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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縷余香在此──奚嘯伯往事
一縷余香在此──奚嘯伯往事
章詒和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一縷余香在此

──奚嘯伯往事

人生幻化如泡影,幾個臨危自省?

    奚嘯伯(1910-1977)男,滿族,北京人,京劇老生演員。


為寫“奚嘯伯往事”一文做資料準備的時候,我意外地發現:這個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名伶,在公開場合居然沒有說過一句反黨的話。我托在石家莊工作的朋友去查閱相關材料,得到的回答是1957年河北省所有的報紙沒有一篇關于奚嘯伯鳴放期間的言論的報道,也沒有批判他的文章。我又去問他的弟子、書法家歐陽中石先生,得到的回答也是同樣的:奚嘯伯在1957年夏季沒有反黨言論。
這豈不怪了?

  不過,他還與我的父(章伯鈞)(李健生)有過一面之緣。


  【“留學生”】

  奚嘯伯是以書香子弟而從事京劇的,后進入四大須生(馬連良、譚富英、楊寶森、奚嘯伯)之列,藝術上可與馬、譚一爭短長。

  他是滿族正白旗人,出身清廷官宦世家,祖父曾入閣。辛亥革命后,家道中落,到了父親這一代已靠賣房產度日了。奚嘯伯自幼聰穎好學,七歲入私塾,九歲入崇實小學。在六歲的時候看過一次堂會戲,從那一刻起,他愛上了京劇。哪家有堂會,他就想辦法去看。為什么愛京劇,當時就說不上來。即使到了成名以后,他還是說不明白。

  從八歲起,奚嘯伯就跟著留聲機唱片學。那年月,北京又管留聲機叫話匣子。他從親戚家弄到一架破留聲機和一些唱片。其中有譚鑫培的《賣馬》《戰太平》《四郎探母》等。天天跟著唱片學,沒多久,所有唱片里的唱段他全會了,而且是各派的東西都有。因為是從留聲機學得的老生,所以后來有人戲稱他為“留學生”。

  十一歲的時候,他一再向父親請求容許他入科班學戲。不久,父親去世,唱戲的事情被擱置。后懇請于母,母親亦不允。趕到十二歲那年,他在親戚家的聚會中清唱了《斬黃袍》里的一段,被座中大名鼎鼎的言菊朋賞識。此后,他每日到言家學藝,這樣,獨樹一幟、獨成一家的言菊朋就成為他的開蒙老師。

  十四歲時,因為嗓子倒倉,便又去念書,進的是一所教會中學。他喜歡國文課,每一篇課文,不管老師要求與否,他都背誦下來。他也喜歡歷史課,能記住許多歷史人物和事件。他還喜歡英文,讀得很不錯呢!當時就能與英語老師作一般的對話了。數理化是奚嘯伯最不愛上的課了,老師在黑板上寫公式,他就在下面念叨:“我主爺攻打葭萌關……”

  十六歲那年,他的嗓子又回來了,便放棄學業,正式從藝。他一度在張學良海陸空行營總務處當一名上士錄事,終日抄寫公文賴以糊口,也練就一筆好小楷。到了晚上,便去票房與友人切磋京劇,偶爾也粉墨登場。二十歲那年,以票友下海。正式唱的第一出戲是《捉放曹》,在堂會上唱的。

  以后的幾年,是最辛苦的日子。他家住北京安定門二條,每日清晨,到安定門外護城河邊喊嗓子,邊走邊喊。冬天,趕上下大雪,就帶上一把條帚。出了城就邊掃邊走,邊走邊喊,一直走出十三個城門垛子。然后,再掃著雪往回走。如此,五年如一日。

  后來,奚嘯伯紅了,掛了頭牌。在北京就流傳起來一個說法:“奚嘯伯能不紅嗎?安定門外往東第十三個城門垛子的一塊磚,都被他喊得凹進去一塊。”由此說明,他用功極苦。

  他曾經跟一位姓呂的先生學戲。因家道窘困,只好徒步往返。來回三十里,一天一趟。去時十五里熟(戲)詞,歸時十五里熟(戲)腔,從未間斷。因為沒錢在外面飯鋪吃飯,到了午飯時間,他只得從呂家出來,自己找個僻靜的地方啃涼窩頭。

  后來,他還拜了著名的文武老生李洪春為師,學了幾十出戲。李洪春后來感慨地說:“奚嘯伯不像別的學生,師傅怎么教就怎么學。他愛刨根問底,問這個人物的出身、經歷、脾氣,什么他都想知道。即使成了名,也沒有停止過學習琢磨京劇。他成為奚派,可不是靠領導,靠關系,完全憑自己的本事。”

  在藝術上奚嘯伯常想著自己的短處,曾對朋友說:“我是票友出身,基本功差,個子矮,扮相窮(即苦相),這樣自己就有了努力的目標。”是的,他能成為“四大須生”之一,著實來之不易:一沒有馬連良的天賦,二沒有譚富英的好嗓子和深厚背景,也不像楊寶森既是梨園子弟、又有哥哥楊寶忠的胡琴保駕。他完全靠自己那股子把“城墻的磚頭喊凹進去”的勁頭和苦心。


  【給梅蘭芳掛二牌】

  那時“四大名旦”最紅,不管什么演員,只要搭上了他們的戲班,尤其是搭上梅蘭芳的戲班,就如登龍門了。機會終于在他二十六歲那年,來了。

  梅蘭芳最愛他的兒子小九(梅葆玖)。有一次,葆玖染上了傷寒重癥,高燒不退。請來的名醫都束手無策。病情危急之際,與梅關系密切的銀行家馮耿光(中國銀行總裁),舉薦天津的中醫郭眉臣去試診,以冀萬一。不料想這位郭大夫的兩服湯藥下去,孩子居然退燒,就此挽回一條小命。事后,梅氏對郭眉臣之于其子“恩同再造”,萬分感激。郭大夫的親外甥就是已經下海唱戲的奚嘯伯。郭老先生趁此機會向梅老板舉薦,而梅劇團其時正缺當家老生。拿當時的奚嘯伯比以前幾個合作的老生,多少還是有些差距的。這事,在梅只是答謝之意;在奚則是從此得“傍”一代名優,身價陡增。梅氏用奚搭配時間頗長,直到他“留須謝客”。

  奚嘯伯給梅蘭芳掛二牌,用功又用心。凡是在梅蘭芳需要表演的地方,必充分提供空間。在生、旦唱對口時,奚嘯伯都把自己的尺寸把握好,使梅蘭芳在接唱的時候,十分合適。所以,梅蘭芳對他一直都十分滿意,愿意與他合演。應該說,演員掛二牌也是很難的,難就難在必須揣度和滿足頭牌的需要,惟如此,方能合作長久。


  【儒伶】

  社會上不少人稱他為“儒伶”,一些朋友還誤傳他是大學畢業生。雖說奚嘯伯讀到中學便輟學,可他一生從未放松過學習。常年演出在外,總把厚厚的一部《辭源》以及其他文史類書籍帶在身邊。書法也是陪伴他一生的樂事。

  他愛交朋友。每到一處,都要結識一些新朋友,而且還從梨園行擴展到文化界、學術界,和許多教授、學者、畫家、醫生往來。他認為這樣可以豐富自己的知識。為了演好《屈原》,他向文懷沙先生請教。演《宋江》,他和歷史學家張守常一起聊《水滸》。排演《范進中舉》,他不知把一本《儒林外史》翻閱了多少遍,而且傾聽精通京劇的北大教授吳小如先生的高見。唱《空城計》,奚嘯伯扮演的孔明有很濃的書卷氣。為了使墻頭撫琴的動作更真實,他向古琴演奏家求教指法。

  他在書法上下過很大功夫。早年臨過《靈飛經》,又練習趙體。奚嘯伯和朋友通信,也多用毛筆書寫。人們都說讀奚嘯伯的信是享受。字跡端莊,文辭典雅。晚年,又學鄭板橋的書法,而他的表演藝術也更加走向深沉含蓄,精纖雅潔。特別是他的演唱風格醇厚而柔婉,有如洞簫之美。這與他的人生際遇相關,也與他的文化修養相通。

  有一年,奚嘯伯到上海,見到一位金石家為俞振飛治了一方“江南俞五”的圖章。篆法與刀刻都是上乘。他看了嘖嘖稱贊,認為不僅刻得好,更有趣的是“江南俞五”的立意。俞振飛笑著說:“這有什么,你不是也可以來個‘燕北奚四’嗎?”
  燕北奚四,江南俞五,真是天然一聯,名伶印“對”,雅人雅事了。


  【戒毒】

  和許多名伶一樣,他也有吸毒的嗜好。每夜散戲,吃罷夜宵,便開始吸鴉片,一抽就是一整夜。次日清晨六點,孩子去上學,他才寬衣睡覺。為了這“一口”,奚嘯伯有時不得不把一些值錢的物件賣掉,或送進當鋪。兒子奚延宏說:“他離開大煙,就跟死人一樣。”到了1947年前后,奚嘯伯已處于手背向下,求借于人的窮途。那時,葉盛蘭、李少春等人不斷給予周濟。雪中送炭之情,令他終生難忘。

  1951、1952年,政府大力宣傳戒毒。奚嘯伯住在石家莊,行署專員張東屏登門拜訪,動員他戒毒。
  奚嘯伯說:“我不戒,我走,我不唱了。”
  張東屏說:“不唱可以,走也可以,但大煙不戒不行。禁煙戒毒是政府的法令。”

  經多次談話,奚嘯伯同意戒毒。當然,也是不得不戒。張東屏找來最好的醫生給他配藥戒毒。誰知他是不抽不能睡,一夜折騰至天明,痛苦異常。不能抽大煙,就抽紙煙。一天晚上,他服完安眠藥以后就躺在床上抽煙,抽著抽著就睡著了。深夜,兒子被煙嗆醒,才知道是父親的被褥給煙頭點燃了。連忙把他叫醒,又是潑水,又是腳踩,才算把火撲滅。

  三個月后,奚嘯伯戒了毒。大家又担心他是否還能開口唱戲,于是,去北京請回他的琴師魏銘先生。一聽,不單能唱,且底氣也比過去好。
  奚嘯伯眉開眼笑,說:“戒煙,救了我的靈魂。”


  【人緣】

  上個世紀50年代,奚嘯伯挑班的“嘯聲京劇團”排演了《屈原》,這是一出新戲。為了取得人物和時代的真實感,他提出要重新設計、制作服裝。當時劇團是私營的,沒人肯為新戲投資。只有自己掏腰包了。他寧肯降低生活費用,少拿戲份,也要保證新戲的質量,決不湊合。奚嘯伯的行動感動了所有的配角,大家也都表示支持。結果《屈原》在北京、上海等地演出,獲得了很好的評價和收益。

  一次在天津新華禮堂演出,他住在裕華賓館,戲碼排得密實,每天都很累。一個星期天的中午,突然來了幾十名中學生,他們說要見奚嘯伯,又說,要請奚嘯伯簽名留念。陪伴父親的兒子奚延宏聽了很不高興,不想叫這群學生進來。奚嘯伯當即制止,不但和孩子們見了面,還用毛筆工工整整地為他們一一簽名留念,有的還題了詞。
  學生高興地走了。奚嘯伯對兒子說:“你為什么要回絕人家呢?”
  “一群孩子,懂什么!”
  “孩子也是我們的觀眾,雖說他們現在才十幾歲,可再過幾年就都長大成人,他們會分配到各地去工作。這不等于為京劇播下種子嗎?你今天冷淡了他們,人家就會對你有不好的印象或看法,這無形中就留下了隔閡。”奚嘯伯鄭重地對兒子說,“沒有人緣,就沒有戲緣,更談不上飯緣兒。”

  平時,他常和孩子們一起聊天,談話的內容多與藝術相關,從不在背后講同行的壞話。“靜坐常思己過,閑談莫論人非”這是他遵守的做人道德。現在的人,沒幾個能做到。我自己就做不到,愛在背后說長道短。


  【揮金如土,仗義疏財】

  成名后的奚嘯伯,收入大,開支也大。可用“揮金如土,仗義疏財”八個字,來概括他的日常做派。他的一個嗜好,就是“請客吃飯”。平素就極少獨酌自飲,總是約上一些朋友聚會,邊吃邊聊。上個世紀60年代初,他去上海演出,住在惠中飯店,每日必請客。又趕上生日,來祝壽的絡繹不絕。一共呆了十七天,不但把全月的工資搭進去,還欠了五百元債。

  奚嘯伯還把許多錢花在親戚朋友的身上。唱紅了以后,每天都有人到家中去“告幫”(即借錢)。只要對方張口,無論多少,總要給一兩塊大洋。一個表弟,每周必來吃兩次飯,飯后必抽大煙,臨走必拿點錢。奚嘯伯對這個表弟從未厭煩過。妻子有七個兄弟,生活也常靠他供給。他認為這是分內之事。奚嘯伯對同行也是如此。著名花臉演員金少山一度衰敗,連頓正經飯菜都吃不上。他組織同行為金爺唱“搭桌戲”(一種不取酬勞的演出。若干演員為救助某一同業而舉行的演出,收入全部贈與該人),以解決生活困難。著名老生高慶奎,晚年生活窘迫。只要他去了后臺,就一定叫管事給高先生送個“紅包”,里面裝上相當二路老生的戲份。

  令人想不到的是,奚嘯伯對家里人卻相當“摳門”。奚延宏說:“想花他幾個錢,可太難了。”1956年,兒子在北京京劇四團工作,想買輛自行車,求父親湊點兒錢,可說什么也不行。實在沒轍,便向當時的副團長吳素秋求援。吳一口答應,從奚嘯伯的工資里扣下二百元。事后,奚嘯伯還老大不高興呢。

  奚嘯伯死時,沒有積蓄,也無家產。死后,他給兒子留下一條破毛毯、一個樟木箱。


  【妻子】

  奚嘯伯是個孝子,對長輩極其恭順。掙錢多的時候,別說是置房產,就是給妻子買件新衣服,一要經母親同意,二要跟姐姐、嫂子一起買才行。他的妻子張淑華生活在這樣一個家庭,很受管束,常常暗自生氣,又不敢多說一句。久而久之,元氣大傷。奚嘯伯也為家庭里的各種糾紛耗去許多精力,疲憊又痛苦。1949年,妻子病故,那年,他四十歲。

  好歲數又唱得正紅,續弦還不容易?妻子病逝不久,不少親戚朋友便登門提親,卻都被奚嘯伯婉言謝絕。他深知母親的脾氣和家務的繁重,深恐婆媳不和,引來家庭不幸。1954年老母去世。再提此事時,他又怕新媳婦給三個子女帶來痛苦。弟子歐陽中石也勸說他續娶,以便有個老伴照顧。他仍不同意,說:“再娶困難很多。一要對方滿意,二要孩子滿意,三要我本人滿意。我不能委屈別人。你想想,對方不滿意,這不是叫人家來受委屈?孩子們自幼喪母,若與繼母不和,既委屈了孩子,更對不住他們九泉下的母親。與其日后對不住人家,不如自己對不住自己。”

  每說到這件事,他總是熱淚盈眶。與梅蘭芳合作演出《二堂舍子》,梅老板曾感慨地說:“他這個戲是越演越好了,可能是有切身體會了吧。”

  “文革”中,他身患半身不遂之癥。朋友們議論說:“奚嘯伯如果有個老伴兒就好得多了。”
  他說:“我成了這個樣子,又是反革命又是右派,又這么個半死不活的身子,不是坑人家嗎?!”
  奚嘯伯六十七歲溘然辭世,二十八年孑然一身。


  【我冤呀!】

  1957年6月5日,由葉恭綽、李伯球、李健生、李萬春等主持的戲曲界整風座談會在北京飯店舉行了,后來,父親和農工中央副主席黃琪翔也趕來參加。在這個會上,父親結識了奚嘯伯。
  倆人作了簡短的談話,父親勸他參加中國農工民主黨。
  奚嘯伯說:“我已經參加民盟了。”父親笑著說:“那我們是一家人了。”

  父親問他經常演出的劇目都有什么。他說:“為了紀念《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誕辰,我和北京市四團演出了一個新戲,叫《范進中舉》。”編寫劇本的是畢業于西南聯大中文系的作家汪曾祺。
  “《范進中舉》?”父親重復了劇名,高興地說:“好戲呀。”
  奚嘯伯答:“我只演了范進,可沒中舉。”這話惹得周圍的人都笑了。

  座談會上,奚嘯伯沒有發言。可他的儒雅氣質給父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散會時,父親讓我的母親用她的車送奚先生回家。

  我對這次會晤很感興趣。想查查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過去的簡報、記錄或資料,做進一步的了解。可人家告訴我,農工黨所有過去的文字材料都上繳了中共中央統戰部。我還想查查民盟中央1950年代的檔案,看看奚嘯伯是不是真的參加了民盟。人家又告訴我,民盟的檔案也上繳了。

  后來從奚延宏那里,我才知道了奚嘯伯在反右階段的某些情況:1955年奚嘯伯和兒子一起參加了北京京劇四團,他任團長,與吳素秋等人合作演出。不久,北京成立了一個京劇工作者聯合會。梅蘭芳、馬連良分別任正副會長。因奚嘯伯有文化,大家就推舉他為秘書長。這段時間,他又忙著唱戲,又忙著社會活動。那時,奚家住在菜市口,李萬春先生住在大吉巷,兩家靠近,彼此交情也好,加之他孤身一人,李萬春、李小春父子就經常請奚嘯伯到家里聊天、飲酒、吃飯、喝茶。1957年大鳴大放的時候,戲曲界開座談會,李萬春總拉他參加。他也愿意和葉恭綽、張伯駒這樣的大知識分子往來。每次的座談會,都是李萬春發言,他記錄。倆人形影不離。運動轉入到反右階段,倆人就一齊戴上了右派帽子。奚嘯伯一提起反右,就說:“我冤呀。我從舊社會來,愛吃愛喝。但我從心里沒反黨。”

  后來,我又從劉曾復先生那里得知:李萬春在1957年夏季那篇關于民營劇團的精彩發言原來是由奚嘯伯起草的,也許這就是他的“右派罪行”了。


  【落腳石家莊】

  他成了右派分子,石家莊地區京劇團的團長(劉同起)來北京探望。談話中,約他去石家莊。已經離開北京京劇四團的奚嘯伯,覺得自己在北京已無任何出路,便一口答應下來,同意試演三個月。

  一起到石家莊的,除了兒子奚延宏、琴師魏銘、跟包的陳寶山師傅以外,另有三人同行。到了新的單位,文化機關的負責人和他談話,說:“因為你戴了帽子,待遇和工資都不能按從前的標準計算了。”奚嘯伯同意了,可和他同來的人一看這情況,拔腿就走。最后,剩下了兒子、琴師和陳寶山。

  為了改造思想,奚嘯伯除了唱戲,還干掃地、打水等體力活兒。1959年,他成為第一批摘掉帽子的人。張東屏專員很關心他,與有關方面打招呼,要求在生活方面盡量照顧。“白云深處青山下,茅庵草舍無冬夏……煞強如風波千丈担驚怕。”奚嘯伯覺得自己再也無法提出離開石家莊了。

  和北京的劇團相比,石家莊地區京劇團更多的是去中小城市和鄉鎮演出。奚嘯伯的身體本來就弱,加上演出的勞累,體質開始下降,疾病也找上門來。奚延宏看了非常心痛,并覺得自己這樣陪著父親,總在鄉下唱,一沒意思,二無前途,就更談不上技藝的提高了。

  一天,兒子終于開口了:“我要離開石家莊。”
  奚嘯伯驚懼又傷感,說:“你母親死得早,我把你拉扯大,如今只有我們父子相依為命。如果你走了,留下我孤獨一人,可怎么過呢?這兒的演出條件是差,可人家給我摘了帽子,我不能就這樣走呀!”

  就這樣,奚嘯伯把自己一條性命和全部藝術交給了石家莊。


  【寂寞沙洲冷】

  1962年,五十二歲的他,從藝整整四十年了。他畢竟有文化,覺得已經很有必要對自己走過的路,做一番整理。4月的一天,當同輩藝人還在忙活著登臺唱戲的時候,奚嘯伯已經在北京的家平坦胡同五號,開始口述歷史,由弟子歐陽中石記錄下來。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奚嘯伯自己寫的。全篇完成后,底稿留在歐陽中石手里,謄清一份后,他帶回石家莊,準備將來作為《奚派藝術專集》的主篇。“文革”中書稿遺失,幸虧那份底稿在歐陽中石那里,保存完好。

  1963年春,為了選拔赴京參加全國京劇現代戲匯演的劇目,河北省在省會天津市舉辦了盛大的現代戲匯演。那次共有六臺大戲。有唐山的《節振國》、張家口的《八一風暴》和《杜鵑山》、天津的《六號門》等。此外,就是石家莊的由奚嘯伯主演的《紅云崖》了。每次看完一出戲,都要進行討論,當時負責記錄、整理會議發言的是尹丕杰先生。他雖是北師大畢業生,卻又是個剛從勞教農場出來的“摘帽右派”。與會者都很清楚:《紅云崖》這出戲絕無進京演出之可能,癥結所在就是主演是個右派。

  因料定《紅》劇必遭淘汰,討論會也開得冷冷清清。按照常規:討論會記錄稿要交給主持人,不料主持人不屑一顧地轉身走了。尹丕杰正不知所措,忽見奚嘯伯還在整理東西,便走過去說:“這記錄稿交給先生好不好?”
  奚嘯伯臉一紅說:“也好。”便接過去看起來。

  少頃,他抬頭問道:“這是剛記的嗎?哎呀,這簡直是一篇文章了,老弟的筆頭功夫好了得!”然后低頭又看了一會,遂抓住尹丕杰的手,說:“因為素未謀面,不知老弟的來歷,請介紹一下。”
  尹丕杰苦笑道:“我與先生政治身份相似,但根柢不同,先生是四大須生,我不過是在景縣京劇團當編導,臨時工而已,不值一提。”

  奚嘯伯沉吟不語,爾后話鋒一轉:“好,我單聽聽您對《紅云崖》的意見吧。”尹先生談了一大堆看法,還間雜提了一些修改建議。
  奚嘯伯聽完,客氣地說:“高見,高見。”又問:“您看過我多少戲?”
  答:“不太多,但也不少。”“請評一評。”“不敢,不敢。”奚嘯伯一再催促,尹先生說:“這樣吧,我只就先生的唱工寫幾個字吧。”便從記錄紙夾里抽出一頁白紙,寫了“鶴鳴九皋”四個字。
  奚嘯伯看后,說:“過獎,過獎。”

  尹又寫了“雁落平沙”四個字。“啊,知音。難得的知音。”奚嘯伯顯然有些激動。
  “先生別急,還有幾個字呢。”接著寫道:“寂寞沙洲冷。”

  奚嘯伯半晌無語,后長嘆道:“命該如此。”說著將寫著字的紙片疊起來,想往衣袋里放。
  尹丕杰奪過來,撕碎扔掉。說:“無知妄見,不值得您保存。”
  奚嘯伯苦笑著,說:“對,對。”這時,會議室早己空無一人。偌大一間廳堂,奚嘯伯神情蕭疏,顯得有些孤凄。

  自1957年后,他就是一個寂寞的歌者。


  【聽敵臺】

  1963年下半年,石家莊京劇團被派到束鹿縣新城鎮去搞“四清”運動。奚嘯伯也去了,接受革命鍛煉和考驗,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那時,江青已在戲曲界發號施令,大力提倡現代戲,禁演傳統戲的風聲一陣緊過一陣。大家都不敢用老戲吊嗓了。一天晚上,奚嘯伯聽半導體收音機,無意中聽到播出一段老戲。
  一聽:“昔日有過三大賢,劉關張結義在桃園。弟兄們徐州曾失散,到后來相逢在古城……”這是《珠廉寨》里老生的唱段,越聽越覺得像是自己在唱。
  再聽:“一來是老賊命該喪,二來是弟兄得團圓……”他確認是在播放自己的唱片,心里害怕,但越怕越要聽。這是什么電臺?他決定聽完:“勸賢弟休回長安轉,就在沙陀過幾年,落得個清閑。”
  最后,聽播音員說:“這里是中華民國……”他嚇得趕快換臺。然而,一切都來不及了。

  奚嘯伯偷聽敵臺,這是他“文革”中的一大罪狀。


  【這叫生活?】

  1964年,北京舉行京劇現代戲會演。會演完畢,趙燕俠等名演員提出不再拿保留工資的建議。他聽說后,馬上向組織提出要按國家一般干部工資制度領取工資的要求。其實,奚嘯伯無房產,無積蓄,家里連些像樣的家具也沒有,薪水月月領,工資月月光。有人很反感他的表態,說:“你又不是黨員,干嘛這么積極?”
  他置之不顧,堅決提出減薪。說:“只要我知道是黨的意思,我決不猶豫。”

  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劇團很多人為表忠心,彼此揭發互貼大字報。而給奚嘯伯貼的大字報就更多了,因為是右派,是團長,是“反動藝術權威”,從前在張學良部隊當上士錄事,故又加上一個“歷史反革命”罪名。于是,他被壓在四頂大帽的底下。劇團一向是靠他掙錢的,很多演員都是跟著他學戲、唱戲的。現在,這些人都來揭發、斗爭、打擊他。一時間忘恩負義成了時尚,不再是惡行。

  文明處在不文明的腳下,文化攥在無文化的手里,奚嘯伯開始了人生最后的掙扎。他除了接受各式各樣的批斗和體罚以外,還要掃地、生火、篩爐灰、撿煤渣。每月發五十元的生活費。后來,造反派說:五十元太高了,便降到十五元。他是“四大須生”,一輩子好吃喝。生活水準驟降,精神壓力陡升,使他幾乎垮掉。先是牙齒脫落,又無錢鑲牙。接著,就是急性肺炎。咳出來的都是血痰。奚延宏嚇壞了,趕忙和孫子奚中路一起把他送進醫院。

  是幸運,也是命大。在醫院得遇一位顧大夫。他醫術高超,又是戲迷,特別喜歡余(叔巖)派,便暗中給奚嘯伯以特別關照。顧大夫也是邊勞動、邊看病。每次看完病,倆人都要說說戲。奚嘯伯的膽小,老戲一句不敢說,只講現代戲,或者講點發音、吐字及韻律。有了好醫生,奚嘯伯才漸漸康復,出了醫院。

  出院之后,生活依舊清苦。十五元的生活費扣除十二元的伙食費以后,他只能拿到三塊錢。奚嘯伯的煙抽得厲害,所以這三塊錢里,還包括煙錢。他專買一毛錢一盒的“太陽”牌紙煙。如果伙食費里能剩下一兩毛的話,他就拿來買火柴。

  這叫生活?中國人的忍辱負重、茍且偷生,無敵于全世界。


  【因他而死,為他而癱】

  陳寶山是奚嘯伯的“跟包”(京劇術語。戲班里的主要演員自己配備和隨帶的琴師、鼓師和后臺服務人員)。奚嘯伯從來沒虧待過他。倆人相處極好,像是親兄弟。“文革”中,奚嘯伯挨批斗。陳寶山心里同情,可不敢有半點流露。一次,劇團到工廠俱樂部演出,奚嘯伯父子下午就趕到演出地點打掃前后臺、裝臺、打水,做演出的準備。奚嘯伯有些勞累,開戲前躺在戲箱上面休息,不知不覺就睡著了。陳寶山看見他蜷縮著身子,怕他凍著,便偷偷給奚嘯伯蓋上了自己的棉大衣。這事被“革命群眾”看見,揭發后被造反派狠狠訓斥了一頓。

  后來,石家莊搞起武斗。奚嘯伯看情況不好,就逃出劇團。等他再返回劇團卻發現自己的鋪蓋全丟了。他每月十五元,怎買得起被褥?兒媳說:“天涼了,父親沒被子可怎么辦?我記得父親包行頭(京劇服裝的統稱)的包袱皮兒很大,不知道還有沒有?明兒請陳師傅給找找,我用大包袱皮兒給父親做床被子。”

  陳寶山果然找到兩塊大包袱皮兒,兒媳接過來,就趕緊動手,做成了被子。這事又被“革命群眾”揭發出來。造反派的臉上,個個都是兇相。他們厲聲呵斥陳寶山“階級界限不清,到現在還和奚嘯伯往來”。遂勒令他第二天向“革命群眾”做出交代。這可把膽小怕事的陳寶山嚇壞了,他担心自己說不清、道不明,更懼怕那些血淋淋的斗爭場面。中國人原本是一個理智善良的民族,官民又是兩個天下,那邊一有風吹草動,這邊就有回護之情。現在不同了,一夜之間專政早把個民間天地也砸個粉碎。革命者走大道,能否給陳寶山這樣的草民留下一條小路?可四下里張望,哪兒還有小路呢。

  寫到這里,我禁不住聯想到自己的經歷。記得在1968年,犯有“現行反革命罪”的我,被四川省川劇團的造反派和革命委員會追得到處流竄的時候,父親對我說:“你一定要活下來!就是改名換姓,落草為寇……爸爸也不會責怪的。”我哭道:“我不改姓名,可現在哪里還有草?”所以,我非常能體會陳寶山那種抬頭無天、低頭無路的絕境與絕念。我終于被抓進了監獄,而陳寶山的路就是死路。陳寶山只有去死。他決定自殺,先是喝下一碗火堿,又怕死不了加罪,接著就上了吊。人世悠悠,天道渺茫。“身留一劍答君王”,一劍亦可答親人,亦可答知己。

  奚嘯伯得知此事,身心受到極度的刺激,突然中風,半身不遂,被送進了醫院。接著就下了“病危”通知。兒子接到長途電話,立即趕赴病房。等見到父親時,已是神智不清。奚延宏連聲呼喚,已無絲毫的反應,似乎沒有了知覺。兒子守護了七天七夜,又經過搶救,他才算返陰回陽,又由兒子、孫子二人輪流看護了一個月,才完全脫離了生命危險。這時,醫院知道這個被搶救的人是右派分子、反動藝術權威奚嘯伯,便決定不再治療,并勒令出院。

  奚家原來住的四合院五間北屋已被沒收,奚延宏向劇團懇求給一間客房暫住,遭到拒絕。最后幾經托人,好不容易找到一間堆干草的小屋子。兒子帶著孫子(奚中路)把干草搬出去,奚嘯伯才有了容身之處。


  【沒有昧過良心】

  1976年5月,那時的政治形勢非常緊張,歐陽中石抑制不住對奚嘯伯的掛念,一個人偷偷去了石家莊。見他那骨瘦如柴的樣子,真是百感交集,一把抱住老師雙肩,說:“我看您來了。”
  奚嘯伯鼻翼微微煽動,哽咽無語。過了好一陣,說:“別難過,讓別人看見不合適。”聲音遲滯,語氣中一點感情也沒有。
  歐陽中石把頭從肩膀上抬起,只見他滿臉的淚水從面頰滾落。于是,趕忙擰了塊毛巾,請他擦臉。
  奚嘯伯站起身,恭恭敬敬地說:“謝謝您。”“您怎么還跟我客氣?”“不,不,”他申辯著,神色凝重地說:“是我有錯,有罪……”

  人癡癡怔怔的,仿佛是在受審一樣。過了一段時間,奚嘯伯才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他對歐陽中石說:“我和比較接近的人都打了招呼,說:‘你們別顧我,我老右派反正跑不了,你們都拉家帶口。頂不住,有什么事兒便往我身上推就行了。’可就是這樣也難過關。他們(造反派)問我什么,我都承認,按照他們的意思去承認。可是我說的,還是跟人家說的對不上茬兒。所以,他們說我還是不老實。”

  師徒談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歐陽中石走進他的房間,奚嘯伯早已梳洗完畢,端坐在那里。他對弟子說:“這幾年,我總是像看電影一樣地把所見到的人都想了一遍,主要是想有無對不起人的事。想來想去,沒有昧過良心。”
  突然,他想起自己曾借過一個徒弟一百元錢的事,便說:“這錢到現在還沒還,很對不起他。不過,現在我沒法還他。等將來我的情況好轉了,有了錢,第一個事兒就是還他。”

  這次會晤,奚嘯伯辦了一件大事,就是把奚中路交代給歐陽中石。他一定要孫兒拜師。
  歐陽中石連聲道:“愧不敢當。”“這是我賜的,長者賜,不能辭。”奚嘯伯一語定奪。

  分手時,二人不敢對視。歐陽中石走到門口,但聽得他在背后說:“中石,我不難過,咱們都不許哭。”
  歐陽中石返回身去,撲在了奚嘯伯的膝前。“快走把,不然晚點了。”他雙手摸著歐陽中石的頭,老淚縱橫。

  這次分別也是永訣。“人生幻化如泡影,幾個臨危自省?”奚嘯伯是能自省的。當然,是屬于一個藝人的自省。


  【我想再看看北京】

  1974年,他的偏癱癥略有好轉,便給孫子奚中路說戲,還練習用左手寫字。準備日后不能演出了,自己可以為劇團寫字幕。劇團一些演員、個別領導也來探望,安慰他好好養病。日子雖平淡冷清,病情倒也穩定。

  1976年10月,奚嘯伯得知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非常興奮,這時不斷有人告訴他北京、上海的消息和梨園行的一些新情況,尤其對蒙冤者平反昭雪的信息,他異常敏感、激動。過度的壓抑、極度的興奮,使他衰弱的身體難以承受,外表的好轉、情緒的恢復,發出的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一天,他仿佛意識到來日無多,將兒子叫到身邊交代后事,說:“……我最不放心的是延玲,身體多病。你歐陽(中石)師哥為她找到了滿意的對象(即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樓宇烈),我也放心了。我看,咱們家里(奚)中路(現為上海京劇院武生演員)有才華,只有他可能繼承京劇藝術。日后,可請你的師哥給他說說戲。”

  最后,奚嘯伯說:“現在,我心里還有一件事。如果我的右派問題解決了,我要求你們陪我去北京一次。看看我的老姐姐,看看我的好朋友,再看看北京城。”
  兒子一再地點頭。

“心如飛絮,氣若游絲,空一縷余香在此”。1977年12月10日下午,奚嘯伯悄然離世,倉促又安詳,沒能看看他的老姐姐,沒能看看好朋友,沒能重返他的出生地北京城,也沒能聽到為他“改正”的決定。

  奚嘯伯走了,跟在馬連良的后面,二人同為京劇“四大須生”。他們結伴同行,像兩只凌空而舞、唳于九霄的白鶴。他們留下的是一個空虛,一個永恒的空虛。我知道,時間可以將一切涂改得面目全非,可以將滄海變為桑田,即使自家的墓園也只剩下了骸骨。但有一樣是不朽的,那就是他們的靈魂與歌吟。


  2005年3月—2006年4月于守愚齋。




  征引文獻
  馬健鷹、奚延宏、路繼舜:《奚嘯伯藝術生涯》,新華出版社,1991。
  京劇資料選編:《立言畫刊》,陳志明、王維賢編。


 

2011-04-11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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