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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經學觀論略
王充經學觀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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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充所處的時代,經學極盛,經學思想理論活躍而紛紜并走向統一,很多經學問題需要人們思考和回答。王充崇尚經學,以經學為“至道”。他認為,五經以道為務,道是本,事是末,“道行事立,無道不成”(《論衡·程材》,下文引《論衡》只注篇名),無經學則不能治民(《量知》)。王充自謂“造論之人”,他認為“造論著說”高于徒治五經六藝(見《佚文》),“著作者”高于“說經者”(見《書解》),而“造論”、“著作”必須以真正地通經學為基礎。王充的經學造詣很深,他的《論衡》雖不是專論經學的著作,但廣泛、深入地探討了經學問題,其中有些篇就是經學的專題論文。從經學史的角度看,《論衡》的出現是非常及時的,它對當時經學領域存在的問題所作的分析和解答是非常重要的,這些分析和解答帶有濃重的時代色彩,具有典型的時代代表性。本文不全面論述王充的經學思想,僅就其經學基本觀點談一點認識。
      一、基本態度——尊經而不盡信經
  王充非常尊崇孔子,他認為經書是孔子手定的,他說:“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秘書微文,無所不定。”(《效力》)“《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于漢。《春秋》五經,義相關穿。”(《程材》)“孔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為漢制文,傳在漢也。”(《佚文》)又說:“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超奇》)“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須頌》)他把經書、《論語》和孔子之言作為立論的依據和評判是非的標準。例如,《書虛》云:傳書所言顏淵與孔子于魯太山望吳閶門事“如實論之,殆虛言也。案《論語》之文,不見此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顏淵能見千里之外,與圣人同,孔子、諸子何諱不言?”又,據今文《尚書·堯典》駁“儒書”之所謂舜巡狩至于蒼梧、禹巡狩至于會稽。《儒增》引孔子“言不文”之言(見《孝經·喪親章》)以明“傳記”所謂高子羔“三年未嘗見齒”之非。又,據今文《尚書·毋佚》駁“儒書”董仲舒“三年不窺園菜”之說。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然而,考論實虛,必求實誠,是王充作《論衡》的主導思想(王充評判“實”、“虛”的標準有時并不客觀,后文有所論及)。他自言:“《論衡》之造也,起眾書并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對作》)“‘《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佚文》)在他看來,不實誠之辭不僅一般言論、文獻之中大量存在,經傳當中也為數不少。他反對一味守信經文,認為經書不可盡信,這一觀念是其經學觀的基礎。他總是以懷疑和求實的態度對待經文。例如,《尚書·泰誓》云:武王伐紂,三軍樂戰,“前歌后舞”(據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王充則云:“前歌后舞,未必其實。”(《感虛》)他常用以孔明孔、以經明經的方法考論經傳。例如,“仲尼祖述堯、舜”(《禮記·中庸》),極力贊美堯、舜之德,而王充卻認為經書對堯、舜之德多有褒增成分,他說:雖然“孔子尤大堯舜之功”,但“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紂、桀。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子貢語,見《論語·子張》。漢人引《論語》,雖孔子弟子之言亦歸諸孔子)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書》言堯“協和萬邦”(《堯典》),舜時“鳳皇來儀”(《皋陶謨》,偽孔本之《益稷》),然而“堯有丹水之師,舜時有苗不服”(《齊世》、《恢國》),故堯、舜之世并非唯一派歌舞升平的美好景象而已。《藝增》中謂《易》之所謂“豐其屋,@①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也”和《書》之所謂“毋曠庶官”皆過甚其詞,“《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宜言‘闃其少人’,《尚書》宜言‘無少眾官’。以‘少’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
  王充認為經書的地位高于“傳書”,這是必然的,但其對于“虛言”,則無論是“傳書”中的還是經書中的,概加批駁,并不因其見于經書就輕信盲從。例如,《尚書》中湯伐桀的誓師詞《湯誓》存于漢今文二十八篇之中,而湯因旱禱雨的《湯誓》則湮沒不彰,或云其散見于漢古文《尚書》之中。這篇《湯誓》,先秦典籍《國語·周語上》、《論語·堯曰》、《墨子》之《七患》和《兼愛下》、《呂氏春秋·順民》、《尸子·綽子》(見《群書治要》卷三十六)、《荀子·大略》等有所引用,漢代的《尚書大傳》中有湯禱求雨事,《說苑·君道》所載湯之祝詞與《荀子》所載略同。王充云:“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于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于是剪其發,麗其手,自以為牲,用祈福于上帝。上帝甚說,時雨乃至。”(《感虛》)王充認為:“言湯以身禱于桑林自責,若言剪發麗手,自以為牲,用祈福于帝者,實也;言雨至為湯自責以身禱之故,殆虛言也。”這段“傳書”之言主要出于《呂氏春秋·順民》,此時王充可能尚未發現此事原載于《尚書》。當作《感類》時,王充便明確指出此為《尚書》中的史料了:“圣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責有五過(此言“五過”,與《感虛》異)?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無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雨也。由此言之,旱不為湯至,雨不應自責。然而前旱后雨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王充對此言進行了非難,然后斷言:“《書》之言,未可信也。”(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書序上》云:“或此篇即是《夏社》佚文。”《論衡·感虛》黃暉校釋然孫氏之說,并“疑仲任及見《夏社》”,可備一說。)作為“傳書”之言,王充非之,作為經書之言,王充仍非之,可見王充于駁虛言、求實誠,是將經書與普通文獻同等對待的。
  王充認為,經書中增益現象的產生不難理解,賁光上書漢光武帝,頌美漢文帝,“漢為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后褒述,失實離本,獨已多矣”。若非漢光武帝糾正,千世之后,賁光所增文帝之事“載在經藝之上,人不知其增”,其所增則“遂為實事也”。(《藝增》)
  需要注意的是,王充所謂“增益”包括夸張的修辭手段,例如《藝增》說:《尚書·堯典》之所謂“協和萬國”是“褒增過實,以美堯也”,《詩·大雅·假樂》之所謂“子孫千億”乃“詩人頌美,增益其實”。但王充并非不知“萬國”和“千億”是一種形容的用法,他說:“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眾多,故《尚書》言‘萬國’,《詩》言‘千億’。”此外,王充還對于“賢圣”有意識的增益表示理解。因此,王充認為經傳之中的增益并非全無道理。
  從總體看,王充的經學觀傾向于孟子,其中的無神論思想因素與孟子的影響有很大關系,其不盡信經的觀念則更直接地出于孟子,其于《尚書·武成》多所論及,顯由于受孟子觀點的啟發。《孟子·盡心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王充則云:“夫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見也。”(《齊世》)后于王充的趙岐說:“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為,《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孟子·盡心下》注)趙岐的見解與王充相似,而趙岐并未看到過《論衡》,可知他們這一見解都直接出于孟子。從所謂“讀經覽書者所共見”可知孟子之不盡信《書》觀念對漢儒的啟發和影響具有普遍性。揚雄以繼孟子道統者自居,曾說:“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于孟子。”(《法言·吾子》)王充推崇揚雄,繼承和發展了揚雄的一些思想主張,他也有類似的話:“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為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對作》)所以,盡管孟子學說在漢代是普遍被奉行的,但王充并非一個從眾從俗的人,其尊奉孟子思想固然與受揚雄的影響有關,而主要原因則在于自己的主張和學說與孟子的合拍。
      二、基本方法——不拘門戶,博學切問,以今知古
  當時的通人學者不拘于今文、古文之門戶,王充即是如此。我們只能說王充是經學家,而不能簡單地說他是今文家或是古文家。對于今文說和古文說,他一律以實誠要求之,只講論何種經說近實,而不心存今文學或古文學的偏向。雖然他往往使用古文本,如《語增》之所謂“察《武成》之篇”,或以古文說駁今文說,如《明雩》申古《論》說,駁魯《論》說,但是,他使用的經書及《論語》、《孝經》以今文本為主,其所引用,《論衡》當中,比比皆是。一般說,其于《書》則歐陽,于《詩》則魯,于《禮》則小戴、大戴,于《論語》則魯,等等,而其所駁雖大抵為今文說,但亦時有古文說。據一種今文說駁另一種今文說,是《論衡》中特別常見的現象。于《春秋》三傳,王充尚《左傳》,《論衡》中使用了大量《左傳》中的史料,這是由于他認為《左傳》最近于實,而他對《左傳》之說也是屢加批駁的(如《儒增》、《說日》)。
  王充對當時經學界的不正學風深惡痛絕,他說:“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后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茍名一師之學,趨為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并失其實。”(《正說》)“經之傳不可從,五經皆多失實之說”(《正說》),這一認識促使王充大膽懷疑,獨立思考,批駁虛妄,自成一家。
  王充不認為是虛妄之言的,無論是今文說還是古文說,他都采用。王充兼采今、古文說的表現有時就在他的幾句話中,例如,《累害》:“故三監讒圣人,周公奔楚(此古文家說,見下文);后母毀孝子,伯奇放流。當時周世孰有不惑乎?后《鴟xiāo@②》作而《黍離》興(此以韓《詩》說言其作),諷詠之者,乃悲傷之。”
  另一方面,王充認為是不實之說的,無論是今文說還是古文說,他都加以否定。例如,《感類》中之論“周成王之雷風發”,無論是今文說之“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圣功”還是古文說之“天雷雨,以悟成王”都屬天人感應論,王充都是不同意的,但王充主要治今文學,而且當時及西漢人多從今文家說,所以他“且訂葬疑之說”。他認為,雷雨是一種自然現象,成王出于戒慎的心理而感懼,“開金téng@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王充以其一貫強調的偶適論結合對賢圣戒慎心理的分析對此做出了獨到的解釋,對今、古文兩家之說都作了否定。至于當時背景是“葬疑”(今文說)還是“信讒”(古文說),王充雖說:“二家未可審”,但他是傾向古文說的,因為在《累害》中他采用了此古文說。這并不是由于他偏袒古文家,而是因為他認為其說更近于實。
  王充反對“守信師法,不頗博覽”(見《謝短》),認為“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博”(見《效力》)。他特別強調博覽對治經的重要性,認為“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事不實”,“大人之胸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于道術無所不包”。他反對以說一經為足而不求博覽的治學態度,主張博覽經藝傳書、百家之言、古今行事,提倡“五經皆習”并在此基礎上泛觀博覽(見《別通》)。不僅能說經文,而且明白每種經書產生、流傳的歷史(見《謝短》)。若只說一經,亦當博覽傳書及百家之言,“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窗啟牖,以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窗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窗牖之開,日光之照也”(《別通》)。他指出古今之事、百家之言不僅可以使人學問廣博,而且可以使人學問精深。王充之泛觀博覽以求精深是以孔子及其弟子為榜樣的。
  王充是當時名儒、史學家班彪的學生,他的治學明顯具有歷史家的特點,就連其著書的體例也可以表明這一點,《史記》有《太史公自序》,《漢書》有《敘傳》,而《論衡》則有《自紀》,這三者的性質和作用是基本相同的。王充往往以史學家的眼光來看待和研究經傳。他批評當時的儒生只知研究五經,而不知通曉古今,也與其史家態度有關:“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為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于五經可也。五經之后,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塵’,然則儒生所謂‘陸塵’者也。五經之前,至于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于上古,猶為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溫故知新,可以為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謝短》)這段話將通曉古今在治學中的重要地位強調得同通經書差不多了,這明顯主要出于其史家觀念。王充所謂“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指燧人,《談天》云:“女媧以前,齒為人者,人皇最先。”其所謂“人皇”即指燧人,這是今文《尚書》家言。秦之博士“掌通古今”(見《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漢之博士亦須明于古今,漢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于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漢書·成帝紀》)所以盡管王充不以經師自居,而其治經方法和態度則符合朝廷對博士的要求。再者,西漢文、景時,一經博士并不僅治一經,有的甚至兼宗儒家之外的學說,因此,王充所提倡的博學是有前世依據的。
  王充強調通覽古今,同時強調治學并不止于此,他認為只要“才高好事,勤學不舍”,而且有大量書籍以供“觀覽諷誦”,就可以“有博覽通達之名”。所以重要的不是“通覽古今,秘隱傳記無所不記”,而是在此基礎上進行著作,但并非所有的著作都是可貴的:“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于彌為崇實之化”,這樣的文章,即使為司馬相如、揚雄之作也不足高(見《定賢》)。他所推崇的“漢世文章之徒”,如陸賈、司馬遷、劉向、劉歆、揚雄、班彪、陽城衡、班固,都有“益世補化”之作,而這些人都曾從事史書著作。王充甚至這樣評價:陸賈《新語》“參貳經傳,雖古圣之言,不能過增。”(《案書》)“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云、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并出一時也。”(《超奇》)
  《呂氏春秋》對漢代經學有巨大影響,“兩漢人士,許多是在《呂氏春秋》影響之下來把握經學……離開了《呂氏春秋》,即不能了解漢代學術的特性”。〔1〕王充非常重視《呂氏春秋》, 他對《呂氏春秋》的吸收和借鑒有其獨特性,他不僅吸收了《呂氏春秋》中的許多思想,而且從中采取了大量史料。王充精熟并特別喜好《淮南子》,他寫文章往往直接使用《淮南子》的文字,《論衡》中所用的《淮南子》資料俯拾即是。一種史料,既見于《淮南子》又見于其他文獻,王充的引用往往同于《淮南子》,從他所取資料的文字看,大致說,《呂氏春秋》與《史記》皆有者,他用的是《史記》,《呂氏春秋》與《淮南子》皆有者,他用的是《淮南子》,《淮南子》與《史記》皆有者,他用的是《淮南子》。但王充對《淮南子》的內容與對其他文獻的內容一樣并非一概肯定,而是往往引而駁之,例如《感虛》就引《淮南子》中的射日神話而駁斥之。
  “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甘對。導米低仰,欲求@④也,砥石mó@⑤厲,欲求xiān@⑥也”(《明雩》)。可見漢人治學,師、弟子相訶難是一種正常現象。王充不贊成“好信師而是古”的治學態度,他不僅好疑古,而且好問師。《問孔》一篇集中表現了他切問的治學方法。他對七十子之徒“學于孔子,不能極問”深為不滿,贊成子游之距孔子,其“問孔”即如子游之難孔子。王充確有不同意孔子之言處,但《問孔》所表現的主要是王充切問的治學精神和方法。
  王充認為,“古今不異”,故可“以今知古”,“以今知古”是王充驗證經傳的重要方法。例如,可以今之君主知古之帝王。經書所載古之圣帝明王言行多夸飾成份,真實地了解他們的方法是以今之圣主推之。他說:“夫上世治者,圣人也;下世治者,亦圣人也。圣人之德,前后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齊世》)再如,可以今之禮俗知古之制度。經傳記載,古時對嫁娶年齡的規定是男三十,女二十。今、古文家之說雖略有不同,但對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之制都是深信不疑的。對此,王充卻頗有懷疑,他說:“人民嫁娶,同時共禮,雖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禮樂之制,存見于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也。”(《齊世》)這就是說,這一禮制古時可能只是虛設而已,未必能實行,今之人民不肯實行可證。王充之后亦有人對經書所載這一禮制提出異議,但其立論或以文獻依據或從義理出發,不象王充這樣“以今知古”。
  王充以古今比較的方法破除了“儒者”賦予經書內容的神秘性,從而可以客觀、正確地看待和理解經書。在他看來,經書所記載的古圣帝王并不高于漢之明君,古之太平盛世并不過于漢世,而“儒者稱圣泰隆,使圣卓而無跡;稱治亦泰盛,使太平絕而無續也”(《宣漢》)。他認為,經書所記載的古之圣帝明王和太平盛世并不象“儒者”所夸飾的那樣神乎其神。古今相比,古并不勝今;以今知古,即可破除“儒者”蒙在經書上的神秘色彩,可明晰地認識和正確地理解經書的內容。
      三、根本目的——益國補化,尊顯漢室
  王充認為,經明帶徒聚眾講學的儒生算不上賢能,因為儒者就是治經學的,而治經學便可以成為儒生。“傳先師之業,習口說以教,無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論,郵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教也……儒者傳學,不妄一言,先師古語,到今具存,雖帶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學,郵人、門者之類也”(《定賢》)。他強調:明經通覽不是治學的目的,治學的目的是用學,“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tì@⑦儻之才不能任也。”(《超奇》)他反對治經書及《論語》僅限于“說文解語”(《正說》),“滑習章句,解剝互錯,分明乖異”(《謝短》)而已,而提倡將其用于指導政事。他還認為,徒治經書,不如造論著說,《佚文》中列舉“五文”,其中包括“五經六藝”,云:“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為也。”這是因為“造論之人(王充自謂)頌上恢國”,能使“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王充特別崇尚“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認為“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繁文之人,人之杰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超奇》)。
  “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超奇》)。這幾句話概括了王充的治學觀點,其所謂“精思著文連結篇章”是有明確、具體規定的,那就是著文以歌頌漢朝、贊美漢帝,益于國,補于化,這就是王充的治學目的。他說:“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并作,皆論他事,無褒頌之言,《論衡》有之。”(《須頌》)
  王充經學的實質是為漢王朝君主政治服務。在王充那里,經學純粹是為漢王朝君主政治服務的工具,而王充本人則渴望躋身于朝廷,充當贊美漢王朝的吹鼓手,運用經學忠實地為漢王朝政治服務。他說:“宣帝時,鳳皇下彭城,彭城以聞。宣帝詔侍中宋翁一。翁一曰:‘鳳皇當下京師,集于天子之郊,乃遠下彭城,不可收,與無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合為一家,下彭城與京師等耳,何令可與無下等乎?’令左右通經者,論難翁一。翁一窮,免冠叩頭謝。”(《驗符》)宣帝“左右通經者”,正是王充所希望充當的角色,他們運用經學直接為漢王朝君主政治服務,正是王充通經的目的。
  王充強烈反對“高古下今”、“褒古毀今”。他認為孔子和經書的崇高地位與世人的尊古卑今心態有直接關系,孔子并非今人所不可企及的,古圣先賢的著作今人也可以寫出來。然而遺憾的是,“使當今說道深于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于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人于此,立義建節,實核其操,古無以過,為文書者,肯載于篇籍,表以為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不損于前人,好事者肯舍久遠之書,而垂意觀讀之乎?”他指出:治經書者往往厚古薄今,“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講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使漢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儒者宗之,學者習之,將襲舊六為七,今上上至高祖,皆為圣帝矣”(《宣漢》)。他認為,經傳所載未必高于漢代文書所記,不能由于五帝、三王事跡載于經傳而漢之記故尚為文書便謂漢帝不如古代圣王。這是出于尊崇漢室、贊美漢帝的觀念而發的。漢皇帝是經學的最高權威,在王充心目中,除他要吹捧的漢皇帝外也沒有絕對權威。
  尊顯漢室,贊美漢帝,這是王充經學的落腳點,他指出:“世見五帝、三王為經書,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于漢矣。”他自言:“《春秋》為漢制法,《論衡》為漢平說。”“不樹長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衡》之論,不知優劣(謂漢優于古之百代)之實……今上(漢章帝)即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為此畢精,故有《齊世》、《宣漢》、《恢國》、《驗符》。”(《須頌》)他引用了經傳所載許多史料論證漢王朝在古百代之上,古圣帝王不及漢之明主,雖不免過于諂媚漢朝廷,但在客觀上推翻了“儒者”崇經尊古的理論基礎,恢復了經傳作為歷史文獻而應有的地位(例如《恢國》)。
  但是,王充要為漢王朝君主政治服務,他的言論就不可能完全實事求是,他自言:“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偽,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以成也,《能圣》、《實圣》所以興也。”(《須頌》),可見,王充借駁古之“虛美”來“美”漢,歸根到底,其“三增”、“九虛”之作出于其抑古揚今的目的,因此,他對于“美”,往往古則謂之“虛”,漢則謂之“實”,有失客觀。王充對災異說多加反對,而災異說對約束皇帝可起一定作用,王充反對災異說的部分出發點正是維護漢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絕對權威。
  王充認為,經書“褒頌紀載”“古之帝王建鴻德者”,“方今天下太平”,今之臣子亦當作頌詩樂聲來贊美今帝。他說:“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于斯為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他甚至說:“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指漢章帝),民臣之翁也”,若不能“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只一味埋頭鉆研作于古代的經書,則是“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異人之翁,未為德也。”(《須頌》)
  王充之為漢帝歌功頌德出于迎合漢帝要求的心理。漢明帝永平十七年詔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wū@⑧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班固《典引序》)王充有些吹捧漢王朝的話正是對司馬相如所言的重復。班固著《漢書》欲以尊顯漢室,使漢王朝與唐、虞、三代媲美,“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后揚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書·敘傳下》),比其書于唐、虞、三代之典謨,這也是王充在《論衡》當中所反復強調的。王充對班固之頌揚漢王朝非常贊賞,他說:“五、三之際,于斯為盛。孝明之時,眾瑞并至,百官臣子,不為少矣,唯班固之徒,稱頌國德,可謂譽得其實矣。”(《須頌》)。
  王充的經學觀反映了當時經學界有識之士使經學由空疏繁瑣、為學而學向實際應用轉化的要求,體現了今、古文學以及讖緯神學在分歧斗爭中融合統一的趨向,也應和了漢皇帝利用經學加強統治的需要。
  《論衡》中觀點矛盾現象很多,雖然《論衡》之作歷經數十年,但其成書時王充曾加以整理和修訂,因此,這種現象固然反映了王充學術思想的發展和變化,但也表現了王充認識的模糊性和其學說的缺乏嚴謹系統性。此外,王充的駁虛妄也不夠徹底,他自己的言論中也不乏虛妄之說;王充解說經文和論事理亦常帶隨意性,時常誤解經文,對史料的引用有時不嚴謹以致乖舛,時因熱衷于為漢王朝政治服務而曲學。這些都是當時一般經學家的習氣,王充也未能免俗。
  注釋:
  〔1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呂氏春秋〉及其對漢代學術與政治的影響》。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艸下加部
    @②原字為號右加鳥
    @③原字為月右加騰的右半部分去馬加糸
    @④原字為米右加卑
    @⑤原字為靡右加刂
    @⑥原字為钅右加舌
    @⑦原字為倜的繁體字
    @⑧原字為氵右加夸
  
  
  
孔子研究曲阜77~85B5中國哲學莊大鈞19981998王充尊經書而不盡信其言;尚經學而主張超越之進行創造;對經學現狀深為不滿,其治經方法論獨具特色;將經學看作一個開放、發展的系統,反對死守舊經,主張創造今經;要求經學由空疏繁瑣、為學而學向實際應用轉化,表現了經學各種勢力在斗爭中融合的趨向,應和了漢皇帝以經學強化統治的需要。王充的經學理論深刻、全面地反映了當時經學界狀況,具有典型的時代代表性。本文分析論證了王充對經書、經學、治經原則和方法、治經目的的基本觀點以及王充在中國經學史上的重要、特殊地位。作者:莊大鈞,男,1954年生,山東大學古籍所副教授。 作者:孔子研究曲阜77~85B5中國哲學莊大鈞19981998王充尊經書而不盡信其言;尚經學而主張超越之進行創造;對經學現狀深為不滿,其治經方法論獨具特色;將經學看作一個開放、發展的系統,反對死守舊經,主張創造今經;要求經學由空疏繁瑣、為學而學向實際應用轉化,表現了經學各種勢力在斗爭中融合的趨向,應和了漢皇帝以經學強化統治的需要。王充的經學理論深刻、全面地反映了當時經學界狀況,具有典型的時代代表性。本文分析論證了王充對經書、經學、治經原則和方法、治經目的的基本觀點以及王充在中國經學史上的重要、特殊地位。
2013-09-10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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