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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述中國古代的《禮記》學
略述中國古代的《禮記》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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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242(2000)05-0031-06
  一、《禮記》的編纂及其在漢代的流傳
  《禮記》,亦稱《小戴禮記》、《小戴記》,凡49篇,是一部先秦至秦漢時期的禮學文獻選編。該書最初為西漢時期的戴圣所編纂。[1]
  戴圣本是《儀禮》學的專家。《漢書·儒林傳》曰: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案即今所謂《儀禮》)17篇……而瑕丘蕭奮以《禮》(案亦指《儀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案據《后漢書·儒林傳下》,戴圣為戴德之兄子)、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海太守。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圣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漢書·藝文志》亦曰: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圣、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可見戴圣師事后倉,本為今文《儀禮》學博士。
  然而《儀禮》僅17篇,而其中《既夕禮》為《士喪禮》的下篇,《有司》為《少牢饋食禮》的下篇,實際只有15篇。這15篇所記又大多為士禮,這對于已經實現了大一統而欲建立一整套禮儀制度的西漢王朝來說,顯然是不夠用的。因此,漢代的禮家從當時流傳的有關禮的《記》文中吸取材料,以補《儀禮》經文之不足,就是很自然的事。
  當時有關禮的《記》文是很多的。洪業先生有“《記》無算”的說法,曰:
  所謂記無算者,以其種類多而難計其數也。且立于學官之禮,經也(案即指《儀禮》),而漢人亦以《禮記》稱之,殆以其書既有經,復有記,故混合而稱之耳。……茲姑略舉其他。案《漢書·藝文志》列《禮》十三家,其中有“《記》百三十一篇”,原文注云:“七十子后學所記也。”明云“記”者,僅此而已。然“《王史氏》二十篇”,而后云“王史氏記”;“《曲臺后倉》九篇”,而如淳注曰“行禮射于曲臺,后倉為記,故名曰《曲臺記》”,是亦皆記也。至于“《明堂陰陽》三十三篇”,“《中庸說》二篇”,后人或指其篇章有在今《禮記》中者,是亦記之屬歟?又《禮》家以外,《樂》家有《樂記》二十三篇,《論語》家有《孔子三朝》七篇,亦此類之記也。略舉此數端,已見“禮記”之稱甚為廣泛矣。[2]如此眾多的記文,禮家根據需要,選抄一定的篇數,以為己用,于是就有了戴圣的49篇之《禮記》,以及戴德的85篇之《禮記》。戴圣之《禮》學既以“小戴”名家(見前引《漢書·儒林傳》),故其所抄輯之《記》,后人即稱之為《小戴禮記》。同樣道理,戴德所抄輯之《記》,后人即稱之為《大戴禮記》。
  戴圣的49篇《禮記》,據鄭玄《禮記目錄》,每篇都有此于《別錄》屬某類的記載。如《曲禮上第一》下《目錄》云:“此于《別錄》屬制度”,《檀弓上第三》下《目錄》云:“此于《別錄》屬通論”,《王制第五》下《目錄》云:“此于《別錄》屬制度”,等等。《別錄》是劉向所撰,由鄭玄《目錄》所引《別錄》可以說明兩個問題:其一,《禮記》49篇的抄輯時間,當在成帝命劉向校書之前;其二,由《別錄》的分類可見,49篇之《禮記》確系從各種記文中抄合而成。如《月令第六》下《目錄》云:“此于《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明堂位第十四》下《目錄》云:“此于《別錄》屬《明堂陰陽》。”說明這二篇都是抄自《漢志》“《禮》家”的“《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樂記第十九》下《目錄》云:“此于《別錄》屬《樂記》。”說明此篇是抄自《漢志》“《樂》家”的“《樂記》二十三篇”。又《哀公問》一篇,文同于《大戴禮記》的《哀公問于孔子》篇,《漢志》的“《論語》類”有“《孔子三朝》七篇”,顏師古注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是可見大、小《戴記》名異而實同的此篇都抄自《孔子三朝》。其他諸篇蓋亦如此,只是今人已不可一一考明其出處罷了。
  《禮記》49篇自戴圣抄輯編纂成書,在其輾轉傳抄過程中,衍生出了許多不同的本子,蓋因傳抄者有意無意地對其進行改字、增刪所致。如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于石渠閣,后倉之弟子聞人通漢、戴圣等皆與其議,議中皆引用得有《記》文,其中見于《禮記》者,當即戴圣所輯《禮記》初本之文。《石渠閣奏議》今已不可見,而《通典》中尚保留有當時的若干材料。如《通典》卷83《初喪》記聞人通漢引《禮記·雜記上》曰:“君赴于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今本《雜記上》則曰:“君訃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通典》所載聞人通漢之語蓋約《雜記上》之文,而“赴”字今本作“訃”,則當為傳抄者所改。又《通典》卷73《繼宗子議》記聞人通漢引《記》曰:“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父母歿,冠衣不純采。”此條為今本《禮記》所無,頗疑為《禮記·曲禮》初本之文而為后人傳抄所刪或所遺漏。又《說文》中亦有若干條引用《禮記》的材料,其所引亦有類似的情況。如《羽部》“@①”字注曰:“棺羽飾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王筠《說文句讀》以為此所引是《禮器》之文。而今本《禮記·禮器》此條曰:“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①;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①;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①;此以多為貴者也。”《說文》所引,蓋約《禮器》之文,然今本無“士二”之說,則可能為傳抄者所遺。又《亻部》“@②”字注曰:“《少儀》曰:‘尊壺者@②其鼻。’”而今本《禮記·少儀》此句作“尊壺者面其鼻”。是《說文》所據本之“@②”字,今本作“面”,顯為傳抄者所改。
  關于這一點,大量的證據,還在今本《禮記》鄭《注》中。鄭《注》于《禮記》正文某字之下,往往注曰:“某,或為某”,或“某,或作某”。陳壽祺曰:“鄭氏《禮記注》,引出本經異文,及所改經字,凡言‘或為某’者,《禮記》他本也。”[3]茲僅從《曲禮上》中舉出數例。“宦學事師,非禮不行”,《注》曰:“學,或為御。”“席間函丈”,《注》曰:“丈,或為杖。”“跪而遷屨”,《注》曰:“遷,或為還。”“其飯不澤手”,《注》曰:“澤,或為擇。”類似的例子,僅《曲禮上》中就有十余條之多。據臺灣學者李云光先生統計:“如此者,全書《注》中共計二百零六條。其中時有一字連舉二種異文者,如《檀弓》云:‘rèn@③每束一。’《注》云:‘rèn@③,或作漆,或作髹。’《郊特牲》云:‘鄉人裼。’《注》云:“裼,或為獻,或為儺。’此一字而舉二或本異文者,共十一條。”[4](P38)由上可見,《禮記》在其流傳過程中所衍生出來的異本、異文之多。
  《禮記》在漢代流傳過程中之異本,見于文獻而今可考者,有劉向的《別錄》本。《釋文·序錄》自注曰:“向《別錄》有49篇,其編次與今《禮記》同。”案劉向校書在二戴之后,經劉向校后的《禮記》,與戴圣的初本自不能無異。《漢書·儒林傳》曰:“小戴圣授梁人橋仁季君、楊榮子孫(師古《注》:‘子孫,榮之字也。’)……由是……小戴有橋、楊氏學。”而《后漢書·橋玄傳》曰:“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案‘德’乃‘圣’字之誤)學,著《禮記》章句49篇,號曰橋君學。”是《禮記》又有橋氏本。而楊榮既與橋仁同師于小戴,且學成后亦獨自名家,則可見《禮記》當亦有楊氏本,不過史書缺載罷了。據《后漢書·曹褒傳》,褒“持慶氏《禮》”,又“傳《禮記》49篇,授諸生千余人”,是《禮記》又有曹氏本。據《后漢書·馬融傳》,馬融所注諸經中有《三禮》,當是兼《周禮》、《儀禮》、《禮記》而言。又據《釋文·序錄》云:“后漢馬融、盧植,考諸家異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于世,即今《禮記》是也。”是《禮記》又有馬融校注本。據《后漢書·盧植傳》記載,盧植所著書,有《三禮解詁》,是亦兼《周禮》、《儀禮》、《禮記》言;又載盧植上書曰:“臣少從通儒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敢率愚淺,為之解詁。”《釋文·序錄》即載有“盧植注《禮記》二十卷”,可知《禮記》又有盧植校注本。至于流傳于當時而今已不可考者,尚不知凡幾。而東漢末年的經學大師鄭玄的一大功績,就在于他將當時流傳的《禮記》的各種本子相互參校,并為之作《注》,從而使《禮記》大行于世,并流傳至今。
  鄭玄校訂《禮記》的一大特點,就是既于諸異本、異文中擇善而從,又在《注》中存其異文。正如李云光先生所說:“鄭氏不沒別本異文,以待后賢考定,亦多聞缺疑之意,與他家之有偽竄經文流傳后世者異其趣矣。”[4](P42)又李氏對于鄭玄校書的體例和方法,考述至為詳密,其《三禮鄭氏學發凡》一書之第二章,即專論鄭氏對《三禮》之校勘,凡十節,茲僅錄其目如下:
   第一節 以別本校之
   第二節 以他書校之。其中又有三細目。曰:
   一、以所引用之書校之
   二、以相因襲之書校之
   三、以相關之書校之
   第三節 以本書內他篇經文校之
   第四節 以本書內上下經文校之
   第五節 以字形校之
   第六節 以字音校之
   第七節 以字義校之
   第八節 以文例校之
   第九節 以算術校之
   第十節 以審定正字之法校之其中僅第九節“以算術校之”未舉《禮記》之例。是可見鄭校《禮記》體例之嚴密。
  鄭玄不僅對《禮記》49篇之文字進行校訂,又對《記》文作了注解。鄭玄的《注》,博綜兼采,擇善而從,且一反有漢以來學者(尤其是今文學家)解經愈益煩瑣化的趨勢,而欲“以一持萬”,“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5]力求簡約,以至于往往《注》文少于《記》文。如《學記》、《樂記》2篇,凡6495字,而《注》僅5533字;《祭法》、《祭義》、《祭統》3篇,凡7128字,《注》僅5409字,等等。這種“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而又至為簡約的《注》,比起那些“章句多者乃至百余萬言”,致使“學徒勞而少功”[6]的繁瑣的舊《注》來,其優越性自然不言而喻。因此鄭注本《禮記》一出,即深受廣大學者歡迎。與此同時,篇目繁多的《大戴禮記》,則很少有人研習,后來逐漸佚失,到唐代,原書的85篇,就只剩下39篇了。
  至于鄭注《禮記》的體例,李云光先生在其所著《三禮鄭氏學發凡》一書中,自第三章至第六章,凡78節,作了詳密而出色的考述。又已故學者張舜徽先生在其所著《鄭氏校讎學發微》和《鄭氏經注釋例》中[7],對于鄭玄校注《禮記》的體例考述亦精,讀者可參看,茲不贅述。
  二、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的《禮記》學
  東漢末年,由于黨錮之禍迭起,嗣后繼之以軍閥混戰,三國鼎立,經學急劇衰落。然而鄭玄所注諸經,當時稱為鄭學,卻大行于世。皮錫瑞在其《經學歷史》一書中說,在此儒風寂寥之際,唯鄭學“當時莫不仰望,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矣。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自來經師,未有若鄭君之盛者”。又說:“鄭君黨徒遍天下,即經學論,可謂小統一時代。”[8]據劉汝霖考證,曹魏所立19博士,除《公羊》、《谷梁》和《論語》三經外,《易》、《書》、《毛詩》、《儀禮》、《周官》、《禮記》和《孝經》,初皆宗鄭學[9],是皮氏所謂鄭學“小統一時代”,確非虛言。值得注意的是,在漢代,《禮記》本是附屬于經(《儀禮》)的,而自鄭玄為之作《注》以后,始與《儀禮》、《周禮》鼎足為三,而魏時又第一次為之立學官。《禮記》在經學中這種地位的變化,實由鄭《注》的影響所致。
  然而魏時王肅不好鄭氏學。王肅亦博通今古文經學,并遍注群經(其中包括《禮記》30卷,見于《釋文·序錄》、《隋志》以及二《唐志》),卻處處與鄭玄立異,有“集《圣證論》以譏短玄”[10],當時稱為王學。王肅黨于司馬氏,其女又嫁給了司馬昭,因此憑借政治勢力和姻戚關系,其所注諸經“皆列于學官”[10]。案司馬氏控制曹魏政權,當是在正始十年(249年)司馬懿殺了曹爽之后,第二年即改元為嘉平,是王肅所注諸經立學官,蓋不早于嘉平年間,這時已是曹魏中后期。據《三國志·魏志·高貴鄉公紀》,甘露元年(256年),高貴鄉公臨幸太學,問諸儒經義,帝執鄭氏說,而博士之對,則以王肅之義為長,“故于此時,王學幾欲奪鄭學之席”。[11]
  晉承魏緒,崇奉儒學,而尤重王學,因此魏晉之際郊廟之禮,“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12],而不用鄭氏說。然王學之盛,僅曇花一現。到了東晉,王學博士俱廢。元帝初年,簡省博士,“博士舊制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12](《荀崧傳》)。而所置九博士,除《周易》、《古文尚書》、《論語》、《孝經》,則皆宗鄭氏[13]。可見東晉經學雖衰,鄭學則復興。值得注意的是,《三禮》中惟獨盛行于兩漢的《儀禮》未立學官,原來附屬于《儀禮》的《禮記》反而立了博士,可見《禮記》學的傳習,已勝過《儀禮》了。
  南北朝時期,天下分為南北,經學亦分為南學、北學。據《隋書·儒林傳·序》,“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然于《三禮》,則“同遵于鄭氏”。南朝疆域狹小,人尚清淡,家藏釋典,經學益衰。到梁武帝時,始較重視經學,經學出現了一個相對繁榮的時期。但到了陳朝,又迅速衰落了。南朝的經學,最可稱道者,要數《三禮》學了。《南史·儒林傳》于何佟之、嚴植之、司馬筠、崔靈恩、孔僉、沈俊、皇侃、沈洙、戚袞、鄭灼諸儒,或稱“少好《三禮》”,或稱“遍習鄭氏《禮》”,或稱“尤明《三禮》”,或稱“尤精《三禮》”,或稱“通《三禮》”,或稱“善《三禮》”,或稱“受《三禮》”,而張崖、陸詡、沈德威、賀德基諸儒,也都以禮學稱名于世。
  北朝經學,稍盛于南朝,其間如孝文帝、周武帝,崇獎尤至。北朝號稱大儒,能開宗立派的,首推徐遵明。徐遵明博通群經,北朝諸經傳授,多自徐遵明始。據《北史·儒林傳·序》說:“《三禮》并出遵明之門。”徐遵明的《三禮》學傳于李鉉等人,李鉉又傳于熊安生等人,安生又傳于孫靈暉、郭仲堅、丁恃等人。值得注意的是,“諸儒盡通《小戴禮》(案即指《禮記》),于《周》、《儀》兼通者,十二三焉”。可見北朝諸儒于《三禮》中,尤重《禮記》學。
  又南北學雖趣尚互殊,而治經方法,則大體相同。漢人治經,多以本經為主,所作傳注,本為解經。魏晉以后人治經,則多以疏釋經注為主,名為經學,實為注學,于是義疏之體日起。我們只要稍翻看《隋書·經籍志》和《南史》、《北史》之《儒林傳》,即可見南北朝時期義疏體著作之多。其間為《禮記》鄭《注》作義疏而聲名較著者,南有皇侃,北有熊安生。《隋志》著錄皇侃《禮記義疏》48卷,又有《禮記講疏》99卷。熊安生《禮記義疏》30卷,見于《北史·儒林傳》。皇、熊二氏的《義疏》,即為唐初《禮記正義》所取材。
  隋、唐天下統一,經學亦歸于統一。隋朝祚短,經學罕可稱道者。隋立博士,《三禮》仍宗鄭氏。然據《隋書·儒林傳》所載,以禮學名家者,惟稱馬光“尤明《三禮》”,褚輝“以《三禮》學稱于江南”而已。又隋朝大儒,共推劉焯、劉鉉,二劉于諸經皆有《義疏》,并曾“問禮于熊安生”,然并非禮學專門。
  唐朝統治者十分重視經學,于是自漢末以來經歷四百年后,經學重又振興。貞觀四年(630年),唐太宗以經籍去古久遠,文字多訛謬,詔顏師古考訂《五經》文字。師古奉詔校訂經文,撰成《五經定本》。太宗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以統一經說。貞觀十六年(642年),書成,凡180卷。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于是有詔更令裁定,功未成。到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又詔諸臣考訂,加以增刪,永徽四年,始以《五經正義》之名正式頒布于天下。據《新唐書·藝文志》,《五經正義》包括《周易正義》16卷(據《舊唐志》則為14卷)、《尚書正義》20卷、《毛詩正義》40卷、《禮記正義》70卷、《春秋正義》36卷(據《舊唐志》則為37卷),總計182卷(據《舊唐志》則為181卷)。自《五經定本》出,而后經籍無異文。自《五經正義》出,而后經書無異說。每年明經,依此考試,于是天下之士民,皆奉以為圭臬。自漢以來,經學的統一,未有如此之專者。值得注意的是,《五經正義》于《三禮》獨收《禮記》,這是第一次以朝廷名義正式將其升格為經,且拔之于《儀禮》、《周禮》二經之上。于是《三禮》之學,在唐代形成了《禮記》獨盛的局面。《禮記正義》亦宗鄭《注》,而以皇侃《義疏》為底本,以熊安生《義疏》為輔。孔穎達在《禮記正義序》中批評皇、熊二氏之書說:“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益亂也。皇氏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二家之弊,未為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可見孔穎達之學宗鄭氏,而偏尚南學。又唐人之《正義》,守《疏》不駁《注》的原則,因此《四庫提要》批評說:“其書務伸鄭《注》,未免附會之處。”[14]
  三、宋元明時期的《禮記》學
  由上可見,《禮記》之學,自漢末至隋唐,除魏晉之際一度幾為王學奪席,皆以鄭學為中心。然而這種情況,到北宋慶歷以后,為之一變。王應麟說:“自漢儒至于慶歷間,談經者守訓詁而不鑿。《七經小傳》(案作者為劉敞)出,而稍稍新奇矣。至《三經新義》(案作者為王安石)行,視漢儒之學如土梗。”[15]可見慶歷以后,宋儒治經,務反漢人之說,治《禮記》亦不例外。皮錫瑞說:“以禮而論,如郊@④是一,有五人帝,無五天帝,魏王肅之說也(案參見《禮記·祭法》‘有虞氏@④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下鄭《注》及孔《疏》所引王肅《圣證論》之說)。@④是以祖配祖,非以祖配天,唐趙匡之說也(參見同上鄭《注》及陸淳《春秋纂例》卷一所引趙匡說)。此等處,前人已有疑義,宋人遂據以詆漢儒。”[8](《經學變古時代》)案皮氏所舉之例,其中的是非姑且不論,宋人的《禮記》學不再宗鄭《注》,則于此可見一斑。
  宋儒治《禮記》而用力最勤,成就最著者,當推衛shí@⑤。衛shí@⑤撰《禮記集說》160卷,日編月削,歷三十余載而成。《四庫提要》說,該書“采摭群言,最為該博,取去亦最精審。自鄭《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書之涉于《禮記》者,所采錄不在此數。今自鄭《注》、孔《疏》而外,原書無一存者。朱彝尊《經義考》采摭最為繁富,而不知其書與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賴此書以傳,亦可云禮家之淵海矣。”[14]從《提要》的評價,可見此書的價值。然此書不宗《注》《疏》,以《注》《疏》與所采眾家相并列而舉之,亦宋學風氣所使然。
  宋人不僅不信《注》《疏》,進而至于疑經、改經、刪經,或移易經文。如《禮記》之《大學》篇,先有二程“為之次其簡編”,繼而朱熹為之“更考經文,別為次序”,[16]即其顯例。又程、朱既以倡明道學自任,因此特重《大學》、《中庸》,將此二篇從《禮記》中抽出,以與《論語》、《孟子》并行,以為這是道統之所在。朱熹撰《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解》、《孟子集解》,合稱《四書》,遂使《大學》、《中庸》脫離《禮記》而獨自成學。朱熹死后,朝廷以其所撰《四書》立于學官,于是《四書》亦為一經,此亦可謂《禮記》學之一變。此后治《禮記》而宗宋學者,即皆置《大學》、《中庸》二篇而不釋(如元陳hào@⑥的《禮記集說》即其例),且于其原文亦不錄,以示對朱熹《章句》的尊崇,遂使《禮記》由49篇而變為47篇了。
  元代崇奉宋學。元仁宗于皇慶二年(1313年)十一月頒布了“考試程式”,即明確規定:《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用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詩》用朱熹《集傳》為主,《尚書》用蔡沈(朱熹弟子)《集傳》為主,《周易》用程頤《傳》和朱熹《本義》為主,《春秋》用《三傳》及胡安國《傳》為主(案胡安國學宗二程),《禮記》用鄭《注》、孔《疏》。[17]由此可見元人經學所尚。然因二程、朱熹于《禮記》無所作,故仍用古《注》《疏》。所立考試科目,《三禮》亦僅用《禮記》,益可見自唐以來,統治者重視《禮記》之學,遠勝《周禮》和《儀禮》。
  元儒研究《禮記》之作,影響較著者,當數吳澄的《禮記纂言》和陳hào@⑥的《禮記集解》。吳澄當時號稱大儒,于諸經皆有注述,其《纂言》到晚年始成。吳氏治經,雖不為朱熹之學所囿,然其注述,于諸經文字率皆有所點竄,而于《禮記》則以意改并,以成“通禮”9篇,“喪禮”11篇,“祭禮”4篇,“通論”11篇,“各為標目。如通禮首《曲禮》,則以《少儀》、《玉藻》等篇附之,皆非小戴之舊。他如《大學》、《中庸》依程、朱別為五書,《投壺》、《奔喪》篇歸于《儀禮》,《冠義》等六篇別輯為《儀禮傳》,亦并與古不同。……改并舊文,儼然刪述。”[14]可見吳澄之學,實蹈宋學之跡。陳hào@⑥《集說》,淺顯簡明,然詳于禮義而疏于名物。據《四庫提要》,其父大猷師事饒魯,饒魯師事黃@⑦,黃@⑦為朱熹高足弟子,且為朱熹之婿,是陳hào@⑥之學淵源甚明[14]。可見《禮記》一學,雖科舉用古《注》《疏》,而元儒之研治者,學風已大變。
  明人所頒“科舉定式”,經書所主,仍沿元代之舊,《禮記》仍用古《注》《疏》。到永樂年間,《禮記》始改為“止用陳hào@⑥《集說》”。[18]據《明成祖實錄》,永樂十二年(1414年)十一月,命胡廣等修纂《五經四書大全》,十三年九月書即告成,計有《書傳大全》10卷,《詩經大全》20卷,《禮記大全》30卷,《春秋大全》70卷,《四書大全》36卷。成祖親為制《序》,頒行天下,科舉試士,以此為則,而“廢《注》《疏》不用”[18]。皮錫瑞批評說,修纂《大全》,“此一代盛事,自唐修《五經正義》,越八百余年而得再見者也,乃所修之書,大為人姍笑”,不過“取已成之書,鈔謄一過”,而所取之書,不過是“元人遺書,故谫陋為尤盛”。[8](《經學積衰時代》)其中《禮記大全》,采諸儒之說凡42家,而以陳hào@⑥《集說》為主。可見明代經學,不過宋學之遺,而較元為尤陋。明人關于《禮記》的著作,見于《四庫存目》者甚多,然幾無可稱道者。其中如郝敬所撰《禮記通解》22卷,“于鄭義多所駁難”[14],是亦宋學習氣也。
  四、清代的《禮記》學
  清代號稱漢學復興,然清初仍是宋學占上風。順治二年(1645年)所定試士例,“《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二《傳》,《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胡《傳》,《禮記》主陳hào@⑥《集說》”[19],是仍襲元、明舊制。然清初私學,以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為代表,已啟漢、宋兼采之風。如王夫之論學,以漢儒為門戶,以宋五子為堂奧,著述宏富,于禮則有《禮記章句》。其后治《禮記》者,如萬斯大撰《禮記偶箋》,鄭元慶撰《禮記集說》,方苞撰《禮記析疑》等,皆雜采漢、宋之說。乾隆十三年(1748年),欽定《三禮義疏》(其中《禮記義疏》82卷),廣摭群言,混淆漢、宋,第一次以朝廷名義,打破了元、明以來宋學對于經學的壟斷。其時孫希旦撰《禮記集解》,博采鄭《注》、孔《疏》以及宋、元諸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實亦漢、宋兼采之作。
  清代真正以復興漢學為標幟的,始于乾嘉學派,這是清代的古文經學派。然乾嘉學派重考據,《禮記》的研究不及《儀禮》、《周禮》之盛。如江永的《禮記訓義擇言》(僅自《檀弓》撰至《雜記》),短促而不具大體;朱彬的《禮記訓纂》,又過于簡約,遠不及胡培huī@⑧《儀禮正義》、孫詒讓《周禮正義》之嚴密詳審。道、咸時期今文經學派崛起,則又以《春秋公羊》學為主,對于《禮記》的研究,不過重在其中若干篇(如《禮運》、《王制》等)的“微言大義”,以宣揚所謂孔子托古改制之義以及儒家的大同理想。因此清代雖號稱“經學復盛”[8](《經學復盛時代》),然于《禮記》之學的研究,則未堪其稱。清人于《十三經》,唯《禮記》無新《疏》。
  收稿日期:2000-03-21
《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開封31~36K1歷史學楊天宇20012001《禮記》49篇的初本,為西漢今文禮家戴圣所編纂。自西漢至東漢,《禮記》在流傳過程中衍生出了許多的本子。東漢末年鄭玄據諸本加以校勘,并為之作《注》,列之為《三禮》之一。三國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除一度幾為王學奪席,他皆惟鄭學獨尊,且唐于《三禮》獨重《禮記》。宋元明時期,《禮記》學頗染宋學習氣。清代號稱經學復盛,然《禮記》學則未堪其稱,諸經獨《禮記》無新《疏》。中國古代/《禮記》的編纂;《禮記》學的發展演變ancient China/the compliation of the Li-Ji/the development andtransformation of the study of Li-JiOutlining the Theory of Li-Ji(Book of Rites) in Ancient China   YANG Tian-yu(History Institute,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52,Henan,China)Dai Sheng,a scholar studying Li of current Chinese characters in Western Han Dynasty,compiled the original edition of Li-Ji of 49 pieces.In the course of circulation from Western Han Dynasty to Eastern Han Dynasty,many editions derived from it.In later Eastern Han Dynasty,Zheng Xuan collated them and produced a new edition for which he wrote a commentary,and made it one of the Three-Li.In the following dynasties from Three Kingdoms to Tang,the school of Zheng Xuan remained dominant all the time except that the school of Wang Su almost replaced it for a time.In Tang Dynasty,of Three-Li only Li-Ji was valued most.Throughout the Song,Yuan and Ming Dynasties,the study of Li-Ji was influenced much by the school of Song.In Qing Dynasty,the study of classical works was said to have flourished again,but the study on Li-Ji was not the case since of all the classical works only Li-Ji had no new commentary.楊天宇 鄭州大學 歷史研究所,河南 鄭州 450052 楊天宇(1943-),男,安徽省安慶市人,鄭州大學歷史所教授,主要致力于歷史文獻學的教學與研究。 作者:《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開封31~36K1歷史學楊天宇20012001《禮記》49篇的初本,為西漢今文禮家戴圣所編纂。自西漢至東漢,《禮記》在流傳過程中衍生出了許多的本子。東漢末年鄭玄據諸本加以校勘,并為之作《注》,列之為《三禮》之一。三國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除一度幾為王學奪席,他皆惟鄭學獨尊,且唐于《三禮》獨重《禮記》。宋元明時期,《禮記》學頗染宋學習氣。清代號稱經學復盛,然《禮記》學則未堪其稱,諸經獨《禮記》無新《疏》。中國古代/《禮記》的編纂;《禮記》學的發展演變ancient China/the compliation of the Li-Ji/the development andtransformation of the study of Li-Ji
2013-09-10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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