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歷史思潮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一)
字體    

王韜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王韜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王韜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改良主義思想家,其思想主張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啟發了黃遵憲、康有為等人。而且,同黃遵憲等人一樣,王韜在文學方面也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不輕易許人的黃遵憲稱贊王韜的《蘅華館詩錄》為“才人之詩,只千古而無對也”[1]。書商們看到其《淞隱漫錄》一書深受歡迎,竟把它改名《后聊齋志異》以圖牟利,由此亦可略見其作品在當時文學界的地位。然而,許多文學史著作對王韜的文學成就無一字提及,有的即便寫到,也只是寥寥數語。近年來,一些近代文學史著作對其政論散文給以較高評價,卻仍未能對其小說、詩歌作出公允評價。在王韜研究呈現一個新局面的今天,理應對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做出進一步的、全面的評價。
   1
  清代嘉、道以來,由于社會矛盾的發展,詩界那種“分曹詠物之作,酬和疊韻之體,諛頌悅人之篇,dòu@①dìng@②考古之制,窮工極巧,彌漫浩汗”[2]的狀況與社會生活的矛盾越來越尖銳。早在王韜之前,張際亮即對當時“以議論考訂為詩”,“或則輕佻淺鄙,無與風雅之旨”的狀況表示了強烈不滿。王韜可說是張際亮的后繼者,他認為文學應反映社會生活,“時勢不同,文章亦因之而變”[3]。他極力肯定文學的社會功用,認為:“文章雖小技,然實載道之器”[4]。他認為好文章應表達出作者的主張及思想感情,只有那先“先時而見志,后時而興懷,思古傷今,忠君念國,感愴身世,悲憫天人”的著作才是感人至深并富有生命力的作品。
  清中葉以來,在文壇居于統治地位的桐城派標榜“義法”,在格律聲調、遣詞造句方面刻意追求。其末流更專事碑志、壽序、墓表之類缺乏社會內容之作。他們“以文而論,因襲嬌揉,無所取材;以學而論,則獎空疏,閼創獲,無益于社會”[5]。龔自珍和魏源曾奮起反對桐城派,王韜則緊繼其后,提出“辭達而已”。他主張:“文章所貴在乎紀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懷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抑未也。”[6]這種主張既反映社會現實,又表現作者個性的思想,繼承了龔、魏的觀點,與黃遵憲“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的理論無疑是極其相近的。
  清代道、咸以降,程恩澤、何紹基等許多人極力摧崇宋詩,他們寫詩是“要扶持綱常,涵抱名理”[7],把“絕特”的“儒行”看作是做學問、寫詩的“大原”和根本,這就暴露了他們政治上的落后。與宋詩派的主張相反,王韜以充分表達自己性情為滿足,青年時代做詩即“不盡與古合”,反對“徒以chī@③章飾句為事”,認為應該“有真性情寓乎其中”。他致力于追求“因其詩知其人,而兼可論其世”[8]的境界。這種認為作品應寫出詩人的真情實感,從而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的主張,較之當時一些力主遠離以至逃避現實的觀念無疑是進步得多、高明得多的。
  王韜反對“別創一格,號稱初祖”的做法,但并不是甘于在人后亦步亦趨。他曾說:“竊嘗謂所貴乎詩者,與茍用寧立異。”然而,他所追求的“奇”,“不在格奇,句奇,而在意奇”。他說:“必先見我之所獨見,而后乃能言人之所未言。夫尊韓推杜,則不離于摹擬,模山范水,則不脫于蹊徑,儷青配白,則不出乎詞藻,皆未足奇也。蓋以山川風月花木蟲魚,盡人所同見,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盡人所同具,而能以一己之神明入乎其中,則歷千古而常新,而后始得稱之為奇。”[9]這段話充分表明,王韜主張詩人應按藝術創作的客觀規律去觀察、認識生活,而不應去蹈襲前人的窠臼。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個人的獨創性,創造出“歷千古而常新”的成功之作。王韜的這些表述,顯然具有“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之義。
  王韜對于小說寫作的看法也具有不同于桐城派文人的進步性。他不圖“立言不朽”,“不愿刻畫金石,黼黻隆平以鳴國家之盛”[10],而寧愿“下為此齊諧志怪之書,虞初述異之記”。他說:“識大與識小無二致也”,這表明,與一些重八股時文,輕視“小道”的人不同,王韜對小說藝術給予高度的重視,指出:“曼倩詼諧,可通諫諍,莊周游戲,并入文章。前人詼諧之作,述異之編,其得入七錄而登四庫者指不勝僂。”他還認為小說可使“愚頑易于觀感,婦@⑧得以奮興”[11]。王韜獨具慧眼,早在嚴復、梁啟超之前已認識到小說在人民群眾中具有巨大的影響力量。正因為有這樣卓見,王韜才不顧會“見誚于雅流,叢疵于正士”,而寫了大量小說。他對小說的重視及高度評價,對后來的“小說界革命”自有其不可否認的影響。
   2
  王韜自少既愛吟詠,23歲時已“積詩凡數百首”。但是,由于散失較多,現除散見于其《淞隱漫錄》、《淞濱瑣話》等書中的詩作外,匯集在其《蘅華館詩錄》中的僅600余首,與同時之其他詩人相比,數量不可謂多。然而,復雜、特殊的生活經歷決定了其詩題材廣泛、內容充實,具有很強的思想性和現實意義。
  在《蘅華館詩錄》中,詠嘆個人身世,抒寫積郁不平的作品占有相當的數量。這些詩作雖和古代同類題材的詩作不無相似之處,但由于王韜詩作反映了當時內憂外患交迫的特定時代,便自有其獨具的認識價值。通過他描述自己轉徙、艱辛生活的詩作,我們不難想見近代中國人民的苦難。在外出謀食之際,王韜常“坐愁不寐”,發出了“孰憐丐食滯江村”(《夜坐》),“年來飄轉如飛蓬”(《飲錦溪書舍示主人》)的感嘆。1848年,江南的水災使人民生活更加困難,王韜的一些詩篇真實、有力地描繪了水災帶來的苦難。在《雨中感事》六首中,他寫當時的災情:“三旬稀見日,五月要披裘。晴霽猶無望,@④霖未肯休。”造成“江村成巨浸,遠近起哀音。”米價高漲使得王韜這個讀書士子也為“米船何日至,市價未能平”而深深憂慮。至于“低田漸見新苗沒,多少農人相對愁”則更直接抒寫了廣大農民的悲苦。
  直接抒發愛國情愫的詩篇,在王韜詩作中雖所占比例不大,但由于這些詩表達了思想家的真知卓見,而放射出愛國主義精神的熠熠光彩。王韜于1848年第一次到上海,面對上海被辟為通商口岸后的畸形變化,出于對外國侵略者的仇恨及對清朝統治者妥協投降政策的強烈不滿,他寫下了洋溢愛國之情的《春日滬上感事》詩四首。王韜在詩中傾訴了中華民族的苦難,認為外國侵略者的掠奪造成了中國更為嚴重的危機,而這一切都來自最高統治者對外屈辱投降的政策。因此,他發出“朝廷自為蒼生計,竟出和戎第一籌”的感嘆,對最高統治者進行無情的譏嘲。
  在《春日滬上感事》詩中,王韜還提出了他后來多次強調的主張:不要安于一時的平靜,而要在災難降臨之前早做準備,主張“閭里共欣兵氣靜”之際,正是“于今籌國詎容誤”之時。他認為對侵略者采取“羈縻”的辦法是“下策”,應多了解外國的情況,早些補上各方面的“漏扈”。他還提出應任用“能肩憂患”的“真才”。仔細研讀王韜這幾首激昂深沉的詩作,我們不能不嘆服年僅21歲的王韜思想之敏銳,見解之卓越,他對清廷最高統治者的大膽抨擊更令人贊嘆不已。無庸置疑,在王韜之前及同時代的詩人中,這樣感情強烈、見解高超的詩篇是極少見的,與龔自珍、黃遵憲的同類詩作相比亦毫無遜色。
  1867年,王韜應邀到英國與英國著名學者理雅各合譯中國經典。先進的資本主義文明,美麗的山光水色令他贊嘆不已。但是,作為一個愛國者,王韜的可貴之處在于他時刻不忘多難的祖國。在一些詩作中,他多次傾訴了憂國傷時,思念故土的沉重心情,在《自題小像》中他寫道:“九萬滄溟擲此身,誰憐海外一逋臣?形容不覺隨年改,面目翻嫌非我真。尚戴頭頗思報國,猶余肝膽肯輸人!昂藏七尺終何用,空對斜曛獨愴神。”情真意切地抒發了其愛國情懷,表現了他對祖國前途和民族命運的極大關注。
  同近代后期一些愛國者一樣,由于受資產階級民權觀念的影響,王韜已把愛國與忠君區分開來。他時時不忘祖國,但對皇帝則有一種不加掩飾的怨氣。在《無求》一詩中,他有“飄泊天涯歸計阻,江湖高臥亦君恩”之說,《思歸》中又有“江湖終賴圣恩寬”之句。他把自己背井離鄉、報國無門的遭遇歸之于皇帝的“恩德”,大膽地表達了憤懣之情。感恩思想在其中、后期詩中已基本絕跡,他的這一態度,較之龔自珍、林則徐等雖成“落花”,仍“平生默感玉皇恩”的思想大大前進了一步,已沒有所謂“臣子的依戀”了。這種“愛國抑君”思想的萌芽,是王韜改良主義進步思想在詩中的體現,也是其愛國詩作高于前人的標志之一。
  王韜曾說:“余詩喜于長槍大戟中求生活,不能作細針密縷也。”[12]這較恰切地道出了其詩作的特點。總的看來,其《蘅華館詩錄》中,豪放、粗獷之作居多,尤其是后期詩作,更往往直抒胸臆、不假修飾。如《到英》:“歐洲盡處此@⑤疆,浩@⑥滄波阻一方。萬里舟車開地脈,千年禮系破天荒。山川洵美非吾土,家國興衰托異邦。海外人情尚淳樸,能容白眼阮生狂。”懷有強烈用世之心的詩人,報國無門,擲身數萬里外,對資本主義先進文明的贊嘆,與自己坎坷淪落的憤慨交織在一起,在詩中如狂濤噴涌而不能自己。誠如時人吳廣霈所說:“以縱橫馳驟之材,豪放淋漓之筆,逸氣豪情奔赴腕底,宜其自成一家,辟易千軍。”[13]當然,由于生活環境的局限,王韜這類雄健、奔放的詩作不是很多,但他是黃遵憲、康有為之前第一個“吟到中華以外天”的近代詩人,他對“西歐風土”的吟詠,寫了前人未寫之物,辟前人未辟之境,擴大了古典詩歌的表現范圍。我們不能僅因其詩中的一些閑適、贈答之作,而忽視了其詩的價值。
   3
  王韜的小說作品與其同時代人相比,可說是比較多的,計有《遁窟讕言》、《淞隱漫錄》、《淞濱瑣話》三部文言短篇小說集,此外還有筆記雜著《甕牖余談》等多種。
  王韜的小說在近代文學中占有較顯著的地位,三部小說集均曾多次再版,《淞隱漫錄》還被改為《后聊齋志異》以牟利。此舉雖不足取,但王韜的一些小說確有與《聊齋志異》相近之處。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迨長洲王韜作《遁窟讕言》(同治元年成)、《淞隱漫錄》(光緒初成)、《淞濱瑣話》(光緒十三年序)各十二卷……其筆致又純為《聊齋》者流,一時傳布頗廣遠,然所記載,則已狐鬼漸稀,而煙花粉黛之事盛矣。”魯迅在此點明了王韜小說的淵源關系,但由于王韜的思想及經歷與蒲松齡不同,其作品自然有種種與《聊齋》不同之處。
  蒲松齡屢困場屋而功名之心不灰,70余歲仍參加科舉考試。他憎恨的不過是科舉制度的腐朽及仕途的黑暗。而王韜則不然,他根本反對科舉制度,認為它只能埋沒人才。因此,他“憤貼括之無用,年未弱冠,即棄而不為”[14],終其一生只參加一次鄉試。他的思想決定了他筆下出現了許多輕視科舉、無意功名的人物形象。在《何惠仙》(見《淞隱漫錄》,下同)中,書生李星史雖“聰穎異常兒”,卻不愿學八股貼括之文。“強使習之,亦能相綴成文,旋即棄去。”《諸曉屏》中之書生諸曉屏,雖“少年登甲榜”,卻“性好讀書,淡于進取。”《海外壯游》中之錢思衍,“少讀書有大志,師授以時文,棄置一旁,初不欲觀。謂人曰:‘此貼括章句之學,殊不足法。’”在其父催迫下,他雖“獲雋秋試”,但并不以為榮,反而說自己的八股文是“驢鳴牛吠”。他認為:“丈夫當如宗愨、終軍,乘長風破巨浪,飛而食肉數萬里外耳。”這些胸懷壯志而又蔑視科舉制度的人物不僅在以前的小說中極為少見,即使在王韜同時代人的作品中也難以見到,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我國文言小說中的新人形象。
  王韜小說中蔑視科舉、不圖仕進的人物身上無疑寄托了王韜反對科舉制度的先進思想。這些形象的塑造,目的在于反對整個科舉制度,而不僅僅是揭露科舉制度的腐敗及其埋沒人才的罪惡。因此比之《聊齋》中那些屢試不中竟會郁悶而死,死后仍念念不忘“借福澤為文章吐氣”的人物無疑具有更為深厚的社會文化蘊含。那種不加分析地認定王韜小說的思想性不如《聊齋志異》的說法是有失公允的。
  王韜特殊的經歷使他對資本主義文明有所了解,他的一些小說藝術地表現了他的生活經歷,表達了他提倡走向世界、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主張。《海外美人》寫陸梅舫夫婦自制巨舶、海外探奇的故事,表現出勇于開拓、走向世界的豪邁氣概。《海外壯游》采用傳奇手法,寫錢思衍厭棄科舉,求仙不成而游歷歐洲的所見所聞,寄托了作者對于走出國門,向西方學習的充分肯定。其中對于西方舞會情況的精彩描寫,當是中國文言小說中對西方舞蹈情況的最早反映,不僅可使國人了解一些西方的生活習俗,而且對“男女授受不親”的傳統觀念,自有其沖擊作用。《海底奇境》中,作者塑造了一個既有改革精神又踏實肯干的改革者聶瑞圖的形象。他主張興修水利,自筑鐵路,可說是我國文言小說中較早出現的維新志士形象,在當時的中國,無疑會起到一種振奮人心的作用。
  以上作品數量雖然不多,但在當時說來卻難能可貴。它們表現了作者執著的愛國主義思想,對仍處于封閉狀態下的中國人民有振聾發聵之功,也為我國文言短篇小說開拓了嶄新的題材內容,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王韜的小說不僅在思想內容方面有其獨特成就,而且在藝術表現方面也頗具特色。他的小說雖有《聊齋》影響的明顯烙印,但他作為一個杰出的思想家,對小說也作了一些革新和創造。他的小說更多地吸收了話本小說離奇曲折的特點,謀篇布局較以前之文言小說更加新穎、奇巧,浪漫主義色彩更為濃厚。如《秦倩娘》中寫一癡情李生,慕畫中仕女之美,為了起名秦倩娘,對之表白:“如肯下降塵寰,愿為佳偶”,并經常“叩首至地有聲”,以求“邀其一顧”。這種對畫求愛的構思可謂獨出心裁、別具一格。同學以妓女騙李生,致其得病。李生“氣息奄然”之際,忽有倩娘之婢來為其治病,后來倩娘也來與其相會。然而,此倩娘并非畫中人,而是鏡中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倩娘歸于鏡中,李生“縱聲大哭”。然后,倩娘的二婢女來教其秘法,使倩娘復出,頗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趣。作者在布局安排上擺脫窠臼,力求新奇,所以其小說大多具有新鮮感,富有情趣,引人入勝。
  王韜具有很高明的“點染”能力,善于在情節推進過程中制造懸念、布置疑陣,使讀者不能不關心人物的命運,并隨著情節的發展心潮起伏。如《徐太史》(見《淞濱瑣話》)內容是勸善懲惡的老套,但在情節安排上頗有特色。主人公徐澍幾次受挫,生活困窘,飽受親戚白眼,后得瘦腰郎幫助,又去應試,落榜后自盡,被瘦腰郎救活,并告以“此科尚有更動”,后果考中。得知其妻死訊后,徐又“一慟而絕”。瘦腰郎將其救醒,并告以“且俟七日,當有好音”。后來,其妻果遇救。瘦腰郎何以有此神通,直到小說快結束時才解開疑團。全篇安排自然周全,貫通一氣,但又峰迥路轉,騰挪跌宕,其情節之緊湊在文言短篇小說中是很少見的。
  王韜小說在藝術上的突出成就,還在于他塑造了一系列個性鮮明的婦女形象,尤其是一些外國婦女形象。她們中許多人形象美、才學高、有理想、有追求。博學多才的龔繡鸞、身懷絕技的倩云、樂于助人的鮑琳等都是文言短篇小說中不可多得的女性形象。而媚梨等追求個性解放的資本主義社會女性形象的塑造,更為我國古代文學畫廊增添了新的人物。
   4
  王韜“足遍東西歷數洲”,是近代中國較早走向世界的作家。由于愛國主義思想的作用,資本主義文明與文化的啟示,他的詩文、小說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面貌,正如日本詩人吉田次郎所說,他“諷時詩句擬《諸將》,論勢文章洞五洲”[15]。正因為他的作品中充溢著愛國情愫而又有新的境界,才受到中外許多文人的重視,并給以高度評價。黃遵憲以“團扇家家詩萬首,風流多被畫圖傳”來贊揚他。王韜到日本時,許多日本文人因久慕他的文名而爭先恐后與其結交,許多著名日本文人對他都備加贊嘆。增田貢贊他“泰斗聲名動東海”,龜谷省軒稱他為“人中之龍文中虎”,中國駐神戶領事廖樞仙甚至把他與杜甫、陸游并列,稱他的詩“愛國憂時殆詩史”。這些贊語未免過譽,但王韜在中外文士中的聲望是顯而易見的。
  王韜歷來被稱為著作等身的作家,近代作家中,像他那樣在詩歌、散文、小說等領域都取得很高成就者頗為少見。而且,從社會發展階段看,王韜有比前人更先進的政治思想及更高的思想水平,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正確地評價他作品的價值以及他在我國近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注釋:
  [1]見《黃遵憲致王韜(紫詮)信九通》,《華東師大學報》1984年第4期。
  [2]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
  [3][4]《三島中州文集序》,《tāo@⑦園文錄外編》卷九。
  [5]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6]《tāo@⑦園文錄外編·自序》。
  [7]何紹基:《題馮魯川小像冊論詩》。
  [8]《湖山侗翁詩集序》,《tāo@③園文錄外編》卷九。
  [9]《跋湫村詩集后》,《tāo@③園文錄外編》卷十一。
  [10][11]《〈遁窟讕言〉自序二》。
  [12]《蘅華館詩錄》卷六。
  [13]《蘅華館詩錄·詩評》。
  [14]《淞隱漫錄·自序》。
  [15]《扶桑游記卷上》。
  〔作者單位:遼寧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郵編:110031〕
   社會科學輯刊沈陽126-130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李景光19971997 作者:社會科學輯刊沈陽126-130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李景光19971997
2013-09-10 21:46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教育專家大學思想啟蒙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餘,浙江紹興山陰縣(今紹興縣)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
新與古典文化研究大家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