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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賦篇》的真偽問題及研究
荀子《賦篇》的真偽問題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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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問題的提出
  荀子《賦篇》(包括《禮》、《知》、《云》、《蠶》、《箴》五篇)的真偽問題,現在提出來討論,因為它直接關系到我們對于漢賦這一文學體裁的源流分析,關系到能否對它作出正確恰當的評價。目前學術界較為一致的觀點,是把《賦篇》作為賦體的淵源來分析的,從而承認前人所說荀子是“以賦名篇”的創始人。實際上,大多數學人在作出這一論斷的時候,皆出自于“聊備一說”的學術研究心態,《賦篇》的特點與謎語毫無二致,何以能稱之為“賦”,其間原因卻不去細究。
  《賦篇》的體裁能否作為“賦”來評判?《賦篇》的內容是否荀子的真傳?這些問題,自古代一直到現代,都曾有人提出過懷疑,但文獻中很難查找到他們對這些問題有過系統而深入的探討。所以,我們對有關乎此的先人論述,做一番細致的梳理工作,顯得十分必要。
   二、問題的回顧
  今天所見到的《賦篇》,是以唐代楊@①校注的《荀子》為藍本的。
  荀子作有《賦篇》,第一次見諸文字記載,是在西漢劉向所編的《孫卿[①]書錄》中,但劉向的工作是編“書錄”,并不附具體的篇章內容。在漢初,托名先秦諸子進行創作,是一種風氣,荀子是被人托名最多的一個。劉向校讎《荀子》,從三百二十二篇署名荀子的文章中才選定三十二篇,其被托名的情形可以想見。劉向校定的《荀子》三十二篇中,并不篇篇都是荀子的原作,其中雜湊的文字很多。這種情形,至唐代楊@①第一次為之作注時還未改變。楊@①說:“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于文義不通,屢掩卷焉。”
  可見,劉向校讎《荀子》,受托名風氣的影響,其中有他人篇章的訛錯舛誤在所難免。
  荀子的生平事跡,最早見諸漢代司馬遷的《史記》。在司馬遷的時代,荀子已是近乎傳聞式的人物,所以史公為之作傳甚是簡略,只百余字,突出他在學術史上的地位。這顯示了一位史學家嚴謹的治史態度。司馬遷在列傳中,并不曾提到荀子第一次“以賦名篇”而寫有《賦篇》。此等文化史上的大事,如果確乎發生,以史公敏銳的史識,《史記》中是不會不添上精彩一筆的。因為司馬遷不僅在其他列傳中表現了對“賦”體的極大關注,同時,他自己也寫賦,傳世曾有八篇賦,至今尚可見到的惟有《感士不遇賦》。這是一篇抒情小賦,與今天所見的荀子《賦篇》相比,截然不屬一類,其取“賦”的標準,正可類推。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可見,司馬遷對于賦體的出現,表示了極大關注。“以賦見稱”,一方面是指宋玉等人以作賦而稱名于世,同時也包含了這個意義——宋玉是第一次“以賦為篇”的排頭兵。假如荀子是“以賦名篇”的排頭兵,當然也就“以賦見稱”于世,司馬遷怎會不加注意呢?
  劉向編《孫卿書錄》,敘寫荀子的生平事跡,卻大抵根據司馬遷的《史記》。但劉向的記載,已與《史記》多處不合。這是否意味著劉向時代有關荀子的傳聞開始轉多?
  最早對荀子《賦篇》內容作出評論的,當屬東漢的班固。班固將劉向的“書錄”引入《藝文志》,第一次確定:“孫卿賦十篇”。班固雖然沒有附列具體的十篇作品,但他揭示了這些賦的主旨:“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離讒憂國”,這是古詩(指《詩三百》)創作的社會根源,也是古詩的基本內容。賦體創作,也不例外,它是古詩的延續。可見,班固對于賦源的認識,與司馬遷對楚辭源流的評價是一致的。[②]
  班固讀荀子的賦,鮮明地感受到了“離讒憂國”的古詩之義,這一判斷的前提,應當是荀賦內容與屈原作品的極為接近,否則,班固不會將荀子與屈原相提并論的。
  但是,如今荀子《賦篇》的內容,是隱語,是謎語,與班固“離讒憂國”的閱讀感受大相逕庭。由此可以懷疑,班固所讀到的“孫卿賦十篇”,是不是今本所傳的荀子《賦篇》呢?
  漢代以后,晉朝人對于荀賦內容的評價,大多依據班固的說法,強調其中的“古詩之義”。如皇甫謐《三都賦序》說:“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義。”摯虞《文章流別論》也說:“前世為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義。”也許晉人還能見到班固讀過的荀賦文本,因而作出了與班固相同的評價;也許晉人已看不到班固所見的荀賦原文,所以只好沿述班固的說法,不敢亂添文字,連荀前屈后的時代錯誤也一樣照抄。但到了梁朝,情況就有了不同。
  梁劉勰第一次具體地指出了荀賦的篇章,對所舉篇章的特點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評價。《文心雕龍·詮賦》說:“于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才略》篇又說:“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劉勰在這里具體標舉了荀賦中的《禮》《智》等二篇,為行文韻律之便,略去了《云》、《蠶》、《箴》等三篇。可見,他與楊@①所見的荀子《賦篇》是同一個文本。劉勰認為這幾篇賦都是“隱語”,而對“隱語”文字的基本要求就是“象物”。
  這就是說,直到梁朝,才有了對荀賦的第二種評價。評價產生分歧的原因,可能出于所見文本的不同。劉勰以為《禮》《智》等篇是“事數自環”,“象物名賦”的“隱語”,他絲毫感受不出班固所言“離讒憂國”的意味,所以并不象有些人那樣沿述班固的評價。這就進一步坐實了我們前面的疑問:班固所見荀賦并非今日所傳的《禮》、《智》、《云》、《蠶》、《箴》。
  除劉勰外,梁朝其他諸人對于賦的認識,基本上承襲司馬遷、班固的說法。如任fǎng@②《文章緣起》說:“賦,楚大夫宋玉作”。蕭統《文選序》說:“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這幾句話的意思,也就是班固所說的:“賦者,古詩之流也”。
  值得注意的是,與劉勰同時代的蕭繹在《金縷子·立言》中說:“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于辭賦,則謂之文”。在這些辭賦大家的排座次中,荀子連一席之位也沒有。劉勰以為《禮》《智》等篇是賦,而蕭繹卻有意作出這種不同的提法,是否隱含了他對劉勰那種評論的保留態度呢?
  到了唐代,史家對荀賦的評價又有了變化,其特點就是對前朝不同觀點進行兼容并蓄的揉合。這種揉合,與唐朝人恢宏的氣度、開放的性格可能是分不開的。如令狐德@③結合劉勰所舉篇章評論荀賦說:“大儒荀況,賦《禮》《智》以陳其情,含章郁起,有諷諭之義”。[③]《禮》《智》等篇,何以又有了“諷諭之義”?劉勰只不過第一次明確標舉了荀子作了《禮》《智》等賦篇,但他自己并不認為《禮》《智》等篇有“諷諭之義”。楊@①為《賦篇》作注說:“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卿假為隱語,問于先王”。這種肯定讓勰的解釋似乎合理,又與“諷諭”沾點邊,但楊@①以為荀子時代的人“莫知”“禮”之功用甚大,這是不符合客觀歷史實際的。“禮”之功大,為何要用“隱語”才能得到充分體現,又讓人不得其解。
  至此,圍繞荀賦便有了三種評價:一、班固的“古詩之義”說;二、劉勰的“隱語”說;三、“揉合”說。實際上,涉及到《禮》《智》等具體篇章的閱讀,大多數人會同意劉勰的觀點,撇開具體作品不論,荀子與屈原、宋玉時代相近,荀子又曾在楚國一度為春申君的蘭陵令,荀賦格調當與屈原、宋玉相近,頗具古詩諷諭之義,這在理論上是可以成立的。唐代詩人白居易就是這樣來論述賦的源流的:“賦者,古詩之流也。始草創于荀、宋,漸恢張于賈、馬。”(《賦賦》)“揉合”說,本身就顯得窒礙不通,難以自圓其說,因此明清人對此提出了不少批評。
  宋人研究《楚辭》,傾注了不少精力,他們不僅對屈原愛國給予了極高評價,同時也認為《離騷》是辭賦之祖。但披覽宋人賦論,對于荀賦幾乎不置一詞,這至少表明他們是不把《禮》《智》等篇看作正規賦體的,雖然他們在語言上未曾有明晰的評判。這種不置可否的闕疑,對后代賦論產生了積極的啟迪作用。
  第一個對荀子《賦篇》進行指責的人,是元代的祝堯,他說:“(荀)卿賦五篇一律全是隱語,描形寫影,名狀形容,盡其工巧,自是賦家一體,要不可廢。然其辭既不先本于情之所發,又不盡本于理之所存,若視風騷所賦,則有間矣。[④]”在祝堯看來,風騷是賦體的真正淵源,它們發乎“情”,盡乎“理”,所以對人有教化作用。而荀賦五篇,描摹雖極工巧,但缺乏“情”“理”,與“風騷所賦”相比,有一定的距離。可見,祝堯雖然肯定荀賦五篇“自是別家一體”,但弦外之音包涵著對它的否定。正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之上,祝堯把荀子《賦篇》末尾的“@④詩”列入卷十“歌”這類別體,不作賦的正體看待。
  明代人對荀賦的評價,與祝堯基本相同。吳訥在《文章辨體序說》中寫道:“倘論世次,屈在荀后[⑤],而《成相》《@④詩》亦非賦體,故今特附古歌謠后,而仍載《楚辭》于古賦之首。”荀子作有韻文《成相篇》,而《漢書·藝文志》載賦體中有《成相雜辭》十一篇,故也有人以為荀子《成相》為賦體的。在吳訥眼中,《成相》《@④詩》都不能算作賦體,只能作為歌謠。謝榛《四溟詩話》卷二說:“荀卿六賦[⑥],自創機軸,不可例論。”他的意思,也就是祝堯所說的荀賦“自是賦家一體”,不可與騷賦例論。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荀子“所作五賦,工巧深刻,純用隱語,若今人之揣謎,于詩六義,不啻天壤,君子蓋無取焉。”言辭較為激烈的要算王世貞了,他在《藝苑卮言》中說:“荀賦《成相》諸篇,便是千古惡道。”
  以上各家的討論,都是把《賦篇》與荀子、作品與作者緊密聯系在一起來看待的。也就是說,他們都是在承認《賦篇》的作者確是荀子的前提下來分析《賦篇》是不是賦體的。如果撇開這一前提呢?第一個對《賦篇》作者表示懷疑的人是明代的胡應麟,他在《詩數》外編卷一說:“荀卿有賦十篇,今傳僅半,《成相雜辭》十一篇,亦不止今所傳也。”這里,胡應麟根據《漢書·藝文志》對荀賦的流傳進行了評論。《藝文志》記載荀子有賦十篇,但今傳只有《賦篇》所列的五篇。今傳五篇是否荀卿的原傳呢?一個“亦”字,輕輕逗引出答案:當初的荀賦十篇和《成相雜辭》十一篇,都不是今日所傳的《賦篇》和《成相篇》。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胡應麟分析說:“然荀自以子重,賦非子亦不能傳。”荀卿是諸子中的大家,別人作賦,非借荀子之名絕不可能傳。應當說,胡應麟這種分析的角度,是符合歷史的客觀實際的。
  胡應麟的懷疑,引起了清人對荀子《賦篇》內容和荀子生平事跡的進一步考證和爭議。
  謝墉認為,《賦篇》末尾文字,采自《戰國策》中荀子致春申君書。他在《〈荀子箋釋〉序》中說:“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皆當為致春申君書中之語。而《國策》于‘易惟其同’下尚有‘《詩》曰:“上帝甚神,無自瘵也”!’《韓詩外傳》亦然。此尤見卓識,今本文脫去,而其謝春申君書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尚未精審也。”《賦篇》中這種文字羼雜是至為明顯的,清人的討論也主要是由此展開的。
  汪中則認為,荀子致春申君書是編造的。他在《荀卿子通論》中說:“春申君請孫(荀)子,孫子答書,或去或就,曾不一言,而泛引前世弒殺死亡之事,未知其意何屬。且靈王雖無道,固楚之先君也,豈宜向其臣子斥言其罪?不知何人鑿空為此,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其敘《荀子新書》又載之,斯失之矣。”汪中認為,荀子致書,是由《韓非子》和《賦篇》雜湊而成的:“此書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奸劫弒臣篇》文,其言刻核舞知以御人,固非之本志。其賦詞乃荀子《@④詩》之‘小歌’,見于《賦篇》。由二書雜采成篇,故文義前后不屬。幸本書具在,其妄不難破爾。”汪中還認為,這類雜采以為緣飾的文字現象,是周、秦間記載的共同特點。
  胡元儀對《藝文志》所載荀子賦十篇的散落,作了獨特的分析:“《漢志》既列孫卿子三十二篇于諸子儒家,又列孫卿賦十篇于詩賦,今《荀卿書·賦篇》僅有賦六篇,讀者莫明其故,蓋即《荀卿書》中《賦篇》、《成相篇》也。”在他看來,《藝文志》中所列荀賦十篇,是《賦篇》和《成相篇》的總數之和。這樣一來,《成相篇》也就成了賦體。胡元儀在《荀卿列傳·考異》中說:“今案《賦篇》‘禮’‘知’‘云’‘蠶’‘箴’五賦之外,有‘@④詩’一篇凡六篇。《成相篇》……五篇,合之《賦》六篇,實十有一篇。今《漢志》云‘孫卿賦十篇’者,亦脫‘一’字,當作‘十一篇’也”。胡元儀認為《藝文志》記載有脫字,證據雖嫌不足,但其見識,實發前人所未發。
  除以上三家對《賦篇》內容的考證外,清人對荀子在賦史上的地位,多以為荀子在屈原之前,所以荀子為賦體之祖。如《〈歷代賦匯〉序》說:“春秋之后,聘問詠歌不行于列國,于是羈臣志士,自言其情,而賦乃作焉。其始創自荀況,宦游于楚,作為五賦。”王芑孫《讀賦卮言》說:“(賦)既與詩分體,則義兼比興,用長箴頌。單行之始椎輪,晚周別子為祖,荀況屈平是也。繼別為宗,宋玉是也。”浦銑《復小齋賦話》說:“賦始于蘭陵而屈宋為之增華。”李調元《賦話》說:“春秋之后,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諷諭,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張惠言《七十家賦鈔目錄序》說:“趙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辭表旨,譬物連類,述三王之道以譏切當世,振塵滓之澤,發芳香之,不謀同稱,并名為賦。”這些觀點,基本上沿襲了班固《藝文志》中荀前屈后的說法。
  對荀子在前、屈原在后的觀點,清代研究辭賦的人中也有持不同意見的,如吳喬在《圍爐詩話》中說:“宋玉、荀卿皆有賦,荀賦是體物之祖。”在這里,荀卿的排列次序與前面引述的不同,他不僅排在屈原之后,更在宋玉之后。吳喬不認為荀賦有屈賦那種“離讒憂國”的“古詩之義”,而認為荀卿只是第一次用賦來“體物”,所以“荀賦是體物之祖。”程廷祚的觀點比吳喬更為旗幟鮮明,以為宋玉是賦體之祖。他在《騷賦論》中認為,賦來源于楚騷:“賦之出于騷,猶陳完之育于姜,而因代有其國也。”騷作于屈原,但屈原并不是“以賦名篇”的始祖,“賦何始乎?曰:宋玉。”自從班固對賦的源流作出了“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的評述之后,宋玉在賦史上一直沒有突出顯要的位置,是程廷祚將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第一次為宋玉重新劃定了他在賦史上的座標。
  程廷祚還說:“荀卿《禮》《知》二篇,純用隱語,雖始構賦名,君子略之。”荀賦雖始用賦名,但純用隱語,也無諷諭之義,所以“君子”輕視這種體裁。言外之意是,不能把《禮》《知》等篇當作賦的正體來看待。
  由于心中認定荀子時代在屈原之前,一些人便循此推論賦的正體和變體:荀賦為賦之正體。最早明確提出這種看法的還是寫《讀賦卮言》的王芑孫,他以為“荀正而屈變”。后來的王kǎi@⑤運在《論文體》中也繼承這種說法:“賦以荀子為正體”。這種推論,顯然是不符合賦體發展以騷賦為正宗的實際情形的。
  近代大家章炳麟、劉師培,也認為荀子《賦篇》《成相篇》是賦體。章炳麟在《國故論衡·文學總略》中說:“夫宛轉@⑥隱,賦之職也。儒家之賦,意存諫誡,若荀卿《成相》一篇,其足以感人安在?”前人對荀卿《賦篇》是否具“諷諭之致”,爭論頗多,很少對《成相》是否具“諷諭之致”作出評價,章炳麟是第一個認為《成相》缺乏“諫戒”的“諷諭之致”的人。劉師培在《論文雜記》中說:“觀荀卿作《成相篇》,已近于賦體,而其考列往跡,闡明事理,已開后世之聯珠。《蠶賦》諸篇,亦即小驗大,析理至精,察理至明,故知其賦為闡理之賦也。”《蠶賦》諸篇,既是“闡理”之作,故無“感人”的“諷諭之致”,但劉師培同時又認為《蠶賦》諸篇,“溯其淵源,亦為楚詞之別派,憂深慮遠”。“憂深慮遠”,就帶有“諷諭”的特性了。荀賦評價中這種前后不一的矛盾現象,其原因概產生于既要揭示作品本身的風格特點,又要肯定班固的開山始論,兩者若不能相通相融,只好把矛盾交給讀者了。
  今人的觀點,多認同劉勰的“隱語”說,既認為《賦篇》是“隱語”,又認為它是賦體。朱光潛在三十年代所寫的著名的《詩論》一書中就指出:“荀卿是賦的始祖,他的《賦篇》本包含《禮》、《知》、《云》、《蠶》、《箴》、《亂》六篇獨立的賦,前五篇都極力鋪張所賦事物的狀態、本質和功用,到最后才用一句話點明題旨,最后一篇就簡直不點明題旨。例如《蠶賦》:(略)全篇都是蠶的謎語,最后一句揭出謎底,在當時也許這個謎底是獨立的,如現在謎語書在謎面之下注明謎底一樣。”[⑦]但謎語為何竟成了賦體之祖,其間蹊蹺,朱光潛未作解說。目前通行的幾部文學史及有關著述,其觀點與朱光潛先生的說法大致不二,此不贅述。
   三、問題的分析
  綜上所述,問題的焦點是由原始的文論材料與實物文本的不盡符合而引起的。在劉勰以前,文論材料顯示出荀子曾寫過旨有“古詩之義”的賦,但賦的篇章文本無人提及。劉勰以后,荀子所作的賦才漸漸落實到《賦篇》和《成相篇》上,但其主旨與班固的評論相抵牾,從而聚訟紛紜,由風格的爭論旁及篇數、作者、真偽諸方面。
  如何解開這個疑團呢?正本清源應當是史料研究中最基礎的工作。
  “源”有幾處需要檢討?至少有五:司馬遷、劉向、班固、《賦篇》和荀子。
  或云:劉向近戰國末世,記荀卿事當為不誣。但劉向記荀卿事,大抵依據司馬遷《史記》而增飾。司馬遷在劉向之前,班固稱譽他的《史記》為“實錄”,其史料可靠的程度更為眾人所接受。前面說過,如果荀卿首次“以賦名篇”而寫有《賦篇》,此等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以史公敏銳的史識,《史記》中不會不留下一筆,況且史公本人也是喜歡作賦的人。而事實上,司馬遷在《史記》列傳中對此不曾作過記錄。《賦篇》不僅“以賦名篇”,其“隱語”的賦體特征更是與眾不同,這足以引人注目的文體變遷現象,司馬遷為何不曾重視呢?按理,荀子應當屬于“以賦見稱”的人物,可司馬遷對“以賦見稱”的人物偏偏是這么記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在史公眼中,荀子連入圍的資格都沒有,這側面證明了荀子在當時沒有寫過著名的賦篇。
  退一步說,如果《賦篇》的內容確象某些論者說的,它暗示了春申君的危機,而且果如荀子所料,那么司馬遷是不會放過對這一系乎生死的歷史線索的記述的。乙為史公是那樣推重申君的人品。司馬遷在《史記》春申君列傳中是這樣記述的:“春申君相楚八年,以荀卿為蘭陵令。……春申君相楚之二十五年,考烈王卒。李園伏死士刺春申君,斬其頭。”如果《賦篇》確實暗示春申君要有所防范,以史公對春申君的偏愛,他不會不添上荀子《賦篇》一筆來表示遺憾的。
  從司馬遷的《史記》,可以發現如上問題。從劉向本人編錄《荀子》,也可發現不少破綻。
  前面說過,在漢初,托名先秦諸子進行創作,是一種時代風氣,而荀子是被人托名最多者之一。劉向編荀子“書錄”,從三百二十二篇署名荀子的文章中才選定三十二篇,其托名的情形可以想見。這種情形,至唐代楊@①第一次為《荀子》作注時還未改變,“編簡爛脫,傳寫謬誤”的地方很多。可見,劉向“書錄”中雜湊的文字很多,非荀子所作的作品羼雜其中是在所難免的。清末梁啟超曾指出這種現象,“如《堯問篇》末一段,純屬批評荀子之語,其為他人所述尤為顯然。”[⑧]劉向編《孫卿書錄》,只舉篇目,不列具體文本,因而可以提出疑問:劉向“書錄”中的《賦篇》,是否真的就是今天所見楊@①本中的《賦篇》呢?
  考劉向給《荀子》篇目擬名,頗有可注意之處。《荀子》篇名,皆仿效《論語》,以每篇開頭句中某些詞語來擬題,比如第一《勸學篇》,其首句是:“君子曰:學不可以已。”第二《修身篇》首句是:“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第三《不茍篇》首句是:“君子行不貴茍難,說不貴茍察,名不貴茍傳。”即使是《成相篇》這一所謂的“賦”體,開頭的句子也是:“請成相”。但《賦篇》的命名就顯得奇怪了,它的內容,自始至終也不見有一“賦”字。連一“賦”字都不曾在文中出現,為什么劉向卻命名它為《賦篇》呢?劉向以前的賦家,其作品的篇名都較明確,比如《風賦》、《釣賦》、《@⑦鳥賦》、《上林賦》等等,所賦對象及題旨,已在篇題中約略點出,從不曾見過有《賦篇》這樣奇怪的擬題的。這種奇怪地擬題,不僅劉向以前未曾有,劉向以后至今的賦篇里也難找到。
  劉向《孫卿書錄》中的篇名,除《非十二子篇》外,皆用兩字名篇擬題,如《榮辱篇》、《非相篇》、《富國篇》,《賦篇》夾雜其中,顯得有些不倫不類。賦,是一種體裁,如果以此可以名篇,那么同理可用其它體裁名篇,作出《辭篇》、《論篇》等可笑的“書錄”來。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賦篇》的可疑。
  從劉向身上可以找到如上破綻,從班固身上也能找到一些問題的突破口。
  在司馬遷、劉向眼中,荀子還不是一個“以賦見稱”的人物。為什么到了班固的筆下,荀子不僅“以賦見稱”,而且一躍成了賦體之祖?“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班固不僅在《藝文志》中吸收了劉向“書錄”的成果,而且還給荀賦以極高的地位,作為四類賦的代表之一,并認為荀卿此類賦作有十篇。
  前后評價,差別懸殊如此之大,是頗可疑問的。可能成立的理由之一是,在班固時代的賦作中,又出現了不少托名荀子的作品,而這些作品又確實影響很大,所以班固作了如上的評價;理由之二是,班固時代,確實發現了不少荀賦的真品,所以班固作了極高的評價。但后一理由,從司馬遷那里得不到印證。鑿空緣飾,托名行世,是最可能發生的事。
  那么,班固所謂的“孫卿賦十篇”是否就是劉向“書錄”中所指的《賦篇》呢?由于班固、劉向只舉篇目、篇數,不附具體作品,我們不能對此妄下結論,暫且以今日所見的《賦篇》來參照分析。
  如果劉向“書錄”中的《賦篇》即是今日見到的《禮》、《知》、《云》、《蠶》、《箴》諸篇,班固在《詩賦略》中會如何處理呢?班固分賦為四類,其中有一類便是“雜賦”,它包括“成相雜辭”和“隱書”等體裁。而《禮》、《知》、《云》、《蠶》、《箴》諸篇,“工巧深刻,純用隱語”,其歸類應當列在“雜賦”類的“隱書”中。班固列“隱書十八篇”,其中是否包含了《禮》《知》諸篇“隱語”也未可知,但可能性是很大的。[⑨]
  如果必須承認班固以為荀賦有“惻隱古詩之義”這種閱讀感受的真實性,那么班固所謂的“孫卿賦十篇”當是別有它指,而絕非“于詩六義,不啻天壤”(見前文引明徐師曾語)的《禮》《知》諸篇,否則就很難將班固的評論與今日文本統一起來。
  《賦篇》本身,其內容也駁雜不一,《禮》、《知》、《云》、《蠶》、《箴》,“純用隱語”,而從“天下不治,請陳@④詩”以下文字,格調迥異,文義前后不屬,前人已指出它采自《韓詩外傳》四、《韓非子·奸劫弒臣篇》和《戰國策·楚策》。如前文所引清人汪中在《荀卿子通論》中就說:荀子謝春申君書一事,“不知何人鑿空為此,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其敘《荀子新書》又載之,斯失之矣。此書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奸劫弒臣篇》文。”《賦篇》文字的此番雜湊,證明它不是一篇完整的作品。既然是一篇雜湊而成的作品,我們就有理由懷疑它的作者,可能出自眾人之手,而不一定就是荀子。《詩賦略》列“成相雜辭十一篇”,“隱書十八篇”,其作者都是無名氏,所以班固把它們統統列入“雜賦”一類。就“隱語”的性質而言,它往往起源于民間,經多代流傳,眾人加工,漸臻于成熟。再看《賦篇》的《禮》《知》諸篇“隱語”民間文學的質樸特色,它的原始作者也當是民間無名氏。
  荀子的文章文筆犀利,意蘊渾厚,論辯縝密,結構嚴謹,從這種創作風格去審視雜湊而成的《賦篇》,《賦篇》的作者是否應該歸屬于荀子名下,就值得思考了。劉向編“孫卿書錄”,把《賦篇》置于“書錄”之末,是否也包含了他對作者歸屬于誰有所懷疑的心理動機呢?
  荀子生在屈原之后,中年以后的大部分時間是在楚國度過的,與宋玉等人的時代接近。而這時候的楚國文壇,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對作者的創作影響最深最廣,所以司馬遷說:“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從此種文化氛圍和創作環境去分析,如果荀子寫有賦作,其風格也應當與屈原、宋玉等人接近,所以班固讀他所見到的荀子或托名荀子的賦,就很自然地把它們歸之于屈原一類,以為“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如果視《賦篇》為荀子所作,則很難從文化氛圍、創作環境方面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釋。
  以上一番正本清源的檢討,使我們大致能從紛亂的史料中理出一些較為清晰的頭緒:
  第一、我們不能把班固對荀賦的評論與目前見到的《賦篇》等同起來分析和思考。班固所評論的荀賦當另有它指,已非今日所見。班固的評論,是針對《詩賦略》所列“孫卿賦十篇”等正體而言,而這十篇不包含今日流傳的《賦篇》和《成相篇》等雜體賦。
  第二,《賦篇》的民間“隱語”特點以及各篇相對獨立的雜湊性質,顯示了它可能出自眾多的民間無名氏之手。到了漢初,有人把它雜湊而成,托名荀子以行世,所以劉向收入“書錄”。也許出于對作者歸屬問題的疑慮,劉向置《賦篇》于“書錄”之末座,以暗示其取舍態度。
  第三、《賦篇》的擬題是頗可解剖的,它的全文既不見有一“賦”字,何以題名為《賦篇》呢?況且,它擬題的格式更是與“孫卿書錄”中的其它篇章不相符合。為什么會有這樣奇怪的擬題出現呢?考《詩賦略》中的行文格式是:○○賦○篇”。比如:“唐勒賦四篇”、“宋玉賦十六篇”等,無一例外。班固編《藝文志·詩賦略》,其形式來源于劉向父子所編《七略·詩賦略》,當初劉向搜集荀賦篇數時,一定也是這么編寫目錄的。本來的書寫格式是“荀卿賦○篇”,由于古代沒有標點符號,行文一錯訛,就成了“荀卿賦篇”的格式,后人沿用不疑,一經標點,就成了“荀子《賦篇》”。這雖然是一種推測,但為《賦篇》擬題之難以索解找到了較為合情合理的依據。這一推斷如果成立,《賦篇》就是《賦○篇》的縮寫錯訛,那么它原只是表示篇數,而不是表示篇題;不是表示篇題,顯然荀子就不是“以賦名篇”的始祖,也不是賦體之始祖。
  第四,按照班固《詩賦略》中的分類標準,《禮》、《知》、《云》、《蠶》、《箴》諸篇“隱語”是雜體賦,不能借班固確有它指的荀賦評論而將此諸篇定性為賦之正體,更不能把它們作為賦源之正宗來對待。
  注:
  ①漢人避宣帝劉xún@⑧諱,稱荀卿為孫卿。
  ②班固以為賦源于古詩,司馬遷論《離騷》也源于《詩經》,他在《史記》屈原列傳中說:“《國風》好色而不注,《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關。”
  ③《周書·五褒庚信傳論》,中華書局,1982年版。
  ④《古賦辨體》卷二,見《古今圖書集成·騷賦部》。
  ⑤班固論荀賦時,把荀子放在屈原之前,這是后世賦論中“荀前屈后”觀點的來頭。
  ⑥指《禮》《知》《云》《蠶》《箴》以及后面的《亂》一章。《亂》不是“隱語”。
  ⑦《詩論》“詩與隱”,三聯書店,1984年版。
  ⑧《古史辨》第四冊,上海古籍書版社,1982年版。
  ⑨呂思勉持這種觀點,他在《經子解題》中說:“《漢·志》賦分四家,《成相雜辭》與隱書并附于雜賦之末。此(《成相》)篇即所謂成相。而下《賦篇》,每先云‘爰有大物’,‘有物于此’,極陳其物,然后舉其名,蓋所謂隱書矣。”見《論學集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江淮論壇合肥95-102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張小平19971997作者單位 安徽省社科院文學所 作者:江淮論壇合肥95-102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張小平19971997
2013-09-10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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