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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主題的轉換與升華  ——建國以來軍事題材報告文學回顧
英雄主題的轉換與升華  ——建國以來軍事題材報告文學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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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編號:1000—2987(1999)03—0064—69
  進入80年代末以來,文壇消解道德、躲避崇高的風氣愈演愈烈,英雄話題似乎一下子貶值。難道“上帝死了”,英雄主義也隨之退出歷史舞臺?本文正是立足這一點對近半個世紀軍事題材報告文學予以回顧,認為在戰地英雄凱歌——人本主義的反思——民族精神的象征這樣三個階段的歷史背景下,英雄主題實現了從神話英雄向人間英雄的回歸,目前進入理想英雄的挖掘、重塑階段。這標志著英雄主題在50年的歷史中與社會的政治生活、民族命運緊密相關,它的轉換和升華標志著人的解放進程。
      英雄走向神話:被推向極致的公共話語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繁榮、成熟的報告文學,實際上肩負著“戰地報告”的使命,各種英雄的事跡都無一例外地被報告文學家深情關注,漫卷的紅旗、戰斗的豪情、革命的英雄氣概構成了這類英雄贊歌的主調。建國初的抗美援朝戰爭,不但使彌漫在公眾心中的這股英雄氣高漲,而且使英雄主義激情又添加了新的內涵,這就是與革命的愛國主義結合在一起的國際人道主義的弘揚。僅就幾十本反映抗美援朝戰爭的散文報告文學集及長達114萬字、共426篇的《志愿軍一日》來看,“英雄”、“革命英雄主義”、“愛國主義”是出現頻率最高的字眼,正如伏爾泰在《論史詩》中說的,這“是一種用詩體寫成的關于英雄冒險事跡的敘述”。當時担任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副主席的廖承志,1951年4月率第一屆赴朝慰問團赴朝,曾激動地寫下這樣的文字:“確實,我在朝鮮看到了許多事情。而這些,要是不跨過鴨綠江,是不容易這么深刻地體會到的:忘我的工作,革命的英雄主義——是勇敢和智慧的結合,是樂觀主義和鋼鐵意志,是沖破一切困難的決心,是樸素的作風,是謙虛的態度……”(注:廖承志:《朝鮮戰地隨筆》,載1951年7 月《解放軍文藝》。)。在這里,“我們看見的是一股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所結合起來的無堅不摧的鐵流。這個鐵流的力量在哪里?在于做這些‘平凡故事’的人物,已經不是幾十個幾百個,而是幾十萬個。他成了千百萬人民的行動的共同守則,他成了不這樣做就不行的群眾性的共同信念,成了大家都必須這樣做的共同行動的指導心理。”(注:廖承志:《朝鮮戰地隨筆》,載1951年7月《解放軍文藝》。 )這里的“共同守則”、“共同信念”、“共同行動的指導心理”概括得極為恰當,英雄主義的高漲和這種民族心理沉淀的結果是:英雄成了這一階段的公共話語。除過《志愿軍一日》是參戰人員的親歷記以外,還可以列舉不少作家、記者的作品,來說明這一問題。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依依惜別的深情》,劉白羽的《在朝鮮的第一夜》,華山的《殲滅性的打擊》,黃鋼的《在楊根思犧牲的地方》,楊朔的《中國人民的心》,巴金的《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等,都高度頌揚、謳歌了彌漫在朝鮮半島的這種英雄主義、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精神。英雄形象的崇高美和作品流溢著的抒情色彩及詩的提煉可以說是此類作品最顯著的審美特色。《誰是最可愛的人》的抒情色彩已被讀者公認,魏巍用飽蘸著激情與詩意的筆描寫了戰士的品格,而且還時時直抒胸臆,來表達對英雄的熱愛與贊美。劉白羽、巴金、楊朔的作品體現了作家浪漫主義的、詩的意境的追求,想象、抒情以及融合著情感的景色描寫是在詩意化境界中展開的。因而這一階段報告文學趨向于散文化、詩化,表現在文學性中的這一特性成為英雄被作為公共話語的一種映照。“英雄人物站在偉大的時代潮流中,他們是時代精神的化身,是高尚、正義、先進社會力量的代表。英雄的品格是群體優秀品格的集中體現。”(注:趙俊賢:《中國當代文學風格發展史》,西北大學出版社。)因此,“他們的愛與恨,都不僅僅屬于個人,而更屬于時代和民眾”。(注:趙俊賢:《中國當代文學風格發展史》,西北大學出版社。)于是,英雄成了失去個性和真性情的“類”,它的“類”特征表現出高大、完美、超凡脫俗的理想化傾向。如果說初期的“戰地報告”是英雄的速寫,那么,對英雄的英雄性崇拜真誠向極致時,英雄的贊歌便以神話的面目出現,這是公眾情緒的必然產物。不僅如此,還有一個相當大的社會背景不能忽視。早在1948年冬季召開的東北文化會上,就有人提出創作“新的英雄人物”的口號。《在新事物面前》的作者之一胡零撰文談到:“要把‘英雄人物’與‘正面人物’區分開來,不能混為一談”,認為“正面人物,不一定個個都寫成十全十美的突出的英雄”,而新的英雄則是“一種完美的工人階級活生生的英雄典型,應該寫成是十全十美的”。1964年11、12月合刊的《文藝報》發表了《十五年來資產階級是怎樣反對創造工農兵英雄人物的?》將一切建國以來關于英雄人物的正確討論一概否定,認為這都是“同表現工農兵的任務相對抗”的“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理論。”翌年6 月號《新建設》上張立云撰文認為:“愿不愿意努力塑造革命英雄主義,是對今天的社會熱愛與否,感情深淺的一個重要標志。”他認為英雄人物的個性,是“階級性、黨性在不同人物身上的具體體現”。因此,“十七年英雄形象的塑造逐漸呈現出偏頗的發展軌跡,一些作品除一味地拔高美化英雄品格之外,還人為地把英雄和民眾隔離開來,英雄至高無上由人異化為‘神’,民眾則只作英雄的陪襯,反面人物大都虛弱無力。”(注:趙俊賢:《中國當代文學風格發展史》,西北大學出版社。)從此,不食人間煙火的神話英雄登上了文藝舞臺,他們“理想的光輝”、“氣壯山河的革命氣魄,”“進攻”的性格,“叱咤風云”的形象,是締造共產主義“暢想曲”的動力。
  由此看來,抗美援朝的“戰地報告”只是延續了民族解放戰爭的英雄情結,并使之浪漫化、詩意地放大,真正將英雄逼向神壇的是左傾政治思潮、英雄的公共話語。
  “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順著這樣一條軌跡滑行的軍事文學,遇到文革前后英雄化、神化思潮的推動,便合乎邏輯地馳上了虛假矯情的偽英雄主義的沼澤地。人從軍事文學舞臺上的最終消失……”(注:趙俊賢:《中國當代文學風格發展史》,西北大學出版社。)“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基調的確立,社會主義悲劇被取消。”(注:陳思和:《當代文學觀念中的戰爭文化心理》,載《雞鳴風雨》,學林出版社。)
      英雄的回歸:文學的人本主義反思
  從教條的人實現人的真正回歸還是新時期。1981年第8 期的《解放軍文藝》刊發的《“藍軍司令”》帶給軍事文學的沖擊和震撼是巨大的,因為它沖撞的不光是舊的軍隊訓練體制、觀念,而是寓言著一場大變革將在這塊特殊領域實施,活生生的人出現在軍事文學中。“藍軍”與“紅軍”的對壘中,永遠是被配合、被消滅、被戰敗的角色。而“藍軍司令”王聚生卻大膽地打破了這種常規和心理定勢,應用巧妙的戰術戰敗了“紅軍”而不是配合“紅軍”一如既往地奪去勝利的碩果。在這篇作品中,作者江永紅、錢鋼沖破“左”的思想禁錮,公開地向“假、大、空”挑戰。他們首次撕下了偽英雄的外衣,使公眾心理中的英雄定勢發生了變化。“紅軍”如不改變戰術把演習當作真正的戰爭來對待,其常勝英雄的角色將會結束,這不是富有意味的主動的挑戰么?從“車馬炮”中走出的王聚生,生靈活現地站在讀者面前,他是軍事文學中的新形象:富于思考和行動的能力,大膽探索創新。如果說“藍軍司令”是位英雄,那么他的英雄性首先體現在他是一個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和行動能力的現實人,他參與的是現實的生活。文學從偽英雄的禮贊、炮制中飛躍到對人的內在生命意蘊地挖掘,這是非常不簡單的。之后,兩位作者又在《驚蟄之聲》中向人們報告了一位因探索培養軍地“兩用人才”“用公款給連隊買錄音機”而違反制度被打入冷宮的指導員,向人們揭示了改革的艱巨性,并反思著探索者的人生價值。可以說,新時期軍事文學對人的“重新發現”,首先體現在對人的真面目的恢復及對真實、現實的人生關注上,之后才走向對傳統的英雄話題、英雄概念的懷疑與反思。這還表現在文學對軍人的價值肯定與描寫,對軍人的命運與疾苦的關注、理解。但是,從我國軍事題材報告文學的發展歷程來看,這一過程卻是極為漫長和艱難的。從80年代初對軍人價值的關注和80年代末兩部重要作品的問世,中間相隔了近8年時間,英雄的內涵才發生轉變,從而出現了兩部充滿人本主義色彩和人道精神的作品,正視“失敗的英雄”和“被俘的英雄”。一股悲涼之氣從軍事文學天地升起,徹底沖破了關于英雄的思維定勢和舊觀念。
  大鷹的《志愿軍戰俘記事》發表于《昆侖》1987年1期, 后出版了單行本并有續集。這是軍事文學第一次從正面如此真實地面對戰俘,為失敗被俘者樹碑立傳的作品。20多萬言的文字,是血與淚的集合體,真實地披露了不幸被俘的兩萬多志愿軍官兵悲慘的遭遇和他們心靈的痛苦。正如作者在該書后記中寫的那樣:“我們應當表現和歌頌那些戰場上的英雄們。但是,戰爭可以使一個軍人成為英雄,也可能使他們成為戰俘。在戰俘營這個考驗軍人靈魂的煉獄里,人民軍隊的本質,組成這支軍隊成員的本質同樣得到充分的展示。”(注:大鷹:《志愿軍戰俘記事·后記》,昆侖出版社。)
  如果說《志愿軍戰俘記事》是為了“被俘的英雄”仍堅持戰斗的贊揚,那么,董漢河的《西路軍女戰士蒙難記》則是為“失敗的英雄”正名。《西路軍女戰士蒙難記》原載《西北軍事文學》1988年第2期, 隨后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單行本。作品通過幾十名已近垂暮的女紅軍之口,向人們真實再現了這段長期被深埋于河西走廊祁連山下的歷史。她們歷經磨難,等待歷史的證明,已等了半個多世紀。作者董漢河站在歷史的高度,不但如實地記述了她們的悲慘遭遇,而且用充滿人道主義的筆觸反思我黨在對待被俘戰士問題上的失誤,呼吁公眾歷史地實事求是地看待失敗和被俘。
  這兩部震撼人心的作品出現在80年代末期,其意義是極其深遠的,它是新時期撥亂反正、左傾思想的禁錮被打破后人道主義的復萌,是人性光輝的禮贊。不但為戰爭中遭到失敗的被俘戰士樹立了一塊文字碑,也為我們的戰爭史補寫并留下了一段不該遺忘的史料。它們的功績還在于撕開了這一段歷史禁區,為歷史史料的整理、編寫,對這一段歷史能作出公正的評價起了前導的作用。這一英雄主題的轉換以人為目的,以人為尺度,打破了各種陳式框架,所以,充滿著鮮明的人本主義色彩。此外,這一階段軍事題材報告文學的主題轉換還表現在對戰爭中人性的正視、對戰爭參與者靈魂深處矛盾及復雜性的開掘、顯現。80年代末出版的“中國革命斗爭報告文學叢書”中最為優秀的是《雪白雪紅》、《歷史,在北平拐彎》,這些作品都以冷峻的現實主義目光透視了人在戰爭中的命運。《歷史,在北平拐彎》的作者王宗仁沒有將戰爭概念化,而是在大的戰爭背景下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因此,人生命運的選擇與靈魂的沖突,人的價值的顯露與毀滅,共同托出了凝重的歷史底蘊。作家擺脫了對歷史人物臉譜化的處理模式,對反面人物的內心世界和人性進行了深入的開掘,比如對國民黨高級將領郭景云、陳長捷等人的心理活動和失敗后各自選擇的反映,就充滿著人性的色彩。此類題材中的上乘之作,還有鄧賢的《大國之魂》,其反思戰爭中民族精神和人性的深度令讀者贊嘆不已。
  從以上三個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英雄從神話、概念化中走出,首先是作為一個現實存在的人而被肯定,人的潛能、人的創造性不是被軍營這個群體消融,而是在此得以更加充分地顯現,人不再是這個集團中的符號而是活生生的個體存在。其次,被扭曲的歷史中的人得到充分正視,這是人的價值的又一恢復,比如對“失敗”、“被俘”的英雄的正面反映等。這種對戰爭中的人性的展示,不是把人當作炮灰、歷史的燃料而是當作活生生的生命對待,不再把戰爭簡單的二元化:正義與非正義。而是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下深刻反思戰爭的悲劇性,包括英雄人物的毀滅以及無辜生命的消失等等。從對戰爭的排斥悲劇到對戰爭悲劇性的深刻展示,顯示了軍事文學走向成熟。因為民族遭受外敵欺凌,人們不得不犧牲美好的生命去保家衛國;因為自然災害危及普通人的生命,軍人以血肉之軀挺身而出;不管環境十分惡劣,但為了守土的責任,年輕的生命忍受著孤獨的吞噬。這都是悲劇,因為戰爭中人以犧牲美好的生命和情感而來換取有價值的東西,所以更值得正視和關注。但重要的是首先必須深刻認識到戰爭的這種殘酷性,戰爭不是輕飄飄的充滿著喜劇色彩的游戲,戰爭是悲壯而沉重的,這一點十分重要。可喜的是,新時期以來的軍事文學中,人性的湍流中激蕩著真正的英雄主義,使之變得凝重悲愴而不是凱歌高旋,使現實主義重現了光輝。
      英雄主義的升華:民族精神的沉淀和象征
  是對戰爭的殘酷與非理性狀態的揭示,是戰爭中生命力的高揚及生命美感的悲愴顯現,才煥發、召喚著我們對人及人的存在價值的反思。其實,“英雄與人,并不是界限分明的兩類人。真正的英雄,首先必須是凡人,完整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他很可能是一個平常的人,而大多數凡人身上,都程度不同的潛藏著英雄素質、民族意識,在特定的情勢下,他們的英雄素質、民族素質會被激發,其行為也就閃射出英雄的光輝來了。”(注:管衛中:《軍事文學中的人道主義》,載《當代文藝思潮》1987年第1期。)很顯然,此處的“英雄素質”、 “民族素質”就是民族魂、民族精神的另一種存在形態。當代軍事文學走向成熟就是不僅僅把英雄主義局限于純粹的戰爭行為,而是對戰爭和人的悲劇性給予深度關注和理解,對人的存在價值進行深刻地反思,從而使之升華、凝聚為一種民族精神的象征。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軍事文學才可能實現對人的高層次認知。當戰爭成為遙遠的記憶,一個向往好男兒“當馬革裹尸”的民族,在經歷了將英雄神話的公共話語時代,如何理智面對遠離戰爭的考驗,這同樣是一場心靈的戰爭,是一種傳統英雄情結的失落。因為此時作為個體的軍人,面對的不是炮火、刺刀,而是各種紛繁的誘惑,一種心靈落差的沖擊,一種來自精神失落的靈魂壓迫。他們需要用極大的忍耐戰勝誘惑,他們必須在建功立業的雄心和個體生命的消磨中實現自我、超越自我。90年代軍事題材報告文學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恰恰展示了充滿悲壯色彩的人生抗爭,揭示了人的心靈戰爭而不是只對振臂一呼的英雄給予贊美。英雄的泛化,使文學關注的視角轉向體現民族精神、民族心理的普通人,例如王宗仁的“青藏風景線”系列中篇及任真的《邊關》等,不僅展示了忍耐、奉獻、抗爭的“青藏線精神”,而且用悲壯的筆墨繪出了真實的“邊關”生存狀態。平均海拔高度為4000米的青藏高原,終年積雪,嚴重缺氧,長年生活在此的人都變成了“畸形”:紫紅色的臉龐像祖輩生活在雪山的藏家人;指關節變粗,指甲凸陷的手指像深埋在沙包里的紅柳根;沉默得近乎木訥的神情是因為不少人至少忍受著兩三種高原病的折磨。然而就在這樣一個“離太陽近了,離死亡也近了”(注:王宗仁:《青藏高原之脊》,載《十月》1991年第1期。)的世界,卻生活著10多萬解放軍官兵。他們有痛苦和煩惱,有著人的種種渴望,然而這些所有正常人的需要,對他們來說卻必須克制。王宗仁用充滿悲涼的筆觸寫出了他們的無私和抗爭,他們不僅是戰勝自然、戰勝死亡的強者,而且是戰勝自我的強者。作者在此使殘酷的自然條件與人的肉體、靈魂搏殺、抗衡所產生的悲壯、瑰麗的人性美產生了蕩氣回腸的藝術效果。于是,崇高、神圣、責任感與獻身精神不再是環繞在某種概念周圍的虛幻的光暈,而是成功地還原給體現著英雄主義精髓的平凡的人。王宗仁在這方面的貢獻在于,他寫了許多悲劇但卻給人以震撼靈魂的悲壯美。他沒有回避生活的矛盾,青藏線人孤寂的靈魂、沉默中的渴望和死亡、第三者插足等,都在他筆下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示,他在悲劇中提煉和升華了的是人性美和一種支撐民族大廈的精神。與此相比,《邊關》雖缺乏大氣磅礴的場面,但卻充溢著空靈的、悲壯的人性展示,那里“蘊藏著邊防軍人無盡的悠長而艱辛的故事,甚至是一些讓人落淚悲嘆的記憶——寂寞地面對無際的古老戈壁,年復一年地忍受荒涼、忍受酷熱或嚴寒、忍受著惡風或狂雪,一切關于奉獻或犧牲的概念,在那里是無須用言語詮釋的。”(注:周政保:《報告文學創作的本色——〈邊關〉讀感》,載《文藝報》1997年7月22日。)
  王宗仁、任真竭力從悲劇中挖掘、升華英雄的內涵,在某種程度上說更接近英雄的本質,因為這蒼涼、雄渾的悲愴之音中流溢的是民族的精神,人性的張揚。此間還有徐志耕的《莽昆侖》、李鳴生的《澳星風險發射》等作品,都以不同的視角,關注了當代軍人的生存狀態。不過,軍事題材報告文學創作視野的單一性還是顯而易見的。除“邊關”、“青藏線”的艱苦背景襯托下,軍人人性美的揭示這一模式外,其它展示和平年代軍事與人的作品大都平庸無奇,由于“少有對人自身矛盾的深刻揭示,沒有理性的觀照與哲理的升華,自然也就無法構成一種美學境界。”(注:昆侖鷹:《世紀之交軍事文學的歷史進路》,載《昆侖》 1997年第1期。)可見,這些作品發揮的僅僅是認識效能而非審美效能。
  綜上所述,建國以來的軍事題材報告文學曾經歷了英雄的神化階段,只有在人道主義精神的光照下,將悲劇還原給戰爭,英雄的內涵才得到正確的揭示。人在戰爭中的存在和對其命運的正視,人的價值的認知和肯定,人性的恢復,都是隨著英雄的回歸來逐步實現的。但是,和平年代,戰爭的暫時隱退是否意味著軍人價值的低貶和英雄主義精神的衰落呢?回答是否定的。真正的英雄主義精神是存在于民族血脈中的民族氣質,是民族魂的象征和沉淀,是個人價值與民族命運的同步實現和相融。當代軍事題材的作品應該“深入到由軍人所代表的民族心理的深層,寫出我們民族陣痛過后的新生”,(注:昆侖鷹:《世紀之交軍事文學的歷史進路》,載《昆侖》1997年第1期。)這樣才能實現英雄主題的真正意義上的升華。
晉陽學刊太原64~6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馬永強19991999建國以來的軍事題材報告文學,曾經歷了英雄的神化階段,只有在人道主義精神的光照下,將悲劇還原給戰爭,英雄的內涵才得到正確的揭示。人在戰爭中的存在及對其命運的正視,人的價值的認識和肯定,人性的恢復,都是隨著英雄的回歸而逐步實現的。報告文學/軍事題材/英雄/人的價值馬永強,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江蘇 南京 210093 作者:晉陽學刊太原64~6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馬永強19991999建國以來的軍事題材報告文學,曾經歷了英雄的神化階段,只有在人道主義精神的光照下,將悲劇還原給戰爭,英雄的內涵才得到正確的揭示。人在戰爭中的存在及對其命運的正視,人的價值的認識和肯定,人性的恢復,都是隨著英雄的回歸而逐步實現的。報告文學/軍事題材/英雄/人的價值
2013-09-10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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