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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文化選擇的兩難性
沈從文文化選擇的兩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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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實在是個鄉下人,說鄉下人我毫不驕傲,也不自貶,鄉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遠是鄉巴佬的性情,愛憎和哀樂自有它獨特的式樣,與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頑固、愛土地,也不缺少機警卻不甚懂得詭詐。”[1]這字里行間充分流露了作為藝術家的沈從文執拗的鄉村意識,同時也透露了他蔑視都市的信息。
  正是這位宣稱自己是“鄉下人”,不喜歡“城里人”的沈從文,面對“城居生活”,一方面沉浸于鄉村世界的回顧,鄙視都市文明的侵襲,一方面又渴求現代文化的熏陶,以擺脫封建文化的纏繞。沈從文的情感就是在這文化選擇的矛盾中徜徉,置身于無所適從的兩難境地,而一旦把這復雜的心境投射到他的文學創作,就構筑起兩個互為觀照、互為發現的文學世界,在禮贊湘西世界抨擊都市社會之中實現他的審美理想,但又潛意識地流露出對鄉村文化失落的哀惋,對都市文化無奈的認同。
   感傷·幻想·超越
  沈從文自身文化心態的尷尬,孕育了他憂戚悲患、執著精誠的藝術個性,鋪就了他創作生涯的孤獨和寂寞。因此,我們僅就文本層面“感覺”沈從文,就很難從整體上把握他那凝重的文化內涵。要解讀沈從文復雜的文化現象,體恤他精神矛盾和心理痛苦,就必須以作家自身的生存現象、獨特的生命感悟為切入口;對都市有一種精神上的獨立又有身體上的歸屬,有一種自覺的反抗又有下意識的接受;疏離都市親和鄉野,鄙薄城市中人厚愛鄉村生靈,以鄉野生命強力為內在靈魂與都市搏斗獲得自立城市的結果。
  沈從文進入都市具有很大的冒險性和迷茫性,且不乏天真,充滿傳奇色彩。1923年,沈從文厭棄了鄉村的流寇生涯,突然闖入京城,決計放棄鄉野文化而皈依于都市文化。沈從文選擇都市的原因不外乎兩個:一是對鄉村的經驗,二是對都市的想象。“經驗”是實在的,他從鄉村“那本社會實踐的大書”中感受了愚昧野蠻的戰爭殘殺和險惡的自然環境下難以預卜的人生命運,潛意識中有了對鄉野文化愚劣一面的不滿和反叛,從而帶有一種生命的覺醒和朦朧的超越。“想象”是虛擬的,由于《新青年》、《創造》、《新潮》等新文化刊物里有“使我發迷的美麗詞令”[2],外面新世界的引力更使他對自己的生存處境產生焦灼,激起了他超越現實的自我沖動。為了掌握命運,證實個人理想,他急切需要介入城市,而此時的北京恰恰就是他新的人生理想的載體,于是他主動且虔誠地投入了都市的懷抱。
  但是,求學受挫,賣文受辱,生活潦倒,使他陷入毫無心理準備的困境之中,極大地刺激了他的自尊心,在原本自卑的心靈中又增加了傷感。沈從文早期一系列以都市為題材的小說,如《篁君日記》、《第二個佛佛》、《煥乎先生》、《先生》等都顯示出明顯的感傷色彩。小說大多圍繞著一個囊空如洗的青年主人公展開,他天資聰穎,孑然一身,面對冷酷的都市,窄小的房間,擁擠的街道,借以避寒的圖書館和較富有的親戚朋友的家。這是1924年到1927年間沈從文本人困境的寫照,通過這樣的人物,盡情宣泄了一個小人物的城市苦悶和卑微心理,抒發了他初涉都市的坎坷際遇和凄清而憂傷的情緒。
  然而,湘西文化的特質畢竟賦予沈從文敏感、真誠、堅韌、執著的個性,并在他的肌體里注入了“超越自卑”的血性,使他不致于在都市的傷感中沉淪。沈從文采取了精神逃避的方式本能地保護自己的靈魂,在鄉村夢影里尋求痛苦的解脫。早期鄉村題材的作品,如《瑞龍》、《玫瑰與九妹》、《市集》、《往事》、《臘八粥》、《爐邊》等多以回憶的方式動人地寫出了美麗的鄉村童年,創造了一種可供疲憊的靈魂棲息的溫暖而充滿人性的氛圍。主人公被包圍在由媽媽、哥哥、姨婆、叔叔所組成的世界里,享受著充分的安全,敏感而弱小的心靈在親情的呵護中舒展著。這種鄉村童年的記憶是經過幻想化了的,是受到都市文明驚嚇后產生的極大的心理負效應,是在不堪忍受都市文明的心理折磨時,一種痛苦的曲折顯現,是對傷感發泄的升華,從而使他擺脫內心無著無落的空洞而達到一種充實感。
  但是逃避終究是一種消極反抗,幻想的世界能夠緩解真實世界中的痛苦,但卻無法干預真實的世界,真正解救沈從文。為了排遣痛苦,超越自卑,獲得自尊,沈從文對都市采取了雙重態度,一方面無意退回鄉村,而是拿出湘西人的勇氣和韌性,一定要在都市生活中尋得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又對都市耿耿于懷,懷有強烈的敵意。也許是出于軍人血統的抵抗本能,沈從文沒有長久沉湎于感傷與幻想,他開始積極主動地向都市展開攻勢,一是把自己的劣勢變成優勢,重新發現湘西世界的文化價值,在那里找到了與都市文明截然不同的價值判斷與生活風尚,并對之進行熱情的謳歌和贊美,以此來增強他在都市奮斗下去的信心。二是把都市的優勢變成劣勢,“都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雜亂,耳朵眼睛接觸聲音光色過分疲勞,加之多睡眠不足營養不良,雖儼然事事神經異常尖銳敏感,其實除了色欲意識和個人得失以外,別的感覺官能有點麻木不仁。”言語之中明顯流露出了一種“鄉下人”的優越和對城里人的憐憫。“鄉下人”不知不覺地成了沈從文的情緒靈感和人格力量的來源,成了他與都市搏斗的陣地與堡壘。
  沈從文自覺地站在都市的邊緣,并用一種“城市里的鄉下人”的目光來看待都市與鄉村、文明與樸野的對立與沖突,所見所感自與“讀書人”和“鄉下人”都不相同,而在他自身的兩難情感與理智及其價值取向中,也便深藏著一種深刻的痛苦。總之,自身的生存境遇使沈從文悟出了人的生命存在之意義。
   構建互為觀照的兩極世界
  從湘西到北京不僅意味著空間位置的變化,而且意味著文化環境的更新。在沈從文的意識里,湘西是一個“桃源”世界,是一個封閉的“文化自足體”,北京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也是中西文化劇烈碰撞、融合的中心。在這個全新的都市文化環境里,沈從文面對的是中國現代文化,他可以從中汲取不同的乳汁,給貧乏的“肌體”注入鮮活的血液,觸發“精神”的亢奮。但是,畢竟是都市的“傲慢”,鄉村的“遠離”使他在體驗并認同孤獨的同時,發現了生命的意義,在文學創作中探尋“獨特的人生式樣”,實現生命的價值。通過對“鄉村體驗”和“都市抗爭”的冷靜觀照、理性思索,在兩極世界的構建之中展現表面的都市與鄉村之間的矛盾和深層的靈魂與肉體之間的沖突。
  像沈從文這樣的地域性鄉土的逃離者,“只有當他們在進入城市文化圈后,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鄉村文化的真實狀態;也只有當他們重返精神故鄉時,才能在兩種文明的反差和落差中找到其描寫的視點。”[3]在坎坷生活經歷中凝固起來的“鄉下人”心理素質,造成了沈從文與都市社會的嚴重情緒對立,導致了他與故鄉湘西的水乳交融的精神契合,意味著從感情到理智的對故鄉更全面更自覺的認同。
  沈從文毫不掩飾他對湘西世界的一往情深和對都市世界的極度厭惡。一方面湘西世界的美好使他發現了都市世界的丑惡,不惜用漫畫化的手法進行抨擊;另一方面都市世界的丑惡使他更加感到湘西世界的美好,情不自禁地用理想化的筆調進行謳歌。一邊是鄉村樸野的勞動者,完美、崇高、純潔,一邊是都市萎縮的“文明人”,異化、墮落、虛偽。兩種人生形式,兩種生命形態在兩極參照中更加劇了它們的逆向背離。
  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自然山水荒莽而又秀美,人們單純而又勇敢,他們不分貧富,不講地位,均以誠相待,以善相親,充滿了溫愛,而對虛偽、做作、欺詐一無所知。“這些人既重義輕利,又能守信自約,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講道德和羞恥的城市中的紳士還更可信任。”[4]沈從文不僅大量描寫了湘西人世代因襲的優秀品質,而且注目那些為世人所輕蔑、所不齒的方面,并大膽進行人的價值的評估,“野蠻”中見雄強,“低賤”中見誠實,“天真”中見熱情。他們的生活、行為乃至一切都是準乎自然,是一群與自然完全契合的人,他們總是“很從容地在那里盡情性命之理”,盡情享受造化賦予“生命本來的種種”,宣泄生命的美麗與強健,同時也體現出生命的莊嚴與價值,在生活與感情的撞擊中閃現“生命”的火花,呈現“鄉下人”的內在精神氣質。沈從文在湘西世界里忠實地傳達了企圖以湘西傳統文化對抗“現代文明”的愿望和心聲,滿腔熱情地禮贊人的美好心靈和天性,站在生命價值的角度,彈奏人性美、人情美、人生美的交響組歌。在“鄉下人”身上寄托了與“文明人”迥然有異的審美理想,表現了他對倫理道德這一重大社會問題的審美價值取向。
  與湘西世界相觀照的都市世界,在沈從文筆下是一幅庸俗、淺薄、腐化墮落的群丑圖。“有學問的人”都有著骯臟的內心世界,“紳士的太太”們精神空虛、生活糜爛。這些所謂的“社會的中堅”,他們的言與行,表與里分裂,“聰明”中見出虛偽,“大度”中見出自私,“文明”中見出骯臟,“自大”中見出怯懦,“穩重”中見出庸鄙。在這些人身上,人性已經異化失落,古老的價值與道德已經消失殆盡,有的只是對金錢、物欲的膜拜。“這種城里人仿佛細膩,其實庸俗,仿佛和平,其實陰險,仿佛清高,其實鬼祟,……老實說,我討厭這種城里人。”[5]沈從文還用他那把“鄉下人”的“尺”與“秤”衡量他們,用銳利的目光去透視那些文明外衣下人的本質的失落和人性的反自然性,認為外在的知識和理性是造成都市人內在生命喪失和靈性枯竭的原因。正是文明的重壓扭曲,變異了自然人性與生命的強力,讓人感到民族振興的渺茫。
  沈從文是從帶有原始、自然物質的人性與非人性的現代文明之間的沖突,切入社會批判和人生臧否的。他在湘西與都市的比照中發現湘西“鄉下人”生命意識的強悍和都市“文明人”生命的萎縮,由此抽象升華成獨特的美學思想。從中我們可以離析出沈從文文化選擇的情感線索:從對湘西人所遭苦難的體恤到對都市文明丑惡現象的厭惡,又從對都市人生的遺憾轉而對湘西生命形態的贊美。同時也可以發現沈從文信奉的人生哲學就是自然人性理想,即一種未經現代文明玷污,未受世俗禮法羈束的自在狀態的人性,一種“優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6]。
  沈從文傾心的是被歷史凝固化了的湘西,是現代知識者審美理想中的湘西,反映了他對傳統的膜拜,而他對都市社會的描繪和對經受都市文明侵蝕的湘西人事的哀痛,反映了他對現代文明的抗衡和對“都市文化”的批判態度。兩個世界互為參照,互為發現,“‘都市文化’使‘湘西文化’具有了理想化的形態,而‘湘西文化’則使‘都市文化’呈現真正的病態。”[7]這里值得提及的是,對湘西文化的熱愛并沒有使沈從文一味沉浸在“自足式”的禮贊之中,隨著經驗的逐漸豐富,理性認識的不斷增加,沈從文對湘西文化也表現出憂慮與不滿,反省與批判,對都市文化也開始由早期任情宣泄的“憎惡”轉向后期理性認知的“批判”。
   重造民族的希望
  沈從文一開始創作,就把探索生命真諦,揭示民族生存出路作為自己使命,基于對都市和鄉村兩個生命世界的對照考察,他的創作基調呈現出復雜的態勢。但總的說來,沈從文試圖以“文”的努力解構現代生活的病態歷史,重建健全的人類生命史。“從一個鄉下人的作品中,發現一種燃燒的熱情”,他希望以他作品中人物的正直與熱情,重新燃起年輕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實現民族品德、民族靈魂的拯救與再造。
  面對文化選擇的兩難,沈從文嘗試著在兩種文化中取樣化合為一種新的民族靈魂的實驗。他熱愛自然,因而絕不會放棄湘西文化中崇尚自然,單純樸實的優秀部分,同時他亦渴求知識,因而他又不愿放棄都市文明中知識豐厚的那份精華,他試圖將兩種文化的優點集于一身,使自己具有那個重造的理想民族的標本意義,并希望在兩種文化的交匯沖激中誕生一個文明而強悍,富有知識而又自然純樸的新的強大民族。這是他對人類發展的理想型范,同時也構成他創作的最高宗旨。
  沈從文一九三四年的返鄉,完成了他認識的飛躍和情感的轉變,推動他在兩種文化的感情選擇中,注入更多的理性思索。眼前的現實破滅了他的“湘西夢”,一方面自然寧和的往日已經不復存在,黑暗腐敗的社會正殘害著湘西兒女,另一方面自然舒展的人性中存有的致命弱點被放大,人們既單純又麻木,是天真又似渾噩,浪漫中含野蠻,生命形態呈“墮落趨勢”。對此,他不無感慨地說:“地方的好習慣是消滅了,民族的熱情是下降了……美麗的歌聲與美的身體同樣被其他物質戰勝成為無用的東西了。”[8]對鄉土的懷疑、憂慮、悲憫和批判,開始縈繞在他的頭腦里。然而,這種情感的內質所期待的,正是自然人性向自覺向文明的升華,實際上已融入了理性的歷史進化觀。
  對人生的思考一旦完成由感性向理性的飛躍,能夠以理性來觀照人生,沈從文就開始真正關注由個體生命匯合而成的民族的命運,深刻反省“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墜落處”,不斷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9],小說《貴生》、《丈夫》就在揭示了兩性關系商品化傾向的同時,顯露出了人性覺醒的曙光,《蕭蕭》、《柏子》寫了人性的不覺,似乎也有了“呼喚生命”的意識。為了讓“鄉下人”真善美的人性,淳樸善良的人情變成人們的真性情,最終達到重造現實,重塑民族品德的目的,沈從文看到,人性必須從自由自在的非理性狀態中擺脫出來,主動擁有自主自為的精神去把握人生命運。
  《邊城》創作的重要意義就在于作者完成了自主自為的理想生命形態的探索。小說在寧靜鄉村世界普遍人生交往中,以其對潛在封建宗法觀念的抗衡,顯示“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面對“是信守自己魂牽夢繞的最初選擇,還是因人事的變遷而改變初衷”的考驗,作品在人物主觀精神上對愛情的自由追求與這種追求在客觀現實中難以實現的矛盾沖突中,更加明晰了主人公對幸福和愛情的執著追求,這種自主自為把握生命航線的人生形式萌芽,正是作者所期待的。作品的結尾處耐人尋味,“這個人也許明天回來,也許永遠不回來了”,這是沈從文為湘西的現在而凝神,也為湘西的未來而迷惘,但在他們身上,畢竟寄托了古老湘西人性逐漸喪失后的希望和理想,預示古老的土壤里一種嶄新的民族文化因素終將經過無數艱難曲折的掙扎成長起來,這是一曲深含“憂郁”的“希望”之歌,象征著一個民族理性的進一步覺醒。
  嚴家炎先生在評論《邊城》時指出:“沈從文的長篇《邊城》則蘊含著較全書字面遠為豐富的更深意義,可以說是一種整體的象征。”“白塔的坍塌象征著原始古老的湘西的終結,它的重修意味著重造人際關系的愿望。”[10]我們透過這“整體的象征”可以認識到其深層意蘊是企圖用民族的“過去偉大處”來重塑民族形象,重造民族品德。盡管這個愿望在“墮落趨勢”面前有時顯得無可奈何的孤寂與苦悶。
  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終于在《長河》中,“聽到了時代的鑼鼓,鑒察人性的洞府,生存的喜悅,毀滅的哀愁,從而映現歷史的命運。”[11]夭夭和三黑子直接面對抗戰前夕時代與社會政治的急劇變動,已經不再逆來順受,他們能主動反抗外來的壓力,自主地把握命運,從而顯現了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使人生具有了更深的意蘊。沈從文就是這樣在對現實和未來的理性思考和剖析中,通過悲憫的敘述隱含希望的誕生,希望這樣的人生形式能夠推廣,每個人“時時刻刻都能把自己的一點力量,粘附在整個民族向上努力中”[12],都能以理性精神來把握自己的人生。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沈從文創作的文化選擇的思想價值在于他在“湘西世界”中寄寓的,經由都市世界與湘西世界的反復比照而顯示的改造民族性格的思想。正是這基于現實感的對于人性理想的追求,和更為現實而迫切的重造民族的愿望,給了沈從文的創作以內在的熱情。“沈從文很想借文字的力量,將野蠻人的血液注入到老態龍鐘頹廢腐敗的中華民族身上使它興奮起來,好在二十世紀舞臺能與別個民族爭生存權利。”[13]
  當然,我們還應該看到,沈從文的文化選擇本身蘊含著一種整體文化面對另一種整體文化時,必然產生的隔離感。他堅守他固有的文化范圍,不愿被都市文化同化,從“鄉下人”的立場出發把原始的野性強悍看作人性與生命力的本源,并由此來判斷和衡量“都市世界”人性淪落的現象,注重“形態”而非“動態”的比較,試圖以“鄉下人”為主體,重建民族的未來,也很容易陷入一種靜止的歷史觀。一味地依戀“鄉村”,無選擇地崇尚“傳統”,甚至依照自己的邏輯連同傳統中的“蒙昧”“奴性”“落后”等因素也一起頌揚,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引導人們沉醉在湘西的“玫瑰紅”色彩里,停留在“向后看”的認識層面,從而阻礙社會的進步。同樣,沈從文以湘西文化為參照物觀照都市文化滋生著病態時,沒有把那些未擺脫自身衰朽落后性而感染外來殖民淫逸惡習的畸形精神病象,從中國都市文化復合體中剝離出來,往往模糊了、掩飾了現代文明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所起的巨大的推進作用。這種缺少動態的歷史審視,難免會產生片面化傾向。
  沈從文力圖通過文學來弘揚人性,重造民族品德,以實現人生心與心的溝通,他把文學作為人性改造、啟蒙的工具,這和他的“不是為‘裝點政治’而出現,必須為‘重造政治’而寫詩”[14]的文藝觀密不可分。他希望靠文學作品描述人性,啟發人性,誘導人們體悟生命本質意義,追求理想人生形式,這無疑具有積極意義。但他將新文學看成“重造的經典”,為担當起“重造”的時代重任,竭力呼吁并主張作家應保持自己人格的獨立和思想藝術的獨立,這就不僅分割而且對立了“文藝”與“政治”,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作品成了只是“自己的心和夢的歷史”的載體,削弱了作品的現實指導意義,從而使他的作品缺少了振聾發聵的力度和深度。
  沈從文就是這樣面對著“都市文化”和“鄉村文化”的兩難選擇和雙重壓抑,執著地追求他的文學理想的,他精心營造審美的兩極形態,顯示他選擇鄉村、推拒都市的文化取向,使作品呈現出深遠的文化意蘊。這樣做,雖然能以獨特的體悟取得為后人所傾心的成就,但同時也鋪就了他孤獨寂寞的路,未能完全為時人所理解,這是必然的結果。
浙江師大學報:社科版杭州69-7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俞冬偉19971997 作者:浙江師大學報:社科版杭州69-7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俞冬偉19971997
2013-09-10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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