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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廷黻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蔣廷黻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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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廷黻(1896—1965),湖南寶慶(今邵陽)人。早年留學美國,1923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歸國后歷任南開大學、清華大學歷史教授,參與創辦《獨立評論》。1935年起,以書生從政,任民國政府高級外交官直至退休,不久病逝于紐約。
  作為現代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在中國近代史和近代外交史研究領域中聲名卓著。所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兩卷,是中國第一部編審精當、卷帙浩大的近代外交文獻匯編,為爾后外交史研究發展成一門歷史學分支學科奠定了初基;所著《中國近代史》,雖僅5 萬余字,但在當時流傳甚廣,后來成了他的代表作,不僅奠定了他在這一領域的學術地位,而且從中可以窺見他那一代受過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響的學人,在思考國家前途、民族命運和關懷社會進步、主張政治改良的普遍心態。本文即以這一著作為主要分析單元,論述他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成就。
      一、厚積薄發的“初步報告”
  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寫于1938年春夏之交。當時,他已辭去駐蘇聯大使職務,又未恢復行政院政務處長職掌,正在漢口閑賦(注:蔣廷黻于1935年被蔣介石羅致,棄學從政,任民國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1936年10月至1938年1月任駐蘇聯大使。1938年2月至5 月在漢口閑賦,等待新的任命。)。《藝文叢書》編者之一的陳之邁,深知他對近代史素有研究,便約他寫書。他欣然應約,按叢書每冊3萬至6萬字的要求,用兩個月時間寫了這本5萬余字的《中國近代史》。 同年作為《藝文叢書》之一,由藝文研究會出版發行。
  關于這本書的寫作動機和性質,他在1949年7 月為臺灣啟明書局將之改名為《中國近代史大綱》重排出版時寫的《小序》中有所說明:
  “我在清華教學的時候,原想費十年功夫寫部近代史。抗戰以后,這種計劃實現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在漢口的那幾個月,身邊圖書雖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機把我對我國近代史的觀感作一個簡略的初步報告。這是這書的性質,望讀者只把它作個初步報告看待。”(注: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外三種》,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9頁。)
  這段話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是他在清華任教時已有寫作《中國近代史》的長期規劃;第二是這部5萬余字的著作, 是他對中國近代史整體思考的集中體現。
  蔣廷黻是從外交史研究擴及近代史的。早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時,他就對英國工黨的對外政策產生了濃厚興趣,后來便以此作為博士論文的課題。歸國后在南開大學主講中國近代外交史,并努力搜集和鑒別有關資料。在當時,這是一項全新的工作。“北方幾個大學的學風,已由西方學術的介紹轉變為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問題,許多方面都是新創的,廷黻對外交史的研究也是方面之一。”(注:陳之邁:《蔣廷黻的志事與平生》(一),《傳記文學》八卷三期,第5頁。)
  1929年5月,蔣廷黻應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之聘, 任該校歷史學教授兼歷史系主任(注:蔣廷黻于1923年獲博士學位后,應南開大學之聘,攜眷回國,出任該校歷史教授,主講中國近代外交史。1929 年5月,應聘出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歷史學教授。但因南開課程尚未結束,所以應聘后仍在南開任教,直到7月學期結束,才北上赴任。 蔣未到任前,清華歷史系主任一職,暫由校長羅家倫兼任。)。赴任后除大力進行學科改革,把歷史系建成全國一流的教學陣營外(注:蔣廷黻主持清華歷史系時,發現該校在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都缺乏能開中國自己課程的教授。為此,他在歷史系對教師配備和課程設置進行了調整與改革,逐步形成了較強的教學陣營:雷海宗主講中國通史和古代史,陳寅恪主隋唐史,姚從吾及邵循正主元史,吳晗主明史,蕭一山(北大教授,兼任)主清史,劉壽明、張貴永主西洋史,王信忠主日本史,葛邦福(白俄)主俄國史,蔣廷黻自己則主講中國近代史和近代外文史。同時規定,本系學生可兼修旁系各科。),外交史研究也有很大進展。1931和1934年,由商務印書館分別出版了《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選輯》上、中兩卷(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商務印書館1931年出版,該卷輯錄1822年(清道光二年)至1861年(咸豐十一年)間重要外交文獻259種(篇);中卷于1934年由商務出版,輯錄1861 年(咸豐十一年)至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間重要外交文獻540種(篇)。兩卷共計799種(篇),下卷至今未見出版,估計他在棄學從政后, 已無時間與精力編完下卷。)。在對外交文獻編纂研究的同時,發表了一批有獨識的學術論文,如《評〈清史稿·邦交志〉》、《琦善與鴉片戰爭》、《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等,其中《琦善與鴉片戰爭》一文,在學術界引起了巨大反響(注:《琦善與鴉片戰爭》發表于《清華學報》六卷三期(1931年)。文章用大量資料證明琦善到廣東后并未撤防。文章認為,他在軍事方面雖無可稱贊,亦無可責備;在外交方面,他能審察中外強弱形勢、權衡利害輕重,“實在是超越時人”。關于林則徐,文章認為林被罷黜,是林的大幸,“林不去,則必戰,戰則必敗,敗則他的名聲或與葉名琛相等”;但林被罷黜,對中國國運則是大不幸,“林敗則中國會速和,速和則損失可減少,中國的維新或可提早二十年”。此文一出,猶如一石入水,各方面反響都很大。贊成者有之,反對者或認為他太偏向滿清,“居然冒險去批評傳統上已經被承認的英雄人物”。)。
  他從外交史研究中越來越感到許多問題不能局限于對外交往方面作觀察,必須追溯到民族性、國民性、社會心態乃至經濟變化、社會結構等方面。這就促使他對自鴉片戰爭以來近百年歷史的探究與思考。他說:“清華五年實在是夠刺激的,可以說我是發現一個新大陸——中國近代史”。(注:蔣廷黻英文口述稿、謝鐘璉譯:《蔣廷黻回憶錄》,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頁。)30年代初, 中國近代史研究還屬于起步階段。蔣廷黻的這一悟性,激起了他對近代史的研究興趣。他一方面盡力搜求和認真鑒別近代史資料,一方面又對近百年來的社會及經濟發生的變化作深入研究,把寫一部具有權威性的中國近代史作為一生最大的志愿(注:陳之邁:《蔣廷黻的志事與平生》(六),《傳記文學》九卷二期,第31頁。)。但他為什么遲遲沒有動筆呢?一是當時的學界認為還沒有到寫中國近代史的時候,二是與他自己的治學作風有關。
  二、三十年代,一些象蔣廷黻那樣受過西方科學方法訓練的學者,特別強調史料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尤其對處于剛剛起步階段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更是把史料的積累編訂看成為首要和先決條件。1931年,羅家倫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一文中稱:
  “我覺得現在動手寫中國近代史,還不到時間。要有科學的中國近代史——無論起于任何時代——非先有中國近代史料叢書的編訂不可。所以若是我在中國近世方面要作任何工作的話,我便認定從編訂中國近代史料叢書下手。”(注:郭廷以編:《近代中國史》第一冊《引論》,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11頁。)
  羅家倫的這一看法,也是當時近代史研究者的共識。如簡又文、王重民等都在搜求史料上下功夫,直到1939年時郭廷以還直言不諱地宣稱:“歷史研究,應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國史論,現在尚為史料編訂時期,而非史書寫著時期。”(注:郭廷以編:《近代中國史》第一冊《例言》,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1頁。)處在這種氛圍下,蔣廷黻期以十年寫成中國近代史就很自然了。
  從蔣廷黻的治學作風看,他治學嚴謹,一生著作不多(注:這里所說蔣一生著作不多,是指他的學術論著不多。1965年,臺北文星書店出版《蔣廷黻選集》一套6冊(李敖作序),共收錄蔣廷黻文論共167篇;1978年,這套選集由傳記文學出版社再版,仍一套6冊167篇,但李敖所作序已被刪去。筆者承臺師大張桓忠史學碩士(現正攻讀博士學位)寄贈的《蔣廷黻選集》即此再版本,以下所引選集文論即據此版本,不另注明。),每有著述,都信而有征,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這與他早年受到的科學方法訓練大有關系。重在積累,不作急就章,成了他治史的習慣。所以,他在1935年離開清華去南京做官時,他的近代史研究尚在進行的過程中,還沒有達到一個完整的段落。以后,更無時間精力完成這項計劃,但此事一直是他魂牽夢瑩之所在。他稱這本5 萬余字的著作為“初步報告”,表明他并未放棄初衷。他原想既從政又擠出時間做學問,兩者得兼。在懂得無法得兼后,又希望退休后能到臺北近代史所繼續研究,把中國近代史寫出來。(注:參見羅家倫:《壇坫風凄:憑吊蔣廷黻先生》,《傳記文學》八卷一期,第32頁。)不幸就在這一年病魔奪去了他的生命,一生最大愿望,竟成了終身遺憾。
  其實,這本被他稱為“初步報告”的著作,篇幅雖小,學術含量卻很大。寫得深入淺出,既好讀又耐看,甫經出版,便廣為流傳。一年后的1939年,商務即印第二版;同年,重慶青年書店又重印。1949年,臺灣啟明書局以《中國近代史大綱》為書名重排出版。大陸則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興起的思想解放潮流推動下,于1987年由岳麓書社將之輯入《舊籍新刊》,同時收入《評〈清史稿·邦交志〉》、《琦善與鴉片戰爭》、《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從順治到咸豐》三種論著,合成一冊,以《中國近代史·外三種》書名面世。書首有該社《出版說明》和陳師旭麓教授寫的《重印前言》(注:陳師這篇《重印前言》先以《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為題,發表于1986年6月16日《文匯報》。), 書后附有蔣廷黻的女公子蔣壽仁女士寫的紀念性文章《欣慰與回憶》。這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個《中國近代史》的重版本,也是一個新版本。但原書最后一節即第七節《蔣總裁貫澈總理的遺教》,因寫的是“抗戰救國”的現實,“不免囿于成見”而被刪除。所以,岳麓版實際上不是全刊本而是刪節本。1990年,上海書店將其按1939年商務版重印,收入《民國叢書》第二編,編為第75冊。據悉上海古籍出版社將于近期把它作為《蓬萊閣叢書》的一種,重排出版。一部學術性著作,經過半個世紀以上時間的汰洗而仍備受后人垂青,足以說明它已為社會認同,成了代表一個時代的學術精品。
  一個“初步報告”竟成了傳世之作,這恐怕是蔣廷黻所始料不及的。然而,世事總是偶然中寄寓著必然。如果沒有深厚的史學功底,沒有近代外交史研究的長期積累,沒有對近代史近十年的整體思考,怎么能在圖書資料匱乏的情況下寫出如此大氣、如此耐讀的作品呢?可見成功總是與艱辛同步的。厚積薄發,大家之道,信然!
      二、以史為鑒的分析框架
  蔣廷黻對現代中國史學的貢獻,不僅在于他是中國少數幾位近代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而且在于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建構了一個可資參考的分析框架與通史體系。
  從方法論層面說,歷史研究是運用一連串概念去闡述歷史發展過程的內在聯系,而概念的詮釋功能只有在特定的建構中才能充分顯示理論張力。這種由概念建構成的評價體系,往往表現為一種特殊的話語系統,體現著研究者的歷史觀和史學特具的訓鑒功能。傳統史學發展到清末,基本上只是對史料的辨偽、輯佚、考證、訓詁之類的方法,主要不是思辨而是功夫論層面的研究。不少學者缺乏觀念更新、架構改制一類的自覺追求,成了為版本而研究版本,為古籍而研究古籍,不能從整體上解釋歷史。蔣廷黻說:中國的史家,往往是“治史書而非治歷史”(注:陳之邁:《蔣廷黻的志事與平生》(一),《傳記文學》八卷三期,第6頁。),指出“此種研究歷史的方法在現在已經落伍, 不能再繼續下去。”(注:《蔣廷黻回憶錄》第124頁。)
  蔣廷黻自己接受過西方史學的科學方法訓練和進化史觀影響。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正是美國的“新史學”占主流地位的時代。他的導師卡爾頓·海斯(Carlton J. H. Hayes )是美國“新史學”的倡導者詹姆斯·魯賓遜(James H.Robinson)的弟子。而哥倫比亞大學恰恰是美國“新史學”派的中心。這個學派以實證主義為思想基礎,重視史學的社會功能與實用價值,主張史學革命。蔣廷黻在哥大的四年研究中,不僅受到了“新史學”的熏染,接受了作為“新史學”基石的進化史觀,注意用實證的方法探求史事之間的因果聯系,強調史學的訓戒功能和歷史教育的普及;而且受到了導師研究的直接影響,把海斯對歐洲近代政治史研究中的“族國主義”理論,作為自己觀察中國社會和歷史的重要觀念。他把上述的新方法與新觀念,結合自己的近代外交史研究和對中國社會的實際考察,系統地凝聚在這本5萬余字的著作中。
  蔣廷黻在這本書的《總論》中,一開始就從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一個整體的進化史觀著眼,通過中西文明的歷史對比,得出了十九世紀的西方世界已經具備了近代文化而東方世界仍處于中古狀態的結論。由此出發,他抓住東西方文化沖突的基本態勢,把先進的西方近代化和落后的東方中古狀態作為文明發展的兩個不同階段,進而建構他對近代中國歷史的分析框架;他把中國能否實現近代化作為歷史主題,把中國人能否接受科學、利用機械,能否建成近代民族國家,作為實現近代化、趕上西方世界的三項主要指標。他在《總論》里說: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致慘敗,毫無例外。”(注: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外三種》,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11頁。)
  蔣廷黻所說的“科學”,既指科學知識本身,又含有科學精神的內蘊,是與“作八股文,講陰陽五行”的蒙昧主義相對待的新的人文精神,屬于近代文明的精神范疇;他所說的“利用機器”,是與仍保持著“唐、宋以來模樣”的自然經濟相對待的產業經濟,屬于近代文明的物質范疇;所說的“民族國家”,是與宗法制度下的家族、家長制相對待的政治體制,屬近代文明的制度范疇。他把這三對范疇作為實現近代化(即西方化)的價值評判體系,恰恰反映了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仍然處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急劇轉型之中的現實。為因轉型而失衡的社會尋找價值重建的良方,正是當時象蔣廷黻那樣接受過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響的一代學人朝思夕慮的所在。他們一方面不得不承認中國的文明已經落后于世界,只有學習西方才能救亡圖存;一方面又希望回歸傳統,尋回失落的富強夢,力圖給困厄中的國家和民族指引出路。這種對歷史中國的自豪和現實中國的自悲所構成的文化情結,不僅是自由派學人群,而且也是大多數知識分子在當時的普遍心態。蔣廷黻以這一分析框架寫成的《中國近代史》在那時影響很大、流傳甚廣,原因即在于此。
  如前所述,蔣廷黻是從外交史研究拓展到近代史的,深知“近代史上外交雖然要緊,內政究竟是決定國家強弱的根本要素”(注: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外三種》,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36頁。)。他的分析框架即是從內政外交的關系入手,重點分析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抵抗外敵入侵和內政改革的方案,表現了尋求救亡之道的使命感。他說:“現在我們要研究我們的近代史,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我們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的成敗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我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于抗戰救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注: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外三種》,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13頁。)在這種以史為鑒、以史經世的支配下,蔣廷黻把中國為擺脫外國侵略而向對手學習的過程作為近代史的基本線索,論述了自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前夕近代中國歷史上依次遞進的四個“救國救民族”方案的內容、性質、成敗和歷史教訓。他認為第一個救國救民族的方案是同光時期由奕xīn@①、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領導的“自強運動”。這個運動的方案是要學習運用及制造西洋的軍器來對付西洋人;第二個救國救民方案是康有為領導的變法運動,這個方案的主旨是要變更政治制度,最后目的是要實行君主立憲政體;義和團運動可說是近代史上“第三個救國救民的方案”,但這個方案是“反對西洋化、近代化的”(注: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外三種》,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85頁。);清末民國初年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是第四個救國救民的方案(注:參見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外三種》,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4節至第6節,第85—96頁。)。他把這四個方案產生的國際國內背景,方案倡導者的事功以及推行過程所遭遇的阻力、斗爭等都有機地穿插其間,形成了一個以政治史為經、事件史為緯線性式的近代通史體系。
  顯然,這樣的通史體系完全與他建構的分析模式相契合:除第三個方案即義和團的盲目排外與近代化背道而馳外,其余的方案恰恰是中國人從器物層面到制度層面上學習西方以脫離中古狀態的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分析上述救國救民方案受阻乃至失敗原因時,往往以科學的人文精神來反觀近代時期中國人特別是士大夫階層的素質與表現,從國民性乃至民族性方面得出了若干發人深思的結論:
  他針對鴉片戰爭失敗后中國仍舊不覺悟,不圖改革,妄費了民族二十年光陰的事實,指出“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后還不明白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注: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外三種》,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24頁;第58頁。)這是批評國人昧于世界大勢、不思上進的麻木狀態。
  他在書中問:為什么中國人不在鴉片戰爭以后就開始維新改革呢?他回答說一是“中國人守舊性太重”;二是士大夫以傳統文化為生命線,“文化的動搖,就是士大夫飯碗的動搖”,所以他們反對改革;三是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注: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外三種》,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24頁;第58頁。)。這是說出了士大夫在傳統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守舊性、保守性和妥協性。
  同光時代的士大夫反對自強新政,那么民眾是否比較開通?他說:“其實民眾和士大夫階級是同鼻孔出氣的”;“嚴格說來,民眾的迷信是我民族接受近代西洋文化大阻礙之一。”(注: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外三種》,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24頁;第58頁。)這是我們常說的我國民眾文化素質低下的別一種表述,也是更尖銳的表述。
  蔣廷黻把科學的人文精神作為近代化的重要內容,并以此評判國民性,似乎象新文化運動的話語,其實是清末留學生中一度迷漫過的文化自責思潮的遺風。翻開辛亥革命時期出版的各種留學生報刊,可以發現留學生為了喚起國民性而批判奴隸性的文章比比皆是。他們往往指責百姓甘做“亡國奴”,甘作滿清的“順民”;說中國人的性質“曰柔順,曰巧滑,曰茍且偷安。喻以利則為排外之舉動;逼于勢則為外軍之順民,總之畏死二字,足以盡之矣。”(注:李群:《殺人篇》,原載《清議報》第88期,轉引自張@②、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上冊,三聯書店1960年版,第22頁。)所不同的是,辛亥革命時期的激進知識分子,往往把自己視為教育、提xié@③、領導“下等社會”的先進者,蔣廷黻則不僅對下層社會,而且對“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都作了無情解剖,把他們一概視作接受近代文化的阻力。他不象早期留學生那樣只是以吶喊來驚醒民眾,而是通過對史事的因果推出結論,顯得格外深沉有力。他的國民性的評判雖說不無偏頗片面,但對士大夫這種文化精神上的弱點和缺失的展示,使人看到了歷來被謳歌為“社會良知”的知識階層之另外一面。他把這一面作為近百年來中國無法順利推行近代化的重要原因,客觀上起到了教育和振奮抗戰時期的知識分子担起救亡責任的作用。
  誠如陳旭麓師所指出:“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蔣廷黻在近代史中論述的這些環節,不是無的放矢,而是反映了近代中國某些實況及其方向的。”(注:陳旭麓:《重印前言》,岳麓版《中國近代史·外三種》第5頁。 )中國人為了擺脫中古狀態而學習西方以建成近代民族國家的歷程,先是從不徹底的器物層面開始,然后進到政治體制的制度層面,但只有再進到社會改革和更深層的精神層面,才能真正實現近代化。
      三、歷史觀與方法論評估
  象一切創新學派都有不成熟的缺憾那樣,蔣廷黻建構的分析框架和話語系統在歷史觀和方法論上都有缺陷。首先是歷史觀即歷史本體論上,蔣廷黻是服膺進化史觀的。進化史觀雖然將歷史看作一個不斷由低級向高發展的過程,歷史是有規律可循的;但進化史觀視文化沿革為史學研究的學問所在,以因果關系作為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對歷史的理解往往顯得一元化,詮釋也因之太線性化。蔣廷黻建構的分析框架,把近代化和中古狀態作為先進與落后的文化發展階段,以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作為中國接受近代化的“因”,把學習西方實現近代化作為中國脫離中古狀態,“必致富強”的“果”。以這種“因果”關系構成近代歷史主題,嚴格說既忽視了歷史動因的多元性,又否定了結果多樣的可能性。他的這個分析框架,可以說是后來西方盛行的“沖擊—反應”模式的中國版,只是沒有達到范式化而已。
  其次在方法論上,蔣廷黻接受的是西方實證史學(即“科學史學”)的訓練。實證史學認為歷史研究只有確定史實、構成規律,才能成為科學。所以蔣廷黻極重視對歷史材料的搜求與考訂。他對近代外交史的研究,就是有感于西方學者的著作中缺乏中國方面的資料而決心從資料下手的(注:參見《蔣廷黻回憶錄》第95頁。);他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也是首先注意收集和鑒別資料(注:參見《蔣廷黻回憶錄》第127—129頁。)。但當他尋求規律時由于只注重因果關系的分析而顯得捉襟見肘。因為因果聯系是一個無窮的循環:因前有因,果后有果,多因一果,多果一因,在甲為因,在乙為果,很難深究;更重要的是因果關系并不是歷史內在規律的全部,即使正確分析出史事之間的因果聯系,也難說發現了規律。所以,因果關系的分析方法,可以適用于簡單的、個別史事間的內在聯系的探求,很難適用于復雜的全局性的過程分析。所以當蔣廷黻在這本著作中涉及到若干全局性、宏觀性的史事分析時,往往有簡單化、片面性、牽強附會的缺點。例如他指出了鴉片戰爭前中國與西方各國沒有邦交,中國對西洋各國總是以“天朝”自居,把它們視作藩屬國的事實,卻由此推出“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這以后,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注: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外三種》,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17頁。)的結論。這顯然是混淆了封建宗藩關系和資本主義條約制度兩種不同時代、不同性質的不平等。宗藩關系的不平等,只是禮儀制度下形式上的不平等,它表現為藩屬國向宗主國朝聘和宗主國對藩國的冊封,是文化上的互動互應,不是統治與被統治,壓迫與被壓迫。朝聘不是臣服,冊封不干涉內政。條約制度完全是在列強武力威脅下以迫訂不平等條約來損害中國主權、破壞中國領土完整、掠奪中國資源的實質性的不平等。兩者具有不可比性,構不成邏輯上和史實上的因果聯系。
  再如他指出鴉片戰爭前中國不知有外交,只知“剿夷與撫夷,政治家的派別劃分不過是有的主剿,有的主撫。據此,他把廣州反入城斗爭中的徐廣縉、葉名琛說成是“繼承了林則徐的衣缽,他們上臺就是剿夷派抬頭”(注: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外三種》,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30頁。)。其實,林的主戰是在努力了解西方、睜眼看世界以后,徐、葉的反入城是不諳世界大勢、虛驕剛愎的結果;林認為“民心可用”是在認識到人民群眾保家衛國的積極性后將之引導到反對侵略戰爭中,徐、葉之“民心可用”,是將之引導到盲目排外以達到道光帝“小屈必有大伸”(注:那是道光帝在嘉獎廣州反入城有功人員的上諭中說的話:“夷務之興,將十年矣。沿海擾累,糜餉勞師,近年雖略臻靜謐,而馭之之法,剛柔不得其平,流弊以漸而出。朕深恐沿海居民有蹂躪之虞,故一切隱忍待之。蓋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見梁廷@②《夷氛聞記》卷五,《鴉片戰爭》資料叢刊本,第6冊,第100頁。)的虛驕目的。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對外策略,怎能牽強附會地論定兩者是有繼承關系的同一性呢?
  他對國民性的剖析有很多鞭辟入里之詞,發人之所未發或不敢發,但偏面性也隨處可見。例如他認為中國士大夫守舊,缺乏獨立大無畏精神,以至鴉片戰爭后沒能立即改革內政、起始維新。其實,鴉片戰爭后不少士大夫確有“雨過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轉喉觸諱,絕口不提”(注:《軟塵私議》,《鴉片戰爭》叢刊本,第5冊,第529頁。),但“志士扼腕切齒, 引為大辱奇戚”(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29),第79頁。)者也大有人在。徐繼shē@④的《瀛環志略》、姚瑩的《康yóu@⑤紀行》、梁廷@②的《海國四說》、夏燮的《中西紀事》、魏源的《海國圖志》等介紹西方及周邊國家的史地書籍紛紛出刊,有的宣稱“是誠喋血飲恨而為此書,冀雪中國之恥,重邊海之防,免于胥淪鬼蜮”,有的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都應師法。1842年10月,江南司郎中湯鵬上折籌議善后事宜30條,就防范英國及其與國之法,論及中國必須在軍事、吏事、風俗、煙禁、人才、考試制度等方面進行改革(注:《戶部進呈江南司郎中湯鵬奏為敬籌善后事宜三十條折》,《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6冊,第378—396頁。), 這是當時京官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份改革方案,也是最早把改革內政與愛國反侵略結合起來的方案。(注:見拙著:《〈南京條約〉與中國士大夫散論》,《史林》1997年第3期。 )即使是被蔣廷黻批評為阻礙同光時期自強運動的“清流”派士大夫,也不是鐵板一塊,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被目為“青牛尾”的陳寶琛,雖非洋務派但不反對洋務活動,雖主張中學為體,但并不排斥西學的“清流”健將。他不僅主張中西學問相通,新舊文明相益,而且在倡導西學,引進西方科技方面躬親實踐、殫精竭慮(注:見拙著:《論陳寶琛與“前清流”》,《復旦學報》1995年第1期。)。 看來把士大夫一鍋煮是片面的,一概罵倒雖振聾發聵,其實也屬偏頗。
  上述這些缺點有的是體例方面的不得已所造成。按《藝文叢書》規定,每本字數不低于3萬,不超過6萬,篇幅太少,自不能詳加分析與展開,只能揀主要的寫,片面也就難以避免;有的是歷史觀與方法論本身的問題。用進化史觀看待歷史,執著于因果關系的探求,雖然能解釋歷史的進步,卻很難說清進步的動因;雖然能得出合理的結論,卻很難系統全面的論證。
  盡管存在上述缺憾與不足,但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取得的成績以及他這套架構和話語系統,對當時和以后的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1964年,時任臺北近代史所所長的郭廷以教授,在評價蔣廷黻學術成就時說:
  “近代中國史的研究,蔣先生是個開山的人。近四十年來,蔣先生在這方面最大的貢獻,是開創新的風氣,把中國近代史研究帶入一個新的境界,特別是給我們新的方法與新的觀念。”(注:劉鳳翰:《蔣廷黻博士對中國近代史上幾個問題的見解》,《傳記文學》七卷六期,第27頁。)
  其實,早在1939年,郭廷以在自己編纂的《近代中國史》第一冊的“例言”中就說過:“蔣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國史之科學研究,實與羅先生(沈案:即羅家倫)同開其風氣,直接簡接,編者亦受其相當影響”。(注:郭廷以編:《近代中國史》第一冊《例言》,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2頁。)
  1965年,著名人類學家、曾任南京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李濟也說:“他為中國近代史在這一時期建立了一個科學的基礎。這個基礎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緊的是他發展的幾個基本觀念。有了這些觀念的運用,他才能把這一大堆原始資料點活了。”(注:李濟:《回憶中的蔣廷黻先生》,《傳記文學》八卷一期,第28頁。)
  郭廷以和李濟既是蔣廷黻同時代人,又都是研究歷史的同行,他們的評價不僅極富歷史感,而且道出了蔣著《中國近代史》成為一個時代學術代表作的原因以及對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作出了開風氣、奠定科學基礎的貢獻。
  如果對我們最近20年來的近代史研究稍加回顧,就會驚訝地發現,我們正在致力于蔣廷黻提出的近代化研究,而且大部份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重復蔣廷黻早在60年前建構的話語系統,乃至使用他那套分析框架,那么對他和他的著作給予重視,進行研究,其意義也就不言而喻了!
復旦學報:社科版滬72~79K3中國近代史沈渭濱19991999本文以蔣廷黻在抗戰初期所著的《中國近代史》為分析單元,論證了他在“以史為鑒”、“以史經世”的支配下,以中華民族能否走出落后的“中古”狀態進入“近代化”,能否廢除狹隘的“家庭觀念和家鄉觀念”,組織“近代民族國家”為歷史主題,建構了一套分析框架和通史體系。文章就蔣廷黻體現在這一著作中的歷史觀和方法論進行了評估,既指出其不足與缺憾,又肯定其對當時和以后的近代史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從而認為蔣著《中國近代史》已成了代表一個時代的學術精品,值得重視和研究。中古/近代化/國民性本文作者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作者:復旦學報:社科版滬72~79K3中國近代史沈渭濱19991999本文以蔣廷黻在抗戰初期所著的《中國近代史》為分析單元,論證了他在“以史為鑒”、“以史經世”的支配下,以中華民族能否走出落后的“中古”狀態進入“近代化”,能否廢除狹隘的“家庭觀念和家鄉觀念”,組織“近代民族國家”為歷史主題,建構了一套分析框架和通史體系。文章就蔣廷黻體現在這一著作中的歷史觀和方法論進行了評估,既指出其不足與缺憾,又肯定其對當時和以后的近代史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從而認為蔣著《中國近代史》已成了代表一個時代的學術精品,值得重視和研究。中古/近代化/國民性
2013-09-10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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