖突增加[26]。而另一方面,兒童剛入園時暫時的行為混亂可能具有潛在的適應意義,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兒童以后出現退縮和違紀問題的概率。Schulenberg與Zarrett認為,在一些重要的發展轉折期中,暫時的不適應往往能夠發揮建設性作用,有助于個體成功度過這一轉折期(如成年初期的抑郁能夠使個體將努力方向定位于更為現實的目標),反而是那些表面上看似適應的個體其實在長遠看來則是不適應的[27]。有研究發現,許多新入園幼兒雖然表面上好像害羞似地較少參與和同伴的互動,但實際這只是一種短暫的情景性表現,兒童其實是在觀望;一旦熟悉了環境,他們馬上就會表現出自己的社交能力[1]。因此如果從長遠來看,兒童在剛入園時出現的暫時行為混亂可能對他以后的問題行為具有保護作用。
  4.3 師生關系在母子關系預測兒童問題行為中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最重要的發現就是揭示了師生關系在母子關系預測兒童各種問題行為中的調節作用。研究發現,母子關系親密性對兒童入園一年時各種問題行為的負向預測作用僅對師生關系親密程度高的兒童成立,而對師生關系親密程度低的兒童則不成立。這一結果說明,雖然早期親密的母子關系在兒童的情緒和行為適應中發揮著重要而又積極的作用,但是僅有親密的母子關系還不足以減少兒童出現各種問題行為的概率,至少還需仰賴兒童在幼兒園中良好的師生關系。這一發現印證了依戀理論中有關多重依戀具有累加作用[16]的假設,也就是說,兒童對母親和教師的多重安全依戀對其以后的良好適應有著重要的意義。
  尤其需要強調的是師生關系在母子關系預測兒童入園一年時的焦慮問題中的調節作用。本研究的結果表明,對于師生關系親密程度低的兒童而言,母子關系親密性對入園一年時的焦慮問題甚至具有正向的預測作用,也就是說,早期母子關系親密程度高而師生關系親密程度低的兒童,其焦慮問題的嚴重程度甚至超過了早期母子關系和師生關系的親密程度都很低的兒童。這說明,在兒童入園的第一年中,親密度低的師生關系會嚴重損害那些已經與母親建立了較親密的母子關系的兒童,導致其出現較多的焦慮問題。結合以往的研究[17],我們認為,在入園第一年中,如果那些早期母子關系質量較好的兒童未能與教師建立起親密的師生關系,那么兒童將會對這兩種關系之間的質量差異極為敏感,這種差異會給兒童造成極大的沖擊,引起兒童的混亂感和不安全感,從而導致較為嚴重的焦慮問題。
  Pianta等人此前的研究[4]并沒有發現師生關系在母子關系預測兒童適應狀況時的調節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Pianta等人的研究取樣于極端貧困家庭兒童,由于母子關系質量對這類兒童有著極高的預測力[13],因此母子關系的影響作用可能遍及了樣本總體,從而掩蓋了師生關系的調節作用。二是Pianta等人在測查師生關系時,被試的平均年齡已經有4歲3個月,這些兒童在幼兒園中已經與不止一位教師有過長時間的交往,師生關系與親子關系之間的質量差異對于這些兒童來說可能已經不再敏感了,而師生關系的調節作用也會因此而降低。而本研究的被試取樣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城市兒童,對這類樣本而言,母子關系對兒童問題行為的預測力較低;另外,由于本研究的被試大都是初次入園、第一次接觸教師,而且對師生關系進行測查時,兒童只在幼兒園中與教師接觸過三個月左右的時間,這可能使得本研究中兒童所感受到的師生關系與母子關系的質量對比尤為強烈。這兩點可能是導致師生關系的調節作用得到驗證的重要原因。同時,本研究與Pianta等人研究的對比還說明,在兒童進入幼兒園的第一年中,特別是在剛入園的頭幾個月中,師生關系質量與母子關系質量的一致性對兒童適應的意義尤其重大:只有與母親和教師的關系質量都很高的兒童才能夠獲得最佳的適應,而即使兒童與母親建立了高質量的關系,只要未能與教師建立起親密溫暖的關系,就會對兒童的適應狀況造成損害。
  4.4 本研究的局限性及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本研究采用短期追蹤設計,較為系統地考察了母子關系、師生關系對兒童入園第一年的各種問題行為的獨立影響和交互影響,揭示了師生關系在母子關系預測兒童問題行為中的調節作用。但是,本研究還存在一些局限,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進一步完善。首先,本研究的樣本量相對來說比較有限,因此在考察調節作用時我們只納入了性別和師生關系這兩個調節變量。而有研究者[5]認為,代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收入等變量也可能在母子關系預測兒童問題行為中發揮調節作用。而且,由于師生關系的測量僅基于6名教師的報告,我們無法考察教師水平的變量可能存在的預測作用。如果在進一步的研究中能夠擴大樣本量,納入教師水平的變量以及更多的調節變量,那么將會得到更有價值的結果。其次,本研究的所有數據都由母親和教師報告,可能存在一定的方法效應,正是基于這一考慮,我們對母親和教師報告的問題行為分數進行了合成,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方法效應的影響。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考慮采用多種手段收集數據,如采用依戀Q分類卡片或觀察法收集有關母子關系質量和師生關系質量的數據等,從而減小方法效應的影響,使得到的結果更加可靠。另外,在改善上述取樣和測量問題的基礎上,進一步的研究還可以延長追蹤時間,考察母子關系、師生關系對兒童問題行為發展的長期協同影響。
  致謝:感謝參加該研究的幼兒及其父母、教師,感謝夏美萍及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的王茜博士在量表翻譯、回譯過程中,以及吳巍、周博芳在數據收集、錄入過程中提供的幫助,同時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在審稿過程中提出的寶貴意見。
心理學報京418~426B4心理學張曉/陳會昌/張桂芳20082008
母子關系/師生關系/問題行為/調節作用
Children's Relationships with Mothers and Teachers: Linkages to Problem Behavior in Their First Preschool Years通過對102名托班幼兒的母親和教師間隔9個月的兩次測查,考察了母子關系、師生關系在兒童入園第一年的問題行為發展中的作用。結果表明:控制了兒童入園三個月時的問題行為后,(1)母子關系無法直接預測入園一年時的問題行為,師生關系沖突性可以負向預測入園一年時的退縮和違紀問題;(2)兒童性別調節了母子關系沖突性對入園一年時攻擊問題的預測,即母子關系沖突性對入園一年時攻擊問題的正向預測作用僅對女孩成立,對男孩則不成立;(3)師生關系親密性調節了母子關系親密性對入園一年時的退縮、焦慮、攻擊和違紀問題的預測,即母子關系親密性對入園一年時各種問題行為的負向預測作用僅對師生關系親密程度高的兒童成立,對師生關系親密程度低的兒童則不成立;對師生關系親密程度低的兒童來說,母子關系親密性對入園一年時的焦慮問題甚至具有正向預測作用。
作者:心理學報京418~426B4心理學張曉/陳會昌/張桂芳20082008
母子關系/師生關系/問題行為/調節作用
2013-09-10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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