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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信文章勝甲兵”——讀《吳宓日記續編》
“終信文章勝甲兵”——讀《吳宓日記續編》
傅國涌      阅读简体中文版

  在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中,有寫日記的習慣,并留下了較為完整的日記,這樣的人屈指可數,其中,胡適、吳宓、竺可楨的日記無疑是史料價值最高的幾種。吳宓的日記前些年已出版了1910年到1948年的部分,其重要性讀書界早有定評。這次出版的《吳宓日記續編》,時間跨度從1949年到1974年,不僅是他后半生跌宕經歷的真實記錄,也是知識分子命運的一個完整個案。考慮到胡適1949年離開了大陸,竺可楨在1949年以后身居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高位,吳宓以一個普通大學教授的身份寫下的日記,就擁了獨特而且更為珍貴的價值。在他同時代受過西方教育的第一流知識分子中,能始終堅守傳統文化精神,并保持獨立人格的人本來就很稀有,以“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相標榜的陳寅恪可以算一個,可惜不寫日記,其私人記錄只有零星的書信和舊體詩。也正因為如此,《吳宓日記續編》幾乎就成了“絕唱”。

1949年開始的新時代是前所未有的,具有深厚文化根基和強烈個性的吳宓雖然沒有預想到將會面臨什么,但他還是選擇了留下。對他和陳寅恪、梁漱溟這些人而言,離開這塊土地是不可思議的。他當時的心態如何,是否有過彷徨、猶豫、掙扎,因為他在“驚心動魄、天翻地覆”之際寫的日記被毀,我們永遠都不可能清晰地知道了。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對“保存、發揚中國文化”的感情始終如一,盡管他哈佛留學歸來,而且長期從事外國文學的教學和研究。

  吳宓生前對自己日記的價值有著自覺而清醒的認知。1957年8月20日,他萌生寫自傳的念頭時說,自傳可以和詩集及歷年日記相輔而行,“雖記私人生活事實,亦即此時代中國之野史。其作法亦即史法,雖以自己為線索,其書之內容實有可傳之價值,而人之讀之者,必亦覺其親切有味也。”1954年12月中旬,他曾連日重讀自己舊日的日記,在12月18日的日記中寫道:“終日讀宓日記直至深夜,如真如夢,亦喜亦悲。憬然回思,今者人間何世,此生人[宓猶存活]之日記,乃不異數千年前之古史矣。[以中國之文化、禮俗、社會,已全消亡也。]”“文革”早期,當他得知托同事陳新尼保存的兩冊日記(1949年和1950年),因陳怕惹禍而擅自焚毀的消息時,十分痛心,在1967年2月8日日記中表示“至為可惜”、“悔之晚矣”!幾年前,我在寫作《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時,也曾為缺了吳宓那一年的日記而痛惜不已,以他的獨特的個性、眼光和人生體驗,他的視角一定與眾不同。因為是不準備公開的私人日記,所以他更能無所忌諱,比如1954年12月24日下午政治學習時,68歲的化學系老教授馮志東,“引推背圖,意在稱頌毛主席為真命天子”,他在日記中直言其“語多不合時宜”。比如“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11月2日,單位組織學習毛澤東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要求他們談學習體會,“發言者甚少。眾多談說近日生活雜事。”這樣的細節可以使歷史具有真正飽滿的血肉感。

  吳宓后半生留下的10本日記,部頭浩繁,記錄謹嚴,跨度有二十幾年,其間發生的許多重大歷史變故,幾乎都在他筆下有忠實可信的呈現。與胡適日記不同的是,吳宓日記更重視記錄種種內心的感受、生活的細節——

1952年5月5日晚上,當他得知,“思想改造運動”即將啟幕,學生將督促教師的改造,“深為警懼”,連電影都沒有心思看就去睡了。第二天,文教部派人進駐他所在的西南師范學院,專辦教師思想改造的事。因為聽說北京對梁漱溟、張東蓀、趙紫宸等人“嚴行評判,加重其罪名”,他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岌岌可危,“心殊憂懼,恐將不免一死,戀愛結婚更不敢言矣。”

1954年11月19日,新一輪批評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為主題的運動波及重慶,他在日記中說這不過是文學界、教育界又一次的整風運動,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檢討而已。他感嘆自己生不逢時,不能像1949年前以前逝世的師友那樣,可以“免受此精神之苦”。雖然,他暗自慶幸解放后絕口不談《紅樓夢》,所以運動降臨,并未將他拉出受審。但作為一個對《紅樓夢》素有研究且有獨到見解的學者,他很難置身批判浪潮之外保持沉默。11月24日,他見報紙上了解到這一運動甚囂塵上,知道自己“在勢不可逃,又須巧為詞說,自責自滌,以此心極不樂”。到12月12日終于在一個座談會上做了發言,主要內容之一即是自己的思想檢討。1955年1月14日,校方命他寫發言稿,談他對批評胡適、《紅樓夢》兩運動的體會。1月16日,初稿交上去被駁回,要他重寫。當天他回到宿所,“大傷悲,自視如囚之陪受死刑。”1月20日,第二次寫的稿子通不過,統戰部的楊同志“多所指責”,要他另寫,“不許述及胡適,亦不許自高自大”。他雖感“苦甚”,但還是當夜就在燈下寫出了提綱。次日凌晨4點即起,點燈再寫批判稿《我自己〈紅樓夢〉研究的錯誤》。

“此次鳴放與整風,結果惟加強黨團統治與思想改造,使言者悔懼,中國讀書人之大多數失望與離心,而宓等亦更憂危謹慎與消極敷衍而已。”這是他在1957年6月24日的日記中寫下的心聲。此后他多次表達相似的意思,7月12日、22日,他感嘆,“凡鳴放中略抒感憤不平者,悉為罪人矣。”“嗚呼,經此一擊,全國之士,稍有才氣與節慨者,或瘋或死,一網打盡矣!” 7月13日,他曾寫下一首舊體詩《鳴放及反擊右派運動》,多少世事的感慨,盡在“飛蛾戀火焚身易,舞蝶嬉春覺夢香”等詩句中。

那段日子,他自己沒有墜入天羅地網當中,但他內心的隱痛徘徊不去,日記中不時有“大痛悔”、“終日郁苦不樂”,乃至“自祈速死”、“惟祈速死”或“憂生而有樂死之心”等詞句。他也想過退休,做研究、讀書寫作,以度余年,當然最終也沒能做到。他也許不會想到,十來年后,厄運還要降到他身上,牛棚、批斗、“反動學術權威”和“反革命”的帽子,他的腿被弄殘、眼睛幾乎瞎了……在病殘老邁之中,他在1974年春天竟然堅持拒絕批孔子,為歷史留下了“批孔,把我殺了,我也不批”的壯語。完全可以與梁漱溟那句“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南北輝映,異曲同工,只是他們的命運大不一樣了。

研究20世紀中國文化史、學術史、思想史,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命運史,吳宓日記提供的就是第一手的材料,其中不光有事實,還有他作為獨特的個體生命留下的心靈軌跡。1971年12月9日,在至友陳寅恪去世兩年以后,當他得到遲到的消息時,在日記中回顧了半個多世紀以來相交的經歷,想起1961年的廣州一別,竟成永訣。他為老友的死,也為自身的身世,“異恒悲痛!”接連幾天,他挺著殘軀寫出《陳寅恪先生家譜》。他們是真正的相知,內心相通,魂魄相依,同樣學貫中西,守護著同樣的文化價值觀。在他垂暮之年,恐怕沒有比陳寅恪之死讓他更為傷心的事了。經歷動亂、浩劫,吳宓日記也有殘缺(1974年的日記也在“文革”中失去,此后他生命最后幾年沒有日記),有些日記是當年被刻意“滅跡”的,因為他的日記記下了每一次受辱、挨斗的過程,和他內心的感受。包括那次左腿致殘、昏厥數日的批斗,當他醒來時,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寫日記。他留下的日記,也因此可以看作是大時代里一部私人的信史。讀《吳宓日記續編》,我想起了一個朋友特別喜歡的那句詩:“終信文章勝甲兵”,這也出自吳宓的筆下。

2011-04-1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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