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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思潮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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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公認,英國文學有偉大的詩歌傳統、戲劇傳統和小說傳統。同時,我們也不可忘記,英國文學也有其偉大的散文傳統。培根式智慧的小品、史惠夫特式犀利的檄文、艾迪生式機巧的時評、蘭姆式親切的隨筆、卡萊爾式慷慨激昂的告誡、切斯特頓式自嘲的幽默、奧威爾式的似是而非和似非而是……英國散文是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
  散文似乎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接觸最多的一種文體,報章雜志上的文章都是廣義的散文。因此散文也是最難界定,最難以捉摸的。有人試圖給散文分類:格言式的,敘述式的,描述式的,闡述式的,論辯式的,等等。又有人把散文分類:“客觀的”和“主觀的”。顯然,任何定義和分類都不是絕對的。因此也有人索性把散文稱為文學的“孤兒院”,收容著所有其他體裁與形式所容不下的東西,唯一的條件就是要篇幅短,正如孤兒都要年齡小。英國散文也不例外,常常與其他文學形式不能截然分開,(即使在本選集有限篇幅里也可以看到,英國散文)往往以其靈活性而打破了與其他文學體裁的界限。哥爾德史密斯的“黑衣人”可以跟任何小說中的人物塑造媲美,更不用說艾迪生、斯蒂爾《觀察家》中的人物畫廊;格林“櫥柜里的手槍”的懸念和反高潮創造了精彩的戲劇效果,而誰又能否認穆爾在評論德加斯的藝術時自己已進入了詩的境界?可以說,散文是最靈活、涵蓋面最廣、情緒變化幅度最寬的一種文學體裁。也許正因如此,專門寫散文的作家并不多,而兼寫散文者比比皆是:培根的散文作品總共才58篇,在他的卷帙浩瀚的法學、自然科學等著作中占的比重很小,盡管他有“英國散文之父”的美稱;以創辦英國第一份雜志留名文學史的艾迪生同時還是古典悲劇的作者;以親切詼諧的散文風格著稱的蘭姆另外還留下一部風靡世界的《莎士比亞故事集》,還不算他的文藝批評;而幽默大師切斯特頓除散文外不僅寫過許多破案小說,而且他的《狄更斯評傳》在狄更斯研究中還是很有影響的一家。總之,由于散文的靈活性,許多詩人、戲劇家和小說家同時也是散文高手,這大概也是英國散文特別豐富、發達的一個原因吧。
  那么,對于散文本身的特點又究竟怎么看呢?有一位老派美國評論家黑德利克說得既通俗又親切:“你寫信給朋友報告自己的近況,做了些什么、見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這就是寫書,只不過書的規模更大。”他又說,“敘述個人所為的書是傳記;敘述他人所為的書是傳記或歷史。如果人物是虛構的,那就是小說。記述見聞的書是游記,而記述個人所思所想的書便是散文集……”“當然,”他補充說,“并非任何一本記錄個人所思所想的書都是散文集。譬如,如果分章分段地系統論述,那就不是散文集而是專門論著了。”最后,這位評論家像所有試圖為散文下定義的人一樣,求助于“英國散文之父”培根。培根在他的1612年版散文集的獻詞里說過,宏偉的論著要求作者和讀者雙方都閑適散淡,而那種狀況是極難得的,因此他退而求其次,只在百忙中作若干筆記,錄下自己關于一些問題的隨想,“言簡意賅,不求出語驚人。”沿著法國大散文家蒙田啟用的essai一詞, 培根把自己的這類筆記稱作essay,即“一試”。這可以說是英語中關于散文最早的定義了。
  作者不拘形式自由自在地在有限的篇幅里試著向讀者表達自己對某問題的思考,這便是散文。根據以上,有的評論家便概括說,散文可以叫作“閑談的文學”。“閑談”確實表達了散文的特點。其一,從內容方面說,“談”必得有話題,即作者有一個核心思想要與讀者交流;其二,從形式方面說,是“閑”,是“散”。這兩點也就多多少少決定了散文篇幅的短。圍繞這個根本特點,散文在形式上千變萬化。在培根的的筆下,語言被凈化得完全圍繞觀念運行,作者在論述中甚至很少舉例,標題本身就標明作者所關注的問題,如《論學習》、《論逆境》、《論高位》等。培根式散文的后繼者大有人在,如見考里的《論貪婪》、約翰生的《論言談》、哥爾德史密斯的《論服飾》、博浦的《論疾病》,乃至近現代康拉德的《論戲劇檢查》、貝羅克的《論腳注》、赫胥黎的《論舒適》或羅素的《論老之將至》。這種“論”可以是嚴肅的,如以上所舉。它也可以是輕松幽默的,如《論追自己的帽子》、《論說聲“勞駕”》、《論男人的揮霍》。嚴肅也好,詼諧也好,無論如何,散文的一個基本要求是有一個議題、圍繞議題發揮觀點,打開思路。
  根據以上所述,還可以說,散文中要發揮的思想觀點不求科學論述的全面、系統和準確,只求作者有見地,只求對讀者有所啟發、有所愉悅,使其得到審美的快樂。因此散文在形式上不局限于“論”的“經典”形式。譬如,為達到效果,散文有時竟不惜以模糊為美、以模棱兩可去挑起讀者思想的火花。如吉恩·黎絲的《論不打落地歇定的鳥》和《我也在這兒住過》,是多么微妙、多么曲折地提出種族隔離階級鴻溝問題。而斯威夫特的《芹暴之獻》則說反話以鞭笞統治者。其次,散文中要表達的思想觀點不一定求新穎。試想,單就“死亡”這一主題就有多少人寫過散文(還不算詩歌)。在散文中,題目是不怕重復的,怕的是沒有新意、沒有作者自己獨特的東西。最后,就內容而言,散文中議的問題本身也不要求“深刻”、“偉大”。從睡懶覺可以悟出做人的道理,如見雷·亨特的《寒晨起床小議》;從掃把的“盛衰榮辱”可以議出世態炎涼,如見史惠夫特的《掃帚說》。
  總之,從內容上說,散文不求科學性、不求題材新穎、不要求“重大”主題。它只求言之有物。但散文不是傳授知識。散文的作者有自己的特殊感受要傳達給讀者,因此他的信息里包含了作者自己的個性、人格、氣質。小說家、劇作家可以“隱匿”自己,散文作者卻不能。在讀小說、觀戲劇時,我們有可能被情節迷住而忘掉作者。在讀散文時,我們時時意識到作者的存在,聽到他的心聲,感受著他思想的閃光,也窺見他的偏見和乖僻。因此,散文最要求作家的真誠——沒有真誠就沒有個性的流露,也就沒有散文。像蘭姆的自述,吉辛的《我的藏書》,南丁格蘭的《無所事事》,都帶有明顯的個人色彩和濃厚的個人情緒。就是那些不直接寫個人而是論某某問題的篇章里,也都在字里行間透著作者的個性,確是文如其人,如約翰生的居高臨下、盛氣凌人;康拉德對創作自由的執著;還有許多女性作家的或悲憤(馬麗·烏爾斯通克拉夫特),或潑辣(蒙塔古夫人),或調皮(簡·奧斯丁)。總之,散文里總是透著作者的個性、注入了他或她自己的生活或感情經歷。有時,作家會在散文中不自覺地向我們暴露了他心中隱蔽的東西。如狄更斯的《夜游》不僅告訴了我們他的創作源泉,而且還揭示了他氣質中深藏的詩意。實際上狄更斯是一位富有詩意和浪漫情調的作家,過分強調他的現實主義就會忽略這一點。同樣,薩克雷在描寫勃朗特的《最后的素描》一文中一反自己慣長的玩世不恭,字里行間對于這位崇拜過自己并把《簡·愛》獻給自己的女作家流露了動人的溫情。這就令人不得不想到當時的文化界圍繞他們兩人關系的一段猜測,因為無巧不成書,薩克雷偏偏有個瘋妻關在樓頂上,而勃朗特自己恰恰當過女教師。
  就形式方面而言,散文中培根式開門見山的所謂“經典”形式只是一種假說,以強調思想觀點在散文中的核心地位。其實,有了思想觀點作主心骨,形式是不拘的。散文的寫法是多種多樣的。散文有敘述式的,如約翰·高爾特的《教區記事》敘述了教區長選妻的整個過程,饒有趣味。散文有描述式的,如艾迪生的《西敏寺漫游》的情景交融和《倫敦的叫賣聲》的繪聲繪色。而拉斯金的《籠罩19世紀的烏云》則描寫了19世紀的霧,以喚起人們注意失控的工業發展所帶來的危險。散文有戲劇性的,如芳尼·伯尼的那段日記生動地再現了她——一個不出家門的少女——怎樣在眾人的猜測中穩穩地瞞住了自己的創作秘密,簡直像一幕客廳喜劇。散文有抒情的,如喬伊斯的選段;也有雄辯的,如柏克的演講。總之,在有真知灼見的作家筆下,任何體裁、任何形式都可以寫成散文精品——日記、書信、自傳、傳記、回憶錄、游記、雜文、書評、劇評、美術評論、自序自跋、小品漫筆、文論政論、演說詞、時事報導、歷史記載等等。所有這類體裁、形式中都不乏英國散文的精品,都可見英國作家思想的獨創和語言藝術的雋永。
  譬如,以歷史、傳記、自傳等體裁的散文為例,包斯威爾的《約翰生傳》,不言而喻,是世界文學中的傳記名篇。在此以前,傳記往往限于“蓋棺論定”的形式,猶如人物畫像,而包斯威爾的傳記看上去卻像即興隨手記錄的,猶如當今的錄像。這不僅是傳記的一種革新,而且也使散文有了新鮮活力。包斯威爾的傳記洋溢著對偉人的崇拜,似乎成了傳記的模式,但約翰·奧伯里的《眾生小記》則把一個個達官貴人的一生壓縮為幾百字的一段段軼事,顛覆了我們對“偉人傳”和“偉人”的概念,使我們不由得想到,難道身在高位就必定有豐功偉績值得大書特書嗎?也許有人會担心,自己身后會以哪件“軼事”被人記住呢?黎頓·斯特拉契的《維多利亞時代偉人傳》則開創了傳記中的非英雄化潮流。這不僅是傳記文學的一個轉折,而且也是整個時代進入所謂“現代意識”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再以歷史片斷為例,歷史的寫法可以是“英雄化”的,“崇高化”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吉朋在跋中對自己所記錄的驚天動地的事件驚嘆不已。可是另一方面,重大的事件不一定是歷史的全部,咖啡館照樣可以提供歷史的透視,如邁考萊就曾把18世紀的咖啡館作為時代的脈搏寫進他的英國史,構成了獨立成篇的優美散文。自傳可以充滿痛苦的自我剖析,如紐曼的《思想自傳》。自傳也可以是信仰的宣言,如威廉·莫里斯的《我怎樣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對于他來說,社會主義是他通過思考而達到的信念,與個人得失不相干,所以表白起來十分坦然,透著光明磊落的正氣。自傳可以是大言不慚的“自我吹噓”,如特羅洛普在自傳中不僅一筆筆交代他的寫作收入,而且還公開了他炮制小說的訣竅。他的自傳出版后英國文學界輿論嘩然,可是今天看來他的自傳寫法戳破了文學生涯與文學創作的神秘性,也是一個有趣的突破,甚至對于作家是一種解放。
  在一切散文形式中,書信、日記最直接暴露作者的個性與人格(除了有意公之于世的那種書信、日記以外),因此在散文家族中占有特殊地位。如哥爾德史密斯在給母親的信中,口氣那么天真,那么恭敬,全然是個孩子。司各特破產以后在給母親的信中表達了自己緊縮開支、全力工作以還清債務的決心,語氣沉重而堅定,文若其人。有的書信、日記記錄了世界文學史中重要的時刻,如雷·亨特在信中第一個報導了雪萊溺水而死的消息,拜倫在信中為后世留下了關于他決心奔赴希臘的記錄。英國作家的“獨立宣言”也是以書信的形式流傳后世的。這便是約翰生博士致切斯特菲爾德伯爵的信,悍然拒絕他的抬舉與保護,表現了文人的骨氣。這封信使收信人“遺臭萬年”。其實,那封信是約翰生自己事后追記的,提供給自己的傳記作者包斯威爾,雖然包斯威爾后來又補充說那封信的副本找到了。當時沒有電腦輸入或復印,原文究竟如何將是個永遠的秘密。這恐怕也是散文文學中少有的奇聞。有趣的是,收信人切斯特菲爾德伯爵本人也是第一流的書信寫作者,留有數十卷書信給他的私生子和他的養子,其中包括不少關于做人方面的有益見解。切斯特菲爾德伯爵的一些指教被人指責為“玩世不恭”,把青年引入歧途云云。其實,就當時的現實而言,切斯特菲爾德伯爵只是說出了別人做而不說的。特別是關于18世紀開始引起人們注意的文化教養問題,他的一些見解今天看來既有趣又有啟發性。
  書信、日記還常常透露作者創作靈感的來源。奧斯丁給侄女的信中提到的“三四戶人家……”正是她自己小說的寫照,而她的許多機智挖苦的對話簡直像是從她自己的信中摘出來的。彭斯給友人的信中為后世記下了他聽到的一個鬼的傳說,這后來在他的筆下就變成了著名的滑稽鬼怪敘述詩《湯姆·歐·山特》。雪萊之妻瑪麗·雪萊以前言形式記錄了她寫《人造人的故事》的經過。她筆下輕描淡寫,孰不知她的這部作品后來就開了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科幻小說的先河。有時,重大歷史事件在當事人的筆下幾句話一筆帶過,如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前夕的日記,令人不禁想到歷史意識的相對性。有時世俗眼光中微不足道的小事可以說明大問題,如卡萊爾之妻簡·卡萊爾的日記在不露聲色的日常生活記錄中暗暗暴露了“偉大”卡萊爾的渺小以及為“偉人妻”的難處。多羅塞·華茲華斯,英國著名桂冠詩人華茲華斯的妹妹,在日記中有許多關于湖畔景色的描寫顯然都是詩的胚胎,只不過,定型為詩句而正式發表時用的不是這位原始記錄者的名字,而是記在她的著名哥哥威廉·華茲華斯的名下。這其中的秘密不僅牽涉到華氏兄妹之間的關系,而且還指向一個更廣泛、更敏感的問題,即女性的被壓抑、被埋沒。
  正如吳爾夫所指出的,書信和日記是女性手邊最方便、最廉價的寫作工具,只須一張紙和一支筆,因此也是女性最善于利用的寫作形式。倍受蘭姆和吳爾夫稱贊的紐卡瑟公爵夫人早在17世紀就確立了女人“為自己寫自己”的傳統,“不求取悅讀者,但求把真相留給后世”。在她之后英國有不少女性把自己的話留給了后世,不論是以自傳、書信、日記或其他什么形式。她們有時巧妙地揭露女性遭到的不公平,如艾潔沃斯戲論女性自我辯護的“藝術”;有時流露苦悶與憤慨,如勃朗特姐妹的書信日記;有的積極追求建立新的“母系傳統”,如薩克雷的孫女安·薩克雷別出新裁地論“女英雄”們的“祖母”。
  散文不求嚴謹,但求散漫。“閑談的文學”這一散文概念包含了讓話題自由蔓延的意味。作者的標題可能是《論馬蜂》,可是讀下來,我們得不到什么養蜂的知識,倒是獲得了作者對生存競爭的思考,以及對蜂的刺頗具攻擊性的聯想。作者的標題可能是《古瓷》,可是讀下來我們對瓷器依然一無所知,倒是窺見了一顆凄涼的心,而清涼的古瓷倒是非常貼切的暗喻。作者的標題可能是《我也在這兒住過》,那并不是感傷的回憶錄,讀下來我們對于作者的過去所知甚少,倒是領悟了英國殖民主義下種族主義的病毒的侵襲,哪怕孩子們也不能幸免。這就是散文的自由隨意性。薩克雷的散文集就叫作《拐彎抹角文集》。在散文中,兩點之間最短的不一定是直線,有時竟是曲線。
  總之,不論是通過曲線還是直線,散文作者與我們讀者推心置腹,告訴我們他(她)對某個問題的思考、心得。我們讀散文好像應作者之邀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旅游,一路觀賞領略。有時候我們會恍然大悟:的確,少年兒童的教育關系著人類的未來——“在猶大失去的童年里,基督被出賣”。有時候我們會被深深地觸動:“不打落地歇定的鳥”這樣一種文明教養的標準是多么虛偽而冷酷地在英國人與英國人之間畫出了階級的鴻溝。讀著一些散文名篇我們常常會有認同感,作者說的也就是我們自己想的,只是理不清、說不出,而作者給我們說出來了。這就是散文的藝術。
  散文雖說是“閑談的文學”但究竟不是生活中的“神侃”、“神聊”。散文之所以是散文,歸根結蒂,在于它思想的感染力和語言的藝術,在于作者對風格、語調、辭藻的掌握。散文的語言往往不顯眼,它自然流暢,好像全不費功夫。實際上是很有講究的。英國散文風格豐富多彩。從極端的言簡意賅到海闊天空的自我放縱,我們在其間看到有艾潔沃斯式女性自我貶損中的淡淡嘲諷,有彌爾頓“舊約”式的抑揚頓挫,有現代幽默家的調皮與譏誚。此外,還有約翰生精神導師式的大字眼兒和長句子在我們耳邊隆隆作響。總之,語言、風格、語調都與內容配合得當,達到完美的協調。但是另一方面,在大手筆的駕馭下,內容與形式的不一致不協調也可以構成絕妙的散文藝術。斯威夫特用認認真真的語調建議英國的富人把愛爾蘭窮人的孩子做成菜吃了,好像是為各方著想,實際上在那不動聲色的背后藏著滿腔的憤怒與仇恨。又如奧威爾在他那散文名篇《政治與英語》一文中,拉開架式甲乙丙丁一二三四排列了一系列的問題,像是處理科學數據,其實他不是不知道,《政治與英語》提出的是權力對語言的暴力,是政治對語言的敗壞,都是無法用科學尺度衡量的。然而他的巧妙也正在于此。
  英國散文有悠久傳統,培根借用蒙田1580年起用的essai 一詞把自己筆錄的一些隨想定名為essay,即散文,1597年刊印了10篇, 后來陸續增加,1625年最后一版有25篇。培根的散文與蒙田的有所不同。蒙田宣稱他在為自己寫,好像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探索。英國的威廉·康華里斯1600年出版的《散文集》沿著蒙田的路子,把散文當做自我探索的手段。而培根在他的隨想中則根據自己的閱歷向他人傳授知識和智慧,用的是一種中性的語言,雖然他有時也放下架子,露出人情味。總之,這就開創了散文的兩條路子,一條是內向的,一條是外向的,雖然二者有一個共同點,即都面對普通的大眾讀者。與此同時,尼古拉斯·伯萊頓的《狂想》(1626)則開了描述性散文之先風,在一系列素描中生動地描寫了普通人一年四季的營生和一天從早到晚的活動,充滿生活氣息。當時散文的另一條路子是人物素描,代表作品有托馬斯·奧佛伯里的《人物》(1614)和約翰·厄爾的《微觀宇宙學》(1628)中三言兩語的人物素描。除以上之外,大詩人菲力普·希尼于1595年發表了《為詩一辯》是文論的早期代表;后來屈萊頓的《論詩劇》、洛克的《人類理解論》等都屬于這一類專論性的散文。總之,從16世紀末到17世紀上半葉,英國散文布局初步形成,而集大成者是考里。考里有培根式的智慧,但多了人情味。他跟讀者平起平坐,用取之于生活的例子討論一些永恒的問題,讀來令人感到既親切又有啟發性。
  16、17世紀,人們主要從個人與宇宙的關系方面進行自我探討,因此當時的散文較多哲理性。18世紀的人們更多把自己看作社會人,新一代的散文反映了對社會道德、習俗的關注;作家通過散文形式嘲諷陋習,影響輿論,力圖改造道德習俗,改善人性,以建立文明的、合乎理性的社會。英國散文在這個過程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而散文之所以取得那樣的發展,歸根結蒂,是跟報紙、 期刊的興起分不開的。 斯蒂爾于1709年辦起了英國第一份期刊《閑談者》,每期以一篇散文為中心,附帶還登廣告。在這之前,《魯賓遜飄流記》的作者笛福曾于18世紀初年辦過不止一種刊登新聞和消遣性短文的雜志,可以說是《閑談者》的前身。《閑談者》的特殊貢獻在于,它把新聞性與文學性結合起來了,在它的版面上出現了18世紀散文的精華。《閑談者》,還有斯蒂爾后來與艾迪生合辦的《旁觀者》,為新興的中產階級讀者提供了既輕松又有教育意義又有文學性的讀物,在世紀上半葉形成了新的散文模式,在社會上的影響很大。《閑談者》和隨后的《旁觀者》每一期都不負讀者的期望。其中的散文涉及了生活的各個方面——女人的扇子、法國的風俗、悲劇的意義等等……無不成為散文的題材。正如一位評論家所指出的,18世紀的散文擴大了人們想象力的疆域。同時還要指出的是,18世紀的散文在形式上也有所擴展:有寓言、有故事、有虛擬的書信、有假想的海外報道、當然還少不了機巧的時評。稍晚于艾迪生的18世紀文學泰斗約翰生博士也辦過類似《旁觀者》的以刊登散文為主的期刊——《漫游者》和《悠閑者》。他的散文涉及的范圍與艾迪生的大致相同:道德、宗教、習俗、文學批評……只是他更有深度,更多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確,約翰生有時不免語氣沉重,有說教味道,不如艾迪生那么輕巧。他的幽默是淡淡的,干干的,有自己的特殊風味。哥爾德史密斯則發展了艾迪生式散文中輕松、幽默、親切的一面。他的《世界公民》假托中國游客的眼光抨擊英國現實,使得那些人們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現象都顯出其荒誕、滑稽、陌生、異己。與法國的《波斯人信札》相呼應,哥爾德史密斯以假想的中國人的來信啟發讀者的理性、寬容和自我審視精神,并以此開創了假想“海外來信”的濫觴。
  18世紀末,散文已經成為很普通的文藝形式,它越來越輕松、越個性化,出版量越來越大,但是直到19世紀才出現又一個英國散文的高峰。19世紀的前半葉,在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下,時代精神是浪漫主義的:法國盧騷的《懺悔錄》、德國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英國華茲華斯、雪萊等人的浪漫主義詩歌是時代的象征。19世紀的浪漫派不滿足于僅僅把自己看作社會人;他們推崇人的自然本性、強調每個人的個性和獨特性。按照這種觀點,個人的價值和吸引力不在于他所屬的社會類型,而在于他的獨一無二。19世紀英國散文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對于這個獨一無二的個人的發掘。在這方面,柯爾律治的《思想自傳》提供了哲學基礎,但是從文學角度看,蘭姆在當時的散文作家中居于首位。蘭姆以伊利亞的筆名從1820年開始發表的散文系列是英國19世紀個人化、個性化散文的典范。蘭姆常常寫自己,寫個人的回憶或身邊的偶然小事,寫他自己對于這些小事的印象和感受。他的筆調委婉動人、充滿人情味;他善于通過筆下的小事表達一種對于世俗的超脫、一種圓熟的智慧和與小人物和弱者的認同。蘭姆有時不免顯得有點兒古怪,然而正是他從一些特殊角度挖掘出了人的同情心和理解力的深和廣。蘭姆的這種貼近人心的特點使他的散文被稱為“個人散文”(personal essay)。蘭姆當然不是只寫人情味隨筆的作家;他也是一位學問家,他的某些戲劇批評在英國批評史中占有一定的分量。他寫些古怪的小事是出于選擇,以此創造了他自己的獨特的散文風格。蘭姆的同代人哈茲利特也是著名的散文家兼批評家。他不如蘭姆那么親切,也不如蘭姆那么厚道。蘭姆絕對寫不出像哈茲利特那樣的挖苦柯爾律治或攻擊拜倫的名篇。哈茲利特更有鋒芒,他的散文使我們自省自問。如在談到“寬容”時他說:“我們在推崇寬容時甚至也會缺乏寬容;我們會那么熱衷于傳播自由思想以至不許任何人去自由地思想、持有異議……”如果說蘭姆最親切,哈茲利特最有鋒芒,那么德·昆西以他的《一個鴉片吸食者的自白》等名篇而要算這一批“個人”散文作家中最富于奇想的一位。在18世紀的古典主義和理性主義之后,英國19世紀上半葉的這群散文家重新確立了個人的中心和感情的至高地位。他們任憑感情自然地流露,常常把散文寫成心靈的自白;他們推崇人的本能和兒童般的天真,表現人在自然中的喜悅;他們的人情味十足的散文確立了人性的相通。所有這一切都為接踵而來的英國浪漫主義文學運動和浪漫主義詩歌高潮作了準備。
  但英國19世紀的散文高峰不局限于個性化的隨筆及其深刻的浪漫主義精神。19世紀是發揚個性的時代,但到世紀中葉時代精神有所轉變,現實主義的批判精神取代了浪漫主義的狂熱。19世紀中葉是社會改革的時代。當時資本主義發展的弊病惡性暴露:階級分化,道德淪喪,達爾文主義引起信仰危機,金錢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物質主義泛濫,文化藝術的發展受到威脅,社會生活和精神世界都充滿危機,人們紛紛提出“英國狀況”問題,對自己的時代感到幻滅。這是一個“先知先覺者”挺身而出、發出警告和預言的時代。他們痛心疾首、大聲疾呼,通過長篇巨幅的文章揭露時弊,努力喚醒輿論。散文中出現了大手筆,卡萊爾、拉斯金、阿諾德等有識之士抨擊日益猖獗的金錢拜物教,推崇人文精神和人道主義,提倡教育,呼吁保護環境,反對性別歧視,維護婦女權利……散文在他們的手里不再是個人感受的交流,而是關于大是大非問題的闡述和論戰,他們提出的問題至今對我們還是有啟發的。他們的這類文章因其對社會重大問題的關注而常被稱為“思想觀點”的散文(essay of ideas),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文論。
  散文這時的發展是與一些大型文學期刊的發展分不開的。事實上,自從18世紀的《閑談者》和《旁觀者》以來,18世紀末和19世紀上半葉的期刊雜志泛濫于一時,良莠參半。許多作家自己辦刊物,如雷·亨特就與哈茲利特合辦過《審讀者》,與拜倫、雪萊合作辦過《開明者》,狄更斯辦過《一年四季》和《家常話》。19世紀的大型文學期刊在當時有很大的社會影響,他們的書評有時會決定一部新著的成敗,他們的社論會左右公眾輿論。當時著名的期刊有《愛丁堡評論》、《布萊克伍德雜志》等等。這些刊物都有自己的獨立政治色彩和文學主張,以高額酬金吸引名家的文稿,在當時文化領域有很大影響,對散文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20世紀的大散文家層出不窮,有以切斯特頓為代表的天主教作家,他們在諷刺幽默之余微妙地維護了傳統價值;有以吳爾夫為代表的布魯姆斯伯里文人群,現代主義的開拓者;有盧卡司、史密思等一批戳破資本主義種種假象的玩世不恭的文人……更不用說還有丘吉爾這樣的大政治家、羅素這樣的大思想家、蕭伯納這樣的大戲劇家、以及福斯特、格林、毛姆、奧威爾等現代的最重要的英國作家……他們都留下了不朽的散文名篇,開拓了一代人的精神視野和審美意識。進入當代,散文數量更多,因為出版物更多。千百種大小期刊、報紙、雜志都刊有各種可以被稱為散文的作品,包括某些新聞、社論、專題報道乃至廣播、電視稿等等。散文的涵義更泛,商業和非商業作品的兩極化加深,散文不再有一種主導的模式,也不再有那么大的影響,不可能像艾迪生的時代那樣在社會上形成中心,左右輿論。現在,時代社會的迫切問題不是由一代文豪通過散文向全社會提出來的,像在19世紀那樣。20世紀的散文作品更多,名篇迭出,但20世紀的英國文學很難說是散文的時代。
  英國散文的主要特點是什么呢?英國散文之豐富是難以簡單概括的,但是若要指出一個主要特點,也許英國散文的嘲諷精神值得我們特別重視。英國散文中嘲諷的表現形式豐富多彩:玩世不恭、道德義憤、反偶像主義……其變化是無窮盡的。17、18世紀的斯威夫特把駭人聽聞的食人行為表述得完全合乎基督教精神,他對基督教精神的看法就不言自明了。在《格列佛游記》中,秩序井然的馬國給人類照了一面鏡子,使其認識自己的丑惡,但是馬國的機械反過來又何嘗不是對當時倍受推崇的“理性主義”的一種嘲諷?18世紀的費爾丁提出了“散文體滑稽史詩”的小說理論,并通過他自己的小說作品發展了英國散文體中的滑稽、諷刺和鬧劇式的描寫。吉朋的理性主義的懷疑精神貫穿了他的歷史巨著,使他不僅否定古羅馬文明,而且還進一步對否定了古羅馬文明的基督教精神表示懷疑。深受18世紀文學影響的薩克雷最早是以《勢利眼集》等諷刺散文開始他的文學生涯的。他的成名之作《名利場》的副標題“沒有英雄的小說”充分暗示了薩克雷的諷刺精神、他的厭惡情緒和他在道德是非上的懷疑主義和模棱兩可。勃特勒的《烏有國》步《格列佛游記》之后塵,以假想的烏有國游記來諷刺現實,只不過在這里,諷刺對象是正統基督教、傳統家庭、資產階級的體面教養等等英國19世紀維多利亞式道德精神的支柱。而在該書《機器篇》里,勃特勒又進一步描繪了機器統治的后果,對于沒有人文精神的科技世界同樣充滿懷疑。王爾德的名字往往與一些“似非而是”的警句相連系。他的俏皮而模棱兩可的反話,令人捉摸不定。事實上,王爾德關于藝術與生活之間關系的見解深刻地接觸了藝術的本質,破除了維多利亞主義的道德化觀點。而蕭伯納通過他的戲劇和散文把反嘲與對社會問題的思考結合起來。勃特勒、王爾德、肖伯納一脈相承,代表了戰前英國散文中最徹底的反偶像主義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是斯特拉徹貶損上一代偉人的《維多利亞時代偉人傳》典型地體現了戰后一代人的幻滅情緒和價值觀的顛覆。現代的大散文家赫胥黎在《美好的新世界》里,也呼應了斯威夫特,通過假想的未來世界,表現了一個“反理想國”,預示了奧威爾《1984年》的惡夢。這時的嘲諷已充滿恐怖了。當然,另一方面,英國散文中也始終保持著英國式輕松幽默、自我解嘲的傳統,顯示著一種精神上的自信。
  三百多年來,不同類型、不同風格的英國散文的發展也可以說是散文這個最為靈活的文學體裁本身發揚光大的歷程,至少在歐洲可以這樣看。16世紀的哲理性小品,17世紀的人物素描,18世紀的時評,19世紀的隨筆與文論,20世紀低調的反嘲……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特色。與科學上的發展有所不同,在文學的寶庫里后來者并不淘汰前者,也不一定超過前者;“發展”需要打上一個引號。三百多年來的英國散文不是在進化,而是在不斷豐富著自己,留下了三百多年的輝煌。從宏觀上說,在這個過程中,在這個輝煌里,散文體本身通過英國作家的筆耕而在自我尋找,自我定義,自我“發展”,自我豐富。從微觀上說,散文的讀者也許在娛悅之余發現,他或她原來也有話要說,或對舊話題有新鮮的想法要表達,有自己獨特的語言,骨鯁在喉,一吐為快。這時,散文的作者與散文的讀者達到了“神交”:散文作品正是通過忠誠的讀者一代一代流傳著,而讀者還會發現自己成為了散文作者,如此反復不已,使散文體的藝術永放光芒。
   (責任編輯:鄒海lún@①)
  * 本文系朱虹先生為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即將出版的《英國散文選》所作的序文。*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山下加侖
  
  
  
世界文學京268-283J4外國文學研究朱虹19971997 作者:世界文學京268-283J4外國文學研究朱虹19971997
2013-09-10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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