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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和臺港地區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
海外和臺港地區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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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 張海明)
  如果從空海(遍照金剛)等日本遣唐使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曲籍攜歸本國算起,中國古代文論傳入海外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這期間自然不乏闡釋、研習之舉,不過,說到海外學人對中國古代文論的較為系統的研究,那還是近代以來,特別是本世紀以來的事。因為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必須具備兩個前提條件:一是有一套科學的研究方法,二是對研究對象有較為真切的了解。對于絕大多數海外學人來說,只是到了近代,隨著中外文化交流的進一步擴展,才揭去了長期以來蒙在古老中國文化之上的神秘面紗,使之得以窺見中國文學理論的真實面目,從而一改先前憑借道聽途說、一知半解的主觀臆測,真正開始了對中國古代文論的學術研究。
  當然,就研究的全面性、系統性而言,海外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尚不能與我們自己的研究相比。然而必須承認,盡管如此,海外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仍有其特殊的價值。首先,它從一個特殊的角度,把中國古代文論作為一種異質文化的產物或表現來進行考察,而這是我們自己無法做到的。其次,它所采用的方法也與我們慣常使用的有別,而新方法的引入往往可以將研究導向新的層面,在我們司空見慣、習焉不查的地方有所發現。由此形成的看法、得出的結論無論與我們同或不同,都會給我們的研究提供有價值的東西,或印證我們已有的觀點,或推翻我們既定的看法,或提醒我們注意到研究的不足,或啟發我們嘗試新的思路。即使是一種誤解,也可能促使我們去分析其產生的原因,進而深化我們對問題的認識。
  令人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海外學人的研究并未得到我們應有的關注,除了從比較文學研究的角度有一些零散的介紹之外,真正從古代文論研究史的角度進行總結的論述可謂鳳毛麟角。這也許和古代文論研究者自身條件所限有關,同時也受制于長期以來我們閉關鎖國的格局。畢竟實行改革開放的時間還不長,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方面的國際交流剛剛起步,譯介過來的海外漢學著述更是有限,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們的視野,也給我們從這一方向總結古代文論研究史造成了困難。所以本文的撰寫便不能不有一種材料匱乏、管窺蠡測之感。好在本文的目的并非對以往研究成果的全面述評,而重在對問題、規律的探討,而且,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還是有學者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使我們多少得以窺見海外學人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一些情形,并得以在此基礎上略作勾勒。
  本文所用“海外”一詞,按照通常的理解,指中國境外的國家和地區。從研究的實際情況看,主要是歐美和亞洲的日本、韓國學者的研究;此外,臺港地區的研究也在本文論述的范圍之內。所以本文擬分三部分來分別討論日本、韓國學者的研究,西方學者的研究和臺港地區學者的研究,這樣不但易于行文,脈絡清晰,也較容易見出各自的研究特色。
   一、日本和韓國學者的研究
  在海外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中,日本學者無疑是起步最早、用功最勤的。這也許是因為中日兩國在文化上有一種血緣上的聯系,且文化交流的歷史頻繁而悠久的緣故。從有關記載來看,至少在唐代,隨著官方和民間文化交流的開展,中國文學已為不少日本士人所研習。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日僧空海以學問僧的身份參與使唐,三年后歸國。在《文鏡秘府論·序》中,空海敘述了他的編撰動機:“貧道幼就表舅,頗學藻麗,長入西秦,初聽余論。雖然志篤靜默,不屑此事,爰有一多后生,扣閑寂于文囿,撞詞華乎詩圃。音響難默,披卷函杖,即閱諸家格式等,勘彼同異。”他于是將唐代中士流行的詩格去同存異,匯為一冊,“庶緇素好事之人,山野文會之士,不尋千里,蛇珠自得;不煩旁搜,雕龍可期”。中國文學對日本的影響,于此可見一斑。空海所編之《文鏡秘府論》,應該說是中國詩學第一次較為系統地介紹到海外,雖然不免于粗淺,但到底開了先河。
  此后千余年間,日中之間的文化、文學交流雖未中斷,但作為專門之學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卻是到了本世紀初以后才真正開始。
  1925年,鈴木虎雄的《支那詩論史》出版,[①]這通常被看作是現代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嚆矢。是書共分三篇,分別論說先秦各家有關詩的見解,魏晉南北朝的文學理論和明清詩論中的格調、神韻、性靈三種詩說。其中第三篇之第一章對唐、宋、金、元四朝的文論作了粗略的介紹,論及司空圖《詩品》和嚴羽《滄浪詩話》。1927年,孫@①工將該書一、二篇譯出,易名為《中國古代文藝論史》,次年由北新書局出版。鈴木虎雄這部書的出版是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盡管該書有體例混亂、詳略不一之病,卻是第一部具有中國文學批評史性質的著作,為后來中國學者撰寫文學批評史提供了借鑒。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該書指出:“自孔子以來至漢末都是不能離開道德以觀文學的,而且一般的文學者單是以鼓吹道德底思想做為手段而承認其價值的。但到魏以后卻不然,文學底自身是有價值底思想已經在這一時期發生了,所以我以為魏底時代是中國文學上的自覺時代。”[②]我們通常以為將魏晉時期視為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這一見解始于魯迅,其實魯迅很可能是接受了鈴木的觀點。《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為魯迅1927年7月間在廣州的一次講演,原文中“文學的自覺時代”七字是加引號的,這表明原有所本,但歷來注家均置之不理。[③]以魯迅對日本漢學的了解,尤其是魯迅對魏晉文學的興趣,他看過鈴木原作并非不可能。倘若真是如此,那我們就不宜掠美,而應將這一觀點的首創權還歸鈴木虎雄才是。鈴木虎雄之后研究中國古代文論并頗有成果的日本學者,當推出自鈴木門下的青木正兒,他在1935年出版了《支那文學概說》,1943年出版了《支那文學思想史》,這兩部書對于后來日本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很有影響。[④]
  二戰結束以后,日本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更得到長足的發展。從20世紀40年代后期開始,以對《文心雕龍》的研究為起點,在日本一些大學里逐漸形成了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熱潮。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以斯波六郎為核心的廣島大學,以目加田誠為核心的九州大學和以吉川幸次郎為核心的京都大學。他們的研究使《文心雕龍》成為一門顯學,也取得了可觀的成績。如斯波六郎的《文心雕龍范注補正》和《文心雕龍札記》,目加田誠對《文心雕龍》全書的譯注,均很能見出作者的漢學功力。吉川幸次郎本人有關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著述雖然不多,但出自其門下的興膳宏、高橋和巳卻發表了不少很有份量的論著,尤其是興膳宏,堪稱日本年輕一代學人中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突出人物。他于1968年出版了日本第一部《文心雕龍》全譯本,并發表了多篇研究論文,其中發表于1982年的《文心雕龍與出三藏記集》長達11萬字,從佛教影響的角度對《文心雕龍》作了細致的分析。此外,東京立正大學的戶田浩曉對《文心雕龍》版本的考辨、譯注,也頗不引為引人矚目。他于1978年撰寫的《文心雕龍小史》,是海外第一篇《文心雕龍》研究史的專論。概而言之,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學者對《文心雕龍》作了相當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資料整理方面,先后出版了興膳宏、目加田誠和戶田浩曉的全譯本,岡村繁的《文心雕龍索引》(1950);在理論闡釋方面;則有高橋和巳的《劉勰文心雕龍文學論的基本概念之研究》(1955)、目加田誠的《劉勰之風骨論》(1966)、林田慎之助的《文心雕龍文學原理論的各種問題》(1967)、安東諒《文心雕龍之原理論》(1976)和《圍繞文心雕龍神思篇》(1980)等等。1983年,王元化選編的《日本研究文心雕龍論文集》由齊魯書社出版,該書收入日本學者自本世紀50年代以來研究《文心雕龍》的代表性論文共13篇,從而使我們對于日本學者的研究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
  《日本研究文心雕龍論文集》還附帶收入了岡村繁的《日本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概況》一文,對自鈴木虎雄以來日本學者對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情況作了概述性的介紹,并附“主要學者及其著作(存目)”。另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國文藝思想史論叢(第二輯)登載了由古川末喜選編的《日本有關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文獻目錄(1945—1982)》。這兩份材料為我們提供了可貴的線索,加上一些譯介過來的零散論著,日本學者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便有了一個粗線條的輪廓。
  根據這些材料提供的情況,自50年代以后,日本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視野日漸開闊,研究隊伍也日漸擴大。圍繞《文心雕龍》研究,魏晉六朝時期的文論也為日本學者所關注。尤其是鐘嶸的《詩品》。1959年,弘前大學的高松亨明出版了《詩品詳解》;1962年,在京都成立了以立命館大學的高木正一為代表的“詩品研究班”,共有包括吉川幸次郎在內學者20余人,他們共同對《詩品》進行注疏,于1964年到1971年陸續發表了《鐘氏詩品疏》。在此基礎上,高木正一完成了《鐘嶸詩品》一書的寫作,于1978年出版;而興膳宏譯注的《詩品》(1971)也得力于該研究班的成果不少。譯注之外,還發表了不少理論研究論著。如高松亨明的《鐘嶸詩品之研究》(1953)、高木正一的《鐘嶸的文學觀》(1978)、林田慎之助的《鐘嶸的文學理念》(1978)、興膳宏的《文心雕龍與詩品在文學觀上的對立》(1968)和《詩品與書畫論》(1979)等。
  魏晉六朝的文論是日本學者研究的重點,除了劉勰、鐘嶸之外,幾乎所有較有影響的理論家及其著作都有專文論及。從曹丕、陸機、葛洪、沈約、蕭統、顏之推,直到李充、摯虞、范曄、裴子野,乃至連我們的批評史都很少提到的北魏孝文帝、溫子升、北齊邢邵,日本學者都作了研究。對這一時期文論的整體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如目加田誠的《六朝文藝論札記》(1947)和《六朝文藝論中的“神”“氣”問題》(1948)、林田慎之助的《漢魏六朝文學論中情與志的問題》(1964)和《兩漢魏晉辭賦論中的文學思想》(1974),興膳宏的《文學批評的發生》(1965)等,都是其中較有份量的論文。
  有關其他時期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自然也不在少數。古川末喜選編的《日本有關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文獻目錄(1945—1982)》共收入論著、論文500余篇(種),雖然包括了翻譯在內,但這數量也是相當可觀了。從先秦儒家的詩論到清代梁啟超、王國維的文學思想,舉凡整個中國古代文論史上略有影響的理論家或著述,沒有不被研究到的。這的確不能不令我們感到驚異。在諸多研究者中,除了上文提到過的興膳宏、戶田曉浩之外,還有兩位也很引入矚目。一位是東洋大學的船津富彥,他的研究領域較為開闊,幾乎涵蓋了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所有重要時期,在岡村繁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他。他于1977年出版的《中國詩話研究》不僅在日本是第一部系統研究中國詩話的專著,同時也是世界第一部。另一位是九州大學的林田慎之助,他主要的研究對象是漢魏六朝至唐代的文論,1979年出版了論文集《中國中世文學評論史》,該書被認為是日本研究中國中古文學理論“最充實、也最有系統的一部著作”(岡村繁語)。從研究選題的角度看,日中比較詩學的研究也較為突出,出版了兩部研究專著:太田青丘的《日本歌學與中國詩學》(1958)和松下忠的《江戶時代之詩風詩論——明、清之詩論及其吸收》(1969)。此外還有不少單篇論文,如小澤正夫的《古今集序與詩大序》(1956)、《古今集序與詩品》(1956)、《從比較文學上看到的詩病說與歌病說》(1978),小西甚一的《中世紀表現意識與宋代詩論》(1951)、《本意說與唐代詩論》(1953),以及久松潛一的《六朝詩學與古代歌論》(1960)和國崎望久太郎的《滄浪詩話給近世紀的影響》(1960)等等。由此也可看出,這一時期日中詩學的比較主要是偏重在影響研究方面。
  限于材料,對于日本學界80年代以來的研究現狀我們知道的不多,不過從以上所述,可以肯定會有更大的發展,更多的成果。應該說,相比之下,在海外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中,日本學者的研究是最全面、最系統的,研究成果也是最豐富的。其研究特點,依我看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起步較早。如前所述,在對中國古代文論作現代而系統的研究上,日本學者要早于中國學者。鈴木虎雄于1925年出版的《中國詩論史》,無疑是中國古代文論史的開山之作,兩年以后,中國學者陳鐘凡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才問世,而且明確將鈴木所著列為參考書之一。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船津富彥的《中國詩話研究》,在該書出版六年后,中國學者對詩話作系統研究的專著才陸續出版。[⑤]這雖然只是其中兩例,卻很值得我們思考。如果說,鈴木虎雄得以著其先鞭是受惠于日本更早地接受了新學,從而在研究方法上領先于中國學者的話,那么船津富彥寫作《中國詩話研究》并不占此優勢,無論在方法的掌握還是材料的占有上,中國學者都更具條件。由此我們便不能不追問更深一層的原因。事實上,盡管在古代文論研究的草創時期,日本學者先行一步,但中國學者卻后來居上,從20年代到40年代,其研究成果遠遠超出日本同行。而且,正是中國學者這一時期的研究所得,為后來日本學者的研究創造了重要的條件,然而自50年代以后,中國大陸的古代文論研究偏離了正常的學術軌道,人為地延滯了古代文論的研究進程。而恰恰是在此期間,日本學者又大踏步地追了上來,客觀地比較一下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日兩國的研究狀況,我們非但在質上不占優勢,甚至在量上也難以稱雄。這應該是我們引以為鑒的。
  二是學風扎實。日本學者十分重視資料的收集整理,盡可能將研究建立在一個牢固可靠的基礎之上。較之其他海外學者,他們更注重材料的考辨,版本的校勘,這雖然有其獨到之便(日本保存了不少中國古代文論著作的善本),也與日本學者注重實證的研究態度相關。我們看他們的研究,第一步往往是對文本的細讀,認真做好譯注工作,在此基礎上再作進一步的研究,如對《文心雕龍》、《詩品》即是如此。相應地,日本學者的研究論文大多以論述的細致綿密著稱。凡所考證,必刨根究底,窮本溯源;而所作結論,也力求論據充分,材料翔實,頗有清代乾嘉學派的遺風。若與同期中國大陸古代文論研究狀況相比,日本學者很少受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干擾,也不特別強調古代文論的現實意義及諸如此類的意見,從而保持了學術研究的相對獨立性。對于中國古代文論,他們似乎更傾向于作一種歷史的研究,以認識其本來面目為目的。而這正是我們同期研究所缺乏的。在我們一些研究者看來,日本學者的某些選題實在過于瑣碎、偏狹,可以說沒有多少理論價值,這或許不為無理。但自另一方面看,他們也不像我們那樣追趕潮流,將大量的精力用于幾個有限的課題上,而寧可去研究一些小問題。譬如抓住一句話甚至一個字,多方征引,反復辨析,進而總結出某些有規律性的東西。所以題目雖小,研究卻很實在。古川末喜選編的目錄中有不少屬于這一類型的文章,如魏晉南北朝的總論部分的《六朝時期“賞”字的例子》(小尾郊一)、《六朝詩中的“清”與“麗”》(大矢根文次郎)、《文學評語“遒”字的意義》(久保卓哉)、《魏晉之“論”》(橫田輝俊)等。另外,中國讀者較為熟悉的笠原仲二的專著《古代中國人的美意識》(1979),也是通過字源的考辨和字義的分析,來探討中國古代美感意識的形成及衍變。
  三是有一種不為人后的意識,一種學術上的自主意識。雖然研究的對象是別國的古代文學理論,而非自己民族的遺產,但日本學者卻不甘于只是翻譯介紹,他們還希望以自己的眼光來認識,進行研究,與中國同行相互交流。當然,日本學者這樣做與歷史上中國文論曾對日本文學產生過大的影響相關,因而這種研究便不只是一種純粹的外來文論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中遇到與中國學者意見相左的情況時,他們并不盲從,其所征引中國學者的有關論述,也只是作為理解、看法之一種,而很少視為既定的、不可易移的真理。我們姑且不論具體見解如何,單就這種態度本身而言,的確有可稱道之處。
  韓國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狀況與日本有幾分相似。
  首先是中國古代文論傳入的時間差不多,都可以上溯到唐代。據韓國學者李鐘漢的《韓國研究六朝文論的歷史與現狀》一文介紹,[⑥]早在公元900年前后(唐代末期),曾于唐懿宗成通九年(868)入唐留學的崔致遠所寫的兩篇文章已經引用了《文心雕龍》中的文字,這與日本空海大師使唐而熟悉中國詩學的經歷頗為一致,只是這位崔先生沒有將他所知道的中國詩學典籍整理出來,而空海大師則留下了傳世之作《文鏡秘府論》。而且,盡管接觸中國文論的時間很長,但真正開始研究則是本世紀中葉以后的事。其次,韓國學者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同樣是從研究劉勰、鐘嶸等著名理論家及其著作開始的,而且研究的重點似乎也在魏晉六朝。李鐘漢道:“韓國學術界對中國文學重新開始研究的60年代,其開端工作恰好是對《文心雕龍》、《詩品》的研究。”當時漢城大學教授車柱環首先對鐘嶸《詩品》進行研究,于1961年完成了《鐘嶸詩品校證》。這部著作和稍后完成的《校證補》在對照30多種版本的基礎上,對于勘正《詩品》流傳中造成的訛誤作出了貢獻,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從而得到國內外同行的重視。此外,車柱環也是韓國第一個研究《文心雕龍》的學者。他在1966年至1967年間撰寫了《文心雕龍疏證》,雖然只是開頭的六篇,也得到同行的好評。總之,在韓國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方面,車柱環是一個頗為引人矚目的人物,他不僅是一個開創者,同時還以其研究使韓國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為世人所知,第三,在研究方向和學風方面,韓國學者也像日本學者那樣偏重考證辨析,故其學術影響主要在資料整理方面。
  繼車氏之后,韓國學者對中國古代文論作了更進一步的研究。從李鐘漢文和另一位韓國學者李章佑介紹韓國中國文學研究狀況的文章我們知道,[⑦]到本世紀80年代中期,韓國已有兩個《文心雕龍》的韓文全譯本,一個是崔信浩的譯本(1975),另一個是李民樹的(1984)。雖說這兩個本子主要參照日本興膳宏的日譯本因而價值不高,但對于使更多的讀者了解《文心雕龍》卻是非常有益的。[⑧]在理論研究方面,80年代以來也發表了不少論文。至于《詩品》,除車柱環的《校證》之外,還有車柱環學生李徽教的《詩品匯注》(1970)和李哲理的《鐘嶸詩品研究》。李哲理曾受教于李徽教,《鐘嶸詩品研究》為其博士學位論文,論及《詩品》的研究概況、鐘嶸之生平與文學觀,和《詩品》之成書年代、版本、理論內涵等問題,并于篇末附有《詩品》詳釋。[⑨]對于魏晉六朝其他文論家如曹丕、陸機、葛洪等人,韓國學者也有專文研究,只是不及對劉勰、鐘嶸那樣深入。
  韓國學者對魏晉六朝以外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狀況如何,由于材料所限,這里只能暫付闕如。不過,李章佑文章提到,韓國學者已經出版了兩部中國文學批評史專著:一部是車相轅的《中國古典文學批評史》(1974),另一部是李炳漢、李永朱合著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88)。此外,車柱環在1973到1977年間陸續發表了從《孔子的詩說》到《袁枚的續詩品》共38篇文章,而以《中國詩論》為總題。雖未出單行本,但顯然是一部中國詩論史。從這些成果多少可以窺見韓國學者的研究之大概。1992年7月,韓國中文學界成立了“中國文學理論研究會”,由李炳漢任會長,車柱環為顧問,會員有40多人。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在韓國的境況。
  總之,與日本學者的研究相比,韓國學者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仍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取得了可觀的成績,且后勁頗足,近20年來的發展速度很快。相信正如李鐘漢文中所說,假以時日,“必會有引人注目的新成就”。
   二、西方學者的研究
  從現有材料看,中國文學對西方產生影響,最早可以上溯到18世紀初。通過海外貿易和傳教士的活動,歐洲人開始接觸到中國文化。1735年,法國傳教士杜·赫德(L.P.du Halde)的《中華帝國全志》問世。這部洋洋四卷的巨著,談到了中國的經書與文學,并摘譯了元雜劇《趙氏孤兒》。這大概是歐洲人最早看到的中國文學譯本。法國啟蒙主義大師伏爾泰曾據此改編為《中國孤兒》,而引發伏爾泰改編欲望的,是體現在原作中的那種懲惡揚善的理性精神。這種對理性的突出正是當時歐洲人所理解的中國文學的特征。此后,諸如《好逑傳》等劇本和一些中國古詩也相繼被譯介到歐洲。據說歌德在看了《好逑傳》之后說:“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到他們和我們是同類人,只是在他們那里一切都比我們這里更明朗、更純潔,也更合乎道德。”歌德還由此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概念:“民族文學在現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了。現在每個人都應該出力促使它早日來臨。”[⑩]歌德的這一思想。被視為對比較文學的突出貢獻。
  中國古典詩歌對18世紀的歐洲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伏爾泰這樣評價中國詩歌:“在這些作品中,作為主導的是一種睿智的調節,一種簡樸的真實性,這與其他東方國家那種夸飾的風格大相徑庭。”[①①]在伏爾泰那個時代,能對中國詩歌作如此理解是不容易的,這恰與后來意象派詩人的看法不謀而合。歌德對中國詩歌的傾慕,則表現為他模仿中國古詩風格而創作了《中德晨昏四時歌》14首。19世紀以后,隨著大量的中國作品被譯介到歐洲,中國文學對西方的影響更見明顯。從作為中國詩學前導的角度來說,有兩部作品尤為重要。一是法國貢古爾文學院第一位女院士朱迪絲·戈蒂葉(Judith Gautier)翻譯的中國詩集《玉書》,該書初版于1867年,后被輾轉翻譯為德語、英語近10個譯本。二是英國人翟理斯(H.Giles)1901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這兩部書對本世紀初葉的美國新詩運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此外,美國新詩運動的主將埃茲拉·龐德編譯的《神州集》,埃米·羅厄爾與人合譯的《松花箋》,則差不多成了當時詩人寫作的范本。從意象派到象征主義,中國古典詩歌的影響一直持續不衰,以至于龐德宣稱:中國詩是“一個寶庫,今后一個世紀將從中尋找推動力,正如文藝復興從希臘人那里找推動力”。[①②]
  然而,盡管給予中國古典詩歌如此的評價,對于中國詩學,西方學者卻未表現出應有的熱情。據意大利學者珊德拉(Sandra Lavagnino)的研究,歐洲學者在19世紀中葉就知道《文心雕龍》了。韋萊(A.Wylie)于1867年出版的《漢籍解題》(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提到了《文心雕龍》,稱:“《文心雕龍》是詩文評論的第一部著作,是劉勰在公元六世紀寫的,被認為是體在思精的著作,但是目前的版本有缺點和很多錯誤,宋代出版的評論目前已丟失,清朝的黃叔琳以明朝的梅慶生的評論為基礎,出版了《文心雕龍輯注》,是一個更完整的評論。”[①③]這段文字寫得很在行(其中“評論”二字或系誤譯),非一般人所能道。或許因為是在上海出版,該書并未引起歐洲學界的注意。中國詩學著作最早譯成外文,大概始于翟理斯的《中國文學史》。該書介紹了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并作了全譯。在他之后,英國漢學家克蘭默-賓(L.Cranmer-Byng)于1909年編譯出版了《翠玉琵琶:中國古詩選》,其中選譯了《二十四詩品》中的十首詩。不過,無論翟理斯還是克蘭默-賓,都將司空圖所作理解為某種哲理詩而非詩論。翟理斯說得很清楚:“《二十四詩品》明顯是24首獨立的富于哲理性的詩作,它們以令人贊嘆的方式表現純粹的道家思想。道家思想是每則詩品的主旨,也是詩人思想的主導。”克蘭默-賓則稱司空圖為“善于表現豐富哲理的詩人之一”。他將“纖nóngp@②”譯為 Return of Spring,“精神”譯為 The Colour of Life,“含蓄”譯為 Set Free,“典雅”譯為The Poet's Vision,也正是從哲理詩的角度作另一種解釋。所以,雖然作了翻譯介紹,卻非《二十四詩品》的本來面目,也非司空圖的寫作初衷。[①④]
  不管怎么說,這畢竟為中國詩學的傳入提供了一種氛圍、一種契機。正是在這樣一種氛圍中,中國詩學開始被譯介到西方,而且當即受到西方學者的重視。1922年,嚴羽《滄浪詩話》中的“詩辨”、“詩法”兩章由張彭春(Chang,Peng-Chun)譯成英文,發表于當年九月號的《日晷》(The Dial)雜志。張彭春字仲述,天津人,為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之胞弟,曾于1910—1916和1919—1922年間兩度赴美留學,就讀于克拉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獲藝術碩士和哲學教育博士學位,回國后以倡導新劇著稱。譯文前有當時美國文論界權威斯賓加恩(J.E.Spingarn)寫的序言,說明《滄浪詩話》的翻譯乃是應斯賓加恩的緊迫要求,并認為《滄浪詩話》“在八個世紀之前就預示了西方世界關于藝術的現代概念”,與西方以克羅齊為代表的現代美學理論相比,中國把藝術獨立于哲學、倫理、宗教的思想要早得多。[①⑤]1929年,張彭春將《滄浪詩話》全書譯出,在美國匹茲堡出版。
  繼《滄浪詩話》之后又一部譯成西方的中國詩學著作是陸機的《文賦》。1925年,法國人馬果里哀(G.Margoulies)將《文賦》譯為法文,收入《〈文選〉中的賦:研究與原文》一書在巴黎出版。1948年,《文賦》由陳世驤率先譯成英文出版。1951年,修斯(E.R.Hughes)的專著《陸機〈文賦〉:翻譯與比較研究》在紐約出版,著名文論家瑞查茲為該書作了序言。1959年,美國西雅圖市華盛頓大學教授、美籍華人施友忠將《文心雕龍》全書譯成英文在紐約出版。1977年,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由日凱特(A.A.Rickett)譯成英文,香港大學出版。
  20世紀50年代以后,西方學者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逐漸開始形成規模。據荷蘭漢學家伊維德(W.L.Idema)于1982年編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西文(英、法、德、荷)論著初編》,[①⑥]截止到80年代初,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雖然不及日本學者豐富,但也頗為可觀。就研究范圍而言,從先秦孔子的文學觀到清末王國維的詩學理論,從對專人專著的研究到理論觀點的闡釋、術語的辨析,都被納入研究的視野。與早先只注重詩歌理論不同,50年代以后的研究還注意到小說理論、戲曲理論。在譯介之外,還出版了不少較有份量的研究專著,如德邦(G.Debon)的《滄浪詩話:中國詩學典籍》(1962),劉若愚的《中國詩歌藝術》(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一譯《中國詩學》1962)和《中國文學理論》(1975),日凱特主編的《中國人研究文學的途徑——從孔夫子到梁啟超》(1978),羅納德·苗(Ronald C.Miao)選編的《中國詩歌和詩論研究》(1978)等。另外,研究者的素質較先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僅克服了語言的障礙,而且對于中國文化精神有著較為深入的了解。從伊維德目錄中論文的選題來看,其研究已進入到一個新的層面。諸如吉布斯(D.A.Gibbs)、海陶偉(J.R.Hightower)、何思孟(D.Holzmann)、日凱特等人的研究,顯然已不止于浮泛地介紹或只專攻某一問題,而確實堪稱登堂入室了。至于劉若愚、陳世驤、周策縱、葉嘉瑩等華裔學者,更學兼中西,代表了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最高水準。
  伊維德目錄所收英、法、德、荷四種文字的研究文獻,雖然包括了絕大部分歐洲學者的著述,但仍有遺漏。事實上,要論海外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前蘇聯學者的貢獻是不應忽略的。如有蘇聯漢學奠基人之稱的阿列克謝耶夫(B.M.Alexeiev)對中國古代文論就頗有研究。1916年,他發表了碩士學位論文《一篇關于中國詩人的長詩:司空圖〈詩品〉的翻譯和研究》,這是西方學者第一次從詩歌理論的角度對《二十四詩品》進行研究;1926年,他在法蘭西學院和居美博物館(Musee Cuimet)作過六次關于中國文學的講演,其中第一講論述中國文學的思想體系,第五講論述中國詩法。講稿于1937年在巴黎出版。[①⑦]由此可見,不只在俄蘇,就是在整個歐洲,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先驅者這頂桂冠也非阿列克謝耶夫莫屬。繼阿列克謝耶夫之后,前蘇聯另一位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重要人物是李謝維奇。他于1979年出版了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專著《中國的文心:中國古代和中世紀之交的文學思想》,對從先秦到魏晉六朝文論中的若干重要范疇作了系統的研究。當代歐洲學者中值得一提的還有意大利的朱利安(F.Juliien)和珊德拉,他們對《文心雕龍》的研究在歐洲學者中頗為突出。朱利安目前正從事將《文心雕龍》譯為法文,而珊德拉用意大利文翻譯的《文心雕龍》已經完成并即將出版,這將是施友忠英譯本之后的第二個歐洲語言的《文心雕龍》譯本。[①⑧]
  1994年第4期《文藝理論研究》發表的《英語世界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概覽》(黃鳴奮)一文,為我們了解8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進展提供了不少新的資料。該文作者根據他1988、1993年在荷蘭萊頓大學期間,利用國際聯網計算機系統檢索美國哈佛大學藏書所得,對用英文撰寫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論著(主要為已出版的專著、論文集和博士論文)作了較為全面的述評,時間從本世紀20年代至90年代。據黃文介紹,80年代出版的相關論著已超過20種,90年代問世的也有好幾部。尤其值得稱道的是黃文介紹了不少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博士論文,這可算是黃文的一大特色。其中有一些是完成于80年代之前而伊維德目錄未收入的,如吉布斯的《〈文心雕龍〉的文學理論》(1970)、威克斯特(J.T.Wixted)的《元好問的文學批評》(1976)、費斯克(W.C.Fisk)的《中國中古文論與西方現代文論里的形式主題:模仿、指涉、用喻與置前景》(1976)、博德曼(R.W.Bodman)的《中國中古早期的詩學與作詩法:空海〈文鏡秘府論〉譯析》(1978)等。從黃文介紹的情況來看,80年代以后西方學者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進一步向多樣化、縱深化發展,無論在翻譯還是理論研究方面都又有不少引人矚目的成果。如布什(S.Bush)與穆爾克(C.Murck)合編的論文集《中國藝術理論》(1983),歐文(S.Owen)的《世界征兆: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1985)、《迷樓:詩與欲望的迷宮》(1989)和《中國文學思想讀本》(1992)、以及劉若愚的《語文·悖論·詩學:中國透視》(1988)等等。此外還有一大批相關的博士論文。
  縱觀西方學者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可以看出如下特點:
  首先,相對于日本、韓國學者的研究而言,歐美學者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起步較晚,這是顯而易見的。從研究起點看,有一個現象很耐人尋味,即在早期的研究中,日本和韓國學者的興趣集中在《文心雕龍》上,而歐美學者卻選擇了《文賦》、《滄浪詩話》如果不作深究的話,我們很容易將這種現象的產生原因歸結為語言的障礙,傳播的途徑,甚至某種偶然性因素,但細思起來,問題似乎并不如此簡單。日韓學者的選擇,恐怕更多的是基于一種歷史悠久的文化淵源,這種共同的文化淵源使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學觀念有一種天然的認同感,因而《文心雕龍》遂以其體大思精、籠罩群言而成為他們研究的首選對象。上文曾提到斯波六郎等人的研究,其實早20年代,斯波六郎和吉川幸次郎的老師鈴木虎雄已經開始了對《文心雕龍》講授和研究,撰寫過《敦煌本文心雕龍校勘記》和《黃叔琳本文心雕龍校勘記》等。正是由于從鈴木虎雄到斯波六郎等人的努力,《文心雕龍》才成為日本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一門顯學。韓國的情況多少與此相似。而在20—30年代的歐美,正值以新批評為代表的形式主義文論形成和發展時期,此前的象征主義詩論對“純詩”的追求和形式主義文論對“文學性”的強調,自然會促使文論家在譯介、研究來自另一種文化傳統的文學理論時,更關注那些與自己主張類同的觀點。相比之下,較之《文心雕龍》的泛文學理論,嚴羽《滄浪詩話》對詩歌之特殊本性的極度重視無疑更容易被歐美文論家引為同調。我們從斯賓加恩對《滄浪詩話》的高度評價中,不難看出其價值取向之所在。同樣,陸機《文賦》之所以成為早期歐美學者翻譯、研究的對象,也是因為《文賦》突出了對形式因素的探討。
  其次,與日本學者注重版本的校勘、文本的譯注不同,西方學者的研究明顯偏重在理論闡釋方面。如果說日本學者的研究主要是一種還原性研究,那么西方學者的研究則突出了闡發性。這也許和中國古文迥異于西方語言有關,在對原著的字詞層面的解讀上,西方學者不如日、韓學者那樣有一種天然的便利——漢語曾經是其語言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西方學者便本能地揚長避短,充分發揮自己在理論上的優勢,以西方現代文學理論為參照系來觀照、研究中國古代文論。這方面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對亞伯拉姆斯(M.Abrams)在其《鏡與燈》中提出的文學四要素的借鑒,如吉布斯的《〈文心雕龍〉的文學理論》和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便引入亞氏的文學四要素,對中國古代文論性質的歸屬進行分析。這種先入為主的闡發固然不乏望文生義的曲解,卻也有不少因視角的變換而別開生面的新意。自60年代以后,隨著比較文學研究的拓展,比較詩學作為一種方法開始用于西方學者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如諾愛爾(M.G.Knoerle)的《陸機的詩歌理論及與賀拉斯〈詩藝〉之簡要比較》(1966)、列斐伏爾(A.Lefevere)的《西方的解釋學與中國文學理論的觀念》(1975)、弗克馬(D.W.Fokkema)的《中國和文藝復興時期的詩學》(1978)等,尤其是一批華裔學者的著述,比較詩學的應用更為普遍。同時我們注意到,與日本學者偏重影響研究不同,西方學者主要為平行研究。
  再次,在西方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學者隊伍中,華裔學者占了很大的比重,研究成果也最為突出。且不說像《文心雕龍》、《文賦》、《滄浪詩話》這些重要的中國古代文論典籍均由華人先譯為英文,[①⑨]為歐美學者的研究創造了條件,即以理論研究而言,無論在量的方面還是質的方面,華裔學者的成果都最為可觀。對于中國古代文論在歐美的傳播,華裔學者們所做的工作應該予以充分的肯定。如果稍微了解一下那些老一輩的海外華裔學者的經歷,我們會知道,他們大多生在中國,長在中國,[②⑩]盡管后來移居海外,但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仍有一種割不斷的血緣聯系。而新一代華裔學者也多來自中國大陸、臺港或香港,既有著本土文化的熏陶,又對西方文化有著真切的感受和深入的了解。所以他們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便能夠在跨文化的比較中取長補短,互照互省,較一般的西方學者具有更多的優勢,更大的便利。黃鳴奮文章中介紹的80年代以后的博士論文,相當一部分都出自華裔學者之手,即是一個證明。可以預料,在今后一個時期內,對于西方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華裔學者仍將扮演重要的角色。
   三、臺港學者的研究
  對于臺港地區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我們本該有相當的了解,但事實卻非如此。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自本世紀40年代末以來,大陸和臺灣的學術交往基本上處于隔絕狀態,即使是近在咫尺的香港,學界的相互了解也不過是近十幾年來才開展起來的。所以,盡管并無語言、文化的隔閡,但對臺灣地區將近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歷史和現狀,我們知道的并不很多。
  另外,對臺灣學者身份的確定也有一定困難。一方面,臺港兩地學者之間的來往、交流較為頻繁,不少人往往分別執教于臺灣、香港兩地,其研究所得的發表或出版也不限于一個地區,因此對其歸屬的劃分只能是大概而言。另一方面,部分臺港學者后來移居歐美,而其所著述亦多用英文寫成,對于這部分學者,我們習慣上將其劃入西方學者的范圍,這在上文介紹西方學者的研究時已經涉及。不過,其中某些學者前期的研究,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
  準確些說,臺灣學者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是從60年代才真正開始的。據王更生《“文心雕龍學”在臺灣》一文的介紹,[②①]50年代臺灣高校中僅臺大和省立師范學院(即現在的臺灣師范大學)兩校設中文系,限于各方面條件,雖有少量論文發表,但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尚未形成規模。從60年代初開始,隨著臺灣局勢的漸趨穩定,經濟的繁榮,高等教育有了較大的發展,從而為開展學術研究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在此基礎上,臺灣學者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才逐漸走上正軌,顯示出自己的實績與學術個性。由于材料所限,這里先就臺灣學者對《文心雕龍》的研究狀況作一簡單描述,借以窺見其古代文論研究狀況之一斑。
  所以如此,是因為臺灣的《文心雕龍》研究在大陸已有較為全面的了解。這首先要歸功于大陸已故著名學者、龍學研究專家牟世金教授所作的努力,在他1985年出版的《臺灣文心雕龍研究鳥瞰》一書中,第一次以專著的形式對50年代以來臺灣《文心雕龍》研究的進展作了全面的述評;另外,1995年出版的《文心雕龍學綜覽》也特別收入了臺灣學者王更生的專題文章及研究論著目錄。這樣,臺灣學者有關《文心雕龍》的研究才得以為大陸同行所知。而由于《文心雕龍》一書在中國古代文論中的特殊地位,在某種意義上說,從對《文心雕龍》的研究中即可以看出整個古代文論研究的水平和特征。所以,盡管不免以偏概全,但由此切入,仍不失為一個變通的辦法。
  本世紀50年代研治《文心雕龍》的,主要是臺大的廖蔚卿教授和師院的潘重規、李曰剛教授。廖蔚卿在50年代已有若干論文發表,如《劉勰的風格論》(1953)、《劉勰的創作論》(1954)等。潘、李的成果較為晚出。他們的貢獻不只在于自身的研究,還在于培養了一批專門人才,如后來以研究《文心雕龍》知名于世的王更生、龔菱、沈謙、黃春貴等均畢業于師大,這無疑為臺灣《文心雕龍》乃至整個古代文論研究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據牟世金統計,臺灣有關《文心雕龍》研究的論文,50年代發表6篇,60年代50余篇,70年代130余篇。論著則60年代5種,70年代17種。其發展趨勢之迅疾,多少可以由此見出。其研究重點,大致以70年代中期為界,以前偏重校注譯釋,以后則轉向理論研究。截至1982年底,已出版論文集7種,校注校釋11種,理論研究10種,導讀、年譜各1種,共30種,[②②]另據《文心雕龍學綜覽》提供的材料,從1983年至1992年又新出了10余種。以臺灣一省之區而論,數量已頗為可觀。其中有的著述或開風氣之先,或為獨到之論,均有其特殊的價值在。校釋方面如李曰剛的《文心雕龍jiào@③詮》,理論研究如王更生的《文心雕龍研究》、沈謙的《文心雕龍之文學理論與批評》和《文心雕龍與現代修辭學》、王金凌的《文心雕龍文論術語析論》、彭慶環的《文心雕龍綜合研究》等,都得到了學界的重視。
  總之,作為一個縮影,透過臺灣的《文心雕龍》研究,我們可以想見臺灣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之大概。事實上,臺灣不少研究《文心雕龍》的學者,對于《文心雕龍》之外的古代文論典籍也不乏研究,如徐復觀、王夢鷗等人便是如此。只是為材料所限,我們知道得不多而已。198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由毛慶其選編的《臺灣學者中國文學批評論文選》,共收入臺灣學者發表于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19篇文章。其研究對象從漢代《毛詩序》到清代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而以魏晉六朝文論占的比重最大(6篇),其次為金元和清代(各3篇)。這當然不能代表臺灣學者實際的研究方向,但至少可以表明并未局限于《文心雕龍》一書。選編者自己也承認這不是一個理想的選本,只是希望它能夠客觀地反映最近和過去一段歷史時期臺灣學界在古代文學批評方面研究的概貌。不過老實說,這個選本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事實,連編者本人也難以斷言。書后雖有編者撰寫的《編后記》,卻未對臺灣地區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狀況作必要的介紹。非不愿也,實不能耳。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就我個人有限的見聞,臺灣學者在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方面所做的建樹,還有以下著述應該提到。
  在資料整理方面,首先應該提到的是由臺靜農主編的《百種詩話類編》(1970)。該書輯自《歷代詩話》、《歷代詩話續編》和《清詩話》三部詩話叢書,而分為前、后兩編。前編以詩話所論作家為綱,按姓氏筆畫編排;后編則分詩論、歷代詩評論、體制、作法、品藻、辨正、論文、雜記八類,編撰該書的意義,編者在自序中有一個說明:“惟合百一種詩話為一編,使冗雜之資料,分別類聚,有例可尋;凡諸論述,皆可循序以求;或有輾轉剿襲,亦犁然可辨;是不僅省翻檢之勞,亦有功于考證爾。”由此看來,《百種詩話類編》主要是為文學史研究而編撰的。1978年,臺灣成文出版社出版了8卷本共11冊的《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匯編》。該書所收資料,上起兩漢,下迄清末,除成本的理論專著如《文心雕龍》、《詩品》及后代詩話、詞話、曲話等不收外,較為重要的零散篇章均在其內。8卷依次為:1、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資料匯編;2、隋唐五代文學批評資料匯編;3、北宋文學批評資料匯編;4、南宋文學批評資料匯編;5、金代文學批評資料匯編;6、元代文學批評資料匯編(上下);7、明代文學批評資料匯編(上下);8、清代文學批評資料匯編(上下)。每卷之中又分為“敘論”與“資料匯編”兩部分,前者綜論該時期文學批評的特點、流派及其成就;后者則按時代先后將文獻加以標點、編排。這兩部資料集的編成,對于臺灣地區古代文論研究的發展與深化,無疑是大有裨益的。其編選角度和體例也頗有新意,且以規模而言,實走在大陸學者之前。
  在批評史撰寫方面,主要成果為幾部斷代史。如朱榮智的《兩漢文學理論研究》、廖蔚卿的《六朝文論》、張仁青的《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和張健的《宋金四家文學批評研究》。朱著重在討論兩漢文論產生的背景、文論家及其理論主張、在批評史上的地位,但開頭專設一章討論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莊子、韓非等人的文學觀。廖著基本內容為六朝文論的綜合論列,分緒論、文德、文質、通變、文氣、神思、風骨、文體、修辭、聲律、批評11單元;此外還特別討論了《文心雕龍》和《詩品》。張健曾著有《滄浪詩話研究》、《朱熹的文學批評研究》、《歐陽修之文學理論》等專著,于宋代文學批評用功甚勤。這部《宋金四家文學批評研究》分別討論了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王若虛四人的文學批評理論,雖合為一帙,其實也可視為四本小書。張仁青的本意,據其書之簡介,是的打算寫一部完整的《中國文學思想史》,擬分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五卷,《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先出,但其余四卷未見。明清部分似無綜合性史論,不過分論清代詩學、詞學和桐城派文論的專著卻有幾部。
  就發展狀況和研究特點而言,臺灣學者與日本學者不乏相似之處。譬如舊學風氣較濃,重視資料整理工作等,都十分接近。若以6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的研究而論,在不少方面較大陸學者處于領先地位。這一點也和日本學者的研究狀況相一致。另外,注重吸收大陸學人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成果,亦為其研究特色之一。1990年,臺灣學生書局出版了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策劃、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的《大陸地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其內容包括:大陸當前文獻學著作的類型及其得失,大陸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述評,中國文學史中民族關系問題之探討,大陸莊學研究概況,以及大陸中學語文教材中古典文學教學情況等。其中還收入了一個“大陸地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座談會”的記錄,參加者主要是臺灣各大學研究古典文學、文論的教授。臺灣對大陸學術研究的關注,于此可見一斑。相比之下,我們對臺灣學者研究的了解、介紹實在是欠缺。造成這種失衡現象,固然可以歸結為客觀方面的限制,但我們自己主觀上重視不夠,恐怕也是應該反省的。
  至于香港地區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狀況,因為有香港學者陳國球的專題介紹文章,我們知道的要較為完整一些。陳國球本人即是研究古代文論的專家,對香港學界的情況又有切身的了解,故由他撰文介紹,自然更能得其真實。他于1988年撰寫的《五十年代以來香港地區古代文論研究概述》,[②③]和后來為《文心雕龍學綜覽》撰寫的《香港〈文心雕龍〉研究概況》兩篇文章,為我們了解香港地區古代文論研究的歷史與現狀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據陳文的介紹,香港學者中最早從事古代文論研究的是饒宗頤。1952年,香港中文大學開設“文學批評”,即由饒宗頤任教。饒氏于1954、1955年分別發表了《〈文心雕龍〉與佛教》和《〈人間詞話〉平議》兩篇論文,是為港人研治中國古代文論之發端。同時,這兩篇論文似乎也預示了后來香港地區古代文論研究的發展方向。從50年代到80年代,以《文心雕龍》為中心的六朝文論和清代的詩文理論一直是香港學者研究的重點,恰與上述饒氏兩篇論文內容相合。
  在對《文心雕龍》的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出版的論文集《文心雕龍專號》(1962)、程兆雄的《文心雕龍講義》(1963)、由臺來港執教的潘重規的《唐寫〈文心雕龍〉殘本會校》(1970)、石壘的《文心雕龍與佛儒義理論集》(1977)等專著。此外還有若干學位論文和發表的單篇文章,其中陳耀南在進入80年代以后發表的系列論文尤為引人矚目。有關六朝文論的研究,開始主要是以陸機《文賦》和鐘嶸《詩品》為對象,后來略有拓展,兼及沈約、蕭統等人,成果則多為論文。
  對清代文學理論的研究,起初主要是圍繞王國維的詞學和桐城派的古文理論。在五六十年代發表的論文中,有關這兩個方面的研究占了絕大多數。70年代以后視野漸寬,諸如錢謙益、王夫之、王士禎、葉燮、沈德潛、袁枚的詩論,王國維、朱彝尊的詞論,乃至李漁的戲曲理論和金圣嘆的小說評點,都有專文論及。
  當然,香港學者40多年來的研究決不止于以上所述,對于其他時期的中國文學批評,香港學者也不乏研究。如唐、宋、明三個時期,研究著述都不在少數,只是不及對六朝和清代研究的成果豐富而已。我們注意到香港古代文論研究方面的一個特點,就是學位論文,尤其是碩士學位論文占了很大部分。這說明香港學府對傳統文論的重視,在培養古代文論的研究人才方面下了功夫。這是很可稱道的。其不足則如陳文所說:盡管七八十年代以后研究的涵蓋面漸趨廣泛,但仍有一些薄弱部分。例如先秦諸子的文藝思想,漢代班馬、王充以至辭賦家的文學批評、宋代的《滄浪詩話》、明清的小說戲曲理論等,都未能作充分的研究。另外,40年來還沒有一部文學批評史問世,這也是令人遺憾的。究其原因,則為香港的學術研究多屬個別學者的自發行動,故難以進行大項目的研究;且學術論著出版不易,圖書資料又較為匱乏,因此不免缺少一種恢宏的氣度和整體的建構。
  平心而論,香港學者的古代文論研究還是有自己的獨到之處的。限于客觀條件,香港學者的研究不以資料整理見長,而是以理論闡發取勝。雖說也有一些校釋注譯方面的成果,但最能代表其特色的,應該說還是借鑒新的理論、新的方法,變換視角來研究傳統文學理論。譬如黃維梁關于中國詩學的研究即為一例。在他的《中國詩學縱橫論》(1977)及后來發表的論文中,或引入西方詩學理論來反觀中國傳統詩學,或將中國詩學理論與西方相關理論進行比較,每每能別樹一幟,另創新說。又如陳國球的《鏡花水月——文學理論批評論文集》(1987)和《唐詩的傳承——明代復古詩論研究》(1992),亦屬借鑒新學,偏重闡釋一類。香港學者研究的另一個突出之處,則是跨語種的研究。由于香港學府普遍重視英文的掌握,故即便是專攻中國古代文論的學人,也都有很好的英文讀寫能力,這一點不只為他們吸收借鑒西方最新文論成果提供了便利,更使他們能夠:(一)將西方學者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與自己的見解相比較以加深認識;(二)將中國古代文論之重要典籍譯成英文以減少訛誤;(三)將自己的研究所得用英文寫出以推向國際。其中后兩條尤為內地學者所不及。在這方面,黃兆杰的表現似乎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他于1965年在香港大學獲碩士學位,論文為A Moral Approach to Chao Ming Wen Hsuen-A Study in Poetry and Morality(從道德觀點論《昭明文選》)?1969年在英國牛津大學完成博士論文Ching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中國文學批評中的“情”)。此后他又完成了兩種中國古代文論典籍的英文翻譯:一是以“Earl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為題將從《毛詩序》到《文選序》共13篇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文獻譯成英文(1983),二是王夫之的《姜齋詩話》(1987),他的這些研究和翻譯,對于西方學者了解、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無疑是很有助益的。
  香港治古代文論的學人,大致可以分為三代:一是在內地生長,后來于50年代南下并定居于香港的,如饒宗頤、石壘;二是在香港完成學業,于六七十年代在香港高校任教的,如黃兆杰;三是80年代初畢業獲得學位,并在古代文論的研究中嶄露頭角的,如陳國球。老、中、青三代學者在研究上各有自己的特色。肇始草創之功,已為老一輩學者所建;而繼往開來之責,實非中青年學者莫屬。香港雖人少地狹,但在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方面確有自己的便利和長處,這是我們應該看到并引為借鑒的。
  通過以上對日韓、歐美和臺灣學者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狀況的粗略描述,我們欣喜地看到,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已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尤其近30年來,隨著世界范圍內比較文學研究的拓展,中國古代文論已引起越來越多的海外學者的興趣,而呈現出一種方興未艾的發展態勢。這就要求我們今天的古代文論研究不能只局限于國內學者之間相互的交流、學習,還必須有一種世界眼光。這里說的世界眼光,并非指借鑒一般文藝理論的最新研究成果,而是指了解和吸收海外學人研究中國古代文論所得,包括其對文本的考辨校釋和理論闡發兩個方面。當然,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充分意識到這一點,并在自己的研究中有所體現,如蔡鎮楚的詩話研究,曹旭、張伯偉的《詩品》研究,詹@④的《文心雕龍義證》等,都盡可能地吸收、借鑒了海外及臺港學人的成果。
  存在的問題是,作為一個學術整體,我們對中國古代文論在海外和臺港地區的研究還缺乏必要的了解和介紹。應該承認,與日本、臺灣學者相比,我們還沒有形成一種自覺意識,本文所據的材料大多來自海外和臺港學者的介紹,即表明我們此項工作的薄弱。事實上,我們非但不重視對大陸以外研究狀況的了解和介紹,而且對我們自己近一個世紀以來的研究成果也缺乏應有的總結,我們甚至沒有一部完整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論著目錄,這是很不應該的。日本學者編寫過《近百年來中國文藝思想研究文獻目錄》(伊藤漱平)等多種目錄資料,臺灣學者也編過《中外六朝文學研究文獻目錄》(洪順隆),時間跨度自1900—1983,語種則以中、日文為主,兼及韓、英文。而我們除了《文心雕龍》研究的資料工作差可自慰外,別的幾近空白。我們連自己都不甚了解,又遑論了解他人呢?這種對研究之研究工作的忽略無疑是一種學術上的短視,它使我們的研究難以在縱向與橫向的比較中真正認清自身的狀況而陷入某種盲目性,甚至以徘徊為前進,以蹈襲為創新,以做無用功為勤奮,而空白仍在。
  當年孫@①工翻譯鈴木虎雄《支那詩論史》時曾有這樣的感慨:與近代以來日本學者對中國古典文學、文論的研究相比,中國學者自己的成果實在令人慚愧。“譬如子孫繼承了祖宗遺傳下來的一點遺產,哪怕就是荒莽的山原,自己也應該早已作過那種剪刈培植的工作了,現在這種工作卻要借助于別家人,這哪能不使我臨筆而增加了無限的慚愧呢?”周作人為王俊瑜譯青木正兒《中國古代文藝思潮論》所作序也有類似的感受,謂“到了現在研究國學的人還不得不借助于外邦的支那學,這實在是學人之恥”。這種心情不難理解,不過,以今天的眼光看,古代文論遺產不只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是中國古人留給全人類的一筆寶貴財富。所以,對于今天的中國學者來說,一方面,我們主張學術無國界,不論研究者的國籍為何,其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科學研究都是值得嘉許的,其所取得的成果也應該是引為借鑒的;另一方面,作為一名中國學者,我們更有責任在自家這片土地上努力耕耘,較他人付出更多的汗水,也期冀有更大的收獲。近水樓臺,我們理應在國際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中處于絕對的領先地位,而了解海外和臺港地區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則是我們實現這一目標的先決條件之一。
  ①關于《支那詩論史》問世的時間,岡村繁《日本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概況》和興膳宏《〈文心雕龍〉研究在日本》二文均稱是1927年,而古川末喜所編之《日本有關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文獻目錄》則注明初版時間為1925年。筆者未查到原書,但當以古川氏之說為準,蓋陳鐘凡于1927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已將鈴木此書列為參考,而該書中譯者孫@①工的譯序作于1927年5月,揆以常理,《支那詩論史》當先于此一段時間出版。
  ②鈴木虎雄《中國古代文藝論史》,孫@①工譯,北新書局版,第47頁。
  ③參見《魯迅全集》卷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04頁。
  ④1933年,北平人文書店出版了青木正兒的《中國古代文藝思潮論》,王俊瑜譯。是書共四章,分別討論中國文藝思潮的概況、原始的文藝思潮、儒家的文藝思潮和道家的文藝思潮,似也與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相關,但不詳其原著出版時間。
  ⑤1983年,張葆全的《詩話與詞話》作為“中國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之一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8年,蔡鎮楚的《中國詩話史》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⑥李鐘漢文載《文學遺產》1993年第4期。
  ⑦李章佑文《南朝鮮中國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文藝理論研究》1992年第4期。
  ⑧另據李鐘漢文,漢城大學教授李炳漢已完成了一部新的《文心雕龍》韓文全譯書,即將付梓。
  ⑨張伯偉發表于1993年第4期《文學遺產》的《鐘嶸詩品在域外的研究及影響》一文稱“《詩品》的朝鮮文譯本尚未出現”,而據李鐘漢文,則自車環柱起就開始了《詩品》的韓文翻譯,李徽教也曾致力,但均為部分,至李哲理始完成全譯。李哲理于1990年8月獲博士學位,張文所言,想來是未見其書出版之故。
  ⑩愛克曼《歌德談話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頁。
  ①①轉引自趙毅衡《遠游的詩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頁。
  ①②同上,第11頁。
  ①③珊德拉《文心雕龍研究在歐洲》,見《文心雕龍學綜覽》,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頁。
  ①④此處材料據王麗娜《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在國外》一文,載《文學遺產》1986年第2期。王麗娜自80年代以來致力于介紹中國古代文論典籍在海外的流播和研究,除此文外還發表過《嚴羽滄浪詩話的外文譯著簡介》、《國外對文心雕龍的翻譯和研究》等,為我們了解海外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狀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寶貴材料。
  ①⑤參見趙毅衡《遠游的詩神》,第123頁。
  ①⑥見《中國文藝思想史論叢》(二),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該目錄所收為西方著述,但不問作者所屬之地區國籍,是以包括了亞洲學者用英文撰寫的研究成果。
  ①⑦該書因用法文寫作,故為伊維德目錄所收。
  ①⑧據珊德拉文,出處同注⑨。
  ①⑨王國維《人間詞話》的第一個英文譯本為涂經治所譯,臺北中華書局1970年出版。
  ②⑩譬如施友忠早年就讀于福建協和大學和北平燕京大學,1945年赴美任教前曾長期執教于河南大學、浙江大學、云南大理民族文化書院等。
  ②①見《文心雕龍學綜覽》,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年版。
  ②②參見牟世金《臺灣文心雕龍研究鳥瞰》,山東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頁。
  ②③載《文藝理論研究》1989年第5期。陳國球還選編了論文集《香港地區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收入他論文中涉及到的20篇文章,該書于1991年由臺灣學生書局出版。*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亻加良
   @②原字為禾加農
   @③原字為覯左加斗
   @④原字為钅加英
  
  
  
東方叢刊桂林127-155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張海明19971997 作者:東方叢刊桂林127-155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張海明19971997
2013-09-10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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