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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文化視野中的徐渭
民間文化視野中的徐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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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D634.3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162(2004)02-0021-07
    由于20世紀70年代以來東南亞華人在亞太地區新的經濟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國際 學術界對東南亞華人跨國企業及其社會經濟活動的研究興趣在過去20年中大大增長。已 有多種論著問世,形成不同見解。(注:Ong,Aihwa and Nonini,Donald M ed.,Ungrounded Empires: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New York,Routledge,1997,P.11;Chan Kwok Bun and Claire Chiang,Stepping Out:The Making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Singapore:Prentice Hall,1994;Limlimgan,Victor Simpao,The Overseas Chinese in ASEAN:Business Strategies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Manila:Vit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1986.)作為個案研究 ,本文則力圖通過描述鄭氏家族企業在東南亞成長和擴展的經歷,以及在中國大陸的投 資和運作的軌跡,探索他們如何做出在中國投資的決定,以及他們跨國戰略背后的文化 邏輯;探討他們的網絡,尤其是社會和政治的關系網絡,是如何形成和運作的;最后, 他們的經營和管理及其成果是如何由這些網絡關系決定的。(注:需要加以說明的是, 本文有關鄭氏家族企業及其活動的描述基本上來自筆者近幾年來在福建、香港和馬來西 亞等地所作調查的口述采訪記錄。為節省篇幅,下文中的相關敘述將不再另加注解說明 。)
    對鄭氏家族的選擇是有意的。該家族的第一家企業創辦于二戰前,因而具有較長的工 商業經營史。鄭棣和他的叔叔是創辦者。然后是鄭景新,鄭棣的兒子,移民的第二代, 將鄭氏家族企業擴展為一個以吉隆坡為中心,分布于雪蘭莪、彭亨等馬來西亞各地的企 業集團。在將其企業擴展到中國福建省省會福州之前,1993年,鄭氏家族決定首先在其 家鄉永春投資。兩年以后,它建立了一個跨福州、永春和香港等地,由5家公司組成的 企業集團——萬馬集團。其跨國運作的豐富內涵和復雜性將對理解和澄清華人跨國企業 的運營提供更多的視角。
        一 鄭氏家族在馬來西亞的創業與發展
    鄭氏家族企業的奠基者是鄭棣。他于1910年出生于地處福建南部山區的永春縣。父親 是當地一個私塾教師,因而鄭棣能被送到福建南部的經濟和文化中心廈門接受教育。然 而當他的父親,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撐者去世時,鄭棣不得不中斷他的中學教育,為家庭 尋求生計。他決定投奔他在馬來半島的叔叔。
    最初幾年,他在一家華人雜貨店做學徒。由于勤奮和用心,他能夠默記所有的商品價 格,因而得到老板的信任。(注:筆者在馬來西亞訪談時被告知,那時華人商店是不陳 列商品價格的。好的員工被認為應當熟記所有貨物價格于心中。)幾年后他得以儲蓄一 小筆資金,便與他的叔叔合作在馬來亞內地一小鎮開了一家橡膠貿易行。當時有許多永 春移民在馬來亞,尤其是在柔佛和雪蘭莪,經營小型橡膠園。由于永春移民來自山區, 具有種植經營作物和經營貿易的背景,(注:據地方文獻記載,歷史上,永春曾長期作 為福建南部沿海地區與山區進行商品交流的集散地,商業相當發達。永春人因此從商者 頗多。)對于他們來說,從事熟悉的謀生方式顯然容易些。他們中的許多人同時扮演中 介人的角色,為橡膠貿易行收集和出售尚未加工的膠液或樹膠。這些橡膠隨后在吉隆坡 和檳榔嶼加工,再出口到英國。福建人,尤其是永春人,因此與英商及其他歐洲出口商 以及當地的橡膠種植園主建立了長期的貿易網絡關系,以后閃說鋇匾恢看蟮木昧?量。
    同許多中國商人的遭遇一樣,鄭棣和他叔叔的經營在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日本占領 馬來亞期間,幾乎完全停止了。他們靠先前的積蓄和變賣家產維持生活。二戰結束后, 鄭棣憑著5000馬幣,和他的堂兄一道再次開始創業。爾后,當他開始從橡膠中介經營中 贏得利潤時,他立即投資購買土地和一塊又一塊的橡膠園,為進一步發展積累資本。
    20世紀50年代,鄭棣的橡膠貿易行發展成一個包括橡膠種植、加工和出口的多種經營 企業。鄭棣將其命名為“畢升公司”。這仍然是一個典型的家族企業。他的家族成員, 尤其是他和他的孩子們掌管著主要的位置。鄭棣擁有重要事務的決定權。作為合資人, 他的堂兄負責公關事務。
    由于朝鮮戰爭,20世紀50年代早期是橡膠貿易的一個黃金時期。在此期間,鄭棣擴展 了他的家族企業。他雇用了四五名英國人,協助他經理橡膠出口業務。顯然,鄭棣的企 業已具有相當的規模。據從40年代起就在吉隆坡從事橡膠貿易的業界人士回憶,鄭棣的 企業是當時五六家大型橡膠貿易商行之一。鄭棣的商業實力也可以從以下事實中得到明 證。從1953年到1973年,他連續被推舉担任雪蘭莪和彭亨橡膠貿易行會的主席長達20年 之久。
    鄭棣還是雪蘭莪和彭亨地區最大的橡膠種植園主之一。當時,雪蘭莪是僅次于柔佛的 第二大橡膠產地。鄭棣在雪蘭莪和吉隆坡擁有4000英畝的橡膠園。在1950年,每畝的價 格僅500馬幣。但到了六七十年代,當吉隆坡經歷一個建設高潮時,地價上漲到一個天 價,達每畝10萬元。鄭棣別具慧眼地抓住這一機會。他和新加坡華人聯合銀行董事會的 一些董事合作,成立了華人聯合建筑公司,建造了3800幢樓房,獲得豐厚的利潤。
    可以肯定地說,鄭棣的創業和發展歷程在福建永春人中是很典型的。鄭棣通過做橡膠 中介貿易起家,逐漸發展成為橡膠園主,并從事橡膠出口貿易,進而擁有大量地產。他 的財富像發酵的生面團一樣,急劇膨脹起來。馬來西亞華人形容這種通過土地急劇增值 而迅速增加的財富為“發”,以此與“賺”(企業正常的利潤)相對比。除了做橡膠和地 產生意外,他還投資銀行業。他是新加坡主要的華人銀行之一——華人聯合銀行的第二 大股東、副董事長。同時還是馬來西亞共和銀行的主要股東,擁有一個金融公司連鎖機 構,旗下有兩個銀行。此外,他還投資錫礦開采業。
    鄭棣生意上的成功給他帶來更多的社會責任。他在馬來西亞各種華人組織里担任了40 多年的領導職務。他曾任馬來西亞橡膠商會的主席、福建聯誼會和馬來西亞永春聯誼會 的副主席。同時,他與自己的宗族聯系緊密,從20世紀60年代起一直担任馬來西亞鄭氏 家族會的主席,直至1994年去世。
    接替鄭棣掌管家族企業的是鄭棣的長子鄭景新。(注:鄭棣共有10個孩子。)鄭景新出 生于1934年。作為家庭中的長子,他十幾歲時就開始參與家族企業的日常經營活動,協 助經辦裝卸未經加工的橡膠。華人企業家大都認為有必要讓自己的長子較早地接受鍛煉 ,積累經營經驗,這樣將來長子繼承家產之后,就可以讓家業繼續保持繁榮。(注:和 傳統的中國生意人一樣,很多馬來西亞華人對長子都給予很高的期望。)
    橡膠和錫是馬來西亞的主要傳統出口產品。然而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橡膠的國際市 場價格大幅下降,錫的價格也不斷下降。這使馬來西亞的經濟受到重創,政府因此開始 鼓勵農民轉向種植油椰子,以取代橡膠。鄭景新個人對農業和水產養殖業很感興趣,因 此其家族企業也有了新的發展方向。
    70年代初,鄭景新就已投資50萬馬來西亞元開墾土地,在彭亨創立了一個油椰子種植 園,種植了5000株油椰子樹。投資開始收益后,他將利潤用來擴大生產規模。到上個世 紀末,他已擁有1.5萬多英畝的油椰子林和一個提煉廠,可以把2萬英畝的油椰子提煉加 工成油。(注:2001年夏天,筆者在馬來西亞訪問他時,他正在和一個馬來西亞合作社 商議再購買1萬英畝的油椰子林。)這種以收益來投資,穩扎穩打,逐步擴大生產規模的 策略,體現了他的經營風格。
    和很多其他東南亞的華商一樣,鄭景新進行的是多種經營。其家族企業擁有十多家公 司,涉及種植業——不僅種植油椰子,還有各種果樹、水產養殖業、制造業、房地產業 和銀行保險業等多種行業。
         二 鄭氏家族在中國大陸的跨國投資
    1993年,鄭氏家族企業首次在中國大陸投資。是年,鄭景新在其父親的故鄉——永春 投資100萬美元,建立福建永春永福建筑材料有限責任公司。該公司的設備全部從美國 進口,價值30萬美元,主要生產建筑材料。據估計,該企業年產值約1700萬元人民幣。 此后,鄭景新繼續擴展投資規模,在福建省省會福州投資水產養殖。1995年,他建立萬 馬集團公司,下設五家分公司,包括福建鄭棣電子有限公司、福建聯合冷凍食品有限公 司、福州萬馬水產品有限公司(含福建永春水產養殖場)、福建永春永福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和香港萬馬(亞洲)有限公司。
    為什么鄭景新決定在中國大陸投資?為什么鄭景新把其父親的故鄉永春作為跨國投資的 第一站?換言之,在這種經濟理性選擇背后是否有文化原因?本文認為至少有三點因素影 響鄭景新的跨國投資行為。
    首先,盡管鄭景新是第二代移民,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的教育背景影響著他的文化認 同。和許多其他出身于具有較強的華人文化認同的馬來西亞華人家庭的后代一樣,鄭景 新從小在華人學校里接受中文教育——先是在吉隆坡華文小學念書,然后在新加坡華文 學校完成高中教育。他的中文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的文化認同,并影響了他對跨 國投資地區與方式的選擇。(注:大體上說,馬來西亞華人可以接受兩種不同的教育: 華文教育和英文教育。但是陳志明(Tan Chee-Beng)認為,主要有三種華人……受華文 教育的、受馬來語教育的和說英語的。第一類華人指接受過華文小學教育、甚至私立華 文中學教育的華人,有些人還在臺灣接受過進一步教育。隨著所有的英語學校轉變為馬 來語學校,第二類的華人和受英語教育華人之間的差別也隨之消失了。然而那些英語家 庭中的孩子還是屬于說英語一類的。毫無疑問,受馬來語教育的華人地位越來越高,他 們受中國傳統的影響較小,和受英國式教育的人比較相似。馬來西亞華人的不同教育背 景對于他們的文化認同和政治傾向影響很大。見Tan Chee-Beng,(1988)Acculturation, Ethnicity and the People of Chinese Descent(文化適應、種族劃分和華裔),The Institute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East-West Centre,Hawaii。)從20世紀初 開始,馬來西亞華人社團一直都在努力調動內部的財力和社會資源,創辦華文學校。這 項運動在馬來西亞進行得頗為轟轟烈烈。到20世紀50年代,在華文學校委員會聯合會和 華文學校教師協會聯合會的領導下,馬來西亞華人已經建立了一整套覆蓋各級教育的華 文學校系統,總數達78所,形成完善的華文教育體系。此外,40至50年代,在馬來半島 和中國大陸,正值中國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熱情高漲之時,東南亞地區華文學校的大部 分教科書和教師都是直接從中國大陸來的。毫無疑問,這給鄭景新后來的文化認同和政 治傾向帶來極大的影響。離開學校后,他的主要語言工具是:閱讀和書面交流方面使用 中文,口頭交流時使用福建南部方言和馬來語。
    其次,鄭景新在其大家族里的地位加強了他的文化取向。身為10個孩子中的老大,他 的父親在他的身上進行了嚴格的儒家式家教。鄭景新在一次訪談中告訴筆者,他的一種 家庭規矩持續了近半個世紀。按照這一規矩,每天晚飯過后,他都要到客廳里陪伴他父 親,一起看電視,看報紙。談話的時候,他父親坐著,他則站在他父親前面聆聽。父親 不去睡覺他是不能離開的。這種習慣一直延續到1994年他父親去世。
    在采訪鄭景新的過程中,他多次提到他的父親,特別是經常談到父親對他價值觀、世 界觀形成的影響。在鄭景新公司的辦公室、會議廳的主墻上懸掛著他父母親的巨幅照片 。顯然,儒家思想中的家長威嚴和家庭秩序還深深地存留在鄭景新的頭腦中。
    鄭景新在多年的商業生涯中一直遵循一條不成文的規則:不和使用英文名字的新加坡 華人做生意。這很能說明他的文化認同。他的理由是,如果一個華人連自己的中國文名 字都不要了,那么這個人就不可信任。他把5個子女毫無例外地都送到吉隆坡福建人創 辦管理的“中華中學”接受教育。他自己也遵循著父親的做法,担任這所華文學校董事 會的財務長。他認為自己理所應當對“中華中學”的發展給予支持,從不抱怨或推卸自 己在這方面的責任。
    第三,從鄭棣時代開始,鄭氏家族就和家鄉永春保持著聯系。鄭棣自從20世紀40年代 早期結婚后就沒回過永春。但是在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他應家鄉政府的號召 ,大批量贈送面粉和各種食品給受災的父老鄉親。自80年代中國開始對外開放后,他一 直為永春公益事業的建設捐款。他曾捐款100萬元人民幣,在永春建造一個文化中心, 捐款20萬元人民幣為永春鵬翔小學建造一個大禮堂。鄭棣去世后,鄭景新繼承了這個傳 統。他遵循父親意愿,并追加捐資達1000萬元人民幣,在永春建造了一座大型體育館。
    在向中國捐贈的過程中,鄭景新逐漸對在永春和福州投資產生興趣。有兩個主要因素 直接影響了他投資興趣的萌發。一是隨著他對福建了解的增多以及他與一些省政府高級 官員個人關系的不斷發展,他開始認識到中國市場具有巨大的經濟機遇和發展潛力。二 是自80年代后期,馬來西亞政府開始控制資金外流,這給鄭氏家族向永春捐款的轉賬帶 來很多困難。因此,鄭景新決定在永春和福州創辦企業,以便把部分企業利潤作為捐款 。例如,他把福州企業利潤的一部分——即每月2萬元人民幣——作為在永春建造體育 館的捐款。這樣一來,他不僅可以利用他在福建的關系幫助他把生意拓展到中國,而且 可以發揚光大他的父輩已建立的道德秩序。
    東南亞華人的文化邏輯依然受到儒家意識形態的影響,他們認為,一個人,特別是一 個游子,如果取得成功的話,應該把他的榮譽帶到老祖宗那里去(光宗耀祖),而且如果 他獲得財富和榮譽的話,一定要為家鄉做些貢獻(恩澤鄉里)。這用韋伯的話來說是“價 值插入”(value interjection)。韋伯認為,就經濟抉擇完全地或部分地由“價值插入 ”所主導這一意義而言,經濟抉擇可以被視為是社會導向的。(注:Weber,Max,(1965)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sation,translated by A.M.Henderson and T.Parsons,New York:The Free Press.)如前所述,鄭棣在很多馬來西亞華人組織 中都担任領導職務,因此感到有責任為他的族人和同鄉做個榜樣,率先為家鄉做貢獻。 在馬來西亞華人圈中,這種責任感以及連帶情感已經成為道德秩序的一部分。自從中國 打開國門以后,海外華人與中國的聯系得到恢復,因此這種道德秩序也重新確立起來, 并在某種程度上有所加強。鄭景新在90年代中期把自己孩子,也就是家族的第三代人, 帶回父親的老家永春。他用自己的行動表明這種血緣聯系的道德秩序依然存在著。
    但是,正如德科衡指出,“義務或責任只是代表了從道德中提煉出的要素之一;另外一個因素是個人一定的客觀需要,它的重要性毫不遜色于前者。”(注:Durkheim,Emile,(1974)Sociology and Philosophy,transl.D.F.Pocock,New York:Free Press,pp.36-37.)對于東南亞華人來說,他們為家鄉做貢獻的動機也源自于他們對社會承認、 地位和權利的需求。事實上,地方政府給了鄭氏家族許多榮耀。在80年代以降福建地方 政府組織的各種招商引資代表團訪問馬來西亞時,他們總是登門拜訪鄭棣。在永春,文 化中心和當地學校的禮堂都以鄭景新父母的名字命名。體育館的前面矗立著鄭棣夫婦的 塑像。此外,鄭家還獲得一塊金匾作為獎勵。(注:為了表示對海外華人捐贈行為的承 認,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勵和獎勵制度。例如,按福建省政府的有關規定,授予 捐贈價值1000萬元人民幣的華人金匾,授予捐贈1000萬元以下50萬元以上的銀匾,授予 捐贈30萬至50萬元之間的銅匾。)鄭景新每次訪問永春都受到當地政府的高級別的禮遇 。
        三 社會關系網絡的作用
    關于東南亞華人經濟活動中社會關系網絡的作用,學術界已有不少的研究。但至今為 止,學術界大多僅注目于關系網絡的正面作用,即主要揭示關系網絡給東南亞華人企業 的經營管理帶來的積極效應,把它視為華人企業家的一種經營策略,而忽略了關系網絡 作用的復雜性。在鄭氏家族在中國的投資活動中同樣可以明顯看到關系網絡的作用,不 過這種作用卻是多元的。
    永春永福建筑材料有限責任公司是鄭氏家族在中國投資的第一個企業。1991年,福建 省政府組團訪問馬來西亞,在吉隆坡會見鄭棣和鄭景新,鼓勵他們在家鄉投資。同年, 鄭景新帶著聯合國的兩個農業專家(一個是農學家,一個是水產學家)來到永春和福州, 考察商業機會。這是他第一次來到父親的家鄉,也是第一次到中國。不久,他在參加新 加坡永春聯誼會120周年紀念活動的時候遇到了永春歸國華僑聯合會副主席。該副主席 是鄭氏家族一位長者的外甥。鄭景新從這個親戚口中了解到,中國正在鼓勵發展鄉鎮企 業。而且中國政府為了節省珍貴的粘土能源,要求今后所有建筑都取消使用固體磚,而 改用“空心磚”。鄭景新預感到“空心磚”在中國的需求量將會很大,同時想到新加坡 正處在建設高峰期,同樣存在著潛在的磚瓦市場。因此考慮在永春開設一家生產磚瓦的 工廠,產品既可以出口到新加坡,也可以在中國市場銷售。于是,他在永春取了一些樣 土進行分析。在做出最后決定以前,他還要求他在新加坡的公司做了一份在中國生產磚 瓦商業前景的可行性報告。當地政府在獲知鄭景新的投資意向后,以優惠的價格為這個 項目提供了80英畝土地。(注:東南亞的華人企業家都喜歡和政府官員建立良好的私人 關系,特別是和高官聯系密切。他們通常把這種關系看成是企業順利運作的一種保證。 當這些企業家到中國投資時,他們也試圖與當地的政府官員建立良好的私人關系。認為 這可以減少他們的經營風險。)這顯然促成鄭景新最后的投資決定。
    1993年,永春永福建筑材料有限責任公司作為由鄭氏家族獨自投資的企業正式成立。 成立公司后,鄭景新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要找一個人幫他管理永春的企業。由于鄭 景新已經與當地政府官員,尤其是當地負責外資投資的官員建立了較密切的關系,于是 他就請該官員為他推薦一個合適的代理人。該官員向他推薦前面提及的那位永春歸國華 僑聯合會副主席。由于他與鄭氏家族有親戚關系,而且在他隨同中國招商引資代表團訪 問新加坡時給鄭景新留下很好的印象,因此鄭景新很快就同意由他來出任公司的經理。
    然而,此后公司的經營業績卻與鄭景新所期望的背道而馳。這位鄭氏家族成員把到公 司任職視為一個難得的積累社會財富的機會。他自己很少到距縣城10公里的工廠上班, 卻把工廠里所有重要職位,從財務總管到會計和出納,都安排自己的親戚担任,把工廠 視為自己的私有財產。當他家里蓋四層樓的房子時,他竟然用工廠里的磚瓦到別處換水 泥,供自己使用。在此情況下,工廠連年虧損。直到1998年初,鄭景新任命一位專業的 企業經營人員為新經理,情況才開始改觀。該年,工廠的總產值達到200萬元人民幣。
    鄭氏家族在中國創辦合資企業的活動也同樣是建立在個人關系網絡基礎上的。該家族 在福州投資經營的福建聯合冷凍食品有限責任公司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90年代初,一 位原籍永春的福建省政府領導帶領一個福建省政府招商引資代表團訪問馬來西亞,在拜 訪當地有名望的華人企業家時,對鄭氏家族對家鄉的慷慨捐贈表示贊賞與感激,并邀請 鄭景新到福建投資,許諾將給予優惠的政策。在那次會見中,代表團的一位姓汪的成員 竭力建議鄭景新投資控股福建聯合冷凍食品有限責任公司。該公司原為一家合資公司, 股東分別為福建省水產廳(出資20%)、中國水利廳屬下的北京一家公司(出資40%)以及一 家臺灣公司(出資40%)。公司的主要產品是為日本市場加工鰻魚。然而,隨著日本市場 萎縮,福建供應商競爭加劇,臺灣公司和北京公司都決定撤資。鄭景新認為這是一個投 資控股經營該公司的好機會,因此接受汪的推薦,購買了該公司53%的股份,并接受汪 的自薦,任命汪担任他的代理人。當時該公司的流動資金約1600萬元人民幣,固定資本 價值2200萬元人民幣。(注:東南亞的華人企業家都喜歡和政府官員建立良好的私人關 系,特別是和高官聯系密切。他們通常把這種關系看成是企業順利運作的一種保證。當 這些企業家到中國投資時,他們也試圖與當地的政府官員建立良好的私人關系。認為這 可以減少他們的經營風險。)幾乎和鄭氏家族在永春投資的永春永福建筑材料有限責任 公司遭遇的命運一樣,由于汪的欺騙和舞弊營私,福建聯合冷凍食品有限責任公司損失 慘重,僅一年中就損失3000萬元人民幣。
    相比之下,鄭景新和日本商人合作創辦的福建鄭棣電子有限公司的情況就很不同。投 資的日方公司是一家著名的微電機生產商。IBM是其主要客戶之一。該公司在東南亞國 家也有業務關系。鄭景新和該公司的合作是在80年代初期開始的。當時,雙方合作在吉 隆坡設立了一家電子廠,鄭氏家族持有15%的股份。此后,雙方在合作中建立了相互信 任的和諧關系。
    1995年鄭景新第二次訪問福建省,當時同行的還有兩個日本公司代表。在福州福建省 政府舉辦的歡迎宴會上,鄭景新認識了福建電子工業部的一些官員。他們告訴鄭景新, 由于這家日本公司在國際上的地位,北京和上海都想吸引它到當地投資,福建更是如此 ,希望鄭景新能幫助促成此事。當時日本公司還沒有在中國投資的意向,而準備在印度 尼西亞投資。(注:當時日本公司尚無意在中國設立高技術的工廠。然而,由于上海在 地理位置上距日本較近,而深圳與香港接壤,因此他們對在上海和深圳設廠表示出一定 的興趣。)然而在鄭景新的勸說下,日本公司決定放棄原投資計劃,和鄭景新合作在福 州投資6000萬美元建廠,命名為福建鄭棣電子有限公司,規模和設在馬來西亞的工廠相 當,生產DVD機讀頭和微電機。
    鄭景新和日方在中國的合作方式和他們在馬來西亞的方式是一樣的。鄭景新負責購買 土地、建造廠房和安裝設備,日方則對生產和管理負完全責任。該廠建立后運作順利。 到1998年,該工廠年出口總額超過3億元人民幣。2001年,日方又計劃再投資建立一家 新廠,生產能力和出口額將為上述這家工廠的5倍。福建鄭棣電子有限公司的成功獲得 了福建省政府的認可,公司成為福建省生產、利稅和出口大戶。
    鄭景新承認,作為馬來西亞的華人企業家,他很難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馬來西亞以外的 其他地方去。(注:東南亞國家的很多華人企業家都覺得該地區的政治環境很不穩定, 因此他們不得不花大量時間去培養與當地政府的關系。當作者1999年在馬來西亞做調查 的時候,正值大選前期,鄭景新坦陳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他是不敢離開馬來西亞的。 )那么為他的跨國企業選擇合適的經營管理人才就成了問題的關鍵。許多在中國投資的 東南亞華人跨國公司老板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鄭景新從他以前的失誤中獲得教訓。例 如,他重組了福建聯合冷凍食品有限責任公司董事會,親自担任該企業的董事長。該公 司的另一投資者,國營省水產品出口公司則派人任副董事長。在汪姓官員大權獨攬期間 ,董事會由他的親信組成。現在,鄭景新受過專業訓練的兒子,他的一位在福建官員中 建有深厚網絡的香港朋友組成董事會的多數。另外,鄭景新選用專業人才作為他的經理 。他要求他的經理報告公司的經營情況,每月直接向他上交財務報表和銀行存款支付報 告書。通過電話或傳真,(注:據筆者所知,鄭景新每月給在中國的公司打長途電話的 費用約為1萬馬來西亞元。)他對他的跨國公司有效地進行控制。在此情況下,公司的利 潤已經開始呈現正增長。
        結論
    顯而易見,從中國移民到馬來西亞的鄭氏家族,在移居地完成其創業階段后,又從馬 來西亞發展到中國,這一發展并非僅僅是市場的作用。換句話說,并非僅僅出于中國的 經濟發展前景所具有的強大吸引力。事實上,通過訪談我們發現,鄭氏家族最初決定在 中國投資并不完全是出于商業目的。本個案向我們揭示出,促使東南亞華人家族企業到 中國投資的決定性因素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與文化邏輯緊密聯系的。
    首先,對于在馬來西亞出生、長大的華人來說,他們的學校和家庭教育背景對于他們 的認同取向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如上文所述,鄭景新的華文教育背景使他主要使用普通 話和福建方言同外界交流,他被指定為家族企業的繼承人并受到相關鍛煉,這些都影響 了他的認同的形成。
    其次,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可以影響他的理性選擇。鄭棣和鄭景新在家族內部和地區華 人組織中都處于領導地位,這使他們慷慨解囊資助家鄉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社區福利項目 ,并進而在家鄉投資。
    再次,個人網絡關系顯然在鄭氏家族的投資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這種作用并 非總是正面的。鄭氏家族企業早期在中國的經營遭遇表明個人關系網絡給他們帶來了某 些負面影響。但鄭景新并沒有因此放棄利用關系網絡。有趣的是,雖然鄭景新最后選用 了專業人才作為其公司經理,但是這些新任經理們還是他個人關系網中的人。同樣,重 組后的集團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也都是他的同盟。顯然,在鄭氏家族企業中,個人關系網 絡依然起著重要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4-01-29
    
    
   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京45~49G0文化研究宋浩成20042004徐渭的獨特性不僅在于其在詩、書、畫、文、曲等各個方面的杰出成就,“本色當行 、獨抒性靈”的藝術風格,以及狂放不羈、特立獨行的處世方式和艱難曲折的一生,更 在于其在民間文化中的獨特映象:若在越地民間提到徐渭,人們首先會想到的就可能是 徐文長——一個被傳說了幾百年且形象復雜的故事主角。梳理幾千年的中國文化史,很 少有文化精英能被主流文化和民間同時接納并影響深遠的。通過徐文長傳說的考察,可 以發現越地民眾對這位獨特的歷史人物的親昵和崇敬,以及對庸常生活的樸素追求,也 能從中體會到越文化背景下民間社會具有鮮明地域色彩的文化性格,看到被主流意識形 態長期遮蔽的民間文化原生態的自然品格。在民間文化視野中,徐文長已經不再是一個 可以被定義被考證的歷史人物,而是民間風物,是越地民眾歷史情感的載體和民間文化 性格的對應物,他與徐渭的歷史形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歷經數百年的沉積,已經 不可避免地對象化、類型化了。
    徐文長的傳說以紹興為流傳的中心,遠及蘇州、揚州等地,內容廣泛,形象復雜,雅 俗皆備。根據作者收集整理的結果,書面收錄或民間流傳而有完整故事情節的徐文長傳 說51篇,借用故事學的國際分類法、它們大致可分為三類:智慧傳說、惡作劇傳說和猥 褻傳說。民間傳說中的徐文長是徐渭歷史形象的演繹,是民眾歷史情感的表達途徑,其 中大量存在的復雜曖昧的傳說是民間文化性格的對象化顯現,也是底層百姓的一種精神 體操,是于越民間文化的一枚性格烙印:它充分展現了越地百姓的機智、風趣的性格特 征,同時也真實地反映了民間文化中原始、淳樸、充溢著田野趣味的歡樂性格。
    如果把“民間文化視野中的徐渭”放到越文化這一更為廣闊的背景上考察,還應該注 意到:越文化是一個多層次的維面,其中包括了民間文化。徐渭的獨特性只是在于:他 在這個維面的各個層次里都留不了不可磨滅的映象。在長期的越文化研究中,往往只注 意到少數精英的文化顯流,民間始終處于被遮蔽的邊緣,今天重新認識徐渭,宏揚民間 文化中的徐文長形象,其用意正是希望以此確認民間文化在越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建立 越文化的邏輯與歷史整體。此為湖南省教育科學“十五”規劃課題《社會學方法在教育科研中的應用》的成果之一。課題主持人:孫俊三索颯
    索颯,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豐饒的苦難:拉丁美洲筆記》等。
    
    
        胡沁,學者,現居北京,曾發表文章若干。
    面對日益激化的中東和伊拉克形勢,人們加緊思考著一個又一個的“為什么”。著名 第三世界思想家阿明的文章提供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視角:現狀是歷史的產物,發現其內 在邏輯才能洞見癥結。文章中所涉及的美國政治文化中的新教原教旨主義與“選民”意 識問題,大屠殺與奴隸制問題,啟蒙主義的影響問題,移民與個人主義問題,社團意識 、種族觀念與階級覺悟、政治意識、公民意識的差別問題,資本作為單一政黨運作的問 題,軍事力量與新納粹威脅的問題,都是值得思考和商榷的大問題。更重要的是,阿明 提出了“我們有責任現在行動”的警語,使一切知識階層的思辨升華為當代人的使命。 OOThe Cultural Logic of Southeast Asia Chinese's Investment in Mainland China
  SONG Ping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廈門大學 人類學研究所,福建 廈門 361005
    宋平,女,阿姆斯特丹大學社會科學研究學院博士后,廈門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研究方向為東南亞華人社會、華人的跨國社會實踐以及中國IT工程師的社會關系網絡 和跨國網絡,研究成果有《承繼與嬗變:當代菲律賓華人社團比較研究》(廈門大學出 版社,1995年),以及Southeast Asian Chinese Transnational Enterprises in China:Qiaoxiang Ties and the Zheng Family(in Rethinking Chinese Transnational Enterprises:Cultural Affinity and Business Strategies,edited by Leo Down and David IP,England,2001)等系列相關論文,英文專著Transnational Social Practice from below:the Experience of a Chinese Lineage,即將出版。 作者: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京45~49G0文化研究宋浩成20042004徐渭的獨特性不僅在于其在詩、書、畫、文、曲等各個方面的杰出成就,“本色當行 、獨抒性靈”的藝術風格,以及狂放不羈、特立獨行的處世方式和艱難曲折的一生,更 在于其在民間文化中的獨特映象:若在越地民間提到徐渭,人們首先會想到的就可能是 徐文長——一個被傳說了幾百年且形象復雜的故事主角。梳理幾千年的中國文化史,很 少有文化精英能被主流文化和民間同時接納并影響深遠的。通過徐文長傳說的考察,可 以發現越地民眾對這位獨特的歷史人物的親昵和崇敬,以及對庸常生活的樸素追求,也 能從中體會到越文化背景下民間社會具有鮮明地域色彩的文化性格,看到被主流意識形 態長期遮蔽的民間文化原生態的自然品格。在民間文化視野中,徐文長已經不再是一個 可以被定義被考證的歷史人物,而是民間風物,是越地民眾歷史情感的載體和民間文化 性格的對應物,他與徐渭的歷史形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歷經數百年的沉積,已經 不可避免地對象化、類型化了。
    徐文長的傳說以紹興為流傳的中心,遠及蘇州、揚州等地,內容廣泛,形象復雜,雅 俗皆備。根據作者收集整理的結果,書面收錄或民間流傳而有完整故事情節的徐文長傳 說51篇,借用故事學的國際分類法、它們大致可分為三類:智慧傳說、惡作劇傳說和猥 褻傳說。民間傳說中的徐文長是徐渭歷史形象的演繹,是民眾歷史情感的表達途徑,其 中大量存在的復雜曖昧的傳說是民間文化性格的對象化顯現,也是底層百姓的一種精神 體操,是于越民間文化的一枚性格烙印:它充分展現了越地百姓的機智、風趣的性格特 征,同時也真實地反映了民間文化中原始、淳樸、充溢著田野趣味的歡樂性格。
    如果把“民間文化視野中的徐渭”放到越文化這一更為廣闊的背景上考察,還應該注 意到:越文化是一個多層次的維面,其中包括了民間文化。徐渭的獨特性只是在于:他 在這個維面的各個層次里都留不了不可磨滅的映象。在長期的越文化研究中,往往只注 意到少數精英的文化顯流,民間始終處于被遮蔽的邊緣,今天重新認識徐渭,宏揚民間 文化中的徐文長形象,其用意正是希望以此確認民間文化在越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建立 越文化的邏輯與歷史整體。此為湖南省教育科學“十五”規劃課題《社會學方法在教育科研中的應用》的成果之一。課題主持人:孫俊三索颯
    索颯,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豐饒的苦難:拉丁美洲筆記》等。
    
    
    
2013-09-10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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