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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帛《五行》篇為子思、孟子所作論  ——兼論郭店楚簡《五行》篇出土的歷史意義
竹帛《五行》篇為子思、孟子所作論  ——兼論郭店楚簡《五行》篇出土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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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 B[,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627(200 7)01—0022—08
  一
  1973年湖南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一批帛書文獻,其中《老子》甲本卷后有四篇佚書,第一篇即所謂《五行》篇。此篇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論述仁、義、禮、智、圣為“五行”,第二部分是對第一部分的逐句解說與發揮。依照戰國時文獻往往有經有說的舊例,龐樸先生最先提出應將全篇分為經和說,將第一部分名為經,第二部分名為說①。這種將帛書《五行》篇視為經說結構的看法,得到了研究者的一致同意。
  帛書《五行》篇公布后,龐樸首先指出,書中表達的五行思想,即是荀子在其《非十二子》篇中所批評的子思和孟子一派的“五行”說,龐樸稱為“思孟五行說”。他認為:“我們應該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卷后古佚書之一,是‘孟氏之儒’或‘樂正氏之儒’的作品。”② 是儒家思孟學派的五行說,即被荀子所批評的五行說。應當說,龐樸指出《五行》的思想內容即是荀子所批評的子思孟子一系傳承的五行說,是正確的。
  關于帛書《五行》篇的作者和年代,龐樸開始時推測其成書年代約“在孟子以后或同時”。后來他傾向在戰國后期,故在后來的《帛書〈五行〉篇評述》中提出說:“《五行》篇的特點與價值是,它以戰國后期流行的經與說的形式,繼續思孟學派的心性論,創立自己的知行說……帛書《五行》篇可以說是思孟學派的余波,它對孟子的心性論作了補充和發揮。但《五行》又完成于《易傳》的主要篇章出世之后,因而也吸收了宇宙論成就。”③ 這些說法,把帛書《五行》的成書時代和作者歸結為戰國后期思孟學派的余波。
  絕大多數中國學者的看法與龐樸相同,如整理者之一的韓仲民便稱此篇為“子思孟軻學派的門徒”的作品④。認為此篇作于孟子之前者惟魏啟鵬,20世紀90年代初魏啟鵬作《德行校釋》,認為帛書《五行》是戰國前期子思氏之儒的作品,在孟子之前⑤。此外,也有學者認為此篇作于漢代,以池田知久為代表,他在其《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研究》一書中推論此篇成書于漢代初期(這個觀點在郭店楚簡公布后他已經加以修改,認為成于戰國后期)⑥。
  從今天的觀點來看,即站在郭店楚簡公布以來新的研究的基點上,應當肯定,龐樸20世紀70年代對此篇的研究貢獻有三,第一是分別經與說,這在當時和后來都得到了一致的同意。第二是命名為《五行》,雖然曾有學者有不同意見,如魏啟鵬定名為《德行》,但在郭店楚簡的《五行》篇出土后已很少再有異議。第三是確認此篇的思想內容即荀子所批評的觀點⑦。
  然而,由于郭店楚簡的公布,有了新的證據,使我們在作者和年代的問題上有可能重新加以考察;同時,也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從學術史的角度重新檢討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以往研究,使《五行》篇的研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得以推進。
  二
  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一號楚墓出土一批竹簡。考古學者據楚墓類型學研究推定,該墓入葬時間約在公元前300年⑧。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簡文獻中有一篇, 自題為《五行》,其內容基本同于馬王堆帛書《五行》篇的經部,而沒有說部。首先,這一新的出土資料問世,使得學者們都認為,以往帛書《五行》篇的命名是合理的。其次,竹簡《五行》有經無說的事實,使得學者大都接受這樣的推定,即經與說不是同時完成的。最后,由于竹簡《五行》入葬于公元前300年, 其成書年代必在孟子以前,從而使得以往對馬王堆帛書《五行》篇成書年代的推定必須加以修正。
  仍然是龐樸最先對此作出反應,他說:“荀子批評子思、孟軻編造五行,則此篇既早于孟子,其為子思或子思弟子所作,或大有可能。”⑨ 由于此篇與竹簡的《緇衣》同抄一卷,而《緇衣》在古代被認為子思之作,更加強了學者以《五行》思想為子思一派的看法,于是子思作竹簡《五行》的看法被普遍接受。李學勤甚至認為整個郭店楚簡儒書文獻皆為《子思子》⑩。由于《五行》篇經部的出土,龐樸對帛書《五行》的說部的年代和制作也進一步提出了他的想法:“因此我設想,《五行》篇早先并沒有說或解,帛書所見的說,是某個時候弟子們奉命綴上去的。”(11) 他還推測,其原因“大概是由于荀子的批評,思孟學派的弟子們覺得應該將他們的經典《五行》篇施以解說,以杜討伐,以廣流傳,于是遂有了解說本,如馬王堆所見。”(12) “說文完成的時間,當在《孟子》成書以后,是由弟子們拾掇老師遺說補作出來的。”(13)
  郭店楚簡公布后,有關《五行》篇的研究,主張、結論多同于或近于龐樸,即帛書《五行》篇的經部為子思所作,說部是孟子后學的綴補,唯與龐樸以帛書《五行》在荀子之后的主張不同,李存山主張竹簡《五行》早于《中庸》,帛書《五行》則在孟子之后、荀子之前(14)。郭沂則認為,不僅竹簡《五行》為子思所作,而且帛書《五行》的說的部分的作者亦當為子思門人(15)。郭沂此說無異重新肯定了魏啟鵬的說法,以經說兩部分都定為孟子以前的子思氏之儒的作品。
  三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從帛書《五行》公布到竹簡《五行》篇公布以來,研究者對于帛書《五行》經部與說部的思想差異,以及說部與孟子思想聯系的論點。
  龐樸在早期研究中即提出,帛書《五行》說文中大量引用《孟子》文句,如集大成,金聲玉振等,他說:“對照兩邊引文,自會發現,佚書同孟子,在這里不僅思想相同,而且連語言也一樣,幾乎無需多加說明……據此,可以說佚書中的圣是脫胎于孟子的。”(16) 即使是反對把帛書《五行》篇的思想歸結為思孟學派的池田知久也承認,馬王堆《五行》篇最中心的思想是孟子思想,“馬王堆《五行》所懷抱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作為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孟子思想,這一點毋庸置疑。”當然他認為此篇中也有荀子思想的影響(17)。
  竹簡《五行》和帛書《五行》最大的差異是帛書《五行》的說部突出“仁義”,而竹簡《五行》并沒有突出“仁義”。竹簡《五行》公布后,陳麗桂比勘了竹簡《五行》和帛書《五行》之后,指出竹簡《五行》崇“圣”,而帛書《五行》崇“仁義”,二者思想重點有所不同,基本上說部更切近孟子的觀點,而經部則有所不同(18)。李存山也認為,“正是在孟子思想的影響下,帛書《五行》篇出現了對簡本的種種改編的情況,這些改編是遷就于孟子思想的改編,而其解說,一是解釋原有的文本,二是加進了孟子思想的因素……如果說簡本五行乃是子思(或子思氏之儒)的作品,那么帛書《五行》似可謂‘孟氏之儒’的別派的改編解說本。”他所說的孟氏別派,指的是孟子后學中與孟子思想有所不同的儒者。他還認為,荀子在楚地應見過帛書《五行》篇,其批評包括對此篇的批評,或主要針對的就是此篇(19) 。李景林認為,簡本《五行》從思想結構上應接近孔子,為子思“昭明圣祖之德”,紹述孔子思想之作。而帛本《五行》則強調“仁義,禮知之所由生也”,此說則接近孟子,其說在用語和思想上更接近孟子。從簡本到帛本,其性善論之征愈益明顯(20)。這也是在內容上充分肯定帛書說部的思想近于孟子的思想,但他未就作者問題加以討論。
  可見,從帛書到竹簡,學者大多認為帛書《五行》的說部的思想切近孟子的思想,在這一點上,似無爭議。當然,也有個別學者認為五行思想與孟子有所不同,這一點我們在下節來加以解釋。我們的問題是,如果荀子在《非十二子》中的批評是主要針對帛書《五行》篇,那么荀子究竟根據什么指定說“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四
  現在我們來回過頭來,檢討一下以往有關思孟五行說的論證,看看其中有什么薄弱的環節,又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進。
  首先,我們來看看《荀子·非十二子》篇的那句話: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然而,現存歷史資料并不能提供更多的細節說明被荀子批評的對象。正如龐樸在一開始就指出的:“在流傳下來的孟子書上,以及相傳為子思書上(《中庸》《緇衣》等),也找不到直白無隱的可以佐證荀子的什么五行說。”他又說:“孟子道性善,講仁義禮智‘根于心’的君子本性,這是眾所周知的。孟子當然也沒少談圣,只是,人們似乎從未見到七篇巨著中,孟子曾在哪里把仁義禮智與圣字連舉并提過。至于子思,就更難說了,因為其書已不可考……在現在的《中庸》及版權上疑為子思的《緇衣》、《表記》等《禮記》篇章中,我們似乎同樣并未看到仁義禮智圣五德并舉的字樣。”(21) 此說完全正確。既然今存典籍中很難找到佐證《孟子》、《中庸》中有五行說的資料,那么怎么聯系帛書《五行》篇來證明思、孟本有五行說呢?
  龐樸的特識,是在《中庸》、《孟子》中各找到一例在他看來是五德并舉的例子。對于孟子,他認為“最為關鍵的證據是:孟子也曾將仁義禮智圣并列,來談論人性和天命的關系。”他舉出的《孟子》中的一例資料是: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聲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于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禮之于賓主也,智之于賢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盡心下》)
  龐樸根據朱熹《四書集注》記載的一種說法,認為圣人的人字是衍字,這樣:“現在有了馬王堆帛書,我們可以而且應當理直氣壯地宣布,‘圣人之于天道也’一句中的人字,是衍文,應予削去,原本為‘圣之于天道也’。孟軻這里所談的,正是‘仁義禮智圣’這‘五行’。”(22) 然而,即使如此,我們也得承認,孟子只講“四端”,并未提到“五行”的觀念,而且,《孟子》中上面這一段也不是獨立討論“德行”,而是在《孟子·公孫丑上》的性命論中提出來的。所以,即使我們贊同龐樸對上引文的解釋,我們也不能不說,這一思想在《孟子》中算是“隱晦”的了。僅僅這一條材料就能證明“孟軻和之”嗎?顯然不能(23)。
  龐樸在《中庸》中所發現的仁義禮智圣連用的一例是:
  唯天下至圣,為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三十一章)
  龐樸解釋說:“這里所說的聰明睿智,就是圣;寬裕溫柔,就是仁;發強剛毅,就是義;齊莊中正,就是禮;文理密察,就是智。”(24)
  龐樸對《中庸》這段話的解釋是可以接受的(25)。然而,即使我們承認龐樸的解釋完全成立,我們也不能不說,《中庸》沒有提到“五行”的觀念,比起《孟子》,甚至沒有明提仁義禮智圣五者。把這作為子思在《中庸》表達或倡言其五行說,比起《中庸》本身明確提出的五“達道”,三“達德”,更是過于“隱晦”了。這一條材料就能證明“子思唱之”了嗎?顯然不能。
  所以,最重要的是,僅靠這兩條“幽隱”(借用荀子的用詞)的材料,即使如龐樸的解釋,也決不能證明仁義禮智圣五行說,曾經過“子思唱之,孟軻和之”。相對于竹簡《五行》篇對五行的明確敘述,《中庸》的一段是絕不能證明子思曾經“唱之”,而《孟子》的一段,也絕不能證明孟子曾經“和之”(26)。試想,如果僅僅是《中庸》和《孟子》這兩條材料,荀子能明白指責“子思唱之,孟軻和之”嗎?這兩條材料其實只能說明在《中庸》和《孟子》中有五行說的隱微的痕跡。
  龐樸后來總結其工作與思路說:“這樣,借助于帛書《五行》篇的提示,我們從子思孟子書中也發現了仁義禮智圣的五行;從而反過來,可以確定帛書《五行》之篇屬于思孟學派,確定荀子的批評,不是無根據的。”(27) 但事實上,20世紀70年代的研究只是證明孟子后學的余波有五行說,卻無力證明子思如何唱之,孟軻如何和之。五行說在《中庸》孟子中的幽隱,這一點龐樸和其他學者也是承認的。而我們必須指出,如果《中庸》、《孟子》中“五行”是如此的幽隱,那就表示我們尚未能證明子思曾唱之、孟軻曾和之。所以,學者們在20世紀70年代的研究工作,其實對于“子思唱之,孟軻和之”這八個字,是尚未能予以證明的。這并不奇怪,在郭店竹簡出土以前,這是難以避免的,這是歷史和資料的限制。帛書《五行》充滿孟子思想,而史載孟子學于子思之門人,故說帛書所見的五行說即思孟學派的五行說,是可以成立的;問題在于,我們還必須有其他的證據,其他的解釋,才能使“子思唱之,孟軻和之”這一思想史的歷史得以落實。
  郭店竹簡《五行》篇的出土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重要證據和契機。既然我們承認帛書《五行》篇的思想是思孟學派,現在《五行》篇的經部被證明與說部不是同時完成,經部乃成于孟子之前,而且《五行》的經部與《緇衣》同抄,這就在相當程度上證明了《五行》的經部為子思所作(或傳為子思所作)。有了《五行》經部為子思所作這個結論,“子思唱之”才有了堅實的證明。難道還有比子思作《五行》經文更能佐證“子思唱之”的材料嗎?因此,竹簡《五行》出土后,我們不能僅僅一般地肯定子思作竹簡《五行》,還必須明確地在“子思唱之”的意義上肯定竹簡《五行》為子思所作。
  同理,在此基礎上,只有同時肯定《五行》的說文為孟子所作,才是對“孟軻和之”的最好證明。上面提到,已有的研究無不肯定帛書《五行》的說文近于孟子思想,有些文句也相同,那我們為什么不能直接設想《五行》的說文為孟子所作(至少以孟子的名義或在題名孟子的書中)?我們認為,其實沒有任何文獻的阻礙,妨礙我們作出說文為孟子所作這一合理的推定。問題很明白,只有肯定子思作經文,孟子作說文,才能順理成章地坐實“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所以,如果竹簡《五行》是子思所作,那么,很明顯,荀子說的“子思唱之”,就絕不是指《中庸》而言,而必是指《五行》經部而言。換言之,以往的論證方法,用《中庸》的隱微的仁義禮智圣說去證明“子思唱之”是遠不夠的。由此也可知,荀子說“孟軻和之”,也絕不是指《盡心》篇的一句,而必另有所指,用《盡心》篇的一句去證明“孟軻和之”是遠不夠的。既然荀子指名批評子思、孟軻,必有二人明白倡導五行說的作品為之根據,換言之,荀子應看到過帛書《五行》篇的文獻,而且他知道此篇乃子思唱之于經,孟軻和之于說,所以他才有這樣明確的批評。此一“子思唱之,孟軻和之”的《五行》篇,是荀子作出如此批評的主要根據(雖然不見得是唯一的根據),而他所批評的無類、無說、無解,當即指子思唱之的《五行》經部而言。
  事實上,龐樸在其最早的研究中曾經提到,《五行》篇也可能出于《孟子外書》(28)。此說亦見于清儒劉臺拱《荀子補注》,其書云:“趙岐稱《孟子》有外書四篇,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五行之說或出于此,今則不可得而聞也。”(29) 其實,《孟子外書》所收,不見得不是孟子的著作,只是此四篇的篇名, 似不能與《五行》篇相容。蓋此篇單獨行世,不在孟子十一篇內,或在子思子二十三篇之中,亦不無可能。
  至于帛書《五行》篇說部與孟子思想的異同,也不會妨礙我們以說文為孟子所作或以孟子之名傳世。《五行》說文若為孟子所作,當在孟子學于子思之門人的中年,而不是退而與萬章之徒作七篇的晚年,故《五行》說文的思想和晚年七篇的思想有一定差異是可以理解的。而此篇若以孟子之名傳世,則其中還可能有孟子后學的若干增飾,這也是可以想見的(30)。
  郭店《五行》篇出土,在有關《五行》篇的作者和時代的問題上,給了我們新的思考的空間,使我們有可能得出比以往更為合理、更為符合歷史真實的結論,也將使我們對子思和孟子的研究開展出新的局面。這就是郭店竹簡《五行》出土的歷史意義與重要價值。
  注釋:
  ① 參看龐樸:《竹帛〈五行〉篇與思孟“五行”說》,載《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00頁。
  ② 龐樸:《馬王堆帛書解開了思孟五行說古謎》,載《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132頁。
  ③ 龐樸:《帛書〈五行〉篇評述》,載《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156頁。
  ④ 韓仲民:《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概述》,《文物》1974年4期。
  ⑤ 魏啟鵬:《德行校釋》,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版,第105頁。
  ⑥ 池田知久:《郭店楚簡五行研究》,《郭店簡與儒學研究》,中國哲學二十一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頁。
  ⑦ 也有少數學者對此有不同意見,如李耀仙、趙光賢。黃俊杰曾指出,這些反對以《五行》為思孟五行的主張都不能獲得帛書內容的支持,故無法成立,見黃俊杰《中國孟學詮釋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頁。
  ⑧ 除原發掘報告外,參看彭浩《郭店一號墓的年代及相關的問題》,載陳福濱主編《本世紀出土思想文獻與中國古典哲學研究論文集》下冊,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頁。
  ⑨ 龐樸:《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引言)。
  ⑩ 李學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發現》,《中國哲學》二十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1)(12) 龐樸:《竹帛〈五行〉篇比較》,載《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94頁。
  (13) 龐樸:《竹帛〈五行〉篇與思孟五行說》,載《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104頁。
  (14) 李存山:《從簡本五行到帛書〈五行〉》,載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頁。
  (15) 郭沂:《郭店楚簡與中國哲學》,載《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575頁。
  (16) 龐樸:《馬王堆帛書解開了思孟五行說古謎》,載《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130頁。
  (17) 池田知久:《郭店楚簡五行研究》,《郭店簡與儒學研究》,中國哲學二十一輯,第97—98頁。
  (18) 陳麗桂:《從郭店竹簡〈五行〉檢視帛書〈五行〉說文對經文的依違情況》,載陳福濱主編《本世紀出土思想文獻與中國古典哲學研究論文集》上冊,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頁。
  (19) 李存山:《從簡本〈五行〉到帛書〈五行〉》,載《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46頁。
  (20) 李景林:《從郭店簡看思孟學派的性與天道論》,載《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633頁。
  (21) 龐樸:《帛書〈五行〉與思孟五行》,載《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100頁。
  (22) 龐樸:《馬王堆帛書解開了思孟五行說古謎》,載《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131頁。
  (23) 何況,即使在《五行》篇中也說“圣人知天道”,則《盡心》中的圣人的人字是否衍字,還在未定。
  (24) 龐樸:《思孟五行新考》,載《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142頁。
  (25) 但若苛求地說,在此五者之前已經有了“至圣”的圣,若再說聰明睿智為圣,則似嫌重復。
  (26) 雖然荀子用了“幽隱”二字批評子思,但這二字絕不能解釋為子思連仁義禮智圣都沒有明白連用,而只在《中庸》里含糊帶過。
  (27) 龐樸:《竹帛五行篇與思孟五行說》,載《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102頁。
  (28) 龐樸在《馬王堆帛書解開了思孟五行說古謎》的結尾提出帛書《五行》篇“是孟氏之儒或樂正氏之儒的作品,也許竟是趙岐刪掉了的《孟子外書》四篇中的某一篇”,見其《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132頁。
  (29) 影山輝國在其1985年的論文引用了此條注釋。見其論文《思孟五行說》,《東京大學教養學部人文科學學科紀要》八十一輯,1985年版。按趙岐《孟子題辭》云:“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著,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前人斷句,以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為四篇篇名,但孝經之題名頗可疑,疑經字乃衍字,故改之如此。
  (30) 魏啟鵬認為,五行篇與孟子有很多可以互相印證之處,但五行篇不是孟子后學所作,也不宜籠統視為思孟學派之作,其主要理由是二者間有精粗之別,理論思維有高低之別。見其書《德行校釋》,第105頁。李存山認為五行說部因受到五行經部文本和孟子思想兩方面的限制,所以與孟子的思想有同有異。李文見《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45頁。

孔子研究濟南22~29B5中國哲學陳來20072007
竹帛《五行》篇/子思/孟子
基于20世紀70年代以來對《五行》篇研究的學術史檢討,從以往研究的薄弱環節出發,依據郭店竹簡出土后研究的新發展,可以推定《五行》篇經部為子思作、說部為孟子作,這一結論呼應了荀子的所謂“子思唱之,孟軻和之”,是合理的。
作者:孔子研究濟南22~29B5中國哲學陳來20072007
竹帛《五行》篇/子思/孟子
2013-09-10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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