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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靈魂——論穆旦40年代的詩歌創作
痛苦的靈魂——論穆旦40年代的詩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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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9639(2001)04-0040-08
  穆旦,一個早慧而且早熟的詩人,在40年代以20多歲的青春年華抒寫了深沉雄渾的生命之歌。他的詩歌,透視了敏感良知的知識分子在苦難歲月里豐富復雜的精神境遇,呈現出詩人對人類生存狀況、民族前途命運形上思考的痛苦凝重的情感色彩。生的希望與絕望,愛的欣喜與悵惘,民族的期待與災難等在他的詩中交織、扭結、矛盾和沖突。透過其詩,可以感受到詩人躁動、苦悶、壓抑和焦灼的痛苦靈魂。他的詩,“給人一種難得的豐富和豐富到痛苦的印象,甚至還有一些掙扎的痛苦印記,他有一份不平衡的心,一份思想者的堅韌的風格,在別人懦弱得不敢正視的地方,他卻有足夠的勇敢去突破。”(注:唐shí@①:《穆旦論》,《中國新詩》雜志,1948年8月9號。)正因如此,詩人就得承受思想者莫可名狀的孤獨寂寞和無法言喻的精神苦痛。
  一、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40年代,是一個風云變幻、風雷激蕩的年代。在血與火的戰爭環境里,詩人不僅對硝煙戰火帶來的現實苦難有著沉痛體驗,更對在戰爭霧靄籠罩下麻木沉淪的生存狀態有著切膚之痛。穆旦40年代的詩歌中,經常出現一個精神被圍困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現代生活中,詩人感覺人們被平庸和空虛包圍,生命在庸常的包圍圈中逐漸萎縮。社會種種虛假的文明規范和傳統堅不可摧的習慣勢力慢慢吞噬了人們的激情,摧毀了人們的希望,精神世界一片荒蕪。“那燦爛的焦躁,到這里就成了今天/一片砂礫”,生命不再有燦爛的生機,淪為砂礫和廢墟。“過去的都已來就范,所有的暫時/相結起來就是這平庸的永遠”,既然在傳統和習俗中安然就范,束手就擒,生命自然不會有撕殺搏斗的痛苦痕跡,也不會有思想的沉重和負担,只是“露著空虛的眼,最快樂地/死去”,詩人無法承受這種生命之“輕”,于是,他以決絕的姿態喊出了,“毀壞它,朋友!讓我們自己/就是他的殘缺”,以殘缺來對抗虛偽的完滿,以破壞來重構生命的輝煌,詩人因此有了清醒者的痛苦和希望。
  在現代社會,許多人往往浮于生活表層,生命在平面的生活流程中悄然褪色,這種庸常的存在形式當然無所謂生的艱難和孤獨。就連戰爭、饑荒、災難等危險和恐怖襲來時,他們也只是躲避在平庸生活的圓圈里,向傳統和習俗尋求庇護,而缺乏抗爭和選擇的勇氣。穆旦憑著詩人的敏感與知識分子的自覺看到了現代文明的偽善和欺騙,看到了喧囂、浮華、空虛的日常生活里隱藏的危機和墮落。
  因為詩人有一顆不平衡的心,在現代城市文明中,他感受不到真實和安寧。工業機器成為城市的心臟,它是城市生活的“謀害者”,“凱歌著五月的自由,緊握一切無形電力的總樞紐”,當機械文明以巨大的力量控制城市的命脈后,城市一方面是文明進步的象征,一方面也淪為陰謀、虛偽、冷酷和僵硬的產床。在《五月》一詩中,詩人將古典格律體和現代自由體詩行揉合對照,在新穎的形式里滲透著深刻的現代意味,它寓示春花秋月、晚霞炊煙、游子思鄉、情人盟誓的古典意境在現代城市已不復存在,充斥人們生活的是無盡的陰謀和痛楚,是絕望后的快樂。城市如一張巨大的“漁網”,它以“窒息的、干燥的、空虛的格子/不斷地撈我們到絕望去”。城市里高樓的窗子只是個“美麗的裝飾”,“它誘惑別人卻關住了自己”,窗子是一道更緊的門,它能打開視野,更能鎖定視野,尤其緊鎖人的活力與自由。高樓的窗只是別一種形式的門,它隔斷人與人直接交流,而相互間只能看和被看。窗子是城市生活冰冷的眼睛,它隱藏著冷漠、隔膜和鮮為人知的秘密。
  詩人還看到現代社會的諸多因襲和重負,痛感現實生活的疲憊、病懨和虛空。社會習俗,傳統勢力根深蒂固堅不可摧,它讓人如蝸牛一樣爬行,或將人異化為鼠,“沉默,沉默,又沉默”,只能“在祭祖的發霉頂樓里/用嗅覺摸索一定的途徑”。在祖先傳統的陰影籠罩之下,人們已經喪失了選擇的勇氣和能力,只要“有一點異味”,就倉皇脫逃。因為傳統頑固而強大,一旦有人“不甘于恐懼”,敢于對抗,“叫出不同的聲音”,就會遭來被放逐的命運。在《裂紋》中,詩人更為激憤地指出了傳統的腐朽和蠻橫,“四壁是傳統,是有力的/白天,扶持一切它勝利的習慣”。顯然,傳統勢力壓制一切新生的希望,扼殺一切異端的念頭。
  穆旦對人生的觀照,既非表層生活苦難的簡單描摹,也非單純內在情感的直接表達,而是透過生活表象,經過理性提煉,直逼生活內核的人生體驗的深刻表現。不論是對城市文明的理解,還是對社會傳統習俗的認識,他都有冷峻清醒的眼光,就是對日常生活的體悟,也包含一定的理性精神。詩人感到,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一旦信仰中心散失,價值理想崩潰,就只能象“逃奔的鳥”,孤單而恐懼。人與人之間沒有溫暖,只有相互的憎恨。“自從命運和神祗失去了主宰/我們更痛地撫摸著我們的傷痕”,“所有的智慧不能夠收束起/最好的心愿已在傾圮下無聲”。生活如綿長昏亂的黑夜,孤單的個體在“漫漫長夜”,只能醒了又睡,睡了又醒。為了一點想念和期待,必須咽進黑夜里“不斷的血絲”。而生活中,也有快樂蜂擁的人群,他們“笑臉碰著笑臉,狡獪騙過狡獪/阿諛著,陰謀著投生”。詩人無法容忍這些虛假的笑臉和狡猾的欺騙,他認為正是這些虛偽的生活形式毒害了純真的心靈。《搖籃歌》中,在溫馨美好的搖籃曲里,詩人對可愛的寶寶不無担憂,因為,他就要“帶著罪名”和“從四面八方的嘴里,籠罩來的批評”。純真無邪的小寶寶,未來生命之途上,已籠罩著生活的陰云和險惡,“惡意的命運已和你同行/他就要和我一起撫養/你的一生,你的純凈”。《我》簡直是詩人自我靈魂的告白,在那些渾渾噩噩,麻木不仁,相互陰謀傾軋,互相漠視隔膜的人群中,詩人深切地感到個體生命的孤獨與無助,“從子宮割裂/失去了溫暖/是殘缺的部分渴望著救援”,“我”感到強烈的被分割,被剝離的痛苦。個體找不到群體的依托,部分失去了整體的安穩,在瑣細卑微的生活里,個體與部分都缺失中心的依靠,孤單恐懼而無所皈依。在喧囂的人群中,想尋找一點溫暖和安慰,沖出內心痛苦的樊籬,其結果卻是更深的絕望與孤獨:“永遠是自己/鎖在荒野里”。
  詩人的孤獨感,缺失感是特定時代精神的表征,40年代的知識分子,普遍失落價值信仰體系,缺乏精神支撐力量,而產生幻滅孤獨情緒。詩人不僅強烈地感觸到這種時代情緒,而且還從形而上的高度表現了人類精神生活的兩難困境。在《蛇的誘惑》中,詩人形象地展示了人類生存的尷尬處境。“我”在“狂歡的季節”,感到空虛疲乏,而寧肯逃脫令人窒息的熱鬧,獨自寂寞彷徨。但庸懶繁華的生活以微笑里的陰謀來誘惑“我”,“你不要活嗎?你不要活得好些”,“我”經不住誘惑,因此陷落、沉淪在“痛楚的微笑,微笑的陰謀”里。雖然“我”離開了貧窮、卑賤、粗野和無窮的苦役,但精神的陷落卻使“我”無法安穩,“我”如“虛晃的光影飄散”,如“透明的灰塵,不能升起也不能落下”,又如夏日的飛蛾,“凄迷無處”,生活“從虛無到虛無”,只感到訴說不出的疲憊和靈魂的哭泣。“我”深深反省,“我活著嗎?我活著嗎?我活著為什么”,在詩中,詩人觸及到“陰暗的生的命題”,即人類生存選擇的艱難困惑,人的生命總處于兩條鞭子的夾擊中,現實生活的和精神信仰的,不管選擇何種生存狀態,都會承受鞭打的不幸。在虛無又卑瑣的生活里,生存的命題尤如夢魘一樣緊緊纏繞在詩人的精神深處,現代社會還帶給詩人無所適從的尷尬和困頓。
  在現代社會,被虛無沉悶的空氣層層包圍的詩人深感絕望,但絕望里,仍有虛妄的希望,他企圖尋找突破重圍的方式。城市文明無法安頓他的靈魂,他投入原野的懷抱,期待“野性的呼喊”,在原野里尋找“異方的夢”。那兒散發著日炙的氣息,有熊熊的新綠在燃燒。“現實里什么顯然都褪色了,一切都是病懨和虛空,連太陽都太古老了,人在單調疲憊中死去”。現實頹敗而衰落,只有夢想的原野才充滿生命的強力,在幻想看見“一大片新綠從大地的舊根里熊熊燃燒”的景象時,生命才會迸發熾熱的能量,才有突進的激情與勇氣。在曠野上,“我是駕著鎧車馳騁,我的金輪在不斷的旋風里急轉,我讓碾碎的黃葉片片飛揚”,生命在曠野中自由馳騁,豪邁而灑脫,掙脫死亡、恐懼、頹廢、衰老的氣息。
  穆旦疲倦于庸常單調、衰敗沒落的生存景象,而期望在清新熱烈的原野里獲得新生。但原野并非永遠的精神樂土,它只是精神幻想的產物。在幻想的心理的綠原上可以讓靈魂暫時休憩和安歇,但現世的苦悶與壓抑又緊緊逼近,敏感的心靈永無安寧之日。在一個信仰崩潰理想匱乏的年代,孤獨郁悶的心靈其實是極其渴望英雄靈光的照亮的,穆旦的詩,就燃燒著這種渴望。尋找英雄,尋找先導,尋找中心是穆旦對抗平庸和孤獨的又一種方式。他的名詩《旗》里的中心意象“旗”,就是具有偉大凝聚力和先導作用的象征之物,“四方的風暴,由你最先感受/是大家的方向,因你而勝利固定”,“是大家的心,可是比大家聰明/帶著清晨來,隨黑夜而受苦/你最會說出自由的歡欣”。在《甘地》中,詩人飽含激情地刻畫了一個偉大的民族英雄形象。他因為愛而遭受傷痕,因為巨大的良心而承受四方的風暴。他有高傲不屈的靈魂,周圍都是偽善和懦弱,他豎起的卻是謙卑美德和沉默犧牲,他是“無信仰里的信仰”。然而,驕傲的靈魂注定悲劇的命運,“成功不是他的,反復追求不過使悲劇更加莊嚴”,偉大的先導有“不死的苦痛”和“永在的傷痕”,因為他們的“灰塵安息了”,而他們的犧牲“已經忘卻了”,這是英雄永恒的孤獨與悲涼。在絕望之中,詩人轉向了上帝,渴望萬能的主能拯救痛苦的靈魂。《黃昏》一詩中,詩人祈求“現實的主人,來到神奇里歇一會吧”,在神奇里,詩人看到了“上帝的建筑在剎那中顯現”,在那里,“生命另有它的意義等你揉圓”。《隱現》是一首達200多行的長詩,更為明顯地表達了詩人對上帝的祈禱和對現代文明信仰缺失的批判。詩人在萬般無奈之時,企圖向上帝靠拢,獲得救贖之途。然而,信仰上帝只不過是詩人尋求突圍的又一策略,在一個缺乏宗教信仰的文化氛圍里,詩人在精神上是難以真正皈依上帝的,其結果是陷入更深的痛苦。
  二、愛情:豐富的痛苦
  穆旦40年代的詩歌中,愛情詩數量并不算多,但在他的整個創作中,卻顯得耀眼而輝煌,在整個中國現代愛情詩中,也顯示出卓越的成就。他的詩,不同于五四初期湖畔詩人的熱情直率、單純明快;也不同于新月詩派濃得化不開的甜蜜;較之于初期象征派的頹廢和虛無,現代派的感傷和郁悶,它更體現出在現代意識觀照下審美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中國新詩雖自發端之日起,就離不開歐風美雨的浸潤熏陶,但與中國傳統詩歌的血脈聯系,也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愛情詩,潛藏諸多傳統的審美因子,如現代派詩人的愛情詩創造,雖然有濃厚的現代主義色彩,但更有中國晚唐五代溫李詩風的痕跡。40年代穆旦的愛情詩,則呈現出完全迥異于傳統的審美特征,它表現的是拆解傳統,與傳統相背離的價值取向。在他的詩歌中,沒有古典愛情的和諧寧靜、亙古綿長的意境,而充斥著矛盾,斗爭,苦苦掙扎的痕跡,充滿著感性渴望的焦慮,充滿著辨證的形而上思索的豐富的痛苦。
  穆旦筆下沒有古典愛情的詩意寧靜,纏綿悱惻。在他清醒冷峻的眼光審視下,現代生活中的愛情已然失去玫瑰色的夢幻情調。在現代社會,頹唐無聊苦悶的日常生活剝離了甜蜜愛情的粉紅的面紗,人與環境難以緩解的緊張關系,人與人無法排遣的對抗情緒,決定了愛情雙方永恒的理解、和諧、默契與融合是難以企及的精神神話,那只不過是現代生活真實的謊言。現代生活中的愛情頹廢而衰老,“播種的季節——觀念的突進——然而我們的愛情是太古老了”,愛情無法拯救現代人生存的孤獨與困惑,“誰說這兒是真實的?你帶我在你的梳妝室里旋轉/告訴我這一樣是愛情,這一樣是希望,這一樣悲傷”空虛的愛情如同空虛的生活一樣,讓人對它的真實性產生質疑。現代生活賦予愛情繁文縟節的形式和空洞無物的內容,陷入其中,就象作繭自縛的蠶,生命的活力一點點消耗殆盡。“散步,談電影,吃館子,組織體面的家庭,請來最懂禮貌的朋友茶會”這是現代愛情司空見慣的形式,詩人洞悉其中的虛弱,他“期待著野性的呼喊”,期待著愛情的強力掙脫虛偽生活的困擾。在《華威先生的疲倦》里,詩人深刻透視了現代愛情的疲倦和虛假。此詩圍繞華威先生和楊小姐在公園約會的戲劇性情境展開。他們約會在“花草,蟲聲和藍天”交匯的“春天的瘋狂”里,卻沒有春天的激情浪漫,而象是“在化合公式里,兩種元素敵對地演習”。矯情、掩飾、策略、理智取代真誠、坦白、兩情相悅、情意綿綿,愛情的約會如同演習,“片刻的詼諧,突然的攻占和閃避”,“像宣傳的畫報一頁頁給她展覽”,“是在丑角和裝樣中顯露的聰明”,這樣虛偽矯飾的愛情無疑讓人尷尬和疲憊。愛情的本質力量是將個體生命從孤獨無依中拯救出來,獲得完整的生命形式,使得個體生存意義超脫和升華,孤獨的個體將抵達自由和諧本真的生命存在狀態。然而,諸多現代人,他們“在人的愛情里,”只不過是“為了繼續古老的戰爭”,愛情如同演習,如同戰爭,它讓兩個孤獨的個體陷入緊張、對抗、疲憊和單調之中,孤獨者更加孤獨。雖然詩人期待情人能在祝福里,感到憩息和永恒,然而,個體生命在孤獨的時候,卻難以在情人溫暖的懷抱尋求撫慰,只能“安閑在陌生的人群里”。她需要“那些坦白后的激動和心跳,熱情的眼淚,互助,溫暖”,而“我”卻是“冷酷”的,“我”只有“多情的思索”,對生活冷酷的自覺性和清醒的理性意識使“我”無法和她一樣單純而快樂,“當我有了累贅的良心/嘶聲的舟子駕著船/他不能傾覆和人去談天/在海底,一切是那樣的安閑”,詩人清醒而痛苦地意識到,在生活的兇險之舟上,單純恬靜的愛情只是虛妄的想象,只有逃避生活的急流旋渦,背離良心和責任,才可能擁有短暫的安閑。從這些詩中,我們看到了一個清醒的理性主義者的痛苦和悲涼。
  在40年代,詩人正處于20多歲的青春韶華,卻過早地有了生活的憂患意識,對愛的體驗已融入了深刻的人生體驗,生活的艱辛與苦難折磨著一顆年輕的心,使他的青春“一如那泥土做成的歌”,雖然“被點燃”,“卻無處歸依”。年輕的詩人既承受著“多情的思索”的煩憂,又忍受著感性渴望的煎熬。“如果你是醒了,推開窗子,看這滿園的欲望是多么美麗”,青春是美麗的,青春的欲望也是迷人的,只有“反抗土地”的花朵才能伸出地面,與“綠色的火焰”互相擁抱,“我們二十歲的禁閉的肉體”也渴望突破禁閉,渴望被點燃,如同放飛的“鳥的歌”,有“光,影,聲,色”組合的豐富的美麗,盡管這美麗要經過痛苦的“等待”,但它還是象“永遠的謎”一樣“迷惑”著“我們”。在這首詩里,我們看到了詩人青春的憂傷與希望。詩人期待青春的柔情和純潔,憧憬真誠心語自然流淌,熱烈情感互相擁抱。在《一個戰士需要溫柔的時候》,詩人沖動而激情地傾訴:“別讓那么多殘酷的哲理,姑娘/也織上你錦繡的天空/你的眼淚和微笑有更多的話/更多的使我持槍的理由”,“別讓我們充滿意義的糊涂,姑娘/也把你的豐富變為荒原”,對于熱烈的愛情,哲理只是殘酷,意義只是糊涂,詩人歌頌的是柔情的眼淚和單純的笑語裝點而成的愛情的錦繡天空,愛情的感性形象更有迷人的魅力,她沖破冰冷僵硬的理性的桎梏,而綻放著青春的燦爛容顏。詩人發現感性生命的力量,“自由而活潑的,是那肉體,”,“我歌頌肉體,因為它是大樹的根”,肉體如大樹的根,是生命的源泉。然而“什么是思想”,“她不過是穿破的衣裳越穿越薄弱/越褪色越不能保護他要保護的”,在這里,詩人表現出的似乎是一個非理性主義者對愛情感性生命形象狂熱的激情和禮贊。詩人欣喜而痛苦地發現,離開“你”的懷抱,“我”只不過是“水”或如水一樣“無形的沙粒”,而“你擁抱我”,“我才突然凝結成為肉體”。“在你的肌肉和荒年歌唱我以前/我不過是沒有翅膀的喑啞的字句”,是“你把我打開,一如春天一瓣又一瓣的打開花朵”,青春的生命因愛情才如小鳥樣自由飛翔,才像紅花樣嬌艷綻放。年輕的詩人,既對現代愛情有理性主義的質疑和失望,又有理想主義者的期待和向往。畢竟,青春和愛情對詩人年輕的心有異常強烈的誘惑力,青春的心靈要放飛,要開放,需要愛的滋潤,愛的澆灌,然而,青春欲望的燃燒,又會灼傷年輕敏感的心,“青春是痛苦和幸福的矛盾的結合。在這個階段強烈的肉體敏感是幸福也是痛苦,哭和笑在片刻間轉化。穆旦的愛情詩最直接地傳達了這種感覺,愛的痛苦,愛的幸福”(注:杜運燮、袁可嘉、周與良編:《一個民族已經站起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頁。)。
  穆旦的愛情詩是幸福和痛苦的結晶體,蘊涵無限豐富的審美意味。年輕的穆旦無疑是個復雜的存在,他清醒執著的理性精神使他感到愛情追求的虛妄,然而,強烈的青春欲望體驗又誘惑他沉醉在愛情甜蜜的幻想之中。因此,他詩歌中的愛情,游離在理性排斥與感性吸引之間,徘徊在精神追求與肉體渴望之間,從而呈現出豐富的痛苦的感染力量。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的詩,對愛情不單停留于現實層面的觀照,還表現出強烈的形而上的哲學思辯色彩,最典型的是他的名詩《詩八首》。這首詩既有冷靜的理性洞察,又有沉迷的情欲欣喜,還有深藏詩中的哲人之思。詩人曾說,“我的《詩八首》,那是寫在二十三四歲的時候,那里也充滿愛情的絕望之感。”詩中,絕望與希望并存;理智與欲望交織;欣喜與冷靜渾融;和諧與斗爭相伴。在“成熟的年代里”,“我”的愛情之火為你點燃,然而,“我們相隔如重山”,我們被命運和客觀世界所阻隔。在自然客觀蛻變程序中,“我”只能愛一個“暫時的你”,因為“在無數的可能里一個變形的生命/永遠不能完成他自己”,蒼海桑田,時空變遷,熾熱的情感幾經磨礪,也會發生變化,但愛情也正因變化而豐富,因豐富而危險。“不斷地他添來另外的你我/使我們豐富而且危險”。盡管愛情充滿變幻不定的危險,然而,自然生命的強烈欲求掙脫了冷靜理性的羈絆,“我越過你大理石的理智殿堂”,而驚喜于“你的顏色,芳香,豐滿”。從感性生命的吸引到精神深處的沉迷,“我們”抵達靈與肉和諧交融的情感高峰體驗,“游進混亂的愛的自由和美麗”。愛情創造了生命的奇觀,“夕陽西下,一陣微風吹拂著田野”,人與自然交融,一切生命呈現出祥和寧靜美滿。然而平靜之中隱匿危機,“相同和相同溶為怠倦/在差別間又凝固著陌生/是一條多么危險的窄路里/我制造自己在那上面旅行”,正如詩人說過,“愛情的關系,生于兩個性格的交鋒,死于太親熱太含糊的俯順。這是一種辨證關系,太近則疏遠,應該在兩個性格的相同與不同之間找到不斷的平衡。”詩人深刻地意識到愛情雙方的這種矛盾復雜關系,在自然的變更程序里,戀愛雙方一味求同,愛情就會喪失魅力,而不斷從差異到差異,又會造成彼此的隔閡和陌生。在相同與差別之間的危險窄路上,隱藏著愛情的巨大痛苦,愛情要不斷地尋求秩序,但是“求得了又必須背離”,這是愛的悖論,也是愛的真諦,因為“一切在它的過程中流露的美/教我愛你的方法,教我變更。”愛情正是在不斷地尋求,不斷地背離,又不斷地尋求的過程之中,流露出它的美麗和豐富。在愛的客觀規律制約中,“再沒有更近的接近/所有的偶然在我們間定型”,一切青春的焦渴,苦痛的追求,失落的悵惘都將隨著季節的變遷,時序的推移,在自然的蛻變程序里,化為安寧和平靜,莊嚴和肅穆。這就是穆旦式的愛情,豐富中有痛苦,痛苦中有豐富。
  三、民族情懷:帶血的歌吟
  著名的詩論家袁可嘉曾在《九葉集》序里稱穆旦的《贊美》一詩為“帶血的歌”,這個評價的確是非常恰當的,“帶血的歌”深刻地揭示了穆旦那些具有強烈民族情感色彩一類詩歌的精神內涵。穆旦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詩人,他坎坷曲折苦難不幸的人生歷程和他憂憤深廣深沉雄壯的“帶血”的詩歌就是最好的見證。他的詩,真摯地表達了他對祖國對人民的深沉的愛,同時也表達了他對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站立起來的無限期待和希望。詩人曾經評論艾青的詩:“詩人艾青所著意的,全是茁生于我們本土上的一切呻吟,苦難,斗爭和希望。他的筆觸范圍很大,然而在他的任何一種生活的刻畫里,我們都可以嗅到同一土地的氣息。”“我們可以窺見那是怎樣一種博大深厚的情感,怎樣一顆火熱的心在消熔著犧牲和痛苦的經驗,而維系著詩人的向上的力量。”(注:杜運燮、袁可嘉、周與良編:《一個民族已經站起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頁。)實際上,穆旦在評價艾青的時候,有意無意之間,也道出了自己詩歌的精神特質。他博大深厚的人民情感,強烈的苦難意識,痛苦的人生經驗,永不屈服的靈魂,熔鑄成對民族的深沉而執著的帶血的歌吟,正如詩人艾青深情的吟唱“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穆旦也用嘶啞的喉嚨為祖國的未來而歌,因為他堅信“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穆旦的詩一旦觸及祖國和人民,就蘊涵無限深情。“他的一些詩在描寫勤勞困苦時代負荷著重壓的勞動人民時所傾注的愛,常常顯出愛得痛苦之情。這種痛苦正是愛得深摯的結果。”因此,在穆旦詩中,滲透著濃厚的民族苦難意識。似乎整個民族的不幸都壓在他的身上,他對民族苦難有著超乎尋常的敏感。《在寒冷的臘月的夜里》是幾千年民族悲苦歷史的縮影。詩人以舒緩的筆調抒寫了一個北方的小村莊。北方的村莊荒涼而沉滯,古老的路,枯干的田野,昏暗的燈光,吱啞的輪子,還有“一副厚重的,多紋的臉”,這張臉是勤苦農民的象征,也是久經滄桑的苦難民族的象征。沉默凝重的父親形象如特寫鏡頭一樣凸現在畫面上,兒子的啼哭打破了畫的寧靜,哇嗚哇嗚的哭聲“從屋頂傳過屋頂”。父輩的生命是艱辛苦澀的,子輩則應代表新生和希望,然而,他們長大成人后,仍和父親“一樣地躺下,一樣地打鼾”,兒子將和父親一樣地勞作,一樣地辛苦,一樣地疲憊,一樣地麻木和呆滯,民族的苦難就這樣一代一代地延續下去,這是何等不幸,何等悲涼。在對民族災難進行現實觀照同時,還包含著詩人對人類命運的形上思考,滲透了詩人強烈的生命悲劇意識。詩人以平靜柔和而又令人辛酸的抒情筆調,深刻地揭示了40年代中國農村的生存面貌。
  穆旦的許多詩,都有著荒涼而悲壯的沉痛心情。他不滿于黑暗的社會現實,不滿于罪惡的侵略戰爭。在《七七》中,通過對“七七”這個紀念日的抒寫,濃縮了八年抗戰里人民的艱辛;《反攻基地》犀利地諷刺搶奪抗戰勝利果實的反動派;《通貨膨脹》揭露了通貨膨脹帶給社會人們的種種危難。他的詩表現出鮮明的歷史時代內容和根植于現實土壤的民族精神,但是他對動蕩時代民族苦難的認識和感受又超越一般現實主義詩人所達到的深度,他對苦難的展示不是赤裸裸的簡單再現,而是融入了豐富的人生體驗和深刻的理性精神。“他看到在田野中勞作的農民——這種悲痛,幸福與自覺,負疚交織在一起的復雜心情,使穆旦的詩顯出深度和厚度。”(注:袁可嘉:《九葉集·序》,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這種悲痛”是正義勇敢者的悲痛,是有良心良知的中國人民的悲痛,是有著思想自覺性和反思精神的知識分子的悲痛。這種悲痛,是在絕望里期待希望,在希望里見出絕望。詩人高呼“我們希望我們能有一個希望/然后再受辱,痛苦,掙扎,死亡”,可是“當多年的苦難以沉默的死結束/我們期望的只是一句諾言/然而,只有虛空,我們才知道我們仍就不過是/幸福到來前的人類的祖先”,希望只是虛空,我們的民族積壓著多年的恥辱,卻仍然還要在漫長的黑暗里繼續摸索。但詩人在中華民族苦難的沉默中,還是看到了她積蓄的力量,蘊藏的期望。“希望,系住我們。希望在沒有希望,沒有懷疑的力量里,”希望深藏在祖國母親的痛苦和悲哀里,“在永遠被蔑視的,沉冤的床上/在隱藏了欲念的,枯癟的乳房里”,詩人痛苦而熱切地吶喊:“我們必需扶助母親的生長/我們必需扶助母親的生長/我們必需扶助母親的生長”,在這氣勢磅礴的排比詩行里,我們看到了知識分子對祖國母親深沉的期盼,堅定的信仰和積極承担責任的自覺精神。
  在《贊美》一詩中,詩人高度贊揚了一個忍辱負重的民族的潛在力量。荒涼的土地,茫茫的野草,低壓的暗云,單調的流水,說不盡的災難,干枯的眼淚,我們的民族“無言的痛苦是太多了”,但詩人卻以深沉而熱烈的感情歌唱:“我要以荒涼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騾子車,/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陰雨的天氣,/我要以一切擁抱你,你/我到處看見的人民呵/在恥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僂的人民,/我要以帶血的手和你們一一擁抱。”詩人要以帶血的手和人民擁抱,這是多么偉大深厚的感情。在恥辱里生活的人民,他們衣衫襤褸,背脊佝僂,身上負載著一代又一代的希望與失望,無數次的受難,在饑餓里的忍耐,無盡的寒冷,不可知的恐懼,漫長的等待,人民承受的痛苦與不幸實在是太多了。然而,人民“把希望和失望壓在他身上”,對一切深重的苦難,都是無言的,他們從不回頭詛咒,只是默默辛勤地勞作,詩人從忍辱負重的人民中,看到了中華民族潛在的巨大力量。我們的人民盡管生活得如此步履艱難,承受著如此多的磨難,然而卻是堅實而極富生命力的,是無法摧毀和不可消滅的。由此,詩人爆發了一詠三嘆的反復歌唱:“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這樣的歌唱是沉重的,深刻的,有力的,正如袁可嘉所言:“悲中有壯,沉痛中有力量”(注:杜運燮、袁可嘉、周與良編:《一個民族已經站起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頁。)。
  我們讀穆旦40年代的詩作,不能不強烈地感受到他在中國新詩史上獨特而顯赫的地位。他的詩作標志著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已跨越二、三十年代而真正走向成熟,標志著中國現代主義詩藝繼李金發、戴望舒、卞之琳等現代詩人之后已攀登到一個時代的巔峰。作為一個大詩人,他有一個敏感而壓抑、痛苦而豐富的靈魂。他對自我的審視是那樣無情和深刻,對民族的憂患又是那樣豐富而深廣,對現代社會那樣強烈地不滿與反抗,對人民及整個人類命運那樣深切地關注與焦灼,由此使他的詩充滿“動”的精神和“大的哲學”。穆旦在詩歌創作上,不斷追求創新而“陌生化”,不斷尋求新的表現領域,同時又十分關注自身的審美性。可以肯定,穆旦的詩能達到同時代詩人難以企及的藝術高度,不但是其非凡的詩藝使之然,更是其卓越的詩質精神所致。穆旦的詩是偉大的,穆旦的詩魂是不朽的!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氵加是
《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40~4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龍泉明/汪云霞20012001穆旦在40年代的詩歌創作呈現出對人類生存狀況、民族前途命運形而上思考的痛苦凝重的情感色彩。生的希望與絕望、愛的欣喜與悵惘、民族的期待與災難等都在他的詩中交織、扭結、矛盾和沖突。透過其詩,可以感受出詩人躁動、苦悶、壓抑和焦灼的痛苦靈魂。他是一位充滿著矛盾與痛苦而又不斷地面對矛盾、咀嚼痛苦的詩人。生命/愛情/民族情懷/痛苦的靈魂life/love/national concern/tormented soul收稿日期:2001-05-07The Tormented Soul:On Mu Dan's Poetical Creation in the1940sLONG Quan-ming,WANG Yun-xia(Chinese Department,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China)Mu Dan's poetical creation in the 1940s takes on an emotional coloring of dignified suffering arising from a metaphysical reflection of human existence and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the Chinese nation.The hope and despair of life ,the exaltation and listlessness of love,the nation's aspirations and mischance,which stand in contrast and conflict ,are interwoven and mingled in his poems.From these works we can perceive the poet's restless and agonized soul subjected to distress and torment.Mu Dan is a poet suffering from conflict and agony while constantly confronting himself to conflict and agony.龍泉明(1951-),男,四川武勝人,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中文系,湖北 武漢 430072 汪云霞(1977-),女,湖北武漢人,武漢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武漢大學中文系,湖北 武漢 430072 作者:《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40~4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龍泉明/汪云霞20012001穆旦在40年代的詩歌創作呈現出對人類生存狀況、民族前途命運形而上思考的痛苦凝重的情感色彩。生的希望與絕望、愛的欣喜與悵惘、民族的期待與災難等都在他的詩中交織、扭結、矛盾和沖突。透過其詩,可以感受出詩人躁動、苦悶、壓抑和焦灼的痛苦靈魂。他是一位充滿著矛盾與痛苦而又不斷地面對矛盾、咀嚼痛苦的詩人。生命/愛情/民族情懷/痛苦的靈魂life/love/national concern/tormented soul收稿日期:2001-05-07
2013-09-10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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