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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弗羅斯特:“游戲”中的詩歌與人生
羅伯特·弗羅斯特:“游戲”中的詩歌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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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712.0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31(2000)04-0009-05
  在20世紀美國著名詩人中,擁有讀者群最龐大、影響力最持久而且又最有爭議的,當推羅伯特·弗羅斯特。弗氏既得到過鮮花與稱頌,也遭到過攻訐與謾罵,是美國現代詩歌史上有名的兩面神。一方面,他是“作品及和藹形象感動了成千上萬美國人”的詩壇圣哲[1](P11),享有極高的聲譽和社會地位。另一方面,他的創作水平和人格也受到過詆毀。馬爾科姆·考利就曾在一篇評論中說到,美國狹隘的民族主義已經從政治舞臺擴散到了文學領域;文人們倡導所謂“積極、樂觀、平和、‘純民族’”的美國文學,并把詩作水平低下的弗羅斯特奉為他們的杰出代表;而弗羅斯特所獲得的榮譽則帶有極其強烈的政治意味[1](P12)。弗羅斯特在自己指定的傳記作家勞倫斯·湯普森的筆下更是變成了“披著人皮的魔鬼”[2](P12)。
  在這種尷尬的處境下,雖然弗氏與艾略特一樣成就斐然,但批評家們基本上把他視為保守的傳統詩人,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弗氏對美國現代詩歌的發展所做的獨特貢獻。
  筆者認為,理解、研究弗氏的關鍵,是他自己極力推崇的“游戲”原則。在弗氏看來,詩歌是文學藝術范疇“游戲原則”最典型的代表。這個“游戲”原則可以概括為三方面的內容。第一,游戲的前提是,必須要有對立的雙方。第二,游戲的策略類似暗喻,“以此指彼,以彼名喚此物,全在隱晦之樂”[3]。即,不論其自身有多么深刻的含義,都不能讓人一下子琢磨透,而是必須給人以思考的余地,引出有關深刻或是膚淺的疑問。第三,游戲必須具有真實性。弗氏對徹底的游戲精神與假意的表演作了嚴格的區分。他講,“我喜歡聽人一輩子說,‘咱們來玩個什么游戲’。我不愿聽人說,‘假裝咱們在玩什么游戲’。要創作出精美的藝術,就必須用什么來游戲一番,比如詩歌中的詞匯,藝術中的材料”[4](P32)。
  筆者認為,弗氏用“游戲”原則創作出的不僅是精美而魅力恒久的詩歌,還有浸潤了游戲精神的獨特的生活模式。本文試圖通過對以下四個問題的分析,說明“游戲”原則正是貫穿弗氏詩歌創作及其生存哲學的基本結構。
  一、區域性——普遍性
  以極具區域特征的人和物來指涉具有普遍意義的真理,是弗氏常見的游戲形式。總體說來,反映時代特點和風貌是幾乎所有的文學家都面臨的一個共同使命,但詩人們考慮得更多的,則是以何種方式描述個人的認識和幽思。艾略特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城市,而弗氏則選擇了遠離城市喧囂的新英格蘭農村。這兩位詩壇巨匠在形成鮮明對比的同時,也說明了詩人必須立足于一個自己熟知的小世界,必須確定一個屬于自己且獨具個性的觀察現實的恰當視角。
  在弗氏的游戲里,新英格蘭成為折射困擾現代人的基本矛盾的獨特空間。在弗氏的詩作中,田園風光、農活、講方言的人確實占有相當的比重。從表面上看,新英格蘭儼然成了弗氏的整個世界,成為他感興趣的唯一空間。這一表面的事實并不能說明這個有限的空間妨礙弗氏關注整個人類的生存狀況,也不能說明他對現代社會的聲音不聞不問,更不能說明他的詩歌藝術缺乏完整性和普遍性。艾略特作為詩壇巨匠并不關心作為現代社會重要組成部分的鄉村生活,但沒有誰認為他的藝術缺乏完整性。所以,問題不在于弗氏的區域特征是否與艾略特的完全一致,關鍵是,它是否真正折射了現代社會中最基本的事實。弗氏從新英格蘭的人、布滿石塊的山丘、黑暗的森林和冷沁的溪水中尋得最直接的物質對應,但也并未限于此、止于此。從新英格蘭觀察人生與單純地反映新英格蘭的生活是有區別的。弗氏不僅從新英格蘭農村的山、水、人、物當中獲得靈感,而且把這里當作了自己靜觀現代人兩難境地的獨特視解。
  從這個區間產生的每一首詩都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實在之物,并且“都是那巨大困境的縮影,都是那勇敢面對一切困難的意志的寫照”[3]。但有趣的是,弗氏從不喜歡別人稱他為象征主義詩人。他不僅厭惡其中那種刻意追求的成分,而且認為象征主義會桎梏人的想象,從而扼殺一首詩的生命力[5]。他奇怪地把自己稱為提喻詩人,因為在提喻中,局部可以指涉整體,微不足道的小事可以引出具有普遍性的意義[6]。例如,在《雪夜林邊小憩》中,樹林、農舍、白雪、馬、冰、湖、佩鈴、旅程等都是極普通的事物,但讀者無法不因此生發出更多的遐想:個人意愿、外界的誘惑、社會的責任……在這里,普通而具體的事物負載了深刻而抽象的意義。所以,弗氏不僅成功地從一時一地的局限中脫離出來,而且把一個個具體的地點擴展成更為寬廣的天地,讓這些有限的空間具有了永恒的魅力。弗氏曾宣稱:“我包含對立面。我能涵蓋眾多的意義。我可以找到一段話來描述所發生的幾乎是任何一件事情”[7],此說不謬。
  二、傳統主題——現代人的困境
  用傳統主題負載現代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弗氏“游戲”原則的重要體現。在他的詩中,仍可見到一些傳統的主題類型,如人與神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以及人與人的關系,但它們所傳達的已不再是對于矛盾中某一方之偏好或成見。實際上,弗氏很少對事件的表面情況進行細致入微的描述,他真正關心的,是本世紀的一些核心事實,即剝去了社會的、經濟的表征后所暴露出的現代人疑惑、失落的痛苦感受。
  例如,在常見的人—神關系的主題中,往往蘊含了弗氏對現代人矛盾的宗教思想的反思。從一定意義上說,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人類不斷超越無知、擺脫自身困境、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史。現代人雖然在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現代科學卻無法解答人們的全部疑惑。比如,它無法讓人放棄對“上帝”或其他神靈的信仰,也無法說明,倘若上帝根本就不存在,那么,冥冥之中操縱著人類命運的又是誰、又是什么力量:
  是什么把同色的蜘蛛帶到那里,
  然后在黑夜中把白飛蛾誘到那里?
  有什么比黑暗的旨意更可怕?
  假如旨意安心主宰這般細微的事情。
  《旨意》一詩中白蛾與白蜘蛛的相遇,不僅是人類命運的客觀寫照,也真實地反映出人在這種無所不在的勢力面前的惶惑、不安與無奈。
  此處,在人與自然的矛盾對立中,人與自然不再是和諧的統一,而自然也不再是現代人精神慰藉的可靠力量。在《星星》這首詩中,星星代表了自然的眼睛。當人們仰望星空,尋求理解和同情的時候,星星起初似乎是要“聚拢……好像對我們的命運懷有仁慈之心”,但馬上就變得視而不見:
  然而既沒有愛也沒有恨,
  那些星星像一些雪白的
  密涅瓦塑像雪白的大理石眼睛
  根本沒有視覺的天賦。
  自然是冷漠的,根本不在乎人的存在。它甚至可能變得異常殘暴而危及人的存在,讓人成為孤立無援的可憐蟲。星星由對人類表示仁慈到“既沒有愛也沒有恨”的變化,說明現代人仍需清醒地認識自己在自然中的處境。自然界對人的存在是冷漠而可怕的,但現代人是否具有與之一決高下的勇氣和能力呢?
  人與社會的關系這一常見主題引出的,是現代人的人性特征與社會規范的巨大沖突。在《職責分明》一詩中,弗氏把現代社會刻劃成一部炮制標準化產品的巨大機器。正如分工明確的螞蟻一樣,人必須依據苛刻的社會規范履行各自的義務。對社會分工的刻骨銘心的認識,導致了人的分化和隔離,使人淪為喪失了人類情感、只會機械動作的怪物。
  在這種病態的社會里,“喪失了自己的人性,人成為人類社會中的一只螞蟻。”[8]
  可見,現代社會中個人的存在常常是困難的。社會對個人施以控制,往往是對個性、創造力、自然生發的人類情感的無情剝奪,是社會價值對個人特征的極大壓制。
  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又當如何呢?復雜的人際關系好比“……我們各長一只友愛與仇恨的手。/友愛之手把彼此緊緊相拉,/仇恨之手讓我們苦苦爭斗”。人類就是這樣,生活在愛與恨、親密與疏遠、理解與隔閡的矛盾之中。《補墻》一詩也是這種矛盾心理的極好寫照。讀者首先聽到了一個農夫的鄭重聲明:“有一股不喜歡墻的力量。”稍后又第二次聽到類似的宣告:“有一股不喜歡墻的力量,/希望它垮掉。”盡管事實上也沒有必要修這堵墻,因為“他的全是松樹,我的是蘋果園”,但是,一墻之隔的鄰居都關心修補界墻這一年一度的盛事。木訥的鄰居更是抱住上輩的遺訓不放:“籬笆牢,鄰居好。”弗氏曾經說過,這首詩所講的,就是最根本的人的悖論:“矛盾正是該詩的核心。它本身就存在于人的悖論當中,存在于鄰居和競爭對手當中,存在于人類的矛盾本性當中。”[9](P196)
  弗氏這番話,也可以看作是他自己用詩歌關注現代人命運的重要聲明。借助傳統的詩歌主題,弗氏讓他的讀者認識到這樣一個核心事實:人類生存具有沉重的悖論色彩。但是,人們大可不必因此產生悲觀厭世之情,當然也不能對此視而不見,盲目樂觀,而應當勇敢面對困擾人生的一切悖論,認清自身的局限與不足,以理智、客觀的態度賦予人生以積極的意義和價值。弗氏把人的悖論置于中心地位也正顯示了自己作為現代詩人的高度敏感。
  三、繼承詩歌傳統與發展現代風格
  弗氏被認定為傳統詩人,其部分原因是弗氏把創作風格帶入游戲,并在一定程度上遭到誤解。除把新英格蘭農村靜逸的田園、樹林以及農事勞作中的歡愉作為詩歌的主題外,他還沿用傳統的詩藝,采用線性語言結構。他超脫于同時代的任何一個詩歌流派之外,對龐德、艾略特、威廉斯等現代派詩人所倡導的新詩運動缺乏明顯的熱情。
  應當說,弗氏是在繼承英語詩歌傳統的基礎上,確立了自己獨特的現代風格。比如,在大量的自然詩中,弗氏顯示了自己與以往的浪漫派詩人截然不同的自然觀。浪漫主義賦予自然以人的情感,并把人與自然看作和諧的統一。弗氏則不然,從諸如上文提到的《星星》等詩中可以看到,弗氏把人的處境與自然視作兩個相區別的層面。或許,浪漫主義的不足之處,正在于它實質上是在回避現實。顯然,如果模糊人與自然的界限,人就無法通過考察自然的存在來反思自身的存在。
  在游戲的遮掩下,弗氏小心翼翼、秘而不宣地實施了自己的創新與發展。這種看似保守的中立思想和行為勢必招致一些人對弗氏人格和文學立場的批評,但也確實是保護弗氏走出當時那個充滿偏見的藝術環境的理想方法。“求新”是美國現代詩歌的主流。而20世紀上半葉基本上是龐德和艾略特等現代派詩人的天下。他們強調詩歌自身的表現力,反對道德說教;主張改革英詩傳統,代之以緊湊的肌理、詞語反諷、多重組合、含蓄、象征和智性。盛極一時的新批評派也對這種詩學主張作了積極的回應。而弗氏則一貫認為詩歌應當“始于愉悅,終于智慧”[10],因此讀者常能在其詩篇的末尾讀到雋永的警句。所以在當時,他一邊小心翼翼地避免對新的詩歌流派作明確的評判,一邊又反復強調自己能“以舊創新”[11],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求得發展。
  這種“以舊創新”的典型例子,是弗氏確立了屬于自己的詩歌語言風格。他以清新自然、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日常生活語言入詩,從而把華茲華斯的詩歌語言傳統推到極致。同時,嘗試在詩文中準確而生動地使用真正的現代語言,創造性地提出了“句子—聲音”(sentence-sounds)的概念,認為一個句子就是一種聲音;它遠比構成句子的單個詞語所共同表達的含義更為深刻、更為豐富”[12](P193)。可見,弗氏十分看重聲音在詩歌語言中的價值,并且試圖在自己的詩歌中重構一種原初的聲音。
  我們在生活中學會卻在文學中喪失的,正是詞語背后的句子—聲音……試以在關閉的門兩側談話的兩個人為例,(我們)可以聽到他們的話音,但無法分辨他們所用的詞語。即使這時詞語不能傳達意義,但聲音卻能,而且聽者也能明白對話的含義。這是因為,每個意思都有一個特定的聲音形象,換言之,每個意思的實在意義都對應了一個特定的聲音,這個聲音正是每個人出自本能所熟悉的……[13]
  羅伯特·科恩曾提出,弗氏的“句子—聲音”說與奧托·耶斯珀森在描述原始語言時所用的“句子—詞語”、“聲音聚結體”有驚人的相似之處[12](P194)。不管怎么說,弗氏對原始的語言特征的認識與實踐,充分體現了一個現代詩人在運用詩歌語言時所具有的創新精神。弗氏主張“以舊創新”,全然沒有那種拋棄英詩傳統的激進,反而多了一分從容、自信與智者的風度,這也正是當時弗氏能立足于詩壇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游戲人生
  其實,弗氏的游戲里沒有任何玄妙、晦澀的內容,有的只是讀者早已熟悉的東西。弗氏的高明之處,也許正在于此。他把常見的視角、主題、表達方式等等帶入這種游戲中,從而為讀者創造了一個極具彈性的思考空間。仔細想來,弗氏的生存方式也未必不是這種“游戲”原則的一個合理延伸。
  例如,弗氏雖然生在新英格蘭農村,但仍與城市保持了緊密的聯系。農村那種純樸而寧靜的生活,使他能充分感受到做百事通、多面手的快樂。而城市則讓他對快節奏的生活、社會分工有了深刻的體會。他既是農民詩人,又是大學教授。顯然,他不想把自己限制在農村或城市的唯一空間里,而是力圖使自己在這兩個不同的世界間保持平衡。同樣,他可以做龐德等現代派詩人的朋友,但不愿以現代派自居,而是同他們之間保持適當的距離,成為現代派的邊緣詩人。
  這種包含對立面的類比思維模式,顯示出弗氏與艾略特驚人的相似之處。即他們都把現實世界看作是由不同生活層面構筑而成的一個整體。弗氏讓我們看到了農村與城市、區域性與普遍性、人類與自然、個人與群體等關系的矛盾存在;艾略特則使我們認識了不同社會階層、歷史時期的對立。在這種類比思維模式當中,矛盾的雙方沒有強弱、高下之分;它們只是平行而且互為參照的不同生活層面。兩位詩人的不同之處在于,弗氏能把這種基本思維結構成功地運用到個人的生活當中,從而表現出一個現代詩人徹底的詩性精神。
  在這場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游戲中,在這種詩性的生活模式中,弗氏一次又一次成功地避免了表明立場和傾向時可能帶來的尷尬,凸顯了詩人保持客觀中立、不走極端的心態。因此,弗氏游戲人生的突出特點,就是一種松散的約束,或者叫“中間道路”。每當弗氏面對生活中不同的存在空間,面對屈從還是獨立的兩難境地時,他總會表現出調和矛盾的高超技巧。
  道理很簡單。在現實的世界里,絕對的屈從或獨立都具有顯而易見的弊端,其本身就是冒險。一個常見的基本事實是,要歸屬任何一個意義上的群體,個人就必須付出代價,要么放棄個人興趣、愛好、自由,要么獻出寶貴的生命。而完全離群索居的個人,不僅缺乏群體歸屬感,而且常被視為異類。
  弗氏的游戲人生,并非視人生如兒戲,而是基于對現實世界的深刻認識而作出的現實主義的選擇。弗氏在談到現實主義時曾說過,“有兩種現實主義者”。為了形象地說明這一點,他打了一個比方。有一種現實主義者把滿是臟泥的土豆拿給人看,以說明這是真實的土豆。另一種(包括他自己)則喜歡刷洗得干干凈凈的土豆。他認為,藝術就是要把生活刷洗、切削成形[9](P31)。可以說,弗氏的最終目標是要采取一種形式,并藉此昭示客觀世界的本質。
  正如弗氏用詩歌所反映的那樣,客觀世界既不是混亂不堪,也不是運行有序,而是介乎有序和無序之間,需要人類運用智力活動來加以認識。他還用這種辯證觀來看待人類的命運,把絕望與希望、不幸與有幸、悲傷與快樂的矛盾存在原原本本地呈現出來。因此,他的藝術世界就像是整個宇宙的縮影,既沒有大喜大悲的極端,也沒有盲目的樂觀和悲觀思想。在這里,他可以冷靜地反思自身存在的命運,并且總能在看似不經意的游戲之中完成對自己深刻思想的傳達。
  弗氏身為現代詩人,對自己所處的那個時代有著極為深刻的認識。“知之深則行之必至”。因而他以這種認識為準則,確立了自己極具游戲意味的生存模式。事實上,難以理喻的客觀現實本身就具有極強的詩性特征,而弗氏只不過是用了一種最為接近的游戲的方式,完成了對這個自相矛盾的客觀現實的模仿。但他的模仿,絕不是簡單、機械的重復,而是一種藝術的反思。他那獨特的生存方式就足以說明現代人的困惑、不安和矛盾心理。弗氏把現代生活中的悖謬和難題客觀地呈現出來,但絕不提供現成的答案。暴露矛盾、寓真理于平凡,反映了弗氏一貫的客觀性。那種不帶個人偏見的辯證思想,那種鮮活的大眾語言,那種秘而不宣的睿智,不正體現了一種客觀直陳的美學追求嗎?弗氏以客觀中立的方式反映現代人的困境,恰好說明游戲過程是雙向互動的過程。身陷“游戲”原則中的詩人與諸者,彼此都能感受到它所帶來的心智的愉悅。
  結語
  恰如威廉·普理查曾經說過的那樣,“弗羅斯特用于說明詩歌的一個詞是‘游戲’,因此他的行為與創作抑或都同這一見解有關”[2](P16)。客觀現實的矛盾本質,對弗氏藝術思想的觸動和影響是巨大的。他不僅以自己的詩作和自身的存在方式對這種客觀現實進行了寓真實于游戲、發人深省的模仿,而且對現代人的處境表現出真摯的關注。他從不同的角度訴說現代人心中的疑惑,并以游戲的方式說明,人們只有客觀地看待各種矛盾,從容地面對一個遠非完美的現實世界,才能走出自身的精神困境。弗氏的不凡之處在于,他能透過現代題材的現代化表征,看到現代社會的悖論本質。而且,他所依托的“游戲”原則中體現出的類比思維模式和含蓄的效果,正是現代詩歌的一個根本特征。萊昂耐爾·特利林曾用“可怕”一詞形容弗氏這種奇特的現代性,認為可怕的感覺往往伴隨新生事物的誕生而出現,是真正的現代詩歌的標志[14]。如果說風格通常體現的是一種基本的語言結構,那么,對弗氏而言,風格則是把這種基本結構徹底地運用在詩歌和詩性的生活模式中。在20世紀的美國詩壇上,能夠像弗氏這樣把生活和詩歌緊密結合起來的詩人,可謂鳳毛麟角。普理查曾經這樣概括性地評價弗氏的文學生涯:“無論他做什么,也無論做得好與壞,他總能做得極富詩意”[2]。借用弗氏的詩句——“這些似花的水,這些似水的花”,似乎也應當這么描述詩人的詩歌和生存藝術:詩如生活,生活如詩。
  收稿日期:1999-09-30
《四川外語學院學報》重慶9~13J4外國文學研究劉愛英20012001理解、研究羅伯特·弗羅斯特的關鍵,是他自己極力推崇的“游戲”原則。該原則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游戲的前提是,必須要有對立的雙方;第二,游戲的策略類似暗喻,“以此指彼,以彼名喚此物,全在隱晦之樂”;第三,游戲必須具有真實性。“游戲”原則是貫穿弗氏詩歌創作及其生存哲學的基本結構,其中所體現的類比思維模式和所達到的含蓄美的效果,正是弗氏詩歌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特征。弗羅斯特/“游戲”原則/類比思維/現代性Frost/notion of "play"/analogical thinking/modernityRobert Frost:poetry and life in "play"LIU Ai-yingGraduate Faculty,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1,ChinaOne of the essentials in understanding and studying Robert Frost is the notion of "play"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First,play must deal with two opposing sides.Second,play is like a metaphor,"saying one thing and meaning another,saying one thing in terms of another,the pleasure of ulteriority."Third,play has got to be as playful as possible.The notion of"play"is a corner stone of both Frost's poetic art and his existential art .As demonstrated in the notion of"play",the analogical thinking pattern,together with its aesthetic effect of indirectness,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modernity of Frost's poetry.劉愛英(1967-),女,四川外語學院研究生部,副教授,碩士,主要從事外國語言、文學研究。四川外語學院 研究生部,重慶 400031 作者:《四川外語學院學報》重慶9~13J4外國文學研究劉愛英20012001理解、研究羅伯特·弗羅斯特的關鍵,是他自己極力推崇的“游戲”原則。該原則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游戲的前提是,必須要有對立的雙方;第二,游戲的策略類似暗喻,“以此指彼,以彼名喚此物,全在隱晦之樂”;第三,游戲必須具有真實性。“游戲”原則是貫穿弗氏詩歌創作及其生存哲學的基本結構,其中所體現的類比思維模式和所達到的含蓄美的效果,正是弗氏詩歌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特征。弗羅斯特/“游戲”原則/類比思維/現代性Frost/notion of "play"/analogical thinking/modernity
2013-09-10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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