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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論古代中緬音樂文化交流
簡論古代中緬音樂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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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緬兩國山水相連,民族相通。公元前2世紀,現被譽為“西南絲綢之路”的古南道已溝通了中緬兩國,中緬已開始了早期的經濟文化往來[1](P510)。至于兩國的政治聯系大約始于公元1—2世紀。據史料記載,公元94—120年間,緬甸境內敦忍乙、撣國、僬僥等部落紛紛遣使到中國,奉獻犀牛、大象、珍寶以期通好。東漢王朝則回贈金銀,封贈官銜。此后中緬政治、經濟、文化的友好往來不斷發展。到了801年驃國王子舒難陀率領一個有樂工35人、樂器22種的大樂隊訪華,其歌舞表演轟動了唐朝京城長安。9—11世紀,緬甸蒲甘王朝達極盛時代,繼續向宋王朝及中國地方政權大理國進獻犀牛、大象及香物。在13世紀中緬兩國為爭奪金齒地區爆發了戰爭,16世紀中以后,隨著東吁王朝統一緬甸,并向周邊地區擴張,中緬之間進行了長達數十年(1573—1606)的戰爭。1790年緬王借清乾隆帝壽誕派使祝賀之際,請求賜封并開關禁,中緬關系恢復正常。1885年英國發動第三次侵緬戰爭,雍籍牙王朝滅亡,中緬關系演變成了中國與英屬緬甸的關系。
        一、東漢時期撣國王“獻樂及幻人”的歷史意義
    根據印度古籍《政事論》記載和史學家的研究,約在公元前4世紀,中國貨物已從四川經云南、緬甸運抵印度。《史記》、《漢書》記有公元前122年張騫出使西域,在大夏見到蜀布、邛竹杖,漢武帝派人找到“蜀身毒道”的史實。由于中緬兩國的陸海交通和貿易往來頻繁,公元69年東漢政府設立永昌郡,地處中緬邊境,物產豐富,商業發達,內地商賈云集,且有“金銀寶貨之地,居官者富及屢世”之稱。開辟永昌郡正是為了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不久,就有“永昌繳外”,也就是在今緬甸境內的一些部落、國家紛紛派使節來我國通好。漢和帝“永元六年(94年),郡繳外敦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97年),繳外蠻及撣國王雍由調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幣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2](P2851)。107年僬僥部族獻象牙、水牛、封牛。“永寧元年(120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從而揭開了中緬音樂交流的序幕。
    據學者們考證,上述這些部落、國家都在今緬甸境內,敦忍乙即下緬甸的得楞族(孟族),僬僥部族是緬甸原始居民小黑人即尼格黎多人,而撣國就是今緬甸境內的撣邦[3](P6)。
    撣國王獻樂之時,東漢政府的勢力在西南一帶正值伸張,設立永昌郡,不僅有經濟方面的考慮,而且有政治方面的意義。“明年(121年)元會,安帝作樂于庭,封雍調為漢大都督,賜印綬、金銀、彩繒各有差也。”[4](P2851)發展中緬之間的政治經濟關系,是中國東漢政府和緬甸撣國政府的共同愿望。從東漢王朝對雍由調的封贈,反映出東漢王朝與撣國已經建立起隸屬關系。
    撣國王雍由調“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5](P2851),表明撣國的音樂文化歷史悠久,當時已經發展到相當的水平。“安帝作樂于庭”,文武百官一飽眼福,大開視界,撣國樂工的精湛技藝強烈地感染了東漢統治者。此后,緬甸的音樂和雜技,流入中國民間,很受東漢人的歡迎。[6](P357)
    有關古代緬甸人來中國中原獻樂,在東漢文學家張衡的《西京賦》中也有所反映。他在描寫宮廷百戲的節目時,就有一項叫做“都盧尋@①”,“尋@①”即緣竿,今俗稱爬竿。“都盧”是夫甘都盧的省稱,為一國名,見于《漢書·地理志下》,地理位置在伊洛瓦底江中游,和撣國一起都在今緬甸境內。可以說,“都盧尋H”作為東漢宮廷百戲之一,豐富了東漢人民的生活。
    東漢時期中緬關系的確立,撣國的音樂起了媒介作用。撣國王利用本國優秀的音樂技藝取悅東漢統治者,建立起中緬政治經濟關系,開創了“朝貢貿易”的先例,并且有力地宣傳了自己的國家和文化,為以后中緬文化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撣國王獻樂還引起關乎所謂“夷夏之防”的激烈爭論。安帝永寧元年(120年)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7](P2851)。這里用海西指稱大秦,意味著羅馬帝國在西亞的領地。馮文慈先生據此認為撣國所獻的幻人很可能是條支人。[8](P40)撣國人雖然是漢帝國的南鄰,但當時的使者和藝人都是經過西域到達洛陽的。這一點,是為所謂“夷狄之技”能否在宮廷里表演而發生爭論時透露的。永寧二年元旦,由于撣國藝人的演出引起安帝和群臣的極大興趣,諫議大夫陳禪就根據孔子“放鄭聲”的觀點,提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而反對他的尚書陳忠則認為:“今撣國越流沙,逾懸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9](P2852)陳忠所說的“懸度”是山名,在蔥嶺以西通往J5o102.JPG賓國(今克什米爾一帶)的途中,是由于必須繩索懸空度過而得名,以艱難險阻著稱。這次爭論,以陳忠為代表的一方充分肯定了撣國獻樂的意義,有利于中緬音樂交流的深入發展。
        二、唐代中期“驃國樂”進入長安
    從三國到唐代,我國稱緬甸為“驃國”。驃國是緬甸早期較為重要的王國,曾多次遣使訪問我國。緬甸人民自古愛好音樂,繼東漢時期撣國獻樂后,802年驃國王雍羌又遣王子舒難陀率領一個包括有樂工35人的友好使團,到中國訪問,并在長安宮廷中演出,受到熱烈歡迎。
    驃國王雍羌遣樂團訪華有一定的歷史背景。唐德宗時,西川節度使韋皋,當時是西南最高地方政權的領導人,他采取一系列正確的民族團結政策和睦鄰的外交政策,對南詔不斷爭取和團結,使本來同唐朝中央政權不和的南詔,終于同唐朝和好。當時的驃國,在南詔勢力控制之下。韋皋的這一民族團結政策,也影響了驃國。《舊唐書·驃國傳》載:“(驃)王聞南詔異牟尋歸附,心慕之。”[10](P5286)于是派王子率友好使團出使中國。驃國借獻樂之名,同唐朝發生直接聯系。驃王先派舒難陀為使節,跟著韋皋遠來成都朝貢。其時貢進昆侖人的樂工35人,及樂曲十二種于唐廷。時在貞元十七年(801)。韋皋將貢進的樂曲寫成譜,以其舞蹈、樂器的新奇,圖而獻之。“于是韋皋作《南詔奉圣樂》,用正律黃鐘之均……”[11](P6308)為了讓朝廷了解驃國樂舞,韋皋特地先命令畫工為驃國獨特的舞姿和樂器作畫,然后才將驃國樂人送到長安。
    802年舒難陀訪華使團到達長安,在長安宮廷中演出,獻上驃國音樂和舞蹈,受到熱烈歡迎。大詩人白居易寫了一首著名的《驃國樂》詩。雖然白居易的主旨落在關心民生疾苦,“太平由實非由聲”方面,但它留下了記載中緬音樂交流的史實。
    詩篇的開始寫道:
    驃國樂,驃國樂,出自大海西南角;
    雍羌之子舒難陀,來獻南音奉正朔。
    其中描寫樂舞的主要段落是:
    玉螺一吹椎髻聳,銅鼓千擊文身踴;
    珠纓炫轉星宿搖,花mán@②斗藪龍蛇動。
    從詩句中可以得知,驃國樂所用的樂器有螺貝,是用海螺制作的吹奏樂器,它同時也是一種法器,常在佛教音樂中應用。另外,女樂伎的裝束和舞姿也頗有特點,發髻高聳,紋身踴動,珠翠纓絡,旋轉閃爍,腰肢好像龍蛇宛轉,花串隨之在顫動,好一幅誘人的美好景象。
    除白居易對驃國樂作了如上描述外,詩人元稹作《驃國樂》(《元氏長慶集》卷二四)、胡直鈞作《太常觀閱驃國新樂》(《全唐詩》卷四六四)也都為驃國樂留下了動人的篇章。“開州刺史唐次述《驃國獻樂頌》以獻”[12](P6314)這些都反映了唐代對驃國獻樂的重視,在吸收外國文化藝術的營養方面,顯得頗為突出的。
    驃國這次獻樂所用的樂器計有8類22種。包括金、貝、絲、竹、匏、革、牙、角,此分法近似于中國傳統的八音分類法。22種樂器包括:鈴鈸、鐵板、螺貝、鳳首箜簇、箏、龍首琵琶、云頭琵琶、大匏琴、小匏琴、獨弦匏琴、橫笛、兩頭笛、大匏笙、小匏笙、牙笙、三角笙、兩角笙、三面鼓、小鼓等。
    公元802年驃國樂在唐朝宮廷演奏的樂曲計有12種:《佛印》、《贊娑羅花》、《白鴿》、《白鶴游》、《斗羊勝》、《龍首獨琴》、《禪定》、《甘蔗王》、《孔雀王》、《野鵝》、《宴樂》、《滌煩》(亦名《笙舞》)。前7首是有唱有舞的作品,后5首是器樂作品,都是佛教內容的樂曲。“樂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詞意。”[13](P5286)樂舞開始表演時,有“贊者”一人先介紹樂意內容,這些樂意內容在《新唐書》里也均有闡釋。演奏的樂工是35名“昆侖”,所謂“昆侖”,是當時對中南半島和南洋諸島人的泛稱。據記載說,各個樂曲的舞者由2到10人不等,均成雙成對,舞者“其舞容隨曲”,[14](P314)以此看來,舞者的舞姿、表情和音樂顯得非常協調一致,表演水平很高。
    上述緬甸的古代樂器鳳首箜篌,一直沿用到現代,稱為緬甸豎琴或彎琴,是緬甸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樂器,已成為緬甸音樂文化的象征。[15]
    在驃國傳入我國的12首樂曲表中,值得注意的是,驃曲名和唐譯名所解說的意義,不但對研究緬甸古代的音樂,而且對研究已經失傳的古代驃族語言,也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驃國樂受到唐朝皇帝的高度重視,有助于中緬關系的發展。白居易詩《驃國樂》說:“德宗立仗御紫庭,@③@④不寒為爾聽。”是說驃國樂舞受到德宗的重視,轟動了長安城。“德宗授舒難陀太仆卿,遣還。”[16](P6314)德宗還寫信給驃王,稱道兩國的友好關系[17](P664)。此后,驃國又多次遣使來唐,雙方關系友好發展。
        三、清代宮廷宴樂中的緬甸樂
    在緬甸現存史料中,對緬甸歌舞活動的描繪最早見于距今約1000余年前蒲甘王朝的碑銘中。阿奴律陀在1044年登基建立統一的蒲甘王朝,廢除異教立上座部佛教為國教,廣建佛塔寺廟,而每建一塔一寺必用歌舞娛佛。[18](P233)這樣就客觀上促進了緬甸音樂舞蹈藝術的發展。
    莽應龍在位期間(1551—1581),曾采取一系列措施,鞏固其統治,而且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在文化上,莽應龍提倡佛教,從暹羅引進音樂舞蹈和雕刻,豐富了緬甸的文化。[19](P139)緬甸音樂舞蹈事業的發展,為緬甸樂進入清代九部宴樂之中奠定了基礎。
    緬甸樂是清代九部宴樂之一,“四裔樂舞”之一。[20](P200)《清史稿·樂志八》記載:緬甸國樂分為兩種體制:“粗緬甸樂”有司樂器5人,司歌6人,“細緬甸樂”有司樂器7人,司舞4人。“歌合以粗樂”,“舞合以細樂”[21]。所謂“粗樂”,通常是指以打擊樂占主要地位的豪放性的樂器組合;“細合”,通常是指以絲竹管弦樂占主要地位的精致性的樂器組合。
    “粗緬甸樂”所用樂器有:接內塔兜呼(革制擊樂器)、稽灣斜枯(似云鑼)、聶兜姜(管樂器),聶聶兜羌(似金口角而小,余與聶兜姜同)、結莽聶兜布(擊樂器),共5種,各1件。“細緬甸樂”所用樂器有:巴打拉(擊樂器)、蚌扎(革制擊樂器)、總稿機(彈撥樂器)、密穹總(彈撥樂器)、得約總(弓弦樂器)、不壘(管樂器)、接足(擊樂器)共7種,各1件。[22](P201)
    清初,緬甸貢進的樂器,有名為總藁機的十三弦鳳首箜篌。“總”是今還存在的弓形豎琴tsuan的譯音,今制九弦乃至十三弦云。緬甸人置此樂器于膝上,兩手用指彈琴。[23](P442~443)
    緬甸樂進入清代宮廷,一方面表明了緬甸音樂舞蹈水平的高超,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中緬政治關系的密切。
        四、南音、潮州箏曲對緬甸音樂的影響
    南音又名南曲、南樂、南管、弦管等,是中國的一個古老樂種,也是一個積淀層次深厚的樂種。其歷史淵源說法不一,或說是源于晉代,或說是“唐宋遺音”,或說是成于明季。然而至遲是成熟于明代,而且在明代就已經遠播到東南亞一帶。[24](P198)
    南音之外,像潮州箏曲在東南亞國家也有影響。中國的潮州音樂和潮劇使用著大體上為七平均律的律制,而緬甸的某些器樂中也存在著大體上為七平均律的現象,比較相似。[25](P199)
    由于目前有關資料的欠缺或不足,人們對于古代中國音樂對緬甸的影響所知甚少,但不能就此斷定:中國音樂沒有影響緬甸。研究中外音樂交流的前輩學者楊蔭瀏、陰法魯、馮文慈、金文達諸先生,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限于資料沒有深入探討中國音樂交流的某些問題,尤其是關于中國音樂對緬甸的影響,幾無涉及。本人不揣愚陋,僅此發表一孔之見,以就教于方家。
    文化的交流歷來都是雙向的,中國音樂對緬甸的影響通過一些資料和分析也可找到一定的依據,以下幾點引人深思:
    一、跨境民族為中緬音樂交流提供了可能。中緬兩國山水相依,民族相通。兩國邊境線長約2185公里。縱貫緬甸的伊絡瓦底江源于中國西藏,中國怒江的下游則是緬甸的薩爾溫江。緬甸的克欽族、德昂族、佤族、僳肖族、高族、拉枯族、邁達族、怒族、苗族、獨龍族、布朗族、克木人與中國的景頗族、德昂族、佤族、僳僳族、哈尼族、拉枯族、阿昌族、怒族、苗族、獨龍族、布朗族、克木人是跨國而居的同一民族。緬甸的撣族與中國的傣族是同源民族。[26](P509)他們的語言相通或相近,生活習俗相同或大同小異,彼此通婚互市,親如一家。互為近鄰的地理位置和民族親緣關系為中緬兩國的密切往來提供了優越條件。在公元前2世紀至鴉片戰爭前2000的余年中,這些跨境民族無形中充當著中緬音樂交流的友好使者。
    二、鄭和下西洋傳播過中國的音樂。以永樂十五到十七年(1417—1419)間,鄭和第五次“下西洋”為例,他從泉州出發時,所帶士兵中有不少人后來留居馬來半島,這種情況就為樂種劇種的傳播創造了條件[27](P18)。至遲到明末清初時期,閩粵沿海一帶的樂種劇種,特別是像南音這樣的重要樂種,在東南亞的一些國家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勢必對緬甸的音樂產生一定的影響。
    三、華僑是中國音樂文化傳播的主體之一。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設置永昌郡,又修筑了博南道。隨著西南絲綢道路的開通,出現一批緬甸華僑華人,他們翻山越嶺,進行中緬經濟交往,被稱為翻山華僑華人,其中很多是云南的夷族。[28](P28)另外,有渡海華僑華人。福建泉州,是中國最早對外港口之一,從唐末起就不斷有人經過它謀生海外。[29](P198)宋代時期中國商人將絲綢、茶葉、食鹽、金銀首飾運往緬甸,元代有許多中國工匠去緬甸開采玉石,由于赴緬甸經商生活容易,有“十去九不還”之說。當時云南的寶石商去緬甸經商的達100多家。[30](P29)公元1413年,明朝思任發動“三征麓川”戰役。麓川,是中緬交界要沖。戰役結束后,中國通往緬甸、泰國、老撾的通路暢通。由于東南亞一些國家往往以大象為貢品,此路歷史上稱“貢象通路”。“貢象通路”暢通,使華人大量增加。每年有數千中國礦工赴緬北開采寶石、玉石,珠寶玉石商店有百余家華商,僅在緬甸波龍廠開采銀礦的華人常不下數萬人。[31](P244)在緬甸的華僑中,不乏樂師、藝人,他們對傳播中國的音樂與舞蹈發揮著作用,只是史料記載過少。據明人朱孟震《西南夷風土記》載,在緬“江頭城外有大明街,閩、廣、江、蜀居貿游藝者數萬”。所謂游藝者,江湖藝人也,其中不乏一些精通音樂舞蹈的藝術家。
    四、戰爭往往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強迫手段之一。公元1644年,清兵入關,南明永歷帝在清軍追擊下,于1659年退入緬甸,追隨者共有1478人。后明將李定國等人又幾次率軍入緬,想救出永歷帝,但都沒有成功,不少官兵流落緬甸境內。1661年,吳三桂率清兵18000人入緬,要求引渡永歷帝。清軍退出緬境時,又有一批官兵流落緬甸。乾隆年間(公元1736—1795年),發生兩次清緬戰爭,流落緬甸清軍人數眾多,他們從事種植、工藝,并與緬甸婦女通婚,生息繁衍。[32](P30)永歷帝身為明朝皇帝,追隨者之中可能就有宮廷樂師。軍隊中必有軍樂,士兵中一定有不少樂師。中國音樂隨著清軍士兵入緬而傳入緬甸,對緬甸音樂即會產生相當的影響。
    通過上述分析,已可看出中國音樂對緬甸音樂發生影響并非無道理而言,但遺憾的是我們手頭所占據的史料之不足則直接影響著研究的視野與深度,這有待于眾學人在今后多方面的挖掘與探討,惟此,中緬音樂交流的課題才會不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京49~52J5舞臺藝術李未20042004東漢時期撣國王雍由調“獻樂及幻人”,揭開了中緬音樂交流的序幕。唐代驃國王雍羌派遣弟悉利移、王子舒難陀率樂團赴長安獻樂,是中緬音樂交流的盛事。清代緬甸國樂進入清朝宮廷,豐富了中國封建王朝的文化生活,密切了中緬關系。古代中國的音樂傳入緬甸較晚,南音、潮州箏曲間接地影響了緬甸音樂。中緬音樂交流/獻樂及幻人/驃國樂/緬甸樂基金項目:河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200105002)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the discussions of the change to the Chinese opera research approachSince the eighties of the 20th century
  MIAO Huai-ming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Since the eighties of the 20th century,the research approach has been akey topic that researchers have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all the time.Compared with other disciplines,there is a very obvious impetus on opera in the research approach.It makes the whole opera studied discipline andchanged basically.The researchers fully consider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operaoneself,draw lessons from the relevant theory and method of disciplines,such as archaeology,folklore,religion,etc.boldly.From newer opera idea,open up the source of the document,expanding the space of academic research,have studied the renewal of the model type.The need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has caused the change of the research approach.It change basic pattern that opera study,influence nature,trend that opera study;Besides,new change putforward high request to research approach,make it change towards substantial results,flexibility and getting wide direction.There is a benign,interdynamic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廣州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所,廣東·廣州,510632
    李未醉(1965—),男,廣州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所博士在讀,江西上饒師范學院史地系講師 作者: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京49~52J5舞臺藝術李未20042004東漢時期撣國王雍由調“獻樂及幻人”,揭開了中緬音樂交流的序幕。唐代驃國王雍羌派遣弟悉利移、王子舒難陀率樂團赴長安獻樂,是中緬音樂交流的盛事。清代緬甸國樂進入清朝宮廷,豐富了中國封建王朝的文化生活,密切了中緬關系。古代中國的音樂傳入緬甸較晚,南音、潮州箏曲間接地影響了緬甸音樂。中緬音樂交流/獻樂及幻人/驃國樂/緬甸樂基金項目:河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200105002)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2013-09-10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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