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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文學革命與詞學
胡適的文學革命與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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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2491(2001)02-0052-07
  清近以來,詞學師承淵源脈絡分明,近代詞學名家多各有所本,也都專門治詞。如龍 榆生出于朱孝臧門下,唐圭璋受業于吳梅,夏承燾則曾長時間潛心研詞。這些名家學問 可謂精深,研究可謂透徹,但他們的所師所本,卻與傳統詞學有千絲萬縷關聯,故而無 論在治詞方法,還是在詞學見解上,都顯示出傳統積淀的深厚,前進的步履每每遵循著 傳統的軌跡。而反觀一些非專門詞家的學苑人物,如王國維、胡適等人①,之所以能夠 擺脫羈絆,另求樹立,在詞學發展道路上開辟新徑,成為詞學史上具有突破與開創性的 人物,主要原因也許與兩個方面密不可分:
  一、他們所治之學皆極廣博,故能融匯諸學,不受本門限制。
  二、他們都曾留學國外,眼界開闊,不受傳統限制。
  王國維是由精研哲學而轉向詞學探索的。因為他精通康德、叔本華、尼采等人的哲學 理論,又熟諳近代西方的研究方法,并用之以架構近代詞學理論。其“境界”一說,顯 然受西方美學思想影響。可以說,王國維是第一個引進西方觀念來觀照詞學發展的學者 。其后胡適在詞學研究上大膽采用新的觀念和方法,顯然是受到王國維的啟發和影響而 更進一步,尤其是在對于傳統詞學的繼承與改造上,胡適將其與白話文學主張相結合, 走出了自己的新路,對現代詞學的發展具有奠基之功。
  胡適與王國維不同的是,王國維畢竟有一段時間專研詞學,不僅有風標卓特的《人間 詞》傳世,而且有《人間詞話》專書闡明其“境界”理論。雖然用的是“詞話”的“舊 瓶”,裝的卻是自成一味、醇酣醉人的“新酒”。時至今日,依然飄香。而胡適卻沒有 專門研究過詞學,照他自己的話說,甚至“不專治文學”②。所以他雖然在詞學研究上 頗有創建,成就卻遠不如王國維。亦因其無心為詞,故而在論述上也不免零散、雜亂甚 而前后矛盾。這些都影響到胡適在詞學上的成就。但是,我們今天研究現代詞學仍然不 能避開胡適、繞過胡適,更主要的或者不在于胡適有過那么一些詞學見解和創作,而在 于他開創了新文化運動的先聲,樹立了文學革命的大旗。它的涵蓋是如此之廣,以至于 在各種文體領域,都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帶來了嶄新的觀念,促使其迅速改變面貌 。也許只有從文學革命這一角度來看胡適在詞學上的探索和創新,才是真正公允和客觀 的。
  一 詞乃通向白話新詩的橋梁
  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刊出《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所謂新文學“八事”的標準 與要求,也即文學革命對于新文學內容與形式的具體主張。(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 ,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 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此后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 》,振臂一呼,應者如云,一場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就此揭開大幕。這場文學革命的 中心使命,是以白話取代文言。其實,早在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之前,便和友人 討論過白話文的主張,并嘗試創作白話詩。他在留美期間寫就的《沁園春·誓詩》③, 實際上就是一首新文學運動的誓詞: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日落何悲?我聞 之曰,“從天而頌,孰與制天而用之”?更安用為蒼天歌哭,作彼奴為!
  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騫旗作健兒。要空前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為 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
  年青的胡適雄心勃勃,要“為大中華,造新文學”。當然,若按胡氏本人的“八事” 標準,這首詞還不是純粹的白話詞,甚至還犯了“用典”、“套語”等病,但其中昂揚 的革命斗志和氣概,還是讓人感覺耳目一新。胡適幼有“少年詩人”之名④,后留學美 國,并未忘懷詩詞。1915年的留學日記中,有多篇讀詞札記,但此時所作之詞,仍不免 文縐縐的,和傳統詞作毫無分別,如1915年所作《滿庭芳》之詞⑤:
  楓翼敲簾,榆錢入戶,柳綿飛上春衣。落花時節,隨地亂鶯啼。枝上紅襟軟語,商量 定,掠地雙飛。何須待,銷魂杜宇,勸我不如歸?歸期今倦數。十年作客,已慣天涯。 況壑深多瀑,湖麗如斯。多謝殷勤我友,能容我傲骨狂思。頻相見,微風晚日,指點過 湖堤。
  這首詞非但絕無新意,還因借用前人成句過多,連“原創性”都大打折扣。
  胡適詩詞創作的轉折時期在1916年夏秋之際,而其文學革命思想的勃興,亦在此一階 段。可以說,胡適是自覺地把詩詞創作,當作了白話文學革命的實驗和當頭炮。這里面 的奧妙,我們自然不難一眼窺破:正統文學中,最難于以白話表達的,便是詩詞。胡適 自己也曾說過:“我自信頗能用白話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韻文。”⑥當時胡適因為 提倡白話詩的緣故,與好友梅光迪、任叔永、朱經農等筆墨往來,論戰正酣。梅、任諸 人的論點,便是“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卻不能用之于詩。”⑦可見 ,以白話作小說、曲藝并不難,難的是如何用白話沖破傳統詩歌的文言壁壘。胡適對此 亦無足夠自信,笑言諸友“假我數年之期”,欲“實地練習之”⑧。這種大膽實驗的精 神,最終使胡適的文學革命主張大獲成功。
  這里,我們特別要留意胡適辯駁梅光迪的回信中所說的一段話:
  老梅函云:“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請問:“詞曲” 與“詩”有何分別?此其“邏輯”更不如足下之并不認白話詞曲者矣。⑨
  自從王國維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以來,詞、曲地位頗見高漲,但終究未曾等同 于“詩”。在時人心目中,詞曲和詩仍是性質迥別的不同文體。而胡適為了倡導他的白 話革命,大膽道出詞曲與詩并無分別,這種“詩詞一體”的觀念,胡適此后始終遵循, 并有更深入的探討和見解。在他的創作實踐中,更是身體力行的驗證著這一觀念。我們 不妨這樣設想:胡適關注于詞,實際上頗有點避難就易,迂回前進的味道。因為以白話 為詩實在困難,而胡適又孜孜于以白話詩這一最難為之體向世人挑戰,所以他姑且先由 詞曲入手——既然“詩詞曲一體”⑩,長短抑揚的白話詞曲自然也便算是白話詩——而 現成的“活文學”的材料中,確實也是詞曲比詩中更多近于白話口語之作。胡適自己就 說:“白話入詩,古人用之者多矣。……至于詞曲,則尤舉不勝舉。……至于曲,則適 在綺時曾寫《琵琶記》一段。此外佳者更不可勝數。適此次作白話長詩,其得力處都在 ‘雜劇’。”(11)后一句則是直接承認其所作白話長詩,實際上是借用了詞曲的形式。 故而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胡適強調他在“白話詩試驗室”里,所經歷的三個發展 階段是:“刷洗過的舊詩”——“變相的詞曲”——“純粹的白話新詩”(12)。我們得 承認:當胡適在文學革命的征程中彷徨無依時,詞是幫過他大忙的。看胡適集中第一首 白話詞《虞美人·戲朱經農》(13):
  先生幾日魂顛倒,他的書來了!雖然紙短卻情長,帶上兩三白字又何妨?
  可憐一對癡兒女,不慣分離苦;別來還沒幾多時,早已書來細問幾時歸。
  這首詞亦作于1916年新文化運動前夕,雖稱不上佳作,畢竟勝過同時期無數的白話打 油詩——白話詩皆由打油出之,也可見當時胡適在白話詩苑里耕作的困難了。
  然而胡適畢竟是成功了,文學革命聲勢浩大的開展起來,回國后的胡適一時儼然成為 風云人物,他的關于新文學、白話文學的文章相繼發表,若干的主張和議論,也紛紛出 臺,成為指引新文學前進的軌范。但不客氣地說,胡適實在并沒有詩人的天分,他的解 放舊詩詞的實驗,仍在進行之中,進展卻不大。胡適在他的長文《談新詩》中說到:
  我所知道的“新詩人”,除了會稽周氏弟兄之外,大都是從舊式詩、詞、曲里脫胎出 來的。……我自己的新詩,詞調很多,這是不用諱飾的。例如前年做的《鴿子》(1917 年作)……就是今年做詩,也還有帶著詞調的。例如《送任叔永回四川》(1919年作)… …》此外新潮社的幾個新詩人,——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也都是從詞曲里變 化出來的,故他們初做的新詩都帶著詞或曲的意味音節。此外各報所載的新詩,也很多 帶著詞調的。例太多了,我不能遍舉……
  這是很可咀嚼回味的話,白話詩的實驗于胡適來說已經三年了,但我們通篇看到的, 竟還是“詞調”居多。雖然胡適以詩詞為一體,但畢竟不是純粹的白話詩。胡氏本人對 此也頗為心急,他在《嘗試集》自序里闡述自己“為什么趕緊印行這本白話詩集”的理 由,頭一個就是“因為這一年以來白話散文雖然傳播得很快很遠,但是大多數的人對于 白話詩仍舊很懷疑;還有許多人不但懷疑,簡直持反對的態度。”
  當然這種情形不會永遠持續下去,白話的新詩最終要雄踞詩壇。但我們不妨由此再反 思一下胡適之于文學革命與詞學的關系。在胡適而言,“文學革命須有先后的程序:先 要做到文字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14)因此白話詩 成功與否,對于他來說,實在就是新文學成功與否的先決條件。然而嘗試白話詩并非易 事。在胡適最終完成由舊詩向新詩的轉變過程中,有很長一段時間他研究實驗的實際上 是詞調;也因為這樣,胡適對詞學頗有了一些見解和觀點,而這又成為一種動力,促使 他以后繼續研究和探討。因著為文學革命服務的關系,他對詞學的闡釋帶來的往往也是 新思想、新觀念和新方法。而究其根本,其核心仍在于白話文學的提倡和實踐上,這也 是胡適帶給詞壇的最可注意的東西。
  二 胡適的以詞為詩及白話詞論
  弄清楚了胡適倡導文學革命和詞學研究之間的微妙關系,我們再回頭來看胡適的詞學 見解與創作,便不難有更明確的看法和判斷。那便是:胡適對于詞史的貢獻,主要是在 詞的價值肯定和詞學觀念的更新上,其精神實質和文學革命完全一致。
  早在1915年,胡適便已提出“詞乃詩之進化”的觀點。(15)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 中,他更進一步闡述了這種以歷史進化的觀念來看時代文學發展的主張:
  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乃文明進化之公理也。…… 詩至唐而極盛,自此以后,詞曲代興,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詞之一時代也,蘇柳( 永)辛姜之詞,又一時代也……凡此諸時代,各因時勢風會而變,各有其特長,吾輩以 歷史進化之眼光觀之,決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于今人也。
  在此,胡適不但肯定了各個時代的文學皆有所長,更明確指出,今之文學未必不如古 。是以詞的價值絕不在詩之下。觀之他當年所云“詞曲與詩有何分別”之語,顯然胡適 并無傳統詞家自認詞為小技的思想。前人的尊詞無非是把詞向詩靠拢,戴上“詩教”、 “微言大義”之類的帽子,沒有誰想到詞之存在,其本身就說明了它的價值。它非但不 是小技,在某些方面的價值甚至勝過詩體。按照胡適進化論的觀點,詩的種種不便,正 是在詞那里得到挽救的:
  吾國詩句之長短韻之變化不出數途,又每句必頓住,故甚不能達曲折之意,傳宛轉頓 挫之神。至詞則不然。如稼軒詞:落日樓頭,斷鴻聲里,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闌干 拍遍,無人會,登臨意。以文法言之,乃是一句,何等自由,何等頓挫抑揚!(16)
  是以胡適試驗白話詩,便先從長短句中尋找出路。在以詞為詩上,他曾有過種種嘗試 ,甚至有不少他自謂的新詩,實際上都是用詞調作的。這其中胡適尤其偏愛《好事近》 一調,不憚其煩地以此調反復作詩,后來在《談談“胡適之體”的詩》一文里,更不無 得意地對此調褒揚一番。因為詞體句式的參差錯落,胡適認為由詩到詞是詩體的一大解 放,而詩體解放后,詩的內容自然跟著進化,可以適于表現更豐富、自由、曲折的情感 和語氣。而這種進步和解放,胡適又是把它和新詩的革命緊密聯系在一起,把詞體的這 種特性的發揮看作是詩體解放過程中的重要環節。新文化運動的宗旨是要打破舊的傳統 、舊的文學形式。在這樣一種背景下,詞作為詩之一體,不但未被貶低,反而獲得了更 高的地位和贊賞,這首先要得益于胡適所持的歷史的進化的科學觀念,使他能夠高層建 瓴,從時代文學發展的大視野來統觀文學、文體的進化,更重視一種文體產生的本身的 必然性,照胡適的話來說,便叫做“自然進化”(17)。其次這也和胡適本人的實驗主義 精神大有干系。胡適不但肯說,也肯于大膽的實驗,并本著實驗的科學目的,不斷地把 實驗結果公諸于眾。可以說,這種現代的科學方法使他的宏觀理念有了更堅實的基礎, 有利于推動詞學真正成為一門有價值的、獨立的現代社會學科,而不必附麗于傳統,更 不被視為小技;也有利于他以后的不斷探索,在現代詞學這個嶄新領域有所耕耘和收獲 。
  我們說,胡適對詞的價值的體認,在他以后的著述和文章里,仍然在完善著和充實著 。如果說,文學革命之初,胡適只是意識到了詞體是舊體詩走向新詩的一座橋梁,是一 個很好的過渡的話,那么在他后來系統地發表的一些詞學論著里,他更有意識地把詞和 白話文學聯系得更加緊密,使之更能配合其文學革命的主張和要旨。
  1922年,胡適發表長文《南宋的白話詞》,這是一篇標志性的文章。在此之前,胡適 也時常論及詞,然而都是將詩詞混同一體來說的,更常見的是在論及新詩的問題時談到 詞,以詞的資料作佐證。《南宋的白話詞》則專就詞而論,說明胡適已對詞有了更多的 體認,而其中的切入點,正是“白話詞”的“白話”二字。胡適把南宋的詞人分為兩派 ,“一派承接北宋白話詞的遺風,能免去柳永、黃庭堅一班人的淫褻習氣,能加入一種 高超的意境與情感,卻仍能不失去白話詞的好處。這一派,我們可用辛棄疾、陸游、劉 過、劉克莊作代表,一派專在聲調字句典故上做工夫,字面越文了,典故用的越巧妙了 ,但沒有什么內容,算不得有價值的文學,這一派古典主義的詞,我們可用吳文英作代 表。”顯然,對于詞,胡適也是從“白話”和“文言”的視角來區分的,這無疑是相當 新穎的劃分法。雖然他大談白話詞一派的好處,不顧其他,難免偏頗之失,可我們也得 承認:胡適所言,確實說中了詞學發展史上,長期為人們所忽視的一些問題。例如文人 詞和平民作品之間是大有區別的,而傳統詞家一貫只注重文人作品,平民作品(包括娼 妓文學)多半散佚,更無人重視其價值(敦煌曲詞另當別論),而這樣又豈能看出一種文 學發展的全貌?胡適則不僅重視平民作品,更引例說明這兩者之間的分合關系,指出“ 與民間的白話作品分手”,是文人的作品“又回到復古的路上去”的原因。這些見解都 有卓越的眼光,在當時尤為特出難得,我們不必為其中今天看來的疏漏之處而苛責前行 者。
  胡適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一個主要觀念,便是“把漢朝以后,一直到現在的中國文學的 發展,分成并行不悖的兩條線”,這兩條線,就是“由民間興起的生動的活文學”和“ 僵化了的死文學”(18)。白話口語的東西都是源自民間的,是以白話文學的源頭——民 間的文藝尤其得胡適的推崇。在他自己所架構的中國文學史的基本框架理論里,詞學的 發展自然也不外如是。1926年發表的《詞選》自序,可以說,是胡適詞學觀的一個集中 闡述,這里面他談到“文學史上有一個逃不了的公式”,即“文學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 間的”,然后文人參加、模仿。“模仿的結果,往往學得了形式上的技術,而丟掉了創 作的精神。天才墮落而為匠手,創作墮落而為機械。”“于是這種文學方式的命運便完 結了,文學的生命又須另向民間去尋新方向發展了。”按照他這個公式,他將詞的發展 史也套入其中,先是唐至北宋中期的歌者的詞,這時的詞自然都是“接近于平民的文學 ”;再是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的詩人的詞,以蘇辛為代表,“他們不管能歌不能歌,也 不管協律不協律,他們只是詞體作新詩”;最后一個時期是南宋中期到元初的詞匠的詞 ,“音律與古典壓死了天才與情感,詞的末運已不可挽救了”。
  在這個敘述里,胡適同樣以他敏銳深刻的識見抓住了文體發展的某些規律性的東西。 其中尤可注意的是他推崇蘇辛,認定他們的價值在于“只是用詞體作新詩”,這與我們 前面所說胡適自己“以詞為詩”的嘗試是何其相近,這也許正是胡適對他們深有默契的 原因所在吧。歷來稱好蘇辛者不在少數,好在哪里,可就見仁見智,從如此角度來推賞 蘇辛,在當時也只是胡適有這樣的眼光和氣魄。何況胡適自己更堅決的說:“我自信我 對于詞的四百年歷史的見地是根本不錯的。”既然不錯,那么文學的生命重回民間尋求 發展,也就順理成章,勢在必行。可見,胡適的新的詞學觀念,實際上不過也就是其白 話文學主張的翻版,它的目的性如此之強,以致于我們似乎不能僅僅從純粹的詞學研究 的眼光來看待它或批判它。
  相較而言,胡適1925年發表的《詞的起源》,是一篇認認真真研究學問,較少功利目 的的文章,是以其中的觀點,或者可以視作胡適個人真正的詞學見解。他認為“長短句 的詞調起于中唐”而“長短句之興,自然是同音樂有密切關系的”。至于詞與音樂的關 系到底如何,胡適似乎也說不清楚,而只能歸之于臆測,是以文中頗多“疑心”、“推 想”、“大概”之類詞句。這實際上已可看出胡適對詞學實質的問題其實并不清楚,對 詞體的體認更不及那些踏踏實實做過研究而又有此方面天分的詞家。這篇論文寫成后他 曾專門請教于王國維,而王國維亦發表了自己的看法(19)。但這似乎激起了胡適不肯認 輸的倔脾氣,筆墨往來一番之后,他仍堅持己見,而沒有就這些關鍵性的問題繼續研究 下去,成為胡適治學史上先出大言而后騎虎難下的又一例證。所以我們說胡適對于詞學 的貢獻,其宏觀的價值觀念上的意義,應遠遠大于細節性的具體研究。
  三 形式解放與詞體本質的矛盾
  由前所述,胡適的詞學研究本身即有其不可彌補的缺陷,所以我們如果想從胡適具體 的詞學論述中找到多少真正符合實際、客觀而科學的論斷,也許會大失所望。甚至仔細 一看,有些論斷的錯誤竟是不可容忍的;就胡適自己而言,而論述前后矛盾的地方便不 少。
  比如在對南宋格律詞派(20)如何看待的問題上,胡適是極力貶低和苛責這些詞人的。 指摘的中心是說他們重音律而不重內容,犧牲意境而遷就音樂,使詞喪失了生氣,走向 死路。按胡適的見解,“詞本出于樂歌,正與詩本出樂歌一樣。詩可以脫離音樂而獨立 ,詞也應該脫離音樂而獨立。”(21)這種判斷也許今天看來很是可笑,但研究一下胡適 何以這樣說,同樣離不開他的文學革命、新詩實驗!
  我們發現,胡適說先有形式的解放而后有內容的跟進,但實際上他重形式往往勝過內 容,白話文學革命的實質,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就是文學形式的解放。此外,胡適對形 式的研究實驗更是十分著迷。在實驗新詩時,詞的那種長短不齊的格式對他吸引力格外 之大,以至于胡適把這種長短句的格式,也就是形式上的某種特征,當作了詞的本質特 征,由此更得出“詩詞曲一體”,由詩到詞再到曲是詩的一次又一次大解放云云的觀點 。由此看來,胡適之所以輕視詞體的音樂特性,也不過是為了呼應白話革命形式解放的 口號罷了,而他并沒有真正深入研究過詞的本質。此外,我們可以附帶一提的是:王國 維同樣是否定南宋詞的,胡適對詞學既無深刻認識,延續王國維的判斷似乎是必然的— —雖然兩人立論的標準并不一致。
  基于以上所說,我們似乎也可原諒胡適詞學言論不盡一致的地方。仍以音律為例。胡 適一方面極力否認音樂韻律之于詩詞的價值,一方面又不斷地研究詩詞的音樂韻律,為 的是要將它們應用到新詩的創作上去!胡適其實并非不懂音韻,相反,他對音韻有著精 深的研究和見解。如他的入室弟子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一書中,曾深情地回憶道:“ 后來我在紐約和胡先生聊天,談到宋詞的聲韻。胡老師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他一發難 收,竟向我談了一整晚有關宋代詞人用韻的問題。一夕之談,真是勝讀十年書。”然后 他談到胡適對詞的聲韻的見解,“有些地方不但要四聲分明,四聲之中還要在唇齒喉舌 鼻諸‘音’中作不同的選擇。”“因為四聲不洽的曲子,乃至詩詞,聽起來實在令人受 不了的緣故。”在實踐中,胡適曾用雙聲疊韻的法子來幫助音節的和諧,更曾仔細論述 著字的陰陽、開齊,韻的位置、形式。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胡適曾仔細討論過他的一首 小詩:“也想不相思,免得相思苦。幾度細思量,情愿相思苦。”他談到:“第二句第 一個字‘免’字與第四句第二個‘愿’字為韻,本來也可以的,但我后來又怕讀的人不 懂得這種用韻法,故勉強把‘免’字移為第二個字。”(22)為了大家看得懂,不得不勉 強改變用韻的位置,這實在是遷就形式而不得不為之。而在某種場合,他又苛責南宋“ 古典主義”的張炎,為了音節的諧婉,竟把“瑣窗幽”的“幽”字改為“明”字!(23) 可見,白話文學的提倡,形式解放的實踐,曾使胡適在詞學研究上有過許多不得不妥協 的地方,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觀念其實并非胡適的真正見識所在。
  總結胡適治詞的歷史,我們認為不能就詞論詞,否則,看到的就只能是胡適在詞學研 究上的種種不是,而未能意識到:胡適以一個局外之人研究詞,帶給詞學的,反而是局 內人難以突破的價值觀念的轉變和創新。雖然它的目的是為文學革命服務的,我們仍應 充分肯定胡適對現代詞學建立的開創之功。是他以新的眼光發現了詞體的價值所在,是 他總結了詞史發展道路,提出了文學發展方向性的問題,力圖使詞向平民化、口語化的 新文學之路靠拢;是他身體力行,實驗和創作了種種白話詞的范文,使之成為白話文學 的重要一種,并為傳統詞提供了新的批評鑒賞標準,指出新時代的發展途徑。這些貢獻 ,都是不容我們因胡適治詞的非專業性而加以抹煞的。文學革命的意義歷久而長新,胡 適亦將因此而在詞史上留下重重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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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胡適自己在《讀沈尹默的舊詩詞》中亦說到:我讀了你的舊式詩詞,覺得我完全是 一個門外漢,我以為有許多事,“內行”見慣了的,反不去尋思里面的意味,倒是“門 外漢”伸頭向里一望,有時還能找出一點意義。(1993年中華書局《胡適學術文集·新 文學運動》366頁)
  ②胡適《嘗試集》自序云:“在綺色佳五年,我雖不專治文學,但也頗讀了一些西方 文學書籍,無形之中,總受了不少的影響,所以我那幾年的詩,膽子已大得多。”(同 上371頁)
  ③198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胡適詩存》110頁。
  ④胡適《四十自述》:“丁未(1907)以后,我在學校里頗有少年詩人之名,常常和同 學們唱和。”(1998年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胡適精品集》13卷379頁)
  ⑤198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胡適詩存》86頁。
  ⑥胡適《嘗試集》自序。(1993年中華書局《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379頁)
  ⑦同上,377頁。
  ⑧同上,379頁。
  ⑨(11)胡適《一首白話詩引起的風波》,同上,339頁。
  ⑩胡適《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序》:“在文學演變史上,詞即是前一個時代的曲, 曲即是后一個時代的詞,根本上并無分別。”(1998年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胡適精品 集》8卷305頁)
  (12)胡適《嘗試集》再版自序。(1993年中華書局《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403 —408頁)
  (13)198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胡適詩存》131頁。
  (14)胡適《嘗試集》自序。(1993年中華書局《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382頁)
  (15)(16)胡適《詞乃詩之進化》。(同上328頁)
  (17)胡適《談新詩》。(1993年中華書局《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389頁)
  (18)1992年北京華文出版社《胡適口述自傳》289—290頁。
  (19)胡適《致王國維函五札》。(1998年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胡適精品集》9卷249頁 )
  (20)“格律詞派”名稱源于胡適的觀點,而由劉大杰正式提出。參見劉慶云先生的《 “格律詞派”說平議》。(2000年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詞學》12輯)
  (21)胡適《五代兩宋詞人二十家小傳·辛棄疾》(1998年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胡適精 品集》10卷100頁)
  (22)胡適《嘗試集》再版自序。(1993年中華書局《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405 頁)
  (23)胡適《五代兩宋詞人二十家小傳·張炎》(1998年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胡適精品 集》10卷1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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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韻文學刊湘潭52~5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段曉華/龔嵐20022002胡適沒有專研過詞學,但他倡導文學革命,實驗白話新詩,都和詞有千絲萬縷的關聯 。詞更被他視作由舊體詩走向新詩的橋梁。為服務于文學革命這一目的,胡適的詞學觀 念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固有缺陷。然而,他提出的“詞乃詩之進化”,白話詞是詞的發 展方向,“用詞體作新詩”等等論斷,大膽突破了傳統詞學的窠臼,肯定與提高了詞的 價值,為二十世紀現代詞學基礎的奠定作出了獨特的貢獻。胡適/文學革命/詞學觀念/白話詞方向/價值貢獻廣州大學人文學院 中文系,廣東 廣州 510400/江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江西 南昌330027 作者:中國韻文學刊湘潭52~5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段曉華/龔嵐20022002胡適沒有專研過詞學,但他倡導文學革命,實驗白話新詩,都和詞有千絲萬縷的關聯 。詞更被他視作由舊體詩走向新詩的橋梁。為服務于文學革命這一目的,胡適的詞學觀 念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固有缺陷。然而,他提出的“詞乃詩之進化”,白話詞是詞的發 展方向,“用詞體作新詩”等等論斷,大膽突破了傳統詞學的窠臼,肯定與提高了詞的 價值,為二十世紀現代詞學基礎的奠定作出了獨特的貢獻。胡適/文學革命/詞學觀念/白話詞方向/價值貢獻
2013-09-10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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