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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催逼下的聲音  ——關于長篇小說《柏慧》及其引起的爭論
良知催逼下的聲音  ——關于長篇小說《柏慧》及其引起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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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許多當代作家不一樣,張煒是個擅長用長篇小說來表達其思想觀念和美學情感的作家,他創作的最主要的長篇作品如《古船》《九月寓言》《柏慧》等,幾乎是每發表一部都引起了文壇上的震動,盡管其“震動”的方位并不一樣:就在《九月寓言》以其特有的磅礴大氣獲得批評界高度贊揚之后,《柏慧》則以對社會邪惡的激烈批評而為人所驚訝:《九月寓言》中那個遮蔽于茫茫大地用悲憫的眼神超越人間苦難的隱身哲學家不見了,取而代之是從恬靜美麗的葡萄園里挺身而出與邪惡宣戰的精神界戰士。也許有人會為之替張煒感到惋惜,因為這個世界上能像張煒那樣腳踏民間大地元氣充沛地超越現實功利的作家畢竟不多,但在我想來,這種對自我形象的重塑可能更符合張煒性格的本相,張煒此舉可能正是為了糾正批評界從《九月寓言》中產生的關于他的形象的誤導:他們或多或少把張煒描繪成一個陰柔純美型的作家。當然,在當代文學領域充滿媚俗功利的市儈氣中,能達到這樣的境界已經相當高遠,但在作為知識分子的張煒看來,人的高貴氣質并不表現在梅妻鶴子式的隱逸之中,高貴與高雅并非同一個詞,真正高貴的人,是腳踏在苦難大地上,對貧賤的人懷有深切同情,并能夠真誠幫助他們與邪惡作斗爭的人。作家張煒就是這樣的人。盡管這種高貴行徑在舉世滔滔中很不合時宜,很可能被某些聰明人譏諷為向風車開戰的唐·吉可德,但張煒愿意作這樣的人。
  《柏慧》是一部急就篇,是在張煒完成了《九月寓言》以后,接著創作一部更大規模的長篇史詩《家族》的過程中臨時插入的一項寫作,也可以說是他下一部《家族》創作的副產品。這也足見這部作品對張煒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內心深處有一種更大的渴望對他的催逼,他是不可能為此中止那部準備更充分的小說計劃來寫它的。張煒曾坦率地說過:《柏慧》是“人在良知的催逼下,應該給時代留下的聲音”。這種聲音,在我看來是當代知識分子最為寶貴的東西,正如三十年代有人批評魯迅為什么不多寫幾部《阿Q正傳》反而將生命耗費在一些無謂的糾紛中時,魯迅曾坦然地說:他那些觸及時弊的雜文的確令人討厭,但因此也更見其要緊,因為“中國的大眾的靈魂”,現在正反映在他的雜文里。為此,他把自己的筆稱為“金不換”。現在來說這些掌故可能會使許多年輕人或并不年輕卻想學得年輕一些的人感到討厭,已經有不少文章在暗示現在張煒張承志式的直面社會正是三十年代魯迅風的“謬種流傳”,正要把這筆難解的賬算到魯迅的頭上,但我還是想套用魯迅的話說,現在有人見魯迅風的討厭,“也更見其要緊”。我們不能捕風捉影地把文學作品里攻擊丑惡事物與現實生活中的人事糾葛混作一談,因為文學史上的偉大優秀作品,從但丁《神曲》到托爾斯泰《復活》;從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到陀斯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記》;從曹雪芹《紅樓夢》到吳敬梓《儒林外史》,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從現實環境中攫取某種生活原料以及對現世邪惡的抨擊,如果為了強調藝術上的純美境界而指責小說不該參與現實的批評,那樣的純美藝術恕我直言,不過是為了掩蓋不敢直面社會邪惡的內心怯懦而找的藉口。我認為在判斷小說該不該抨擊邪惡時,唯一的依據應該是看其抨擊的內容有沒有普遍意義,“砭錮弊常取類型”與個人意氣用事與揭人隱私,畢竟是有明顯區別的。《柏慧》中所揭露的柏老、瓷眼之流的邪惡,正是本世紀來中國知識分子史上可恥的一頁,像口吃老教授的悲慘故事和敘事者的兩位導師的不幸遭遇,是任何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都有責任牢牢銘記的歷史,如果今天我們對這樣的歷史已經不堪心理上的承受,那末苦干年后,就像現在歐洲日本有人會天真地以為奧斯維辛集中營和南京大屠殺都是猶太人和中國人編造出來的神話一樣,青少年一代會淹沒在所謂的后工業的流行文化里變成心靈的白癡。
  所以我不認為張煒從《九月寓言》到《柏慧》是一種人格境界上的退步,張煒正是為了表現他的現實戰斗精神的完整人格才有了《柏慧》這一本書。同樣是表達對苦難和人類罪孽的看法,《九月寓言》表現的是藏污納垢的民間世界的大氣心態;而《柏慧》則回到了《古船》式的現實戰斗的知識分子廣場世界。但知識分子的廣場意識與民間立場之間并不呈現高低主從的關系,因為苦難和罪孽在現實世界中都不是抽象的,《九月寓言》所面對的是自然形態的人類所面對的苦難,指極端貧困的生活和相應的愚昧野蠻的文化心理,這似乎是大自然在賦予人類自然的生命形態時與生俱存的,作家用從容超然的審美態度去表現正是其深得自然生命真諦的無窮奧妙(這種審美態度也使我想起當年張承志的《黑駿馬》),而《柏慧》所面對的則是人世間的苦難與罪孽,是人類邪惡力量對善良美好向上的戕害。《柏慧》的作家明明白白地告訴人們,人類有分類而居的,分“向上的”和“向下的”的兩類,這就有點接近羅曼·羅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著名論斷。這當然是作家用藝術的分類方式對世界的描繪,不能簡單地移用到現實世界分析上去,作家用“血緣”與“家族”兩個概念本來都是藝術上的象征語言,與過去文學作品簡單化地宣傳階級斗爭來為現實政治斗爭服務并不是一回事。作家不過是據此表達了一種與邪惡不相妥協的戰斗態度。自然的苦難與人為的苦難不能同等視之,在《九月寓言》與《柏慧》之間,只是應了中國傳統文化經典里的一句名言: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我想,這“不可逭”,也就是指不可回避。
  《柏慧》不是如《九月寓言》那樣純粹的長篇小說,其形態更接近于長篇思想隨筆,其三篇長信的容量和內涵都不是很勻稱,在我讀來,其實僅僅第一篇致柏慧的信也就夠了,這一篇寫得最飽滿不但關于葡萄園生活的描寫和徐芾東渡的民間歌謠的開掘都再現了作家以前有關作品中的高遠意境,而且關于柏老和口吃老教授的故事、關于敘事者的家族及其父親的故事,都已經達到了讓人靈魂感到震動的思想藝術魅力。而后兩篇信在藝術結構上未免有些蛇足之嫌,第二篇致老胡師的信主要是重復并延伸前篇中伯老與口吃老教授故事的主題,引進了某研究所及“瓷眼”的邪惡故事,使歷史的悲劇延伸到現實,第三篇致柏慧信展開了關于在商品經濟沖擊下如何維系人格、良知、理想等話題的討論,同時又展開了對現代城市經濟生活方式的批評,這兩部分內容相對來說薄弱一些,尤其我感到第三篇信的敘事很別扭,因為這篇信的內容是圍繞了敘事者與其妻子一家的矛盾而展開,本來它的敘述對象應該是梅子,向妻子解釋感情糾葛的敘述方式會更自然些(就像第一篇致柏慧信),可現在卻是向一個舊時戀人敘述自己與妻子的矛盾沖突,敘事者的許多真實感情就很難出得來,這就使他對都市生活方式和雜志社經營方式的批評顯得比較粗疏。這些藝術表現上的不足使這部作品不能達到像《九月寓言》似的完美是事實,但像《九月寓言》這樣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殿后之作,本來也是不可取代的,即使是作家本人也未必能輕而易舉地超越它,若以這個標準來衡量《柏慧》的失敗,也多少是一種苛求。
  
  
  
文匯報滬00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賀嗣承19951995 作者:文匯報滬00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賀嗣承19951995
2013-09-10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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