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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明清的官·京官與外官》
《中國明清的官·京官與外官》
周 劭     阅读简体中文版

    官的種類,有京官與外官之分,區區京師方寸之地,設置許多官署,任了不知多少大大小小的官。在輦轂之下,伴隨著皇帝建立了中央政府,發號施令治理偌大的國家和人民。在京里的官叫“京官”,在各省以及出使外國的稱為“外官”。若以與外官對稱,則京官似乎應稱為“內官”才是。不過這千萬使不得,因為“內官”另有其官,這種“內官”與一般人很不同,即供皇帝一家奔走役使的太監是也。“太監”是正式的名稱,其別稱也很多,什么“宦官”、“寺人”、“閹人”、“公公”等等,又可以稱為“內臣”。不過替皇帝私人辦事的還有一所衙門,叫做“內務府”,那里的官員倒不是太監,而也有堂官和司員,和六部衙門無異。它的堂官不叫尚書、侍郎而叫“內務府大臣”。因為是皇帝的私人賬房,對之特別親近。領內務府大臣的,有時也可由親王充當,是最容易發財致富的京官,幾乎全由旗人來當.這種美缺漢人無由問津。

  京官與外官有許多很大的不同.大致是京官清貴而外官鄙俗,京官窮瘠而外官富肥,京官品級高外官低,京官多受禮遇,外官則卑躬屈節,京官升遷速化而外官則舉步維艱。總之,同樣是官,京官是金馬玉堂、木天清華,外官則被稱為風塵俗吏、手版腳靴等等。看了上述的異點,可知外官遠不及京官。但仍有些京官謀求外放,以“一麾出守”為幸事。其故安在,蓋即一個“錢”字而己!

 中國土地遼闊,州縣多以千計,臨民之官,以知縣為最多,但知縣的品級則特低,只是一個七品卑秩,而知縣的頂頭上司的知府則為四品,兩者相差有四五級之多,這四五級中的官都是些府丞、通判、同知等副職,為知縣所不屑升遷的,而要想徑升為知府的正印官,真是比登天還難,除非是“大計”得了“卓異”(外官的治行定期考核,叫做“大計”, “大計”中最優等的稱為“卓異”),或因軍功得到“明保”,否則,做了幾十年的知縣也難望“四品黃堂”,所以不愛錢的潔身自好之士倒渴望去當京官,可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這在明代和清初倒還有一條捷徑,叫做“行取”——凡是知縣當得聲名極好的,朝廷會把他“行取”至京充當京官,這種京官地位也不很高,只是六部的主事和御史,這是仕途上的極榮耀的事,祖餞送別的詩文中,一定會用上“班生此行,榮于登仙矣”那種字眼的。可惜清代中葉以后,這條捷徑也被堵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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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官也有外放做“粗官”的,最大原因是耐不了一個“窮”字,以六部司員中的郎中和員外郎為甚。京官的考核叫做“京察”,凡是京察優等的可望外簡,同樣品級的京官外放可以高一些,郎中、員外郎在京官是四五品,簡外便是道員和知府。據民間傳說做一任知府,便可得“十萬雪花銀”,這是當京官一輩子也無法得到的。

 另一種京官外放是由于考試出了紕漏。清代于院、鄉、會三種正規科舉考試之外,即使在翰林院、詹事府做了文學侍從之臣,還時常要應各種不同名稱的考試,如“朝考”、“大考”、“試差”之類,考得好的,便可簡放試差,或“開坊”授職。考在劣等的便會黜出翰詹衙門,外放到各省去做“粗官”,抗風塵而走俗狀了。

 袁子才是個才子,沒有結婚便中了進士,在翰林院庶吉士教習,按他的文才留在翰苑應是不成問題,可是他偏偏自恃才高,對“清書”不肯好好地學習。“清書”又稱“國書”,是滿洲文字,雖后來學習這種簡陋文字成了具文,但也忽視不得。袁枚在考試時便出了紕漏,把好端端的一位少年太史公丟了,外放到江蘇去當兩任知縣的俗吏,這是隨園老人平生最引為傷心的憾事。

 像袁枚同樣情況的知名學者是趙翼。他本是進呈給名義上主考官皇帝十卷的首卷,狀元唾手可得。不巧,乾隆皇帝居然真的閱卷了。皇帝并不看文章只看籍貫,趙云崧是江蘇鎮江人,而第三卷應為探花的王杰則是陜西人。皇帝認為江蘇的狀元已經夠多了,而陜西則百余年來尚未有過,便把兩卷對掉,云崧老人便屈居第三名了。且禍不單行,按常例一甲三名是不會不在翰林院當京官的.他不知出了什么紕漏,竟外放為道員,而王杰卻做到大學士。

 乾隆朝的江左三大家有兩家都是由京官而為外官,不能青云直上地做大官,而且很早便退休林泉著書自娛;若非如此,則兩人在學術上恐沒有那么高的成就。

 還有一個清季狀元當外官的故事。那是福建閩侯人王可莊,學問很淵博,是光緒年間知名的學人,中了狀元任翰林院修撰,不知怎的,竟致一麾出守,到江蘇做了蘇州和鎮江兩任知府。一個金馬玉堂指日可以官躋宰輔人物,竟然成了風塵俗吏。當然王仁堪當知府也會如蘇東坡、白居易那樣是一位風流太守,但以做官而論,畢竟太委屈他,只能以知府終其身,不再有青云之望了。

 以官的品級而言,同樣的品級,京官便比外官為高。例如京官的侍郎和外官的布政使同為二品,侍郎外放,決不是布政使而是巡撫;六部的司員外放卻可得道員和知府。從前的人喜歡算命排八字,同一年月日時誕生的人,做起官來,一個是京官,另一個是外官,竟然品級和官位完全相同。清代名人有此故事的很多,事涉荒誕,不必多贅。其主要觀點是在說明外官不及京官之清貴,而“祿足以補之”。

  京官與外官的最大區別是在于禮遇方面。在京城當官,因為同在皇帝輦轂之下,不論官級大小,除了皇帝一人之外,高官不敢向卑官作威作福,妄自尊大。以六部而論,任尚書、侍郎堂官的,其下屬司員郎中、員外郎、主事見他們時,只是一揖為禮,而一二品大員的堂官則必須起立致意,不能坐受其揖。清季曾國荃攻克金陵后封了伯爵,有一時期內調為兵部尚書。他以諸生從戎,一直在兵間驕倨慣了,不知道做京官的禮節。有一位司員手持文書來回公事,一揖之后,曾老九竟然不曾起立。那位司員倒是天生傲骨,竟把文書卻回,還教訓堂官一頓,說他不明禮數。曾國荃受了氣,自知干不了這一行,不到一月便上章乞外,仍去做他巡撫總督的外官。

  外官做到封疆大吏,那是天高皇帝遠,由他威福自恣。中級官吏自知府以下,逢轅期因公參見,要呈上手版履歷,行跪拜大禮,口稱“大人”,自稱“卑職”。即使督撫謙和些的,予以座位,也只敢斜著身子,沾上半個屁股,三言兩語不中聽,便被上座手舉茶盞,從者一聲“送客”,這是下逐客令,再有什么話也不能再說。久任外官的左宗棠,更是不把屬下放在眼里,手下的營官盡管都是提督、總兵,翎頂輝煌,卻只好在帳前侍立,沒有坐的份兒。

  外官督撫對屬吏倨傲如此,對京里出來的京官,卻無論官微秩卑,所待禮數便完全不同。外省最高的如藩、臬(niè)兩司,到督撫衙門趨公,也只好從偏門進出。至于京官則必須鳴炮三響,大開正門親出恭迎,待以殊禮。若京官是學政和主考,那更要待以欽差之禮,因為他們是皇帝親派的,見面先要跪下“恭請圣安”。京官則巍然不動,口銜天憲說了一聲“朕安”。于此有一件時常碰到的尷尬之事:學政往往品級很高,倒還罷了,放主考的一般只有七品的翰林院編修和檢討,卻可對督撫分庭抗禮,禮數周到,及至差事完竣,回京復職,不巧從京官外放,又偏偏放到不久前放試差的省份,放的官再大也不過知府,而那相待優渥的督撫卻仍在任。于是只好做此官行此禮,耳聽不見炮聲,門也只好從偏門疾趨,見了大帥,還不是手版腳靴,跪叩如儀。這是官場的笑譚,并非無中生有的捏造。

  外官之苦,還不在禮儀。知縣能做到江南蘇杭一帶,自然大有補償,可怕的是命運不佳,弄到西南邊睡省份,那真是前世作孽今生不修。原來外官向吏部“投供”,多花些捐納,可弄個“指省”的“花樣”,便可指定一個省份,例如蘇、浙等省,自然都是肥沃的縣份;否則便要“掣簽”,掣的時候,真是戰戰兢兢,萬一掣到了廣西、貴州等瘴蠻之區,恐怕連命也會送掉。清初名臣于成龍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是敘他到廣西羅城縣去做知縣的情況,幾乎九死一生,憑著他的毅力,居然給他逃過難關,而且后來當了封疆大吏,這是絕無僅有的事。近人有一部筆記,記述有人到黔、桂一個僻縣去當縣令,知府勸他不要去到任,他偏要去。走了幾十天才到達,見到縣廨竟是三間茅舍,最奇的是縣中并無一個衙役,只在墻壁上畫幾個衙役的人像,作為點綴,而且縣署中擺滿了木主,都是歷來到任的縣令客死于此不能歸櫬的。當外官的苦楚和不幸,竟有如此者,雖不免鋪張渲染過甚,但大致也還是實況。

至于京師,當然不會有那樣苦況的遭遇,而且禮遇優握,升遷速化,可怕的只是一個窮字。雖說朝廷也給他們俸祿,實則所謂俸祿是象征性的,連填飽一家的肚子也不夠,從年初一到除夕,靠的是舉債度日。京城里有的是放官吏債的商人,上至銀兩,下至柴米油鹽,都可借賒,若三節不歸清,便上門索取;還有像舉“麻衣債”的,不惜利息有多么高.言明有了美差才連本帶利歸還。做皇帝的自己窮奢極欲,全不顧當官的死活,所給的俸祿簡直菲薄得可憐,即使以親王之尊,賞食了雙俸,還是活不下去,這個故事得在專節上詳細再說,于此不贅。

  京官當然也不會餓死,他們也有生活來源,主要的是靠外官的孝敬,便是說還是“取之于民”。在各類京官之中,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最清貴而又最精窮的翰林院、詹事府的所謂文學侍從之臣,常常跟著皇帝可以得到一些賞賜,可那些賞賜也不過幾十兩到一二百兩銀子,只是榮耀而并不實惠。文名大的可以給人家寫寫墓志銘、神道碑得到些潤筆,也不是人人都有這種機遇。所以除了舉官吏債之外,渴望的便是放試差,便是翰林院的編修和檢討碰到三年一舉的鄉試,天下廿多個省份便要放四十多個正副主考。這一下便如魚得水,頓時活躍起來,債可以還清,傭仆車馬衣服都煥然一新,真是皇恩浩蕩,調劑調劑他們清苦精窮的生活。

放試差的美惡倒不一定論省份的肥瘠,而要論它的路途遠近,路遠的省份最為美差,第一便是貴州,江南雖為大省,則瞠乎其后。原來二十幾個省份的主考、副主考并不是一起放的,鄉試在八月,貴州的主考在正月便放了,而近在咫尺的順天主考卻要到八月初才放。貴州鄉試的兩位主考來往的途程便要一年多,一路上都是以欽差的體制“馳驛”的,所謂“乘傳”。所過之處,地方大小官員都要接送如儀,當主考的都是文人學士,事先預備好了所書對聯、扇面,不值錢的秀才人情,收回來的程儀可是白花花的朱提。這還不算主考及其隨從每晚所宿驛站的一切被褥餐具,按功令均可席卷而去。但事實也拿不動那么許多,只是臨行時結價帶走了銀兩。職以此故,貴州雖貧瘠,卻遠比近在京師的順天、河南優美得多多。據說,放了一次主考,最最清廉自矢決不出賣“關節”的太史公,也可得三四千兩銀子,則下半生求田問舍、長子孫的費用也有了著落,永遠不必看討債鬼的臉孔了。

另一種是御史,御史的好處是可以專折奏事,即使是風聞也可以上達“天聽”。外官在外省胡作非為,御史只要一聽到風聲,便可白簡從事,所以當封疆大吏的外官.第一先要把本省籍的御史“喂飽”,以免他們無事生非,惹出麻煩。這喂的飼料倒是公開不避人耳目的,一年兩次,在冬天叫做“炭敬” ,夏天則曰“冰敬”,喂飽了當然不會再狺狺(yín)作吠聲了。

“炭”、“冰”兩敬是當京官經常收入的例行公事,至于特殊的孝敬,那便不堪聞問了。兩“敬”大概所有京官都有一些,視其職位之輕重而分厚薄而已。所以都老爺也不會太窮。要是真的窮得揭不開鍋子,則還有一個辦法,即是橫一橫心,去上折參劾一位位高望重的大臣,一旦所劾得逞,自然名利雙收,即使得了譴責,大不了是“回原衙門行走”。原來御史是各衙門官員從考試而得的,回原職也算不了什么,倒可以“直聲震天下”, 自會有人送來好處。
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當御史窮得給債主逼死,只好上折參劾李鴻章,這一下大出風頭,成為當時“清流四諫”之領袖,不但官位迭升,后來李鴻章還把女兒給他作妻子。這是有名的故事,曾孟樸把它寫入小說《孽海花》的。

窮京官還有一項名正言順的收入,叫做“印結”。清代做官的、捐納的、納粟入監的,都要保證他們出身的清白無疵和并非冒籍,這雖是例行公事,卻要同鄉的京官予以具結,蓋印保證,這筆“印結”一年積下來倒也是一個數目,到年終同鄉京官瓜分,以解他們倒懸之厄。

19世紀以前,人的要錢本領究竟還不及后來的大,官吏的貪污小心翼翼,所以“暮夜投金”, 非常隱秘,唯恐人知。有清一代,只有乾隆的寵臣和珅的聚斂,據說超過法國路易王朝,駭人聽聞,其他別無所聞。當京中大官的,如大學士位高望重,軍機大臣主持樞務,除了外官的冰、炭兩敬外,印結費是不屑分肥的了。但還有一項特別收入為中級京官所沒有的,叫做“門包”——凡是外官到京覲見或述職,到中堂和軍機大臣私邸去謁見的,必須向司閽遞送“門包”,當“門政大爺”的仆人,恃此收入,優于其他傭仆,因為他有權可以給來客決定見與不見。到了清末,此風愈演愈烈,原來不過是幾兩銀子的小意思,劇增到一二百兩。同治年開始,恭親王奕以議政王當國,是軍機處的領班大臣,雖賞食親王雙俸,卻仍難維持他府邸的龐大開支,于是異想天開,和“門政大爺”商量,瓜分這筆“門包”,京師傳為笑談,但可見當京官的確是清苦,雖當國的親王亦所難免。這種情況,奕倒可以入史冊的“廉吏傳”。不過到了慶親王奕劻時代,貪風愈熾,區區門包,自然不屑一顧了。

自從雍正年間開始,先是外官,京官繼之,都于正式俸祿之外,添加了官吏的養廉,而且外官的養廉銀數字,遠高于京官,才把兩者的實惠與清貴扯平。那是清代政治的一件大事,須列
專章來敘述了。  
 

2011-04-1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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