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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靜之研究述評  ——紀念汪靜之誕辰一百周年
汪靜之研究述評  ——紀念汪靜之誕辰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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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1149(2002)03-0055-05
      一、前言
  在中國20世紀文學史上,“五四”時代的“新詩先驅”汪靜之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他以第一個愛情詩人進入了現代文學史,雖然他并未自覺到歷史賦予的重任,但是他的愛情詩里卻跳動著時代的脈搏。他的詩曾因“放情地唱”起愛情之歌,既令人耳目一新,又確乎驚世駭俗。他的愛情詩受到“五四”大潮中驚醒的青年的熱烈歡迎,又受到頑固派的惡意攻擊,以致引起一場軒然大波。新派文人稱他的詩“情感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是天籟,不是硬做出來的”。[1]他“向舊社會道德投了一顆猛烈無比的炸彈。”[2]它“所引出的騷擾,由年輕人看來,是較之陳獨秀的論文還大的”。[3]舊派文人認為“汪靜之的詩就是叫人墮落的極不道德的詩”![4]
  今年是汪靜之誕辰一百周年的日子,借此機會,對汪靜之研究的歷史和現狀做一番回顧與清理,無疑有助于我們全面、正確地認識、理解和評價汪靜之在中國現代新詩史上的歷史地位。
      二、汪靜之的詩歌創作
  汪靜之1902年7月生于安徽績溪縣一個小業主家庭,1996年10月在浙江杭州病逝。汪靜之從小愛好文學,“幼時在家鄉,有親愛的姐妹們每于清風徐徐的早晨的園里,閑靜時家人團聚的廳前,或鋪滿銀色月光的草地上”[5]教他唱俗歌童謠,培養了他對詩歌的興趣。他六歲進私塾讀書,九歲到上莊求學,熟讀了《神童詩》、《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許多古典詩歌,十二歲開始學寫舊詩。偉大的“五四”運動爆發后,他如饑似渴地閱讀《新青年》、《新潮》等刊物,接受了新思想的影響。他對這些刊物上發表的魯迅、胡適、康白情等的新詩特別感興趣,開始學寫新詩。從1919年到1920年夏,他在安徽創作了近三十首新詩,作者曾將部分詩作寄給在北京的同鄉胡適,受到當時正在倡導新詩的胡適的贊揚和鼓勵。1922年8月,汪靜之的詩集《蕙的風》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蕙的風》是一本情詩集,其主要內容,正如朱自清所指出的“他的詩多是贊頌自然,歌詠戀愛。所贊頌的又只是清新、美麗的自然,而非神秘、偉大的自然;所詠歌的又只是質直、單純的戀愛,而非纏綿、委屈的戀愛。這才是孩子潔白的心聲,坦率的少年氣度!而表現法底簡單明了,少宏深幽眇之致,也正顯出作者底本色”。[6]
  1926年春,汪靜之將1922年到1925年寫的詩編為《寂寞的國》。他在《自序》中說:“在這冷而硬的鐵的路上的旅人,只有落寞,苦惱,厭倦,三者已凝為大氣,把地球牢牢封了。我因為落寞,苦惱,厭倦,所以做詩,我做詩是為了消遣自己,和勞苦的工人邊做工邊喊著無意義的聲調以減輕辛苦,解放郁悶一樣”。這本詩集的前半部,還保留著《蕙的風》的內容和風格,后半部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作者思想感情和藝術風格的演變歷程。
  解放后,汪靜之寫了許多歌頌黨、歌頌解放的詩,但得到發表的只有一半。1958年1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詩二十一首》。這些詩的大部分是汪靜之為配合50年代政治任務的奉命文學,詩人的個性受到壓制,表現出標語口號化的傾向。此后,汪靜之做詩的熱情銳減,除偶爾在報紙上發表零散詩篇外,就再也沒有出過詩集了。1994年底,汪靜之把封鎖箱底六十余年的《六美緣——詩因緣與愛因緣》交給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他只是把原詩刪去一小半,并修改了字句,內容沒有改變。《六美緣-詩因緣與愛因緣》是汪靜之寫的戀愛史,是他對六個女子主要是對妻子符綠漪的戀愛史。自從魯迅1929年冬對汪靜之說:“現在不是寫愛情詩的時候了”。他知道是時局的關系。但是生活在愛情里,愛情的種子自然地長出詩苗,他又忍不住,不吐不快,偶爾還是要寫的。但他尊重恩師的善意,決定不再發表。汪靜之在《六美緣-詩因緣與愛因緣》的“自序”中說:“1932年春,因為說明婚外戀經過情況,安慰綠漪,偶爾寫了約一百來首七絕,得到綠漪的諒解。我就索性把我的戀愛史用七言絕句全部寫出,數月之間共寫了一千首有零,和過去陸續寫的詩合成一集,名為《六美緣-詩因緣與愛因緣》。完全真事實情,無一絲虛構”。
      三、新舊派文人之爭
  汪靜之《蕙的風》的出版,像一顆炸彈一樣在中國文學界引起一場軒然大波,這就是1922年到1923年,在評論界展開的那場關于如何評價《蕙的風》的大辯論。
  當時,在思想上持否定態度、又比較認真地闡述自己觀點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東南大學的學生胡夢華。他先后發表了長文:《讀了<蕙的風>以后》、《悲哀的青年——答章洪熙君》、《“讀了<蕙的風>以后”之辯論》。這些文章對《蕙的風》作了一系列的抨擊。
  胡夢華認為《蕙的風》是一本“失敗為零”的詩集。他列舉了詩集中的許多詩句,如:“梅花姐妹呵,怎還不開放自由的花,怯怕誰呢?”“那夜的親吻異樣甜蜜”、“叫我擁抱你接吻你么”、“他們精赤著身體,親親切切的廝并”……,他責問道:這些句子是“有意挑撥人們的肉欲”呢,還是“自己獸性的沖動之表現”呢?!“無賴文人是淫業的廣告”,“汪靜之的詩就是叫人墮落的極不道德的詩”!
  為了把自己裝扮成新文化運動的擁護者,胡夢華一再聲稱:“美與愛是人生的要素,歌詠他,贊美他,正是人生的正務,詩人的天職”。但他接著又說:“《蕙的風》雖為自我的表現,而非活動的表現。雖為性靈的流露,乃為呆滯的流露。好像照相機一樣,不過愚笨地把像照下來,夠不上說書工的高妙呵!這也是因為達情與思想的墮落,所以藝術表現又此失敗”。這種失敗,胡夢華認為也應歸咎于汪靜之對已往大師的作品缺乏研究,學習,在未有良好的訓練和模仿之前,便輕易為之。他把汪靜之的詩分為三類——墮落的、纖巧的、性靈的。“大概言兩性之愛都流于墮落輕薄,言自然之美的皆失于纖巧,然二者之中亦有性靈之作”。以此看來,他把汪靜之的“失敗”歸納為兩點:一、有不道德的嫌疑;二、未曾有好的模仿。因而“應當嚴格取締”。
  對《蕙的風》首先做出肯定的是為其作序的朱自清、胡適、劉延陵和后來參加與胡夢華等論戰的章洪熙、周作人、于守潞、曦潔、魯迅等人。其后,又有宗白華、沈從文、趙景深、朱自清等人多次撰文,肯定《蕙的風》的價值。
  他們與胡夢華的爭論主要集中在三點:一、用什么道德觀去評論文學?二、《蕙的風》究竟是宣揚了健康的道德還是不健康的道德?三、《蕙的風》是否“未有好的模仿”。
  章洪熙在《<蕙的風>與道德問題》一文中認為,詩只有好與不好,無所謂道德與不道德。一切文學藝術都不能用普通人的道德來批判的。胡夢華言《蕙的風》的詩“破壞人性之天真”,章洪熙反問道:請問“人性之天真”是什么東西?道德難道是與人性之天真相悖的嗎?他進一步認為:“肉欲”和“獸性沖動”并不算壞事,阻止它或不正常的發展它才是壞事!戀愛和單相思是道德的,捧戲子、打茶圍、娶小老婆才是不道德的。汪的一步一回頭瞟我意中人,乃是青年們難免的事,應是很道德的事!。[7]
  周作人則在《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學》一文中進一步闡述了“道德與不道德”的界線。他責問胡夢華,說汪靜之的詩變相地提倡淫業,應當嚴格取締,難道就是汪的詩講到了性愛?“我不明白為什么性愛是如此丑惡,至于不能說起,至于增加罪惡?我想論者如不是自殘肢體的禁欲主義者,便沒有否認我這個疑問的資格。倘或以為這是做得說不得的,那是可憐的偽善者,還夠不上理學家的稱號”。中國即使性教育一點都不發達,青年們也不至于一見接吻擁抱的字樣便紛紛墮落。周作人例舉了近代西方大文豪,都曾被當時紳士們斥之為“墮落派”、“無行文”。他指出:“倚了傳統的威勢去壓迫異端的文藝,當時可以暫占優勢,但在后世看去往往只是自己‘獻丑’”。他用英國詩人斯溫朋的話來點破胡夢華之輩的道學家面貌:“世間唯一不潔之物便只是相信不潔的念頭”。原來獸性沖動不在別處,正在胡夢華之輩的腦袋里。[8]
  胡夢華面對進步知識分子的四面討伐,大聲疾呼中國已經“行尸走肉”,悲哀的青年已受到時代的犧牲,為此他一面繼續疾呼注意道德,一面“淚已盈眶了”。
  1922年11月17日,魯迅署名風聲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反對“含淚”的批評家》一文,又一次嚴厲地抨擊了胡夢華的觀點。他說:“我以為中國之所謂的道德家的神經,自古以來,未免過敏而又過敏了,看見一句‘意中人’,便想到了《金瓶梅》,看見一個‘瞟’字,便即穿鑿到別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卻未必如此不凈”。魯迅說:“我對于胡君的‘悲哀的青年,我對于他們只有不可思議的眼淚’!這一類話,實在不明白‘其意何居’。批評文藝,萬不能以眼淚的多少來定是非。文藝界可以收到創作家的眼淚,而沾了批評家的眼淚則是污點。胡君的眼淚的確灑得非其地,非其時,未免萬分可惜了”。
  我們已經看到,新舊派文人之爭的焦點是在“道德”問題上。以什么樣的道德標準來衡量新文學運動中產生的作品,這個問題恰好折射出了當時個性解放思想和封建主義思想在文學領域正面沖突的情形。新的文化運動并不是純粹文學內部的革命,并不僅僅是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運動,而是有思想革命帶動起來的,從精神到語言全面革新的文學運動。
      四、政治權力話語下的汪靜之
  解放后的汪靜之研究可以1982年為界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中汪靜之幾乎被人遺忘。“《蕙的風》的詩歌,如虹彩照耀于一短時期國內文壇,又如流星的光明, 即刻消滅于時代與興味旋轉的輪下了”。[9]這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一是因為從30年 代起,汪靜之就從詩界文壇淡出,他聽從恩師魯迅的意見“現在不是寫戀愛詩的時候了 ”。偶爾動筆寫點東西,也是為配合50年代政治任務的奉命文學,體現詩人個性特色的 詩作幾乎沒有。經過歲月和斗爭的洗禮,詩人似已無暇顧及于“要把靈魂的牢獄毀去” 之事,而在無數革命文學家面前自愧弗如。他說:“解放后讀到光未然的《黃河大合唱 》、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阮章競的《漳河水》、喬林的《白蘭花》等詩,感到汗 流浹背。他們唱的是民族獨立階級斗爭的戰歌,而我在五四時代唱的不過是個人愛情的 悲歡。為民族為階級而唱,自然偉大,為個人而唱,自然渺小”。[10]詩人在這里把當 年所追求的個性解放看作是個人主義而與民族、階級割裂并對立起來,明顯地是違背詩 人原意及五四時代精神的。當年閃光的思想,如今變成懺悔與反省的對象,這個轉變發 生在曾作為個性解放運動先鋒者的詩人身上,確實意味深長的。這不僅是一個人的不幸 ,它恰恰說明了作為知識分子的一員當時在中國革命陣營中所處的地位,知識分子是改 造的對象,既無獨立的地位,更無獨立的人格,這是最深刻的悲哀。二是解放后,在獨 尊現實主義的時代語境下,延安窯洞里出產的“工農兵文藝”理論和政治意識形態以權 力話語的方式強行進入文藝批評領域,社會、歷史、政治的批評成為具有鮮明時代特色 的唯一合法的批評話語。抗日救亡歷史背景下生成的戰爭文化審美規范統攝了解放后的 一切藝術領域,“五四”詩壇上以抒寫愛情自由、個性解放著稱的汪靜之,要么無法進 入文學史家和研究者的學術視野,被認真對待,深入研究,要么只字不提,或一筆帶過 ;更有持否定態度,把汪靜之列為“頹廢文人”、“反動文人”一類的。前者如1952年 出版的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1957年出版的劉授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和19 79年出版的林志浩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是同一時期頗具代表性的現代文學史著作,但 他們就是只字不提汪靜之和湖畔詩社,似乎新文學史上壓根兒就沒有汪靜之和湖畔詩社 。后者則以1955年出版的復旦大學中文系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為例,他們認為, “有些資產階級分子則狂熱地要求抒發個人情感,‘使自己之意識情感一一著于文中’ ”。由此看來,解放后現代文學史界不僅否定或貶低了汪靜之早年詩歌的文學意義和歷 史意義,而且也否定和貶低了五四運動時期提出的個性解放的思想。在文學中,甚至在 實際生活中,個性解放成了“資產階級情調”的一種表現。這不能不歸咎于中國五四運 動的基本思想和要求還沒有充分發展就被左傾思想不合情理地壓制下去,這實際上導致 了遠遠未被鏟除的封建主義思想在新的形勢下又泛濫成災。
      五、廣闊學術背景上的重新觀照
  所喜的是,80年代以后的學術界,更多的是將汪靜之的詩置于具體的時代語境下進行重新審視和研究,一批新詩研究者,引入新的理論資源,運用新的批評方法,在廣闊的學術背景上對汪靜之的詩歌做出新的闡釋和具體的歷史評價,如謝冕、陸耀東、賀圣謨、范亦毫、鄭擇魁、王文彬等,對汪靜之及其詩歌都有精辟的論述。他們的研究既有偏向于史的發展、流變和文學淵源的梳理,也有具體的個案研究,或者是對具體的詩作文本進行解讀。
  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汪詩具體的思想意蘊、主題傾向、藝術特征、表現技巧的研究;二是汪靜之在中國詩壇出現的原因、歷史背景的探討;三是汪靜之在中國新詩史上的歷史地位和貢獻,以及與現代白話詩的關系。
  (一)汪靜之詩歌的思想內容
  80年代以后的學術界對汪詩思想內容的理解都秉承了朱自清的觀點。他在1922年出版的《蕙的風》序中認為,“他的詩多是贊頌自然,詠歌戀愛。所贊頌的又只是清新,美麗的自然,而非神秘,偉大的自然;所詠歌的又只是質樸、單純的戀愛,而非纏綿、委屈的戀愛”。
  鄭擇魁、王文彬還認為,汪靜之在人生的征途上,親身感受到舊勢力的壓迫,目睹了社會的黑暗和腐敗。他本來希望用情絲織成長樂的幕來遮攔住人間的苦惱,現在卻看到了:“黑暗世界是苦惱的根源”!這種對現實世界的新的認識,必然促使他詩的內容和風格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在《蕙的風》里他盡情唱著“戀愛的甜蜜”的“愉快之歌”,此時,他唱出的已是詛咒舊社會的《秋風歌》和《勞工歌》。他的詩歌的基調也由天真清新轉為憂郁深沉。[11]
  總之,從詩集《蕙的風》到《寂寞的國》,汪靜之的詩大體是涉及人生的體驗,是個我人生的柔唱。
  (二)汪靜之詩歌的表現技巧
  賀圣謨在《“五四”詩壇的蕙蘭》一文中認為,他詩的“藝術技巧”主要表現在他敏銳地發現了現實中新的方面-青年男女自由戀愛的感情美。為表現這種美,他固然也常采用象征或隱喻,但更多的是直寫自己的體驗,白描自己的直感。因為以現代意識體驗愛情,以“發現了自己”的人的眼睛觀照愛情,他不期而然地把握了生活中新的審美側面,所以哪怕是不講究技巧的直寫或白描,都有了好的藝術效果,令讀者耳目一新。一方面,當讀者神游于他的愛情“新天地”時,很少有人會對這些詩的藝術技巧作苛求;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詩確也于不經意間達到了“無技巧即最高技巧”的境地。他還認為,汪靜之詩歌的語言和形式如今看來似乎不見得有何特色,但在當時是很得讀者贊賞的。當新文學對人們的審美眼光進行再造之初,人們都感受著白話新工具和自由體新形式為詩歌拓出新天地的歷史性的喜悅。當時詩人每每苦于不能爽利地掙脫浸淫已久的舊詩詞的影響,汪靜之脫穎而出,令前輩自嘆弗如。在“詩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的風氣中,他們寫詩的文字在他們以前是沒有人寫過的,他們正與無拘無束“放情地唱”的內容相得益彰。汪靜之的新詩語言寫來是活潑自由的白話文字。而杯水瀉地式的詩歌形式,在形式的發展上所作的貢獻無疑也是不應被忘卻的。[12]
  范亦毫在《論“湖畔派”的詩體探索》一文中認為,在當時,自由詩大都被寫成分行的散文的情況下,“湖畔”詩人(包括汪靜之)卻是屬于少數既勇于踏破舊形式的藩籬,同時又開始精心于自由詩詩藝建設的詩人之群的。他們把情思視為第一性,而把形式視為第二性的,這比就章句談章句,就音節談音節高明多了。因此,“湖畔”詩人在詩藝上才有自覺的追求。他又認為,從詩體角度看,“湖畔”詩人自由詩的創作,總的來說有兩點必須充分肯定。一是十足體現了“五四”時期“詩體大解放”的精神。二是他們又自覺留心于詩藝的建設,有相當的成績。如他們寫的格律詩,格不預定,根據抒情的需要而制定格律。所以其格律的形式與內容情感多是渾然相合的。[13]
  (三)汪靜之詩歌產生的歷史原因
  汪靜之出現在20年代的中國詩壇,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而是具有十分深刻、豐富和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的文學史現象,它主要是中國新詩自身發展規律的結果。賀圣謨認為,綜觀“五四”詩壇,作為時代新聲的新詩遲早要推出它的代表人物去體現時代和新詩的進程。這樣,汪靜之的愛情詩就應運而生了:雖然他并不訓練有素,聲音也稚嫩,可誰也沒有他清脆瀏亮;雖然他并不是自覺的戰士,但他進行的卻是一場戰斗。他還分析了汪靜之當時正處于青春期,他對心底萌發的愛情感受得特別強烈真切;成年人被世事磨鈍了的心靈不再能感受到的,他敏銳地攝取了;閱歷較淺,思想上較少因襲的重担,成年人礙于身份、格于禮法不便直說的感情,他能無顧忌、無諱飾地直抒出來;受舊詩的影響不深,沒有躲躲閃閃去追求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境界;這種種因素交匯于這個“五四”大潮中醒來、“要把靈魂的牢獄毀去”的青年詩人身上。[14]
  (四)汪靜之在中國白話情詩史上的地位和貢獻
  陳曦認為,中國向來缺少情詩,坦率的告白戀愛更少,汪靜之等人的出現,證明“真正專心致志做情詩的是湖畔的四個年輕人”,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是中國湖畔詩社翻開了中國情詩新的一頁。[15]
  賀圣謨認為,汪靜之的《蕙的風》是一本充溢著青春氣息的詩集,以“贊頌自然,詠歌戀愛”為主要內容。愛情題材自古有之,在當時亦很普遍。但是,自來“中國缺少情詩,有的只是‘憶內’、‘寄內’,或曲喻隱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戀愛者絕少,為愛情而歌詠愛情的更是沒有”。[16]鴛鴦蝴蝶派的文人們也寫情詩,卻大多是重彈“流連光景惜朱顏”的老調,在精神上還是承襲了清末封建文人的頹廢格調。雖然在體裁上有時采用新詩形式,但卻完全不能反映出時代的進步,與“五四”運動的反封建主義文化的進擊精神無緣。新詩運動中涌現出來的新詩歌大多以社會問題為主要題材,以說理為主要特征,直抒其情的很少,以個人愛情為題材的更少。郭沫若的《女神》轟動詩壇,可是全書只有兩首愛情詩。康白情、俞平伯多不以愛情詩見長:《草兒》一集只有兩首愛情詩;《冬夜》里只有五首屬愛情詩范圍,這些詩不脫“寄內”、“憶內”情味,和抒發未婚青年戀情的詩畢竟不同。“湖畔詩社”四詩人中其他三位寫愛情詩起步稍晚,收入《湖畔》中的愛情詩只有六首,數量既少,質量較之汪靜之所作亦遜一籌。文學研究會八詩人合集《雪朝》收詩近二百首,其中只有八首愛情詩。散見于當時報刊的愛情詩偶有所見,畢竟影響不大。[17]
  有的研究者認為,早期新詩運動中的胡適、沈玄廬、劉大白、劉半農、周作人等人的詩作,雖然已經開始注意到現實人生的具體問題,在他們的作品中,包含著濃厚的啟蒙精神。但是,他們一是還不能擺脫“紳士階級的人道主義的憐憫觀念”。二是又不能完全沖破舊體詩格律上的拘束。因此做起詩來,既缺乏鮮明的時代精神,又不能在詩體語言上放開手腳,真正解放自己。而汪靜之與當時寫情詩的舊文人不同。他才二十歲,他的思想完全是在新文化運動的精神熏陶之中形成的。他的詩具有高度的人文主義理想和熱情。[18]
  綜上觀之,汪靜之的詩歌在中國新詩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具有著特殊意義。
  收稿日期:2002-05-18
黃山高等專科學校學報55~5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鄭玲20032003汪靜之在中國20世紀文學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值此詩人誕辰百年之際,對汪靜之研究的歷史和現狀做一番回顧與清理,有助于我們全面、正確地認識、理解和評價他在中國現代新詩史上的歷史地位。汪靜之研究/愛情詩/詩歌創作/Research of Wang Jingzhi/Love poem/Poem composeCommentary On Research Of Wang Jingzhi-Memory of 100[th] birth anniversary of Wang Jingzhi  Zheng Ling  Library of 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 ChinaWang Jingzhi has an important role on 20[th] literary history of China.On his 100[th] birth anniversary,we look back and verify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on the research of Wang Jingzhi,which help us knowing、understanding and appraising entirely and correctly his history position on contemporary new poem history of China.安徽大學圖書館,合肥,230039  鄭玲(1968—),女,安徽省合肥市人,安徽大學圖書館館員。 作者:黃山高等專科學校學報55~5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鄭玲20032003汪靜之在中國20世紀文學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值此詩人誕辰百年之際,對汪靜之研究的歷史和現狀做一番回顧與清理,有助于我們全面、正確地認識、理解和評價他在中國現代新詩史上的歷史地位。汪靜之研究/愛情詩/詩歌創作/Research of Wang Jingzhi/Love poem/Poem compose
2013-09-10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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