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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說“中國模式”
淺說“中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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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后世界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結束,進入全面的停滯以至衰退階段,而區域之間和國家之間則急劇分化,呈現出不平衡發展。進入八九十年代,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經濟體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急劇下降,出現普遍而長期持續的微增長甚至負增長。尤其是東亞及南亞地區以外第三世界出現嚴重衰退,而前蘇聯東歐地區在整個九十年代的年均增長率,竟是負4.5%。
  但是,中國經濟在八九十年代呈現出快速及持續增長,顯得不同尋常。那么,這個被稱為“中國奇跡”的發展經驗,究竟是怎樣形成的?是否存在一個可支撐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中國經濟變革模式”?
  有一種學術化觀點,認為改革以來的中國經濟體制是一種混合體,既包含著市場規范也存在壓抑市場調節的成分。而二十年經濟發展的成就應該歸功于市場經濟的成分,積累的問題則應該歸結為壓抑市場的成分。而當中國的經濟“轉軌”后,問題就將超過成就,危機將出現。
  還有一種觀點,在關于蘇聯模式經濟制度變革的爭論中,主流系統認為,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設計的前蘇聯東歐各國的改革,伴隨而來的是大蕭條,而中國改革卻與高速增長并行。韋茨曼早在一九九三年就提出的:“按照無論是哪一個版本的主流產權理論,人們通常所說的‘東歐模式’,應該是基本上代表了制度變革的正確方向,而所謂‘中國模式’則應該是導致經濟災難的處方?怪異的是,中國模式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與東歐模式的大致上的、迄今為止的和比較上的不成功形成強烈對照。”
  世界銀行在總結性的一九九六年《世界發展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制度轉軌中的不同政策和實際效果所反映的,究竟是變革策略的差異,還是諸如歷史條件、發展水平以至政治環境等因素的差異?”另一論題,就是強調特有因素的差異、特別是工業化水平的不同。也即中國的經濟增長基本上與它的體制和政策無關,前蘇聯東歐的經濟災難同樣如是。在世界銀行的一九九九年度經濟發展研討會上,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批評這種提法,指出中國的經濟變革實際上比前蘇聯東歐復雜和艱難,因為它必須同時應對體制轉軌和經濟發展兩個課題,而不像后者那樣僅需要應對體制轉軌。
  改革開放年代中國的經濟增長,相當大程度上有賴于特有因素:即同期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的大規模轉移緩解了改革開放過程中的種種摩擦和矛盾。問題是,將這個過程說成是自然或容易的事未免武斷。中國改革開放的初始環境,其實并不是簡單的工業化水平偏低所能概括的。一九八○年,中國工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幾乎近半,不僅遠高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經濟體的平均水平,而且堪與被認為是過度工業化的蘇聯東歐經濟相比擬,是世界上同一比重最高的國家之一。在這種初始環境中形成的快速工業增長以后仍然得以持續,從而能夠吸納來自農業部門的大規模勞動力轉移,其原因值得研究。
  從長時期看,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與戰后半個世紀世界范圍的后進發展經驗,還是相當合拍的,這個經驗可以歸納為下列三項:一、后進發展一般是伴隨著工業化過程,也即生產資源向工業部門轉移,以及工業產出在整體經濟中所占比重趨于上升;二、工業增長與工業部門本身的生產率提升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三、工業增長與非工業部門的產出增長,以及生產率提升之間同樣存在著正相關關系。這三項在相關文獻中一般稱為“卡爾多的風格化現實”,是以著名的后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卡爾多命名的,而卡爾多本人對此做出的理論解釋,則被稱為“卡爾多—維爾敦定律”。這一“定律”在文獻中頗有爭議,而問題本身則大致上是共識。在八九十年代,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現象正是工業化進程的加速,工業增加值的增長率不僅遠高于同期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經濟體各自的平均水平,而且超過東亞地區(包括中國在內)的平均水平,這應該是同期中國經濟快速而持續的增長與國際比較顯得不同尋常的關鍵。
  問題是,世界范圍的后進發展從黃金時代轉入八九十年代的停滯和衰退,主要原因之一是工業化所面對的需求制約,那么,中國工業化進程的需求來源是什么?來自主流系統的一個解答,是強調同期快速增長的外貿出口的作用。換言之,他們認為,中國施行的是勞動密集型、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模式。如果將出口增長的動力歸結為國際比較優勢,即大量的廉價勞動力,經濟發展是容易或自然的事;如果將出口導向指認為中國經濟中的符合市場規范部分,則上述兩種觀點得到確證。只不過,為什么這樣被認為是容易的事,卻沒有同期在世界范圍內普遍出現,這是有待解答的難題。而中國的外貿出口是否符合國際比較優勢,即是否為勞動密集產品所主導,本身頗成疑問。一個直接的反面證據是,以高科技產品占全部出口制造品的比例看,在一九九七年,中國的同一指標不僅遠高于發展水平相近的印度,而且超過巴西和俄羅斯等,這不是比較優勢理論所能輕易解釋的。高科技出口產品中相當一部分是電子信息產品,后者在一九九九年占全部制造品出口總額的近四分之一。就生產技術特征而言,電子信息工業在中國只能歸類為資本密集產業:其勞動生產率幾乎是整體工業平均水平的兩倍,而按照貿易分析文獻的慣用標準,同一指標高于1的產業屬資本密集。
  工業化需求來源的另一可能途徑,是凱恩斯經濟學的核心理論——收入分配。從中國的工業結構看,幾乎所有中國居民都能感受得到的一個現象是:一大批新興耐用消費品的爆炸性增長和迅速普及所引起的“消費革命”。這些新興產業一般都具有技術進步快、前后關聯廣、收入需求彈性高的特性,是典型的大規模生產工業,因此,它們的迅速膨脹既帶動整體工業的增長,同時又有賴于大規模消費的國內市場的存在,以及相應的居民收入分配模式。進而言之,正是由于相當平均化的居民(特別是城鎮居民)收入分配模式,中國的工業增長,就在依循這樣的因果紐帶中得以實現:消費誘導投資,帶動整體需求增長,從而既能吸納來自農業的勞動力轉移,又能通過深化專業分工和學習效應等動態效率,提升工業部門本身的生產率,形成生產與消費、工業與整體經濟的良性循環。
  這里的關鍵在兩方面:一是,作為經濟增長動力的結構變動,不僅表現為工業在整體經濟中的比重上升,而且表現為工業內部一系列新興產業的帶導作用。二是平均化的收入分配模式,使得大規模消費能夠配合大規模生產、起到誘導投資的作用,同時又不致在宏觀層面上侵蝕積累、影響投資資金來源。中國的平均化居民收入分配模式,最能從各種社會發展指標的國際比較中反映出來,諸如居民平均預期壽命、幼兒夭折率、成人文盲率等,都是遠遠超逾既有的人均收入水平所能支撐的程度,而接近中等收入經濟體的平均發展水平。另一方面,強調消費誘導投資,對于理解改革開放下的中國經濟增長有特殊意義。概念上,在未經改革的典型蘇聯模式經濟制度中,中央計劃機構負責投資決策,而且往往采用“生產機器以生產機器”的發展策略,投資需求不足的問題并不存在。改革之后,分散化的投資主體基于預算約束軟化確實有過度投資的傾向,不過,由于不再存在“生產機器以生產機器”的可能性,長期而言始終必須面對投資需求的制約。中國自九十年代初期以來特別是在一九九六——一九九九年的宏觀經濟情況,很清楚地顯示出這一點。
  而平均化收入分配模式又是建基于特定的政治經濟制度之上的。直至九十年代末期,中國經濟基本上仍然是公有制部門占主導,特別是在國有企業,平均化的收入分配模式始終起著主導作用。現在可以回頭探討改革后的中國經濟主流系統是一個符合市場與背離市場成分并存的混合體。后一種成分所指的正是上述的特定經濟制度,尤其是國有企業。有關的現實觀察大致是公認的,即國有企業的體制特征與市場經濟原則以及個人化產權規范相去甚遠,特別是政企不分,各級政府對企業運作的干預、企業財務預算約束的軟化、勞動制度的剛性以及企業控制方面的內部成員強勢,等等。概念上,中國的國有企業體制改革,往往被理解為這樣一個過程,即政府通過多種途徑雇傭和激勵公司管理人員的創業活動(或企業家活動);然而更根本的是,這一過程的環境變遷,卻又包括了更廣泛的改革,涉及到企業內外的既得利益者即地方政府、職工、所在地社區、銀行以至其他業務相關部門等等,它們構成了一種規范企業發展的制衡機制。從利潤留成到利改稅、承包制,直到九十年代以來的致力建立以所謂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的公司制,清楚地反映了這一特征。
  那么,這種與市場規范相去甚遠的企業體制,究竟有什么效率上或經濟發展上的意義?如果說,這種體制真的如上述那樣在宏觀和結構意義上有其特殊優勢,那么,在微觀效率方面,是否有如主流系統所斷言的是表現惡劣?這是一個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話題。爭論首先集中于改革期間國有企業的生產效率演變,特別是按照生產函數定義的全要素生產率分析,由于眾多有關研究的估算結果大不相同,而又缺乏公認的客觀標準和相應所需數據解決分歧,主流系統的斷言也就始終只能聊備一格。再加上東亞金融和經濟危機爆發的背景,主流系統賴以支持其斷言的根據轉移到國有企業的財務方面,并進而將企業利潤率下降趨勢與國有銀行不良貸款趨于增加聯系起來,斷言如果不盡快解決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問題,東亞式危機很可能會在中國爆發。
  現實情況是,主流系統第二論題的可信程度,并不比上面討論過的第一論題好多少。一方面,國有企業、銀行和國家財政這個綜合體的財務狀況絕對說不上是瀕臨危機,而已有的累積困難也不能歸結為企業財務方面惡劣所致。問題的根源主要是國家財政困難,而非企業效率低下。在整個改革期間,國有企業承担了本應屬于財政責任的種種社會成本,同時還面對所有者資金投入嚴重不足、利稅上繳任務卻遠比其他所有制企業沉重的局面。另一方面,國有企業愈趨惡化的財務表現,包括利潤率趨降、企業虧損額和虧損面大幅上升等,所反映的更多是宏觀經濟問題、而非微觀效率低下。在改革開放期間,國有企業的稅前利潤率與整體工業部門的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大致上是在八十年代略高、在九十年代稍低,兩者都是持續趨于下降。考慮到中國企業財務會計制度中所提折舊率偏低和沒有計入通脹因素,因而傾向高估國有企業的資產總值,則在整個八九十年代國有企業的利潤率,比起整體工業部門的平均水平應是只高不低。與此同時,大型工業企業的利潤率一直遠高于平均水平,其他諸如產值增長率、全要素生產率改進等企業效率指標同樣如是,而這些企業的絕大部分正屬于國有部門、是國有部門的核心部分。這樣看來,國有企業的特殊體制,盡管按照主流經濟學的判斷勢必導致資源配置效率的損失,顯然卻有其他方面的優勢足以補償。
  如上述,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企業制度仍是充滿剛性或固定性、特別是強調與各種利害相關者的長期穩定關系,這在本質上類似典型的東亞或日本式體制,而相關文獻中正有發展成熟的經濟理論解釋這種體制的特有優勢和弱點。在市場需求穩定增長的環境中,富于固定性的長期導向體制特別能夠通過諸如集體學習效應等動態規模效應,促進生產率提高;反之,在需求收縮的環境中,這種體制卻往往難以靈活調整,因而其競爭能力就比不上以靈活性為主的、符合“要素”市場調節的短期導向企業。這正解釋了,單就既有的財務指標看,為什么中國的國有企業在八十年代的經濟繁榮時期業績表現超過非國有企業,但是到九十年代的蕭條和回升時期其表現卻不如非國有企業。而這種解釋進而凸顯出中國經濟發展與體制改革的最重要特征,即宏觀層面上的大規模消費與微觀層面上企業的長期導向行為特征的相互配合,也即平均化收入分配模式與企業的利益機制的結合。這種結合無疑對快速而持續的經濟增長意義深遠。
  問題的另一面是中國經濟變革所面對的制約。在原有的經濟制度中引入市場調節固然是建立經濟發展的微觀激勵機制的必需,然而根本意義上的市場化改革,尤其是按照個人化產權規范推行的企業制度和勞動制度改革,卻往往沖擊了上述的宏觀環境與微觀體制的平衡。這種沖擊表現為微觀經濟主體即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行為短期化,以及對職工工資收入的削減和對他們的職業保障的威脅,從而在宏觀層面上打擊平均化分配模式和相應的大規模消費;前一種現象表現為八十年代頻頻困擾中國經濟的產業結構失衡,即回報快速的加工工業過度膨脹而基礎產業發展嚴重滯后,后一種現象則是一九九六——一九九八年所謂減員增效政策下,地方政府紛紛賣掉企業資產,單方面撤銷對工人職業保障的承担,導致下崗職工人數劇增,以及隨后整體經濟出現消費需求萎縮、投資增長停滯。與此同時,在對外開放帶來諸如技術引進和開拓國外市場之余,卻又使得中國企業面臨與跨國公司的不對等競爭,以及產業結構面臨不利的國際分工格局的誘導與壓力,從而使得中國經濟在八十年代幾乎墮入拉丁美洲和東歐式外債陷阱,在九十年代則出現跨國公司大舉進入以致控制戰略性產業的局面。
  以上種種,最終將中國經濟變革中的國家調節推到前臺。這倒不是說國家必然有動力和能力主導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進程,而是說,至少是在潛在意義上,國家始終是體現社會整體和長遠利益的首要主體,有可能起到其特有的作用,也即致力于保持平均化收入分配模式,有利于后進發展的結構變動,以及企業體制三者之間的協調。觀諸改革開放的實際經驗,在緩解產業結構失衡、塑造中國經濟參與國際分工、保障最低限度的平均化收入分配等各個方面,國家調節始終還是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盡管與此同時行為有短期化現象,特別是表現在八十年代的所謂“冒險闖關”改革政策和國際大循環發展策略,以及在九十年代的放任收入分配急劇分化和減員增效政策上。導致國家行為短期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認識方面的,也有現實的財政困難,至于這兩者的更深層原因即國家與整體社會的關系及其演變,則是超出本文的討論范圍了。
                        二○○○年二月于倫敦
讀書京36~42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盧荻20002000 作者:讀書京36~42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盧荻20002000
2013-09-10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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