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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證學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考證學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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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要 本文借助于美國密歇根大學、匹茲堡大學的圖書資料,對我校歷史系應用考證方法進行中國近代史研究作了經驗總結。首先,論述了考證學自古迄今的不斷更新和發展,最終與唯物史觀相結合。其次,闡明了考證學的準則是“實事求是”。再次,就七個方面,舉例概括了應用考證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經驗。最后以“古為今用”為結語。全文構成了一個學術體系。
  * * *
  考證,一稱考據,又云考訂,或言考索,亦作考核,是我國傳統的治學方法。始于孔門,盛于宋,大盛于清,更盛于近世,而且被國際漢學家所共同運用。考證的內容,總是隨著時代的進步而發生新陳代謝,它作為方法,也隨著新材料、新科技、新觀念的出現,而發展得愈益精密和完善。我國自古迄今的杰出歷史家都長于考證。我們研究中國近代史也需要考證。
   一、考證學的發展
  清儒錢大昕為其先輩閻若璩作傳云:“平生長于考證,遇有疑義,反復窮究,必得其解乃已。”[(1)]這說明了考證的基本功能是查明事實,釋疑解惑。它包括訂誤、辨偽等方面。
  《呂氏春秋》卷22的《察傳》篇記孔門弟子卜子夏訂正讀史偽誤的故事:
  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于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
  后出的《家語》也載此事。它是考證的萌芽。其方法是發現矛盾,查明事實,解決矛盾。
  宋代學術超越漢唐。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言:“宋代學術,方面最多,進步亦最著……考證之學亦至宋而大盛。”[(2)]其最突出的成果為司馬光及其助手所撰的《通鑒考異》。
  錢大昕《續通志列傳總序》云:“司馬光之《通鑒》,別為《考異》一書,參諸家異同,正其謬誤。”[(3)]《通鑒考異》采用比較法。由于歷史事件雖只能出現一次,而記載卻往往有多種,以故我們可以也必須對同一歷史事件的不同記載,進行比較研究,以求得近真的結論。這是考證史料的科學方法。傅斯年《史料論略》說:“在中國詳述比較史料的最早一部書,是《通鑒考異》……在西洋則這方法的成熟后了好幾百年;到了十七、八世紀,這方法才算有自覺的完成了。”[(4)]
  最早應用石文考史的也是宋人,如歐陽修撰《集古錄》,既據史傳以考遺刻,復以遺刻還正史傳,蓋即近世“二重證據法”的濫觴。
  明中葉以后,考證之風勃起。陳第作《毛詩古音考》,始把考證方法條理化,“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其后顧炎武采用此法,撰《詩本音》,探析古韻,開有清一代研究古音學的先河。
  再后,戴震治訓詁學,提倡以字書與經籍互證,所謂“以字考經,以經考字”。戴氏《爾雅注疏箋補序》云:“《爾雅》,《六經》之通釋也,援《爾雅》附經而經明,證《爾雅》以經而《爾雅》明。”[(5)]其徒段玉裁即本此法,撰成《說文解字注》。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言:“清儒之治學,純用歸納法。”這就是顧戴諸大師所倡導的考證方法。閻若璩、惠棟等以之辨《偽古文尚書》,錢大昕、崔述等以之考史,程瑤田等以之釋古代名物,高郵王氏父子以之釋經傳虛字,清末沈曾植等又以之研究西北地理等。正如王國維為沈氏所撰的70壽序所云:“夫學問之品類不同,而其方法則一。國初諸老用之以治經世之學;乾嘉諸老廣之以治經史之學,先生復廣之以治一切諸學。”[(6)]王氏所說的方法,即是考證。考證學遂成為清學的總稱。《清代學術概論》又言:“夫無考證學則是無清學也。”
  但是,考證僅是治學的初級階段,不是治學的終極。司馬光如果只完成了《考異》,便不能通古今之變,資后王之治。朱熹《答吳斗南書》有云:“論為學,考證已是末流”。朱氏的根本之學乃是義理之學。原來以經世致用為目標的清代考證之學盛極一時,但其弊則為專事考證而棄義理;以復古為目的,與日新月異的人事脫節。于是就在乾嘉之際,即有較有遠見的考證學者對此表示異議。
  翁方綱《考訂論》(上)之一云:“考訂之學以衷于義理為主”。“考訂者,對空談義理之學而言之也。凡所為考訂者,欲以資義理之求是也。而其究也,惟博辯之是炫,而于義理之本然反置不問者,是即畔道之漸所由啟也”。[(8)]
  汪廷儒《廣陵思故編》輯焦循與王引之書云:“循嘗怪為學之士,自立一考據名目,以時言,則唐必勝宋,漢必勝唐;以先儒言,則賈孔必勝程朱,許鄭必勝賈孔;凡許鄭一言必皆奉為圭璧而不敢少加疑詞。竊謂此風日熾,非失之愚,即失之偽。”
  鴉片戰爭之后,隨著國際資本主義列強的不斷入侵,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知識界奮起發動變法圖強的救亡斗爭,對鉆研故紙堆的考證學日益不滿。《汪康年師友書札》(二)輯梁啟超于戊戌維新時與汪氏書,嚴詞斥責:“考證之蠹天下,其效極于今日”。
  也就在列強政治文化的沖擊下,知識界把古老的考證學推向前進。受歐洲進化論的刺激,康有為等開始斷定經籍所載的唐虞盛世乃是孔子等思想家所假托的,并非事實。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云:“長素先生受了西洋歷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響,知道中國古史的不可信”[(9)]。
  西方新技術的輸入,也推動考證學的改進。例如我國雖已繪畫了多種地圖,但對面積等的計算都不精確。《汪康年師友書札》(二)錄高鳳謙與汪氏書云:“胡文忠地圖為中國最詳之本,惟當時測量之學未興,純仍舊本,不免錯誤”。至是,始用新法測算,改訂舊圖。
  最早引進外文資料以考證中國歷史的是洪鈞。光緒間,洪氏任駐外公使,得利用波斯、阿拉伯、俄、法、英、德、土耳其諸國的資料,撰《元史譯文證補》30卷,“證中國所未確”,“補中國所未聞”,李思純《元史學》謂:“此方法實為中西交通后無論何項學術皆可應用,而洪氏能首開先路,獨辟新途”。
  民國初年,羅振玉、王國維等對殷墟甲骨等實物資料的研究,成為吸引知識界的新事物。試檢《魯迅日記》所附“書帳”,便可看到他從1915年至1921年期間,對新出的古物圖錄和考釋,幾乎是見書即購。
  葉恭綽《漢晉木簡序》云:“自斯坦因入新疆,為大宗之發掘,于是我國竹木簡之見于世者頓增數百事,羅叔言氏首輯印若干為《流沙墜簡》,我國學術界驚為破天荒之一事。”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追敘從民國十年春起,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圖書館看了許多書,而“最得到益處的是羅叔蘊先生(振玉)和王靜安先生(國維)的著述”。顧氏說:“我始見到商代的甲骨文字和他們的考釋,我始見到二十年中新發現的北邙明器、敦煌佚籍、新疆木簡的圖像……我知道要建設真實的古史,只有從實物上著手的一條路是大路。”
  民國十四年(1925年),王國維在清華學校研究院講《古史新證》,對這一時期由于地下實物的出土而促使考證學發展作了總結。王氏說:“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吾輩因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10)]
  在辛亥革命后的十幾年間,代表考證學主流的是王國維。在1922年8月28日《胡適的日記》里,把當時的考證學家章炳麟、葉德輝、羅振玉、王國維4人作了比較,胡氏說:“內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了,羅與葉沒有條理系統,只有王國維最有希望。”茲略舉前人對王氏學術的評述,以表明其時考證學發生的蛻變。
   1.從以經學為中心轉向史學。
  歷來考證學的中心是經學。即使如錢大昕、崔述等史家,也強調以史翼經,以史附經,考史須折衷于《六經》。這是束縛考證學更新的枷鎖。但到王國維便不同了。王學的中心已轉向史學。吳其昌《王觀堂先生學述》云:“先師非經學家,其治經學的主旨,乃在推證古史”。“先師之推證古史,其主要根基系統乃在小學”。“先師之治小學,從金石甲骨以證合《說文》,其目的亦在古史”。“先師之治宋元戲曲,亦主旨重在整理其已往之史料”。“先師晚年專治西北地理史事”。[(11)]王國維把考證學的中心,從經學轉向史學,這是近世學術史上的大突破。
   2.從抱殘守缺轉向吸取新事物。
  清儒稱考證學為“古學”,其傾向是“好古”,即使注重貫通的高郵王氏,也插架無唐以后書。但王國維已大量吸取新事物。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云:“自昔大師巨子,其關系于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的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于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xiǎn@①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相補正,凡屬于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于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范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此先生之書所以為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也。”[(12)]
   3.從古籍整理轉向探討古代制度變化的軌跡。
  清儒考史,局限于整理古籍。王國維也有對《竹書紀年》的考證等,為學術界所重視,但其考證古史的最可貴的成果,乃是對殷周制度變革的探討。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云:1917年7月,“撰《殷周制度論》成。按此篇雖寥寥不過十數葉,實為近世經史之學第一篇大文字。蓋先生據甲骨及吉金文字,兼以《詩》、《書》、《禮》參之,以證殷之祀典及傳統之制,均與有周大異。而嫡庶之別,即起于周之初葉,周以前無有也。復由是于周之宗法喪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為具體之解說,義據精深,方法縝密,極考據家之能事,殆視為研究古文字學及古史學之歸納的結論可也。”[(13)]從瑣碎的史籍考證發展到探討制度的演變,這是王國維把考史之學推進到新境界的主要標志。
  1927年,王國維沉淵而死。嗣后,陳寅恪、陳垣等繼續為史學考證作進一步的建設。
  之前,從司馬光到錢大昕都善于對史料進行比較對勘,考證異同,如近人俞嘉錫《黃顧遺書序》所言:“一事也,數書同見,此書誤,參之他書而得其不誤者焉。一語也,各家并用,此篇誤,參之他篇而得其不誤者焉。”[(14)]但是,區別歷史記載正確與錯誤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學術界從經驗得知,必須是時間、地點和人事的綜合。鐘琦《皇朝瑣屑錄》卷16留給我們一個典型的事例:
  雍正十年,以綏遠將軍馬爾賽縱寇伏法。趙翼《皇朝武功紀》謂策凌急檄馬爾賽出歸化城邀擊準噶爾,閉關不出,故上命殺于軍前。魏源《圣武紀》謂此戰在漠北不在漠南,何由繞二千里之歸化城乎?按《朔方備乘》,是時馬爾賽在拜達里克城,不在歸化城也。
  這里把三種記載作比較,判定趙翼誤記。其方法是把時間、地點與人事作綜合的考核。基于積累的經驗,陳寅恪發明了考證史事的公式。據其門弟子所記:“先生自述所用的考證方法,先確定‘時’和‘地’,然后核以人事,合則是,否則非。”陳氏把“時”和“地’的交叉點,比喻解析幾何之Gartesian Point。[(15)]
  為建設史料考證的各種輔助科學,陳垣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陳樂素《〈陳垣史學論著選〉序》說:1925年以后的幾年里,陳垣“著重于目錄學、史源學、校勘學、避諱學、年代學的研究”,他的《中西回史日歷》、《二十史朔閏表》、《史諱舉例》、《校勘學釋例》等名作,都撰成于此時。其后,在抗日戰爭中,陳垣作《〈通鑒〉胡注表微》,其中有《校勘篇》、《考證篇》、《辨誤篇》等,也都是總結史學考證經驗的續作。
  在本世紀的最初30年間,王國維、陳寅恪、陳垣等老一代人,為我國史學考證的科學方法完成了建基的工作。
  然而,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不能滿足于這一步。“史學所以經世。”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迫切要求史學界把精密的考證成果升華到理論高度,從而幫助政治家們揭示現代中國從貧弱走向富強之路。顧頡剛《〈古史辨〉第四冊序》反映當時的史學動態說:“以前所謂史學只達到事實的表面,現在應該探求它的核心了”。這是得到唯物史觀啟蒙的結果。
  唯物史觀給中國知識界提供了嶄新的科學理論:(1)社會的存在決定意識。(2)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乃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兩個基本矛盾。(3)人民群眾創造歷史。人們開始用這些原理觀察和解釋王國維等的考證成果,通過現象看本質,把歷史學推上了高峰。其主要代表是郭沫若。1930年,透氏發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他是把考證學與唯物史觀相結合的先驅者。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軍國主義進攻我國東北的炮聲,激起我國的知識界奮起救亡。1934年,陳寅恪發表《李德裕歸葬傳說辨證》一文,據洛陽出土碑版,考實李德裕之所以得從貶所歸葬,是因唐宣宗追敘其積粟以備西北邊患之功。由此興嘆:“此點關系唐末五代及宋遼金元之世局頗巨”,啟發讀者關切民族盛衰,反對“粉飾敷衍茍安一時之下策”,含意深長。[(16)]與此同時,曾受乾嘉考證學嚴格鍛煉的吳承仕、范文瀾等一批志士仁人,率先運用唯物史觀,闡述中國人民創造歷史,鼓舞愛國群眾抗日救亡的斗志。
  考證學為愛國主義服務,考證學與唯物史觀相結合,為未來的中國新史學行奠基禮。
   二、考證學的準則——“言必有據”
  考證重在證據。胡適《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一文強調說:“歷史的考據是用證據來考定過去的事實,史學家用證據考定事實之有無、真偽、是非,與偵探訪案,法官判獄,責任嚴重相同,方法的謹嚴也相同。”他要求“凡做考證的人,必須建立兩個駁問自己的標準”,“第一個駁問是要審查某種證據的真實性;第二個駁問是要扣緊證據對于本題的相干性”。[(17)]只有證據確鑿,才能作出緒論。
  從事考證的老前輩都提倡慎于下筆,嚴于取證。如湯用彤撰《魏晉南北朝佛教史》就是這樣。《胡適的日記》:1937年1月17日,“讀湯錫予的《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冊,全日為他校閱。此書極好”。1月18日,“到北大,與湯錫予先生暢談……錫予的書極小心,處處注重證據,無證之說雖有理亦不敢用。這是最可效法的態度”。劉文典撰《莊子補正》也是這樣。“其著書之例,雖能確證其有所脫,然無書本可依者,則不之補。雖能確證其有所誤,然不詳其所以致誤之由者,亦不之正。”陳寅恪為作序,嘆為“天下之至慎”。陳垣《〈俞嘉錫論學雜著〉序》言,俞氏“下筆不茍”。“他引用史料一定要窮源究委,找到可靠的根據,才寫在論文里”。
  然而,智者千慮,難免一失。這里舉幾個名家失誤的事例,以供借鑒。
  一是顧炎武以意揣度之誤。錢大昕《跋〈金石文字記〉》云:“昆山顧氏論《開成石經》缺筆之例,自高宗至明皇,以祧廟而不諱,信矣。至文宗諱涵而不缺筆,則引古者卒哭乃諱,以證生不當諱。此考之未審,而強為之詞也。秦漢以后,御名未有不避者……文宗本名涵,及即位,改名昂。既有改名,則舊名固在不諱之條。《九經》無昂字,設有之,亦必缺筆也。亭林偶未檢《唐史本紀》,以意揣度,遂有此失。”[(18)]
  二是孫詒讓粗心舉證之誤。陳垣《關于〈四十二章經〉考》一文有云:“考證史事,不能不縝密。稍一疏忽,即易成笑柄。孫仲容為清末大師,其所著《〈牟子理惑論〉書后》據《牟子》以證《老子河上注》為偽,謂《牟子》多引《老子》,而篇末云所理三十七條,兼法《老子·道經》三十七篇。今所傳河上公注本《老子》,分八十一章,而《漢藝文志》載《老子》有《傅氏說經》三十七篇。彼此互證,知漢人所見《老子》,固分三十七章,今《河上注》不爾,足明其為偽本云云。夫《河上注》之真偽,另一問題。然因《河上注》分八十一章,遂謂與牟子所見《老子·道經》三十七篇不合,遽指為偽;不知《河上注道經》何嘗非三十七篇,所謂八十一篇者,與《德經》四十四篇合計耳。”[(19)]
  三是王國維憑孤證判是非之誤。王氏曾指責戴震不敬其師江永,不尊之為“先生”,而稱為“老儒江慎修”。胡適于《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一文中指出,此說不能成立。胡氏查閱了全部《戴氏遺書》,其中稱江永為“江先生”或“江慎修先生”的凡32次,而稱“老儒江慎修”的僅見于《聲韻考》與《〈六書音韻表〉序》。這兩文追敘鄭庠、顧炎武與江永發展古音研究的歷史功績,有鄭庠分六部,近昆山顧炎武列十部,吾郡老儒“江慎修永列十有三部”云云。聯系上文看,戴氏并無對江氏不敬之意。[(20)]
  上舉三例的具體情況不同,但導致失誤的原因則一,即立論無據,違背了考證學的準則。
  另有兩例更須引以為戒。
  一是憑記憶恍忽命筆,竟致大謬。
  章學誠《丙辰札記》云:“李百藥撰《高齊書》矣,其子延壽撰《南北史》,敘述高齊,豈能徒藉父書,無變例歟。”這里,章氏把李百藥、李延壽誤為父子。俞嘉錫《書〈章實齋遺書〉后》云:“按:李百藥定州定平人,子名安期。延壽,相州人,父名大師(均見《唐書》一百二,列傳第二十七)。二人如風馬牛之不相及,蓋因百藥《北齊書》系用其父德林《齊史》重修而成(見《史通》《正史》篇)。章氏恍忽記其父子修史,而忘卻德林,遂使百藥謂他人父矣。”[(21)]
  二是削足適履,引文失實。
  《清代學術概論》,為梁啟超得意之作,但其中有些引文失實。柳詒征《顧氏學述》云:
  《清代學術概論》:炎武所以能當一代開派宗師之名者何在?則其能建設研究之方法而已……其自述治音韻之學也,曰:“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伍以諧其韻。”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學的研究法,乾嘉以還,學者固所共習,在當時固炎武所自創也。蓋顧氏《音論》中卷《古詩無葉音》一篇中,嘗引陳第《〈毛詩古音考〉序》及《讀〈詩〉拙言》、《〈屈宋古音義〉序》,其下方為顧氏自為之論。顧氏明言之曰:“已上皆季立之論。”梁氏讀其所引陳氏之說,不知何以不顧前后,第節取中間數語,誤為顧氏之說。[(22)]
  謝國楨氏早年所著《顧寧人學譜》也有此失。按顧炎武《音論》中卷照錄了明陳第字季立《〈毛詩古音考〉序》全文,其中有云:
  晚年獨居海上,惟取三百篇日夕讀之,懼子侄之學詩不知古音也,于是稍為考據,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伍以諧其韻,無非欲便于歌詠,可長言嗟嘆而已。
  謝氏于敘述顧炎武傳略時,引此一段,上加“寧人云”三字。寧人,顧炎武字。于是陳第所言便被改為顧氏語矣。其實,顧炎武晚年往來華北,終老華陰,何嘗有“獨居海上”之事?謝氏不察,竟致此失。[(23)]
  要正確對待前賢考證的失誤。錢大昕《答王西莊書》:“愚以為學問乃千秋事,訂偽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后學,但議論須平允,詞氣須謙和,一事之失,無妨全體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則余無足觀耳。”[(24)]
  要嚴肅對待自己從事考證的得失。陳寅恪《三論李唐氏族問題》有云:“夫考證之業,譬諸積薪,后來者居上,自無膠守所見,一成不變之理……但必發見確實之證據,然后始能改易其主張,不敢固執,亦不敢輕改,惟偏蔽之務去,真理之是從。”[(25)]
  諸如上述,集中到一點,考證工作者必須遵守“言必有據”的準則。這就是實事求是。
   三、考證學為中國近代史研究服務
  研究中國古代史,需要考證,研究中國近代史,由于資料豐富,情況復雜,更需要考證。十幾年來,我與研究生討論近代史,做了一點考證工作,積累了一些經驗和意見,請同行指教。
   (一)必先建設目錄學
  目錄是治學的門徑。考證近代史,也必先建設資料目錄。
  還在本世紀的40年代,郭廷以發表《太平天國史事日志》,附“引用書目”(包括中英文)600余種。自50年代起,中國史學會編輯《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從《鴉片戰爭》到《北洋軍閥》共11種,分別附錄有關“書目解題”,其中的《太平天國資料目錄》單行出版。對此,學者稱便。
  我與諸生討論太平天國文獻,從目錄入手。拙作《太平天國經籍志》,就是講課的產物。
  對舊的近代史料目錄,需要增補。以“日記”一類來說,不能停留在曾國藩、翁同和、李慈銘、王kǎi@②運、葉昌熾的“五大日記”階段,而要包羅近期問世的郭嵩燾、曾紀澤、王文韶、趙烈文、張謇等多家牽涉朝章國故的日記。有些尚待出版的重要日記,也該列目。如《鄭孝胥日記》(稿本)68冊,起光緒八年,迄民國二十六年。今藏中國歷史博物館。有的要籍雖已出版多年,但以后出現的有關版本等資料卻為舊的“解題”所漏記,也須補輯。如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于民國十九年石印之前已于《中國學報》發表,見魯迅《壬子日記》。而蔡元培《刊印〈越縵堂日記〉緣起》等皆未言此事。按,《魯迅日記》云: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赴留黎廠購《中國學報》第二期一冊,四角,報中殊無善文,但以有《越縵日記》,故買存之”。魯迅時任教育部僉事。
  對舊的“書目”的錯誤,應予訂正。如高@③《庚子日記》,因作者官至都察院給事中,故又題《高給諫日記》,而《義和團》(資料叢刊)所附“書目”誤以“給諫”為人名,為吳湘相氏所譏。見吳著《近代史料舉隅》所輯《史料與史學》一文。
   (二)繼續發展辨偽學
   1.辨偽書
  清儒揭露了不少偽造的思想古籍,有些尚有利用價值。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言:“以中國今日之考據學,已足辨別古書之真偽……而最要在能審定偽材料之時代及作者而利用之”[(26)]。但近代史料中的偽書卻只能起淆亂視聽的壞作用,必須加以揭露和清除。
  辨偽的方法,是將偽書的內容與真實記載相對勘,發現破綻,抓住鐵證。羅爾綱從胡適那里學到此法,用以識破《江南春夢庵筆記》是太平天國史料中的一部大偽書。其經驗尤為突出。
  按,此書出籠于光緒年間,偽托太平天國贊王蒙得恩的親信沈懋良所作,作者自稱其資料皆得自蒙得恩。所記太平天國的官制等都古怪離奇,欺騙了不少讀者,包括朱希祖、謝興堯等著名學者。但它留下了作偽的馬腳,終于被羅氏所揭露。特別是蒙得恩于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死去,有洪秀全的文書為證,而此書卻記甲子十四年蒙得恩在天王宮值宿,豈非見鬼!至于對蒙得恩的年齡、家庭等情形,沈懋良也是下筆即謬。由此判明,作者并非真是蒙得恩身邊的人,所寫的資料也決非得自蒙得恩而是捏造的。
  在羅先生的啟發下,我于80年代揭露了太平天國史料中的又一部偽書《磷血叢鈔》。
   2.辨偽物
  偽造的近代文物不少,我們必須細心鑒別,以免上當。1956年春,我在揚州見一“漢硯拓本”,硯側有太平天國大將賴文光題字,即作為“新史料”發表于《光明日報·史學》。感謝榮孟源前輩,立即撰文訶正。榮氏用“內證”法指出“題字”種種破綻,肯定是贗鼎。其一,“題字”與太平天國制度不符,如賴文光自署“平天貴”,太平天國從無此爵。其二,“題字”與太平天國史實不合,如楊秀清早于丙辰六年死于內訌、賴文光怎能于己末九年還向東王獻漢硯呢?
  我終身銘記榮氏的教誨,并經常與諸生討論,引以為戒。
   (三)辨誤
   1.辨筆記資料之誤
  陳垣《全謝山聯姻春氏》一文有云“隨筆雜記之屬,有裨于史學。然史學重考證,如只憑記憶,或僅據所聞,漫然載筆,其事每不可據”[(27)]。近代的筆記資料尤多,必須核其史源,辨其錯誤。
  如清末宣統年間在上海發行的《芻言報》,陸續發表了該報創辦人汪康年談掌故的短文,其后匯輯為《汪穰卿筆記》。其中有一則贊胡林翼云:
  胡文忠病,嘗飲王遠仲藥而愈。已而治兵黃州時,軍事方急,前病復發,或勸迎王,文忠曰:“安可因己求生,置人危地。”
  這里,汪康年弄錯了為胡林翼治病的人名和胡氏病危的地點。按,為胡林翼治病的是湖北道員張曜孫字仲遠,不是王遠仲。此次胡氏病危的地點是安徽太湖縣,不是湖北黃州城。茲以《胡文忠遺集》(86卷本)與之核對的結果如下:
  胡林翼于咸豐十年春間在黃州發病,由張曜孫為之診治而暫愈,是年三月二十八日,胡氏《復荊州府唐蔭云》:“弟請假一月,仍在營調養,現服張仲遠方,頗有成效。”旋移駐太湖。冬春之際,病又大發,官文擬遣張曜孫從武昌前往診治,胡氏于咸豐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復官中堂》云:“林翼大病五月……前聞仲遠之病而不敢請。繼因太湖雖守備皆完,而以烽煙之地,迎客以求自活,究非人情。今則病勢危篤,一日不如一日,來亦無及矣。”汪康年的這則筆記,就是從以上故事附會而來的。
  又按,張曜孫仍即日趕到太湖為胡氏治病。咸豐十一年三月初十日,胡林翼《復官使相》:“仲遠初九日到營,其言病狀甚悉,仲遠必已另函致省中矣。”十三日《致官揆帥》:“仲遠之藥已服三帖,亦尚相安。”由此可見,汪康年的短文不僅疏誤,而且有斷章取義之嫌。
   2.辨社會傳說之誤
  近代的社會傳說甚多,必須核實,訂正訛誤。如義和團運動時,清廷頑固派殺不附己之大臣徐用儀、許景澄、袁昶等,一時社會傳誦袁昶所撰與許景澄合奏忤慈禧太后之三摺稿。著名學者俞樾據以寫入許景澄墓志銘。但經民國初年清史館同人查檔,發現此三摺并未入奏。章qǐn@④《一山文存》卷三,《袁昶傳后》云:
  三忠授命后,海內傳袁忠節三摺稿甚著,俞曲園先生撰《許文肅墓志》亦采之,謂許與袁合奏者。予在史館復纂《許文肅傳》,即據以輯錄。迨復纂《袁忠節傳》,初輯者備錄三摺,顧亞遽前輩瑗復纂其后二摺,簽云:“實未入奏”。予又遍查軍機、內閣、奏事處各檔,五月以后,七月初三日以前,實無袁忠節摺件。許文肅有二摺,亦均言他事,則袁之第一摺亦未入奏者,因并刪之,兼刪《許文肅傳》與袁合疏之事。
  由此可見,對近代的社會傳說,不可輕信。
   (四)利用人證
  考證古代史,只能利用紙上和實物的資料。考證近代史,又可從當事人獲得確據。茲舉兩例:
  1.王國維逝世后,清華研究院師生誤以為王氏于清末曾在學部所屬圖書館任編輯,經推薦王氏至學部供職之羅振玉駁正,謂王氏所在單位不是圖書館而是學部圖書局。
  按,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中有“圖籍藝風充館長”之句,羅振玉見而致書陳氏云:“此篇中間敘圖書局,似誤混為圖書館。圖書局直隸學部,主編譯教科書及審定等事,其局長以丞參兼之。至圖書館,庚辛間始開創,館長為藝風。忠愨未嘗任館事也。”[(28)]藝風,繆荃孫。忠愨,清遜帝溥儀予王國維謚。
  2.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綱》推論太平天國革故鼎新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影響。被五四當事人胡適提出反證。
  《胡適的日記》:1937年2月21日,“讀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綱》一冊。下午,爾綱與吳春晗同來。我對他們說:做書不可學時髦。此書的毛病在于不免時髦。例如一三二頁說:‘這種種的改革,都給后來的辛亥時代以至五四運動時代的文化運動以深重的影響。’我對他們說:我們直到近幾年史料發現多了,始知道太平天國時代有一些社會改革。當初誰也不知道這些事,如何能有深重的影響呢?”羅爾綱《師門五年記》也載此事。其中引胡適語有云:“你又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受了太平天國通俗文學的影響。我還不曾讀過太平天國的白話文哩。”
  上舉兩例充分說明,人證對考證近代史料的重要性。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揚州師范學院歷史系師生在對《辛亥革命江蘇地區史料》的編輯過程中,曾及時發揮了人證與書證、物證互證的作用。
   (五)重視調查訪問的資料
  近世較有政治頭腦的文人留下了一些調查訪問的史料,彌足珍貴,值得重視。茲舉兩例:
  1.張佩綸《澗于日記》:
  (光緒六年九月初四日)與蔡輔臣告士、容舫侄出都,輔臣同載至八里橋,顧輔臣曰:“此可守也,僧邸何以致敗?”輿者曰:“君不見某公墓樹乎?僧邸將戰,先期命農家皆割新禾,守冢戶皆刊林木,于是千里之內一無障蔽,意欲便騎兵馳逐,反為英人所乘,遂致敗績。”今他冢均植新樹,惟某公墓樹皆截頂,望之慘然!
  此是實地從群眾中得來的真實史料,它具體地反映了1860年僧格林沁騎兵部隊于八里橋抗擊英國侵略軍之所以失敗,乃是由于指揮官對世界近代戰爭的無知。
  2.趙烈文《能靜居日記》:
  (同治四年閏五月初七日)未刻,至儀征……申到紗帽州,大雨如注,街市為皖南鎮劉松山兵占滿,無可落足……聞劉軍索餉,住此不肯前,渡江甫一營,尚有五營在江南螺絲溝、東易一帶,在在皆滿,行旅為之斷絕。
  (初八日)同趁船彭姓副將道劉鎮松山之謬。初發皖南,紿士卒至蕪湖領餉,至蕪湖后云須至金陵,至金陵領得五萬,乃寄己家至八千金,自哨官以上皆有分,獨兵勇無有,復云須過江發餉,且云江口不過三十里,士卒行至螺絲溝不啻百余里,己擁大舟糧運中流而進,士卒終日不得食,故怒甚而嘩,連日來往南北岸調停解說,則已晚矣。又其平時各勇告假,以須償欠,皆堅勒不許,至勇丁耐苦不得自去,則此款領到后全歸乾沒。舊制勇丁須五百人一營,今則三百人已為滿數,故一充營官統領無不立富,家中起房造屋,水面連@⑤大舟,四出營利,而士卒恒半菽不飽,人心思亂,已非一日云云。予昨見中堂原奏,皖南之勇如愿北行,則全軍赴徐,否則只令統將前往。以自霆軍嘩變,不敢強多勇北行。其札劉鎮亦如此。乃婉轉誑誘,不知所居何心!又在揚見隨身之勇,行役甚勞,而統將提督張詩日綠轎紅傘,無復從軍之概。自古吏治患在中飽,今軍中亦然,危哉危哉!
  按,劉松山被官書公牘粉飾為湘軍最樸誠的大將,所部老湘軍是未腐敗的勁旅,但與其實際有天壤之別。趙烈文的目擊記,正暴露了所謂“同治中興”的真相。
   (六)理清歷法
  閱讀和排比近代中國史料,往往涉及幾種歷法的交錯。清朝沿用的農歷與民國改用陽歷的交錯;清朝“時憲書”的干支與太平天國“天歷”干支的交錯;西歷的星期與天歷星期的交錯,等等。稍不審慎,即致謬誤。
  近世著名小說《孽海花》的作者曾樸死后,其長子虛白為作《年譜》。《曾虛白自傳》:“這份《年譜》雖然供給了研究父親生活的作家很多資料,但因我只憑父親所遺《日記》等零星手稿與平日閑談可能的記憶,在短時期內倉卒寫成,經熱心讀者指摘錯誤者已有多處。特別不可恕者,當時為求民前民后紀年統一起見,概用公歷紀年,而計算疏忽,竟先后差了一年。”
  我初讀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據手稿印行的《魯迅日記》時,因見從民國元年起九年間,紀年都用干支,遂誤以為仍按農歷計算。但隨后讀到他的《乙卯日記》:2月14日,“晴,舊歷乙卯元旦,星期休息。”于是始知其月日都已改陽歷。
  近年我與諸生排比近代史料,充分利用了郭廷以、榮孟源等前輩對歷法的考證成果。吳子善中補前修之未密,撰成了《太平天國歷法研究》一書。
   (七)熟悉制度與地理
  錢穆老前輩經常叮嚀門弟子,研究歷史必須有兩只腳:一是制度,一是地理。茲舉一失誤的事例,說明這二者是考證近代史料必下的工夫。
  張謇《柳西草堂日記》載光緒十八年(壬辰)會試報罷后聞闈中事云:
  (四月十二日)子培來,為述子封語,為之增感。蓋常熟師于江蘇卷上堂時,無時不諭同考細心校閱……旋四川施某薦劉可毅卷……力謂此系張季直卷……嘗問爽秋,以文氣跳蕩辨其非。填榜之先,子封請觀其卷,以孟藝及詩秦字韻,力決及非。常熟嘆為無可如何。拆封時又于紅號知為常州卷也。卒乃見此卷果劉可毅。于是常熟、壽陽及子封亟查予卷在第三房馮金鑒所……早已以“詞意寬平”而斥落矣。
  按,張謇稱會試正副總裁人名都用籍貫地名代。常熟,眾所周知指翁同和,此次會試的正總裁。壽陽,指祁世長,山西壽陽人,此次會試副總裁之一,其事跡詳臺灣聯經出版公司影印的《壽陽祁氏遺稿》中的《祁太府君行述》。查臺灣成文出版社影印上海圖書館珍藏的《清代朱卷集成》第73冊,光緒壬辰會元劉可毅卷,翁同和評“奇才奇才”。祁世長評“通才也,國器也”。他們是共同把它揣作張謇所撰而定為會元卷的,不意誤中了劉可毅。于是翁、祁與同考官沈曾桐一起追查張卷下落,始知已被第三房同考官馮金鑒所斥落。爽秋,袁昶。子封,沈曾桐,曾植(子培)之弟。近年中華書局出版的《翁同和傳》第391頁用白話譯述了這段張謇的《日記》,有“事后,翁同和、孫家鼐、沈曾桐等四處尋找張卷,結果發現在第三房馮金鑒(心蘭)那兒”云云。這里,作者把“壽陽”誤混為“壽州,遂把孫家鼐頂替了祁世長。查安徽壽州人孫家鼐不在此次會試考官之列,怎能擅自入闈,參加追查張謇試卷的下落呢?此事告訴我們,對制度與地理的考證,不能不密。
  我對這兩方面的工夫也很淺薄,但門人中已有注意及此的,如華強撰《太平天國地理志》、周新國撰《太平天國刑法研究》,等等。
   四、結束語——古為今用
  在陳垣老前輩逝世時,北京大學邵循正教授寫了一副士林傳誦的挽聯:“稽古到高年,終隨革命崇今用。校仇捐故技,不為乾嘉作殿軍。”考證中國近代史,離今不遠,關系密切,尤其要重視古為今用。
  在近代中國,最大的是非,是愛國還是賣國?這是史學考證必先分辨的頭等大事。例如圍繞英國侵占我國香港,史學領域曾激起一些旋渦。其一為對民族英雄林則徐的評價問題。按,在中英鴉片戰爭時,清政府內部有反抗和投降的兩種人。林則徐千古流芳,琦善萬年遺臭,這是在清季即已有定評的。然而世界上卻有極少數史家想對此翻案。他們羅列當時英強我弱的史料,論證中國必敗,說什么林則徐僥幸在臨戰罷官,否則必將在英國炮艦面前損兵折將,身敗名裂。由此推斷琦善的對英投降,割地賠款,是當時中國唯一“正確”的外交政策。但是,對照考證學的準則,這種想當然是不能成為結論的。因為林則徐統兵抗英,是勝是敗,未見事實。怎能憑揣度作為對琦善賣國政策喝彩的根據呢?清同治八年三月廿四日,直隸總督曾國藩與幕僚閑話:盡管林則徐也有缺點,琦善也有優點,“然至今有譏林公為非者,天下必從而唾罵矣”[(30)]。由此可見,對林、琦二人的功罪,廣大人民已有公論。誰想要把它顛倒過來,必遭天下的唾罵,他們企圖以推論取代考證,是不科學的。
  (1)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38。
  (2)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最早發表于清華研究院編《國學論叢》第1卷第3號,趙萬里輯《王靜安先生遺著》。
  (3)《潛研堂文集》卷18。
  (4)《傅斯年全集》第2冊,臺灣聯經出版公司1980版。
  (5)《戴東原集》卷1。
  (6)《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見《觀堂余墨》(下)。
  (7)《朱文公文集》卷59。吳仁杰,字斗南,著《兩漢刊誤補遺》等考史之作。
  (8)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7。
  (9)《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版,本文所引顧氏的幾篇《古史辨》序,都據此冊,以下不再注明。
  (10)《古史新證》,最早發表于1927年10月出版的《國學月刊》第8、9、10期合刊。1935年,北平來薰閣據手稿影印單行本。此據臺灣文化出版公司印行《王觀堂先生全集》第6冊。
  (11)(13)《國學論叢》第1卷第3號。
  (12)(16)(25)(26)陳寅恪《金明館叢編》二編。
  (14)(21)《俞嘉錫論學雜著》下冊。
  (15)蔣天樞《陳寅恪先生傳》,載《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
  (17)《胡適選集》(考據),臺北《文星叢刊》106號。
  (18)《潛研堂文集》卷30。
  (19)(27)《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0)按清儒尊先師為君,如許慎為許君、鄭玄為鄭君。戴震晚歲《與段若膺論韻書》尊江永為江君。可見其于江氏,絕無背師之意。
  (22)《柳詒征史學論文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3)《顧寧人學譜》第13頁,載臺灣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薈要》。按,錢穆《朱子新學案》、《朱子之校勘學》云:“顧炎武《音論》自言據《詩經》通古音之方法,曰:‘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伍以諧其韻。’”亦未言顧氏本之陳第。似受梁、謝諸氏影響,未檢《音論》原書。
  (24)《潛研堂文集》卷35。
  (28)羅振玉的這封信附見于《國學論叢》第10卷第3號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后。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也誤學部圖書局為圖書館。王德毅《王國維年譜》已訂正。但近見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出版的《中國文獻學史》下冊第1241頁,敘王氏簡歷仍有“一九○九年充圖書館編譯”云云。
  (29)見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
  (30)曾國藩《手寫日記》:同治八年三月廿四日,“酉正至幕府一談”。未敘所談內容。此據《桐城吳先生日記》卷5“時政”。
   (責任編輯 子清)*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犭加嚴
   @②原字門里加豈
   @③原字木加丹
   @④原字木加浸右
   @⑤原字舟加宗
  
  
  
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49-57K3中國近代史祁龍威19971997 作者: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49-57K3中國近代史祁龍威19971997
2013-09-10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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