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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主義及其方法論
結構主義及其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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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沃野)
  在西方當代哲學、社會理論和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諸種流派和思潮中,結構主義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法國的一位社會理論家說:“結構主義不是一門哲學,而是一種方法論。”[①]如此評論是很中肯的。結構主義以它那奇特的方法論思想和要求,對語言學、文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教育學等研究領域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中國的一些述評西方哲學的專著里,學者們對此學派給以了不同程度的重視。然而,對什么是結構主義的主要特征,結構主義對具體學科如何影響等問題所作的論述,總體上則是提綱挈領性的。為了較詳細地理解這個學派的要義,本文將基于西方學者的研究,對什么是結構主義的基本特征,它的方法論核心要求是什么,以及如何評價這些要求等問題作點探討。
   一、結構主義的主要特征
  結構主義起源于法國,后擴展至整個歐洲大陸。但“結構主義不是一個統一的哲學派別,而是由結構主義方法聯系起來的一種廣泛的哲學思潮”;其觀點“大多與一定的專門的學科有聯系。”例如,在哲學和社會學中的阿爾都塞(L.Althusser)結構主義,在歷史哲學中的富科(有譯為福柯,M.Foucault)的結構主義,在美學和文學評論的德里達(J.Darrida)、巴爾特(R.Barthes)結構主義,在心理分析中的拉康(J.Lacan)結構主義,等等。這些結構主義大家們雖然在理論、思想上有共同之處,但差異性也是存在的。[②]如此性質自然給回答什么是結構主義這一問題帶來很大的困難。文學結構主義大師之一的庫勒(Jonathan Culler)曾悲觀地說,“以考察這術語怎樣地被使用去為結構主義下定義是不可能的;(其結果)只能導致絕望。”[③]結構主義理論家利奇(Edmund Leach)對難以下定義的原因作如此解釋:“結構主義是當代知識分子的時尚;這個術語自身現已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釋。”[④]盡管如此,對結構主義有獨到研究的紀本嵩(Rex Gibson)在考察諸種結構主義者的研究實踐所表現的特征之后,認為注重結構、強調對結構的分析是所有結構主義者共同具有的最基本的原則。如再進一步,這最基本的原則又可展現為五個主要特征:一,整體(Wholeness);二,關系(relationships);三,消解主體(decantring the subject);四,自調(self-regulation);五,轉換(transformation)。[⑤]
  關于整體 結構主義者認為,注重整體是研究事物本質的唯一途徑,而事物的部分或因子僅是通向研究事物本質的要素。單獨的部分之所以有其自身的意義、功能,有其自身的確定性,是因為它的所有的一切,都歸屬于整體,都惟其參照“整體”才能夠表現出來。換句話說,脫離了整體,任何部分就無意義可言。例如,人是由不同的部分如大腦、心臟、腿、手等構成的,但這種構成并不僅僅是部分聚集性的相加,而是構成一個特殊的整體——活生生的生命。正是因其整體性的生命,所有的“部分”才有意義。在這個意義上,結構主義者進一步認為,整體不等于部分機械地相加之和。例如,社會,不是單個人的相加性的聚集;語言也不是辭典里的所有詞匯集合之和。然而,整體是如何產生的?他們的回答是,整體總是依據某種結構或系統而構成的。這些包含組織之性質的結構既是產生整體的生命之源,又時時服從于作為生命之整體的自身法則。如社會的生命之源來自不同的個人,但個人所構成的社會,它不僅是個整體,而且如同個人一樣有其生命;并且,從當今的現實來說,由于這種整體總是先于任何個人(部分)的存在而存在,因此,它時時制約著個人(部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結構主義者才對整體的研究產生濃厚的興趣。
  關于關系 與整體和部分的特征相比,關系的涵蓋面更廣,其內容更豐富。它不僅緊密相關某研究對象的整體與部分,而且統攝宇宙萬物間的各種系統。結構主義者相信,現實的本質并不單獨地存在于某種時空中,而總是表現于此物與它物間的關系之中。例如,在生理學中,肝臟如不與作為整體性的生命來理解,如不與其它器官有著維持生命的關系,其重要意義就不可能得以顯示。在語言學中,對一個特定詞的真正理解不可能從這個詞的自身,而必須把它置于作為語言系統的總體性之中,參照它與其它詞的關系。“大”如失去了“小”的參照系,“紅”如不在“黃、綠、白、藍”等色彩系統中來區分,“大”和“紅”的意義也就不會存在。同樣,在社會學中,脫離社會關系而存在的個人既不可能在理論上認識到他(她)的價值,也不可能在實踐中顯示其真正的意義。例如,在現代社會中,研究張三存在的意義不僅要視他為中國的張三,亞洲的張三,而且要視他為世界的張三,宇宙系統的張三。這就說明,張三的本質不是張三主體自身,而是與張三有關的“一切關系總和”的那種整體。正因如此對關系的注重,一些結構主義者如阿爾都塞等在發展結構主義理論時,使之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而發展出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關于消解主體 “消解主體”與其說是結構主義的一種思想,不如說是上述的兩個特征的結果。所謂“消解主體”,其意是人失去了他是萬物中心的位置;人不再是測量萬物的主人,而是系統中的一個因子。結構主義者認為,在各種門類的社會科學中,所謂對人的研究,如何探索人的本質等,其途徑不是直接地研究人自身,而是要研究那種與人類有種種關系總和的整體。這種整體雖然基于主體,由不同的個體及其相互間的關系所構成,但整體一旦建立,個體自身的意義就消溶于其中了。因此,個體之存在的意義就必然讓位于社會的整體。結構主義者強調,在理論上,整體的性質可視為既恒定又統一,但在實際中,整體總表現出它的具體性,總是因所涵蓋的內容多寡而顯示出此整體與彼整體間有大小不同、高低不等的層次性差別。這種差別決定了消解主體的程度。整體涵蓋的內容越多,面越大,消解主體的程度就越高。舉例來說,學生A、B、C分別生活于小學、中學、大學這三個不同整體之中。依據“消解主體”的觀點,雖然學生A、B、C三人都是構成不同整體的因子,但在理解各自存在的意義時,學生A最大,學生B次之,學生C最小;或者換句話說,這三個學生因其整體的層次不同,其主體的“消解”程度也不同。
  關于自調 “自調”是結構主義者在解釋系統之所以存在時所認定的根本原因。自調具有兩個相聯的功能。其一是維護;其二是關閉。如上所述,盡管部分的意義和重要性只能依賴于整體性的系統,但整體并不是空中的飛來之物;它不僅要求諸個部分的有機集合,而且時時需要各個部分在集合過程中去維護它的“生命”。例如,在社會大系統中,社會系統的存在一定要一整套的風俗、習慣、儀式等;在人的生命系統中,人要生存就必須要吃、喝、睡等。但所有這一切,并不是隨意性拼湊,而必須是呈其均態性的相得益彰,為維護整體的生命而各顯其能。因此,在維護過程中,系統管理著這些因子,按照自己的法則統轄它們的變化、轉換,使整體或系統得以生存。然而,結構主義者又認為,維護的定向發展必然導致關閉,因為維護既然受其系統的控制,而系統自身的性質又總是受一定時空的影響表現出它的具體性、特殊性,如此的維護就必然表現出它的排它性、關閉性。需要說明的是,結構主義者在注意到系統在自調過程中所表現出的關閉性時,并不以此為終結,而是認為在系統發展過程中,關閉是為更高層次的擴展、豐富作準備。在數學的2+3=5中,兩個數相加按數的集合規律產生第三個數。這里的2、+、和3都是維護5的存在而有其意義。5既不是2,也不是3,但又包含2和3;是2+3的一種“維護性的關閉”。這種結果既可看作是種“關閉”,又可被視為對新層次(如5+4)的開放打下基石。也許最容易令人理解的是皮亞杰的“同化”理論。“同化”固然可以看作是對舊的關閉,但又是為新的發展做了準備。
  關于轉換 轉換是結構主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如依據上述四點,似乎認為結構主義在本質上是靜態性的;但實際上,結構主義者所提倡的轉換,其性質則是強調部分與部分、部分與整體間變化的動態性。法則不是靜止性的一種客觀存在,而是時時處于被結構和正在結構的轉換過程之中。在這動態的過程中,變化是它的根本特性。如皮亞杰所說:“沒有例外,所有認知到的結構都是轉換的系統”。因此,結構總是依法則而趨向變化的。喬姆斯基的轉換語法是最典型的例子。
  上述結構主義的五個基本特征,雖然并非在每個結構主義者的理論思想中都能體現,并且也不是每個結構主義者都一一同意,但總體上,紀本嵩的如此概括基本上反映了結構主義的整體性面貌。
   二、結構主義方法論的基本要素
  “結構主義不是一門哲學,而是一種方法論。”那么,它的方法論包括哪些最基本的要素?
  結構主義在創始時受到幾個方面的影響,如語言學家索緒爾(Saussure)的理論;心理學的格式塔(或形式)理論(Gestathèorie);文化人類學的結構功能主義等。然而,學者們又一致認為,語言學家索緒爾對結構主義創立之影響則是最主要的。因此,察看索緒爾對結構主義方法論的貢獻,一定意義上說,也即是對作為整個學派的結構主義方法論的探索。索緒爾對結構主義方法論的貢獻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其一是從對“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的區分中引發出重分析結構的方法。索緒爾認為,語言是第一性的,而言語是第二性的。語言“是社會性的”,是種抽象的“記憶的產物”。語言優于言語,言語的意義源于語言;語言不是如詞典式的集合,而是一個整體,一個系統,一種規則的軀干;它獨立于任何人,強迫人受之;是各種因素間關系的系統。而“言語”是“個別性的”,是“創造的產物”;是種被經驗的線性形式;是一個在特定時空里制成的“事件”;詞典是言語的一種形式。“語言”和“言語”的關系猶如整體與部分的關系。語言制約言語的發展,而個人所時時創造的言語就是從語言中抽取而產生知識的內容。例如,看一場足球,A運動員和B運動員的具體踢法,以及觀眾從A和B的行動中所理解到的意義,這就是一種“言語”;但是,運動員為什么那樣踢?觀眾又為什么能從他們的行動中知道每個行動的意義,并給以或褒或貶的評論?依據結構主義理論,這是因為有一無形的東西迫使A和B如此去做;指導觀眾如此去評論。這無形的東西就是“語言”;其內容包括(1)足球比賽規則;(2)運動員與觀眾對此規則共同性理解的關系。這種“語言”不僅在比賽之前就業已存在于運動員和觀眾的心中,而且在比賽之中決定著運動員和觀眾間的關系:運動員的任何行動要能被觀眾理解、接受;觀眾的理解、接受要順應運動員每一行動所表現出的動機、效果。然而,這并不意謂著那“無形的東西”永恒地存在,一如既往地決定著運動員和觀眾的那種固定的關系。實際上,由于個人的努力,如某個有天賦的運動員在比賽時的多次特殊表現,其結果必然要引起“比賽結構”(比賽規則)的變化,同時也必然引起運動員和觀眾間關系的變化。
  其二是從對能指和所指的區分中引發出對“意義”的追求。與實證主義方法論的要求相比,結構主義者更感興趣的是事實背后的意義(meanings),而不是事實自身;這是因索緒爾視語言自身是個符號系統引發而來的。索緒爾認為,聲音和書寫的形式僅是傳遞意義的符號;任何符號如沒有意義,它就不是語言。他的對于符號及其構成關系的強調,導致后人建立了“符號學”(semiology or semeiology)——一種關于符號(sign)的科學。在符號學家們看來,現實中任何東西如穿戴、人的行動等,都可視為符號,因而都可建立一個有關穿戴、人的行動等的符號系統。
  索緒爾視語言為一種符號系統有其重要的方法論意義。一般來說,語言總被認為由兩個基本要素所構成,即一是形式,一是內容;或者說,一是由詞為標志的概念形式,一是由詞的意義所構成的內容。但索緒爾并不滿意這觀點。為了清楚地闡述他的結構主義理論,他提出兩個很容易被人誤解的專業術語,即“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所謂能指,就是符號自身,如聲音、詞、字母等,是語詞的標志者,傳遞意義的載體。所謂所指,就是被傳遞的意義或觀念,雖然它可以構成物的內容,但并不等同于內容。依據索緒爾對所指的解釋,內容與意義的關系如同數軸上的點與線的關系:線由點構成,點自身又是線的凝固性的濃縮。因此,要想知道點的性質,就須臾不可脫離在線中的位置以及與其它點間的關系。顯而易見,索緒爾所提出的能指,其重要點不是要表明符號自身是否與某個參考物、對象自身有關,而是強調此符號與彼符號構成某種關系中的位置——如一種聲音與另外的聲音、一個詞與它詞、一個字母與另外字母間關系中的特定位置。只有明確了結構及所要分析東西在結構中的位置,所指——能指所傳遞的意義才能中肯地得出。
  索緒爾并不感興趣于內容的明了,而更青睞于意義的理解。既然意義來自詞與詞之間的關系,而不是來自外來的與關系無關的世界,那么,為了獲取它,整體與部分,共時與歷時等具體的分析方法理所當然地受到重視。進一步,如果現實是動態的,能指自身(或詞或物自身)雖然不變,但由于它在系統中的位置不時地變化,那么,研究它們的所指就必然要求人們不停地依能指者在所特定的關系中探求變化著的意義。生活中,能指常常是不變的,但所指則隨著時空的變化而變化。例如,作為能指者的“地球”,其所指在500年前與今天的相比顯然是不同的。正是這種對意義的追求,決定了所有的結構主義者為什么都熱衷于共時性的、非線性的、特定時空的研究;為什么隨著它的發展,今日的結構主義能與現象學派相結合。
  其三是從對共時分析的追求引發出在特定時空中的定性研究法。共時分析是結構主義者最喜歡用的分析方法之一。在時間的意義上,結構主義者把分析的方法概括為兩種,即他們所謂的歷時分析法和共時分析法。共時性是“指溝通人與人共存關系的邏輯和心理聯系,從而形成體系,這些是集體共同意識所能覺察到的”;而歷時性,“是研究集體共同意識沒有覺察到的溝通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的聯系,這些聯系代代相傳,但沒有形成體系。”[⑥]在19世紀,大量的語言學家們最感興趣方法是歷時分析法。他們以此方法去研究語言自身是如何發展,如何隨同歷史的變化而進化。但結構主義者相信,在這兩種方法中,共時分析是優于歷時分析的。因為在他們看來,研究某詞過去的意義無助于現時對這一詞的理解。歷史無關緊要,重要的是“現時”的關系。[⑦]例如,在研究某一語言、某一社會或人類心靈問題時,最好的方法是在某一特殊的時間中去考察它們部分與部分間的關系,部分與整體間的關系,而不是研究它們在歷史中的如何發展。正是如此原因,有些結構主義者又稱這種方法為“快照特寫法”,而不是全景性的移動。因此,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分類上,這種把某一研究對象放到“現時”特定時空進行“個案”性的研究,顯然屬于被西方的方法論學家稱之為定性研究(qualiative research)的范疇。
   三、對結構主義的方法論的評價
  自本世紀50年代起,結構主義極大地影響著西方的社會、人文科學的研究,以至隨著研究的發展,一大批世界性的學者脫穎而出:其中包括兒童心理學家皮亞杰;道德學家寇伯格(L.Kohlberg);哲學家、語言學家喬姆斯基;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歷史哲學家、文化思想家富科(有譯為福柯);美學家、文學批評家巴爾特;心理分析學家拉康;哲學家、語言學家德里達等。這不能不說,正是這種方法論的影響,極大地開拓了人們的視野,增添了人類探索問題的方法。
  然而,如同世間任何事都有利有弊一樣,結構主義方法論無論在理論還是在研究實踐中也有其不合理的因素。這里擇其要者,分而述之。
  其一,結構主義方法論注重結構的分析當然是它的獨到之處,但如同結構主義者自己所認定,他們所說的結構,其性質和內容并不像自然界那些物理性的東西,而是人類心靈的產品。這樣一來,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是:各種結構是怎樣構成的?結構主義者對此問題并不回避,但他們的回答則是各行其是,眾說不一。例如,對喬姆斯基來說,最基本的結構是天生固有的;語言和數學思維之規則總是先天遺傳地被組織好,只是在后天所提供的環境讓其顯露和發展而已。但對皮亞杰和寇伯格來說,人的思維結構之形成總是主體(人自身的生理功能)和客體(外界環境刺激)相互作用的產物。而更有一些結構主義者如伯恩斯泰因(B.Bernstein)等則認為,社會科學和人文學家所說的結構都來自文化的作用。[⑧]于是,結構的本質是什么?此問題如同中國對美的本質討論一樣,時至今日仍在爭論中。
  其二,從能指和所指的區分中注重對意義的追求,這比之那些把意義視為內容,并把內容視為靜止的,不變的,當然有其合理性。此外,以“意義(meaning)”取代“事實(fact)”,這在一定程度上,為對抗那種機械的實證主義方法論更有其肯定的意義。然而,既然意義是研究者的發現,是研究者的研究結果,其性質的主觀成分不可避免,那么,如何中肯地評價研究成果?換句話說,有沒有客觀的評價標準、尺度?如有,它們是什么?結構主義者對這些問題雖然也有思考,但如何回答的思維只能在“悖論”中周旋,即:如不重對意義的追求,結構主義方法論就失去在這方面的長處;但如重視這一點,它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有主觀性”的責難。
  其三,對所研究的對象重視其共時性,這自然能使被研究自身更貼近現實,更有其實用性的意義。但如同一部電影的欣賞,觀眾固然感興趣于每個鏡頭所展現的動態性畫面及畫面中暗含的意義(meanings),但對此影片總想有個整體性的了解,其中包括對影片中人物的命運、對故事發展結局等。而實現這一點,沒有歷時性的分析作為基礎顯然是不可能的。
  總結上述,結構主義方法論在理論和研究實踐中所遇到的困難是十分明顯的,而且這些困難無法從自身中得到克服。然而,盡管如此,這并不有損于結構主義方法論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貢獻。這是因為結構主義方法論所顯示出的優點,僅是建立在它與其他種類的方法論如實證主義的、現象學的、詮釋學的短處相對照而顯示的。同樣,它的短處也只是在與其他種類方法論的長處相對照而存在的。因此,如果世界上本不存在著盡善盡美的方法論,那么,任何人都沒有理由對結構主義方法論作過分的苛求。其道理如同如何正確地評價形而上學與辯證法一樣,沒有形而上學就沒有科學;沒有辯證法就沒有科學的發展。對結構主義方法論的評價也應作如是觀。其實,就研究實踐而言,問題并不在于理論上哪種方法論的優缺點如何如何,而更在于怎樣利用某種方法論所提供的具體研究方法去更好地解決所要研究的問題,以便有效地為現實服務。
  ①D.C.:結構主義。原載《法國大百科全書》,見《哲學譯叢》編輯部編譯:“近現代西方主要哲學流派資料”,商務印書館,1981年。
  ②劉放桐等編著:《現代西方哲學》(修定本),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③Jonathan Culler(1975):Structuralist Poetics:Structuralism,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Lond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④Edmund Leach(1973):"structuralism in social anthropology",in Robey,David(ed.)Structuralism:An Introduc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
  ⑤Rex Gibson(1984):Structuralis and Education.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
  ⑥[蘇]M.H.格列茨基:結構主義。參見:《哲學譯叢》編輯部編譯:“近現代西方主要哲學流派資料,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274頁。
  ⑦同⑤,第10頁。
  ⑧George F.Kneller(1984):Movements of Thought in Modern EducationNewYork:John Wiley & Sons.
  *紀本嵩把“共時分析(synchronicanalysis)”視為結構主義的原則之一,這自然是合理的。筆者之所以把它放到方法論中去論述,除行文需要外,主要還是它自身的方法論性質。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MSS研究中心
   責任編輯:馮生*
  
  
  
學術研究廣州35-40B6外國哲學沃野19971997 作者:學術研究廣州35-40B6外國哲學沃野19971997
2013-09-10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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