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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談新世紀詩歌的“倫理困境”
簡談新世紀詩歌的“倫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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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詩歌環境、體制、傳媒和詩人身份、詩歌書寫都發生了改變,新世紀詩歌已經表現出了許多新的癥候。比如,詩歌網站的大量開通、詩人博客的爭相亮相、詩歌民刊的再度蜂起、詩歌寫作群體的回歸、詩歌事件的間或發生、詩歌活動的頻頻舉辦、詩歌寫作水平的良莠不齊,等等。新世紀詩歌的問題,筆者認為是“世紀轉型”的陣痛所帶來對倫理的重新認識以及由此而來的詩歌審美的不確定性。質言之,不是簡單的市場的問題,而是新詩的倫理尤其是“敘寫倫理”有無和強弱以及我們如何處置的問題。
  過去,詩歌與倫理的關系被簡單地做了非此即彼的“社會重點”(伊格爾頓語)式的處理:要么是“政治倫理一體化”——政治倫理化或倫理政治化,要么是要追求詩歌的“純度”而拒絕其道義責任。無論是“泛倫理化”還是“去倫理化”,都是當代文學留給我們的歷史教訓。作為一種人文精神活動,詩歌必須承担道德功能。也就是說,我們寫詩既不可小視倫理的存在,又不能把詩歌當作闡釋和宣講倫理的范本。這就是我所說的詩歌寫作中表現出來的倫理的限度與難度。對照一下新世紀六年來的詩歌,我們在這方面到底有沒有吸取教訓呢?
  上個世紀新詩的成就給新世紀詩歌發展構成了一種顯在的語境壓力,一批青年急于在新世紀詩壇登場亮相。為此,通過精心包裝粉墨登場,這就有了新世紀初首先闖入文學歷史軌道的所謂的“下半身寫作”。它實質上是以極端地呼喚人性為借口而大行其只要“身”不要“心”之事,“下半身寫作”的審美訴求依賴的是享樂、輕松,勢必會導致崇高感含量的降低,而崇高感的缺失則意味著人們樹美將不會再懷有敬意;而沒有了敬意的美將何以為繼?沒有了美的人生又將何其灰暗與平庸!不久前出現的“梨花詩”等詩壇“惡搞”事件,似乎是在與之相呼應。
  與之相關的是“網絡詩歌”。它固然在召喚詩歌愛好者,乃至在詩歌傳播方面發揮了自己獨特的作用;但是,它的負面影響和給詩歌帶來傷害也是顯而易見的。像不能責備市場那樣,我們也不能責備網絡,而應該反思的“網絡詩歌”寫作倫理的缺失。正是沒有了倫理的掌控,“網絡詩歌”才出現了兩個較為普遍的現象。第一,沒有信息,或者說信息重復。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雞零狗碎,家長里短等等,不能給人提供新鮮的東西,這就是“書寫的空轉”;第二,信息低劣,信息毒化,可以說是“書寫的失禁”,很多詩歌成了惡俗思想和情緒的垃圾場。以上說明,詩人的價值評判、倫理眼光和歷史意識是何等嚴重匱乏!
  要扭轉這種局面,就必須從人心,也就是從倫理建設抓起。
  這也正是新世紀一批著力弘揚傳統精神文化詩歌寫作出現的一個主因。有的寫作通過化用中國傳統文化來精研自我的存在,有的寫作著力傳承中華民族詩歌傳統的偉大品格及其倫理力量:一是它的強大的與自然對話的能力,它的原生性,它的追求和諧的能力、追求內在氣質整體性的能力,能拯救我們在消費時代碎片的、矛盾的、玩世不恭的寫作方式;二是民族詩歌對時代現實,家國命運在高度介入后的最忠實的記述能力,有一種扎根生存狀態、呈現悲憫本性的倫理力量。有的寫作追尋“郊區倫理文化理想”,認為郊區是都市的最邊緣,同時也是廣大鄉村的最邊緣;它享有著都市的文化和便利,也有著鄉村的自然和寧靜。我們該如何評判這種寫作傾向呢?如果從文學資源的角度來考察,新世紀詩歌創作的“向后看”現象及其表現出來的“文人”氣息、詩歌的“韻味”等,那么我們對其面向傳統、發掘傳統應該給予謹慎的肯定。但是,如果把傳統作為全球化語境下文學想象貧乏的一種彌補,文學寫作不能面對現實、不努力去解決現實矛盾,那么新世紀文學將是何等的貧血與黯淡。這種“復古的空氣”導致新世紀文學寫作可能走向越來越狹窄化的道路。
  而作為真正能夠面對現實的詩歌寫作,當數這幾年被許多評論家叫好的“底層生存寫作”。新世紀出現的“底層生存寫作”與知識分子在新世紀的命運和純文學的危機密切相關。在“文化與公共性”日益凸顯的新世紀,許多知識分子不再能夠像以往那樣扮演社會精英的角色,寫作似乎成了“文人圈子”內部的事情。文學的精英意識和歷史功能進一步淡化。而一些處于社會底層的知識分子與一些來自鄉村的“打工仔”、“打工妹”一道苦心經營“打工文學”,一方面反對文學里已經僵死的技術主義,一方面要“現身說法”講出自己真實的生存狀態;表面上,是要以草根的精神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處境,但實際上,它們一味地展示血與淚,有點像當年的傷痕文學,因過多的不幸呈現使得詩人在不幸的故事里沉溺而無法“轉身”。這種“再現式的寫作方式”使得詩人幾乎陶醉于一個個悲情的“故事”而忘記了“道義責任”。與其說“底層生存寫作”強化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寫作倫理,不如說它已經淡化了寫作倫理。記得當年臧克家就以著力為不幸的一群雕像而知名,但是他是把“堅忍”與“苦斗”結合在一起來處理的,并非“無抵抗主義”。而我們今天的“打工詩歌”里只有惹人同情的“堅忍”——像臧克家筆下的“老馬”那樣,郁金有“像狗一樣生活”的哭訴,但是它們缺少了臧克家的“苦斗”精神。這種狀況我們不妨叫它“倫理羞澀”。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了解到新世紀詩歌寫作里的確缺少了倫理尺度。首先,“下半身寫作”、“中產化寫作”等因過分追求“審美日常化”,導致了批量的“書寫的空轉”和“書寫的失禁”,詩人的價值評判、倫理眼光和歷史意識的嚴重匱乏。這些寫作的“行為主義”導致了它們的倫理虛無。其次,沉迷傳統精神文化的“向后看”的詩歌寫作,因過分重視傳統審美情趣,而使得自由感覺稀薄,因此它們與自由倫理也是失之交臂的。最后,因為“打工詩歌”僅僅只是“打工族”的哭訴狀,鄉土書寫擺脫不了“暴力美學”的糾纏,使得啟蒙倫理在這里顯然羞羞答答、沒有多少自信!總之,新世紀詩歌病弱的癥結就在于它的倫理匱乏、倫理恍惚和倫理羞澀。
  只有倫理俱足、倫理清醒和倫理硬朗,新世紀詩歌才能真正振興!

光明日報京⑦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楊四平20082008
楊四平,安徽師范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
作者:光明日報京⑦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楊四平20082008
2013-09-10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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