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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賢若干問題考辨
竹林七賢若干問題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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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109.9 文獻標識碼:A
  竹林七賢是魏晉時期頗有影響的文士階層。他們在文學、哲學、藝術等方面的成就和造詣,他們的人生態度和處世方式,他們的個性精神和人生追求,對當時的社會和世風,對魏晉文化的形成,對其后的文士階層,乃至對整個中國文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于他們,學術界一向多所留意,出現了一些很有見地的研究成果。但也有一些問題尚待澄清,如竹林七賢之稱、竹林所在地、竹林之游的時間、七賢何以有竹林之游等等。關于這些問題,筆者有一些粗淺之見,發表出來,以就教于方家。
      一、關于竹林七賢之稱
  七賢之稱始見于東晉孫盛《魏氏春秋》。《三國志·魏志·王粲傳》附《嵇康傳》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云:
  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瑯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游于竹林,號為七賢。
  《文選》顏延之《五君詠·向常侍》注引《魏氏春秋》亦載:“康寓居河內之山陽,與河內向秀相友善,游于竹林。”阮籍、嵇康等人同游于竹林,人數恰好和孔子所說的“賢者七人”相吻合,故時號“竹林七賢”。
  稍后于孫盛的袁宏有一部《名士傳》,他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王jùn@①沖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為中朝名士。”(見《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于是又有了竹林名士之說。但是,袁宏所說的竹林名士僅有阮籍等六人,而不包括阮籍的侄子阮咸。因此可以說,竹林七賢之說自袁宏開始已經有了不同的說法。
  《魏氏春秋》記竹林七賢事僅“游于竹林”一語,太過簡略。比較而言,《事文類聚別集·禮樂部》引《魏記》和《世說新語》,對竹林七賢的記載就顯得詳細一些。《魏記》這樣寫道:“譙郡嵇康,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友善,號竹林七賢,皆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世說新語·任誕篇》亦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瑯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七賢雖非同郡同里,但因他們“皆豪尚虛無,輕蔑禮法”,有相同或相似的志趣愛好,對當時的社會有大體相同的感受,故能慕名相訪,一見如故,“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把身外的險惡、世事的齷齪忘了個一干二凈。
  根據《魏氏春秋》《魏記》和《世說新語》等書的記載,竹林七賢包括陳留阮籍、阮咸叔侄,河內山濤、向秀,祖居譙郡而寓居河內山陽的嵇康,瑯邪王戎,沛國劉伶。這也是后世較為一致的看法。但據史料記載,參與竹林之游的還有另外兩個頗為重要的人物,他們就是呂巽、呂安兄弟。呂氏兄弟是魏鎮北將軍呂昭之子。巽字長悌,曾任相國掾,依附于司馬氏,深得司馬昭的寵信;安字仲悌,氣慨不凡,不喜仕宦。二人與嵇康、山濤、向秀等有交往,尤其是呂安,還是竹林之游中的活躍人物。
  呂安是東平(今山東東平)人,與嵇康是好朋友,每當思念嵇康之時,不遠千里,命駕從之;有時嵇康不在,其兄嵇喜想代替弟弟招待,呂安卻是不屑一顧,寧愿獨宿車中,也不與嵇喜來往。待嵇康回來,盡興方去。《晉書·嵇康傳》稱:“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向秀與呂安也是好朋友,《晉書》本傳說他“與康偶鍛于洛邑,與呂安灌園于山陽,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費。或率爾相攜觀原野,極浪游之勢,亦不計遠近,或經日乃歸,復修常業。”竹林七賢中年齡最長的山濤,和呂安也是很要好的朋友,《晉書·山濤傳》載:
  (山濤)性好老莊,每隱身自誨。與嵇康、呂安善。后遇阮籍,便為竹林之游,著忘言之契。呂安不僅與嵇康、山濤、向秀是好朋友,而且待嵇、阮等人會合后,他還參與了竹林之游。既預竹林之游,則其和竹林七賢的關系也就不言自明了。有人認為竹林七賢中王戎最小,竹林之游時,王戎方及弱冠,與眾人年齒懸殊,名列七賢之中,恐非得當。而呂安與嵇、阮等人情款,理應列名竹林賢士。此說與理可通,可惜史無此稱,只好暫備一說。
  呂安的兄長呂巽,原來與嵇康也是至交,正如嵇康《與呂長悌絕交書》所云:“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故數面相親,足下篤意,遂成大好。由是許足下以至交,雖出處殊途而歡愛不衰也。”后來,呂巽計淫弟媳,呂安欲告發,嵇康因是呂氏兄弟的朋友,從中調停,所謂“蓋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恙也。”不料呂巽出爾反爾,誣告呂安不孝,呂安因此下獄。嵇康憤而與呂巽絕交,上書為呂安辯白,結果也被牽扯進去。嵇康與呂巽交惡在魏元帝景元中,竹林之游在此之前,就時間上推論,呂巽也有參與竹林之游的可能。不過,竹林七賢之說乃是取孔子“賢者七人”之意,故當時孫盛等僅舉七人,如將呂氏兄弟列名竹林名士,雖無妨大雅,卻有礙宏旨。
      二、竹林究竟在何地
  竹林七賢既是以竹林而得名,那么就有必要對“竹林”所在地作一考辨。
  陳寅恪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中,對竹林七賢之“竹林”二字作了這樣的解釋:“‘竹林七賢’是先有‘七賢’而后有‘竹林’。‘七賢’所取為《論語》‘作者七人’的事數,意義與東漢末年的‘三君’、‘八俊’等名稱相同,即為標榜之義。西晉末年,僧徒比附內典、外書的‘格義’風氣盛行,東晉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賢之上成為‘竹林七賢’。”古時,天竺國有五精舍,竹林精舍即其一,傳為如來說法之所。陳寅恪先生以為竹林七賢之“竹林”,是僧徒比附佛教經典“格義”的結果,所謂“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之于七賢之上”,視竹林為烏有。
  范壽康先生則有不同的看法。他說:“就年齡講,山濤長于嵇康十八歲,長于阮籍五歲,長于王戎二十九歲,所以山濤在竹林之游里面是一個年長的主持者。而山濤的鄉里懷縣又系河內郡的郡治,大概他們的游宴之地也是以懷縣為中心的。至于所謂竹林,似乎并無一定的地點,他們七人都喜歡選擇附近各處的竹林作為集會的地方就是了。”(《中國哲學史通論》第三編第二章)范壽康先生肯定竹林的存在,卻認為竹林并無一定的地點,這是其一;其二,山濤年齡最大,而山濤的鄉里又在河內郡的郡治懷縣,所以范壽康先生又推定竹林是在懷縣“附近各處”,山濤是竹林之游的主持者。
  竹林究竟當作何解呢?陳寅恪先生以為取自天竺“竹林”,是據兩晉之際佛教盛行而言。應該說,其推論是言之有據的。但是,這種推論和《魏氏春秋》“游于竹林”的記載不相吻合。《魏氏春秋》兩言“游于竹林”,則竹林是一個有確指的地方當是無疑。陳寅恪先生征引的《世說新語》,也有類似《魏氏春秋》的記載,如上文所引《世說新語·任誕篇》稱阮籍等人“常集于竹林之下”,所言竹林當非子虛烏有,同樣應是一個有確指的地點。至于后來人們把至交好友間的交往稱作“竹林之游”,則是借用七賢“游于竹林”的事典,不能與“游于竹林”等量齊觀。
  事實上,竹林不僅是實實在在的地點,是一個可供宴游的場所,而且其地理方位也是可以大體確定的。不過,它并不如范壽康先生推定的那樣在懷縣(今河南武陟西南)“附近各處的竹林”,而是在嵇康的寓居地山陽縣,即今河南焦作修武一帶。
  《魏氏春秋》敘述竹林七賢的交往時,是以“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領起的。這種敘述方式很值得注意。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說嵇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顯然是說嵇康與人交游的地點是山陽縣。《文選》注引《魏氏春秋》說嵇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河內向秀友善,游于竹林”,同樣包含著竹林在山陽縣的意思。
  竹林七賢中雖然山濤年齡最大,但中心人物卻是嵇康。關于這點,從《晉書》敘竹林之游于《嵇康傳》,可以得到明確的答案。此外,竹林七賢的相識和交往,嵇康也是一個關鍵的人物。嵇康當初寓居山陽,因家中貧苦,只好靠打鐵的手藝維持生計,這就是本傳中所說的“初,康貧居,嘗與向秀共鍛于大樹之下,以自贍給”。向秀少時為同郡山濤所知,也許正是因了這個緣故,嵇康與山濤也成了好朋友。竹林七賢中的其他人物,也是在山陽與嵇康相識并著忘言之契的。瑯邪王戎與嵇康相識于山陽,相處時間最長,曾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嵇康與阮氏叔侄相識于何處,史無記載,但從《山濤傳》“與嵇康、呂安善,后遇阮籍,便為竹林之游”,和《阮咸傳》“與叔父籍為竹林之游”的記載來看,嵇康是在山陽與阮氏叔侄相識的;沛國劉伶可能是嵇康最后結識的一個。《劉伶傳》說“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則劉伶與嵇康相識當是在嵇康與阮籍相識之后。
  竹林之游既然是以嵇康為中心,而嵇康又是寓居在山陽縣,那么,竹林之游在山陽當無可疑。于是又引出了下面的問題:竹林在山陽縣什么地方呢?
  酈道元《水經注·清水篇》有一段文字很值得注意:
  長泉水出白鹿山,東南伏流,逕十三里,重源浚發于鄧城西北,世亦謂之重泉也。又逕七賢祠東,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變貞萋,向子期所謂山陽舊居也。后人立廟于其處。
  廟南又有一泉,東南流注于長泉水。郭緣生《述征記》所云“嵇公故居,時有遺竹也。”文中所說的“七賢”即竹林七賢。酈道元是北魏人,其所言“后人”,實即酈道元的前人。這就是說,早在酈道元之前,山陽縣長泉水流域已有七賢祠,用以祭祀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賢。七賢祠東,長泉水兩岸,翠竹成林,郁郁蔥蔥,四季長青。酈道元認為,這里就是向秀在《思舊賦》中所說的嵇康山陽舊居。
  上文所說的郭緣生是晉朝人,其生活年代與竹林七賢相去不遠。《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引其《述征記》云:“山陽城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今悉為田墟,而父老猶謂嵇公竹林,時有遺竹也。”盡管經過人世滄桑,嵇康園宅已悉為田墟,但當地父老仍然把它稱作“嵇公竹林”,這不僅是因為郭緣生撰《述征記》時尚有遺竹存其園宅舊址,而且主要的是因為這個地方曾經是嵇康與其他諸賢宴游之處。試想一下,一個遠離縣城的村落,只是因了嵇康的緣故,四方賢士慕名而來,在嵇康園宅附近的竹林里飲酒賦詩,肆意酣暢,這在當時該是怎樣的一種盛事,該會產生多大的影響!嵇康園宅雖然已經不存在,但當地人仍然把它稱作“嵇公竹林”,就足以說明這件事情的影響。同樣是因了這件事情的影響,清代以前,修武縣嵇康故里有鄉建制,稱作七賢鄉。清人馮繼照《修武縣志》卷三《輿地志·古跡》有“七賢鄉在縣東北”的記載,就是明證。
  根據《述征記》、《水經注》和清修《修武縣志》等書的記載,嵇公竹林,也就是七賢宴游的竹林,在古山陽縣城東北二十里,長泉水西岸。長泉水出自山陽縣城北偏西一點的白鹿山,白鹿山東、山陽縣城北是清水的發源地黑山。《水經注》說:“清水出河內修武縣之北黑山。黑山在縣北,白鹿山東。清水所出也,上承諸陂泉以成川南流,西南屈曲,瀑布垂巖懸河,注壑二十余丈,聲震山谷。”可見,清水出黑山時十分壯觀。長泉水作為清水流域的一條溪水,酈道元為《水經》作注時把它記錄了下來,為我們考定嵇公竹林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長泉水發源于白鹿山,東南流十三里,與鄧城西北的重泉水匯合,繼續朝東南方向而去,經過七賢祠,折而向東。這就是說,嵇公竹林在長泉水由東南向東的轉彎處,而這里距古山陽城約二十里。山陽城遺址至今尚存。有山陽城遺址作參照,循著《述征記》和《水經注》提供的線索,找到嵇康園宅和嵇公竹林的舊址,當不是什么難事。
      三、關于竹林之游的時間問題
  竹林七賢生卒年可考者,只有阮籍、嵇康、山濤、王戎四人。阮籍生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卒于魏高貴鄉公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冬,享年54歲;嵇康生于魏文帝黃初四年(公元223年), 景元三年(公元262年)被司馬氏殺害;山濤在竹林七賢中年齡最大, 生于建安十年,卒于西晉武帝太康四年(公元283年); 王戎是七賢中年齡最小的,生于魏明帝青龍二年(公元234年),西晉惠帝永興二年(公元305年)死于郟縣。向秀、劉伶、阮咸生卒年無考,生年約略與嵇康相仿,卒年皆不詳。向秀晉惠帝永康元年尚在世,劉伶永康二年還在,阮咸晉武帝咸寧太康間仍健在。《晉書》七賢本傳雖多次提及竹林之游,但起于何時,結于何時,卻語焉不詳。
  竹林七賢中嵇康死得最早,而王戎是七賢中年齡最小的。因此,竹林之游的時間,應是在王戎成年之后和嵇康遇害之前。據《世說新語》記載,王戎15歲時已與阮籍有交往,但此時畢竟年齡尚小,還正在其父王渾的保護下。王戎自己出去闖世界,是在20歲前后。《世說新語·簡傲篇》載:“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王戎剛滿20歲,已可與長他24歲的阮籍舉杯對飲,杯觥交錯,具備了與其余諸賢“肆意酣暢”、“縱酒昏酣”的基本條件。因此,把竹林之游的起始時間定在王戎成年前后,大體是不會錯的。而此時正是魏齊王曹芳嘉平初年,這時的嵇康剛過而立之年,已堪當竹林之游的主持人。
  考阮籍、山濤行實,亦可證上述推論。
  據《晉書·阮籍傳》記載,曹爽輔政時,曾召阮籍為參軍,阮籍以身體有病為借口,堅辭不就。過了一年多,曹爽被司馬懿誅殺,阮籍因未應曹爽之召而躲過了這場劫難。司馬懿秉持朝政后,阮籍又被迫出來做官,先后任司馬懿、司馬師父子的從事中郎,但因“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曹爽在魏齊王曹芳正始十年被殺,即公元249年。阮籍“屏于田里”在此之前, 再次出仕則在此之后,即嘉平年間。但因他“不與世事,酣飲為常”,因此還是有機會參與竹林之游的。
  正始年間,山濤也曾隱居,其時間與阮籍約略相同。《晉書》本傳載,山濤“為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山濤料到朝中將發生重大變故,就激流勇退,隱居了起來。他再次出仕,是在嘉平末正元初。《晉書》本傳稱:“(山濤)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山濤的從祖姑是司馬懿的妻子,司馬師、司馬昭兄弟的母親。通過這層關系,山濤又重新踏上了仕途。山濤出仕借助的是司馬師的力量,則其出仕時間不會遲于正元元年,即公元255年, 因為次年二月司馬師就在征討文欽之役中病死在許昌;再次出仕后,山濤離開了河內,參與竹林之游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根據上面的論述,大體可以確定七賢游于竹林的時間。王戎15歲時隨父出游,20歲時已與阮籍等名士舉杯共飲,坐而論道。如果將竹林之游的時間定在王戎15至20歲之間,即魏齊王曹芳嘉平初年,大體是正確的;竹林之游結束的時間,應在山濤再次出仕之前,即嘉平末年。這一推論與晉陶潛《群輔錄》所說的七賢“嘉平中并居河內山陽,共為竹林之游”是相吻合的,因而大抵也是可信的。
  事實上,竹林之游七賢齊聚的時候并不是很多。《世說新語·排調篇》載:“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這里只說嵇、阮、山、劉、王諸人,而不言向秀,則向秀不在其中可知矣。待山濤再次出仕后,竹林之游雖未作結,但已無齊聚可言了。到了景元三年嵇康遇害,景元四年冬阮籍病死,向秀“應本郡計入洛”,王戎“為時之所羈紲”,竹林之游遂告徹底結束。
  收稿日期:1998—11—12
中州學刊鄭州106~109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衛紹生20002000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竹林七賢,生當魏晉易代之際,經歷了較常人更多的人生坎坷和磨難。他們以其不同凡俗的道德文章和社會文化行為,有力地影響著兩晉文風、世風和士風。但是,有關他們的一些史實,如七賢指的是哪七個人,竹林當作何解,竹林之游的起迄時間等,都有一些不同看法。本文梳理史實,詳為考證,對竹林七賢的若干問題提出了新的見解。竹林七賢/竹林/竹林之游衛紹生,(1957—),男,河南項城人,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從事古代文學和文化學研究。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河南 鄭州 450002 作者:中州學刊鄭州106~109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衛紹生20002000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竹林七賢,生當魏晉易代之際,經歷了較常人更多的人生坎坷和磨難。他們以其不同凡俗的道德文章和社會文化行為,有力地影響著兩晉文風、世風和士風。但是,有關他們的一些史實,如七賢指的是哪七個人,竹林當作何解,竹林之游的起迄時間等,都有一些不同看法。本文梳理史實,詳為考證,對竹林七賢的若干問題提出了新的見解。竹林七賢/竹林/竹林之游
2013-09-10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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