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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泉和“建設臺灣新文學論爭”
范泉和“建設臺灣新文學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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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整理1947年到1949年間臺灣一場關于“建設臺灣新文學”的論議文獻時,我們看見了一個人影,先是模糊,而繼之形象日益明晰。那終于從歷史的煙塵中走來的人;那從文獻材料的紛繁中顯影的驚異,正是范泉先生(1916-2000)。
  “建設臺灣新文學”論議的第一篇文章,是歐陽明發表在1947年11月27日臺灣新生報《橋》副刊上的《臺灣新文學的建設》。文章里引用了一個名為范泉的人所寫的題為《論臺灣文學》(1946年元月)的文章中的這一段:
  ……這正如范泉先生在其《論臺灣文學》一文里所明白指出的,他說:“臺灣文學始終是中國文學的一個支流,而且臺灣與中國文學不可分。前者是屬于后者的一環……現在(按:指臺灣光復、復歸中國)的臺灣文學則已進入建設期的開端。臺灣文學站在中國文學的一個部位里,盡了它最大的努力。發揮了中國文學古有的傳統,從而更建立起新時代和新社會所需要的,屬于中國文學的臺灣新文學!”
  事實上,最快、最早回應了范泉的《論臺灣新文學》的臺灣評論家,是參與過30年代“臺灣話文論爭”的著名作家兼評論家賴明弘。他在1946年2月號在大陸刊行的《新文學》(范泉的《論臺灣文學》刊于同雜志1946年元月號)上,發表了《重見祖國之日:臺灣文學今后前進的目標》。文章中也一字不差地引述了前揭范泉的話,并做了這激動的引伸:“對于(范泉的)這種部分見解,我表示同意……我們今后將要努力創造的臺灣文學亦即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臺灣文學工作者也就是中國文學工作者。”這時距后來的“建設臺灣新文學”論爭,有一年零九個月。
  1948年3月29日,楊逵在“建設臺灣新文學”論爭中在新生報《橋》副刊上發表了第一篇文章《如何建立臺灣新文學》。無獨有偶,楊逵也引用了曾為賴明弘所引用的、范泉的同一段話的后半段。這就顯示了這位范泉先生的文章《論臺灣文學》受到當時臺灣文學界和文化界的廣泛注目。在初初閱讀這些資料時,我們合理估計:范泉應該是臺灣的一位評論家,他在什么其它刊物上發表的《論臺灣文學》這篇論文顯然受到包括楊逵在內的當時臺灣文學界所廣泛閱讀與重視。
  我們在這些歷史文獻上又看到了當時乍看與范泉無關的頭緒。1948年6月25日,也是在《橋》副刊上,楊逵發表了一篇重要講話——《臺灣文學問答》,談到1947年11月號的《文藝春秋》曾有邊疆文學特輯,“其中一篇以臺灣為背景的《沉醉》,是‘臺灣文學’的一篇好作品”。于是我們又作了一個合理的估計:在當時的臺灣,應該有一本叫《文藝春秋》的刊物。我們也很想一讀為著名文學家楊逵所不憚于推介的小說作品《沉醉》。
  歷史以它奇異的方法,逐步透露它的謎底。幾乎在同一時期,一位可敬的日本民間學者橫地剛先生,幾年來獨力尋訪在1946年至1950年間活躍于臺灣的、我國著名木刻家黃榮燦的足跡。橫地先生發現黃榮燦曾經在新生報的《橋》副刊上刊出其木刻作品,并發表文章介紹中國的木刻運動。橫地也發現,黃榮燦還在出刊于上海的《文藝春秋》月刊上發表木刻作品。而《文藝春秋》的主編正是范泉先生。
  原來《文藝春秋》不是刊行于臺灣的雜志,而范泉是從未履足于臺灣的上海的編輯人、散文家和評論家。
  我們在《文藝春秋》上,因著當時尚在人世的范泉先生的協助,找著了小說《沉醉》,更從而找到了刊于《文藝春秋》的臺灣光復之初在臺外省籍重要作家歐坦生包括《沉醉》在內的六篇小說杰作。當然也從范泉那兒找到了早在1946年1月發表在大陸《新文學》創刊號上的,廣為當時省內知識分子矚目的論文《論臺灣文學》全文。
  二
  今日看來,范泉無疑是最早關心、并且在某種意義上最早研究臺灣和臺灣文學藝術的大陸知識分子。他的《論臺灣文學》發表于1946年1月,距日本戰敗,臺灣光復的1945年8月才不過四個月。這說明范泉關注和研究有關臺灣和臺灣文學,已歷有年所,是早在抗日戰爭期間的事。果然,他在一篇為聲援和同情在“二·二八”事變中受到鎮壓與威暴的臺灣同胞而寫的《記臺灣的憤怒》(1947年7月)中有這記載:
  ……過去,由于我對臺灣文學發生興趣,我曾經搜集了五十種以上的論述臺灣以及臺灣文藝的日文期刊和書報……
  和當時渡臺的外省文化人雷石榆一樣,范泉能讀日本書。但在抗戰時期的“孤島”上海,能收集到五十多種有關臺灣和臺灣文學的日文書籍與期刊,應該不是很容易的事。正是由于他收集了這些資料,在1946年,臺灣光復不到一年時間,范泉一口氣寫了《論臺灣文學》(1946年1月)、《記楊逵》、《臺灣詩人楊云萍》(1947年,月份不詳)、《記臺灣的憤怒》(1947年7月)、《臺灣高山族的傳說文學》(1947年7月)以及同年11月刊出的《臺灣戲劇小記》。這幾篇重要的文獻絕不只是資料的堆砌,而表現了范泉對問題的識見和對臺灣、臺灣人民和臺灣文學、文化的深切感情,是當代大陸的“臺灣研究”史上的十分重要的文獻。
  隔著一道海峽,民族睽隔了五十年彼岸的一篇文章《論臺灣文學》,在臺灣不唯引起了熱情的反響,并且很快地引起了一場長達十數個月(1947年11月至1949年3月)的關于“如何建設臺灣新文學”的重要的理論爭鳴。
  光復后最初幾年兩岸文化、文藝、思想的相互交流浸染之密切的程度,是超乎今人的想像的。在臺灣,臺獨派向來有這說法,在日據時代只能說日本語的臺灣文化知識界,在光復后的漢語世界中失聲失語,成為慘痛的文盲。事實又是如何?1947年7月,范泉在《記臺灣的憤怒》中寫道:
  ……勝利后,我曾經在《新文學》半月刊發表了一篇《論臺灣文學》。這篇文章傳到臺灣同胞手里,尤其對于祖國抱著無限熱忱和希望的臺灣的文藝工作者,他們都紛紛寫信給我,或是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或者是贈送書刊,希望和我做一個文學上的朋友,我因此結識了許多臺灣的文藝工作者……
  光復初年的“臺灣的文藝工作者”,在臺灣讀得到大陸的以漢語白話出版的雜志,而且,讀得通范泉以漢語白話寫的文章,甚至還能以漢語白話“寫信”給范泉議論問題,結交為“文學上的朋友”。臺灣知識分子光復后失語、失聲之說,當然不是全面性的事實。
  正因為光復初年的臺灣流通著大陸的一些重要雜志報刊,而且當時的臺灣知識分子能讀這些漢語的白話的文章(例如賴明弘對范泉文章迅速、流暢而深刻的回應。當然,能讀卻未必都能寫得流暢,但賴明弘卻是杰出的例外),形成兩岸間文化、文藝、政治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雛形,因此大陸政治、文化、文藝的思潮對臺灣知識界起到很大的影響。范泉的《論臺灣文學》啟發和點燃了1947年至1949年間在臺灣一場關于建設臺灣新文學的著名爭論,就是最明顯的例證。
  三
  范泉1946年發表的《論臺灣文學》,現在看來,對于一年多以后發生于臺灣的“建設臺灣新文學”的爭論,基本上在以下的幾個方面起到了定音定調,譜寫了主旋律的作用:
  一、范泉提出“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論。他說,從臺灣(文學)著作的性質來看,“(日據時代)臺灣文學依然是深受中國文學的影響,依然受中國文藝思潮統治著、支配著”,在日據時代后期,臺灣作家被迫用日語寫作,但“……改變的只是它的外表形式(即語言),它的內容性質,卻始終帶有中國遺留的血液。”這個對臺灣文學的強烈中國指向性的論斷,對臺灣文學界的產生了深遠影響。文章發表后才一個月,賴明弘就做出了熱情的回應,已見前述。在1947年展開的臺灣文學大爭論中,歐陽明就說臺灣文學“始終是中國文學的戰斗的分支”;“臺灣既為中國的一部分,則臺灣文學絕不可以任何藉口分離”。接著,楊逵、楊明、林曙光、葉石濤等人,莫不強烈主張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環節,三復斯言,眾口一辭,足見當時臺灣文學界對范泉的提法產生了廣泛、激動而深刻的共鳴,在1945年臺灣光復、復歸中國后,公開、堅定、明白地確立了臺灣文學對于中國文學的歸屬性。
  二、范泉認為,日據時代的臺灣文學因為受到殖民政治支配的壓抑和制肘,“不能自由地成長”。隨著歷史上臺灣政治處境的變化,臺灣文學先是受中國傳統古文學的風華所影響,繼之又受到祖國“五四”新文學的思潮所影響,再繼之又受到日本殖民者強制性日語政策的影響,“……半個世紀以來的臺灣文學,是完全陷于形式(語文)的蛻變過程中”,以致影響了臺灣新文學的正常發展,以致“談不上”有“文學上的成就”。
  對日據時代臺灣文學因為受制于殖民統治而無從自由、充分發展的自覺意識,也強烈地表現在1947年展開的臺灣新文學爭論中楊逵、葉石濤、林曙光和田兵等人的論文之中。先此,賴明弘也在前引文章中指出,日據時臺灣新文學在日帝“重重壓迫”下,雖有“可觀”的收獲,“但還不能趕上祖國新文學的最高水準…”。楊逵在評論錢歌川關于臺灣新文學的發言時,對錢歌川認為臺灣新文學在日據苛政下“完全停擺”的意見是接受的。葉石濤說在日帝統治下,臺灣文學走上“畸形、不成熟”的道路,因此,從全中國的觀點來看,葉石濤說當時的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極待“充實起來”。林曙光則說臺灣新文學“在成就方面當然比不上大陸中國文學”,認為臺灣日據下文學“不足討論”的見解”,“沒有多大的錯誤”。田兵說日據時代的臺灣文學若“剛生的苗芽,終都受到了暴力的摧殘”,以致“臺灣的新文學可以說沒有什么重要的發展”。當然,對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成就如何評價的問題,在當時也是一個顯著的爭論焦點。主張臺灣新文學在思想上、理論上不亞于,甚至先進于大陸的新文學,不能過低評價臺灣新文學的論者有外省籍的孫達人和陳大禹等人,對臺灣新文學在苛酷條件下的成就,充滿同情與理解。
  但是也應該指出,從范泉開始的一些評論,對日政下臺灣新文學相對消極的評價,絕無關乎一些省外和本省知識分子對省內事物的歧視。這些消極評價,固然存在著評論者囿于當時對臺灣文學史料和作品的不可避免的隔膜等問題,但客觀地說,在中國文學有了理論和創作上重大進展的30年代,臺灣抗日社會運動和階級運動正遭受日帝當局的全面鎮壓。
  30年代初,臺灣的文藝和文化戰線固然作了困獸之斗,但在理論發展和創作實踐上,在日帝法西斯直接威暴下,斗爭的勢頭微弱,相應的創作實踐當然受到重大限制。1937年后,中國新文學在反法西斯抗日統一戰線上,又有組織上,理論上和創作上的巨大收獲,但同時期的臺灣文壇則全面受到法西斯“皇民化”運動的壓制。臺灣新文學的發展,進入了黑暗與停滯時期。
  因此,由范泉首先展開對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消極評價,一方面固然存在著認識上的局限性(例如他對周金波的評價過當),同時又如實地提出了臺灣新文學在殖民地發展過程中的歷史局限性的問題,并且恰恰在這對歷史局限性的高度自覺上,提出了在臺灣光復后“重建”或“建設”臺灣新文學的課題,從而引發了1947年開展起來的關于“建設臺灣新文學”的廣泛論爭。
  三、范泉期許光復后臺灣新文學會有一個新的發展,而這新的發展有這樣的前景:“臺灣文學”將“站在中國文學的一個部位里,盡了它最大的努力,發揮了中國古文學的固有傳統,從而建立起時代和新社會所需要的、屬于中國文學的臺灣新文學!”對于范泉而言,日據下被壓抑的臺灣新文學歷史只是臺灣新文學的前史,是個“草創期”。光復以后,臺灣文學將“把自己融合到母土文學的燦爛潮流里”。而在光復時,“臺灣文學已堂堂進入燦爛輝煌的建設期了”。
  范泉的這一看法,在光復后的臺灣文壇引起了廣泛的、激動人心的共鳴。歐陽明就說,光復后,臺灣文學已進入“建設期”,這建設的長遠目標,就是和中國新文學合一。他認為臺灣新文學的建設問題,是中國新文學之建設問題的一部分。林曙光說,如何建設臺灣新文學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如何建立臺灣新文學使其成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的問題。對于葉石濤而言,光復前的臺灣文學“畸型”、“不成熟”,而光復后要建設臺灣新文學,其目的是“使中國文學最弱一環”的臺灣文學“充實起來”。蕭荻也和歐陽明一樣,把戰后臺灣新文學的建設,看成整個中國文學建設的一個部分來理解。要之,臺灣文學自日帝壓制解放后,迎來了一個全面重建時期,即所謂“建設期”。而這建設的遠景,是使臺灣文學充實、成長,最終能與內地文學等量齊觀、并駕齊驅。1947年開展的討論中,大凡主張把臺灣文學的“特殊性”與內地文學的“一般性”辯證地轉化、矛盾統一的思想,皆源于此,足見范泉關于臺灣文學的思想的深入的影響力。
  四、范泉把臺灣新文學終極發展和完成的遠景,描寫成“站在中國文學的一個部位里……發揮了中國古文學的固有傳統,從而建立起新時代和新社會的需要,屬于新中國文學的臺灣新文學”,但又同時極力強調臺灣新文學“唯有”經由本省作家的努力,才能創造“真正的有生命的,足以代表臺灣本身的,且有臺灣性格的臺灣文學”。他切切期待的臺灣新文學是一種具有“純粹的臺灣氣派的”、“純粹的具有臺灣作風和臺灣個性的臺灣文學”。既看到要把臺灣新文學建設為具有中國屬性、有中國文學傳統氣質、面對新時代、新中國的文學,又強調臺灣新文學唯有賴臺灣本省籍作家的努力創作,才可能創造出具有“純粹”的臺灣獨特風格的文學。別人不可代替。這種強調了中國的一般性與臺灣特殊性之間的辯證統一的思想,在1947年開展于臺灣的臺灣新文學問題的爭論中,影響明顯而廣泛。
  蕭荻就指出:“發展臺灣新文學,立下基礎,必得由臺灣作家為主去努力才行。”他主張臺灣文學的創作,并須“來自生與斯、長于斯的人民”,由“在臺灣過一生,自艱苦日據以來的臺灣作家來寫”。雷石榆說,“臺灣新文學的道路,還是(應)由臺灣的進步作家去開拓”,“我們外省作家既隔著語言,也不若”臺灣作家“熟悉生于斯、長于斯的鄉土歷史的內容及現實生活的態度。”
  四
  總之,范泉的《論臺灣文學》提出了“臺灣新文學是中國新文學構成中的一環”;臺灣新文學發韌于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備受壓抑,不能自由發展,所以光復后臺灣新文學應該,而且可以發展;光復后臺灣文學進入了再建設的時代,而建設的遠景是和全中國的新文學匯合、齊頭并進;同時,臺灣新文學的建設,端賴本島文學家的努力,通過臺灣作家的自覺和自主的努力,建設“純粹臺灣氣派的”、“代表臺灣本身的”、“具有臺灣作風和臺灣個性的”臺灣新文學等四個重要的論點。范泉的這些論斷,透過他的《論臺灣文學》,流傳到初告光復的臺灣,在臺灣文藝思想界引發深廣的影響,并且在1947年2月慘變之后的同年11月,在臺灣引發了一場關于建設臺灣新文學的爭論。這一場重要爭論以“建設”臺灣新文學為題,并且也主要地圍繞上述四大議題而展開。這都說明范泉的《論臺灣文學》正是這一場論爭的總的思想源頭,在臺灣當代文學思想史中有著重要的地位。
  1947年中后期,范泉一口氣發表了五篇關于臺灣的文章。《記楊逵》是他聽到訛傳楊逵在二月事變中失蹤后,懷想從未見面但有過書信往返的楊逵而寫的短文。在很短的文字中,范泉精確地把握了楊逵“不曾被任何人所御用”,“從沒有為(日本)軍閥侵略政策宣傳”,堅持斗爭,“很驕傲地直立著”的高大形象。在《臺灣詩人楊云萍》中,范泉精要地分析了楊逵“豐厚的光采”和龍瑛宗的“靜謐和憂悒”后,以楊云萍為兼備楊逵的光采和龍瑛宗的寧靜。范泉翻譯并引用了楊云萍的詩《月夜》、《泉》、《寒廚》、《妻》、《巷里黃昏》和《新年志感》的片段。譯筆精美,婉約而見淡然的哀愁,今日讀之,猶為佳譯。在《臺灣戲劇小記》、《臺灣高山族的傳說文學》二文中,前者將中國內地戲劇移轉來臺的時期推到了荷蘭據臺時代;后者以人類學、人類社會學的扎實的資料,介紹臺灣各少數民族的口傳文學,原刊還刊出很珍貴的六張臺灣少數民族生活照片。
  當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范泉發表在1947年7月、距二月事變后僅僅四個月的《記臺灣的憤怒》,表達了他對經受了“二·二八”事變的臺灣和臺灣人民深切的同情,也表達了他對暴政的譴責。在文章的末尾,范泉沉痛地責問:“……現在,臺灣從異族的鐵蹄下重又歸返祖國的懷抱,對于這樣一塊有歷史意味和民族意識的土地,我們應當用怎樣的熱忱去處理呢?是不是我們要用統治殖民地的手法去統治臺灣?是不是我們可以不顧臺灣同胞的仇視和憎恨,而拱手再把臺灣送到第二個異族統治者的手里呢?”五十二年前的范泉的責問所傳來的歷史的回聲,至今仍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當然,在光復當初兩岸睽隔已有半個世紀,兩岸同胞對彼此具體歷史和文化十分陌生,而資料又極度貧乏的情況下,范泉有關臺灣的文章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些資料和認識上的局限。范泉無疑讀過不少日據下臺灣文學的史料,估計也讀了不少作品(如楊逵、龍瑛宗、楊云萍……),但受到條件的限制,他終究無法遍讀臺灣文學各期各家的作品。因此,在正確論斷日據下臺灣文學受到壓抑、難于自由健康成長的同時,又過低評價了日據下臺灣新文學實有的成就,形成了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皆屬“草創”,“沒有進一步分期的必要”的觀點,至有“橋梁文學”(從草創期過渡到建設期的中間階段)之論。在列舉各時期臺灣作家時,范泉的資料毋寧是驚人地詳實,不料卻獨獨缺了重要作家賴和。范泉是敏于改錯的人,他在1946年的《論臺灣文學》中,把周金波列為日文作家中的“重要作家”。但第二年發表的“臺灣詩人楊云萍”中,對附日作家周金波就已經有了這樣的認識:“……周金波寫下了屈辱求榮的《志愿兵》一類的小說而仍然毫不感到自慚。”當然,《記臺灣的憤怒》中,明顯地充滿了不少訛傳,例如說光復后臺灣同胞以私刑大規模殺害日本人為報復之說;二月事變后臺人掌握了日本人遺留及從菲律賓走私進來的武器,準備再暴動云云,確實都沒有歷史事實的根據。但對今天的讀者,重點已不在被范泉引用的這些傳聞的真實性,而在于范泉引述這些傳言時所表達的,對于臺灣和臺灣同胞的深切關懷與同情,以及對國府惡政的譴責。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范泉就帶著對臺灣和臺灣人民深厚的同胞之情,研究臺灣和她的文學。今天回頭,看范泉在五十多年前深具遠見的工作,看見他透過誠摯而滿懷著同胞情誼的工作,在“臺灣同胞在對于統治者的政治和經濟的希望成為泡影”之時,如何鼓舞、安慰了臺灣文化文藝界人士受傷的心靈,堅強地呼喚民族的團結與進步,不能不讓人對范泉這個名字充滿了敬意和感激。
《世界華文文學論壇》南京38~4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映真20012001陳映真 男、臺灣著名作家。 作者:《世界華文文學論壇》南京38~4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映真20012001
2013-09-10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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