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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革命與近代文化的發展  ——紀念菲律賓革命100周年
菲律賓革命與近代文化的發展  ——紀念菲律賓革命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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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6世紀中葉西班牙入侵菲律賓后,殖民當局一直實行專制、壟斷和鎖國政策,將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經濟制度移入菲律賓。菲律賓社會經濟發展仍然是緩慢的,長期處于一種中世紀式的孤立、封閉狀態,而西班牙人帶來的文化不過是天主教以及大多與天主教相聯系的文化。菲律賓的近代文化,是19世紀中葉以后才得到發展的,而在菲律賓革命前的“宣傳運動”中和革命時期(1896—1898)連續出現了兩次高潮,使得菲律賓近代思想文化的發展在19世紀末的東南亞走在最前列,在東南亞文化發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在紀念1896年的菲律賓革命100周年之際,回顧菲律賓近代文化的發展,特別是探討菲律賓革命與近代文化發展的關系,無疑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一、菲律賓近代文化產生的基礎
  從18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30年代,由于西班牙國內政治上的變化和英國等國勢力的侵蝕,菲律賓殖民當局不得不逐步采取鼓勵本地商品經濟發展、在對外經濟關系方面走向開放的政策,使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有所發展。1834年9月6日,西班牙王室頒布詔令,宣布馬尼拉港正式向國際貿易開放。此后,又于1855年決定將怡朗、三寶顏和蘇阿爾這3個港口也向國際貿易開放。在政治上,西班牙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以后頒布的加斯迪憲法,擴大了殖民地居民的權利;而在教育上,殖民當局在1860年以后已著手普及初等教育和發展中高等教育。菲律賓經濟上、政治上、教育上和對外關系上的這些變化,為近代文化的發展,準備了基礎。
  首先,隨著商品農業、商業貿易和工業的發展,在菲律賓逐步形成了一個具有其本身特殊利益的新階層,他們大多從事資本主義性質的商業和農業。在這個新的階層中,有菲律賓人、華僑、米斯蒂佐(華僑與當地人通婚所生的后裔)、西班牙人和其他歐裔居民。在19世紀中葉,他們的人口已達數十萬,其中米斯蒂佐就達20多萬。早期菲律賓資產階級及其文化的代表人物,大多產生于米斯蒂佐子弟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物中。
  其次,菲律賓開港不僅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而且為菲律賓人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他們接觸了外國的思想和外國的旅客。他們讀報紙和書籍,包括從海外來的。因此,他們的精神擴展了。他們變得不滿于事物的舊秩序了,而要有新的社會的與政治的變革,使與時代精神相協調。”[①]
  第三,教育的發展,對于造就一代具有新的思想文化意識的新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到1847年,菲律賓已有593所小學、在校學生約11萬;中等教育機構除了6所普通中學,還有航海、商業、藝術、農業、工藝等職業學校和師范學校,學生多達數千名,高等學校的人數也大有增加,在1820~1850年間每年畢業生平均只有130名,到1871~1876年間已達348名。[②]這些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識分子,往往既是西方思想的接受者,又是西方思想的傳播者。
  第四,菲律賓當地牧師人數的增長。到19世紀中葉,天主教已成為菲律賓全民性的宗教,盡管天主教是由西班牙傳入并且西班牙教士居于統治地位,但殖民地社會經濟和教育的發展以及天主教的菲律賓化,使得當地牧師的人數逐漸增多,到19世紀中葉,他們在人數上已遠遠超過西班牙教士。19世紀40年代,菲律賓牧師已達2000人多之,而西班牙教士僅500人。但是,由于西班牙人的特殊地位,菲律賓絕大部分的教區,卻掌握在西班牙教士手中。這就不能不引起菲律賓教士的不滿。他們在19世紀60年代發起的爭取教區管理權的斗爭,顯示了菲律賓牧師對白種人優越感和民族壓迫的抗議,從而成為菲律賓民族主義運動的先聲。
  最后,16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這三百年的西班牙統治,雖然沒有帶來近代文化,但是對于統一的菲律賓文化的發展,卻在客觀上創造了條件,因為它帶來了一個共同的語言(西班牙語)和一個共同的宗教(天主教)。這是16世紀的菲律賓所沒有的,這兩種因素特別是共同的宗教,極大地影響了近現代菲律賓文化的發展。
   二、“宣傳運動”和第一次近代文化高潮
  與東南亞其他國家一樣,近代民族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在菲律賓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這是菲律賓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近代思想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但是,與東南亞一些國家不同的是,近代菲律賓思想文化的發展,更多地受西方宗教和文化的影響。在菲律賓第一次近代文化發展高潮中即“宣傳運動”中涌現出來的思想文化代表人物,幾乎也都是受過西方式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
  菲律賓民族主義最初是由受過高等教育的菲律賓牧師通過宣傳菲律賓人和西班牙人的種族平等以及要求教士菲律賓化而表達出來的,其代表人物是牧師佩德羅·佩萊斯和他的學生何塞·布爾戈斯神父。就其思想來源而言,應該說與基督教的平等教義不無聯系,而其現實基礎則是隨著菲律賓人的社會、經濟地位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隨之而來的菲律賓人平等和權利意識的增強。但是,在1872年,民族主義和近代文化畢竟還處于蒙蒙朧朧的初期,其內容還是比較狹隘的。主要是要求宗教上的平等和教士的菲律賓化。
  1872年以后,越來越多的世俗知識分子開始關心和思考菲律賓的前途和命運,對殖民地的現狀深感不滿,要求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改革,他們發起了一場“宣傳運動”,來宣傳他們的改革主張。這場運動最初是由在香港、日本橫濱、新加坡、馬德里、巴塞羅那、巴黎、倫敦的菲律賓知識分子發起的,后來一些菲律賓知識分子和在馬德里等地留學的菲律賓學生也參加進來,發展為一個廣泛的運動。它在菲律賓以馬尼拉為中心,在歐洲主要在西班牙則以馬德里為中心。與有蒙朧的民族主義意識的教士不同,宣傳運動的參加者,大多是出身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有詩人、學者、作家、歷史學家、新聞記者、律師、醫生、畫家、教師,許多人到過歐洲,接觸過18、19世紀歐美洛克、孟德斯鳩、盧梭、伏爾泰、杰弗遜等思想家的著作。因此,他們的視野更為開闊,思想更為自由,爭取菲律賓人平等地位的民族主義意識也更為明確。當然,他們從小受西班牙式的教育,生活方式是西班牙的,基督教義對他們也有極深的影響。格雷戈里奧·桑西亞諾1881年發表的《菲律賓的奠基》一書,一般認為是宣傳運動的奠基之作。1882年在馬德里的“西班牙菲律賓”小組的出現,則標志著“宣傳運動”的開始。當1883年7月“西班牙菲律賓協會”在馬德里成立時,宣傳運動已經成為一個在海外的菲律賓知識分子中很有影響的運動了。
  宣傳運動的主要主張,包括以下5個方面:(1)在法律面前,西班牙人與菲律賓人一律平等;(2)吸收菲律賓為西班牙的一個正式省份;(3)恢復菲律賓在西班牙議會的代表權;(4)實現菲律賓教區的菲化;(5)賦予菲律賓人以個人自由,例如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以及請求申冤的自由。[③]
  宣傳運動的上述主張,反映出他們已突破了教士菲化的狹隘的民族主義要求,從近代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理論出發,提出了菲律賓人的平等地位和出版、言論、結社等方面的自由,從而顯示了宣傳運動是菲律賓近代知識分子掀起的一個思想解放運動,反映出菲律賓近代思想文化之花已經開放。
  宣傳運動的興起,不僅是菲律賓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而且是菲律賓近代影響深遠的思想解放運動。在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中,出現一批杰出的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他們多才多藝,已走在時代的前列,似璀璨的群星,出現在西班牙統治下黑暗的菲律賓的上空。他們活躍在新聞、文學、藝術、歷史等各個領域,使得這場運動有聲有色。在這群當時菲律賓最為杰出的文化思想界的志士中,最有影響的是M·H·德爾皮拉爾、洛佩斯·哈恩納、胡安·盧納、伊達戈爾、佩德羅、塞拉諾、拉克陶、帕特爾諾等。他們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作品,不僅充滿了熱愛菲律賓的愛國主義感情,而且閃耀著近代人文主義的光芒。盡管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使他們仍然不可避免地對西班牙殖民主義者妥協,但他們的思想中的近代啟蒙主義色彩,卻是菲律賓從未有過的。他們創作的大量作品和撰寫的著作,是近代菲律賓文化的寶貴遺產,而黎薩爾則是他們的杰出代表。
  黎薩爾(1861~1896),1861年6月19日出生于內湖省卡蘭巴鎮一個富有的農民家庭。1877年,他在15歲時就以最優成績在馬尼拉阿提尼奧學院獲得文學士學位,轉入圣托馬斯大學學醫,1882年赴歐洲留學,先后在馬德里、巴黎和柏林攻讀醫學、文學和哲學,到過德國、英國、美國、日本和香港。他具有百科全書般的學識,懂得醫學、音樂、繪畫、雕刻、歷史、文學。除了西班牙文和他加祿語之外,他還懂得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和中文等十多種外語;他擅長寫作,留下了大量的政治、歷史方面的著作和詩歌、戲劇、散文和小說等作品。在1961年紀念他誕辰100周年時,菲律賓出版了8卷本的《黎薩爾文集》,收錄較全。黎薩爾的著作和思想是近代菲律賓思想文化的豐碑。對菲律賓近代現代文化的發展,影響極大。對黎薩爾,菲律賓和中國的學者都已作過許多研究。在我看來,作為近代菲律賓文化史上的一個巨人,黎薩爾的主要貢獻在以下四個方面。
  1.在政治思想上,黎薩爾是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主張和宣傳近代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他為“菲律賓聯盟”制訂的綱領,就明確地把整個菲律賓群島“統一成一個強大的民族共同體”作為宗旨。他說,“我心里最大的愿望是我的國家繁榮幸福”,他譴責西方對東方的殖民侵略,認為“死亡總是歐洲文明進入太平洋的第一個信號”。他反對種族主義尤其是白種人優等論,指出“權利沒有皮膚,理性也沒有鼻子”。所謂“白人”是主人,有色人是“苦力”的說法,只是白人鬼話。他反對民族壓迫,指出“歷史上還不存在任何民族對其他民族永久統治的記錄”。他認為,人民擁有不可轉讓的生存權和保護權,“這種革命權利來自生物體的第一保護——自我保護”。政府的權力基礎來自人民,“如果政府想要保持它在人民中的影響,就必須注意人民的要求。”他還進一步探討了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關系,認為“人民和政府是相互關聯和相互補充。昏庸的政府存在于正義的人民之中是不正常的。……一個不道德的政府是以一個沒有教養的人民為條件的”。但是,“沒有自由的人民的痛苦必須歸咎于統治者,而不是人民。……菲律賓人既不是他們行為的主人,也不是他們思想的主義。”[④]
  2.在社會發展問題上,他重視工商業發展對社會進步的決定性作用,強調教育的作用和提高婦女的地位。他根據法國、英國、美國甚至香港的發展成就證明,世界上“最商業化和工業化的國家乃是最自由的國家。”他認為教育是“社會進步的基礎”。他在1889年2月給馬洛洛的青年婦女的信中說,如果婦女沒有受教育,那個國家便是落后的。亞洲是落后的,因為(亞洲)婦女沒有知識;歐美是進步的,因為它們的婦女是有教養的而且是自由的。菲律賓的婦女假使還沒有知識,他們只能使他們的國家永受奴役,因為她們只能教育其子女去祈禱,去吻神父的手,因而也只能培養奴隸。[⑤]
  3.在學術研究領域,黎薩爾致力于挖掘菲律賓歷史和文化的優秀傳統,作出了杰出的貢獻。1888~1889年,他在倫敦大學博物館潛心研究,注釋了莫爾加的《菲律賓群島志》,并說明這是為了喚醒菲律賓同胞對已被遺忘的過去的重新認識,并且以此作為研究菲律賓未來的基礎。1889年,他又在巴黎成立了“國際菲律賓學家協會”,協會的目的在于推動對菲律賓歷史和語言的研究。1889~1890年,他又連續發表了《百年后的菲律賓》和《論菲律賓人的怠惰》,論述了在西班牙入侵前菲律賓就已有了相當發展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駁斥了菲律賓人懶惰的說法,并預言了西班牙殖民統治的崩潰。黎薩爾的歷史觀后來為“卡蒂普南”所接受,極大地激發了他們的愛國主義。
  4.在文學方面,黎薩爾不僅是19世紀末菲律賓最杰出的作家,而且是東南亞近代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他用西班牙文寫的兩部長篇小說:《不許犯我》(1887年在柏林出版)[⑥]和《起義者》(1891年在比利時根特出版)[⑦]揭露了西班牙殖民統治的野蠻和暴戾,描繪了菲律賓人民的深重災難,塑造了菲律賓愛國者的形象,表達了作者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在當時就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他也是一個杰出的詩人,詩作雖然不多,但大多情深意切,感人至深,表達了深厚的愛國主義精神,其中的名作如《獻給菲律賓青年》、《流浪者之歌》[⑧]和《我最后的告別》[⑨]蜚聲菲律賓國內外,被譯成多種外國文字。此外,他還有自傳《一個馬尼拉大學生的回憶》、劇本《眾神的忠告》、《和巴錫在一起》。他的大量書信被編為5卷本的《黎薩爾通訊集》。
  黎薩爾的作品及其中表達的近代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表明,他不僅是19世紀末菲律賓的偉大作家和啟蒙主義者,而且在當時東南亞的精神界,他也是最為杰出的人物。黎薩爾思想的來源主要有3個方面,一是菲律賓的歷史和文化,這是他的愛國主義的源泉;二是近代歐美的人權、平等、民主思想,這是黎薩爾思想上最富有時代色彩的因素。三是基督教思想,這種宗教思想給他的影響較為復雜,既有平等的觀念,但也使他陷于空洞的愛的囈語。正是基督教中消極因素的影響以及黎薩爾作為當時菲律賓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軟弱性,使他不可避免地帶有階級的和歷史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他在政治上畢竟是一個改良主義者,而在思想上有時不免沉溺于愛的說教。
  1892年,黎薩爾在從歐洲返回菲律賓之后,于7月3日在馬尼拉建立了一個秘密的政治組織“菲律賓聯盟”。聯盟的綱領是黎薩爾親自起草的,盡管綱領中所提出的政治和經濟要求并沒有超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范圍,但是,它使得宣傳運動的民族主義要求更為明確、更為具體化了。《菲律賓聯盟章程》確定,聯盟的目的是:(1)把菲律賓群島團結成為一個嚴密、有力、純一的共同體。(2)在需要或必要時互相保衛。(3)防止一切暴力和不公正行為。(4)獎勵教育、農業和商業。(5)研究并實施改革。聯盟的箴言是:每個人都和大家一樣。
  但是,菲律賓聯盟存在的時間很短,在它成立之后的第5天,黎薩爾突然被捕,其罪名是“反對天主教會和西班牙主權”,然后又被放逐到菲律賓南部的達皮坦島。菲律賓聯盟未能按原來設想的那樣發展起來,逐步解體。在西班牙,《團結報》于1895年停刊,在此后幾年宣傳運動失去了幾位主將——洛佩斯·哈思納死于1896年,德拉皮拉爾死于1896年。宣傳運動接近了它的尾聲。
  恩格斯曾經稱頌文藝復興“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其實,宣傳運動也是菲律賓需要文化巨人而且產生了文化巨人的時代,由于具體歷史條件的不同,菲律賓在宣傳運動時期出現的一批思想家、學者、藝術家、作家,當然不是文藝復興時期出現的在整個人類發展中上有巨大影響的那些巨人,但他們特別是黎薩爾在菲律賓的文化史上,卻是前所未有的巨人。他們幾乎都是在19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創作的大量作品,就其思想內容和表現方法而言,都是近代的,因此,不僅是宣傳運動的豐碩成果,而且顯示著菲律賓民族近代化的風采。這筆豐富的遺產,對后來菲律賓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菲律賓革命和第二次近代文化高潮
  “宣傳運動”失敗了,導致宣傳運動失敗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它在組織上只是一個知識分子的運動,它的參加者幾乎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人數不多,又和菲律賓普通群眾沒有什么直接的聯系。二是在思想政治上,它只是一個改良主義的運動。但是,作為菲律賓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啟蒙運動,宣傳運動雖然失敗了,它的影響是深遠的,它對菲律賓民族和歷史的研究,對菲律賓文化遺產的挖掘,它所宣傳的反對民族壓迫、要求民族平等、維護人的尊嚴的主張,以及它所提出的建立一個菲律賓人的共同體的要求,已經深入人心。
  在宣傳運動的影響下和菲律賓聯盟的廢墟上,1892年7月2日,由博尼法西奧建議,成立了“卡蒂普南”即“民族兒女最尊貴協會”。與菲律賓聯盟不同,卡蒂普南主要是由那些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貧窮的平民組成的,它提倡暴力革命作為獲得獨立和自由的唯一道路,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建立一個獨立的菲律賓的要求。在卡蒂普南的領導下,1896年8月26日,爆發了反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菲律賓革命。經過兩年的曲折斗爭,于1898年6月12日宣布菲律賓獨立,9月15日成立革命國會,11月29日批準著名的《馬洛洛憲法》。1899年1月23日,在菲律賓馬洛洛的巴拉索阿伊恩教堂舉行了第一菲律賓共和國成立典禮。它是亞洲出現的第一個民主政體的共和國。但是由于美國的入侵,第一菲律賓共和國僅存在了兩年,1901年3月就解體了。但共和國仍為菲律賓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從卡蒂普南建立到菲律賓第一共和國瓦解,是近代菲律賓文化發展的第二個時期。這一時期的菲律賓文化在繼承宣傳運動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它的主要特點,在于政治文化占居了主導地位,關于民族獨立、民主、人權、自由的近代思想,進一步得到張揚。
   (一)卡蒂普南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
  卡蒂普南的社會政治思想,在提倡平等、熱愛祖國等許多方面與宣傳運動是一脈相承的,但又更為明確,而且更強調同壓迫者作斗爭的革命精神。卡蒂普南的民主主義和民族思想的形成,首先是受宣傳運動先驅者的影響,其次它更多地體現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菲律賓社會中下層階級的要求。最后,直接歸功于它的領導人博尼法西奧、哈辛托等人的貢獻。與宣傳運動的活動家們不同,卡蒂普南的著名領導人都來自社會下層。它的締造者安德列斯·博尼法西奧(1863~1897)出生貧民,做過苦工、外國公司職員,他的知識是通過自學獲得的。羅伯斯庇爾的《法國革命史》西班牙譯本、《團結報》、黎薩爾的《不許犯我》和《起義者》以及雨果的《悲慘世界》,都曾深刻地影響了他的思想。他本人也擅長寫作,是詩人和小說作家。他的摯友哈辛托(1875~1899)是個簿記員和助產婦的兒子,因貧窮而未能修完圣托馬斯大學法律專業的課程。卡蒂普南的重要文件,都是由博尼法西奧和哈辛托制訂的。
  卡蒂普南的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強調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不論膚色如何,一律平等。一個人的智慧、外貌或財富可能比他人優越,但作為人類來說總是平等的。”[⑩]“一切人是平等的,因為他們的本性是同一的。”[①①]
  (2)認為自由是天賦的。“自由是天賜的,并非來自善行和美德。”“自由是人類生存的前提,因而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權利,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思考和行事。”[①②]
  (3)提出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任何權力要成為真正的合理的權力,它就只能是來自人民及其真正的代表”。“統治者來自人民,因此他們的法令和法律必須為人民謀福利。”[①③]
  (4)號召“保衛被壓迫的人,同壓迫者作斗爭。”[①④]
  (5)提倡尊重婦女,“不要以為女人是玩物,而應該把她看作是困難生活中的良好的助手和伴侶,要記住她的柔弱、不要忘記把你帶到世界上的是一個女人。凡不欲施于你的妻子、女兒或姐妹者,就不要施于他人的妻子、女兒或姐妹。”[①⑤]
  (6)認為人的崇高和偉大在于他的美德。“一個人的偉大不在于他是國王,不在于他有高高的鼻子或者有白色皮膚,也不在于他在人世間占崇高的地位。偉大而崇高的是這樣的人:他雖生在森林里,并且除了懂得本地語言之外,沒有其他知識,但是他具有優良的品質,謹守諾言,誠實而正直,不傷害別人,感情優美,熱愛自己的祖國。”[①⑥]
  (7)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卡蒂普南入會須知》的第一項準則是“對國家真正的愛和互助”。[①⑦]《卡蒂普南十戒》的第三條是:銘記在心“為祖國自由而死是真正的榮譽和幸福”。馬比尼起草的《真正的十戒》,第四、第五條也說,“除熱愛上帝和你的榮譽外,要熱愛你的國家勝過愛你自己。”“首先保衛你的國家的幸福,然后才是你自己的幸福。”[①⑧]
  (8)提出建立一個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基礎的共和國。艾米里奧·阿奎那多在1890年10月31日的《致菲律賓人民書》中說,“菲律賓公民們!……讓我們努力仿效歐美文明國家的榜樣吧!……讓我們在革命的旗幟下團結起來,這場革命的箴言就是自由、平等、博愛。……政府的組織形式……將建立在自由、平等、博愛的最嚴格的原則之上。”[①⑨]《真正的十戒》的第八條是,“為你的民族謀求一個共和國,但永遠不要謀求君主政體;因為君主政體把一個或若干家族而建立一個王朝,而共和國卻樹立起一個民族,這個民族由于理智而變得崇高與尊貴,由于自由而變得偉大,由于勤勞而變得富裕與杰出。”[②⑩]
  以上這些表明,卡蒂普南吸收了近代歐美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并具有菲律賓民族的特點,是一種近代的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這些思想不僅在當時的菲律賓而且在當時東南亞都可以說是最為先進的思想。
  當然,也應該看到,卡蒂普南的思想也深受基督教的影響,《卡蒂普南十戒》的第一條就是“全心全意愛上帝”[②①]。《真正的十戒》也說,“熱愛上帝和你的榮譽勝過一切,因為上帝是一切真理、一切正義和一切活力的源泉”,[②②]“一切權力來源于上帝”。[②③]在卡蒂普南的其他文件和卡蒂普南領導人的講話中,也有類似的說法。這對于300多年來深受基督教影響、19世紀末絕大多數居民都已信奉基督教的菲律賓人來說,也是不難理解的:基督教的思想已成為菲律賓的一個重要的文化傳統。
   (二)第一菲律賓共和國的思想和文化
  第一菲律賓共和國時期的思想文化,總的來說,是繼承了卡蒂普南傳統。但兩者也有不同之處,卡蒂普南的思想文化,具有強烈的針對性,直接服務于組織人民,推翻西班牙的殖民統治,而第一菲律賓共和國時期的思想文化,則具有建設和保衛共和國的意義。在菲律賓近現代文化發展過程中,第一共和國時期是一個重要的階段。
  1.確定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離的原則。在卡蒂普南的指導思想中,崇奉上帝一直作為一項基本的原則,在許多文件中被置于第一條。在第一菲律賓共和國成立之后,如何對待宗教問題,特別是把天主教置于何種地位,就成了一個必須確定的重大問題,也是馬洛洛制憲會議爭論得最為激烈的問題。由卡爾德隆起草的憲法草案第三章第三條條文,提出了“國家保護對羅馬天主教的禮拜及其牧師,因為它是國教。”[②④]國會議員戈麥斯也為以天主教為國教、實行政教合一辯護,他說“假使國家要接受宗教,那一定是菲律賓人民目前崇拜的宗教——羅馬天主教,羅馬天主教是最完善的宗教,而且是菲律賓人民與生俱來的宗教。”[②⑤]但這一點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經過一個星期的辯論,以天主教為國教案遭到否決。馬洛洛憲法第三章《宗教》規定,“國家承認宗教信仰的自由和平等以及政教分離”,[②⑥]確立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宗教平等和政教分離這3條重要的原則。這較之于卡蒂普南時期確定的“崇拜上帝”的原則,是前進了一大步,對菲律賓文化的發展,意義重大。
  2.重視教育的發展。《馬洛洛憲法》規定免費和義務的小學教育制度,允許任何人依照國家法令興辦學校。政府根據1898年10月19日的法令,在馬洛洛創辦了共和國的最高學府——菲律賓人文大學。大學校長由教授選出,而教授則由共和國總統任命。
  3.活躍新聞事業,宣傳革命思想。第一共和國時期,報刊趨于活躍。第一共和國的機關報是《革命先驅報》,后來改為《菲律賓先驅報》,最后改為《菲律賓官報》。由佩德羅·帕特爾特創辦的《菲律賓共和國》則是一份有影響的私人報刊,其他地方上的革命報刊還有《自由報》、《革命報》、《人民之友報》、《新時代》、《聯合報》、《人民報》等,大多創辦于1891年。
  第一菲律賓共和國的領導人重視宣傳工作,要求“宣傳機構力圖提高富于斗爭性的民族主義,喚起群眾反對外國統治的意志,鼓勵對菲律賓政府的絕對擁護和對阿吉納爾多的絕對忠誠,并把這樣一種信仰灌輸給群眾:只有菲律賓共和國才能最好地為菲律賓人謀幸福和利益”。革命政府曾把《真正的十戒》作為《菲律賓共和國憲法綱領》的序言予以公布。政府領導人抓住每一個機會,去激發人們的愛國主義。凡是菲律賓歷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及民族英雄的紀念日,都舉行群眾性游行、懸掛國旗和演奏國歌。
  4.以愛國主義為基調的文學。第一共和國時期,出現了3位著名的愛國主義作家。何塞·帕爾馬(1876~1905)、費爾南多·馬·格雷羅(1873~1931)和塞西略·阿波斯托爾。帕爾馬以寫作詩歌著稱,他的名詩作《菲律賓》已成為菲律賓國歌的歌詞。格雷羅多才多藝,在文學上是一位多面手,但主要是抒情詩人,詩作大多表達愛國主義,有名的詩篇有《我的國家》、《菲律賓的花朵》、《給菲律賓》等。在這些詩篇中,他稱頌“菲律賓是個花園”、“是一首愛情的田園詩”、“是個希望的夢”。阿波斯托爾的詩作則富于激情,他最著名的詩《黎薩爾》被認為是“寫給愛國者的韻文中最美麗的頌詞”,詩中有一節已廣為傳頌:
  在湮沒的陰影中平靜安息吧,
  被奴役國家的救世主!
  在墓穴的秘密里不要哭泣,
  不要重視西班牙人短暫的勝利!
  因為如果一顆子彈傷害了你的腦殼,
  你的理想同樣摧毀一個帝國。[②⑦]
  第一共和國時代較著名的作家,還有拉斐爾·帕爾馬、德洛斯·桑托斯、唐伊薩貝洛·德洛斯·雷耶斯等。
  5.愛國之聲——音樂。西班牙從歐洲帶來的音樂,本來是為宗教服務的,但它也為第一菲律賓共和國時期的音樂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愛國主義熱情的高漲,革命的展開,菲律賓獨立的宣布,使得人心振奮。這樣的環境和氣氛極大地刺激了音樂創作,著名的作曲家胡利安·費利佩(1861~1944)在1896年6月創作了《菲律賓國歌》的樂曲。這首優美、莊嚴的樂曲,在1896年6月12日菲律賓宣告獨立時即奏響。3年后又由何塞·帕爾馬為它譜寫了優美的歌詞《菲律賓》,至今仍是菲律賓國歌。胡利安·費利佩還作有多首革命歌曲,如獻給甲米地十三烈士的《贊歌》,紀念革命犧牲者的《祈禱祭曲》。另一個偉大的音樂家胡利奧·納克皮爾在1896年11月創作了一首卡蒂普南贊美歌《尊敬而貧困的他加祿地區》,他還作有獻給菲律賓同盟成員的《帕希馬克斯》,獻給被暗殺的盧納將軍的葬禮曲《卡巴納端》和吹號樂曲》號角之聲》等。第一共和國時期最流行的歌曲是《巴利瓦格的何塞利南》,也稱《革命的昆地曼》,是一位無名氏創作的。
  注釋:
  ①(菲)格雷戈里奧·卡·賽義德:《菲律賓共和國:歷史、政府與文明》,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331頁。
  ②金應熙主編:《菲律賓史》,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332頁。
  ③ ⑤ ②④ ②⑤ ②⑥ ②⑦ ②⑨(菲)格雷戈里奧·卡·賽迪:《菲律賓革命》,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42頁,320—321頁,320—321頁,320—321頁,333頁,342—343頁。
  ④張錫鎮:《黎薩爾的政治思想》,載《南亞東南亞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⑥陳堯光、姚群譯《不許犯我》,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
  ⑦姚群譯《起義者》,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
  ⑧凌彰譯《黎薩爾詩選》,載季羨林主編《東方文學作品選》(上),第647—652頁。
  ⑨周南京、梁英明選譯,《近代亞洲史料選輯》(下冊),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1頁。
  ⑩ ①① ①② ①③ ①④ ①⑤ ①⑥ ①⑦ ①⑧ ①⑨ ②⑩ ②① ②② ②③《卡蒂普南的學說》,載周南京、梁英明選譯《近代亞洲史料選輯》(下冊),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7頁,11頁,11頁,11頁,7頁,8頁,7頁,8頁,50頁,18—19頁,51頁,14頁,50—51頁,50—51頁。
  ②⑧《菲律賓》一詩的中譯文,載沈紅芳編著《菲律賓》,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年,第26頁。
   (作者單位: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東南亞研究所)
   〔責任編輯:朱振明〕
  
  
  
東南亞昆明56-64K5世界史賀圣達19971997 作者:東南亞昆明56-64K5世界史賀圣達19971997
2013-09-10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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