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歷史思潮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一)
字體    

老舍小說《抓藥》新解    ——文本細讀與文化社會學分析
老舍小說《抓藥》新解    ——文本細讀與文化社會學分析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中圖分類號]I207.4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6873(2004)02-0068-05
    《抓藥》,發表于《現代》5卷1期(1934年5月)。這篇作品沒有收入老舍其后自編的短 篇小說集《趕集》(1934年9月)或《櫻海集》(1935年8月)中。根據老舍選文的習慣,未 收集的小說大抵因其內容涉及到個人經歷與心境,時過境遷,便有意將其遺忘,類似未 收集的作品還有《小鈴兒》《生滅》等。《抓藥》是篇結構和命意都相當奇特的短篇小 說,這篇作品長期以來沒有得到老舍研究者們的重視。
         一
    小說采用了與《黑白李》相似的雙線結構,但沒有一個“我”穿梭其間進行組織,場 景的轉換以空行的形式作為標記。可見,作家當時尚處在短篇小說創作的試驗期,表現 出文體創新的意愿。
    第一條情節線寫的是青年農民二頭的故事。二頭趕了一個大早,進城為重病的父親抓 藥,返程快到城門口時內急,上廁所時撿到一本紅皮的書,出城時被巡警當成革命黨逮 捕,稀里糊涂地被關在牢中。他在牢中結識了一個難友,就是這本書的作者,他恨這本 使他倒霉的書,也因此恨這位寫書的人。他們聊了起來,但二頭并不懂他話里的意思。 過了幾天,二頭被稀里糊涂地釋放了,回到家中,父親已在兩天前下葬。
    第二條情節線寫的是小說家汝殷的故事。汝殷靠寫小說養家糊口,青燕靠寫批評養家 ,汝殷不管寫什么作品,總是受到青燕的嚴厲批評。汝殷無奈之下便開始模仿青燕認可 的作品,不料所有的刊物都因害怕而拒絕發表。汝殷一氣之下自費出版,青燕如廁時無 意間將這本紅色封面的書丟失。不久,汝殷被捕。
    作品的時代印痕比較明顯,起首便提到“日本兵又上齊化門外去打靶”,又寫到國民 黨政府的“恐紅”癥,當正是30年代初的事情,可以證實小說取材于近距離的觀照,所 表現的是當時社會和文壇上的風風雨雨。
    二頭的故事和汝殷的故事本無甚相干,交叉點在那本“浪書”(二頭語)上。二頭的悲 劇出自“偶然”和“誤會”,他不該撿到那本“浪書”;而汝殷的悲劇也是偶然的,他 不該為和批評家賭氣而寫那本“紅皮”的書;撥弄他們命運的是當時的政治環境和文學 氛圍。
    由于二者之間并無直接的聯系,因此,研究者們往往各有取重。關紀新在《老舍評傳 》中忽略了二頭這條線,而專注于汝殷的悲劇。他寫道:
    《抓藥》里的所謂“文學批評家”青燕,在社會上享有一定名聲,實際上并不把職業 道德放在心上,他找準一位勤奮寫作的作家,一貫與其作對,連作品都不讀,就屢屢給 人扣上一頂“意識不正確”的帽子,以便抬高自己的身價,簡直就是文學界的“混混兒 ”。[1]
    老舍這篇小說的重點確實是在表現汝殷的悲劇,二頭僅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 受害者,但僅從“道德”的層面進行分析是不夠的,汝殷的創作和青燕的批評充其量是 帶有“寓言”性質的惡作劇。實際上,在這兩個故事下面,還有著人未言及的內蘊。
        二
    “抓藥”具有文本上的雙關意義!
    第一層意思,青年農民二頭為父親抓藥——“大夫囑咐上懷德堂來抓,藥材道地些” 。來回三十幾里地,卻因撿到一本紅書,被關進了牢房,還害得父親喪了命。
    第二層意思,小說家汝殷“病急亂投醫”——“意識不正確”。他的作品屢屢受到批 評,著了急,盲目地追逐“革命文學”潮流,先是模仿,后是胡編,結果把自己弄進了 班房。
    兩種不同形式的“抓藥”,同一種悲劇的結局。如果老舍沒有更深刻的意蘊企圖表達 ,實際上用不著擺這個迷魂陣,繞這么大的圈子。
    我們發現,老舍的這篇小說是對當年批評界的回應,尤其是對左翼批評家的反批評。
    30年代初,老舍從英國歸來后,陸續創作了《貓城記》《離婚》《大悲寺外》《柳屯 的》等長、短篇小說。幾乎每有新作,都引起批評界的反響,褒揚或貶抑,意見相當分 歧。
    《貓城記》發表后,較有影響的批評是無派別批評家李長之和左翼批評家王淑明的書 評。李長之對作品所表現的社會生活的真實程度予以有限的肯定,但對其藝術形式持基 本否定態度,貶抑為“通俗日報的社論,或化裝講演”,并對作家本人的思辯和行為能 力表示懷疑。他這樣寫道:“小蝎是‘心理清楚而缺乏勇氣的悲觀者’,這是作者的一 個影子,表現在作者的一切小說中。”[2]王淑明則除了贊揚作者的譏刺藝術外,對其 人物的典型性和情節的真實性均表示否定,他指出作品中的“我”和小蝎都具有“人格 的二重性”,作者對貓城的描寫“不合于事實”,“歪曲著事實”,“只是作者由于無 視客觀的現實所得的主觀見解”。[3]《大悲寺外》發表后,左翼批評家鳳吾(錢杏cūn@①)和自由人韓侍桁在《申報·自由談》上打了場小小的筆仗。鳳吾在《教育小 說》中指責作者“沒有正確的創作方法”,宣傳了“良心譴責主義”,并指出“教育小 說的作者,如果想在創作的進行上,去完成教育的意義,而采用良心譴責主義,以至把 教育問題從政治問題拉開,作孤另單獨的解決,這是將終不會有出路的。”[4]韓侍桁 不同意鳳吾將其歸于“教育小說”,他認為這篇作品是性格小說,“作者主要的目的, 是在描寫兩種典型的人”,因此不論是否在“學校生活中”,“那人物和故事仍是同樣 可以發展下去”,他還認為作者并沒有“解決教育問題”的企圖,指責鳳吾的批評是“ 現今所正流行的觀念論的文藝論”的表現[5]。
    同期,老舍的其它小說作品也受到批評。老舍憂喜交集,他不能不考慮如何在對壘的 文學陣營間求得生存,小說是不是必這樣寫,是不是也可那樣寫,等等。作品所表現的 小說家汝殷的煩惱,其實正是老舍當年的心態:
    創造家“汝殷”和批評家“青燕”是仇人,雖然二人沒見過面。汝殷以寫小說什么的 掙飯吃,青燕拿批評作職業。在雜志上報紙上老是汝殷前面走,青燕后面緊跟。無論汝 殷寫什么,青燕老給他當頭一炮——意識不正確。汝殷的作品雖并不因此少賣,可是他 覺得精神的勝利到底是青燕的。
    老舍當年創作勢頭正猛,處在風生水起的階段,他的幽默風格和語言才能得到讀者的 好評,被譽為“笑王”和“幽默大師”;然而,對于一個關注民生的作家來說,他無法 抵御來自革命文學的誘惑,畢竟那是“前進的人們”所從事著的“未來的”文學事業。 因而,他也不能對來自左翼文壇的批評無動于衷。作品這樣表現小說家汝殷受到來自左 翼文壇批評后的思想波動:
    汝殷不得不另想主意了。他細心的讀了些從前被稱為意識正確的作品——有的已經禁 止售賣了。這使他很失望,因為那些作品只是些貧血的羅曼司。他知道他自己能作比這 強得很的東西。他開始寫這樣的小說。
    小說家汝殷并沒有喪失自信和判斷力,他有選擇地接受了革命文學理論,卻并不欣賞 那些革命文學作品。他開始了新的創作,但其目的并不是為了“轉向”,而是向批評家 “叫陣”,也許還有糾正左翼文壇“內容和技巧”方面不足的意圖。老舍在這里幾乎完 全據實地把《黑白李》等篇的創作動機亮了出來,這與他后來在《<老舍選集>自序》(1 951年)中的表述別無二致:
    回到國內,文藝論戰已放棄文學的革命,進而為革命的文學。配備著理論,在創造上 有普羅文學的興起。我是不敢輕易談理論的,所以還繼續創作,沒有參加論戰。可是, 對當時的普羅文藝作品的長短,我心中卻有個數兒。我以為它們的方針是對的,而內容 與技巧都未盡滿人意。一來二去,我開始試寫《黑白李》那樣的東西。
    然而,出乎汝殷(也是老舍)意料的是,“發表了一兩篇之后,他天天等著青燕的批評 ,批評來了:意識不正確!”《黑白李》等篇并沒有得到左翼文壇的積極評價,他不能 不感到困惑難解:他在作品中寫了洋車工人,寫了工潮,甚至寫了向往革命的青年學生 ,寫了壯烈的犧牲和不屈不撓的斗爭,竟還會遭到指責。于是——
    他細細把自己的與那些所謂正宗的作品比較了一下,他看出來:他的言語和他們的不 同,他的是國語,他們的是外國話。他的故事也與他們不一樣,他表現了觀察到的光與 影,熱誠與卑污,理想與感情;他們的只是以“血”,“死”,為主要修辭的喜劇。
    汝殷的心理活動正是老舍當年心境的寫照:他知道自己的優勢在于大眾口語和情節的 傳奇性,更深知自己的作品與現實生活的血肉關系。于是,革命文學固然心向往之,《 黑白李》等篇卻只淺嘗輒止。革命文學運動對他的“影響”僅限于此,也僅限于此時。
    綜觀30年代老舍的小說創作,可以看出一道微微起伏著的曲線,他幾度舍棄幽默的特 長去追趕文壇的潮頭,便是他企圖有所改變的有力證明;但就總的創作傾向而言,他的 確“心中有數”。即使是在最受革命文學影響的《黑白李》中,他只能做到不用譏諷的 語調刻劃白李的匪夷所思的行為舉止,卻無法掩飾自己的厭惡情緒,仍把傳奇的筆觸用 到了具有基督精神的黑李的描繪上。
    既有著這樣的認識,老舍在《抓藥》中也就沒有讓汝殷隨波逐流,他畢竟還沒能忘掉 幽默家的天性,于是,他讓汝殷搞了一場惡作劇,看青燕敢不敢說出“意識正確”四字 ,賭注不小:自由甚至生命。小說以下的情節是老舍的神來之筆:
    他要開玩笑了,專為堵青燕的嘴。他照貓畫虎的,也用外國化的文字,也編些有聲而 不近于真實的故事,寄給一些刊物。
    奇怪的是,這些篇東西不久就都退回來了;有一篇附著編輯人的很客氣的信:“在言 論不自由的時期,紅黃藍白黑這些字中總有著會使我們見不著明天的,你這次所用的字 差不多都是這類的……”
    汝殷笑得連嘴都閉不上了。原來如此!文字真是會騙人的東西。寫家,讀者,批評者, 檢查者,都是一個廟里排出來的!
    他也附帶的明白了,為什么青燕只放意識不正確的炮,而不說別的,原來他是“怕” 。這未免太公道了。他要戲弄青燕了。他自己花錢印了一小本集子,把曾經被拒絕的東 西都收在里面。他送給青燕一本,準知道由某刊物的編輯部轉投,是一定可以被接到的 。
    這樣,雖然花了幾個錢,心中卻很高興:“我敢印這些東西,看他敢帶著擁護的意思 批評不敢!”
    汝殷沒有想到,批評家青燕自有應付之策,他絕不肯說出“意識正確”四字,只抓住 封面的顏色,從反面做文章,不但沒有掉入小說家所設的陷井,反而讓小說家掉了進去 。
    假如紅色的書皮可以代表故事的內容,汝殷君這次的戲法又是使人失望的。他只會用 了這張紅紙,厚而光滑的紅紙,而內容,內容,還是沒有什么正確的意識!
    汝殷因此被捕,無端地受了牢獄之災。
    從小說家汝殷的身上,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發現老舍自己的影子,只是他比汝殷更有主 見,而且更加謹慎。從藝術上講,他不愿表現不熟悉的題材,體現了他的堅定性;從政 治上講,他不愿過激,也表現出他“心理清楚而缺乏勇氣”(李長之語,參看上文)的特 點。
    老舍在《抓藥》這篇作品中流露的情緒可以概括為:革命文學浪潮中邊緣化作家的煩 惱。
        三
    30年代初的文壇被白色恐怖籠罩著。1929年,國民黨開始“訓政”,以整肅法紀為借 口,剝奪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力。胡適等自由主義者發起人權運動進行揭露和抗議,結果 《新月》被封,羅隆基被逮捕,胡適作為“反革命”被聲討。1930年2月,魯迅先生因 參與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被國民黨浙江省黨部作為“墮落文人”通緝。1931 年2月,左翼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頻、殷夫、李偉森、馮鏗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秘密殺 害。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寓所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如此險惡的政治環境使得自由派( 或稱無派別)作家們心存恐懼,自覺或不自覺地遠離政治和社會運動。
    同時,30年代也是革命文學大盛的時期,一批接受了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左 翼作家急切地要求文藝反映現實的階級關系和革命斗爭,要求作家具有無產階級意識。 他們以“政治-文藝”一元論者自居,機械地以“經濟-政治”的框架來規范文藝的主題 、題材和人物。他們不但以此規范本陣營的作家,也將這個規范運用于自由派文壇。然 而,由于左翼文壇理論批評的觀念化和創作實績的貧弱,反而引起了自由派文壇強烈的 反彈情緒,持續幾年的“對‘自由人’、‘第三種人’的批判”并未促使自由派向左的 方向明顯轉變,反而使革命文學運動喪失了大批的同路人。
    1932年12月,谷非(胡風)在《文學月報》1卷5、6期上發表《粉飾,歪曲,鐵一般的事 實》,以上述理論橫掃《現代》雜志,將《現代》撰稿人一竿子全打進“第三種人”泥 沼之中。第一卷中的“全體二十三篇”作品,除了張天翼和魏金枝各兩篇因為“需要更 嚴格的標準”,及老舍的《貓城記》因為“未完”,而未加置評之外,其余18篇都被胡 風指責為“粉飾”和“歪曲”現實。他的這篇文章堪稱當年左翼觀念化文藝批評的代表 作。
    巴金的寓言體小說《海的夢》是胡風批判的重點對象,他指責小說“把夢境當作了真 實”,“沒有從現實生活出發的統一了感情與理智的實踐情緒,只有抽象的‘對于自由 、正義以及一切的合理的東西的渴望’”,“這篇作品,用政治上的術語講,是錯誤, 用藝術上的術語講,是失敗”。老舍的《貓城記》是緊接著《海的夢》在《現代》上連 載的,也是寓言體,也是借夢境寫現實。從某種意義上說,胡風對《海的夢》的批評也 可視為對《貓城記》的批評。
    翌年3月,蘇汶發表《批評之理論與實踐》[6]與胡風論爭,對其動輒以政治意識“正 確”與否頗為不滿。1933年9月,胡風又發表《關于“主題積極性”及與之相關的諸問 題》作為回應,繼續痛斥第三種人“世界觀的不正確”。胡風的理論基本上抹煞了自由 派作家創作“暴露黑暗”類作品的現實性和進步性,暴露出他當年深受左傾盲動路線的 影響。
    創刊于1929年的《現代》月刊旗下聚集著很多自由派作家,他們既懾于政府的重壓, 又難以忍受左翼文壇“觀念化”理論批評的霸氣,處境十分尷尬。老舍當年是《現代》 的重要作者之一,他雖然沒有撰寫文章直接參與論爭,但在一些作品中仍鮮明地流露出 他的理論傾向性。譬如他在《貓城記·自序》(1933年8月現代書局版)中寫道:
    外甥問我是哪一派的寫家?屬于哪一階級?代表哪種人講話?是否脊椎動物?得了多少稿 費?我給他買了十斤蘋果,堵上他的嘴。他不再問,我樂得去睡大覺。夢中倘有所見, 也許還能寫本“狗城記”。
    他對左翼提倡“文學的階級性”的不滿是顯而易見的;又譬如,他在《黑白李》(1934 年1月)《抓藥》(1934年5月)等作品中,多次塑造“死之說教者”[7]的形象,他對那些 “不怕犧牲也不怕別人犧牲”的左翼中人一半是敬畏,一半是厭惡:
    他這個人,叫你一看,你就覺得他應當到處作領袖。每一句話,他不是領導著你走上 他所指出的路子,便是把你綁在斷頭臺上。
    如果說老舍在《黑白李》中還盡力地掩飾對于白李這類人的厭惡,那么,在《抓藥》 中他對批評家青燕的譏諷則是公開的。在老舍看來,左翼批評家是魯迅曾經譏諷過的“ 腳踏兩只船”、“忽翻筋斗”或“唯我是無產階級”的投機分子:
    就“青燕”這個筆名看,大概不過是個蝴蝶鴛鴦派的小卒。如今改了門路,專說“意 識不正確”。
    老舍毫不躊躇地接過蘇汶等對左翼批評界的指責,抓住左翼“意識不正確”的習語不 放,在小說中進行毫不留情的嘲弄。老舍對于左翼文壇理論家批評詞語的匱乏和觀念化 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他此時的理論認識與“無派別”的理論家蘇汶、韓侍桁、李長之 基本一致。李長之極其鄙視那些“冒牌的貪便宜的懶惰的淺薄的愚妄的批評家”,他在 《論當前中國批評界之淺妄》中寫道:
    人人都有供奉的木主了,反正是《貓城記》里所謂的呀呀夫斯基之流,順口瞎溜的對 作品便硬扣——什么盧那卡爾斯基,什么佛理采,什么波格達諾夫,什么布哈林——便 都是目前最時髦的共同的木主了。
    還有一種人,專門會檢定人的意識,他自己總有一套萬年陳的八股,逢書便用,那更 簡單得可憐了,大概寫工人的勝利的,總是意識正確,稍微寫點革命的波折,一定是歪 曲,倘若不幸而故事是提到大多數中產階級的學生,便無疑是反革命了。[8]
    “呀呀夫斯基”出自老舍的《貓城記》,“革命的波折”在《黑白李》中有所表現, “中產階級的學生”是《大悲寺外》中的主要人物。李長之的這篇文章顯然是在為老舍 遭受的批評抱不平。但老舍畢竟是寬容的,雖然他在作品中把批評家斥之為“劊子手” ,但還沒有把他們寫得毫無人性,反而寫出他們的矛盾和不得已,充分顯示出老舍的寬 厚的人道主義胸懷。他沒有極端地丑化這些“觀念化”的批評家,甚至好意地描寫出他 們尚存的“良心”,并為他們的未來作積極的設想,這從作品中對青燕的態度可以看出 來。
        四
    我們似乎可以認定,《黑白李》的主題藏匿在第二條情節線中,即作者無意間流露的 情緒:革命文學浪潮中邊緣化作家的煩惱。第一條情節線也是不可忽略的,它除了表現 出“城門失火,殃其池魚”這層意義外,還深刻地表現出勞動人民對革命文學運動的隔 膜。
    這兩條情節線分別描寫著兩個隔膜的世界,使這兩個世界發生關聯的是那本紅皮的“ 浪書”,兩個世界的碰撞產生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藝術效果。
    青年農民二頭蒙冤坐監后,小說家汝殷也被關進了這間牢房,于是——
    后來的先說了話:“什么案子,老鄉親?”
    “撿了一本書,我操書的祖宗!”二頭吐了一口惡氣。
    “什么書?”青年的眼珠黑了些。
    “紅皮的!”二頭只記得這個,“我不認識字!”“嘔!”青年點了點頭。
    都不言語了。待了好久,二頭為是透著和氣,問:“你,你什么——案子?”
    “我寫了一本書,”少年笑了笑。
    “啊,你寫的那本浪書,你?”
    ……
    “那是為你們寫的呢,”青年淘氣的一笑。
    二頭真壓不住火了:“揍你個狗東西!”他可是還沒肯動手。
    老舍用極為洗練的文字活畫出當年革命文學致命的缺陷:自以為代表工農,自以為具 有無產階級意識,自以為是為未來而創作,卻不為真正的工農所了解。
    老舍在作品中盡情地借小說家汝殷的酒杯,澆自己的心中塊壘。《抓藥》里所隱藏著 的是這樣一個神秘的內核:老舍對革命文學運動的真實態度,對近期發生的左翼文壇與 “自由人”、“第三種人”論爭的看法,對自己近期作品創作動機的表白,以及對于批 評者的答復。
    老舍在左翼與“自由人”及“第三種人”的論爭中站在后者一邊,這是毫無疑問的。 他在創作于1930年至1934年間的《文學概論》中毫不含糊地寫道:
    最近有些人主張把“文學革命”變成“革命文學”,以藝術為宣傳主義的工具,以文 學為革命的武器。
    ……
    普羅文藝中所宣傳的主義也許是很精確的,但是假如它們不能成為文藝,豈非勞而無 功?……現在我們只聽見一片吶喊,還沒見到真正血紅的普羅文藝作品,那就是說,他 們有了題目而沒有能交上卷子;因為他們太重視了“普羅”而忘了“文藝”。
    至于如何全面深入地評價老舍在革命文學運動中的心路歷程,那是另外一篇文章的任 務。
    收稿日期:200鹽城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科版長春68~7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吳永平20042004老舍的短篇小說《抓藥》是一篇形式和寓意都很奇特的作品,在雙線雙關的結構形式 下隱藏著一個神秘的內核:他對革命文學運動的真實態度,對當時發生的左翼文壇與“ 自由人”、“第三種人”論爭的看法,對自己近期作品創作動機的表白及對于批評者的 答復。老舍/《抓藥》/自由派作家/左翼批評家/Lao She/Filling the Prescription/Liber alists/Left-wing critics基金項目:國家教育部博士點人文社科研究項目(98JBY75047-99001)。滴石林國華
    林國華: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博士候選人、芝加哥大學“約翰·奧林民主 理論與實踐研究中心”研究員A New Understanding of Lao She’s Filling the Prescription
  ——Textual Reading and Social-cultural Analysis
  WU Yong-p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Wuhan,Hubei 430000,ChinaLao She’s short story Filling the Prescription is unique both in form and moral.Clothed in the double-plot structure is a mystic nucleus:the writer ’ s real attitude towards the revolutionary literary movement of the time,towards the debate between the ”Left-wingers”,the”Liberalist”and ”The Thirdist”,together with his expression of his writing purposes and his answer to criticism.湖北省社科院,湖北 武漢 430000
    吳永平(1951— ),男,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作者:鹽城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科版長春68~7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吳永平20042004老舍的短篇小說《抓藥》是一篇形式和寓意都很奇特的作品,在雙線雙關的結構形式 下隱藏著一個神秘的內核:他對革命文學運動的真實態度,對當時發生的左翼文壇與“ 自由人”、“第三種人”論爭的看法,對自己近期作品創作動機的表白及對于批評者的 答復。老舍/《抓藥》/自由派作家/左翼批評家/Lao She/Filling the Prescription/Liber alists/Left-wing critics基金項目:國家教育部博士點人文社科研究項目(98JBY75047-99001)。滴石
2013-09-10 21:47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清末民初學者大師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學者、政治評論家、戊戌變法領袖....
傳統官僚翰林總統
徐世昌(1855年10月24日-1939年6月5日),字卜五,號菊人,又號水竹邨人、弢齋。祖籍浙江寧波鄞縣。清末民初,曾為北洋政府官僚。1918年,徐世昌獲段祺瑞控制的安....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