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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交往與人的主體性
略論交往與人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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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世界,隨著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不同語言和文化傳統相互交流的加強,交往和對話已為人們所日益關注。在國內,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交往問題也日益顯示出自己的重要意義。正是在這一現實背景下,才有了關于交往的哲學話題。本文僅就馬克思交往理論的有關問題談談自己的理解。
   一、交往的基本界定
  什么是交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關于“交往”的注釋中指出:“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Verkehr'(交往)這個術語含義很廣。它包括個人、社會團體、許多國家的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1]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的一封信中,關于自己所使用的法文Commerce(交往)這個術語問題時指出:“我在這里使用'Commerce'一詞是就它的最廣泛的意義而言,就象在德文中使用的'Verkehr'一詞一樣。”[2]從總體上看,馬克思關于“交往”的含義可以歸納為:交往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現實的個人、階級、社會集團、國家之間在物質、精神上互相往來、互相作用、彼此聯系的活動;在眾多的交往活動中,又以物質交往為最基本的交往,它決定了其它一切交往活動及其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還認為,交往具有兩個維度:一個是從橫向方面反映了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社會聯系;另一個是從縱向方面說明了這種社會聯系是在主體與客體的社會實踐活動中形成和發展的。這兩個維度表明,交往范疇并不單純地表征主體與主體的關系,也不單純地表征主體與客體的關系,而是表征主體之間關系與主客體之間關系的統一。換而言之,在主體與客體的關系中已經涵蓋了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離開了主體之間的交往,就不可能有對客體的積極改造;在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中已經預設了主體與客體的關系,主體總是處在以客體為中介的交往活動之中。
  筆者認為,馬克思關于交往的“兩個維度”的思想具有重要意義。其一,它表明人類交往活動的范圍和界限,就是生活和社會實踐的范圍和界限,因而,交往便構成人的全部生活方式和存在形式。人類交往是怎樣的,人類自身也就是怎樣的。其二,它表明交往作為人與人之間的實踐關系,又是人的本質力量的相互作用關系。雖然人的本質力量直接規定著交往活動,但交往活動以其獨特的性質和特點確證人的本質力量。這種確證既在人的活動過程中,又主要在其活動結果中,更在他們所結成的社會關系中。其三,它表明交往具有歷史性,即它在宏觀上表現為交往作為整個社會關系系統的實現,是與人類歷史發展同步的,它由生產和需要的水平決定并隨著生產力水平和主體需要層次的不斷提高而改變形式和豐富內容。正是這種人類交往形式的發展導致了社會形態的更替和人類歷史的進步。從微觀上看,交往作為個體間的直接接觸,構成了人的日常生活中的經驗存在方式,隨著交往方式和社會結構的調整,人際間交往的范圍、手段、環節等都將從狹隘、單一、簡單趨向廣泛、復雜和更高層次的方向。正如社會形態的發展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一樣,交往形式的發展也同樣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
  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當年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由于還沒有形成“生產關系”這一科學概念,故而常用“交往形式”、“交往方法”和“交往關系”等去代替“生產關系”。除此之外,馬克思還經常使用“交往”這一概念,從上下文關系看,“交往”與“交往形式”等概念是有區別的。“交往形式”、“交往方法”和“交往關系”是指生產關系,而“交往”這一概念,馬克思是把它當作人的一種活動,并且是具有重要歷史作用的一種活動。馬克思說過:“歷史中的資產階級時期負有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類互相依賴為基礎的世界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發展人的生產力,把物質生產變成在科學的幫助下對自然力的統治。資產階級的工業和商業正為新世界創造這些物質條件。”[3]應該說,“交往”是馬克思在建立歷史唯物主義時的重要范疇,我們不能忽視這一范疇。也正是在交往當中,人自身才得到發展,人的主體性才得以真正的映現。
   二、交往對人的主體性的影響
  勞動、社會實踐是人的全面發展和人的主體性高揚的根基。從交往活動的角度看,不僅生產活動不能離開人們的交往活動,交往活動是生產活動得以進行的現實前提,而且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交往本身也成為人的新的需要和能力的源泉,并實現著人們相互間物質、能量、情感、信息等方面的交換,擴大了個體的體力和智力,使他人的體力成為自己體力的延伸,使他人的知識和本領成為自己的智力的擴充,使每個人在現實活動中顯示出全面的活動能力,人的主體性得以高揚。因此,交往構成了人的全部生活方式和存在形式。人類交往是怎樣的,人類自身也就是怎樣的。
  (一)人的交往活動體現并保存了人的主體性
  所謂人的主體性,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人的主觀能動性,即人通過實踐改造自然、社會和自身的能力和特性。交往是主體之間的往來,包括物質往來和精神往來,其實質,就是人的主體性的體現。
  人的主體性首先表現在物質生產能力上,而交往又保存了人的物質生產能力。馬克思指出,某一地方已經創造出來的物質生產能力,在以后的發展中是否會失傳,取決于交往擴展的情況。火的發明、鐵器的使用,之所以延續到今天,完全依賴一代一代的交往。當歷史只限于毗鄰地區時,每一種發明在每一個地方都必須重新開始。一些純粹偶然事件(如蠻族入侵、戰爭)都足以使一個具有發達物質生產能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國家處于一切都必須從頭開始的境地。只有當交往具有世界性質并以大生產為基礎時,保存以往創造出來物質生產能力才有了保障。
  人的主體性還表現在文化思想創造方面。人的文化思想也必須借助交往,才能得以保存下來。首先是語言、文字,通過交往才能被人們普遍接受,并傳播到別的民族。其次是文化思想也要依賴交往,方可延續下去。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被稱為“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但過了幾百年后,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在希臘本土上卻很難找到。中世紀宗教哲學推崇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他們是從中東阿拉伯國家翻譯進口的。如果沒有早期古希臘和阿拉伯地區的精神交往,那么,也許我們今天已看不到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了。人的主體性除了表現為物質生產能力和文化思想上述兩點外,還有其它方面,但不論如何,沒有交往,人的主體性就很難得以體現和保存。
  (二)交往活動擴大和發展了人的主體性
  交往是主體與主體間的主體性的碰撞和交融。在這種碰撞和交融中,人的主體性相應得到發展與擴張。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是古代中國人民的生產經驗和智慧的結晶,它標志了他們改造自然界的能力。當四大發明通過“絲綢之路”交往傳播到中東以及歐洲之后,增強了上述地區人民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歐洲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生,據說與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也是有聯系的。如果沒有這一交往,歐洲的歷史就不會是今天這樣了。
  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屬于不同分工領域的生產者,通過彼此間的交往,形成了同其他社會成員或社會整體的聯系和關系,實現了人們相互間物質、能量、情感、信息等方面的交換,擴大了個人的體力和智力,進而增強了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也即增強了自己的主體性。例如,工場手工業的初期繁榮的歷史前提,是同外國各民族的交往聯系在一起的。織布業作為最早的而且一直是最主要的工場手工業,就是由于交往的擴大而獲得了動力并得到進一步發展的第一種勞動。由此可見,從資本主義早期手工工場到資本主義現代化大生產,交往是起了重大的基礎作用的。
  從社會整體層面上看,國家或民族間的交往促進了人類文明的整體發展水平的提高,特別是促進了文明成果在量上的擴張,把個別的偶然的發現整合成人類社會的共同財富。今天,世界上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文明高低程度不同,除了其歷史原因外,就是這些國家或民族的交往程度的差別。如果一個國家或民族通過廣泛的對外交往,繼承和吸取已經創造出來的人類優秀的文明成果,就會促進自身社會文明水平在量上的迅速增加。相反,如果交往關系不發達或交往范圍狹隘,就會阻滯已經創造出來的文明成果的傳播和發展。綜上所述,交往是增強和發展人類主體性的重要渠道和手段。
  (三)交往是人的主體性代際傳遞媒介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生產力是客觀的,是不由人們自由選擇的。每一代人只能從上一代人那里繼承已有的生產力,然后再加以發展。如何從上一代人那里繼承已有的生產力呢?唯一的渠道就是交往。通過上一代人與下一代人之間的各種交往活動,才能掌握已有的生產工具、生產方法、勞動對象等。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進一步發展生產力。正如馬克思所說:“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4]同樣,在社會文化思想方面,人們也只能通過交往,把上一代人的成果繼承下來,作為自身內在的本質力量。如果沒有這種交往,人類社會就會喪失自己的主體性。
  當然,交往作為一種歷史性的活動,要受社會和實踐發展狀況的制約,由此,交往也制約著人的主體性的發展。在不同的歷史時代,交往的內容、形式以及特點不一樣。可以說,有什么樣的交往,人類就有什么樣的能力和主體性,這二者是相應的。例如,在以農業為主導的自然經濟條件下,人們之間的交往主要是活動的直接交換。憑借的只是簡單的手工工具,用以表達思想、傳遞經驗、交流情感的手段——語言符號系統以及其承載的技術中介系統也相當貧乏和簡陋,這就極大地限制了人們交往活動的范圍和方式,“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5]
  在以社會化大生產為主導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人們實現交往的多種多樣的中介手段,因而人們不僅依靠直接交往實現彼此的社會聯系或社會關系,而且利用多種技術中介如電話、電報等進行間接交往,并擴大了間接交往在人們交往活動中的比例,從而也就使歷史愈來愈成為世界史,人們在社會實踐中發展自己的個性自由的可能性也愈來愈大。
  因此,要發展人自身,發展人的主體性,就要發展交往,提高交往的質量和數量,擴大交往的深度和廣度。這樣,才能把全人類帶入一個新的境界,開始新的歷史。
  綜上所述,我認為在馬克思交往理論中,人類交往的根本意義不在于獲得某種認識意義的“主體間性”和客觀性,而是與人的存在、發展和最終獲得解放密切相關的。因此,我們在主體性研究方面,應注意從交往入手探求人的本質,充分揭示交往在主體性中的意義和作用。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97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8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75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51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第104頁。
  主要參考文獻
  1.王銳生、陳荷清等著《社會哲學導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劉剛:《論交往在社會實踐中的地位和作用》,《哲學研究》1991年第11期。
  3.丁立群:《交往實踐與人的全面發展》,《哲學研究》1992年第7期。
  4.江丹林:《論交往實踐觀與唯物史觀的內在聯系》,《哲學研究》1991年第1期。
  5.江丹林:《論唯物史觀的交往范疇》,《人文雜志》1992年第4期。
   (責任編輯 汪高鑫)
  
  
  
安徽教育學院學報:哲社版合肥7-9B1哲學原理韓燕/鄭支農19971997 作者:安徽教育學院學報:哲社版合肥7-9B1哲學原理韓燕/鄭支農19971997
2013-09-10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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