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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荒視野下的人與自然  ——以中國古代荒政書為中心的考察
災荒視野下的人與自然  ——以中國古代荒政書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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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492(2007)08-0157-04
  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是人類社會必須關心的永恒主題。人們享受大自然所賦予的無窮恩惠的同時,也承受著大自然尤其是自然災害帶來的巨大痛苦。在與自然災害的抗爭中,人們不斷深化人與自然的認識,并形成自己獨特的若干思考。這在中國古代歷史上表現尤為明顯。一方面這與中國歷史上自然災害頻發有關,同時也與中華民族擁有注重歷史經驗記載與傳授的優良傳統緊密相連。這種古代人們關于人與自然的思考又在以記錄、總結古代人們抗災、救災經驗的荒政書籍中表現尤為集中,因而本文擬以中國古代荒政書籍為中心,管窺中國古代人們關于人與自然的看法,不妥之處,祈請方家指正。
  一
  中國作為世界上自然災害發生最多、最頻繁的國家之一,古人在長期與自然災害抗爭的實踐中,遺留了大量的災害史料,積累了豐富的救災經驗。自宋代以來,出現了一批以總結民間與官方救荒經驗的荒政書籍,如《救荒活民書》、《康濟錄》、《籌濟篇》等,在歷史上流傳甚廣,影響深遠。這些書籍以往分散在中國各大圖書館里,很少學者能夠集中閱讀。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對這一珍貴資料系統整理、出版,即《中國荒政全書》。[1]目前已經收集和整理的相關書籍多達兩百多種,這些材料幫助人們了解和研究古代人們的救災經驗的同時,也為進一步了解古代人們的思想觀念及社會實踐提供了絕好的材料,其中也包括對人與自然的看法。縱觀目前學術界,人與自然的主題受到廣泛關注,但是對古代人們認識人與自然進行專文探討卻尚未見到。本文力圖從荒政書籍所記載出發,具體探討中國古人對自然的探索以及對人與自然的思考。
  自然災害的發生本身具有不可預測性、突發性及巨大破壞性等特點,在給人們帶來巨大痛苦與難以磨滅的記憶的同時,也逼迫人們對自然災害的產生與大自然本身以及人與自然這些問題作進一步思考。仔細分析記載人們救災經驗的中國古代荒政書籍,可以發現,在自然災害的某種刺激下,中國古代人們在認識人與自然之間的復雜關系問題上,有著自身極為獨特和復雜的一面。它一方面體現為人們對自然世界認識,包括自然現象、自然規律等的有益探索;同時錮于人們歷史客觀知識、認識習慣等局限,人們往往在解釋自然現象以及自然災害時出現了“天人論”、“誠氣論”、“恩怨論”等觀點實踐行為及其多種解釋系統,如水旱災害中人們不僅興修水利,同時還進行祈雨和伐蛟等活動。從這些復雜的實踐認識中,我們能歸納出中國古代人們對于人與自然認識的若干獨特思考,其主要體現為經驗性、實踐性、整體性與反省人類自身活動。
  二
  關于古代人們對自然現象的認識,不少學者如鄧云特[2]、張建民[3]等進行了簡要概述,但這些研究多是局限于個體研究與簡單介紹。而對于人們究竟怎樣認識人與自然這樣的問題還是很值得人們進一步深入探討。首先,我們應該看到古代人們在與自然災害的斗爭中,不斷認識和探索自然世界,在有關自然現象、自然規律、自然災害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
  古代人們在抗災斗爭中,通過觀察自然世界,對諸多自然現象、地形地貌、土壤植物等都有比較深刻的認識。就自然現象而言,如云、雨等,中國古代人們并沒有停留于早期原始的神話解釋模式,而是開始從水循環的角度解釋。“嘗觀七八月之間旱,油然作云,沛然下雨,人知夢澤潤于天矣,而不知云——山川之氣所蒸,雨——溪澗之水所升,輸小以成大也。”[4]又如對地形地勢雨與水利問題的認識,“蓋高山大原,眾水雜流,必有一低下處為之壑,如人之有腹臟焉,彭蠡、震澤是也。旁溪別緒,萬派朝宗,必有一合流入海之川為之瀉,如人之有腸胃焉,江淮河漢是也。”[5]在地勢與交通問題上,注意南北地勢的差異,以及水陸交通的特點等。“天下地勢,南北不同。江之南雖多山澤,然通舟楫,而惟溝洫為要。江之北,若河南山東兩淮等地,亦通運河,而重者在溝洫。至于山西、陜右,昔時運道皆湮塞,而況溝洫哉!”[6]有關土壤與農業生產,人們認識到土壤的性質以及農作物的特性等,“土有高下燥濕之分,父母斯民者原貴有以教之也。如宋真宗因江淮兩浙旱荒,命取福建占城稻而種之者,避旱荒也。”[7]對自然災害的災因的理性認識,如水患與河道阻塞的關系,“水之為患,非水性也。下流壅,不得不泛耳。”[8]此外,在抗災斗爭中,特別是基于食物的找尋上,使得人們對很多動植物開始了新的認識,如《救荒本草》卷提及的植物如大藍、車輪菜、夏枯草、馬蘭頭、糊糊菜、金盞兒花、杜當歸、百合、天門冬、章柳根、商陸、麥門冬、苧根、蒼術、菖蒲、老鴉蒜、山蘿卜、地參、雀麥、燕麥、黃精苗,地黃苗,牛旁子,蒲筍,蘆筍、茅芽根,瓜樓根,菊花,金銀花等,達55種之多。[9]
  中國古代人們充分肯定自然災害規律,尤其是災害爆發的突發性等認識。強調人們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積極抗災,其經驗與精神至今值得人們的借鑒。一方面如災害爆發突然性的認識“吁、天災流行,國家代有。”[10]對水流規律的認識,“夫水性之不可違,水勢之不可逆,而水之地不可與爭也。水欲行,不可以強而障也;水欲止,不可以強而通也。”[11]另一方面,中國古代人們在承認災害的不可預測的同時,強調人們的自身救災,尤其值得珍視。“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今之旱,但當益修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圣慮。”[12]“災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13]將災害的治理分類,以及具體的對待,更反映古代人們救災認識所達到的一定高度。“夫天災非一,有可以用力者,有不可以用力者。凡水與霜,非人力所能為,姑得任之。至于旱傷,則有車之利;蝗蝻,則有捕之法。”[14]
  出于抗擊自然災害的需要,人們對某些能夠肉眼觀察并憑借經驗感知的自然災害了解的尤為詳細與深入。如對蝗災的仔細觀察與細致描述:“蝗蟲始由化生,繼則卵生。化生者,低洼之地,夏秋雨水停淹,魚蝦卵育。迨水勢涸落,魚子散在草間,沾惹泥涂,不能隨流而去。延及次年春夏,生氣未絕,熱氣炎蒸,陰從陽化,鱗漸變尾羽翔,而蝻孽萌生矣。其初稚子如蟻,漸如蒼蠅而色黑,過數日,則大如蟋蟀而無翼,士人曰步蝻。及時撲捕,猶易為力。若再數日,則長翅飛騰,隨風飄飏,轉徙無定。其棲集之處,禾黍頓成赤地。若最甚,則蔽日遮天,盈地數尺,壅埋民間房屋,遠望如山、欲行撲滅,亦苦人力難施,其為害殆不可勝言矣。”[15]從蝗災的產生,其生長的不同環節以及不同階段給人們帶來的災害都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為人們治理蝗災提供了比較準確的資源。
  更為難得的是,他們強調自然資源的平均占用,重視區域資源的互補利用等真知灼見值得我們充分尊重。強調自然資源,尤其是公共資源為民眾所用,“天地之寶藏,唯圣人為能發之。圣人發之而不私之,持其衡而變通之,以待夫民之厄困也。所以煎山煮海不為貪,羽禽革獸不為暴,臏手胝足而不為虞者何?與民利其利也。”[16]譴責資源開發的私人性行為,“公土產以廣利賴。為照天地自然之利,本自無窮。如近山林,則有樵采之利;近江海、湖蕩、河泊、陂池,則有粱之利;近灶場,則有煎煮之利;近關津廠務,則有商稅之利。此俱天地所捐以予民,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者。惟邇來法紀凌夷,勢膏兼并,天地自然之利,偏有所歸。一遇水旱,田谷不登,遂使窮民束手,坐受其斃。”[17]在解釋人口與資源關系緊張的同時,重視不同區域之間資源的開發利用,“唐虞之時,國用尚簡,上之人取于民者甚少。凡山澤之利,盡在于民。故當阻饑之際,特使通融有無而已。今世民困材竭,則通融有無,須上之人有以為之,然規模淺陋者,猶滯于一隅,殊失唐于懋前之意。”[18]又有“昔圣人分口耕隅,地各相副。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今宜遵故事,徙貧民不能自業者于寬地,此亦開草辟土振人之術也。”[19]還有人就荊湖地區的開發,即江左與江右資源的充分利用,作了精辟的論述:“以今日言之,荊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僑寓荊湖。蓋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給其人,必資荊湖之粟以為養也。江右之人群于荊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荊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并失之也。……如此通融,兩得其用,江右無怨女,荊湖無曠夫,則戶口日以增矣,江右有贏田,荊湖無狂野,而田野日以辟矣。”[20]
  此外,他們提倡節儉、勸植樹木的行為與觀念也值得人們學習。提倡節儉主要體現對奢侈風氣的禁止,“奢侈之始,恣縱之漸,天子且然,而況小民乎?倉箱朝盡,困窘幕乘,非死即流,勢所必至,可不知所以節之哉?”[21]對于樹木的種植,明代統治者尤為重視。“洪武二十七年甲戌,命戶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種桑棗。每一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栽種過數目造冊周知,違者全家發遣充軍。”[22]
  三
  古人一方面在認識自然上作出很多有益的探索,也留下大量寶貴的經驗遺產,尤其是在人們能夠肉眼觀察的過程中;但是,另一方面,他們無法進行在肉眼以下的微觀研究,這在解釋災害的本源方面,又顯現出其局限的一面。人們對許多災害進行了細致的觀察,但是其觀察更多是依據肉眼觀察及經驗事實,這樣在解釋災害發生成因的能力方面就顯得比較有限,尤其是肉眼無法觀察的微觀層面,更是無法解釋。如對蟲災的解釋,認為蟲災是從熱氣而來。“《農書》云:熱氣積于土塊之間,暴得雨水,醞釀蒸濕,未經信宿,則其氣不去,禾根受之,遂生蟊。烈日之下,忽生細雨,灌入葉底,留住節干,或當晝汲太陽之氣,得水激射,熱與濕相蒸,遂生蠈。朝露浥日,濛雨日中,點綴葉間,單則化氣,合則化形,遂生螣。熱種根下,濕行于稿,爽日與雨,外薄其膚,遂生螟。歲交熱化,不雨不旸,晝晦夜暍,而風氣不行,遂生蚩。五賊不去,則嘉禾不興。”[23]對雹災的解釋也是這樣,“雨雹多在夏月,陽氣極盛,陰氣脅之不入,則轉而為雹。被災之處,其盈直長,不甚廣闊。禾苗插種之后,不在耕耔,尚未吐花,被雹不至狂驟,葉根無傷,并不為災。惟揚花吐秀之時,一經冰雹,則花多褪落,將來收成時,谷多癟,分數減少。”[24]細細閱讀上面材料,我們發現中國古代人們對蟲災、雹災等自然災害肉眼能夠觀察到的過程都描述得非常清晰,然而在解釋災害最初產生的時候,往往不能進行更為微觀的分析,而代之以“陰陽化生”的哲學理念。這在一方面反映出中國古代人們認識科學的本身局限,尤其是災害發生的微觀方面。
  這樣,在無法更微觀地觀察自然災害的同時,人們開始尋求利用本身的知識體系來解釋災害的產生,也以此解釋自然災害與人類社會之間的關系。這類解釋在中國古代荒政書籍中表現得比較明顯的大致有以下幾種:
  1.天人論。這是最為普遍的也是最為重要的一種解釋,其基本理論依據與思想內容是“天人感應”,所謂“天人感應,捷于桴鼓,自然之理,然君相有責焉。”[25]認為上天與人類社會相通,認為人事、政事不修,百姓受苦,然后有“皇天示警”。如“夫歲胡以災也,非五事不修,時有闕政,皇天示譴,降此大眚,則或小民淫侈,崇慝積釁,醞釀診氣,仰干天和。”[26]然而,通過修人事,處理好整個社會,能夠得到上天原諒,災害就會消失。“天以水旱困人,正欲長民者之惠愛蒼生耳。茍能遇災而懼,恤民之瘼,更新善政,天將消其災而錫之福矣。從古天人相感之理,如響應聲,夫豈獨僖公一事哉?”[27]同時,人們往往神話災害消失與政事的關系,有時候甚至成為人們政治改革或阻止改革的依據。“蒼蒼者天耶,孰謂理居元緲,一時無以格之哉?當時勞民傷財,人心不安,而天意示警,仆射免冠切諫,上即罷役,時雨降而禾稼生,可見風雨之調和,原在人心之喜豫。蓋心和則氣和,氣和而陰陽交泰矣。王政本符乎情理,天心總寄于民心。信哉!”[28]
  2.陰陽論。中國古代樸素的哲學用陰陽五行等觀點來解釋自然災害的發生。“圣人作則,皆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行于春夏,刑罚者法陰之氣,用之秋冬,事或衍時,人必罹咎,典籍垂誠,言固不誣,天人符同,理當必應,既有系于舒慘,是能致于災祥。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遐邇,愿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29]又有“臣以經術事陛下,嘗讀《易》至屯、否兩卦。夫屯者,陰陽之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為而未遂,此則陛下登極時然也。否則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陛下自視今日于此卦何如?夫屯而不濟,必至于否,否而不濟,則將來不可言者。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川崩涌,人饑相食,殆無虛日。”[30]還有“天一生水,而后大地盡水荒也。一元一會之交,蓋必有水厄焉。”[31]
  3.誠氣論。中國古代人們用氣理學解釋世界,認為是邪氣、戾氣導致天災,“戾氣可以招災,至誠可以格天,自古記之。太戌修政而祥桑枯死,劉昆拜天而風反火滅。人事作于下,天變應于上,天人交感之際,理固不可誣也。凡水旱災傷,非政事闕失,必戾氣感招,茍能反躬自究,竭誠祈禱,無不應者。彼反身不誠,虛應無實者,欲望其變災為祥,詎不難哉?”[32]相信誠能動天。這在人們強調祈禱敬神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如“蓋天高聽卑。誠使精誠不懈,自然天意當孚。不然天體尊而神理赫,曾可以虛文故事動之耶?故將欲行禱,必存救民如救入井孺子、保民如保自己赤子之心,持齋素,斷嗜欲,首宿罪、悔己衍,內辨精誠,外勵勤勞,必期天意感格而后可也。”[33]強調人事的改變能夠減少災害,“是雨也,非詔出而即雨也,因人情之大悅,和氣相感而雨者也。”[34]
  4.恩怨論。中國古代人們認為人事不修,冤情郁結,上天會降災與人。“人有冤抑之事不明,則郁恨之氣不散,遂結于太虛而災眚見,淫雨、亢旱、蝗蝻、兵火之類是也。”[35]又有“不論已死未死,有枉不直,困于獄中,天地未有不為之震怒,而見于災異者也。”[36]強調君主應該恩賑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眾,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有非常之恩,然后可以賑之。”[37]認為封建君主應該清理冤獄,“獄之冤者,不待決遣,而后乖戾之氣,慘成兇歲。即令沉埋獄底,積憤未舒,已逆天和,久之不雨。幸顏公行部細心辨其冤獄,愁云怨日忽變而為暢靄和風,此御史雨之所由來也。”[38]事實上,中國古代社會中封建君主也常常恩免刑獄,以此希望求得上天的憐憫和自然災害的消弭。
  四
  誠如上面所總結的古代人們關于人與自然認識的得失,他們在某些方面取得有益探索的同時,也錮于本身自然科學的不發達,尤其是無法進行更微觀的研究,最后不得不用中國獨特的文化知識系統,特別是中國古代思想中的天人論、誠氣論等來解釋。這種看似無奈與矛盾的認識更多與中國古代人們本身的復雜實踐有關。中國古代人們認識的基本路徑是從實踐中感知、總結,并在實踐中驗證。在處理和認識人與自然這個基本問題上,中國古代人們同樣遵循實踐和有用的原則,因而擁有多種的復雜的解釋系統與實踐行為,我們如果以水旱災害為例很能具體說明古代人們認識人與自然的復雜性問題。中國古代人們很早就知道水是可以治理的,治水英雄也自然成為大家崇拜的偶像,如大禹治水。治水成為當時人們生活中極為重要的事情。大量的荒政書記中留下眾多的有關水利的經驗總結,如《急溺瑣言》,《治水諸法》、《用水諸法》、《水利雜說》[39]。現代還有學者以“治水社會”理論來解釋中國的傳統社會起源與管理,大量的事實都明白無疑的確鑿證實一個基本事實:中國古代人們從來沒有放棄自身力量或者說能力范圍內對災害的治理。因而在從這方面來看來看,中國古代人們具有客觀認識自然、抵御自然災害的積極一面。
  同時,中國古代人們在自身無力解決的問題上,又寄托希望于神明與上天,形成了長期以來祈禱的行為。“求雨”或“祈雨”都是典型的行為,這在荒政書籍中作為重要的救災行為而被記載、流傳和施行。如專門的“竭誠禱”等篇,“倘旱澇房兆,螟螣萌生,非牧民者本急切悲憫之懷,盡祈禱消弭之法,何以格天心而慰民望乎?”[40]
  此外,尤其值得人們注意的是,古代人們由于自然知識與觀察能力的有限,對于一些自然災害現象神化。如古代荒政書籍中很多記載“蛟災”,也就是“蛟龍發水”。如“蛟以卵生,數十年而起。生蛟之地,冬雪不存,夏苗不長,鳥雀不集,其土色赤,其氣朝黃而暮黑,星夜上沖于霄。其卵入地,自能動轉,漸吮地泉,其形即成。聞雷聲漸起而上,其地之色與氣亦漸明而顯。蛟未起二三月前,遠聞似秋蟬悶在人手中,而鳴又如醉人聲。此時能動不能飛,可以掘而得。及漸起,離地面三尺余,聲響漸大。不過數日,候雷雨而出,多在夏末秋初之間。穿山破岸,水激潮涌,為害不可勝言矣。”對蛟可謂描述詳細,并總結專門的“伐蛟”方法,如“善識者于春夏間觀地之色與氣,及未起二三月前,掘土三五尺余,其卵即得。其大如甕,其圍至三尺余。先以不潔之物鎮之,多備利刃剖之,其害遂絕。”又有“又有說用鐵與犬血及婦人不潔之衣,埋其地以鎮之。”[41]以今天人們的觀念來看,所謂的“蛟災”就是較大的洪水。從自然災害現象來看待古人的這種經驗無疑有比較幼稚的一面。但是我們又必須承認,當時人們也是對此將信將疑,其做法是為了“各府州縣,其共體此意,善為措置,縱不能全餌其患,亦當竭盡乃心。況人事既盡,安知天意不可挽回乎?”[42]由此可見,人們在無法更深入觀察的同時,對待各種解釋系統與實踐行為都持寬容與嘗試的態度,只不過試圖盡自己最大能力,嘗試各種辦法來救災而已。
  五
  盡管古代人們對人與自然的思考呈現出對立、統一乃至例外等多種復雜面相,但是我們如果立足于災害與社會的獨特視野,仔細分析人們多種認識背后的特征,就會發現中國古代人們在人與自然方面,形成了以經驗性與實踐性為基本特點,注重整體即人與自然息息相關,強調反省人類自身活動等獨特思考。
  首先中國古代人們認識人與自然其基本特點是經驗性與實踐性。中國古代人們對自然與人關系的認識,其最為重要的路徑是實踐并總結經驗。這種經驗性知識有利于人們正確的認識自然世界、自然災害以及人與自然,但是他們無法進行更為微觀的試驗性研究,使得其在解釋災害的微觀層面上,只能轉而尋求抽象的闡釋,如上面提到的“天人論”等解釋方法,從而造成了經驗性研究的可貴與抽象解釋的無奈這一吊詭。
  其次,中國古代人們認識人與自然是整體的而不是分裂的。中國古代人們從來不把自然看作是一個獨立于人類之外的事務,也不看作人類的敵人。相反承認人與自然的密切關系,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中國古代人們強調最多的是“天人合一”。所謂“天也,君也,民也,分之則三,合之則一體。理本相通,道無二致。”[43]
  最后中國古代人們認識人與自然的最為突出的特點是注重反省社會即人類自身活動。中國古代人們在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認為人與自然息息相關,而人類的活動與自然的發展也有著密切的關系,認為自然災害的爆發除了不可預測性外,也是與人類自身活動的惡劣有關,因而更多的將注意力集中在對人類自身活動的反省。認為是“人事不修”、“冤情”等人類自身活動,導致了災害的來臨,強調通過處理人類社會自身的活動,來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
  中國古代人們究竟是怎樣看待人與自然,或者說古代人們的人與自然觀念有何特點,這是一個復雜但值得人們探索的問題。人們對人與自然的看法,與人們的具體實踐,但同時也跟人們的思想、知識系統有著密切的關系。通過災害與社會這個獨特的災害視野,以中國古代荒政書籍為依托對象,發現中國古代人們在認識自然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同時也錮于自身的認識手段,更多的依托自身知識進行抽象解釋。從中我們能夠認識到中國古代人們的人與自然認識的復雜性,在于其多種的解釋系統行為,同時也能觀察到其依據經驗,依托實踐,強調整體,及反省人類自身活動這些獨特的觀點。遺憾的是,今天人們或者是過分陶醉中國古代人們的探索,或者是嘲笑古代人們解釋的幼稚,然而當我們仔細了解他們的思維邏輯,對他們的實踐行為就會更多一些理解。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能夠借鑒古人反思人類自身活動的優良經驗,對于改善今天人與自然的嚴重對立還是很有意義的。
  [收稿日期]2007-01-22
蘭州學刊157~160K1歷史學吳四伍20072007
災害/人與自然/實踐性
  calamity/man and nature/practicality
The Idea about the Man and Nature from the Famine Vision  ——Study on the China Ancient Famine Books  Wu SiwuThis article from the unique vision, which about the calamity and society, study about the China ancient famine books, it found that the China ancient people had many deep thinking ahout the man and nature. They observe the nature and explore the knowledge of the nature, but they cannot observe more little, so they understand the world by the old knowledge and custom. the complicatedness pieces of people's think come from the practice, from it, we can realize the ancient people's unique thinking about the the people and nature. And warning to the people should draw its valuable experience.
文章立足災害與社會的獨特災荒視野,以中國古代荒政書為中心,探析中國古代人民有關人與自然的若干思考,認為他們在探索自然、認識自然方面作出有益探索的同時,也錮于自身知識、觀察手段、認識習慣等局限,對自然災害的認識存在某些偏差;這些認識的復雜面相更多源于人們實踐本身的復雜;從中我們可以總結中國古代人民關于人與自然認識的諸多獨特思考,以此警示人們不應簡單化古人的認識,而應吸取其寶貴經驗,服務現實。
作者:蘭州學刊157~160K1歷史學吳四伍20072007
災害/人與自然/實踐性
  calamity/man and nature/practicality
2013-09-10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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